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經濟史>>正文內容
                        經濟史 【字體:

                        廖文輝:咸豐時期戶部銀庫實銀收支問題再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以后,清政府因歲入銳減、支出劇增而遭遇嚴重的財政危機。作為全國財政運作重要組成部分的戶部銀庫,由此陷入庫儲殆盡、入不敷出的絕境。面對危局,清廷不得不應急變通,一面暫棄京餉按冊酌撥的舊制,改為年前一體定額預撥以期保證實銀收入;一面下放軍餉籌撥權限借以息肩。此外,裁減俸餉、鑄造大錢、頒發票鈔、舉辦捐銅等補苴權宜之計漸次施行,勉力維持收支平衡。咸豐后期,戶部銀庫實銀收支均呈回升之勢,票鈔大錢所占比例逐漸下降。隨著內外環境的巨大變化,清政府財政逐漸脫逸舊軌,戶部銀庫的實銀收支內容與數量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其在全國財政運作與經費調度中的重要性也大為下降。

                         

                        關 鍵 詞:咸豐時期/戶部銀庫/實銀/京餉

                         

                        在清代,戶部銀庫“為天下財賦總匯”,“各省歲輸田賦、鹽課、關稅、雜賦”,除存留本省支用、協濟不足省份外,“凡起運至京者咸入焉”,執行著類似“國庫”的功能。①基于此,戶部銀庫在當時的財政制度運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庫存與收支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全國財政盈絀的指向標。道咸之際,軍務與河工相繼而起,庫藏迅速枯竭。隨著戰事蔓延,戰區各省收入銳減,軍費等支出急劇增加,中央以至各省迅速陷入了左支右絀的竭蹶境地,而此時戶部銀庫的收支與庫存變化適為這種情形的直接寫照。

                         

                        咸豐時期財政的相關研究中,戶部銀庫收支問題得到學者們的關注。②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戶部銀庫收支情形與清廷鑄造大錢、頒發票鈔的通貨膨脹政策等問題。③相形之下,有關咸豐時期不同時段中清廷對于部庫收支危機的認識、應對與成效,部庫實銀收支內容、規模的具體變化及其影響等問題,相關研究論述較為簡略,仍有進一步挖掘與探討的空間。本文試圖通過戶部銀庫黃冊與餉鞘月單④等資料,重新統計咸豐時期戶部銀庫實銀收支的數量與規模,并參以奏折、題本、時人日記、官修文獻等資料,進一步勾勒部庫收支于不同時段在制度與實際運作層面發生的變化及其影響,以期加深對于咸豐時期財政演變的研究。

                         

                        一、道光后期的財政與戶部庫儲

                         

                        咸豐朝以前,清朝政府應對臨時巨額支出的辦法主要為利用庫藏、暫開捐納事例等,其中,戶部銀庫的存銀尤為大宗來源。⑤因此,欲了解咸豐時期清政府應對財政危機的能力,道光后期的財政情形與戶部庫存銀數多寡顯得十分重要。

                         

                        清代財政在乾隆朝處于頂峰,戶部庫儲豐盈,各省藩運等庫也存貯充裕。嘉慶初年的白蓮教之役,致使部庫存銀耗去大半。自此之后,戶部銀庫的存銀數量始終在二三千萬兩上下。嘉道時期,清朝的財政開始逐漸陷于勉強敷衍的境地。在收入方面,歲額所入,缺額甚大。其中,作為進款主體的地丁正雜一項,屢次豁免民欠,動輒數逾千萬,之后不惟舊欠延宕未清,新欠旋復踵增,致使愈積愈多。根據戶部的奏報,各省積欠銀數,嘉慶元年(1796)至嘉慶十六年約1956萬余兩,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九年(1829)1770萬余兩,道光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為1484萬余兩,道光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七年為2390萬余兩。至于鹽稅,因為鹽引滯銷等原因積欠累累,截至道光十九年,其懸引未完及欠解帑利等款高達7869萬余兩。漕糧一項,以額定之數計之,以收抵放,本屬有贏無絀,然而道光中后期漕糧起運抵通,歲短百萬及數十萬不等。盡管戶部采取多種應對措施,但節省之數終不能敵各該省短缺之數在支出一端,軍需、河工、災賑等項支用數額巨大,僅道光中后期即多至七千余萬兩。此外,銀貴問題日益突出,朝野均認為不惟商民皆受其害,國家正供也因之虧短。虧空之弊亦愈趨惡化,致使各級銀庫的存儲減少甚多。至道光季年,財政困窘的情況更為嚴重,“經費之絀,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即已日甚一日”,“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是以各省封存正雜等項,漸致通融抵墊,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⑨

                         

                         

                         

                        透過上表可以發現,在乾隆時期,各省歲入在留支本省與協濟不足省份之外,可供解部與留充次年兵餉的余剩一項常年保持在1 100萬兩以上。至道光后期,各省余剩銀數急劇下降,大多不足300萬兩。尤值注意的是,根據各直省歲入歲出清單等資料,可知地丁、鹽課兩項系各直省常例與臨時支出來源的主體部分,關稅則系各關常例支用之外,全數解部。(11)所以關稅一項在道光中期以前系戶部銀庫進款的大宗來源之一,解部銀數較多,也相對穩定。但是到了道光后期,各關所征銀兩被頻繁指撥作為軍需、河工、災賑等項例外支用,足可反映作為一般經費指撥來源的地丁、鹽課業已不敷支用,不得不于關稅中大量指撥。(12)由此可見,道光后期的財政已十分困窘,可供解部的各省財政盈余非常有限,不惟難以歸補與擴充部庫的庫藏,部庫存銀反而屢屢外撥,以供例外支用,致使庫存銀數不斷下降。

                         

                         

                         

                        根據上表可知,部庫存銀數量下降主要集中在道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合計減少2387.5069萬兩。其中,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兩年受第一次鴉片戰爭等影響,入不敷出,部庫存銀減少1154.2876萬兩(13),道光二十三年銀庫弊案虧短925.2762萬兩(14),該年實際收支又導致庫存減少307.2762萬兩。銀庫弊案之后,清廷為彌補庫虧,采取了一些措施試圖增加部庫收入、削減支出,獲得了一定的成效。(15)不過總體而言,由于全國性的財政支絀,部庫收支規模有所縮小,存銀并未得到有效歸補,反而繼續下降。至道光三十年,較道光二十三年庫存又減少149.2827萬兩,降至康熙中葉以來的最低谷。

                         

                        先行研究雖然普遍注意到道光后期部庫存銀的減少,不過對于其實際存銀數量,大多存在低估的傾向。他們的依據,基本出自戶部官員關于部庫存銀數量的奏折。實際上,此一時期戶部的奏折所言部庫存銀大體針對的是戶部外銀庫,而未將戶部內銀庫存銀包括在內。(16)關于戶部銀庫內、外二庫問題,既有研究似多有誤解,在此略作交代。戶部轄有三庫,即銀庫、緞匹庫、顏料庫。其中,銀庫在清初僅有一處,即順治朝所建立的位于戶部署后之銀庫。乾隆三十五年,清廷另于紫禁城內建立了一個銀庫,坐落在東華門內路南,內閣大庫之后(17)由于位置的不同,兩處銀庫分別被稱為外銀庫與內銀庫,清人又多將之簡稱為“外庫”與“內庫”。至此,戶部銀庫始有內外之分。內銀庫其時存儲元寶銀4000萬兩,均系由外銀庫移存。(18)由于當時國家財政充裕,一般的常例收支俱由外銀庫負責,此種情形長期延續,清人往往也不加細分,將之徑稱為部庫;內銀庫雖系戶部銀庫的一部分,但其儲存的巨款常年封存,即戶部亦不得擅動,更多地具有儲備金的意義。當例外支用巨大、外銀庫不足以應對時,在獲得清帝的同意之后,清廷會自內銀庫存銀中外撥以備需用。(19)在大進、大出與四柱黃冊的會計奏銷上,外銀庫與內銀庫系合并計算,同屬于管理戶部三庫事務衙門經理。外銀庫的存銀在道光二十三年外銀庫弊案爆發以后,虧短甚巨。此后因為外省解部之款未能增加,外銀庫收支僅能勉強敷衍,致使存銀未能增補,其數量始終在一二百萬兩上下。內銀庫在經過嘉道年間迭次外撥之后,至道光末年實存800萬兩。(20)

                         

                        綜上可見,道光后期,由于全國性的財政收支緊張,部庫的存貯大為減少,各省庫的存儲亦相當有限。(21)曾經長期將盈余銀兩撥交部庫的內務府銀庫,其積存經過迭次撥用,也只剩下100萬兩。(22)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的財政收入與庫存僅能勉強滿足常例收支,應對例外支用的能力大為下降。

                         

                        二、咸豐初年戶部銀庫實銀入不敷出與庫存劇減

                         

                        道光三十年太平軍在廣西發動起義,清廷從各省調派軍隊開赴粵西。總體而言,咸豐元年、二年兩年,戰區有限,戶部依傳統戰時軍費籌濟之成例,采取部庫撥銀與指撥各省關協解的辦法,向廣西等處運送軍餉。在此期間,清廷先后從內務府銀庫與戶部內銀庫撥出300萬兩解交前線備用。(23)盡管外撥銀數并不太多,但對于業已多年處于勉強敷衍狀態的部庫而言,戰爭的爆發迅速導致收支緊張與存銀數量下降。

                         

                         

                         

                        通過餉鞘月單與大進黃冊,可以觀察到咸豐初年部庫實銀收支的一些顯著變化。首先,就收支銀數規模而言,部庫收入銀數在咸豐元年(1851)、二年大體仍屬正常,支出銀數開始增加,實存銀數下降。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咸豐三年,部庫收入銀數大降,導致庫存銀數銳減。三年之內,部庫存銀減少674.4065萬兩之多。其次,就部庫實銀收入的省關與稅種來源而言,在咸豐朝以前,部庫原有的收入來源,一則區域較廣,二則稅源較多。咸豐初年,由于戰爭的影響,原有的盈余省關如兩淮、江蘇、山東、江西、安徽、粵海關等處一面收入減少,一面集中于籌濟軍需支用,以致解部銀數大減,部庫實銀收入轉而恃山西等處(24);在稅源種類方面,部庫常年進款原以外省解部之關稅、鹽課、地丁銀與戶部捐納房所收常例捐納銀、外省解部捐監銀為主(25),此一時期則更加依賴于籌餉事例大捐與官民捐輸(26),地丁主要出自山西,各處鹽課、關稅等解部數量大減。

                         

                        以上系根據官方檔案所做的數據分析,反映了咸豐初年部庫實銀收支的大致規模及其變化。唯清廷如何認識與應對其時的財政危機,僅憑檔案數據無法窺知內中曲折。以下擬參考時人——尤其是廁身其間的戶部官員的奏折、日記等資料,以期透過當事人的觀察,對當時財政日趨支絀與司農勉力敷衍的情形獲致更加直觀的了解與認識。

                         

                        早在道光三十年軍務初起不久,戶部即因兩粵用兵及常年支放各項需費浩繁,庫儲無多,奏開籌餉事例。(27)唯其時咸豐帝甫經登基,不欲遽議開捐,故而下旨暫緩,并因戶部奏請,飭令各省在例撥諸款外湊撥一定數額解部以資部庫周轉。(28)咸豐元年,部庫支出軍需銀不多,僅撥內銀庫銀100萬兩,但是外銀庫已不敷支放。咸豐元年八月,銀庫官員預計自此至來年二月,庫中須發銀五百七八十萬兩,現存只二百六十萬,不敷三百余萬。戶部官員們已經開始擔心此時能否籌備二三百萬兩作為部庫御冬之資(29)不幸的是,此時軍需之外,豐北廳內的黃河決口,南河總督請撥銀450萬兩。諸人咸以河事為憂,戶部不得不挪湊巨款以應。(30)至此,道光三十年業經奏陳而旋奉諭旨暫緩的籌餉事例,在拖延了大半年后,因為軍需、河工等例外支出已達千萬之巨,最終不得不復蹈故轍,奏準允行。(31)戶部認為,此次擬請開例,系為預備京庫要需,因而奏請將各省所舉辦之捐輸一律停止,俾京庫得以并力而籌,而銀款亦歸核實(32)在盡力湊撥銀款以備部庫支放外,戶部還試圖從節流方面著手,奏請采取諸如裁減綠營兵額、八旗甲米全放本色、南省綠營裁馬改步等措施,以期削減支出。(33)

                         

                        從咸豐元年部庫實銀收支數額來看,其不敷之數尚不明顯。然而細察該年外銀庫進銀的來源,便可發現已不同于往常。首先是各省解部之款中,舊有主要來源——春秋撥冊所載各省實存銀兩——的部分十分有限:“本歲春撥冊報銀兩,可撥之項,甚屬寥寥,只于六月間指撥關稅、監餉六十四萬兩。現在辦理秋撥,除八月二十九日奏撥解部銀一百萬兩外,其冊造留協、留備各款,亦屬無多。各直省復因本年豁免民欠、籌解京餉暨撥廣西軍需,較之去年,均形支絀。”(34)其次,部庫進銀有相當部分來自道光三十年末咸豐諭令各省于例撥之款外湊撥解部的部分,其數雖然高達257萬余兩,但這些解部銀款半由年額,半動封儲,逮春秋兩撥,無可籌解,而所動者又系來年春撥之額(35)此外,淮南鹽課改票(36)、戶部奏開籌餉事例兩項舉措也令部庫收銀不少。

                         

                        由此可見,咸豐元年部庫的進款除了常例酌撥部分之外,兩淮票鹽課銀、籌餉事例捐銀以及各省封儲雜款等已成部庫收入的主體。即便如此,自咸豐元年下半年開始,各省可供指撥之余款已經變得十分有限:“北檔房以撥款余項開單來閱,皆不過奇零小數。”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外銀庫在咸豐元年曾經自內銀庫獲得200萬兩以備支用。可知若非內銀庫之接濟,外銀庫即便獲得上述例外進款,也難以應對支放。因此,盡管賬面上外銀庫仍有八百數十萬兩的進款,內銀庫尚有數百萬兩的積儲,但部庫實際上已經處于依賴例外來源勉強支撐的狀態。自此,戶部已經面臨著雙重的籌餉壓力,一面必須盡力滿足戰區各省不斷奏撥巨額軍餉的請求,一面還需隨時籌款以應對部庫匱乏。清廷君臣均已慮及,一旦戰亂未能及時肅清,此后經費必然支絀。(37)

                         

                        咸豐二年,隨著太平軍進入湖南、湖北,戰區開始擴大,各處請撥軍需與防堵經費的奏折不斷呈送清廷,而各省應行解部之款卻欠解甚多(38),財政支絀的情形日趨嚴重。對于各處邀餉之奏章,咸豐帝大多允準,并令戶部寬籌軍餉,然而檢視戶部迭次指撥之款項,非請撥內帑以濟軍用,即預提后款以應急需”(39),內中已是虛實相半,無著之款甚多。至該年七月,根據戶部北檔房所開軍需總單,已費一千六百萬,近三年例外之需已二千二百余萬。此時不僅外省難籌巨款,京中庫儲也嚴重缺乏,外銀庫出月之儲,僅二十萬耳,內銀庫積貯若再三動用,便已無余”。不得已,咸豐帝于二年八月十二日諭令宗人府等會同戶部寬籌軍餉。(40)眾人所矚目者,在于變通與推廣捐例。其中,唯有官員捐輸助餉一條可以克期呈繳現銀,其余各條成效均難以料定。(41)無奈之下,戶部仍不得不寄望于各省在藩庫現存與應征銀兩內移緩就急,湊撥銀款,以備部庫與軍餉之需。(42)

                         

                        隨著武昌失陷,戰局迅速惡化,太平軍勢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長江中下游各省,并占領東南重鎮南京。對于清廷來說,南京等處失陷,“東南半壁,幾于不可收拾”。軍務的糜爛加劇了財政方面的竭蹶,“歲課之入,恐不能得半”,而征剿防堵等支出則有增無減,“論今歲度支,更困于舊歲”,“即不用兵,亦不敷千萬”。僅就部庫收支而言,根據銀庫官員的預計,自咸豐二年十一月至咸豐三年三月,部庫不敷之款高達四百七八十萬兩。(43)

                         

                        為了應對危局,清廷決定籌劃軍餉以便調集重兵征剿,然而九卿會議“眾口嘵嘵,茫無一策”,所擬各條“皆緩而且無成效”。(44)此時不惟擬籌之前線軍餉無出,部庫支放也已不敷,咸豐帝不得不自內銀庫撥銀50萬兩交給戶部外銀庫以備支發春俸,方才暫渡難關。隨后又令大學士會同戶部再議軍餉,初時仍茫無頭緒,所得只有糶變倉谷一條及推廣捐輸之法。(45)

                         

                        事實上,咸豐二、三年間清廷迭次諭令籌劃軍餉,臣工單銜奏陳財用籌餉者亦復不少。但這些建議,或窒礙難行,或利弊難定,或成效有限,并非可以源源接濟之穩定餉源。(46)此外,原本意在集思廣益、審慎決策而舉行的九卿會議,也流于形式,耗時甚久而實策無多。(47)對于浩繁的軍需支出而言,實濟不足。

                         

                        此時期,外銀庫已無可資緩沖的積儲,基本系每月預籌、臨時湊撥、按月敷衍支撐,任職戶部的王慶云對此感觸甚深:“時事艱虞,了無頭緒,上月弗過,下月又來,必有一措手不及時候。雖不能遠慮,亦需為期月之計。期月之計奈何。秋撥已空,補苴無術。一面撙節,一面搜羅,年內或不至多動內帑。”(48)另一方面,內銀庫存銀屢次外撥之后,并未歸補,庫存已然不多。因而對于外省軍需請撥內帑,咸豐帝大多不允,但在戶部外銀庫不敷支放時卻同意撥給銀兩。對于戶部而言,請撥內銀庫存銀需要預籌歸補之法,但是此前咸豐帝數次自內銀庫撥出賞借外銀庫之銀,戶部均未能歸還,王慶云表示,“‘內庫’二字,吾輩不敢言”。然而,一旦到了外省解部京餉不能按時接續之時,戶部雖“明知內帑無多”,仍“不得不為此請”。定郡王載銓亦承認“現在庫款入不敵出,目下救急之方,惟賴請撥內庫銀兩”。(49)

                         

                        需要指出的是,經費緊張之外,各省頻繁的截留改撥也加劇了財政紊亂。戶部斥責各省辦理防剿,對于指撥之款項,“非請改撥,即請截留”,“不惟被兵省分他顧未遑,即設防省分亦藉端推諉”。(50)此外,戰區擴大后,道路梗阻導致各省間相互協濟以及解部之款往往不能按時解達,甚至中途被劫。(51)對于部庫而言,東南各省解部之銀自此難以安全管解京師。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太平軍北伐,此前作為部庫銀款來源的北方各省紛紛防剿,不僅解部銀數減少,反而不斷奏請部撥。(52)

                         

                        至咸豐三年六月,清廷前后已籌撥軍餉高達2963萬余兩。七月戶部奏報外銀庫正項待支銀僅存二十二萬七千余兩。在內庫將竭京餉難停的情況下,部庫已至山窮水盡。戶部各堂官感嘆備員農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載,從未見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自此戶部不僅難以有效回應各省迭請部撥之奏陳,而且部庫本身也因庫儲無多、進款大減,無法應付年例支出。對于清廷而言,前線軍需與京師支放同時面臨難以為繼的絕境,迫切需要在收支方面做出調整,以期死里逃生(53)因此,自咸豐三年夏開始,此前許多業已提出,因利弊難定或易滋流弊而暫時擱置的補苴與權宜之計,至此不得不漸次施行。

                         

                        三、咸豐中期部庫的實銀收支調整與平衡

                         

                        咸豐三年后期,各省呈報的春秋撥冊俱已一空,戶部賴以指撥京餉與協餉的主要來源頓然枯竭,不得不改為臨時指撥。然而,臨時指撥之款來源紛雜,內中各省關庫實存者甚少,有賴于后續征收者較多,“能解與否,尚不可知,即使得半,亦屬無源之水”。(54)

                         

                        對于清廷而言,危局之下,外省軍需與京師支放難以兼顧,如何變通舊制因應急需,成為維持財政運轉的關鍵。由于撥冊無可指撥,戶部對于京外各省財政收支與庫存的實際情況逐漸喪失了既往的大體掌控,針對各處請餉奏章所做的指撥大多系無著之款,導致奏請飭催與改撥的折件紛至沓來。清廷不得不對戰區軍餉的籌撥開始放寬權限,允許各省督撫與統兵大員“就地籌餉”與“指省籌餉”。戶部轉而偏重于京餉的籌撥,保證部庫支放,以應對京師的財政危機。(55)

                         

                        如何維持京師部庫支放,關鍵在于做到收支兩端的大體平衡:一則在收入方面保證實銀進款,一則于支出方面削減實銀支出數量、變通實銀支出方式。因此,此一時期戶部應急的權宜之計基本按照以上兩個方面展開。

                         

                        在保證實銀收入方面,由于部庫進銀主要來自外省,戶部將目光聚焦于京餉的籌撥。考慮到春秋撥冊俱空,而隨時籌款指撥“仍慮緩不濟急”,舊有憑借撥冊指撥京餉的方式亟須調整,取而代之者,則系依據各省關常年收支情形采取的定額預撥京餉之法。(56)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為預籌咸豐四年京餉,戶部決定將部庫支放的主體——八旗俸餉,每年以六百萬兩為率,歸入冬撥案內,與各省歲需兵餉,一律酌撥,并改題為奏,以期簡捷。從后續的實際指撥來看,因咸豐四年系有閏之年,指撥數額最終改定為650萬兩。預撥京師八旗兵餉之舉,原期籌撥較早,則起解得以及時”,然而截至咸豐四年十二月,戶部奏報“除已解到及改撥軍餉外,尚有未解銀三百三十八萬兩”,內中“僅據山西、陜西二省陸續分批解交,其余各省迄今將及一載之久,未據報解分厘”,“是預先籌撥仍屬有名無實”。因此戶部建議京餉“毋庸歸入冬撥案內辦理”,此后仍由該部“體查各省緩急情形,銀數多寡,隨時籌款指撥,勒限解交”。咸豐允準:“成法原屬盡善,著依議仍舊辦理。”(57)然而,咸豐五年,各省撥款存冊寥寥,間有存款可撥,及至指撥去后,該省已因公動用矣成法的運作效用并不明顯,部庫放款萬不能支不得已,始有甲年預撥乙年京餉之奏”。(58)至此,部庫支放所需采取一體籌劃、年前指撥次年需用的預撥京餉制度正式確立。(59)

                         

                        京餉主要來源于當時被認為是完善之區的山西、陜西、四川、河南、山東、浙江六省,以地丁銀為主,鹽課不多。(60)實際的解部情形,除山西、四川年清年款,其他四個省份欠解較多。(61)東南省份基本停止了大額解部,主要集中于籌濟本省用度以及協撥各軍營糧臺。京餉所指撥六省之中,山西因為地近京師,地丁一項額征較多,且歷年積欠甚少,因而成為部庫進銀的主要來源。戶部常年指撥該省地丁銀180萬兩,其解部餉鞘數量占據外省解部餉鞘總數的六七成左右。(62)此一時期,由于失去了常捐、籌餉事例大捐等收入,部庫實銀收入中來自京師的部分大減。

                         

                        從道光后期的情況來看,“部庫例支兵餉各款,以常年放項合計,每歲約需銀八九百萬兩。”(63)而據表4可知,咸豐六、七、八年京餉指撥銀數不足部庫常例支出所需的一半,實際批解銀數又僅有指撥數額的54.07%,而改撥比例為18.57%,欠解比例為27.36%(64)顯然,僅僅依靠預撥京餉一法并不能保證部庫的實銀收入足敷常例支放,因此,削減實銀支出與變通支出方式成為戶部另一權宜之計。內中又可分為二端:一為削減官俸兵餉等實銀支出;一為采取發行官票寶鈔、鑄造大錢、舉辦捐銅等補苴之法。

                         

                         

                         

                        部庫常年支款中,“以養兵為最巨”,“綜計歲餉五百萬之銀,二百余萬之米”。欲削減實銀支出,自以八旗兵餉為大端,唯“事體重大”,“節省之難,亦惟兵餉為最甚”。戶部對此深感憂慮:

                         

                        竊查部庫度支,全恃外省春秋兩撥。今春撥冊業已告罄,而數月來部庫京餉及各處糧臺剜肉醫瘡,又增出款數百余萬。不特秋撥無項,即明年解部之款,屈指亦甚寥寥。此后官兵俸餉,有去路而無來源,勢難照舊支發。

                         

                        根據戶部的預估,咸豐三年九月至四年二月,部庫約需支放銀460萬兩,而就各省可以指撥部庫諸款合計,為數僅及十分之二。在這種情況下,變通、削減八旗兵餉實銀支出成為不可避免的選擇。戶部共同商酌所得應對之策,系官俸兵餉折錢支放(65)所謂折錢支放,名義上系以制錢替代實銀,唯彼時戶工二局鼓鑄之數有限,遠不足以應對兵餉支出。(66)于是,咸豐初年紛擾多時的行鈔之議最終不得不予以施行:外省之款,既撥之無可撥;部庫之項,亦籌之無可籌……于無可措手之時,求一權宜之策,非推廣鈔法不可。”(67)自咸豐三年六月開始,八旗兵餉逐漸由實銀為主、制錢為輔的支放舊制變為票錢、寶鈔等為主的支放新制。戶部設立官銀錢號,“專為每月開放兵餉”,后增至十四官號,自咸豐四年開始兵餉全行放票,“以每月一二十萬兩之銀,抵向來四五十萬兩之用,全在各號票存架空騰挪”。至咸豐七年,部庫支給八旗兵餉實銀數量更少,每月僅放實銀4.5萬余兩,發交官錢鋪按照市價換票交庫,并將收捐錢票、五宇寶鈔一體按成搭放,即敷月餉之數(68)

                         

                        實銀不足之外,京師鑄造制錢的銅斤也嚴重缺乏,“戶工兩局,每年例需銅六百余萬斤,近年滇銅到局不及十分之二”。(69)因此,清廷不僅采取禁銅措施,還盡力于各處采買銅斤,并于咸豐四年設立捐銅局,鼓勵商民呈繳銅斤,亦準交納銀錢鈔票,授給職銜。(70)捐銅局收捐,原為籌備京餉之不足”(71),自咸豐四年七月開局起至咸豐七年四月,所收捐項以京錢計算,合計達7515.88萬吊。(72)戶部表示,捐銅局捐輸素稱踴躍,已成為部庫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京師一切放項,歷年藉以支持(73)此外,由于運道梗阻,漕糧北運多不足額,“江安、江西、湖南、湖北各糧道所屬應征漕糧,均經改征折色,留南充餉”,“倉儲缺額已多”。(74)實銀、銅斤、漕糧之匱乏,迫使戶部專注于票鈔大錢一端,錢文支出在部庫支出中所占比例大為上升,成為支放的主體。(75)此種情形,透過咸豐時期八旗兵餉糧石支出數量的變化,即可窺見一斑。

                         

                         

                         

                        自咸豐四年開始,八旗兵餉支發實銀甚少,票鈔大錢的挹注使戶部暫時擺脫了最為頭痛的支出大樁。(76)對于在京官員俸銀,戶部也采取了類似的辦法,以票鈔大錢取代了大部分實銀支出。八旗兵餉與京官俸銀之外,戶部在咸豐中期還屢次裁減部庫支出,其中,又以咸豐四年規模最大。(77)迭次裁減后,部庫歲支中,實銀支出部分較此前大減,主要集中于官錢總局領取易換票錢銀、八旗庫銀、太監餉銀、蒙古等處賞銀、八旗米折銀、內務府借撥銀,以及步軍統領衙門、熱河、察哈爾等處官兵俸餉等項。(78)

                         

                         

                         

                        根據上表,咸豐五年至八年間部庫每年收支銀數在300萬兩上下,庫存銀數在多數時間內不足200萬兩。考慮到存銀中還包括不可擅動的100多萬兩的內銀庫存銀,則外銀庫可供支用的部分不過數十萬兩,部庫支放持續緊張。(79)從大進銀數與各省解部餉鞘數量來看,咸豐四年較之上一年有所增加(80),咸豐五年開始大降,咸豐六年降到冰點。咸豐七、八年兩年餉鞘解部數量,若將缺失的幾個月清單統算在內,應該超過咸豐五、六年兩年。這一點從庫存銀數亦可看出,咸豐八年部庫存銀較之咸豐六年增加90.9159萬兩。(81)在支出方面,隨著削減與變通實銀支出,自咸豐四年至咸豐六年,部庫實銀支出數量大降,收支相抵之后,虧短銀數較之咸豐初年大減。隨著預撥京餉的實施,實銀收入開始有所好轉,咸豐七、八年兩年部庫入大于出,庫存銀數開始緩慢回升。

                         

                        整體而言,咸豐中期因戰事蔓延,地丁、鹽課、關稅等常例歲入大減,各省關征收銀兩,“其有款可指者,或因劃解軍需,未能如數解京,其無款可指者,但令自行籌解,更難期其必到”。(82)清廷在危局之下不得不應急變通,通過預撥京餉、裁減俸餉、鑄造大錢、頒行票鈔、舉辦捐銅等辦法騰挪敷衍,勉強維持部庫收支平衡,渡過了咸豐三年以后的財政危機。

                         

                        四、咸豐末期戶部銀庫實銀收支的逐漸恢復

                         

                        咸豐中期清廷憑借各種權宜之計得以暫時應對部庫實銀收入不足所致的支放危機。然而,前述補苴之計中的濫發票鈔、廣鑄大錢二項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官票、寶鈔與各式大錢不斷貶值,相形之下,銀價與物價騰漲嚴重。(83)這不僅對京師普通民眾生活影響極大,在京八旗兵丁生計也受到非常大的沖擊。至咸豐九年,與咸豐三年相比,以兵丁得項計之,所領不過十分之三,而食用之貴轉數倍于往昔,苦累情形,較前尤甚(84)因此,清廷又開始逐漸恢復八旗兵餉實銀支放。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八日,惠親王綿愉等先后奏請將八旗兵餉與巡捕營月餉加放至實銀五成,“其余銀兩仍照舊章折給票鈔”,獲得咸豐帝允準。此后京師銀價、物價仍然不斷上漲,官票寶鈔因“制造發放均無限制,以致壅滯不行”,貶值嚴重,清廷被迫對鈔票事宜進行徹底全盤之清理。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綿愉等奏請通籌鈔票事宜,建議“以前之鈔票照常收放,以后之鈔票暫停制造”,以期“一切出入各款可以漸改實銀”。其中,八旗兵餉“改放七成實銀、二成現錢”,“毋庸放給四成票鈔”,獲得諭旨同意。(85)八旗兵餉之外,戶部又建議自咸豐十一年正月為始,“一切雜款均按京錢二十吊改放實銀”,奏準允行。(86)

                         

                        在八旗兵餉等款實銀支出逐漸恢復的情況下,部庫實銀支出大增。咸豐九年七月八旗兵餉改放五成實銀后,月支17.5萬余兩。咸豐十年三月,兵餉開始改放七成實銀,月支28萬余兩,一年需放實銀338.4萬余兩。此外察哈爾、熱河、密云等處俸餉及一切應放實銀款項,為數甚巨。”(87)咸豐中期部庫每年進銀基本在300萬兩上下,已屬盡力騰挪,勉強支撐。咸豐后期頓增二三百萬兩之兵餉支出,部庫舊有進款顯然遠不足以應對。為此,清廷不得不竭力籌謀各款,增加實銀收入。

                         

                        由于部庫進銀的來源主要集中于外省解部之京餉,戶部開始擴增京餉指撥數額與省關來源。咸豐九年,“因兵餉改放實銀,不搭票鈔”,戶部在預撥十年京餉時,將指撥數額增至500萬兩。咸豐十年,常例支款與軍需支出外,熱河行營、采買京倉漕米等在在需款,因此預撥下一年京餉時再度加增,升至700萬兩。此外,京餉指撥省關來源也有所擴大,戶部預撥咸豐十年京餉時在原撥六省之外,增撥了江蘇省江海關稅銀60萬兩。預撥咸豐十一年京餉更將東南的江西、湖南、湖北、廣東、福建五省之漕折、關稅、鹽課等款,共計202萬兩納入指撥范圍。(88)

                         

                        加撥京餉之外,因咸豐八年中英簽訂《天津條約》,議準洋藥進口,清廷決定自咸豐九年開始征收沿海與內地省關洋藥稅銀與洋藥厘捐銀,并將所征銀兩解交部庫,不準截留改撥,留抵別項支用。(89)在清廷看來,洋藥推行各關征稅,實為撥解京餉一大宗。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綿愉等人奏請八旗兵餉加放三成實銀之時,考慮到部庫銀款無多,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各關監督先將洋藥稅銀及洋藥厘捐共湊銀一百萬兩,刻日解京,以備支放(90)此后數年內,戶部每年均行奏撥各省關洋藥稅銀、洋藥厘捐銀100萬兩解交部庫。(91)

                         

                        嘉道年間,捐納房所收常捐、暫開事例大捐、各省解部捐監銀系部庫進銀大宗之一。咸豐初年軍興以后,迭次減成,且準各省一體收捐,致使部庫捐項進銀大減。(92)咸豐四年開辦捐銅局后,部庫所收捐款不再集中于捐納房,轉而移至捐銅局等處。(93)由于部庫實銀收入支絀,戶部于咸豐七年十月間向咸豐帝建議捐銅局準捐各項內封典、升銜、加級、記錄、職銜、捐復六條擬照現辦減成捐數,改為實銀、官票各半搭收,奏準允行。(94)咸豐八年十二月,清廷再度籌劃將捐銅局收捐之項加收實銀成數,決定將新捐及已捐京外大小各官中,有愿照原例十成未減銀數補交四成實銀者定為新班,統壓陳班,不論卯次選補”,并強調“此項補交四成實銀專為部庫京餉而設”。另外,又進一步決定在原有籌餉事例內酌加九條,“照例定銀數按十成算,以五成實銀、五成鈔票大錢等收捐”。以上二項,“統歸京銅局上兌,外省與各處軍營不得收兌”。(95)咸豐九年、十年迭次提高八旗兵餉實銀支放成數后,部庫支出銀數劇增,清廷認為兵餉改放七成實銀之后,捐銅局收捐章程亦應酌量變通,議定捐項每兩搭收實銀二錢,以資周轉(96)自此,部庫逐漸恢復了大宗捐項實銀的收入,根據戶部的估計,捐銅局所收各捐項一年合計約有實銀170余萬兩。

                         

                        咸豐中期,戶部所鑄大錢之內有鐵錢一項,所需生鐵、煤炭由山西、直隸等省采辦運京,耗銀不少。咸豐九年七月,清廷決定停鑄鐵錢,“約計每年共節省錢二百六萬余串、實銀四十七萬余兩”,其中,山西運京生鐵腳價銀每年約30萬兩、山西寶泉分局每年額給鑄本銀4.8萬兩、直隸歲辦煤炭銀10萬兩三項,均令改解部庫。(97)

                         

                        在加增京餉指撥銀數、指撥洋藥稅課、提高捐銅局實銀交捐成數與停鑄鐵錢節省銀改解部庫各項舉措施行之后,部庫進款大為增加。咸豐十年二月,戶部奏稱:

                         

                        本年部庫應入之款,各省地丁鹽課等銀奏撥銀五百萬兩、洋藥稅銀一百萬兩、各省補交監生四成銀約二十萬兩、山西節省鐵價銀三十萬兩、直隸節省煤炭價銀十萬兩、旗租關稅約二十萬兩、各省洋藥抽厘約銀二十萬兩,以上各款計應解部庫銀七百萬兩。并現在捐銅局六條、九條、四成等捐銀約計五十萬兩,及此次奏改捐銅局二錢實銀捐項每月約八九萬至十一二萬不等,以十萬計可得一百二十萬兩。通共一年約實銀八百七十余萬兩。

                         

                        戶部認為,部庫支放兵餉、雜款“通共出銀五百余萬兩”,收支相抵,“尚可余銀三百萬兩,不致稍有短絀”。(98)然而,各省批解銀數并不能達到戶部的指撥數額,大宗例外支用也為部臣所預料不及,所以實際的支出情形遠不如戶部預期的那樣樂觀。

                         

                         

                         

                        根據上表,咸豐后期部庫實銀收入雖未能達到預期,不過較之中期有明顯增加,外省解部餉鞘數量與京師實銀收入均呈上升之勢。外省解部之項,以北方之山西、陜西、山東、河南等省為主,其中山西一省仍系最大之來源,唯所占比例與咸豐中期相比略有下降,計五成上下。咸豐十年,東南省份開始恢復大宗實銀解部。京師收入一項,因為捐銅局捐項實銀收入的增加而不斷上升,輔以崇文門稅銀、井田科旗租銀等項,咸豐九年收銀超過100萬兩,咸豐十年更是超過170萬兩。(99)

                         

                        實銀收入持續增加,若無大宗例外支出,原可冀期入大于出或收支平衡,逐漸歸補部庫存銀。從咸豐九年收支與庫存銀數來看,此種趨勢業已顯露。然而,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清廷被迫簽訂城下之盟,軍需與賠款兩項例外支出較多,部庫入不敷出,庫存減少185.0397萬兩。(100)咸豐十一年,部庫收入銀數有所回升,支出因戰爭中止有明顯下降,收支已大體平衡,然而庫存銀數仍然甚少,外省解項稍有不繼,即有可能不敷支放。(101)

                         

                        清代財政經費的分配與調度,主要基于順治、康熙時期形成,在雍正時期經過完善并最終確立的“解協”制度。(102)自雍正以至道光年間,戶部依靠此一制度對全國財政予以掌控與調度且運行平穩:

                         

                        本部向章,各直省地丁、鹽課、漕項所入,除本省留支外,所余之款,均歸報部候撥,關稅則悉數解部。雍正三年以后,咸豐初年軍興以前,并無甲年奏撥乙年京餉之案,惟令各直省于二、八兩月內將應行報部候撥之款,造冊聽撥。彼時按冊指撥外省餉需,以撥剩之款提解部庫。京外度支未聞不敷,以所入足敷所出也。偶有災歉較重,當年所入不敷當年所出之時,亦無匱乏之慮,以庫存充裕,足供支放也。且奉撥之款,未聞報解愆期,更未聞解不足數,以指撥之款皆冊內實存之款也。此雍正三年以后,咸豐初年以前之情形也。(103)

                         

                        在這套財政制度下,戶部銀庫入款并無固定數額。據咸豐二年戶部的說法,道咸之際部庫所入,“除各省年例解部各款銀一百二十余萬兩及常捐、旗租、減平等銀二百余萬兩,其不敷銀兩由本部隨時奏請,在于盈余省分地丁、鹽課、關稅、雜項銀內指定款項數目撥解部庫,并無定額”。(104)以上各項進款中,常捐、旗租、崇文門稅銀等項屬于部庫在京坐收之款,其余俱系由各省解部,是以部中庫款之盈虛,視乎外省財源之衰旺(105)戶部指撥外省京餉,主要以春秋撥冊內實存之銀為來源。從時間上看,各省留支本省常例需用與協撥不足省份兵餉二項屬于年前預行估撥,處于優先位置。就具體的省份而言,經過長期實踐后,戶部依據內地十八行省各自的收支情形,將之分為三類:“各直省錢糧出入,歲有定額,以額相準,定為請留、留備、留協之分。”通過各年戶部春秋二撥奏折可以發現,京餉系在扣除“請留”“留備”“留協”各款后在撥剩余款內指撥解部。(106)

                         

                        由此可見,戶部銀庫進款在來源上主要出自各省,系在保證各省留支與協濟不足省份需用之后將余剩款項解部充作京餉。因無明確的數額、款項劃分,部庫進款與各省支用之間實際上構成了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就此而言,這種基于解協制度的酌撥機制存有潛在弱點,其平穩運行必須滿足于以下條件:國家整體財政收支平衡或入大于出、戶部能夠較好地掌握各省實際收支與庫存情況、部庫與各省庫存儲充足、臨時支用巨大之時擁有足資挹注的補苴之法。

                         

                        在豫大豐亨的雍乾時期,上述條件基本滿足,財政運行良好。嘉道時期,財政收支陷于支絀,戶部對各省收支與庫存情況的掌控與調度能力日趨減弱(107),部庫與省級財政間的良性關系也隨之漸生裂痕。(108)至咸豐朝,隨著戰亂蔓延,戶部舊有控制之正供歲入大減,而厘金、捐輸等例外收入則基本為各省所支用,加之長期的戰爭進一步弱化了清廷對于各省財政進行有效統攝與監控的能力,在收入有限而軍需支出浩繁的情況下,舊有酌撥、解協制度的運作基礎與效用遭到明顯地削弱,進而使得部庫與各省財政連為一體、平穩運轉的運作模式受到了極大沖擊:京師則以裁減俸餉,試行大錢、鈔票、捐銅為補苴,外省則恃抽厘、捐借以集事。中外不甚相關涉,均有自顧不暇之勢。”(109)

                         

                        在餉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酌撥舊制難以運行,司農仰屋,不得不因時制宜,權為變通。一方面戶部不再堅持一體兼顧京餉與前線軍餉的傳統做法,更多地側重于部庫收支的籌劃,并最終將依據春秋撥冊與關稅奏報冊指撥京餉的成法暫時予以放棄,改為年前預撥次年京餉。此外,裁減俸餉、頒行票鈔、鑄造大錢、舉辦捐銅等補苴之計也一并施行;另一方面,辦理軍務省份之軍需則逐漸由戶部主導的酌撥舊制轉為雙軌并舉的運作模式。(110)在此種變動的影響下,京協餉需的籌撥在咸豐朝初年以后逐漸呈現新舊兩種方式并行的狀態:舊有憑借撥冊指款酌撥以及約征指撥(111)的成法仍在繼續運作,唯其覆蓋范圍與實際成效較之往昔均形不逮(112);京餉與部分協餉的籌撥,更多地依賴于根據餉需規模的統算與各省收支的大致估計進而做出的酌定銀數、款項與省關來源的預行指撥方式。

                         

                        就部庫實銀收入而言,同治初年以后,腹地戰事逐漸平息,部庫實銀收支規模基本恢復到道光后期的水平。從收入結構來看,表面仍然以地丁、鹽稅、關稅為主,但具體的收支內容、數量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其中,地丁一項,指撥銀數較之咸豐中后期雖有所減少,但解部數量明顯多于嘉道時期(113);鹽稅一款,鹽課之外,鹽厘為數不少;關稅一項,洋關稅取代了舊有常稅的主體位置(114);捐項銀一項,基本系在京兌收,外省捐監銀大體停止了解部,因而捐項收入較之嘉道時期有明顯的下降,不復為部庫進銀的大宗來源之一。(115)此外,厘金(百貨厘金)開始進入預撥京餉之中。在解運京餉的方式上,通過餉鞘批解實銀的舊法仍在繼續,而憑借匯票直接在京師各大票號提取實銀解交戶部銀庫的匯兌一法開始廣泛使用,并在此后成為了常態。(116)支出方面,外省財賦較有起色,京師俸餉雜支即不得不分別加增(117)同治時期部庫支給京師官俸兵餉雖仍系減成支放,但較之咸豐年間卻有所增加。(118)盡管原由部庫支給的東三省官兵俸餉銀改為外省協撥,而神機營經費、內務府借撥等舊歲所無之支款亦屬不少,因而整體支出沒有減少,反而增加。(119)總體而言,部庫存銀數量直至同治末年仍然無多,缺乏應對大宗臨時例外支需的能力,僅能勉強維持年例支放。一旦京餉等款解部稍有不繼,戶部即不得不動用待支正項之外另款存貯的四成洋稅、漕折銀暫時墊支。

                         

                        實銀收支內容與數量的變動之外,戶部銀庫的地位也發生了相當的變化。自康熙中葉以至道光季年之前,部庫常年存儲數千萬兩的巨額積貯,系全國庫存實銀的主體部分,對于整體的財政運作以及應對例外支用,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咸豐初年以后,戶部銀庫長期陷于收支僅能敷衍、庫存甚為有限的境地,其收入與存儲主要用于應付中央政府與京畿地區的需用,存銀罕有如此前一般屢屢大宗外撥。全國層面的大額例外支用,轉而更多地依賴各省籌款與舉借外債等方式予以解決。(120)伴隨著咸同時期內外環境的驟然巨變,各種戰時權宜之計長期延續,積久成勢,財政運行逐漸脫逸舊軌,最終演化生成了一種新舊雜糅并行的運作機制。在這種變動之中,戶部銀庫在全國財政運作與經費調度中的重要性大為降低。

                         

                        本文初稿曾提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第九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201511)。承任智勇、蔡炯昊、黃健三位先生代為復制部分資料,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一并致謝!

                         

                        ①光緒《大清會典事例》第182卷,戶部·庫藏·銀庫,無頁碼。清代的戶部銀庫,亦稱部庫。關于清代戶部銀庫的管理、運作以及大進大出黃冊,可參見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與庫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頁;任智勇《試述晚清戶部銀庫制度與庚子之后的變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岸本美緒著,劉迪瑞譯《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25—446頁。

                         

                        ②涉及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少,代表性論著,如彭澤益《咸豐朝銀庫收支剖析》《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3—90頁;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與庫存研究》,第37—4268—73頁;邵義《咸豐朝戶部銀庫實銀收支數質疑》,《歷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③先行研究以彭澤益《咸豐朝銀庫收支剖析》一文為代表,該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的一份咸豐三年至同治三年的銀庫實銀收支與庫存數量清單,判定銀庫黃冊所載銀數中的絕大部分為官票銀,實銀部分所占比例甚低。此一觀點基本為后續研究所接受。筆者通過檢閱相關檔案,發現該份清單所指并非戶部銀庫,而是吉林銀庫。此外,在將相關資料進行勘比之后,可以確定,銀庫黃冊所載收支銀數確系實銀,并未包含官票銀。關于這一問題,擬另文探討。

                         

                        ④道光九年,清廷諭令步軍統領衙門將各省解運京師之餉鞘數量、省份來源以及到京后進城入店出店日期開具清單,按月奏報,以憑查核。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34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清代各省關解送戶部實銀,基本以木鞘裝運,一鞘一般為1000兩,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第900卷,工部·雜料·雜料價值,無頁碼。此外,有部分省關使用少量匣、箱、包等裝運工具。

                         

                        ⑤羅玉東:《中國厘金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4510頁;湯象龍:《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財政制度》,《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論文選》,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207頁;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041頁。

                         

                        ⑥分見《慶桂折》(嘉慶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以下簡稱錄副奏折,藏所從略)03/1823/023;《禧恩折》(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錄副奏折,03/3119/035;《戶部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錄副奏折,03/3086/055;《戶部折》(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錄副奏折,03/3096/004。關于嘉道時期錢糧積欠與緩征,可參見李光偉《嘉慶以降錢糧緩征與積欠之衍生——基于宏觀角度的分析》,《清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⑦《潘世恩折》(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四日),錄副奏折,03/3349/025

                         

                        ⑧《潘世恩折》(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錄副奏折,03/3146/014。吳廷燮認為,道光中各項入款延欠之多,為以前所未有……亦國庫受虧之一大端矣。見吳廷燮《清財政考略》,1914年鉛印本,第15頁。

                         

                        ⑨《卓秉恬折》(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70175頁。清代財政文獻中解部一語,系解交戶部銀庫之意。

                         

                        ⑩需要說明的是,清代各直省錢糧歲入歲出奏銷清單所涵蓋者為內地十八行省以及奉天,并不能代表全國歲入歲出的完整規模。在具體的統計方式上,也存在部分遺漏與重復計算的情況。不過,作為全國收支的主體部分,這些清單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11)鹽課一項,道光中葉各省征收鹽課約五百余萬兩,除不足省份留充本省兵餉、驛站經費外,其余銀兩悉入季報冊內聽候部撥者約四百余萬兩。見《本部具奏綜核度支一折》(光緒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戶部奏稿》第3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關稅一項,戶部奏稱:伏查各省關稅銀兩,例于本省應行扣充兵餉及由部議準其動撥外,余俱解交部庫,以供京營兵餉及一切經費等項應用。《英和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錄副奏折,03/3158/020

                         

                        (12)見《歲入歲出簡明總冊》。關稅本系例應解部之項,嘉道年間曾因緊急需用允許各省臨時提用,惟此后各省紛紛指撥關稅銀兩,視為故常,引起戶部不滿,先后兩次奏請飭令各省非迫不及待之項,不得自行指撥關稅。見《慶桂折》(嘉慶十七年五月初五日),錄副奏折,03/1770/002;《英和折》(道光四年三月十八日),錄副奏折,03/3158/020

                         

                        (13)根據戶部的奏報,道光二十、二十一年各省辦理軍需、河工、災賑請撥銀兩高達2107萬余兩。見《戶部片》(道光二十一年),錄副奏折,03/3351/049。從銀庫大出冊看,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兩年,部庫共計撥給外省軍需銀650萬兩、河工銀180萬兩,見清代抄檔,《黃冊·戶部銀庫類》第31冊,無頁碼。

                         

                        (14)《惟勤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錄副奏折,03/3318/052

                         

                        (15)相關措施見《道光二十三年以后庫案全卷同現辦事宜統覽》。關于彌補庫虧諸項的成效,既有研究大多低估。如周育民認為彌補庫虧不會超過400萬兩,見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第7071頁;韓祥認為介于312—364萬兩之間,見《1843年戶部銀庫虧空案及其影響》,《史學月刊》2012年第6期。實際上,銀庫弊案之后,為彌補虧短之數,清廷以六分平等項彌補,至廿九年已填滿矣。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444頁。

                         

                        (16)先行研究大多未將此時的戶部內銀庫存銀計入部庫實存之內,或認為銀庫實存系假賬虛額,或將之誤作內務府銀庫存銀。見史志宏、徐毅《晚清財政:1851-189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5頁;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第74頁。實際上,清代文獻中的內庫,有時針對內務府銀庫,有時指戶部內銀庫,二者之存銀皆被稱為內帑。外庫一語,基本系戶部外銀庫的專稱。

                         

                        (17)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026頁。

                         

                        (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52冊,第91頁;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3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26頁;。

                         

                        (19)這一點在嘉慶初年應對白蓮教起義時最為突出,嘉慶元年至五年,清帝至少自戶部銀庫撥出5740萬兩解送前線,其中包括內銀庫銀2040萬兩。見陳振漢、熊正文、蕭國亮編《〈清實錄〉經濟史資料》(國家財政編)2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64—769頁。

                         

                        (20)《張修育折》(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錄副奏折,03/3356/06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52冊,第91頁。

                         

                        (21)各省庫存銀數的有限,間接地反映為春秋二撥解部銀數的減少。乾隆初年,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至道光后期,戶部辦理春撥各案,每次只能撥銀四五十萬兩。分見《梁詩正折》(乾隆六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朱批奏折(以下藏所從略)04/01/02/0065/018;《卓秉恬折》(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171172頁。

                         

                        (22)《內務府折》(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奏案,05/0762/280。關于乾隆中葉以降內務府之財政及其與戶部間的關系,參見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滕德勇《清代戶部與內務府財政關系探析》,《史學月刊》2014年第9期。

                         

                        (23)《內務府折》(咸豐元年四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奏銷檔,650/007;《清戶部撥款各省清冊》,《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內閣六部檔案續編》第21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5年版,第87578916頁。

                         

                        (24)咸豐二年,山西解部1510鞘,占據外省解部餉鞘總數的41.25%;從大進冊看,該年山西解部之銀約146萬余兩。咸豐三年山西解部約1618鞘,占據外省解部鞘數的63.63%;大進冊內各司開載山西解部各款合計156萬余兩。

                         

                        (25)從雍正以至道光時期戶部銀庫歷年大進冊來看,部庫收入主要源自貴州司項下之關稅、山東司項下之鹽課、捐納房項下之捐項銀兩以及各清吏司開載解部地丁銀。詳見清代抄檔,《黃冊·戶部銀庫類》,第1—11冊。

                         

                        (26)咸豐元年捐納房收銀以常捐銀為主,收入111.0385萬兩。咸豐二年,戶部捐納房所收各項捐納銀與北方各省捐輸解部二項進銀甚多,合計475.8506萬兩,占據了部庫收入銀數的56.91%。咸豐三年,捐納房項下籌餉事例大捐與常例捐納收銀數量大為下降,主要依靠捐備軍餉銀為主,共計收入67.2611萬兩。

                         

                        (27)《戶部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內閣大庫檔案,132576/001

                         

                        (2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55冊,第517頁。

                         

                        (29)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284285295頁。

                         

                        (30)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295299300308頁。戶部尚書孫瑞珍認為,此次奏撥河工之款多系部庫次年應支之款,其后度支必然支絀。見《孫瑞珍折》(咸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錄副奏折,03/4362/034

                         

                        (31)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304頁。

                         

                        (32)《祁寯藻折》(咸豐元年九月十一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01253

                         

                        (33)《祁寯藻折》(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82503;《祁寯藻折》(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82559。王慶云認為戶部當時所議基本系節用條款開源之事,今日實無良法。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326頁。

                         

                        (34)《祁寯藻折》(咸豐元年九月十一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01253

                         

                        (35)《祁寯藻折》(咸豐元年九月十一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01253;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304頁。

                         

                        (36)兩淮進款較多,得益于道光三十年淮南改票。乙酉一綱上課至五百余萬兩,去歲部庫支絀,賴以接濟。見《祁寯藻折》(咸豐元年十二月初六日),錄副奏折,03/4385/057。從餉鞘月單來看,咸豐元年外省解部餉鞘之中,兩淮占據1/3左右。

                         

                        (37)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262304319406頁。

                         

                        (38)根據戶部的奏報,自道光三十年八月起至咸豐二年三月,各省欠解部庫之款共計125萬余兩。見《祁寯藻折》(咸豐二年六月十八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02220

                         

                        (39)《孫瑞珍折》(咸豐二年四月十八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84131

                         

                        (40)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04405406409411頁。

                         

                        (41)《載銓折》(咸豐二年九月初八日、咸豐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冊第602—605頁、第4冊第61—70頁;《祁寯藻折》(咸豐二年八月十四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85825

                         

                        (42)《祁寯藻折》(咸豐二年九月三十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086544

                         

                        (43)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13457460471頁。

                         

                        (44)籌款諸條包括暫收鋪租、裁減各省文武養廉銀、暫提各省當雜各商成本銀、加廣學額以勸捐輸、奏撥內庫銀五十萬兩等。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73474頁;《裕誠折》(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5冊,第410411頁;黃輔辰《戴經堂日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46頁。

                         

                        (45)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85486頁。

                         

                        (46)咸豐三年后期,清廷有借征山西、陜西與四川三省地丁之議,雖經咸豐允準,而最終三省皆未能行。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640頁。

                         

                        (47)見《載銓折》(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錄副奏折,03/4081/004;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66484頁。

                         

                        (48)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530頁。

                         

                        (49)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06490533549頁;《載銓折》(咸豐四年三月十一日),錄副奏折,03/4458/016

                         

                        (50)《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四月十二日),《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6冊,第361362頁。

                         

                        (51)黃輔辰自文慶處獲知,咸豐二年冬,各省籌撥軍餉600余萬兩,其中,起解之一百六七十萬兩,為賊匪奪去一百二三十萬兩,尚有四百余萬兩未報起程。見黃輔辰《戴經堂日記》,《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48頁。

                         

                        (52)張劍輯較:《翁心存詩文集》,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411841187頁。

                         

                        (53)《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176頁;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540頁。

                         

                        (54)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534頁。

                         

                        (55)《祁寯藻折》(咸豐四年二月初十日),朱批奏折,04/01/01/0856/061。關于咸豐三年清廷在財政方面的放權變制及其意義,可參見劉增合《太平天國運動初期清廷的軍費籌濟》,《歷史研究》2014年第2期。關于咸同時期協餉制度的演變,可參見吳昌穩《以公家之財濟公家之用:晚清協餉制度的變動與調整》,博士學位論文,中山大學歷史系,2009年,第154—158頁。

                         

                        (56)事實上,關于變通京餉指撥方式,戶部在數月之前即已籌劃將之納入冬撥案內,統算統除:至明年京餉,須從冬撥內于各省勻出三四百萬解京,以抵春撥之款;再將別款零星湊集,以期敷衍。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484530566頁。

                         

                        (57)《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錄副奏折,03/4445/064;《祁寯藻折》(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賈楨折》(咸豐五年正月十三日),一史館朱批奏折,04/01/35/0965/03604/01/35/0965/058;《柏葰題本》(咸豐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吏科題本,02/01/03/11117/002

                         

                        (58)《北檔房歷年撥餉節略》,同治十三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無頁碼。

                         

                        (59)關于預撥京餉制度確立之時間,既有研究認識分歧,彭澤益、史志宏將時間節點定在咸豐六年,不過未作具體解釋,其他研究者多認為始于咸豐三年。筆者贊同彭、史二位先生的看法,并試圖對這一問題稍作厘清。如正文所述,咸豐三年年末之京餉預撥僅涉及八旗兵餉而非部庫整體支用,且系納入冬撥案內與各省兵餉一并預撥,與咸豐五年年末開始,延續至清亡的專折預撥京餉制度并不相同,不能視為預撥京餉的正式起始。戶部自身也奏稱咸豐五年始議預撥來年京餉,見《本部議覆王兆蘭奏敬陳管見折》(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戶部奏稿》第2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檔房歷年撥餉節略》載有歷年指撥京餉數額:咸豐六年為430萬兩,咸豐七、八、九年為400萬兩,咸豐十年為500萬兩,咸豐十一年與同治元、二年均為700萬兩,同治三、四、五、六、七年分別為500600700800700萬兩,此后年份均系800萬兩。

                         

                        (60)戶部承認之所以指撥這幾個省份的部分地丁銀充作京餉,誠以各省地丁等項必實有可撥之款,按成指撥,方足以資接濟。見《柏葰折》(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清代抄檔,《題本:錢法·咸豐朝·三》,第242函,第46頁。咸豐七、九、十、十一年京餉分別指撥山西、陜西、河南、山東四省地丁銀350400350360萬兩。分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7冊,第373頁;《譚廷襄題本》(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內閣戶科題本,02/01/04/21669/042;《戶部呈報清單》(咸豐十年),錄副奏折,03/4454/167;《瑛棨題本》(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內閣戶科題本,02/01/04/21699/035

                         

                        (6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398頁。

                         

                        (62)四到八年分別解部35441658152711611451鞘,占據各省解部餉鞘總數的77.55%67.13%69.54%64.64%58.73%

                         

                        (63)《譚廷襄題本》(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內閣戶科題本,02/01/04/21669/042

                         

                        (64)根據戶部的估算,向來各省解京銀兩,每年不下九百余萬,自軍興以來,每年解京不過二百余萬。見《翁心存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九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10109

                         

                        (65)《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八月十三日)、《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60261頁;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500526527頁。

                         

                        (66)“(兵餉)惟十月起奉準一律折錢,局鑄不能及半。見王慶云《荊花館日記》,第534頁。

                         

                        (67)《祁寯藻折》(咸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61頁。

                         

                        (68)《祁寯藻折》(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03977;《祁寯藻折》(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史館朱批奏折,04/01/35/1370/018;《柏葰折》(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清代抄檔,《題本:錢法·咸豐朝·三》,第242函,第46頁;《肅順折》(咸豐十年十月初三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475476頁。關于清廷鑄造大錢,發行寶鈔、官票的經過及其變化、影響,湯象龍、彭澤益已有詳實研究,足資參考,本文不再多加涉及。參見湯象龍《咸豐朝的貨幣》,《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史論文選》,第46—72頁;彭澤益《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第64—90頁。

                         

                        (69)《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400頁。

                         

                        (70)《戶部折》(咸豐四年七月十五日),劉志偉、陳玉環主編:《葉名琛檔案》(7),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5頁。

                         

                        (71)《戶部折》(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吳煦檔案選編》第6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頁。

                         

                        (72)《柏葰折》(咸豐七年五月十七日),朱批奏折,04/01/03/4418/105

                         

                        (73)《戶部折》(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籌餉事例·改收六條》,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無頁碼。

                         

                        (74)《瑞麟折》(咸豐十年八月初五日),錄副奏折,03/4461/045

                         

                        (75)彭澤益:《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第545661106頁。

                         

                        (76)戶部奏稱:“(八旗兵餉、步甲餉銀、米折等)各款以錢票、寶鈔、現制錢分別放給……一年約抵應放銀款七百六十余萬兩。見《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7冊,第375頁。需要指出的是,表5中咸豐四年支出銀數較多,甚至多過該年銀庫四柱冊支出銀數總額,讓人難以理解。實際上,該年銀庫支出八旗兵餉實銀數量應當較少,可能系將八旗兵餉支出中改放票錢的部分計作銀數所致。

                         

                        (77)《祁寯藻折》(咸豐四年三月十一日),朱批奏折,04/01/35/0964/045;《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4冊,第101—111頁。

                         

                        (78)清代抄檔,《黃冊·戶部銀庫類》,第33冊;《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7冊,第375頁。

                         

                        (79)內銀庫存銀在道光三十年尚有入百萬兩,咸豐初年軍興以后,外庫不足,乃取資于內庫,數年間陸續撥發,至咸豐五年四月,僅存一百二十萬兩。見《翁心存日記》第3冊,第1026頁。

                         

                        (80)咸豐四年外省解部之所以超過咸豐三年,主要原因在于山西解部較多。除地丁銀170萬兩之外,捐免充商銀兩一項亦解部甚多,業經該省解過銀一百五十七萬兩。《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4冊,第319頁。

                         

                        (81)咸豐七年歲底封庫后,“(外銀庫)今年尚存萬兩零,較上年存萬零多過之。見《翁心存日記》第3冊,第1290頁。

                         

                        (82)《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7冊,第371頁。

                         

                        (83)參見彭澤益《1853-1868年的中國通貨膨脹》,《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第64—90頁。

                         

                        (84)《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218—221頁。

                         

                        (85)《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218—221395—397頁;第10冊,第58頁。

                         

                        (86)《周祖培折》(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清代抄檔,《題本:錢法·咸豐朝·三》,第242函,第200頁。

                         

                        (87)《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218—221395—397頁;第10冊,第58頁。《肅順折》(咸豐十年十月十四日),錄副奏折,03/4454/107

                         

                        (88)《瑛棨題本》(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內閣戶科題本,02/01/04/21699/035

                         

                        (89)中國史學會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冊,第585頁;第4冊,第1112頁。

                         

                        (90)《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9冊,第218—221427頁。

                         

                        (91)此后至同治初年,戶部每年均有指撥一百萬兩,但是欠解嚴重。如咸豐十年,戶部奏報各省所解之數不及十分之一。見《戶部呈報清單》(咸豐十年),錄副奏折,03/4454/167

                         

                        (92)《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7冊,第376頁;第8冊,第594頁。許大齡:《清代捐納制度》,《明清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4頁。

                         

                        (93)何烈指出捐銅局名為捐銅,實際也收各種新幣取代了戶部原有捐納房的職務而加以推廣。見氏著《清咸、同時期的財政》,臺北,國立編譯館”1981年版,第230頁。

                         

                        (94)《戶部折》(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籌餉事例·改收六條》,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無頁碼。

                         

                        (95)《綿愉折》(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406009908

                         

                        (96)《綿愉折》(咸豐十年二月初九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412—416頁。

                         

                        (97)《綿愉折》(咸豐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32233頁。

                         

                        (98)《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10冊,第6061頁。

                         

                        (99)清代抄檔,《黃冊·戶部銀庫類》,第12冊。

                         

                        (100)部庫軍需支款數量多寡,因為缺失大出冊,無法獲知。僅就贍恤、賠款兩項而言,戶部共計支出160萬兩,部庫存銀大減,奕奏稱部庫及各庫僅存銀一百余萬兩。見《第二次鴉片戰爭》第5冊,第220221頁。軍費、賠款導致咸豐十年七、八、九月三個月部庫支款即超過200萬兩,戶部不得不奏請將八旗兵餉實銀支放成數由七成減為五成,見《肅順折》(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錄副奏折,03/4442/086

                         

                        (101)咸豐十一年京餉700萬兩,截至同治元年二月,仍未起解者高達345萬余兩,此時戶部外銀庫正雜存銀不過100余萬兩。見《周祖培折》(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錄副奏折,03/4934/018

                         

                        (102)關于解協制度,可參見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系》(原刊于《社會科學雜志》第9卷第1期,19476),吳相湘、包遵彭、李定一主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2輯第5冊,臺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彭雨新《清代田賦起運存留制度的演進——讀梁方仲先生〈田賦史上起運存留的劃分與道路遠近的關系〉一文書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4期;巖井茂樹著,付勇譯《中國近代財政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103)《北檔房歷年撥餉節略》,無頁碼。

                         

                        (104)《孫毓汶檔》,虞和平主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抄本》第1輯第50冊,第2829頁;王慶云:《石渠余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

                         

                        (105)《本部議覆王兆蘭奏敬陳管見折》(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戶部奏稿》,第2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106)《潘世恩折》(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清代抄檔,《題本:地丁·一般》,第69函,第5758頁。關稅并不載于春秋撥冊,系戶部另行依據各關奏報指款撥解部庫。

                         

                        (107)其中,最為明顯的即為各種積欠問題,包括應撥、應解、應扣、應追、估變等項。清廷認為,內中多系實存在庫之款,而各省任催罔應,并不入撥起解。戶部屢次立限奏催,成效并不明顯,欠款反而愈積愈多,以致登記之款愈多而外省報撥之款無幾。對于其間原因,戶部雖有各種猜測、分析,并令據實奏明,但是各省多不聲覆,清廷亦不得其實。見《潘世恩折》(道光十九年六月初四日),錄副奏折,03/3349/025;《潘世恩折》(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錄副奏折,03/3354/065

                         

                        (108)倪玉平認為,至道光末年,財政危機已經初步形成,即便沒有后來的太平天國起義,清朝的財政體制也到了必須做全新調整的時候。見氏著《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74—382頁。

                         

                        (109)《北檔房歷年撥餉節略》,無頁碼。

                         

                        (110)關于軍餉籌撥權限的變化,可參見吳昌穩《以公家之財濟公家之用:晚清協餉制度的變動與調整》,博士學位論文,中山大學歷史系,2009年;劉增合:《太平天國運動初期清廷的軍費籌濟》,《歷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11)所謂約征,系指戶部根據常年收入情形,提前指撥一部分后續有待征收的常例收入作為支出之用。

                         

                        (112)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相關題本、奏折來看,咸豐朝以后,各省春秋撥冊報部與冬季估撥次年各直省旗綠兵餉之舊制仍在運行,自足與有余省份之經制兵餉繼續由戶部于冬撥時預行估撥。其間的一個明顯變化在于盈余省份協濟不足省份經制兵餉的部分欠解十分嚴重。

                         

                        (113)地丁一項在雍乾時期解部較多,至嘉道時期則解部數量大減,多數年份在百余萬兩上下。

                         

                        (114)咸豐初年以后,各關應征常稅短征數目較多,部庫所獲關稅主要出自洋關各口所征之洋關稅。見《各關常稅實征、短征銀兩數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圖書館藏;湯象龍:《中國近代海關稅收和分配統計(1861-1910)》,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63頁。

                         

                        (115)嘉道時期,捐納房捐銀收入在未開暫行事例的年份中大體保持在200—400余萬兩的規模。同治末年,負責經理捐項的京銅局捐銀收入僅60余萬兩。見清代抄檔,《黃冊·戶部銀庫類》第891011冊。《同治十一年戶部現辦各案節要》《同治十二年戶部現辦各案節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116)黃鑒暉:《山西票號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12頁。

                         

                        (117)《北檔房歷年撥餉節略》,無頁碼。

                         

                        (118)《本部具奏部庫現放雜款章程》(光緒元年四月十六日),《戶部奏稿》第2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119)東三省官兵俸餉一項,歷來由部庫撥給,每年約一百數十萬兩。咸豐年間因為部庫支絀,從此改為外省協撥。神機營系咸豐十一年創立的主管京師旗營操練的機構,其經費一項在同治末年歲支銀88.6萬余兩,見《本部具奏部庫現放雜款章程》(光緒元年四月十六日),《戶部奏稿》第2冊。內務府在咸豐初年戰亂蔓延之后進款銳減,常年依賴戶部的借撥款項。咸豐七年至光緒九年,戶部先后籌撥、借撥、添撥、交進內務府各款銀,除歸還外,共計2125.4071萬兩。詳見戶部《同治年間內務府與戶部交涉款項成案》,《清內務府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年版,第219—454頁。

                         

                        (120)有關戶部銀庫地位的變化,參見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與庫存研究》,第8290—92頁。



                        上一篇:龔關:民國時期合作精英與農村金融制度的演進 下一篇:胡榮明:地權與稅制——抗日根據地農業稅的結構性分析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