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經濟史>>正文內容
                        經濟史 【字體:

                        徐昂:昭信股票與晚清華資金融業關系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更新時間:2016年04月05日

                        摘要:1898年清政府發行的昭信股票開始在制度上允許金融機構參與國家內債事務。傳統金融業在不少地區認領了相當數額的昭信股票,還向鹽商和地方政府提供墊借款項應付攤派。地方政府需要金融業幫助周轉財源,中央政權需要專業機構協助統籌,金融機構相應承擔內債相關的募集、收存和匯撥等功能,并從中獲取收益。昭信股票這一案例固然表明晚清國家財政對金融業的依賴,但金融業本身亦因經濟形勢產生了參與財政的需求,新式銀行的最初發展離不開國家財經政策的支持。

                         

                        關鍵詞:晚清財政 昭信股票 傳統金融業 新式銀行

                         

                        1898年1月30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清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黃思永奏請籌發內債。3月2日(二月初十日)光緒帝批準戶部頒布昭信股票詳細章程,規定發行總額1億兩庫平銀,年息5厘,分20年本利還清,自王公及將軍督撫以下均須領票繳銀。①清末以降的輿論多以昭信股票為國家“失信”的話柄,皆以昭信股票為官府攤派行為,迄今的學術研究雖多指出清廷強行攤派昭信股票也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財政嘗試②,卻很少注意民間金融領域的情形。③

                         

                        清朝雖鮮以市場手段推行內債,但昭信股票的制度設計已與當時西方的國債相似,朝廷官員皆視此舉為新制度的引入。④湖廣總督張之洞言道:“行息有定數,還款有定期,于商民本無虧損。”⑤對金融業而言,昭信股票已向民間金融機構開放。黃思永為避免胥吏經手,提出“就近責成銀行、票莊、銀號、典當代為收付”。⑥經戶部會商同意,商民繳納股銀“或在部庫藩庫兌交,或寄存某字號票商,但使無誤提撥,均聽其便”。⑦之后頒布的昭信股票章程規定,經官方批準,有連環保結的商號可以收發股票本息;政府鼓勵殷實號商代商民領取本息,并予酬勞。⑧即使是反對發行昭信股票的御史徐道焜亦同樣建議徑由戶部選擇號商數家,與中國通商銀行一起負責勸募。⑨

                         

                        由此,清廷的制度設計為金融機構參與內債事務留下空間,而此時的華資金融業在經濟領域已十分活躍。1895年以后,票號業進入匯兌官款的巔峰期,票號在各省設有許多分支⑩;對外貿易和本國工礦航運業的擴張也使得上海、天津等埠的錢莊業顯著發展。同時,外國金融機構開始主導金融市場,國內經濟形勢緊張,華資金融業既面臨激烈的競爭,又要尋找機遇。1898年,傳統金融業直接勸募、認購并經營昭信股票,不少票莊參與了昭信股票款項的墊借和匯解;中央政府則試圖引入新式銀行協助統籌債款。本文通過梳理官方檔案、個人記載、各類報刊與方志資料,以昭信股票與華資金融業的雙向關系為主線考證史實,從而理解晚清時期新式銀行進入財政體系之前,清廷相關政策的變化及華資金融業的因應。

                         

                        一、傳統金融業的直接認募與經營

                         

                        清廷頒布的章程文本僅允許金融業幫助收款和代領本息,但事實上傳統金融機構不僅積極認購昭信股票,且直接參與各地的勸募。

                         

                        北京的票莊業在晚清快速發展,實力相對雄厚,不少金號曾由皇帝許可,能直接將各省賑捐款上兌戶部。(11)在京城代辦昭信股票的號商有9家,內城4家分別是東四牌樓的恒和、恒興、恒利、恒源錢莊,合稱“四恒”,“向為九城錢莊之冠”。(12)“四恒”很早就成為“京師貨殖之總會”,僅此4家錢莊能代理戶部庫款。(13)昭信局負責人那桐素來與“四恒”私交甚密,其個人認領的昭信股票即是撥入“恒和”的賬上。(14)“四恒”按例接收由正陽門外5家票號(百川通、新泰厚、志一堂、存義公和永隆泰)收到的款額。這5家票號平日代辦奉天官款,分號遍及黑龍江、吉林、云南和四川等省。清廷息借商款時,合諸京城所借共100萬兩,票號居多數。(15)此次,凡在京城有分號的票號仍“由京集股”,4月京城票莊認領共48萬兩。(16)5月翁同龢在戶部得知京中募得74萬兩,各省700余萬,京城金融業所購昭信股票約占總額7%。(17)

                         

                        1898年,上海已是通商巨埠,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形容其為“阛阓殷闐,素封之家不勝枚舉”。(18)息借商款時,上海募集頗多,共計100余萬兩。(19)戶部和江蘇地方政府都對上海紳商期望很高,戶部委專員赴滬開辦昭信股票。然而,1897年上海金融剛經歷貼現風潮,經營貼票的錢莊幾乎全部傾覆。昭信股票自3月募集至10月,正好是上海銀拆最緊的半年。往年此間,自華北流入上海的現洋較多(20),而1898年山東和直隸的昭信股票攤派額恰在全國分居第2名和第4名,大量白銀上繳政府。同時,東北地區開始認領昭信股票,當地銀價波動巨大,上海現銀又被裝運營口投機。(21)因此上海銀根緊缺,“民力日困,蓄積皆虛”。(22)周育民先生估計江蘇省所募股票額為1157090兩,其中除去文武官員所認72萬余兩,剩余40萬兩,上海金融業所募應小于此額。(23)

                         

                        上海金融業未完成預期認購,上海道蔡鈞公開致信上海金融界領袖嚴信厚、葉澄衷和施則敬,請他們組織籌款。(24)源豐潤銀號的創始人嚴信厚一邊會同上海南北錢市各董竭力籌勸,一邊登出啟事,懇請商界“量力籌借,共濟時艱并輾轉相勸”。(25)嚴信厚并致電盛宣懷稱:“昭信事已囑備文備款矣。”(26)直到1905年,盛宣懷與中國通商銀行董事施則敬、楊廷杲關于昭信股票的后續事宜還保持著電報往來。(27)上海錢業資力較強的福康錢莊的賬本中有最多1315兩的公債記錄。(28)

                         

                        湖南的情況更是金融業參與勸募的典型。湖南巡撫陳寶箴奉旨開辦昭信股票,召集紳商商議。在籍江西補用道、湖南錢業之首朱昌琳率先報效湘平銀1萬兩。(29)陳寶箴與朱昌琳交誼深厚,湖南整頓財政、設官錢局等均憑朱昌琳籌措。皮錫瑞稱贊朱氏:“湖南事亦難辦,無人出錢,僅一朱雨田,頗慷慨,而資將盡矣。”(30)陳寶箴曾上奏朝廷為朱氏父子澄清流言。陳三立在撰文紀念家父時,仍不忘稱頌朱昌琳“以義俠聞四方”。(31)朱昌琳被授命辦理昭信股票后,還負責與鹽業商籌相關事宜。(32)

                         

                        在其他一些省份,錢莊業是督撫藩司勸募昭信股票的主要對象之一。安徽原候補道張曼農被任命為勸辦皖南昭信股票委員后,即拜會地方各官紳,設筵勸導各幫商董。初有攤派“錢幫十八家公借萬金,土幫五千,其余米木京廣等十一幫亦各派有成數”之說。遷延多日,官府只得再次設筵專請富紳,包括錢業在內的各家皖商皆表示,合肥蕪湖十三幫前年辦捐只交2萬兩,現今市面大衰,不愿超過此數。(33)在政府壓力下,最終蕪湖18家錢業接受了200股昭信股票(合2萬兩)的要求,但即便每莊能認借400兩之多,也只能湊齊7000余兩。(34)

                         

                        有一些省份沒有委托勸募,而是直接要求金融業認領。浙省富商以鹽務為大宗,浙江巡撫廖壽豐順利地向各鹽商借銀100萬兩。不過,朝廷在浙省共攤派昭信股票700萬兩,官場與鹽商的認領尚不足150萬兩。(35)浙省轉而以錢典二業為主,籌謀剩余的600萬兩的缺額。(36)最后典商認領60萬兩,錢業與絲綢業擬共領140萬兩。(37)個別地方還為攤派股票份額開收鋪捐。(38)是年商業環境不穩定,對很多浙江錢莊來說是“災難的一年”,籌集資金實屬不易。(39)安徽、浙江兩省錢業最終的購買數額無從確定,但可見金融業在江南頗受政府重視。在其他省,金融機構也難免成為攤派對象。又如江寧府“飭每典各認昭信股票五張”,即使按每張最小票面100兩算,對典商也是不小的數額。(40)在河南,有不止一地的知縣向錢商或賬鋪強行催款的情況被通報至中央。(41)

                         

                        各地大型票莊一旦代理昭信股票,便有存銀入賬。不少督撫已將本省庫款習慣性地交給金融機構管理生息。朝廷還準許地方官員關于還本付息的請求:“擬殷實票號經管發付,以免平色參差及延擱。”(42)江西布政使張紹華曾一次性從天順祥號商提出4.5萬兩股票存銀,從蔚長厚、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4家號商提出共8.5萬兩股票存銀。(43)1899年,剛毅到江蘇首先查辦的就是補授鹽巡道胡家楨“將鹽巡道所管公款內暫借銀十萬兩”的問題。胡將鹽款“勻撥各錢店生息以濟經費”,最終發生虧損。(44)地方志中還記載了新政期間地方領取昭信股票建立新式學堂,另存銀1000兩生息。(45)

                         

                        清政府還允許昭信股票流轉,提出“平時準其轉售,臨期準抵交項”。(46)光緒帝和戶部原則上同意“抵押售賣”,規定“京外官局認票不認人”,但要求“報局立案”。(47)實際上,章程一經頒布,就有人在打聽上海的售賣情況。(48)《北華捷報》也認為債券持有者可以相對自由地買賣昭信股票,進而投機牟利。(49)盛宣懷曾委托陳名侃幫助低價出售7000兩昭信股票,并互通銀號的票券行市。盛宣懷曾欲以“五六”折出售,但銀號只愿購入2600兩昭信股票,除非以“五五”折的價格才肯買入更多。盛宣懷還特意叮囑“若未咨部,尚不能辦”。(50)庚子之亂以后,清廷開放各省以昭信股票報捐,昭信股票的市價則發生了相應的波動。(51)天津一度出現了持票人躉售超過萬兩的昭信股票給他方“金店”,造成“時價”下跌。(52)可見,金融業接受政府的攤派,也借此獲準代理經營昭信股票。于是,部分墊借的資金從政府流轉回金融機構,這也符合當時票莊業與地方財政的一般關系。

                         

                        二、傳統金融業間接的墊借與匯解

                         

                        1898年,鹽稅已是僅次于關稅、厘金和田賦的政府收入重要來源,每年僅報解中央的款項即有1300多萬兩。(53)按例每年鹽稅、鹽捐需要匯解,各地銀錢票號為發展業務,自然趨附鹽商。各地鹽商對昭信股票擔負很大,光緒帝曾下諭兩淮鹽商購領股票,并予嘉獎。(54)據《皇朝續文獻通考》記載,昭信股票“所得者自服官之人及官力可及之鹽當各商外,商民買票寂乎罕聞”。(55)隨著政府對鹽商抽捐派款的加劇與鹽政的窳敗,鹽商的負擔間接轉移至金融業。

                         

                        兩淮鹽商為全國鹽商之首,起初官定攤購昭信股票200萬兩,但鹽商聲稱“岸商不齊,銀根太緊,且部文尚未奉到,各省尚未定章”,請求緩議并酌減份額。官府雖嚴厲申斥,并無效果。(56)僵持之下,兩江總督劉坤一只能減去一半,僅認購100萬兩。(57)至1899年末,各地已停募昭信股票,兩淮鹽商仍遲遲未將定額繳齊,而地方已將數字上報京城。繳募之款正待撥用之際,蘇省及鹽場只能飭令:“再逾限不繳,即飭錢莊代墊,將來由商認息歸還”,結果響應者仍然寥寥。地方政府被迫飭令福和、祥同、豐豫、聚盛、大升等莊號先行代墊報解。(58)清廷早已認識到“淮商久已受困,近年捐款及息借股票層見疊出,有岌岌難支之勢”。(59)至1900年,錢商墊借鹽商之款已成慣例。10月為解兩淮所欠昭信股票銀35萬余兩,淮南局先由運庫撥解10萬兩,再“援案飭各大錢莊籌墊,將來由欠繳之商將本息按引扣還”。(60)至1901年秋,淮商所認之昭信股票銀數,基本已由錢莊墊解,尚欠繳銀9000余兩。(61)雖然兩淮錢業墊款給鹽商,但“出息較重”,鹽業的重擔已累及錢業。一方面,鹽業連年借貸經營,“償息歸本,力盡筋疲”;而錢業苦于現銀經常不敷周轉,“一遇征輸巨款,動形掣肘”,時有銀號倒閉。(62)另一方面,兩淮缺少制錢,鹽商運鹽依靠有實力的錢莊開出錢票暫時繳納稅課鹽價,每屆新綱開辦,鹽商訂運款項每日可達數十萬兩。錢業本可以從中獲利,但鹽商“買鹽以錢,賣鹽以銀”,在錢價上漲時出售錢票投機,爭奪錢業利益。最終,兩淮錢業趁墊購昭信股票之機,要求地方整頓鹽票買賣。(63)

                         

                        廣東亦是鹽稅大省,清廷攤派1000萬兩昭信股票給廣東一省,督撫將軍會同各道官員與紳商商討,紳商表示“各行生意已成錐刀之末,則此事恐非易辦耳”。(64)粵省初擬攤派鹽商100萬兩,實際卻無法推行。廣東布政使張人駿在私信中感嘆:“雖多紳富所派股票,亦必于是取之,物力有限,竭澤堪虞,若兩事兼營殊難措手。”(65)兩廣總督譚鐘麟懇請清廷“準其領票鹽商共借銀四十萬兩”,另在省庫提借生息款銀30萬兩,湊齊100萬兩應付。(66)經過鹽務公所商議,決定由各埠鹽商籌銀20萬兩,下河運館籌銀20萬兩。其中鹽商所認數先由源豐潤票號出15萬兩,其余5萬由盈余款內湊足;鹽署部分則由運庫先墊,然后每包鹽抽銀三分,逐漸歸款。(67)源豐潤票號有地方政府支持,為了平衡鹽商與票號的利益,官方規定票號墊借之款“無容加紋水”,“惟每包抽銀四分,統計買鹽一包,銀七分三厘毫。”(68)這筆墊款僅由鹽包項下抽還,直到1904年至少還欠有2萬兩左右。(69)運庫墊解的20萬兩在1902年已還清。(70)

                         

                        四川是內地重要鹽區,當地主要的金融業(當鋪、錢莊和票號)較少對鹽業有長期借貸。但因川省地處偏遠而跨省貿易繁榮,匯兌和短期貼現業務使得金融機構與鹽商關系緊密,而本地當鋪與鹽業也有盛衰與共的現象。(71)清末川省鹽商資本不厚,經營者日少,卻對川省財政依舊重要。(72)昭信股票勸募之初,川省即向通省票號、鹽號數十家以及當商300余家規定:非西商各票號每家借銀5000兩,各字號鹽號每家借銀2000兩,各當商每家借銀1000兩。(73)鹽號與票莊同為重點募款對象。然而,是年四川發生余棟臣起義,錢莊紛紛閉戶,只有一兩家能維持營業。(74)川省鹽商多是合伙集股,資本微薄,早已虧欠票莊,據川督報告嚴重的地區負債100多萬兩。(75)對比該省官員36萬余兩的昭信股票報效,鹽票兩業只能算是零星繳納。(76)

                         

                        長蘆地區是北方最重要的鹽場,長蘆每年的捐賑捐餉和報效經費都需要當地鹽商多方籌墊。(77)錢業巨商嚴信厚,自1885年起長期任長蘆鹽務督銷,署理天津鹽務幫辦。該鹽場“歷屆秋運,往往賴賬錢,各鋪通融,以作運本,多者借貸數萬金,少者亦數千兩,因能迅速趕運,無誤行銷”。(78)清廷已知悉長蘆鹽商亦需依靠金融機構的借款。至1897年,錢商當號已成為天津地方財政借款的重要來源。(79)長蘆鹽商總共認領40萬兩昭信股票,可推斷其中有不少為金融業之墊款。(80)

                         

                        上文所述各地金融業直接認購或間接墊購昭信股票的款額并不全面,清晰記載者總計超過200萬兩。據1909年的日本官方記錄,昭信股票實收總額超過500萬兩;而國內學者的考訂結果大致以周育民先生估計的1000萬兩最足信(81);但據官方記載當時全國昭信股票銀存入戶部銀庫的實際額為253.52萬兩。(82)因此,無論如何,金融業則貢獻了昭信股票實際收數中比較重要的份額。當然,在彌補地方財政的同時,金融機構也獲得了一定的額外利潤。

                         

                        傳統金融機構的另一個間接作用是匯解地方收繳的昭信股款。當時票號業主營業務即包括不少省份的官款匯解。近者,湖南向湖北撥解昭信股票5萬兩要依靠三家票號同時匯解(83);遠者,順天祥、百川通在云南幾乎包攬了該省所有財政匯撥業務。(84)不過,票號賺取的大量匯費漸成地方財政的一種負擔。福建交由源豐潤匯解昭信股票至上海一項共11萬兩庫平銀,照閩海關成案共花匯費3400兩。(85)再以四川為例,該省內外運輸現銀不便,匯解24萬兩昭信股票銀至上海要靠11家票號共匯。(86)川省各家票號平時匯價每萬兩收120兩匯費,待到市面緊張或是“洋款限迫”時,反而要求每萬兩加重匯費銀150兩。(87)當時廣西每年攤付賠款年計90余萬兩,票號每匯兌100兩,需匯費2兩,其中利潤可想而知。(88)此外,昭信股票還用于支墊軍餉等重要匯項,相應匯費在各省厘金或耗羨項下支出。(89)個別省份已覺負擔過重,占用開支,光緒令戶部立案,“以免賠累”。(90)

                         

                        陳寶箴曾描述當時地方財政:“來源益形枯竭,而供億歲有加增,司局道各庫無不悉索一空。每當無可騰挪之際,或欠發本省勇餉,或息借票商銀兩,聊為敷衍一時,歷年虧欠日多,尚不知如何補苴。”(91)而票號、錢莊等傳統金融機構日益顯現彌補收支缺口的經濟作用。這一趨勢甚至在蒙古貴族下轄的庫倫地區也有出現。(92)相應地,地方政府的存借利息和匯解業務已是大型票莊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金融業不僅依靠匯費和存款,還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政府債務之中。同時,中國傳統金融機構在財政領域中的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出來。

                         

                        三、清廷政策與新式銀行的引入

                         

                        相關研究者已指出清末財政制度變遷的暗流:“咸同以后各省勢力之真正成長固不在督撫之專權,而在下層軍事與財政制度之變化也。”(93)日趨嚴重的收支緊張只是政府財政困境的一部分。(94)在組織制度上,戶部侍郎張蔭桓在家信中形象地寫道:“六部以戶部為繁總,應每日到署,否則隔一日兩日過懶,則案牘如山,司員繞圍如屏風,頭眩眼花,逾時不了,禮部一部稿件不敵戶部一司也。”(95)何漢威先生指出在財政攤派的框架下,清政府依舊維持了對地方的權威,但缺少十分有效的行政手段。(96)因此,在國家層面,與其用簡單的二元方式看待中央與各省紛繁的財政糾葛,毋寧關注中國在困局中緩慢醞釀的包含金融領域在內的財政制度變革。

                         

                        歐洲封建制國家的近代化都先經歷了由中央到地方的財政制度的專門化。(97)甲午戰爭以后,清朝財政至少在中央層面亦出現類似專門化的趨向。(98)為經理昭信股票,戶部也設立了專門機構昭信局(內設給票處、收銀處),頒布《戶部昭信局章程》,明晰代理機關和認購手續。同時,各省藩司也紛紛設置分局,以省命名。(99)京城昭信局自3月起即“每月逢三日期兌銀換票”,后因事務繁多,從戶部北檔房遷出,在宗人府對面禁垣內另立字牌。(100)重要的是,民間金融機構在內債事務中的出現,未嘗不是一種新的嘗試。這種制度內部的變化甚至先于“戊戌變法”或是“清末新政”,同時也面臨著固有的瓶頸。

                         

                        傳統號商與地方政府關系尤為密切,但畢竟資本有限,經營相對保守;錢莊業則受制于外國銀行,屢受市場風潮的沖擊。(101)昭信股票勸募期間,不少票莊已是“挪繳為難,屢求寬限”。(102)朝官議論昭信股票流弊的第一條就是市面流通現銀太少,一旦各省憑股票向銀號錢鋪兌現,勢必因個別莊號倒閉引起連鎖反應。(103)1898年2月,戶部接到報告,市面流通白銀僅“一千數百萬兩”,如此緊縮的通貨局面也是由成百上千家傳統票莊所維持。(104)故而地方政府擔憂:“民間余資,多半寄諸商號生息。然必朝夕防維,慮其倒閉。”(105)對戶部而言,各地的金融機構不便控制,北京的錢鋪又經常倒閉,剩下獲準募集昭信股票的“四恒”則與地方勢力有著復雜聯系。此種情況下,傳統金融業實際很難在中央財政的運作中成為支柱。(106)朝廷也產生了官辦銀行,“招集山陜票號各商聯為一氣”的想法。(107)只有一個全國性的、足夠安全的新式金融機構才能對財政運籌有所裨益。

                         

                        官府最忌諱的是,票商在滲透地方財政的同時,還力圖保持很強的獨立性,上海金融業便是一例。上海嚴信厚獨資設立的源豐潤票號,“專為官家匯解錢漕關稅,上自撫藩,下至局卡出納各款,皆委托之,兼營商業匯兌”。(108)為籌募昭信股票,劉坤一致電嚴信厚,稱“蘇省借款憑執事是賴”。(109)不過嚴信厚對昭信股票非常懷疑,他代表中國通商銀行董事告訴盛宣懷,此次債券需要有稅務司的簽字擔保,否則即成息借商款,還款無著。他提出可以試買“小票”,至少要有“九五”折扣,上海商界才肯購買。嚴信厚稱由自己籌款,不能再度失信于商。(110)上述浙、皖等省票商也是獨立地與地方政府協商認購數額,同時各自的實際經營情況又極少向政府公開。

                         

                        相較于地方對傳統金融業的依賴,甲午以后清廷已開始考慮引入西方的財政措施。戶部尚書翁同龢在1895年就開始考慮仿效西方“多借、廣借”國債。(111)自1895年至1897年,他又先后與沈曾植、容閎、胡燏棻、陳熾、許景澄和盛宣懷等人商量興辦銀行一事。(112)1896年,容閎向翁同龢和戶部進呈《國家銀行大致章程十條》和《銀行總綱四條》,其中包括銀行以股本的1/3數額領取國債,“年息五厘”。(113)最后成文的《四十條折》相關條文與后來昭信股票的章程相似,就連容閎詳繪的借券圖式與昭信股票也大同小異。(114)此,時人評論昭信股票有利于銀行的設立:“言之昔者為銀行,行于今日因日債,而日債既然以貸華款而立償,則銀行亦不難集巨股而接辦。”(115)事實上,翁同龢一度考慮建立國家銀行發行債券,最終認為時機未到,“顯不能形驅勢迫”。(116)

                         

                        依靠新式銀行機構緩解財政困難的構想也得到戶部以外朝廷官員的推動。(117)1896年底,翁同龢向光緒帝請旨試辦銀行獲準。(118)隨后,翁同龢的科場門生黃思永上奏“創興鐵路銀行宜資群策群力折”,光緒令總署與戶部議奏。(119)地方大員也以銀行為“緊要”之事,反復討論。(120)清政府的重要官員都逐漸認同戶部府庫可以利用銀行為樞紐,“通國財賦轉輸于阛阓之中”;持異議者也承認“銀行之設固屬富強要圖”。(121)王文韶等會奏擬請“官為扶持保護”,光緒帝隨即下轉戶部。(122)1897年4月18日,總理衙門全體大臣聯名密函盛宣懷表示朝廷“并無益上損下之意”,“即請詳細斟酌開辦,慎始圖終。”(123)戶部和總理衙門還曾先后催促開辦上海與北京兩地銀行。(124)

                         

                        同時,本土金融業自身也擬建新式銀行,經理昭信股票。1897年5月,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銀行董事提議仿效西方各國印發、籌繳債券。(125)昭信股票開辦后,朝廷便計劃令中國通商銀行承辦上海一地的股票。(126)在銀行方面,盛宣懷特地指示中國通商銀行北京分行要在距離戶部最近的正陽門一帶選址購房,頗有用意。(127)同時,他進言由銀行承攬各省官方匯款。至于辦理內債之事,“皆可仿照西國,歸于銀行代辦,較之官為號召,自無捍格猜疑之弊”。(128)由于中國通商銀行是商辦銀行,戶部謹慎表示要與各省關商議,光緒帝則果斷諭令全國“凡有通商銀行之處,匯兌官款協餉,如查明匯費輕減,即酌交通商銀行妥慎承辦,以重商務”。(129)

                         

                        早在朝廷授命之前,盛宣懷正急切準備先于京餉解運之期開辦北京分行,并指示天津分行經理做到“官商聯絡”,與即將成立的北京分行配合,同時“昭信股票可由銀行代為收放,實屬公私兩益”。(130)中國通商銀行京行開設后,苦于沒有“大宗生意”,難以迅速承攬戶部在京業務。(131)此時恰逢“蘆漢路華股難招,洋債難還”,戶部為續籌鐵路用款,劃撥各省昭信股票銀300萬兩。(132)其中江蘇攤派56萬兩,廣東48萬兩,至1902年各省已匯解215萬兩左右。(133)有了清廷的準許,盛宣懷即以中國通商銀行吸納各省相應的撥解。(134)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盛宣懷檔案保存了一系列函札,反映出各省匯解中國通商銀行,甚至徑交當地分行匯解,再由銀行為蘆漢鐵路總公司代理經營款項的情形(見表1)。(135)除浙、皖以外的多數籌款省份均由票號匯解或直接起運至上海總行,但也有黑龍江、庫倫等地的繳款自北京號商取出,再轉由中國通商銀行京行匯解上海總行。(136)從中,新式銀行介入以往由傳統票號統攬之財政業務的情形可見一斑。

                         

                        各地將號商所存的昭信股票款項匯解中國通商銀行,總數額已接近當時銀行的實收資本250萬兩左右,對于剛起步的銀行是一筆巨款。(137)中國通商銀行選擇總董人選的明文條件就是:“現有戶部存款,將來尚須攬存各省關官款,必須有膽有識,能長川駐行。”(138)銀行的《大略章程》將發行國債、匯兌京外撥解與經營“公中備用之款”并提,“是以各省分行皆須陸續開設”。(139)各地分行尚未成立,銀行就已積極收攬財政款項。1898年3月,天津道任之驊向盛宣懷承諾將匯兌撥存業務交給即將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天津分行。(140)5月,盛宣懷經李鴻章同意承擔部分“粵省京協兩餉”的承解。(141)隨后,銀行與票號業即開始了對官款業務的爭奪,直至清末。(142)可見新舊金融機構都很重視介入政府的財政業務。

                         

                        在推行昭信股票的同時,戶部實際已走上自設銀行統籌財政的道路。(143)政府事務中,督辦銀行已是“關系甚重”的要務之一。(144)戶部主事王鳳文建議累積昭信股票款,開設官辦銀行,“以后銀行推廣利溥,于民即多出股票”。(145)新任廣東布政使岑春煊也向中央臚陳時務,提到由國家銀行妥還息借民款,以后國債便可由銀行經手,“不歸地方官吏”。(146)有人還條陳“請弛官紳之禁,許其將資本在銀行入股”。(147)至此,新式銀行進入國家財政體制的路徑首次開啟。

                         

                         

                         

                        在西方的歷史經驗中,近代國家的財政運作,尤其是國債的發行經理,離不開政府與金融業的相互結合。在近代西歐,各國國債出現以前,已經有了與國家規模相適應且較成熟的金融業。(148)而孔飛力注意到,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自身存在著三個結構性的長期“議程”。其中之一便包括國家財政需求如何對地方財政進行有效的利用與協調。(149)晚清時期,中國沒有出現專門的債券金融市場,但昭信股票與晚清華資金融業的關系表明:清政府在籌劃昭信股票時,已考慮到金融機構的功能;與西方不同的是,清政府試圖自行設立銀行機構,協助處理財政問題。后來,南京國民政府亦以昭信股票為中國內債之發端。(150)

                         

                        1900年前后中國傳統金融業的情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昭信股票開辦之時,傳統金融業仍處于上升時期。在一定程度上,新式銀行的資本、業務與人事還依賴于有一定基礎的傳統金融業。中國通商銀行北京分行最初的8萬余兩存款中有7萬即由“四恒”人員協助招徠。(151)金融業內部對昭信股票尚有疑慮,然而傳統金融業在地方財政中的重要性卻在增強,且實際認領了相當比例的昭信股票;新式的中國通商銀行則參與了國債銀款的經營和匯解。由此,金融業與政府之間既產生了相互的牽累,也形成了彼此的依靠,中國的財政局勢使得這種依賴關系越來越強烈。

                         

                        僅僅以20世紀華資金融業參與財政的發展取向去評析甲午至己亥年間發生的變化,固然失之簡單,但忽視兩者之間的聯系同樣是不足取的。在時人看來,新式銀行是在“兩宮維新頗銳”的背景下設立的。(152)張元濟在戊戌變法期間上折稱甲午以后,“計臣日日言理財,凡商務銀行鐵路礦務等事,莫不一一舉行”。(153)在政策推力背后,清廷決策層對于整個財經制度的認知與舉措宜從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其對財經困境所做的反應與政治動向不無關聯。1905年初(光緒三十年末),袁世凱首辦近代地方公債,公債章程與昭信股票章程大致類似,主要的不同是加入了“由天津官銀號匯總收發撥兌”一條。(154)同年,戶部銀行成立,隨即向全國推行“國民捐”。此舉不具債券形式,但對銀行在代辦與管理收款方面的制度規定已經非常細致。恩格斯說:“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的時候,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155)表面看,“昭信股票”只是“補救萬一”的應急之策,但其背后,一方面是清朝財政制度的自我彌補,另一方面是金融業財政功能的突顯,這兩種日益加深的變化都亟待相應的制度變更。通過試辦“昭信股票”,清政府獲取了關于金融機構與國家財政關系的初步經驗,這些將在更長的時間內慢慢發酵,曲折形成民國時期金融業與政府公債兩者之間的難解關系。

                         

                        本文寫作與修改中,得到了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的指導和寧汝晟、王銳博士的幫助,兩位匿名審稿人也提出了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24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頁。

                         

                        ②汪敬虞認為昭信股票是“中國政府發行的第一個近代公債”(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中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2頁)。楊永占認為昭信股票是清政府為還欠債卻半途而廢的舉措。(楊永占:《昭信股票始末》,《歷史檔案》1990年第1期,第134—135頁)周育民則分析了昭信股票的基本性質、派發方式與實際成效,認為此舉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卻把具有商品經濟性質的債權與債務關系引入中國,具有正面意義。(周育民:《試論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第70—74頁;周育民:《清末內債的舉借及其后果》,《學術月刊》1997年第3期,第64—70頁)其后,朱英指出昭信股票具有較明顯的近代公債的性質,但受列強的侵奪和國內資本主義發展困頓的制約不免產生弊端。(朱英:《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第195—204頁)李玉對昭信股票的緣起、設計、發行、攤派和結果等做了詳細的梳理,并提出“有治法無治人”是制約晚清經濟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昭信股票的成敗正是這種“政治性”的體現。(李玉:《晚清昭信股票發行過程論略》,《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127頁)

                         

                        ③“所得者自服官之人及官力可及之鹽當各商外,商民買票寂乎罕聞者。”(盛宣懷:《遵旨瀝陳南北鐵路辦理情形折》,《愚齋存稿》第2卷,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頁)外國人士對清廷募集內債并不樂觀。(The Chinese National Loan,The North China Herald,Feb.14,1898,p.222)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認為昭信股票只能依靠官場的攤派才能有成效。[《清國二於テ昭信股票卜名クル公債募集ノ件二関シ在上海小田切二等領事ヨリ報告ノ件》(1898年2月8日),國立公文書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內閣·公文雑纂,A04010040700/5]

                         

                        ④總理衙門行走袁昶奏呈:“今奉特旨準行昭信股票正與泰西借內債之關鍵消息相通也。”《袁太常戊戌條陳》,1902年鉛印本,第25頁。另參見《劉光第致慶堂》(1898年2月14日),《劉光第集》編輯組編:《劉光第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2頁。

                         

                        ⑤《籌辦昭信股票情形折》(1898年4月至5月間),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湖北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頁。

                         

                        ⑥黃思永:《奏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1898年1月30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頁。

                         

                        ⑦《奏準自造股票籌借華款疏》(1898年2月4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0頁。

                         

                        ⑧《擬定給發昭信股票詳細章程疏》(1898年3月2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5頁。

                         

                        ⑨《議復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疏》,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9頁。

                         

                        ⑩宋惠中:《山西票商與晚清財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第386頁;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98—108頁。

                         

                        (11)《質疑応答記錄》,[日]佐伯有一、田仲一成編注:《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一)》,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センタ一1975年版,第125頁。

                         

                        (12)《左都御史延煦奏折》(1883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轉引自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2卷,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頁。

                         

                        (13)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14冊,1883年12月6日,廣陵書社2004年版,第10101頁。

                         

                        (14)京城其他錢莊有時通過那桐作保取得“四恒”的巨額借款,一次便可達1500兩之多。(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1898年1月19日,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頁)那桐參與制定章程,并認領昭信股票2000兩。(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1898年2月1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頁;《那桐日記》上冊,1898年3月25日,第269頁)

                         

                        (15)《息借商款已有成數請停續借折》(1895年5月4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5頁。

                         

                        (16)《云貴總督崧蕃等折》(1898年5月17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2輯,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18頁;《認領股票》,《申報》,1898年4月13日,第1版。

                         

                        (17)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6冊,1898年5月26日,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128頁。

                         

                        (18)《照錄南洋大臣劉函諭》,《申報》,1898年3月8日,第4版。

                         

                        (19)《札嚴道信厚》,《申報》,1898年3月7日,第4版。

                         

                        (20)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4—595、599—600頁。

                         

                        (21)《牛莊近事》,《申報》,1898年3月25日,第2版。

                         

                        (22)《恭讀閏三月二十六日上諭謹注》,《申報》,1898年5月26日,第1版。

                         

                        (23)參見周育民《試論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第72頁。據劉坤一陳述,實際數額可能更低。[《昭信股票撥抵厘金不如指款留抵疏》(1898年9月8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25—27頁]除金融業外,江南的各官督商辦企業均有認領,僅上海輪船招商局就認領了54800兩。[《中國輪船招商局第二十五屆總結》,《申報》,1898年4月15日,第3版)電報局認領了2萬兩。(《昭信股票股東詳盛宣懷文》(1898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69841]

                         

                        (24)《上海道致嚴葉施公信》,《申報》,1898年3月5日,第4版。

                         

                        (25)《急籌商款》,《申報》,1898年5月15日,第3、4版;《勸領股票》,《申報》,1898年5月30日,第3版。

                         

                        (26)《致盛宣懷函》(1898年3月6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63394。

                         

                        (27)《□昭致盛宣懷函》(1905年9月19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13425。

                         

                        (28)福康錢莊經常獲得票號與外商銀行的存款支持,其1905-1907年紅賬中所含“公債”投資分別為1315、1003、697兩銀。(《上海錢莊史料》,第793頁)筆者未能找到該項更早的史料。

                         

                        (29)《湘紳先輸報國》,《湘報》第41號,1898年4月22日,第164頁。

                         

                        (30)皮錫瑞:《師伏堂日記》,1898年4月22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139頁。

                         

                        (31)《陳明官錢局尚無流弊片》(1897年3月1日),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上冊,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62—664頁;陳三立:《先君行狀》,《散原精舍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112頁。

                         

                        (32)皮錫瑞:《師伏堂日記》,1898年3月31日,第94—95頁;朱昌琳:《上陳寶箴》,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上冊,第700頁。

                         

                        (33)《股票詳述》,《申報》,1898年4月3日,第2版。

                         

                        (34)《襄垣尺素》,《申報》,1898年5月5日,第3版。

                         

                        (35)《廖壽豐致汪康年函》,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3頁;《籌借商款》,《申報》,1898年3月16日,第1版。

                         

                        (36)《籌借商款續聞》,《申報》,1898年4月3日,第2版。

                         

                        (37)《杭垣新政》,《申報》,1898年5月2日,第2版。

                         

                        (38)《上杭縣志》第1卷,1938年鉛印本,第41頁。

                         

                        (39)A Banking Crisis,The North China Herald,Oct.31,1898,p.815.

                         

                        (40)《允免典捐》,《申報》,1898年6月11日,第3版。

                         

                        (41)《河南巡撫劉樹堂折》(1898年11月12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2輯,第899—900頁。

                         

                        (42)《江西巡撫德壽折》(1898年4月3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76輯,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796頁。

                         

                        (43)《護江西巡撫翁曾桂為匯解蘆漢鐵路用款由折》(1898年10月11日),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12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4年版,第234頁;《盛宣懷致鐵路總公司》(1898年11月5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3。

                         

                        (44)《剛毅奏查胡家楨被參各款由折》(1899年7月23日),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光緒朝奏折》第13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4年版,第21頁。

                         

                        (45)《蒙陰縣志》第2卷,1911年曬印鈔本,無頁碼。

                         

                        (46)黃思永:《奏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1898年1月30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7頁。

                         

                        (47)《擬定給發昭信股票詳細章程疏》(1898年2月19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6頁。

                         

                        (48)《陳錦濤致汪康年函》,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83頁;《盛宣懷復汪君牧函》(1902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60788/3。

                         

                        (49)Abstract of Peiking Gazette,The North China Herald,Jan.17,1900,p.98.

                         

                        (50)《陳名侃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九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42178。

                         

                        (51)“清季專以此項股票抵捐職官,因之其價大昂,獲利倍蓰。”楊蔭芳:《勸募內國公債論》,《興城縣志》第15卷,1927年鉛印本,第91頁。

                         

                        (52)《中外近事》,天津《大公報》,1902年9月6日,第4版;《時事新聞》,天津《大公報》,1902年10月6日,第3版。

                         

                        (53)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中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8、1335頁。

                         

                        (54)《諭紳民零星認定昭信股票如有無力措繳者即著一律停收以示體恤而杜擾累》(1899年12月30日),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28頁。

                         

                        (55)劉錦藻:《皇朝續文獻通考》第363卷,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8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頁。

                         

                        (56)兩淮鹽運使告誡鹽商不得借辭拖延:“本應遵照憲飭將阻撓之商重罰,姑念年來捐款,尚屬急公,特再限三日內迅即議復,如數認繳,立候匯報。倘再飾詞逾延,定將阻撓之商遵飭議罰,決不姑寬。”《剴切批示》,《申報》,1898年3月12日,第2版。

                         

                        (57)《淮商領票章程》,《申報》,1898年6月13日,第9版;《兩江總督管理兩淮鹽政劉坤一折》(1899年12月27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76輯,第76頁。

                         

                        (58)《墊解票銀》,《申報》,1899年12月31日,第2版。

                         

                        (5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匯編》第2冊,線裝書局2008年版,第501頁。

                         

                        (60)《催繳要需》,《申報》,1900年10月6日,第2版。

                         

                        (61)《停捐催獎》,《申報》,1901年9月29日,第2版。

                         

                        (62)劉坤一:《淮北各商免捐常年票本片》(1899年),《劉坤一奏疏》下冊,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1303頁。

                         

                        (63)《蕪城紅葉》,《申報》,1900年1月10日,第2版。

                         

                        (64)《會議派票》,《申報》,1898年3月14日,第1版。

                         

                        (65)《張人駿致盛宣懷函》(1898年5月18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2738。

                         

                        (66)《兩廣總督譚鐘麟等折》(1898年8月1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2輯,第856頁。

                         

                        (67)《分籌股票》,《申報》,1898年6月2日,第2版。

                         

                        (68)《籌還銀款》,《申報》,1898年6月14日,第9版。

                         

                        (69)《珠海濤聲》,《申報》,1904年3月18日,第9版。

                         

                        (70)《粵省官場紀事》,《申報》,1902年2月21日,第12版。

                         

                        (71)Madeleine Zelin,The Merchants of Zigong: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26,78,195,284—286.

                         

                        (72)《變通川鹽稅條陳》(1899年4月11日),趙德馨等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湖北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頁。

                         

                        (73)《川局辦理昭信股票章程》,《蜀學報》1898年第3期,第18頁。

                         

                        (74)Chungking:Banking facilities,The North China Herald,Jan 23,1899,p.114.

                         

                        (75)《四川總督奎傻折》(1900年2月1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9輯,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8頁。

                         

                        (76)《蜀督奎奏為川省紳商士庶認借昭信股票銀兩情殷報效請分別廣額給獎折》,《申報》,1900年4月7日,第14版。

                         

                        (77)《直隸總督兼管長蘆鹽政裕祿折》(1899年1月4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76輯,第7頁。

                         

                        (78)黃鑒暉等編:《山西票號史料》,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頁。

                         

                        (79)《直隸總督王文韶片》(1897年7月31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2輯,第656頁。

                         

                        (80)《直隸總督兼管長蘆鹽政裕祿折》(1899年4月17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76輯,第35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記》下冊,1898年5月1日,第995頁。

                         

                        (81)《清國公債志稿》(1909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外務省記録,B11100039000/16;周育民:《試論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第72頁。

                         

                        (82)史志宏:《清代戶部銀庫收支和庫存統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71頁。

                         

                        (83)《匯解昭信股票銀兩撥補鄂省厘金片》(1898年9月14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8輯,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652頁。

                         

                        (84)《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1898年11月2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2。

                         

                        (85)《閩浙總督邊寶泉片》(1898年10月9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2輯,第879頁。

                         

                        (86)《成都將軍兼署四川總督恭壽奏聞遵旨籌辦昭信股票大概情形及官款數目緣由》(1898年5月5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奏折,408011981;《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1899年1月1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20。

                         

                        (87)《四川總督奎俊片》(1899年9至10月間),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3輯,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30頁;《四川總督奎俊片》(1899年3至4月間),《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3輯,第16頁。

                         

                        (88)陳夔龍:《庸叟編年錄》,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8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89)《浙江巡撫劉樹堂片》(1899年5月8日)、《浙江巡撫廖壽豐附片》(1898年11月4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8輯,第806、685頁。

                         

                        (90)《諭折匯存》第6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版,第3693頁。

                         

                        (91)《匯解光緒廿二年認還洋款暨此后酌量劃提折》(1897年3月1日),汪叔子、張求會編:《陳寶箴集》上冊,第378頁。

                         

                        (92)賴惠敏探討了庫倫當地貴族、衙門與當地號商、京幫商人間的借貸關系。當地茶商“殷實者殊屬寥寥無幾”,庫倫貴族報效的20萬兩昭信股票或與號商關系密切。賴惠敏:《清代庫倫商卓特巴衙門與商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3年3月,第27、35—47頁。

                         

                        (93)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292—293頁。

                         

                        (94)“度支困窘,各事并欲停罷,不知如何了也。”陳慶年:《橫山鄉人日記》,1898年3月9日,莊建平主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1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頁;《赫德致金登干》(1897年10月17日),陳霞飛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第6卷,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54頁。

                         

                        (95)張蔭桓:《與塏兒》,曹淳亮、林銳選編:《張蔭桓詩文珍本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頁。

                         

                        (96)何漢威:《清季中央與各省財政關系的反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597—682頁。

                         

                        (97)[美]約瑟夫·R.斯特雷耶著,華佳等譯:《現代國家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0—21、26—27頁。

                         

                        (98)比如戶部與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協作,由征稅能力突出的總稅務司代征蘇州等南方七處厘稅,用于抵還英德續借款;而原各省厘金所支款項,由各地募集昭信股票237.7萬兩與其他餉項,共計500萬兩補足。參見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1898年5月19日,第534—535頁;《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折》(1898年7月29日),《光緒朝朱批奏折》第88輯,第618—619頁;《行戶部奏撥補各省厘金抵借洋款折附單》(1898年7月18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6冊,第145—146頁。又比如,在鐵路籌款問題上,清廷特別任命盛宣懷、胡燏棻、許景澄等為督辦鐵路大臣向地方籌措專款,僅蘆津鐵路一項,各地被迫解交昭信股票款即有196.54萬兩。《戶部前撥昭信股票鐵路款二百萬兩按照五厘息解庫仍照成案屆期還本由》(1899年6月16日),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01/10/003/07/008。

                         

                        (99)《股票設局》,《申報》,1898年8月13日,第2版;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4頁。

                         

                        (100)《戶部昭信局章程》,《益聞錄》第1767期,1898年,第171頁;《股票開局》,《申報》,1898年6月16日,第9版。1899年京城的昭信局最終改為官錢局協助戶部理財,“凡領俸餉,均搭鈔票五成即可,持票向官錢局支領”。《國事》(1899年6月21日),中山大學圖書館編:《匯報(1898-1910)》第3冊,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第47頁。

                         

                        (101)李燧、李宏齡著,黃鑒暉校注:《晉游日記·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敗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頁;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2卷,第385、417—418、421頁。

                         

                        (102)劉坤一:《淮商邀免歲捐仍準循環轉運折》(1899年12月22日),《劉坤一奏疏》下冊,第1284頁。

                         

                        (103)《議復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疏》(1898年),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18頁。

                         

                        (104)《員外郎斌俊以銀根太緊請緩辦昭信股票呈》(1898年2月22日),翁萬戈輯:《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新政·變法》,臺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版,第195頁。

                         

                        (105)《奏為強鄰日逼亟宜練兵籌餉謹陳管見折》(1900年3月14日),趙春晨等校點:《王之春集》,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8頁。

                         

                        (106)《光緒朝上諭檔》第24冊,第591、595頁;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圣庵摭憶》上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97—298頁。

                         

                        (107)《陳熾關于設立官立銀行的條陳》(1896年11月15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

                         

                        (108)黃鑒暉等編:《山西票號史料》,第786頁。嚴信厚與地方官府私交甚密,汪康年稱其“沾染官氣甚重”。(《嚴修日記》第2冊,1898年3月8日、10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2—1003頁;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8頁。)嚴氏侄輩亦管理著上海的源通官銀號,該號先后經營了上海的息借商款與昭信股票,上海的外國人都知道嚴氏的金融業地位。(《籌餉先聲》,《申報》,1894年11月21日,第3版;《憲示照登》,《申報》,1898年5月4日,第9版;National Debt,The North China Herald,Jun 12,1899,p.53)

                         

                        (109)《照錄南洋大臣留電諭》,《申報》,1898年3月7日,第3、4版。

                         

                        (110)《嚴信厚致盛宣懷函》(1898年4月29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32242。

                         

                        (111)《翁同龢致張蔭桓函》(1895年5月25日),趙平箋釋:《翁同龢書信箋釋》,中西書局2014年版,第88頁。

                         

                        (112)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5冊,第2795、2817—2918、2941、2945、2861、2899頁;第6冊,第2993—2994頁。

                         

                        (113)《江蘇特用道容閎請仿泰西各國先招商股照章試辦銀行呈并附辦理國家銀行大致章程十條》(1896年3月27日),《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新政·變法》,第156—157頁;容閎:《計開銀行總綱四條》,《清代(未刊)上諭奏疏公牘電文匯編》第24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10年版,第11151—11161頁。

                         

                        (114)《江蘇特用道容閎創辦銀行參仿西例酌擬章程四十條折》(1896年5月),《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新政·變法》,第164頁。

                         

                        (115)《昭信票開通有益中國論》,《蜀學報》1898年第7期,第34—41頁。

                         

                        (116)《設立銀行議》之“翁同龢手批”,《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新政·變法》,第164頁。

                         

                        (117)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下冊,第2187—2189頁;張國輝:《中國金融通史》第2卷,第299—301頁。

                         

                        (118)陳義杰整理:《翁同龢日記》第5冊,1896年11月12日,第2949頁。

                         

                        (119)《國子監司業黃思永折》(1897年5月10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第147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2頁。

                         

                        (120)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9冊,湖北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24、231、233—234、238頁。

                         

                        (121)《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等奏陳遵旨核議銀行利弊擬請仍歸商辦并由南北洋稽查以保利權》(1897年7月14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折件,140111。

                         

                        (122)《清實錄》第57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0205頁。

                         

                        (123)《發太常寺少卿盛宣懷電》(1897年4月18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第25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頁。

                         

                        (124)《上海去電》(1897年4月21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540頁;《津梁景和去電》(1898年4月25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573頁。

                         

                        (125)《銀行董事酌擬章程四十條》(1896年11月),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30頁。

                         

                        (126)《議復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疏》,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20頁。

                         

                        (127)《馮敩高致盛宣懷函》(1898年12月16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22921;《盛宣懷致馮志先函》(1897年1月5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15823/20。

                         

                        (128)盛宣懷:《籌辦中國通商銀行次第開設情形折》,《愚齋存稿》第2卷,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54冊,第84—85頁。底稿見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113—115頁。

                         

                        (129)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頁。

                         

                        (130)《盛宣懷致梁紹祥函》(1898年3月1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110頁。

                         

                        (131)《馮敩高致盛宣懷函》(1898年7月4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61139/29。

                         

                        (132)《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584頁;《懇請飭撥各省欠款片》(1899年10月3日),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3冊,第533頁。

                         

                        (133)《寄戶部》,《愚齋存稿》卷33,第777頁;《盧保鐵路工竣先將官款造銷折》,《愚齋存稿》第6卷,紀寶成主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54冊,第193頁。

                         

                        (134)《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第584頁。

                         

                        (135)《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

                         

                        (136)《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1899年2月10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2503/1;《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1899年2月22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28;《盛宣懷札鐵路總公司收支處》(1899年4月27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91831/29。

                         

                        (137)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頁。

                         

                        (138)《中國通商銀行董事章程》(1896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04446。

                         

                        (139)《中國通商銀行大略章程》(1897年1月26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30頁。

                         

                        (140)《任之驊致盛宣懷函》(1898年3月27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112頁。

                         

                        (141)《盛宣懷致王同燮函》(1898年5月29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112頁。

                         

                        (142)《戴春榮等致盛宣懷函》(1898年11月9日),謝俊美編:《中國通商銀行》,第120頁;黃鑒暉等編:《山西票號史料》,第383—393頁。

                         

                        (143)《遵旨復議依克唐阿請行鈔法、開設銀行一事折》(1898年5月31日),謝俊美編:《翁同龢集》,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99頁。

                         

                        (1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廷簽議〈校邠廬抗議〉檔案匯編》第10冊,線裝書局2008年版,第4196頁。

                         

                        (145)《戶部主事王鳳文呈》(1898年9月4日),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28—429頁。

                         

                        (146)《廣東布政使岑春煊折》(1898年9月12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94—95頁。

                         

                        (147)轉引自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第244頁。

                         

                        (148)[日]富田俊基著,彭曦等譯:《國債的歷史——凝結在利率中的過去與未來》,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5、96—99、109—110、117頁;[德]馬克斯·韋伯著,姚曾虞譯,韋森校訂:《經濟通史》,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75—176、165—166頁。

                         

                        (149)[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118—120頁。

                         

                        (150)國民政府財政整理委員會:《整理債務案進行概要》(1928年6月),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外債檔案史料》第1卷,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08頁。

                         

                        (151)《馮敩高致盛宣懷函》(1898年7月26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061139/10。

                         

                        (152)《張緝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784頁。

                         

                        (153)《代總理衙門章京張元濟折》(1898年9月5日),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頁。

                         

                        (154)《天津銀行代辦直隸公債章程》(1905年1月23日),《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內閣六部檔案續編》第48冊,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5年版,第21824頁。

                         

                        (155)《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189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頁。

                         



                        上一篇:郭睿君、李琳琦:清代徽州契約文書所見“中人”報酬 下一篇:吳燁舟:胡光墉破產案中的西征借款“舊賬”清查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