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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史 【字體:

                        郭睿君、李琳琦:清代徽州契約文書所見“中人”報酬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4日

                        摘要:中人報酬主要有銀兩、宴請和物品三種類型。本文通過對清代徽州契約文書的整理和分析得出,中資占交易總額的比值一般在2%10%之間,尤以5%左右的居多,且清前期的比值略低于清中晚期。該比值的確定,與中人和契約雙方的關系及其發揮的作用均有關聯。中人報酬由哪一方支付帶有不固定性,主要依據“成破”雙方的經濟地位以及對契約合同的遵守情況而定。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取報酬并不是中人作中的動因和目的。

                         

                        關鍵詞:清代/徽州/中人/報酬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六百年徽商資料整理與研究”(批準號:13GZD088)、安徽大學徽文化傳承與創新2015年開放招標資助項目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在頻繁的商業經營活動中,徽州人孕育出強烈的契約意識。作為契約的第三方,“中人”成為契約成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遺存豐富的徽州文書中,亦充分體現出傳統徽州社會“無中不契約”的現象。梁治平在其著作《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說:“就清代而言,中人在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極其重要,而且在習慣法上,他們的活動也已經充分的制度化,以至于我們無法設想一種沒有中人的社會、經濟秩序。”①學術界對“中人”問題多有探討,如:陳明光、毛蕾《駔儈、牙人、經紀、掮客——中國古代交易中介人主要稱謂演變試說》,②李祝環《中國傳統民事契約中的中人現象》,③李桃、陳勝強《中人在清代私契中功能之基因分析》等,④對于“中人”稱謂的歷史沿革進行了梳理;⑤葉顯恩、杜贊奇、梁治平、吳欣、滋賀秀三和岸本美緒等,對于中人身份問題表達了不同見解;⑥蔡志祥《從土地契約看鄉村社會關系》、⑦趙思淵《十九世紀徽州鄉村的土地市場、信用機制與關系網絡》、⑧吳欣《明清時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與意義——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約為例》等,⑨對契約雙方與中人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對于中人作用與職責的探討,學者們大致趨同于中介、見證、保證和調解四個方面。⑩至于中人的報酬,管見所及,學術界對此雖有關注,但現有研究成果多以土地買賣及典當等契約研究的附屬而存在,并非以主體身份出現,故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系統性探究。(11)本文將主要利用清代徽州的相關契約文書,試圖對徽州中人作中是否獲取報酬以及報酬類型、報酬占交易額的比重、報酬的支付方和中人作中的動因等問題予以澄清。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中人”是否獲取報酬

                         

                        “自唐宋以后,契約一般不寫對中保人致酬事,但致酬事一直是存在的,有用宴請的形式,也有送銀錢的。送給中人的叫做‘中禮銀’,送給代書人的叫做‘筆資銀’”。(12)目前所見清代徽州文書中,關于中人報酬的記錄不是特別多,但致酬事的習俗應該是廣泛而普遍存在的。及至民國,黟縣知事調查中仍有債權人出中資的記錄。(13)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廣泛而普遍存在”,并非指每場交易都會對中人致酬事,且每份契約文書均有相關記錄,而是指這種現象作為一種習俗,在民間社會廣泛而長久地存在著。

                         

                        筆者從《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14)、《徽州文書》第1輯卷1—卷5(15)(新安)《遺愛堂征信錄》(16)(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17)(新安)《篤誼堂征信錄》(18)、《歙縣館錄》(19)(新安)《思義堂征信錄》(20)中,整理出關于中人報酬的明確記錄共187條。其中,有28條出自《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該卷所載《合同文約謄契簿》和《嘉慶祁門凌氏謄契簿》的首頁分別注有:“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正月,凌榮春抄謄合同、分單、拚約,各行立號,訂上于后,立旦。計開各行題號于左,再查驗明”(21)“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凌榮春謄錄眾契于上,日后詳明查契,其真契天春公收,系長子宗富收領”。(22)這兩份謄契簿包含了數量可觀的中資和酒酬記錄,(23)其內容如下:

                         

                        立兌換契在城汪赤山祠、秩下經首人龍文等。原有承祖買受三四都八保,土名小塘塢口,月字七百八十一號,計田八十步零四分,折實租貳秤。其田系在明華、明富、記鸞等屋旁邊,豬雞耗散,因佃辭田不種。經管首人向凌姓理論,憑中勸諭,凌姓自愿將自己買受八保土名牌坵,月字八百六十二號,計丈田一百二十步,折實租叁秤整,兩姓自愿兌換。其小塘塢口凌姓管業,其牌()汪祠管業,各無異說,各收各推。今欲有憑,立此兌換契存照。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立兌換契汪赤山祠等

                         

                        秩下經首人:汪龍文

                         

                        中見:汪上臨 代書

                         

                        真契明筆收。外貼銀六兩付汪又兆、上臨、圣表、來儀、搖萬五人收領照派。又外去銀五兩汪圣表、汪又兆、汪搖萬三人私得,此銀亦不公。又去銀一兩德章中資。又去銀二錢德云中資。又用銀七錢五分酒酌。共用銀二十三兩,各派銀七兩六錢六分六厘。又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同汪姓扒小塘塢口與牌坵二處稅,三人當即用去錢一千五百文,其汪姓扒稅之錢未出一文。(24)

                         

                        立兌換田皮契人凌記旺,今有承祖鬮分田皮一坵,坐落八保,土名小塘塢口,計田三分。因叔祖房弟遷居做造屋宇在于旁邊,豬雞耗散,自愿將田憑中面出兌與叔祖明華、明富、房弟記鸞三人名下,前去做屋管業。明華將自己買受土名合坵靠山田皮一坵,計田六分,明富將自己承父鬮分土名晏坑口田皮六分,記鸞將自己買受土名黃家塢口田皮八分,三人共田三號,出兌與記旺名下前去耕種、交租管業。自兌之后,無得增減反悔,仍依此契為準。今欲有憑,立此兌換契永遠存照。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立兌換田皮契人:凌記旺

                         

                        代筆中見:房兄記龍

                         

                        其兌換契明華收去,又去中資錢一百八十文,各派出錢六十文。(25)

                         

                        可以看出,這兩份文書后的批注對原契所在地,中資、酒酬等各項錢兩以及各項支出情況進行了記錄。另有46條記錄出現在《康熙黟縣李氏抄契簿》《乾隆休寧黃氏置產簿》《乾隆休寧黃氏抄契簿》和《胡廷卿立〈收支總登〉》這些契約抄本中,42條出現在各年《分置產契價中資過戶印契總登》中,其余71條以“再批”“又批”的形式出現在《徽州文書》各歸戶文書中。這表明一般情況下會為中人提供報酬,只是習慣上不在原合同契約中注明,而是由契約人在謄契、賬簿中予以記錄,或者在契約簽訂后以批注的形式說明。《清道光二十六年盧加兆立加典茶山約》顯示,盧加兆因急用無措,以九九大錢4 000文將茶山加典給吳,契約后注明“再批:無中無酒”。(26)之所以批注“無中無酒”,恰恰也表明中人和酒酬已是約定俗成的定式,當出現特殊情況時,反而需要特意標明。

                         

                        二、報酬的類型及其占交易總額的比例

                         

                        目前,文書所見的中人報酬主要有銀兩、宴請、物品三種類型。其中,以銀兩形式出現的報酬,一般被稱為“中金”“中禮”“中資”;常見的物品則主要包括土布、亥、糧食等。《康熙六年李有功等賣屋契》載:“謝中人每位銀四錢、亥三斤,外送邦快兄土布五丈價五錢,茂良五錢”。(27)《康熙十五年李邦庸賣屋契》載:“二十六又付佳生伯糧四砠,又付粒谷二砠;同日付惟馨兄糧四砠,又付粒谷二砠。二十八付喜九叔糧四砠,又付粒谷二砠。九月二十八付耕求二砠,付長壽叔大谷四砠、又付粒谷四砠。”(28)此外,文書中的“酒酬”即宴請,其不僅是答謝中人的一種方式,對于契約雙方來說也很有必要。毋庸置疑,在傳統社會里,國家民法系統不完備且效率低下,契約履行更多依靠于當事人自身的誠信道德,而保障契約的履行就要依靠社會的看法與公眾的輿論壓力。在公開場合進行酒酬,無疑會給契約雙方帶來一種隱形約束力,促使其認真估量違約行為所導致的輿論譴責和社會看法。

                         

                        酬金占交易總額的比例是多少?福建地區清至民國時期中人酬金約占典價的比例一般在2%左右。(29)華北地區付給中人的酬金按照田價的百分比確定,清前期約為田價的2%3%,清末約為地價的5%6%。民國時期,政府規定的酬金為6%。各類中人、官牙、監證人等都按政府規定收地價之6%作傭金。親鄰作中人者,所收傭金高者同樣為地價的6%,低者可以分文不取,或由買方招待一餐飯而已。(30)清代徽州的中人酬金在文書中雖然記載不多,但正式給付的中人酬金應當有一定規制。筆者從眾多文書中整理出關于中人報酬的記錄,并據此計算得出中資占交易總額的比例。

                         

                         

                        1 中資占交易總額比例數據柱狀圖

                         

                        1數據顯示,中資一般不低于交易總額的2%,不超過交易總額的10%,以5%左右的居多,清前期比值略低于清中晚期。這與上述清代華北地區以及民國時期比值出入不大。需要關注的是,《乾隆四十六年徐永成承拚契》的中資比例高達70%,《乾隆五十五年凌氏出拚契》的中資比例則僅為1.3%。因此,需要對這兩份契約進行詳細分析。

                         

                        立承拚契人青邑徐永成。今拚到汪、黃、凌、江四姓名下山一號,系三四都八保,名株楓坑頭,律字五百七十九號,東至降、西至胡張貴地、南北至山。四至之內在山雜柴是身拚砍斫做貨出水。三面議定價紋銀三兩整。其銀當即兌足付訖。其山來歷不明,出拚人承當,不干承拚人之事。自成之后,兩無增減反悔。今欲有憑,立此拚契存照。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立承拚契人:青邑徐永成

                         

                        中見人:黃圣旺、凌義順

                         

                        代筆:汪景儒

                         

                        其山價銀,因山與胡姓毗連,其程村碣胡兆萬同胡村碪胡君信將墳山出拚,以致毗連砍斫過界。今汪、黃、凌、江四姓人查契,托中黃圣旺、凌義順、汪景儒向姓理論。蒙中勸息,胡姓自愿退出價銀三兩,客人復另立承拚。客人又出酒酌銀貳錢五分。其山價銀俱系托中,酒酌勞謝,中資一并用銀二兩一錢。仍剩銀九錢,黃圣茂、汪見義二人收處,未情分價。其情不合,再日后出拚言知。(31)

                         

                        在文書謄契者批注中,我們知曉因出拚之山與胡姓毗連,胡姓砍斫過界產生了糾紛。黃圣旺、凌義順、汪景儒3位中人查明契約,在中間勸息,得到了大家都較為滿意的結果:“胡姓自愿退出價銀三兩,客人復另立承拚”。謄契者寫道:“其山價銀俱系托中”。因此,正價的70%是用于酒酬、中資。在《嘉慶六年江、凌、汪等出租文約》中,謄契者也寫道:“江該銀一兩一錢一分,因山分不清,契書不真,此銀謝中”,(32)其中資比例也高達22%。一般來說,中人在交易始末發揮的作用越大,付出的精力越多,所獲中資占交易總額的比值就會越高。上兩例都是因為中人在事后發揮了查契和調解作用,故獲得了較高的中資。在《乾隆五十五年凌氏出拚契》中,謄契者寫道:“支錢一百中資;支錢卅百廿文明富掌養力;支錢一百廿文游牌禁土”。(33)可見除中資外,這次交易還有其他雜項支出,因此在給予中人中資時,會考慮到減少此項支出,中資比例為1.3%也在情理之中。在中資比例低于5%的契約文書中,《咸豐四年汪兆基等立杜斷典田約》注明其中人是“祖伯父汪灶勇、祖伯母汪門胡氏、伯汪起芳”。(34)作為中人,相較于一般族眾,這3人與契約人關系更為親密,且立契人汪兆基同伯汪起芳以及契約方“汪”應是同宗族,彼此熟識,中人在此可能只是一種見證,無需說合,且未出現后續的糾紛調解。在這種情況下,作中報酬相對也不會過高。因此,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中資占交易額的比值會根據中人與契約雙方的關系及其發揮的作用等現實因素做出相應調整。

                         

                        三、報酬的支付情況

                         

                        中資、酒酬等由誰來承擔?學術界對此尚未形成較有說服力的結論,(35)對于徽州的情況也涉及不多。劉道勝認為,徽州典當契約的“中人”報酬主要由當主支付。(36)俞如先則以清至民國福建閩西為視點,指出中人報酬一般先由承典人代墊,出典人回贖之日除了將典價歸還外,還須將“中人”報酬一并還給承典人。(37)筆者從《徽州文書》第1輯第15卷中整理出10戶文書,分別為:《邱氏文書》《胡氏文書》《查村江氏文書》《汪氏文書》《程氏文書》《查氏文書》《金氏文書》《吳氏文書》《豐登江氏文書》《余氏文書》。這些文書均為歸戶文書,時間跨度大,地域范圍廣,數量種類多,內容豐富。其中,顯示中人參與內容的有637份,明確標注中資支付情況的有62份。具體支付情況列表如下:

                         

                         

                        從表2可見,不論是典約、押契、當契,還是杜斷典契、抵斷契中,中人報酬并非由固定一方支付。在實際操作中,報酬由哪一方支付是帶有不固定和可變動性的。其主要依據兩點:一是“成破”雙方的經濟地位;二是對契約合同的遵守情況。

                         

                        立當契人項坤玦,緣雙鳳姐病故,灶蔭外貿不家,代辦衣衾棺槨無措,將伊姐祖遺押土名烏土干田一處,計租十二砠。托憑中立契出當與王廷漠兄名下,谷租九砠,自收三砠,計當價九九大錢十八千文正。其錢當日收足,其谷遞年八月交出不得短少。三面言定五年滿取贖中資錢一千文受當人認,五年外取贖中資錢一千文出當人認,無得異說。恐口無憑,立此當契為處。

                         

                        清光緒九年十二月

                         

                        立當契人:項坤玦

                         

                        中見:項裕順

                         

                        代筆 項坤潞(38)

                         

                        該文書中,王廷漠因代辦雙鳳姐衣衾棺槨,將雙鳳姐土干田當與王廷漠,“三面言定五年滿取贖中資錢一千文受當人認,五年外取贖中資錢一千文出當人認”。此外,《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邱百福立典坦契》中也批注:“以五年為期,如未滿五年取贖中錢當出業人承,五年已滿中錢不歸出業人之事”;(39)《清咸豐八年三月項衛氏等立押田契》批有:“十年已滿聽憑原價贖回,其中資兩家認,未滿中資錢出押全認。”(40)由此可見,如果出當(//)人違反了契約約定,中資就由出當(//)人認;如果出當(//)人遵守契約約定,中資一般由受當(//)人認或者是契約雙方均認。文書的批注顯示,徽州契約雙方承擔中資時,存在平攤的現象。諸如:“十年滿取贖對認,未滿十年取贖中資出典人全認”,(41)“十五年未滿中資兩家均認”,(42)“十五年前取贖兩半對認”。(43)至于先前學者所言“成三破二”之情況,筆者尚未在徽州文書中有所發現。雖然不能就此否定“成三破二”的結論,但可以確定該結論是片面的,或者說至少在徽州并非如此。

                         

                        除“對認”現象外,“認還”多次出現在文書中也引起了筆者的注意。(44)《清宣統元年六月胡慶貴等立典田約》中再批:“十年已滿原價贖回,十年未滿認還中資酒水”;(45)《清道光十三年二月金項氏等立典屋約》言定:“二十年滿不認中資酒水,二十年未滿,屋東還認中資”。(46)事實上,在契約合同訂立時,人們總是希望契約合同的約定能夠得到遵守,契約雙方也以契約能夠得到遵守為前提,因此,中資一般會由受當(//)人先支付。若日后出當(//)人遵守立契時限約定,按時取贖,那么中資就確定由受當(//)人支付;若出當(//)人未遵守契約時限約定,就要“認還”中資。契約雙方對認時,也同樣適用,如《清咸豐十年又三月程讓慶立典屋約》中再批:“中資洋錢一錢八分,十年滿取贖對認,未滿十年取贖中資出典人全。”(47)

                         

                        “成”——置產之家,不管是經濟上還是心理上,都優于“破”——棄產之家。契約合同訂立時,人們也總是希望契約合同的約定能得到遵守,因此在合同得到遵守的預設前提下,考慮到經濟地位以及契約雙方心理,“成”方往往承擔中資,或契約雙方均分。當然,契約合同中也常常對違約情況出現時的中資支付方進行規定,這無形中會對“破”方形成一種約束,使其盡可能遵守約定時限。

                         

                        獲取報酬是否是中人作中的動因和目的,學術界目前沒有定論。(48)筆者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取報酬并不是中人作中的動因和目的。在契約中,“中人”注明為“族人”“保長”“里長”等,是其作為中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一般來說,這些“中人”在其社會交往圈內是有一定信譽、威望和社會地位的,其作中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繼續贏得社會尊重,以及得到對自身價值的一種肯定,也是行使其對契約習慣的遵守和履行的監督。一般的親族參與到契約合同中,大多也并非以逐利為目的。其作為差序格局中最近的一圈,(49)彼此息息相關,生存相依,具有超越經濟利益的倫理和地緣聯系。“親族作中的內在驅動是倫理道義,外在的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互相幫助的集體本位的倫理生活狀態與秩序”。(50)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存在為得到一定報酬而作中的情況,這種不確定性、多樣性正是鄉土社會生活豐富鮮活的表現。清代徽州鄉村社會中是否出現了職業化中人?這里所說的職業化中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牙人,而是鄉村社會中以作中為職業,以作中取得的報酬作為其主要經濟來源的人。目前,筆者所見對此問題進行討論的文章僅有1篇。唐紅林《中國傳統民事契約研究》認為:“正是諸多領域需要中人參與這一實踐需求,促使中人不可能以一種職業化的形式滲入到農業社會中,而尋求一種極為簡便、經濟的公證資源,并且具有較高威望的人予以充任。”(51)由于資料缺乏,筆者目前對徽州鄉土社會是否出現職業化中人這一問題還沒有確切結論。清代中晚期,尤其是到清晚期,鄉土社會日漸發生改變,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促使部分無地無業的村民成為地主的居間代理人。居間代理人的社會來源、職業、收入以及居間代理人是否就是職業化中人等問題值得學術界更多關注與探討。中人在契約雙方之間說合、見證、調解,其在契約簽訂過程中展示了基層民眾的行為方式,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看到其中所展示出的一種民間社會秩序,一種鮮活的、生動的、多彩的鄉土社會生活圖景。在徽州中人的報酬以及相關問題上,還需更多資料去完善和論證,以得到更真切的答案,還原最真實的中人面貌。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所提的寶貴意見!

                         

                        ①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

                         

                        ②《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③《法學研究》1997年第6期。

                         

                        ④《河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⑤在“中人”稱謂歷史沿革的問題上,學者們普遍認為:第三方參與簽訂契約的較早記載出現在周共王時期的青銅器五祀衛鼎的銘文中,裘衛用五田來交換邦君厲的四田,并請有關官員證人參加。《呂氏春秋》有“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的記載(參見[戰國]呂不韋撰,[]高誘注《呂氏春秋》卷4《孟夏紀·尊師》,《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95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影印本。)。根據張傳璽考證,“駔”可能最早就是說合牛馬交易的中人(參見《秦漢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秦漢時期,類似的稱謂有“任者”“任知者”“時任知者”“時在旁”“旁人”“時旁人”等。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上述稱謂之外,又出現了“時見”“時人”“臨坐”等稱謂。唐朝出現了職業化的中人,即“牙人”,或稱“牙儈”,其大多經官府批準,代客買賣,抽取傭金。唐宋時期,非職業化中人的稱謂有“見人”“鄰見人”“同院人”“知見人”“證見人”“同保人”等。至明清時期,契約中的中人稱謂有“見人”“中見人”“見中人”“中證人”“中保人”等,或直接寫為“中人”。

                         

                        ⑥參見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仆佃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頁;[]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8頁;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第161頁;吳欣《明清時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與意義——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約為例》,《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4年第1期;[]滋賀秀三則、岸本美緒著,王亞新、梁治平等編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頁。

                         

                        ⑦蔡志祥編「許舒博士所蔵商業及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文書」(「東洋學文獻センタ一叢刊:第65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一,1995年,246273頁。

                         

                        ⑧《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⑨《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4年第1期。

                         

                        ⑩參見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第120126頁;李祝環《中國傳統民事契約成立的要件》,《政法論壇》1997年第6期;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譯本),第168178頁;胡謙《“中人”調處與清代民事糾紛解決》,《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11)參見張傳璽《秦漢問題研究》;史建云《近代華北土地買賣的幾個問題》,“華北鄉村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山西太原,2001年;李金錚《20世紀上半期中國鄉村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劉道勝《明清徽州宗族關系文書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俞如先《民間典當的“中人”問題——以清至民國福建閩西為視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為方便觀點的闡述,各位學者的具體觀點將在下文涉及時進行詳細列舉。

                         

                        (12)張傳璽:《秦漢問題研究》,第204頁。

                         

                        (13)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民政部編,胡旭晟等點校:《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5)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6)清道光年間刊本。

                         

                        (17)清光緒十七年(1891)刊本。

                         

                        (18)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19)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20)清宣統三年(1911)刊本。

                         

                        (2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193頁。

                         

                        (22)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383頁。

                         

                        (23)謄契簿,即對原契的謄寫。謄契者在謄寫過程中,會做很多批注,中資和酒酬記錄就出現在這些批注中。

                         

                        (2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207208頁。

                         

                        (2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208209頁。

                         

                        (26)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第336頁。

                         

                        (27)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5,第141頁。

                         

                        (28)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5,第298.

                         

                        (29)俞如先:《民間典當的“中人”問題——以清至民國福建閩西為視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30)史建云:《近代華北土地買賣的幾個問題》,“華北鄉村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山西太原,2001年。

                         

                        (3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乾隆四十六年徐永成承拚契》,第220221頁。

                         

                        (32)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334頁。

                         

                        (3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鈺欣、周紹泉主編:《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1,第246頁。

                         

                        (34)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2,第255頁。

                         

                        (35)史建云認為,傭金由交易雙方共同支付,且支付比例有雙方均攤和“成三破二”兩種。“成”指置產之家,“破”指棄產之家,“成三破二”即買主支付傭金的3/5,賣主支付2/5,在近代華北,這種支付比例比雙方均攤更為普遍(參見《近代華北土地買賣的幾個問題》,“華北鄉村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山西太原,2001)。李金錚指出,交易雙方所出中保人傭金的比例不一致。除了少數為均分之外,多數是買方支付的比例比賣方要大。具體到買人、典人方與賣出、典出方各自承擔傭金的比例,最常見者分別為交易額的3%2%,即俗語所謂的“成三破二”(參見《20世紀上半期中國鄉村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俞如先認為,清至民國閩西民間典當中“中人”禮費一般先由承典人代墊,出典人回贖之日除了將典價歸還外,還須將“中人”禮費一并奉還給承典人(參見《民間典當的“中人”問題—以清至民國福建閩西為視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

                         

                        (36)從所舉當契契尾加批之“年份未滿取贖認還,年份己滿不認”“年份未滿取贖之日認還使用錢”來看,這些開支主要由當主支付(參見劉道勝《明清徽州宗族關系文書研究》,第74)

                         

                        (37)俞如先:《民間典當的“中人”問題——以清至民國福建閩西為視點》,《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38)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清光緒九年十二月項坤玦立當田契》,第198頁。

                         

                        (39)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第209頁。

                         

                        (40)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第122頁。類似批注還有很多,諸如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3中的《清咸豐十年又三月程讓慶立典屋約》(90)、《清道光十三年十月查尚澤立杜斷賣坦契》(454)、《清光緒元年十月查國楨等立典屋契》(474)以及卷4中的《清光緒十八年七月金觀元立杜斷賣田契》(263)、《清光緒二十三年九月胡允明等立合墨》(278)、《清光緒三十口年四月舒禮儀立當田字契》(359)等。

                         

                        (41)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3《清咸豐十年又三月程讓慶立典屋約》,第90頁。

                         

                        (42)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3《清道光十三年十月查尚澤立杜斷賣坦契》,第454頁。

                         

                        (43)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3《清光緒元年十月查國楨等立典屋約》,第474頁。

                         

                        (44)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清宣統元年六月胡慶貴等立典田約》,卷4《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啟福立賣茶柯山契》《清光緒三十三年四月朱春發等立杜斷賣田契》,卷5《清道光十年四月方觀林立典坦約》《清道光十四年十一月江冬至會支丁江茂年等立當田約》《清咸豐二月四月江阿汪氏等立典屋約》《清咸豐四年五月江阿汪氏立典菜園地約》《清咸豐四年又七月江門汪氏等立杜斷等田約》《清同治四年正月方焌陽立典茶柯契》。

                         

                        (45)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1,第404頁。

                         

                        (46)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4,第70頁。

                         

                        (47)劉伯山主編:《徽州文書》第1輯卷3,第90頁。

                         

                        (48)李祝環認為:從廣義上講,非職業性的中證人參加契約的成立,其目的并不完全為了得到酬禮,而在習慣中,可能更為看重的是對自我身份及信譽的肯定(參見《中國傳統民事契約成立的要件》,《政法論壇》1997年第6)。陳勝強指出,是否收取中資可能與中人的社會來源有關。一般鄉民可能會因其付出的辛勞而要求一定的經濟利益,而有一定經濟基礎的鄉民或鄉間領袖則可能會對經濟利益不甚看重而追求好名譽等其他隱性的政治或社會利益。盡管在很多情況下,中人作中并不收取中資或僅是象征性地收取一點禮物,但大多數情況下,中人還是會因其辛勞和承擔的責任的原因而收取中資(參見《論清代土地絕賣契約中的中人現象》,《民間法》2011年第1)

                         

                        (49)“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730)

                         

                        (50)唐紅林:《中國傳統民事契約格式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08年,第152頁。

                         

                        (51)唐紅林:《中國傳統民事契約格式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華東政法大學,2008年,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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