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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史 【字體:

                        林滿紅:晚清的鴉片稅(1858~1906年)

                        作者: 文章來源:《國家航海》2016年第16輯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4日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清末海關出版品、英國領事商務報告、清朝的官方文獻及文集和地方志等資料重構1858年至1906年的鴉片稅制。本文研究了鴉片稅課征沿革、種類、性質及與各級政府間的關系,也研究了鴉片稅在晚清全國與各地財政中的地位,及其在平衡區間財政盈虧中所發揮的作用。文中還利用進口鴉片價格需求彈性指出,鴉片上稅而導致的價格上漲對鴉片消費總額的影響不大。在對鴉片吸食人口與鴉片消費額提出估算之后,本文指出:清政府的鴉片稅征課政策雖增加了歲入,從而協助了政權的維系,而且由于本國、外國鴉片稅率的差異,也有助于本國鴉片逐漸取代外國鴉片而減少中國的漏巵,但整體而言,這項政策還是推遲了中國的經濟成長。

                         

                        關鍵詞:晚清財政/進口鴉片價格需求彈性/鴉片與區間財政/本國、外國鴉片稅率/鴉片吸食人口/鴉片消費額

                         

                        標題注釋:本文初刊于《思與言》第16卷第5(19791月,第1159),并在“海關文獻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此次再加修改,供更多讀者指正。

                         

                        晚清政府的鴉片政策前后可分三期,一為1830年代至1857年之嚴禁時期,一為1858年至1906年之弛禁時期,一為1907年至1911年之漸禁時期。

                         

                        嚴禁時期開始的1830年代,正值鴉片戰爭前夕。鴉片嚴禁的意思是:“凡吸食、販賣、種植者皆斬。”由于任何稅課必以該稅課對象之得以使用、流通、制造為前提,值此嚴禁時期,自無鴉片稅可言。但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外國鴉片禁無可禁,若干地方官吏已私下征課鴉片稅。

                         

                        漸禁時期始于190610月清廷頒布《禁煙章程》及1907年中英雙方之簽訂《禁煙條款》。1906年的《禁煙章程》旨在透過漸禁辦法,于10年之內盡除鴉片危害。種煙者遞年減種,九年內禁絕;吸食者如為官吏當即戒除,如非官吏,憑照購買,購買額逐年遞減。1907年《中英禁煙條款》議定印度鴉片進口,每年遞減5100箱,至1918年減盡。但此約需試行三年,三年之內中國本身栽種、吸食減少,方再遞減。1907年至1911年中國在國內外禁煙的輿論支持下,嚴格封閉各地煙館,鴉片禁種期限由10年縮短為4年即告成功,吸食者雖未減盡,但已大減,故禁煙成果顯著,1910年英國亦如約繼續遞減印度鴉片出口量。在此漸禁極有成效期間,鴉片稅隨販賣、吸食、種植之遞減而遞減。尤其清廷不復借鴉片征課稅收,另由鹽、米、肉、牛等均抽取前此由鴉片稅支付之款項。故于漸禁時期,鴉片雖仍課稅,但已非清政府之重要稅收。①

                         

                        鴉片稅成為清政府重要稅收乃弛禁時期之事。鴉片之弛禁乃因太平軍興,清廷急需餉源,及英國希望中國征課鴉片稅俾使其鴉片貿易合法化所共同促成。清政府先于1857年準大臣王懿德之請,“從權量抽進口鴉片稅”,繼于185811月與各國修訂關稅時議定進口鴉片上稅并且弛禁,“議內言洋藥一項,除系官員兵丁太監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賭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準買用。凡外洋及內地客商,在各省關口貿易者,均應著定稅則”。②由于吸食日廣,鴉片稅竟成為僅次于田賦、關稅、鹽稅而與厘金相近之重要稅收,其重要性在雜稅、常關稅之上。關于清朝之重要稅收,田賦、鹽稅、厘金已分別有王業鍵、姜道章、羅玉東與何烈等分別進行專門研究,鴉片稅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于《清代的鴉片吸食》文中有兩頁篇幅提及,謂太平天國亂后地方知縣不易收取田賦,常以鴉片稅應急,因而使鴉片稅在傳統稅收制度下擴展成清政府的重要稅收,此外尚無人研究。③本文根據《清末海關十年報告》、《海關歷年報告》,海關有關鴉片之《特別報告(Special Series)》,《英國領事商務報告》,清末文人文集,《清朝續文獻通考》、《皇朝政典類纂》、《皇朝掌故叢編》、地方志等數據,于此稅制進行重建與評析。研究時限即以18581906年為主。在研究此稅制時,因涉及全國各港歷年關稅,故將前人未曾整理之此一資料亦附錄于文末(見附錄一)

                         

                        本文計有如下重點:

                         

                        1.以若干財政學視角分析晚清鴉片稅的性質,并指出其課征沿革、種類及與各級政府間的關系;

                         

                        2.指出鴉片稅在晚清全國與各地財政中的地位,并指出其于平衡區間財政盈虧之作用;

                         

                        3.利用鴉片價格需求彈性指出:清政府的鴉片稅征課政策雖增加了歲入而有助于政權延續,卻推遲了中國的經濟成長。在此過程中,由于本國、外國鴉片稅率的差異,促使本國鴉片逐漸取代外國鴉片,卻也減少了中國的漏巵。

                         

                        以下分三節討論此三項主題。

                         

                        一、鴉片稅制的分析

                         

                        晚清鴉片稅的種類、性質及其與各級政府間的關系,可由圖一略知梗概。

                         

                        由于鴉片為清廷惹來鴉片戰爭,清廷諱言鴉片,而以鴉片在充當吸食品前原為中藥,故以“藥”名之,來自外國者稱“洋藥”,來自本國者稱“土藥”。④鴉片稅因而分洋藥稅與土藥稅兩種,今分別說明兩稅之征課沿革及內容如次,再綜合分析鴉片稅之性質于本節之末。

                         

                        ()洋藥稅

                         

                        1.1858年訂定的生藥貨物稅

                         

                        鴉片在吸食以前必須加熬,加熬以前為“生藥”,加熬之后為“熟藥”。根據1887年《海關第10號特別報告》指出,熟藥的貨物稅除上海、芝罘每擔課60海關兩的從量稅之外,牛莊、天津、漢口、寧波、汕頭、廣東均與一般洋貨一樣課百分之五的從價稅,其他各口則無熟藥進口稅。事實上,不管是國際貿易,還是國內區間貿易,很少有熟藥買賣,因熟藥多由各地零售商供應。因此,鴉片稅中熟藥之進口稅、通過稅均不重要,⑤論鴉片之貨物稅實以生藥稅為主。

                         

                        1858年清廷開始征課鴉片稅的要點有二:

                         

                        (1)鴉片雖屬洋貨,但不依《南京條約》洋貨值百抽五之稅率課從價稅,而以一擔30兩之稅率征課從量稅,依《19021911海關十年報告》記載,以18721911年歷年鴉片平均價格計算,一擔外國鴉片平均價為388.5兩,則此一擔30兩之稅率如改算為從價稅,其稅率為7.7%。⑥故鴉片進口稅率雖較一般洋貨為高,但并未高出很多。

                         

                        (2)依《天津條約》規定,洋貨在內地銷售不用納厘金而只納子口半稅。子口半稅亦即關稅之半,即抽取2.5%之從價稅。如洋貨銷售地距離不遠,所納厘金不到2.5%的從價稅,則洋商可納厘金而不納子口半稅,但如銷售地較遠,所納厘金超過2.5%的從價稅,則可納子口半稅而不必納厘金,故子口半稅為對洋商之優待。⑦但鴉片進口則不受此優待,洋商所進口鴉片必在口岸賣給華商,而后鴉片即由洋貨轉為華貨,其運銷內地時與其他華貨一樣要“逢關納稅,遇卡抽厘”。⑧

                         

                         

                         

                        圖一 鴉片稅制圖

                         

                        2.高額的洋藥內地稅

                         

                        除關稅、厘金等經常稅之外,在有些地方另需繳納臨時稅,如上海洋藥另需繳貼餉、海防、銷號,汕頭洋藥另需繳納海防經費,福建洋藥另需繳華稅、加捐軍餉、票稅等。⑨據1879年《海關第4號特別報告》指出,洋藥一擔在各口繳完關稅之后,另外所需繳納之稅分別如下:⑩

                         

                         

                         

                        可見各地稅率并不一致。1881年上海英國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亦指出此一事實:“各口鴉片進口關稅是一致的,鴉片的厘金則極不一致,最高的是廈門,一擔83.16兩,最低的是宜昌,一擔9兩,其他各港平均為35.27兩。”(11)不僅各地稅率不一,就算一地不同時間之稅率亦不一致,如上海1879年《海關特別報告》謂其洋藥厘金一擔21兩左右,1887年《海關特別報告》則謂上海一擔洋藥要繳82.92兩厘金及加捐。(12)1885年朝廷接納左宗棠建議,鴉片厘金調整為一擔86兩,各地再斟酌征課,各地鴉片厘金因而增加。(13)

                         

                        1879年《海關第4號特別報告》來看,各地厘捐稅率除宜昌低于子口半稅甚多,鎮江、蕪湖之稅率接近子口半稅,漢口、上海稅率較子口半稅稍高之外,其他各港稅率均在子口半稅兩倍以上,其中以福州、廈門最高。加上洋藥納厘亦需“逢關納稅,遇卡抽厘”,則洋藥進口關稅雖未超過其他洋貨更多,所繳內地稅則遠超過其他洋貨。

                         

                        雖然洋藥內地稅由華商負擔,但洋藥內地稅負擔既高,則洋藥出售時成本提高,影響洋藥對土藥之競爭能力,故英國方面一再希望洋藥厘金與關稅一并在海關繳納,以免在內地倍受催索。清廷方面亦感洋藥厘金在各地繳納時多為地方官所侵吞,不如在洋關繳納,中央反可取得可靠稅收。清廷乃于1875年與英國商定鴉片關稅、厘金一并在海關繳納,但因中英雙方對稅厘合并后之厘金稅率意見不一,故一直到188667日所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時才提出具體方案。(14)

                         

                        3.1887年所訂的生藥貨物稅

                         

                        1886年《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規定:洋藥進口關稅仍為一擔30兩,但厘金增為80兩,兩者共合110兩。洋藥進口之后須先封存于海關許可具有保結之棧房或躉船,繳完稅厘之后方準搬出,繳稅之后有憑單一張,如未再拆裝,無需再繳任何稅收,包括一切臨時稅在內,但如經拆裝,中國仍有權課稅。(15)此稅則18872月正式實施,一直沿用到1907年《中英禁煙條約》才改為一擔350兩。(16)

                         

                        18821906年鴉片一擔價格平均519兩,(17)課稅110兩計之,稅率為21%。18581887年之稅率,如僅計算一擔30兩關稅及一般口岸平均課35兩厘金,則為16.7%,故1887年之后稅率如不考慮1858年至1887年所課之臨時稅,則較之前略高。此外,1858年所訂之厘金由華商支付,1887年之后所訂之厘金由外商支付,(18)故此次改稅乃外交上之一次勝利。勝利原因為:洋藥受土藥競爭,進口利薄;其他洋貨進口增加,外商漸有其他利潤可得;進口洋藥遭國際輿論譴責,1880年美國與中國訂約絕不以鴉片為貿易品,對英國是一壓力;使英負責談判的曾紀澤成功運用此等情事等。(19)

                         

                        4.洋藥的營業稅

                         

                        除關稅、厘捐之外,若干地區的洋藥商還要繳營業稅。此營業稅或稱“坐厘”,或稱“牙帖”。如1893年溫州鴉片煙鋪每賣1斤要繳14元厘金,是為“坐厘”。而《皇朝掌故叢編》稅項下之“藥牙”一項則為牙帖。此一光緒年間出版的著作曾指出朝廷的一種藥牙征課步驟;凡售賣洋藥土藥,必須請領部帖,方準營銷。各州縣牙帖依州縣戶數之多寡分繁盛、次盛、簡僻三等。二千戶以上為繁盛,一千戶以上為次盛,五百戶以下為簡僻。繁盛、次盛、簡僻之藥牙一年分別要交銀1000兩、750兩、500兩。以上乃就生藥之營業稅而言,此外另有熟藥營業稅。《皇朝掌故叢編》指出,光緒年間之煙膏部帖依繁盛、次盛、簡僻三等,一年分別為50兩、40兩、30兩。(20)但據《1887年鴉片特別報告》記載,廣東熬1兩鴉片課3錢。(21)由上可見,不論生藥營業稅或熟藥營業稅,其稅率均不一致,但可歸納有定額稅與從量稅兩種。

                         

                        ()土藥稅

                         

                        1.貨物稅(稅厘)

                         

                        1858年洋藥課稅弛禁之后,土藥亦開始課稅弛禁。課稅方法原則上是水路關卡一擔稅厘30兩,陸路關卡一擔20兩,1881年陸路關卡增為40兩。(22)稅指關稅,由外船載運者在洋關繳稅,由國船載運者在常關繳稅;厘指在厘局所納之厘金。所謂一擔稅厘若干系指一省之所課而言。土藥至一省之后,如在當地出售,需納落地稅(亦厘金之一種),如不在當地出售,只是過境,則或在所經關卡之一繳通過稅,或在最后一道關卡繳出境稅。大抵一省之內只要在兩個關卡繳過稅,即可不再繳稅。政府規定一省稅厘若干,系指在一省境內所需繳納稅厘之總數而言。繳完全數之后,該省境內雖不必再繳,但一到鄰省,又需繳鄰省之稅厘。(23)

                         

                        但各省或產土藥或不產土藥,即使生產,其開始時間亦有早晚,或為土藥所經,或不為土藥所經,故其開始課征土藥稅的時間亦不一致。綜合諸多史料,可知云南土藥稅征課始于1859年,陜西、山西始于1860年,四川、甘肅始于咸同之際,此數省均為重要的土藥產區。(24)宜昌、漢口、蕪湖、鎮江、上海、廈門、福州等口岸最晚于1879年已課土藥厘。(25)大致各省普遍征課土藥厘系1886年前后之事,(26)但也有些省份如江西直至1890年整頓土藥稅時方始課厘。(27)

                         

                        1890年之所以由中央政府出面整頓土藥稅,乃因在此之前各省征課土藥稅厘除陜西、山西單獨造報之外,多混入百貨厘金造報,(28)地方官場有征多報少、隱匿入己之弊,影響中央稅收;加上1887年洋藥稅厘并征之后,洋藥厘金嚴格征課,如果土藥厘金未予嚴格征課,恐英國方面抗議。(29)清廷于是先在1886年命令各省造報土藥稅收,1890年由戶部與總理衙門出面整頓土藥稅,整頓之主要精神有:

                         

                        ①遷就各省以往課稅慣例,制定各省稅則;

                         

                        ②減少土藥稅之繳稅次數,如四川省土藥運銷東南各省,原需在各省繳稅,整頓土藥稅之后只需在四川涪州繳落地稅,在重慶繳出口稅,在宜昌繳通過稅,此后運銷各省除在溫州需征課進口稅之外均可不再繳稅;

                         

                        ③土藥稅所得應解中央。(30)

                         

                        1890年所訂之稅則,至1899年及1901年因政府急需稅源,分別再加三成兩次。(31)

                         

                        2.土地稅

                         

                        清末土藥產區大抵均有土地稅的征課,如郭嵩燾指出:“川、滇、甘、陜各省栽種罌粟,則必以課吏為先。臣聞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工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土稅,亦數倍于常賦。”(32)1874年的《英國領事報告》指出:四川種鴉片的畝稅由地主繳納,約為谷物畝稅之四倍,佃農向地主繳實物租。(33)此外,東北種一畝罌粟一年課2錢,徐州3錢,福建3.85錢,陜西平地1錢,山地6分。(34)但事實上,要征課罌粟田的土地稅并不容易,因罌粟田多零星分布,或與他物雜種,或今年種明年不種,很難稽查。(35)加上罌粟田多在偏僻地區,稽查只有委諸胥吏,如果胥吏權大必有擾民之虞,如果胥吏權小,又有百姓告訴胥吏之風。如在罌粟田上課特別的稅收,老百姓會以為是加賦起而反抗。李鴻章指出在蠡縣、蒿城、靈壽縣,山西若干州縣試辦課征畝稅,百姓紛紛抗議,幾釀成重案。(36)寧波在1889年因官方在課征罌粟田一擔24元的土地稅之后,又要加課50錢,即引起嚴重騷動,有5000人參加暴動,燒了縣衙,縣官落荒而逃,最后由士紳出面,一年交2000元稅收了結,(37)因此中央并不鼓勵征課罌粟田的土地稅。1890年整頓土藥稅時則準許福建、陜西罌粟田課特別的土地稅,其他地區均只能課鴉片貨物稅。(38)而根據《海關特別報告》記載,很多地方如同安、溫州,種罌粟之地亦僅課一般的田賦,而不繳特別的土地稅。(39)

                         

                        3.營業稅

                         

                        除前述《皇朝掌故叢編》洋藥營業稅中之征課方法外,各地有關土藥營業稅的記載如下:

                         

                        ①重慶有3100家煙鋪,每月繳300錢的執照費給縣官;②吉林鴉片行商、坐商的行票、坐票一張均為24兩;③湖南岳州的土藥行一年要捐庫平銀2000兩;④山西坐賈藥厘1870年一年繳款6萬至8萬兩,以后略減,1883年以后又增為10萬兩左右;土藥坐票捐為湖北重要稅收之一。(40)

                         

                        4.捐輸

                         

                        1886年洋藥稅厘并征之前,土藥、洋藥均有臨時稅的負擔,但自1887年以后洋藥不再繳臨時稅,政府一有臨時需要,即取諸土藥稅。清廷于18991901年分別加征土藥稅三成,而各省地方之需用,亦多以土藥為榨取之資。如閩省之團練費、直省之學堂經費皆分別取自土膏稅及畝稅。(41)

                         

                        5.統稅

                         

                        由于各地對土藥稅課征項目日繁,1904年乃有征收土藥統稅之舉。將所有土藥稅、膏捐、局用(厘局征稅費用)合并為一擔115兩,不論在任何地方繳過后,他處不再征收。所收稅款匯集武昌總局,再依各省歷年土藥稅收數多寡分給各省應用。(42)

                         

                        ()晚清鴉片稅的性質

                         

                        綜合有關鴉片稅的記錄,可將鴉片稅的性質歸納為以下幾點:

                         

                        1.以間接稅為主

                         

                        晚清鴉片稅雖有貨物稅、營業稅、土地稅等等(參見圖一),其中除土地稅自19世紀李嘉圖以來即被認為是不會轉嫁的直接稅以外,(43)均為間接稅。而政府在征課鴉片稅時,亦有意使鴉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1890年總理衙門與戶部整頓土藥稅時即指出此一原則:“農田雖種罌粟,已歸正賦納糧,若于交易時再征稅,諸多煩擾;商販厘捐仍可攤于成本之中,究無所損。”(44)

                         

                        2.以從量稅為主

                         

                        綜觀所有鴉片稅,除營業稅有若干是定額稅、土地稅很多是從畝稅、熟藥進口課值百抽五的從價稅、東北呼蘭地區煙土厘乃從價稅之外,所有鴉片關稅、厘金的征課多為從量稅(參見圖一)(45)而鴉片關稅、厘金又為最主要之鴉片稅,故鴉片稅以從量稅為主。從量、從價而非定額,目的在于轉嫁稅負。但何以從量而不從價,1890年總理衙門與戶部在整理土藥稅時指出其原因:“按價納稅則價值之低昂須于臨時估計,恐啟抑勒爭論之弊。”故政府在訂稅則時,常先將某單位物品從價計算其稅額若干,再換算成從量稅,之后不論價格漲跌,均從量計算。(46)

                         

                        3.走私盛行

                         

                        如附表一所示,在晚清所有進出口貨中,鴉片是單位價值最高的一種。

                         

                        由于鴉片量輕值貴,走私利潤相對其他商品為大,且因其曾為禁品,原有一些走私的路線可供利用,故鴉片走私最為嚴重。鴉片走私可分洋藥進口時的走私,和洋、土藥在國內流通時的走私兩種。

                         

                        洋藥進口時的走私以粵東最為嚴重,福州、廈門次之。因洋藥由印度出口到中國時先匯集香港,香港系無稅之港,四面皆海,離中國海岸不遠,而粵東海岸又很曲折,到處有小港可以泊船,因此有很多鄉村渡船、漁船、販私鹽船,甚而官方的緝私船均從事鴉片的走私進口。據赫德(Robert Hart)指出,走私之數一年約有一萬箱,而馬士(H.B.Morse)亦指出,在九龍、拱北于1887年設海關以前,粵東的鴉片走私每年有11.5萬擔。(47)1863年至1905年,中國每年進口鴉片量約在510萬擔。(48)故走私之數約為全數之20%。1887年九龍、拱北設海關之后,洋藥走私方較減少,但澳門仍為一個走私的據點。(49)

                         

                        洋藥在1887年稅厘并征之后,國內無需再繳稅,所以不需要再走私。1887年以前在國內亦需“逢關納稅、遇卡抽厘”,且由華商賣出而非洋商賣出,則與土藥一樣有很多走私。關于國內鴉片流通時的走私情形記載很多,茲以1887年《海關有關鴉片的特別報告》作為代表,以見概略:

                         

                        各港均強調鴉片走私之多。牛莊每年有3000擔鴉片走私到山西;天津一帶的土藥均經陸路走私進來;云南、四川、宜昌的鴉片都由武裝的男人約80人至100人一隊翻山背到沙市,每人約可背88斤重的鴉片;很多土藥均由往來漢口的旅客帶出,中國西部目前銀、錢兩荒,在很多地方鴉片取代銀、錢成為物物交易的媒介,當一個人要到漢口旅游時先帶夠價值全部旅程所需花費的鴉片,沿途再以鴉片換取所需,到北京趕考的人也有帶鴉片充當路費的;漢口運出的土藥多不沿江而下,而繞著迂回難行的陸路走私到鎮江等地;鎮江、上海、福州、淡水、北海、打狗所使用的土藥多由走私而來。(50)

                         

                        究竟走私量有多少也無從估計,不過就土藥生產最多的四川而言,根據1880年《英國領事報告》指出:其走私的鴉片與納稅的鴉片數量約略相等,可見走私的嚴重。更嚴重的是不只百姓走私,連官吏也走私,根據《英國領事報告》指出:有一位總兵由四川調職南方,用戎克船載了價值30萬兩的鴉片到南方賣出。(51)

                         

                        4.鴉片稅征課有包繳、打折與各課稅機關競爭的現象

                         

                        包繳、打折與鴉片之走私盛行有關。地方政府為確保稅源,減少緝私之苦,即將一地一年內的鴉片稅征收權發包給商人,承包者可以是鴉片同業公會,也可以不是鴉片同業公會。(52)就史料所見,以下幾個地方有包繳現象:

                         

                        (1)1872年重慶鴉片商公會包繳該地土藥厘金;(2)1877年廈門土藥厘金由商人包繳;(3)1885年九江鴉片厘金包給鴉片商公會;(4)1887年漢口鴉片稅包給兩個買辦;(5)1887年上海土藥商包繳鴉片厘金十萬兩;(6)湖南若干地區鴉片稅采包抽制。(53)

                         

                        打折目的在降低實質稅率以避免走私。降低實質稅率方法是少算重量,如100斤重的鴉片當50斤算,如此既可符合政府每百斤抽多少稅的規定,又可避免走私。如鎮江一箱鴉片原需納厘金43兩,但100斤只當50斤算,則只要繳21.5兩,有時折扣更多,只需繳6兩。(54)湖南課鴉片稅也有打折,或五二折,或對折,或八五折,或九折,大抵新土折扣較多,陳土折扣較少,除皮計算時折扣亦少。(55)

                         

                        就全國而言,打折最多的地方是宜昌。由于政府規定川土出四川之后一定要在宜昌繳稅,故宜昌原可以抽取很多鴉片稅,但因四川有很多鴉片翻山走私到沙市,所以宜昌損失了很多稅收。為減少如此大量的走私,宜昌課鴉片稅時所打折扣低至二折,即100斤只算20斤。(56)

                         

                        各地收稅既可打折,那么折扣越多者越能吸引鴉片商前來買賣鴉片。因此各繳稅機構常有競爭現象,如鎮江、寧波常降低稅率使鴉片商不在上海買賣鴉片而在鎮江、寧波買賣。(57)鎮江稅率之低甚而使北方的商人不在天津、煙臺而在鎮江購買鴉片。(58)漢口厘金由買辦包繳時,故意降低稅率,使其主人之鴉片易于銷售以便抽取更多傭金,結果蕪湖、九江及漢口本地的商人均在漢口購買鴉片。(59)反之,九江在各港之中稅率較高,一箱稅課高約15兩,鴉片則多在其附近各港進口而不在九江進口。(60)

                         

                        5.鴉片在國內流通所課稅率低

                         

                        鴉片在國內流通所繳之稅以厘金為主,厘金包括1887年以前的洋藥厘金與1858年至1903年間的土藥厘金。18581886年洋藥厘金可由1881年的洋藥厘金看出梗概。1881年洋藥厘金如前所述平均一擔約為35兩。18581903年土藥厘金稅率可由1890年整頓土藥稅時之稅率知其大概。1890年整頓土藥稅率時之稅率如附表二。

                         

                        將附表二ABCDE各省之土藥稅率加以平均,為一擔37.36兩,與1881年洋藥厘金平均為一擔35兩相近。根據18791887年《海關特別報告》,各港土藥稅平均為一擔270兩,洋藥價格如前所述平均一擔440兩,(61)故洋土藥厘金之稅率為9%、13%之從價稅,平均為11%。根據羅玉東研究百貨厘金稅為4%至10%之從價稅。(62)照一般課稅原則,煙酒等消費品課稅應較一般消費品高。依此原則,鴉片僅為百貨中課稅較高的一種,但未較一般百貨稅率高出很多。而且以上比較乃就法定稅率而言,如再考慮打折等因素,則鴉片之國內流通稅率更低。稅率如此之輕的原因,1890年整頓土藥稅時清廷曾指出:“若非稅則稍輕,使走私無大利,斷不能免繞越偷漏之弊。”(63)

                         

                        6.土藥稅與洋藥稅率比較

                         

                        前述曾經指出,如不計洋藥營業稅及加捐等,1858年至1887年之洋藥從價稅16.7%,1887年以后,稅率為21%。土藥稅為多少呢?由于土藥產地散漫難稽,不比洋藥進口非報海關不能起岸,海關稅率多少即課多少。土藥未必在關卡納稅,即在關卡納稅亦未必照稅率繳稅,所以實際征課的土藥稅率幾無計算之可能。此處僅能就法定稅率先予比較,再推估兩者孰高孰低。1858年起征洋土藥厘金時原均為陸路關卡一擔20兩,水路關卡一擔30兩,前列1890年土藥稅厘與1881年洋藥厘金亦大抵相近。故法定洋土藥厘應該相近,但因土藥難稽,稅率原宜較輕,加上土藥價較廉,如洋土藥課相同之從量稅亦不公平,故依時人觀察洋土藥厘金實際征課稅率多為三與二之比或二與一之比,或三與一之比。如1879年有洋土藥厘記錄之各口岸,其洋土藥厘比較如附表三。

                         

                        由附表三看1879年洋土藥厘,除廈門洋土藥厘相同,宜昌洋藥厘為土藥厘6倍,北海洋藥厘幾為土藥厘之4倍以外,洋藥厘多為土藥厘之1.5倍至3倍。

                         

                        以下幾則記載亦指出相同的事實:

                         

                        (1)1869年天津土藥厘金15020兩,洋藥10020兩;

                         

                        (2)1875年東北土藥厘金為洋藥厘金之1/3

                         

                        (3)1885年上海洋藥厘金一擔46兩改為86兩,土藥厘金一擔20兩改為43兩;

                         

                        (4)1881年漢口土藥稅為洋藥稅之半。(64)

                         

                        此乃就洋土藥厘比較,但洋藥除了厘金之外還要繳交關稅一擔30兩,故1887年以前土藥稅率絕對輕于洋藥稅率。

                         

                        1887年洋藥稅厘并征后,一則洋藥稅率稍漲,二則洋藥厘金需在海關依法征課,三則洋藥不用有加捐的負擔。前二者為較土藥不利之處,第三者則較土藥有利。但土藥厘金在1890年整頓之前稅率無大調整,土藥之加捐至籌庚子賠款時方始加多,故至少18871890年,土藥稅率仍輕于洋藥。

                         

                        1890年整頓土藥稅率時,除四川外稅率大抵所增不多,故大致而言,土藥稅率仍低于洋藥。故1896年英國廈門領事報導說:無疑地,本國鴉片將會完全取代外國鴉片。外國鴉片稅厘較高且征課嚴格,本國鴉片稅厘較輕,且易逃稅,本國鴉片將越來越便宜,而另一方面,本國鴉片的質量已越來越改進。(65)

                         

                        但自1900年以后由于要繳付庚子賠款,土藥加捐日多,至1904年改成土藥統稅時高達一擔115兩,則高于洋藥。

                         

                        故洋土藥稅率比較,1903年以前,土藥稅率輕于洋藥稅率,1904年至1906年,洋藥稅率輕于土藥稅率。但此僅就中國境內所課而言,但如《皇朝政典類纂》所說:查總稅務司赫德申呈總理衙門條陳內稱洋藥在印度每百斤先須完稅約二百五十兩,運赴中國復征稅厘一百十兩等語,(66)洋藥稅率一定高于土藥。

                         

                        7.鴉片稅與各級政府的關系

                         

                        如圖一所示,鴉片稅計有經常稅與臨時稅。經常稅又有洋土生藥貨物稅、洋土熟藥貨物稅、洋土生藥營業稅、洋土熟藥營業稅及土藥土地稅等種,其中洋土熟藥貨物稅并不重要,而并入一般的關稅與厘金之中。鴉片稅中最重要的是洋土生藥貨物稅,即洋藥關稅、厘金及土藥稅厘。依清朝稅制,洋關稅與少數常關稅是唯一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稅收。其余的稅均由地方匯集藩司,而后再依中央命令或起運中央,或存留地方,或協餉他省。(67)因此18581886年洋藥所納關稅,18871906年洋藥所納關稅厘金均屬中央所控制。只是,在繳交給中央時,須留下32%給地方充當收稅開銷之用。(68)

                         

                        至于1858年至1886年之洋藥厘金與1858年至1906年之土藥厘金,由于清代厘金是由省直轄,厘金總局設于省城,由巡撫揀選候補道一員,會同藩司總理全省局務,(69)所以以上洋土藥厘均歸省級政府所控制。至于省級政府是否需將此筆稅收轉交中央,依1859年規定:所收洋藥厘捐,按三個月報部解庫一次,其有軍務省份,準留充軍餉,按三個月造冊報部,(70)故洋藥厘金轉交中央與否極有彈性。至于土藥厘金,1890年以前并無明文規定。由于前者規定極有彈性,后者無明文規定,故洋土藥厘金多由地方政府留用。如1887年《廈門領事報告》指出:1887年以前洋藥厘金繳給省級政府,聽憑其需要使用。1887年厘金改由海關征收,則所課全交中央政府,只有在省級政府有特別需要時才撥給省政府,反之,土藥厘金幾仍由地方政府決定征課額度,而不必向中央政府報備。(71)也因土藥厘金幾仍由地方官吏隱匿入己,1890年才有土藥稅之整頓。整頓之后,土藥厘才與百貨厘分開而全數解交戶部或聽戶部指撥。(72)

                         

                        洋土藥貨物稅以外的洋土藥營業稅、土藥土地稅由縣級政府征課,臨時稅則由省縣政府征課。營業稅如重慶3100家煙鋪每月繳300錢的執照費給縣官。廣東熬一兩鴉片每月要向縣府繳執照費3錢,但1899年以后營業稅亦繳交中央。(73)

                         

                        土地稅如徐州種罌粟土地一畝需納土地稅3錢給知縣,如1878年郭嵩燾指出:“川、滇、甘、陜各省栽種罌粟,州縣私收土稅,數倍于常賦。”(74)

                         

                        臨時稅如于恩德指出:各省地方需要,亦多以土藥為榨取之資。(75)

                         

                        由上可見鴉片稅有中央政府稅和地方政府稅兩種。1887年以前的洋藥關稅,1887年至1906年之洋藥稅厘,1899年至1906年之土藥經常稅為中央政府稅收;1887年以前之洋藥厘金,1858年~1899年之土藥稅厘為省級政府稅收;洋土藥之臨時稅、營業稅則多為縣級政府稅收(參見圖一)。就整個鴉片稅課的發展趨勢言,1887年的稅厘并繳,1890年的土藥稅整頓均使鴉片稅越來越轉變成為中央政府稅收,但因地方政府可加課鴉片的臨時稅,故其鴉片稅收并不一定隨此轉變而減少。

                         

                        二、鴉片稅在晚清財政中的地位

                         

                        本節擬由鴉片稅在全國稅收中的地位、洋藥稅在各省財政中的地位、土藥稅在各省財政中的地位、鴉片稅對平衡全國各區域間財政盈虧的作用等部分來加以說明。

                         

                        ()鴉片稅在全國稅收中的地位

                         

                        有關鴉片稅的較完整資料有二:一為由1867年至1906年全國及各港鴉片進口量與進口稅率相乘而得的全國及各港洋藥進口稅資料(見附表四);一為羅玉東著《中國厘金史》所留下的1868年至1905年的全國洋藥厘與土藥厘資料(見附表五)

                         

                        雖然除了洋藥進口稅、洋土藥厘金之外,鴉片稅另有營業稅、土地稅、熟藥貨物稅、加捐等稅收,但無完整數據。因洋藥進口稅與洋、土藥厘畢竟為最主要的鴉片稅收,由兩項資料加總所得的主要鴉片稅收入可看出鴉片稅變遷大勢(見附表六)。由附表六可見鴉片稅在1868年至1886年約為300萬兩,1887以后突然增為900萬兩甚至1000萬兩,1895年以后才再降為600萬至700萬兩。

                         

                        雖有1868年至1905年全國主要鴉片收入的資料,但在1868年至1905年的全國稅收資料僅有1896年英國領事哲美遜(G.Jamieson)所作的統計,故僅能算出1896年鴉片稅在全國稅收中的比重(如附表七)。附表七顯示,鴉片稅占1896年全國稅收9.25%,其中洋藥稅占7%,土藥占2.5%,洋藥稅較土藥稅所占比例高。

                         

                        在全國各種稅收中,鴉片所占之比例僅次于田賦、洋關稅、鹽稅、厘金。田賦、洋關稅、鹽稅、厘金占1896年全國稅收之比例,分別為28.2%、24.7%、15.35%、14.56%。而比起漕糧、雜稅、常關稅1896年占全國稅收之比例分別為7.37%、6.18%、1.12%,鴉片稅則所占比例較高(見附表七)。而1896年鴉片稅占洋關稅之24%,故1896年之洋關稅若扣掉鴉片稅,占全國稅收之比例僅為21.4%。1896年厘金中6.75%為洋土藥厘,若扣去洋土藥厘,則厘金占全國稅收比例僅為13.57%而與鴉片稅所占全國稅收比例之為9.25%相去不遠。

                         

                        關稅為全國第二重要稅收,厘金為第四重要稅收,而鴉片稅又為關稅、厘金中之一重要稅收。由附表四可見,1867年至1906年,洋藥進口稅占同期關稅之百分比平均為22%,即1/5強,1887年以前占1/5以下,1887年至1895年則占30%~40%,此乃稅厘并征使然;1896年至1906年再減為20%左右,乃洋藥進口受土藥取代,使洋藥進口減少使然。

                         

                        1868年至1905年鴉片厘金占全國厘金收入之百分比,平均為5.56(見附表五)。與洋藥進口稅占關稅比例相同的是:1887年以后鴉片厘金占總厘金比例亦突然增加,由1887年以前之占3%左右增為1887年至1899年之占9%左右,1900年至1906年再減為3%左右(見附表五)1885年以后之增加,主要是土藥厘金增加使然(見附表五)。土藥厘金占厘金總額百分比,在1885年以前均在1%以下,1885年以后增為4%左右。此乃因《煙臺條約續增專款》先在倫敦通過,英國要求在洋藥稅厘并征的同時,土藥亦須比照課稅,以及1883年左宗棠建議洋土藥一并加稅以寓禁于征使然。(76)土藥種植之弛禁雖在1858年始行,但1858年至1887年仍有若干地方禁種,至1887年才全國弛禁。(77)洋藥厘金占總厘金百分比,于1895年以后亦告減少,原因亦為土藥取代洋藥,洋藥進口減少。1905年以后土藥厘金占厘金總額百分比減少為1.08%,乃因若干省份不征土藥厘金,改征統稅使然。

                         

                        由以上分析,可見鴉片稅為清廷之重要稅收,尤以1887年至1895年為甚。

                         

                        ()洋藥稅在各省稅收中的地位

                         

                        晚清各地的洋藥稅資料只有前述各口岸的洋藥進口稅資料(見附表八),及1868年至1897年江蘇、1884年至1896年浙江、1856年至1901年福建、1859年至1905年山東等省之洋藥厘金資料。其中各口岸洋藥進口稅數據較完整。各口岸進口稅厘雖屬中央稅收,但口岸所在省亦可撥用,(78)故與各省財政有所關聯。此外,洋藥進口稅多的口岸,其所在省之洋藥厘金必多,故可由各口岸洋藥進口稅之多寡看各口岸所在省洋藥稅之多寡。

                         

                        晚清(18631906)各進口洋藥較多的口岸,及其洋藥進口稅占全國洋藥進口稅百分比之多少,依次為:上海:23.52%、鎮江:9.34%、汕頭:8.80%、寧波:8.23%、廣州:7.89%、蕪湖:7.23%、廈門:7.09%、天津:4.70%、九江:3.70(見附表九)。故洋藥稅以上海附近諸港及閩粵兩省口岸較為重要。上海附近及閩粵兩省是全國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鴉片消費額亦大,其他地區僅天津較多,鴉片進口主要供北京官宦之家使用。漢口以北以西各港不但所占比例較小,且有逐漸遞減趨勢,如牛莊由1873年以前之占45%,降為18741883年之占1%~3%,1884年以后且降為0;天津由1871年以前之占10%以上降為18721879年之僅占6%~8%,18801883年僅占4%~5%,1887年以降只占1%~2%;芝罘由1874年以前之占6%~7%,18751882年僅占2%~6%,1883年以降只占1%左右;漢口由1885年以前占3%~6%降為1885年以后占1%~2(見附表九),可見北方各港外國鴉片使用量逐漸減少,此乃本國鴉片在北方使用更為普遍使然。

                         

                        以上乃就各港鴉片進口稅在全國鴉片進口稅的比重作比較,要看鴉片進口稅在各地稅收中的重要性,還要看鴉片進口稅在各港關稅中的比重。鴉片進口稅在各口關稅中的比重見附表十。

                         

                        由附表十可見,鴉片進口占關稅比重以打狗(45.48)、鎮江(43)、蕪湖(38)、寧波(37.58)、廈門(37.1)、汕頭(35.58)最高。全國洋藥的批發商多為寧波、汕頭商人,亦可見鴉片在寧波、汕頭兩地的重要性。(79)若分地區來看:東南打狗、淡水、廈門、汕頭各港鴉片進口稅占各港關稅比重一直很高,長江下游口岸,鎮江、寧波比重一直很高,上海在1887年以前只占10%,1888年以后占30%左右,九江1889年以前占10%左右,1889年以后占30%左右。這與各港之間鴉片稅率的競爭有關。因稅厘并征以前,九江、上海較鎮江、寧波稅率為高,故導致此一變化。長江上游口岸,漢口于1868年以后已降為10%以下,且漢口、沙市等港進口鴉片實有很多系為土藥。北方各港,天津鴉片進口稅占關稅比重較芝罘為大,但兩港鴉片進口稅占關稅比重均有減少趨勢,天津由1870年以前之占50%以上,1880年降為30%以下,1890年以后更降為10%以下,芝罘1881年以后由以前之占30%左右降為10%左右。東北以牛莊為主要口岸,鴉片稅占該港進口稅比重在1873年以后降為30%,1881年以后更降為10%以下(見附表十),可見洋藥稅在北方及東北各省的重要性趨于減弱。

                         

                        洋藥厘金在各省厘金中所占比例如附表十一。由附表十一可見洋藥厘金在福建一省最為重要,浙江、山東次之,江蘇則又次之。

                         

                        ()土藥稅在各省財政中的地位

                         

                        有關全國各地之土藥稅資料有二,一為1896年哲美遜報告中甘肅、安徽、新疆、東北以外全國各省之土藥稅資料,一為《支那經濟全書》所記載1903年各地土藥稅資料(如附表十二)。但因各省稅收僅哲美遜報告中有1896年貴州、廣西、廣東、安徽、新疆、東北以外全國各省資料,故僅能就哲美遜之報告之1896年土藥稅資料及全國各省稅收資料計算土藥稅占全省稅收的比重如附表十三。

                         

                        哲美遜曾指出其所留存之土藥稅資料可能低估,那么由此數據求得的土藥稅占各省稅收比重可能偏低。如18821891十年海關報告重慶報告指出:鴉片稅與鹽稅為四川省最重要的兩種歲人來源,且在1882年至1891年鴉片稅的重要性高于鹽稅,但由哲美遜報告計算四川土藥稅收占該省稅收比重僅4.19%,顯然偏低。雖然如此,由附表十三之統計結果仍可比較土藥稅在各省稅收中比重之大小。

                         

                        由附表十三可見土藥稅在湖北、湖南、四川、陜西、甘肅、山西、云南各省財政中較為重要,在湖北、湖南之所以重要乃因四川、云南、貴州等土藥主要產地的土藥銷售東方各省時,必以湖北、湖南作為門戶,陜西所產土藥部分亦由白河運至湖北。(80)1904年土藥統稅總局設于武昌與兩湖土藥稅之重要性必有關聯。(81)在四川、陜西、甘肅、山西、云南土藥稅之所以重要乃因此數省均為土藥主要產區。郭嵩燾曾指出:川、滇、甘、陜各省州縣私收土藥稅數倍于常賦。而山西之土藥厘金據羅玉東指出是該省主要的厘金收入來源之一。(82)羅玉東曾留下18811905年山西土藥厘金數據,以此數據算土藥厘金占該省厘金總和之百分比平均數為17.78(見附表十四)

                         

                        羅玉東另留有江西1889年至1901年,廣東18891907年之土藥厘金數據,以此數據計算,土藥厘金占其全省厘金總數百分比之平均數分別為1.08%、1.8%,可見土藥厘金在東南各省不若西、北各省重要。

                         

                        ()土藥稅在平衡區間財政盈虧上的作用

                         

                        由于清朝財政中有無相通的協餉制度,故各省財政有僅敷、不足與有余的區分。(83)其中不足的省在18世紀包括陜西、甘肅、四川、云南、貴州數省,此數省適當晚清土藥的主要產地。其中四川一省至1908年已由不足的省轉為有余的省。(84)鴉片稅在清末四川財政中的地位已如前述,其對清末四川財政的豐裕必有貢獻。其他不足各省雖未在清末轉為有余省,但如無土藥稅收入以濟貧乏,可能有賴他省更多協餉而帶給他省更多的負擔。

                         

                        土藥稅收入如何改善不足省之收支由陜西的情形可見一斑。《陜西寧羌州鄉土志》指出:“本境僻處山脈,交通滯礙,又不知整頓土產以擴利源,故商務甚為失敗。就現在情形計之,各項土貨內銷之數,除鴉片一項歲約三萬兩余,皆零星細碎,不足計數。”(85)《陜境漢江流域貿易表》亦指出:“陜西大宗出產足以吸收外利者,僅恃鴉片為巨擘”,“陜省每年坐失數百萬買布之銀,漏巵大矣。而目前未至于極困者,何哉?蓋有賣鴉片之銀,足以抵之故也。恃毒物以裕國計,則陜西乃中國之印度耳。”(86)

                         

                        由附表十二可見,1903年之土藥稅收中陜西并非土藥稅最多的一省,在不足省之中云南、貴州、四川,以及王業鍵所稱開發中地區之湖南、湖北、山西,其土藥稅收入尚多于陜西。

                         

                        三、晚清政府鴉片稅征課之利弊總評

                         

                        ()鴉片稅征課與禁煙

                         

                        《皇朝政典類纂》指出:“十六年(1901)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奏整頓土藥稅厘請飭詳查妥辦一折,內地栽種土藥為中國出產大宗,果能設法稽征認真辦理,既可裨益餉需,且亦收回利權之一助,并可以征為禁,隱寓崇本抑末之意。”(87)其目的,在透過稅額的增加提高鴉片價格,再透過鴉片價格的提高減少鴉片的消費。但鴉片稅征課能否達到寓禁于征的效果要看鴉片的需求價格彈性而定。1872年至1906年之洋藥進口價格與進口量如附表十五。由1872年至1906年洋藥進口價格與進口量的34年數據可求出鴉片進口價格需求彈性。以取對數的鴉片進口量為被解釋變量(ln M),并以取對數的進口鴉片價格數據為解釋變量(ln Pm),其回歸結果如下:

                         

                         

                         

                        上式中的價格系數,可解釋為進口鴉片的價格需求彈性。括號內的數字為t值,因ln Pmt值為-7.15,遠大于0.05顯著水平下的t(±1.96),故其系數計算結果屬統計顯著。ln Pm的系數估計為-0.47,因為絕對值不只小于1,即價格需求彈性小,且低于0.5,根據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屬對價格不敏感(insensitive)。若將進口鴉片之價格彈性視為整體鴉片之價格需求彈性,則鴉片的價格需求彈性不只小于1,且對價格不敏感(小于0.5),鴉片稅課征政策的禁煙效果并不顯著。

                         

                        ()鴉片稅征課對稅收確有幫助

                         

                        鴉片的價格需求彈性小,代表鴉片稅課征對政府稅收會有增加效果。進口鴉片關稅征課有國際輿論為后盾,以從價稅約1721%而言,較一般進口商品之為值百抽五為高。鴉片國內稅中,最易引起納稅人反感的田地稅清廷則避而不課,征課時易引起糾紛的從價稅亦不實行,而采最易轉嫁及最易征課的從量稅。由于鴉片量輕值貴,走私嚴重,清政府則又透過折扣、包繳、降低稅率來針對走私問題,故清廷確實可以收到相當的鴉片稅。

                         

                        也因此,鴉片稅是清廷財政困難的一種急救藥,鴉片稅在整個中國財政中的地位日趨重要。就全國而言,鴉片稅為僅次于田賦、鹽稅、關稅、厘金而較糧稅、常關稅、雜稅重要的稅收,洋藥稅在漢口以南、以東各省,土藥稅在漢口以西、以北各省均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對于平衡西、北各省的財政更有其作用。但是這些好處也有其代價。

                         

                        ()鴉片稅與吸食人口

                         

                        在弛禁后的鴉片稅征課未見寓禁于征效果的同時,鴉片吸食人口仍然有所增加。

                         

                        全國吸食鴉片人數可由每年鴉片消費總量除以吸食鴉片者每人每年平均吸食量得之。在計算每人每年平均鴉片吸食量之前,先計算每人每天平均吸食量。計算每人每天吸食量要先將吸食鴉片者分級,吸食鴉片者大概可分三種:(1)偶爾吸;(2)經常吸但還適度;(3)經常吸且過度。(88)2種一天吸食量約為3錢,1879年海關計算中國吸鴉片人口總數即以3錢計算,但《英國領事報告》曾指出:在中國全部吸食鴉片人口中以第1種最多,而非第2種,第1種一日吸食量為5/8錢,與23種加權計算,中國人每日吸食鴉片量以1錢計算較為合宜。(89)

                         

                        其次再求每年鴉片消費量。雖然海關有歷年洋藥進口量,但土藥產量只有1906年一年的數據,故無法計算歷年鴉片總供給量,只能計算1906年之鴉片總供給量。但因1906年乃弛禁之最后一年,亦即清代鴉片吸食發展到最多的一年,計算該年之鴉片吸食人數有其意義。(90)計算鴉片吸食人數應該用熟鴉片總量而非生鴉片總量,前述鴉片總量均乃生鴉片總量,生鴉片熬成熟鴉片會失重30%,故計算熟鴉片總量為生鴉片總量之70%,1906的洋藥進口量為54000擔,土藥產量為584800擔,兩者相加,乘以0.7除以365(一日一錢,一年365),得19601535人。當時全國人口以43000萬計算,則吸食鴉片人數為全國的4.56%,即100人中有4.56人吸鴉片。

                         

                        此乃就男女老幼合計,而事實上在若干土藥產區,男女老幼都吸鴉片,但非土藥產區則不普遍,以成年男子吸食者較多,而據《英國領事報告》估計,全國成男約有一半吸食鴉片。(91)

                         

                        ()鴉片稅、鴉片消費額與中國的機會成本

                         

                        1839年至1906年外國鴉片進口量一年平均為6萬擔。一擔外國鴉片平均值400兩,扣掉關稅及賣鴉片外商在中國的一切開支,以一擔300兩計算外商之凈收益。(92)如此一年中國即有1800萬兩的漏巵,而全國洋藥鴉片進口稅收在最多的1888年不過902萬兩(見附表四)。而1800萬兩漏巵占哲美遜估計1896年全國稅收8897萬兩的20%。(93)20%尚僅就洋藥消費而言,如以土藥消費額與洋藥相等(事實上土藥消費額1887年以后大于洋藥消費額),則一年鴉片消費額占全國稅收之40%,而1896年江蘇地方政府用于造鐵路、架電報線桿、設船政局、修建炮艦、設大學、買煤與石油、供應官員薪水等現代化措施的支出有726869(不包括其他國防支出)(94)如以全國鴉片消費額用于此等現代化措施,可完成此等現代化措施多達440倍的工作!但由于鴉片稅課征制度中因土藥實際征課稅率較洋藥為低,加上其他因素,土藥不斷對洋藥發生取代的現象。這種取代由洋藥進口量成長率可以看出:1884年以前成長率均為正數,18801884年且高達8.09%,1890年以后轉為負數,18901894年為-3.61(見附表十六)。這一進口取代,則亡羊補牢似的減少中國的漏巵。(95)

                         

                        經濟學者挪克斯(Ragnar Nurkse)以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理論解釋落后國家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即落后國家儲蓄少,導致投資少,投資少導致所得少,所得少更導致儲蓄少,再如此不斷惡性循環下去。(96)中國在現代化的初期亦常有資本短缺的

                        困難。事實上中國是否真的沒有大量的潛在資本?由鴉片每年消費的金額約為江蘇國防以外現代化措施用費的440倍,由此可以知道中國不是沒有潛在資本,而是沒有將此潛在資本引導到更積極的投資上。

                         

                        附錄一:

                         

                         

                         

                         

                        注釋:

                         

                        ①有關晚清之鴉片政策參考于恩德之《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三、四、五、七章,該書未注明成書年代及出版數據,書中提及的最晚時間為1929年。此書被列為沈云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8(文海出版社,1973)

                         

                        ②參考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18a18b頁;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中華書局,1934年,第8990頁;何烈:《厘金制度新探》,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年,第189頁。

                         

                        Jonathan Spence,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F.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143173,pp.168169; Wang 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姜道章:《清代的鹽稅》,《食貨月刊復刊》六卷七期;羅玉東:《中國厘金史》,學海出版社,1960年;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劉增合:《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較本文更仔細討論鴉片稅的支用方向,但此書主要為有關漸禁時期之研究。

                         

                        ④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197頁。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 No.10,Opium:Crude and Prepared,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1888,p.78.

                         

                        ⑥外國鴉片1872年至1911年歷年平均進口價格參考: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19021911p.33718721891部分。1877年芝罘英國領事館報告亦指出外國鴉片一箱要付30兩關稅,或7.5%的從價稅,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ommercial Reports,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Vol.12,p.169.

                         

                        ⑦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134頁。

                         

                        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Originally published by Kelly and Walsh,Limited,1907.Republished by 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6,p.338.

                         

                        ⑨上海、汕頭部分見: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I,Special Series No.9,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1888,p.53,55;福建部分見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326頁。

                         

                        Special Series,1879,No.4,pp.6163.

                         

                        (11)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4,p.151.

                         

                        (12)China: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I,Special Series,No.9,p.53,55.

                         

                        (13)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5,p.557.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196頁。

                         

                        (14)1886年鴉片稅厘并征參考,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192197頁。

                         

                        (15)李圭:《鴉片事略》,載《信及錄》,廣文書局,1964年,第256頁。

                         

                        (16)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260頁;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40.

                         

                        (17)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9021911,p.337,18821911部分。

                         

                        (18)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33.

                         

                        (19)何烈:《厘金制度新探》,第192197頁。

                         

                        (20)張壽鏞編:《皇朝掌故叢編》,求實書社藏版,1894年,第4042頁。

                         

                        (21)Special Series,No.10,p.78.

                         

                        (22)參考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979810292頁;《續陜西通志稿》,第20a頁。

                         

                        (23)此制度極為復雜,此段系由許多史料中抽離而出的一個理想型(ideal type)。有關史料不勝枚舉,其中數則為: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9p.653620;但湘良:《湖南厘務匯纂》,1889年,第16頁;Special SeriesNo.10p.22.

                         

                        (24)云南見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98頁;陜西見《續陜西通志稿》,第209頁;山西見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386頁;甘肅見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407頁;四川見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9p.344.

                         

                        (25)Special Series,No.4,pp.6162.

                         

                        (26)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81頁。

                         

                        (27)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286頁。

                         

                        (28)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81頁。

                         

                        (29)同上書,第3063頁。

                         

                        (30)同上書,第30633081頁。

                         

                        (31)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104頁。

                         

                        (32)李圭:《鴉片事略》,載《信及錄》,第265頁。

                         

                        (33)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2,p.133.

                         

                        (34)東北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392,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65頁;徐州見Special SeriesNo.4p.24;福建、陜西見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65頁。

                         

                        (35)Special Series,No.4,pp.3940.

                         

                        (36)張壽鏞編:《皇朝掌故叢編》,第206頁。

                         

                        (37)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8,p.593.

                         

                        (38)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633081頁。

                         

                        (39)Special Series,No.9,pp.3940.

                         

                        (40)重慶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0p.533;吉林見Special SeriesNo.9 p.3;湖南、山西、湖北分別見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312386159160頁。

                         

                        (41)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104頁。

                         

                        (42)同上書,第104105頁。

                         

                        (43)郭婉容:《經濟分析》,三民書局,1967年,第139頁。

                         

                        (44)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72頁。

                         

                        (45)黃維翰編:《呼蘭府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66頁。

                         

                        (46)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3066頁。

                         

                        (47)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第96頁;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p.342.

                         

                        (48)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p.342.

                         

                        (49)Special Series,No.9,p.51.

                         

                        (50)Special Series,No.9,pp.5152.

                         

                        (51)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4,p.43.

                         

                        (52)Ibid.,Vol.10,p.533.

                         

                        (53)重慶、漢口、上海、九江分別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0,p.533; Vol.16,p.166; Vol.16,p.440,Vol,15,p.428;湖南見但湘良:《湖南厘務匯纂》;廈門見 Special Series,No.9,p.53.

                         

                        (54)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125.

                         

                        (55)但湘良:《湖南厘務匯纂》。

                         

                        (56)Special Series,No.9,p.14.

                         

                        (57)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102,131; Vol.12,p.133.

                         

                        (58)Ibid.,Vol.12,p.133.

                         

                        (59)Ibid.,Vol.16,p.166.

                         

                        (60)Ibid.,Vol.15,p.428.

                         

                        (61)Special Series,No.4,p.63,Special Series,No.9,p.52.

                         

                        (62)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63頁。

                         

                        (63)張壽鏞編:《皇朝掌故叢編》,第230頁。

                         

                        (64)天津、東北、上海、漢口洋土藥厘比較分別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9,p.156; Vol.11,p.114; Vol.15,p.557; Vol.14, p.151.

                         

                        (65)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9,p.488.

                         

                        (66)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11頁。

                         

                        (67)George Jamieson,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No.415,London:H.M.Stationery Office,1887,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Vol.19,pp.595656,p.598.

                         

                        (68)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5,p.428;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第10b頁。

                         

                        (69)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73頁。

                         

                        (70)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98頁。

                         

                        (71)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85.

                         

                        (72)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156頁。

                         

                        (73)重慶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0,p.533,廣東見Special Series,No.10,p.78.

                         

                        (74)徐州見Special Series,No.9,p.24,郭嵩燾語見李圭:《鴉片事略》,載《信及錄》,第265頁。

                         

                        (75)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105頁。

                         

                        (76)張壽鏞編:《皇朝掌故叢編》,第15b17a頁。

                         

                        (77)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9294頁;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4,p.51,Vol.16,p.125.

                         

                        (78)Jamieson Report,p.11,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9,p.605.

                         

                        (79)Special Series,No.9,p.18.

                         

                        (80)仇繼恒:《陜境漢江流域貿易表》,第25頁。

                         

                        (81)土藥統稅總局設于武昌事參考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第104105頁。

                         

                        (82)羅玉東:《中國厘金史》,第154頁。

                         

                        (83)彭雨新:《清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系》,正中書局,1963年,第40頁。

                         

                        (84)Wang Yeh-chien,p.88.

                         

                        (85)《陜西寧羌州鄉土志》,第39b頁。

                         

                        (86)仇繼恒:《陜境漢江流域貿易表》,第56a頁。

                         

                        (87)席裕福:《皇朝政典類纂》,第4a頁。

                         

                        (88)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6,p.147,Vol.12,p.128.

                         

                        (89)Ibid.,Vol.14,p.47.

                         

                        (90)1906土藥產量見李文治等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457頁。

                         

                        (91)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Vol.12,p.617.

                         

                        (92)鄭觀應:《增訂盛世危言正續編》,第13b頁。

                         

                        (93)Jamieson Report,p.33.

                         

                        (94)Ibid.,p.38.

                         

                        (95)關于清末本國鴉片的進口替代詳見林滿紅:《近代中國自產鴉片之替代進口鴉片(18051906)(修訂版),載《近代東亞經濟的歷史結構》,“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7年,第63117頁。

                         

                        (96)參考侯繼明:《政府究竟應該做些什么事》,載《經濟觀念與經濟問題演講集》,經濟日報社,1977年,第155168頁;Hans H.Bass,Ragnar Nurkses Development Theory:Influences and Perceptions, in Rainer Kattel et al.eds.,Ragnar Nurkse (19072007):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its Relevance for Today,London and New York:Anthem Press,2011,pp.18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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