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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史 【字體:

                        萬立明:戰后上海聯合準備機構由分到合的嬗變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5年11月18日

                        摘要:聯合準備機構作為民間“銀行的銀行”,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戰后,國民政府利用對收復區民營金融機構清理、整頓的時機,率先將票據清算組織從上海銀錢業的聯合準備機構中剝離,改組、成立了由中央銀行控制的全市統一的上海票據交換所,同時清理結束錢庫和聯準會。另外,又根據財政部制定的辦法合組成統一的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但由于社會經濟環境的不斷惡化,成立不到三年即宣告結束。上海聯合準備機構的分合演變反映了戰后中央銀行職能仍不健全以及與一般銀錢業聯系的不緊密,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戰后上海金融制度的變遷。

                         

                        關鍵詞:戰后 聯合準備機構 統一 金融制度變遷

                         

                        聯合準備機構是在中央銀行相關職能缺位的情況下,為抵御風險和維持市面,由銀行業或錢業匯聚集體力量,自發組織的一個同業互助、調劑盈虛并兼辦票據交換的同業聯合組織。聯合準備機構一定程度上具有最后貸款人和資金清算中心之功能,因而被稱為民間的“銀行的銀行”。1932年一·二八事變造成市面動蕩,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簡稱聯準會)和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簡稱錢庫)由此應運而生。然而,目前對于戰后上海聯合準備機構的清理結束,并合組統一的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簡稱銀錢準備會)等問題,尚無論著進行深入探討。本文試對此進行細致梳理,希冀彌補相關研究的不足。

                         

                        一、票據清算組織從聯合準備機構中的剝離及其統一

                         

                        銀錢業聯合準備機構均附設票據清算組織,辦理同業之間及與其他金融機構的票據交換業務,是極為重要的金融輔助機構。附設于聯準會的上海票據交換所還被稱為“金融樞紐”,自然成為國民政府戰后首先要接收、整頓的對象。為了擴大中央銀行壟斷金融的勢力,中央銀行副總裁、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陳行力主廢棄原有的上海票據交換所,另設一新交換場所。財政部長俞鴻鈞也表示基本贊同。然而,江浙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貝淞蓀(中央銀行總裁)、李馥蓀和張公權等則堅決反對接收,并得到宋子文的支持①。因此,最后只能實施一個相互妥協的方案,即對原上海票據交換所進行改組。盡管上海票據交換所并沒有被接收,但金融管理當局卻由此開始介入并控制了上海的票據交換事務。

                         

                        1945年10月8日,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即發出改組、合并銀錢業票據清算機構的公函,明確提出:“中央銀行有控制金融之責,對于票據交換極應加以管理,茲規定辦法:①將原有銀錢兩業票據交換所合并;②四行兩局及外商銀行一律參加交換;③票據交換所應另組委員會,以中央銀行代表為主任委員;④各行莊間交換余額的劃撥結算集中于中央銀行辦理。”②隨后,陳行將其擬訂的這一改組計劃密電財政部③。1945年10月18日,財政部批復:“在復員期間暫準照辦,將來仍應償付規定由國家銀行主辦,特復。”④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又將票據交換所改組及擬訂的四項辦法等致函中央銀行。不久,中央銀行公布實施《中央銀行暫行委托上海票據交換所辦理票據交換規則》,明確指出:依據財政部特派員規定原則暫設上海票據交換所委員會,并委托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及上海錢業同業公會合組之上海票據交換所辦理全市金融業票據交換事宜⑤。10月19日,中央銀行致函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指出:“照辦法(即上述公函內容)第一項合并以后,本市同業票據交換事宜暫由本行委托票據交換所代為辦理。”⑥很顯然,金融管理當局首先把票據交換從銀行和錢業的聯合準備機構中剝離出來,在原有上海票據交換所的基礎上進行改組、合并,錢莊和外商銀行也必須全部加入,改組后上海票據交換所成為全市惟一的票據交換機構,并處于中央銀行的控制之下,從而有利于加強對上海金融業的管理。

                         

                        改組計劃出臺不久,上海銀行公會整理委員會即著手組成上海票據交換所委員會,以中央銀行李駿耀局長為當然主任委員,所有會員除洋商銀行俟將來復業后再行列入外,本國銀行、錢莊各委員名單經陳奉陳特派員批可后,即于10月18日召開第一次上海票據交換所委員會,議決事項如下:“①為目前銀錢兩業似陷于停頓狀態,票據交換刻不容緩,若即由本行(即中央銀行)辦理,因滬地銀錢行莊過多,每日票據交換據以往經驗,手續及時間兩有不及,茲為適應環境事實兼顧起見,擬皆由本行委托銀錢兩業公會合并組織票據交換所代辦交換手續。”“②交換號數皆定為40號,除四行兩局及市銀行各得1號外,并預留數號備外商銀行復業后加入交換外,其余銀行派得20號,錢莊業派得5號,由該兩公會自行分配。其派得交換號次之行莊向本行直接開戶,以憑辦理交換余額之劃撥結算。各該行莊每日交換所余頭應由交換所立戶如數存入本行。”⑦顯然,上海票據交換所委員會的決議中都是以本行(中央銀行)自居,足見中央銀行在其中處于主導地位。同時對交換席次進行了分配,最后經中央銀行核準加入交換的銀行有20家、錢莊16家。

                         

                        在金融管理當局的督促和各方配合下,交換行莊和代理交換行莊的審核、席次的分配、上海票據交換所重要職員的選定等均已相繼完成。經陳特派員批準,經理一職由原經理陳朵如暫時代理,副經理由中央銀行業務局指派胡耀宗暫行兼代,并增聘陳棣如為代理副經理。1945年11月1日,改組后的新上海票據交換所在原上海票據交換所舊址(香港路59號)正式成立。參加交換行莊36家,代理交換96家。12月8—11日,花旗銀行、匯豐銀行、麥加利、大通、友邦、有利、華比、荷蘭和荷國安達銀行先后申請加入票據交換所⑧,使交換范圍擴大到外商銀行,上海票據交換所真正成為了全市統一的票據交換清算機構,“為票據交換史上開一新紀元”⑨。雖然,“上海票據交換所形式上是獨立機構,但實際上由中央銀行組織辦理金融機構之間的票據交換工作,成為中央銀行資金清算制度的重要內容”⑩。

                         

                        此外,在上海錢業公會的強烈要求下,票據交換所委員會還議決再分給錢業10個直接交換號次。因此,錢業在交換所的直接交換席次已經增加到了15個。最終確定上海票據交換所整個交換席位為50個,其中官辦行局及市銀行分得7個席位(中央銀行為元號),“小四行”及商業銀行分得24個席位,31—45號留給錢莊,46—49號留供外商銀行,50號編為上海票據交換所,以便進行代理交換(11)。

                         

                        總之,在政府干預下,原上海票據交換所被改組為全市統一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票據清算組織,包括銀錢業和外商銀行在內,從而徹底結束了原先分裂的狀態。實際上,新上海票據交換所已經完全受中央銀行控制,例如,票據交換所委員會由中央銀行代表為主任委員、各行莊間交換余額的劃撥結算集中于中央銀行辦理等。因此,票據交換組織從銀行和錢業的聯合準備機構中被剝離出來,不再附屬于聯合準備機構,從而使其失去了一個重要基礎,有利于聯合準備機構的清理結束。

                         

                        二、上海銀錢業分設之聯合準備機構的清理結束

                         

                        戰后,在將票據交換組織從聯合準備機構中剝離的同時,國民政府還決定清理、結束上海銀行業與錢業各自設立的聯合準備機構。

                         

                        1945年10月18日,錢庫執行委員會即決定奉令“停業清理”,解雇職工,并把各會員錢莊繳存的基金計偽幣10萬元及劃頭戶存款偽幣1000元如數發還(12)。10月22日,錢庫臨時執行委員會又決定全體職工一律解散,并制定具體辦法:“①本庫全體職工截至十月底止一律解散。②解散費照前理事會議決辦法辦理,然每一職工不論階級大小,一律再予加給偽中儲券550萬元。③本庫所存生金如數出售,除本金及一切開支,并彌補損耗及解散費等外,尚有剩余之款,以三分之二歸會員錢莊,三分之一歸本庫全體職工,作為酬給,計共總數偽中券11萬萬元。④經副襄理應負責至十月底止,辦理各項移交。⑤本庫全體職工解散后,各科須留數人,以便接洽辦理各項事宜。另外,還決定,各會員錢莊所有往來戶存款無論法幣或偽幣,限于本日一律結束,通函各錢莊辦理。”(13)

                         

                        錢庫決定清理工作定于1945年12月21日結束。在此前后,錢庫的準備財產和拆放擔保品均已全部返還各錢莊,各錢莊存放銀行的資金也由各莊取回,繳存的基金僅剩五家未提取,且錢庫庫存的財產也只剩下一小部分未處理完,因此,錢庫清理結束的主要工作基本完成。錢庫還將所有生財、賬冊等項造具清冊,并公推王懷廉、張夢周為保管委員,接收上項生財、賬冊等。同時決定,1945年12月21日止,所有留任清理人員一律解散。留派袁浩龍君經辦善后未了事宜。所有未領本庫基金及同業存款又未查明暫存錯賬各戶等,提存福源錢莊,其他零星各戶,如暫存錢業公學、代收經費等,移交公會接辦。錢庫儲藏北會館簿子棧、歷年賬冊及傳票等,除保存最近三年以內之賬冊以備存查外,其余由保管委員作廢紙出售。錢庫前所備存未用之印刷品,如支票簿及賬簿、轉賬申請書等,亦由保管委員作廢出售(14)。因此,錢庫對未處理完的基金、存款及未用完之印刷品也進行了妥善處置。

                         

                        1947年2月13日,錢庫召開了最后一次臨時執行委員會議,對于該庫清理工作完成后,應如何結束,決議如下:①本庫賬冊及前存有價證券、定期存單以及一切重要收條、鑰匙等,照清單所載,全部移交錢商業同業公會接收。②各莊繳存本庫之準備財產及拆放擔保品全數移交錢商業同業公會保管。③各莊未領基金及同業存款等,共計法幣111743元,提存福源錢莊信托部。④本庫一部分生財器具撥歸錢莊俱樂部應用,作價法幣1000萬元,即以此數捐助錢莊俱樂部,又撥歸公學應用,作價法幣500萬元,亦以此款捐助公學,余存各件,統歸公會接收。⑤本庫剩余現金法幣1940018.46,應分派原有各會員錢莊225家,每莊應得法幣8622.30,以資結束,即日起,通告各會員莊具條領取。”(15)

                         

                        可見,這次的臨時執行委員會徹底解決了錢庫清理結束的善后問題,如賬冊、收條等單據、各莊繳存本庫之準備財產及拆放擔保品都轉交錢業公會,該庫剩余現金平均分給各錢莊,各莊未領基金及同業存款提存福源錢莊信托部以及錢庫的生財器具、鈔票箱等均作了妥善處理,這意味著錢庫完全宣告結束。

                         

                        聯準會的清理結束起步則比錢庫稍晚,而且更為復雜,持續時間也較長。戰后,聯準會原有業務中,票據交換及代收業務,因新交換所之舉辦,全部由會移交。法幣存款業務也全部由同業移存中央銀行及新交換所。因此,1945年12月28日,聯準會在《職字106號》通告中指出“本會業務,既因時代需要之今昔不同,必將大部陷于停頓,而職工人數,當時共有241人之多”,因而提出“本會現在及今后既并無收益來源,若再延不節縮范圍,資遣職工,則本會現有資力,不久,終將完全告竭,屆時若再謀節縮之計,則對資遣一層,必將無從辦理”(16),因此,聯準會議決節縮會務、資遣職工辦法如下:“①本會為非營利團體,對于職工之資遣及給與,決照普通商業團體之例,格外從優辦理,茲就本會資產項下提款約法幣3700萬元作為資遣及贈與職工之用;②本會10月份止,共有職工242人,其中已辭職他就者92人。此92人中,除暫留職員14人,工役11人辦理未了事宜外,其余67人均給資遣散;③遣散之職工、已往新交換所職工和今后留用職工由會發給遣散費和年資贈金(發放標準略)。”(17)

                         

                        上述辦法公布的幾天之內,聯準會的遣散費及贈金即發放完畢,但一部分被遣散職工并不能在短期內找到工作,生活艱難,因而推派代表來聯準會代經理處,請求將所給款酌予增加。鑒于此,1945年12月31日,聯準會發出《職字110號》通告:“為特別體恤起見,特再商承常務委員決定,由會竭盡綿薄,稍予增益,對全體遣散職工每人加給法幣六萬元。”(18)1946年1月7日,聯準會節縮會務并資遣職工事宜已基本完成,但還面臨如何處理剩余基金及房屋等財產的問題。7月16日,聯準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1937年3月組成,李馥蓀為主席)1946年第二次會議決定“所有余剩基金、房屋擬設管理委員會,擬具和約”,并議決“先交顧問律師徐士浩君審查,再付討論”(19)。8月2日,執行委員會召開1946年第三次會議,李馥蓀報告經徐士浩律師研究過的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和約草案,分別修正后,定期召開基本會員銀行大會決議施行。另外對聯合準備會帳內未能結束各項,例如公單、公庫證須函催、收回等,進行了具體布置(20)。

                         

                        1946年8月7日,聯準會基本會員銀行大會舉行1946年度第一次會議。首先逐條討論了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和約草案。合約規定,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由原有銀行業聯合準備會基本會員銀行共同組織。在清理結束過程中對所有聯準會剩余基金及房地產,按照聯準會公約,應為基金會員銀行共同所有,特設管理委員會保管、處理。該管理委員會為永久團體,會員銀行非因該銀行解散,不得退出本會。該管理委員會附設于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大家一致推選李馥蓀、徐寄顧、錢新之、徐廣遲、李道南、陳朵如和居逸鴻為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李馥蓀被推選為臨時主席(21)。由于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即將組織成立,聯準會定于1946年8月31日正式結束,因而聯準會于8月20日致函上海銀行公會:“由原有基本會員銀行另行組織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接管一切事務,嗣后關于本會對外賬務收解事宜,經銀聯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該會不能對外,擬請貴會將來具函代辦”,同時附上聯準會各項賬務清單(22)。8月24日,上海銀行公會即回復表示,“嗣后,關于上列各項賬務準由本會分別代辦,以資結束”(23)。

                         

                        總之,聯準會和錢庫的建立和運行“可謂中國金融界自動基于自主自律的精神,企圖組織合理化的一努力表現,尤其是抗戰發生以后在上海的活動有重大意義”(24)。然而,在戰后國民政府對收復區民營金融機構清理整頓及加強金融控制的背景下,聯準會和錢庫的繼續存在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它們只能無奈地接受被清理結束的厄運。因此,1932年形成的上海銀錢業分立的聯合準備制度即告終結。

                         

                        三、上海銀錢業合組之聯合準備會的創設與結束

                         

                        早在1943年7月29日,財政部就要求銀錢業公會組織聯合準備委員會,并參照1932年上海聯合準備會的做法出臺了十一條原則,其中政府對聯合準備機構有較大控制權,并規定先由重慶市實行。9月29日,由于市場資金緊張,重慶銀錢業公會呈準財政部成立重慶銀錢業聯合準備委員會(25)。但由于此時上海處于淪陷區,無法將該法令推行到上海市。

                         

                        戰后,由于錢庫和聯準會清理結束即將完成,上海銀錢業也認為聯合準備機構仍有組建的需要,因而只得按照部定原則,合組新的準備會。1946年3月25日,陳朵如(聯準會和上海票據交換所代經理)致函徐維明、李道南、徐寄庼(均為上海銀行公會常務理事)等,指出:“日前,銀行業聯合準備會常務委員會議討論籌組新的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事,遵經由弟同錢業方面征詢意見,極表贊同,茲根據部定通則,擬具公約草案,交兩公會呈財部暨分呈財政金融特派員文稿一件,謹檢同戴銘禮先生前交部定原則條文,送請察核。”(26)6月15日,在上海銀行公會理事會例會中,各銀行負責人認為聯合準備委員會有恢復與擴充之必要,因而決定重新組織,并邀錢莊業,擴大組織滬市銀錢業準備公庫(27)。

                         

                        不久,聯準會致函財政部、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指出:“目下,行莊存款,幾全屬活期,其游離性極大,時去時來,變動甚速……日常交付資金,常有短絀可能,同業互拆,數量有限,常不足應付需要,萬一發生風潮,誠有措手不及之虞”,“為適應同業殷切需要,增厚同業營運資金,活潑金融市面起見,特遵照部定原則,另行組織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茲由屬會等會同擬具公約草案一件,呈報京滬財政金融特派員、財政部核準”(28)。1946年6月27日,接到財政部指令,修正銀錢準備會條文,核準照辦。銀錢兩公會即于7月10日召集理監事聯席會議,即席舉定執行委員7人,計自銀行業同業代表中產生5人(原聯準會常務委員徐寄庼、李馥蓀等),錢莊業同業代表中產生2人(秦潤卿、沈日新),并約請居逸鴻先生出任經理,即由執行委員會著手籌備于本年9月2日召集會員行莊代表第一次常會,簽訂公約(29)。

                         

                        1946年7月10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籌辦委員舉行第一次會議,公推李馥蓀為該會委員會主任委員,聘任居逸鴻為聯合準備會經理。各行莊簽訂公約時,其名次先后以加入票據交換所之次序為準(30)。7月16日,籌備會確定該會英文名稱Shanghai Banker’s Joint Reserve Board,準備財產認繳標準以一千萬元為最低限度,以三個月存款平均數之二成為最高限度。各行莊加入公約,以加入交換所各行莊為限。籌備會討論了該會經費分擔比例,繳入準備財產數目等,執行委員會任期與交換所委員相同,以三年為任期。該會分設文書、會計和單證三科,開始辦公(31)。8月14日,籌備會通報,通函172家行莊,已復函加入公約者157家,未復函者15家(外商銀行11家及中國農民銀行、郵政儲金匯業局、中興銀行、建業銀行等4家)(32)。另外,花旗、友邦、大通等數家外商銀行,亦正式請求加入,一俟奉到總行批令后,即辦理入會手續,其余各外商銀行亦有加入表示(33)。

                         

                        1946年9月2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在香港路銀行公會俱樂部舉行會員行莊成立大會。到有籌備委員暨會員行莊代表170余人。由籌備委員、銀行公會理事長李馥蓀報告籌備情形,之后討論章程及經費分攤辦法,并簽訂公約。宣告成立后,即行開市征求認繳財產數額,一面組成評價委員會,由部行代表出席指導,于9月12日召開第一次評價委員會,分作房地產、證券、百貨三組,推定委員會,并聘請專家顧問,分組辦理。評價委員為徐寄庼、李道南、沈日新、伍克家、王酌清、王仰蘇、王伯天、袁尹村、孫瑞璜九人。截至9月底止,會員行莊參加簽訂公約者,計156家,認繳財產者計142家,保留認繳額未繳財產者計11家,未報者3家,認繳財產總額假定數為2152500萬元,內中房地產假定數為1880300萬元,證券假定數為156000萬元,百貨假定數為15000萬元,保留數1010200萬元,上項財產因未經評價委員會審定,暫照各行莊申請數列入,故冠以假定兩字,公庫證因評價手續未竣,尚未發行。因此,銀錢業準備會的運作程序基本上是沿用了原聯準會的做法。

                         

                        1946年10月加入的行莊僅有158家,而同時期上海票據交換所的交換行莊多達193家。還有35家行莊未曾加入銀錢準備會。1946年年終,銀錢業準備會會員行莊增加到162家。1947年年終,又增加到187家,準備財產總額為法幣3189100萬元,發行公庫證總額為法幣2232300萬元(34)。然而,1947年度,銀錢業遭遇之環境可謂空前困難。在政府財政支出無止境膨脹下,物價受通貨膨脹之影響,日日上漲,幣值日日低落,因此全部資金均逃避于物資或其他投機對象,其能進入銀錢業之資金,據估計不過戰前百分之一(35)。銀錢業全部存款不逮戰前一大型商業銀行,游資過而不留,非金融界所可運用,亦非金融界所能阻止(36)。1948年年終,會員行莊減為186家。1949年1月,銀錢準備會擴充第一基金至三倍之數,并由會員大會決議,設立第二基金,按存款總額提1%(37)。由于會員行莊繳存的基金有限,從實際來看,銀錢業準備會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公庫證拆放數額曾最高定為金圓券五千元,根本不適合同業之需要。之后,改為一萬元至二萬元,但要視銀錢準備會的頭寸而定。在此時期,銀錢業異常艱苦,所繳存準備財產,隨時抽回應用,遇有拆借,再行繳入。該會自1948年10月以降,會務由靜止而趨于沉寂,兩月中,執行委員會例會因無特殊討論事項,而各委員亦以自身職務繁忙停止舉行。10月及11月份兩次會務報告因亦從略(38)。可見,銀錢準備會自成立后至1948年終,不斷惡化的經濟金融形勢,使投機盛行,銀錢業舉步維艱。會員繳存的準備財產都竟然經常要抽回應用,再加上繳存基金有限,能給予的拆放額度根本無法滿足需要,會務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此后,社會經濟環境更加惡化,銀錢準備會最終難以為繼。1949年3月8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召開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26次會議,主席李馥蓀指出:“惟幣值不斷降低,在平時則基金無法保值,遇緊縮時期,則所供不敷需要,至經費一項,原恃拆放息為來源,近來入不敷出”,因而居經理認為“會務難期進展,而開支疊增,徒增同業之負擔,殊非所宜”,多次建議結束會務,并自請辭職。最近居君建議“為勉維持會務計,惟有設法添籌第一基金,變通拆放辦法,改訂經費籌措辦法,一面仍自請解職,其意甚堅”。因此,會議集中討論銀錢準備會應如何維持、基金應否調整及居經理辭職應否照準等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添籌基金一節,即使此次勉強實行,但經過若干時日以后,實值降低,又將不足以資應用,彼時再籌增加,其困難將益甚,故照目下環境,會務之難期進展確屬實情”(39)。最后議決:“①經理居君辭職,意志極堅,挽留不獲,應照準;②本會目前拆放基金籌措處理多有困難,所有拆放及其他一切會務應暫停進行,經理一缺暫時不補,副理洪政潤君在病假中,會務暫由襄理仲充俊繼續照管;③本會自2月以后,收益不敷開支短絀之數計340余萬元,應以本會應收第一及第二基金3月份利息盡先抵補,余數由各同業攤付;④俟開支短絀數,依上開辦法補足后,所有第一、第二基金即由本會迅速返還各原繳行莊;⑤本會全體員工除酌留一二必要職員辦理會務外,其余均由交換所借用,薪津均歸交換所負擔。”(40)

                         

                        1949年3月18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為暫停會務事通函全市各銀錢行莊,將上述執行委員會決議詳細公告(41)。從3月19日起,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會務一律停止,會名仍然保留。4月間,銀錢準備會已經裁員遣散。5月18日,《申報》報道:“外傳該準備會業已恢復辦公,移歸本市票據交換所辦理該項工作。茲據該準備會某留守之負責人語記者,準備會似無恢復辦公必要,即以國行移交票據交換所之工作而言,該所目前已足夠應付云。”(42)實際上,該會結束原因,乃因收入甚少,而開支浩繁,公庫證拆放,無法繼續之故。1949年3月上半月份,該會總收入僅為462元,足見業務之慘淡(43)。另外,當時銀錢業行莊之資金均極為薄弱,在戰前每一家銀行可周轉數家工廠之資金,而在目前則相反,每一家工廠之存款,可控制數家銀行錢莊。此足證明在此情形下,銀錢準備會無法發生作用,已無存在之必要(44)。因此,銀錢準備會不得不宣告結束,從其1946年7月改組成立至結束,不到三年。

                         

                        綜上所述,可以進一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國民政府利用戰后對淪陷區金融業進行接收和清理的時機,對上海的聯合準備機構(包括其附屬的票據清算)進行了清理、整頓和控制,進而加強了對整個金融業的控制,銀錢業只能無奈接受這一現實。由于聯合準備機構實際上承擔了中央銀行的某些職能,發揮了類似“銀行的銀行”之作用,上海票據交換所則被稱為“金融樞紐”,因而自然被國民政府視為重要的清理和整頓對象。從客觀上說,聯合準備機構由分到合符合金融發展的趨勢。上海的票據交換原是銀行業、錢業和外商銀行三分天下,其相互之間票據清算手續相當繁瑣,大大增加了票據流通的阻力及交易成本。聯合準備機構也是銀錢分立,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因此,“交換所由銀行業單獨組織,進而為全市中外金融業共同組織”,“準備會由銀行業單獨組織,進而為全市中外金融業共同組織”(45),因而這是金融制度變遷的必然要求,也是一次典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其次,為了便于對當時上海現有聯合準備機構的清理、整頓,國民政府先將辦理票據交換的業務從聯合準備機構中剝離,從而使其失去了一個重要業務。因此,上海銀錢業自然按照國民政府的意圖,盡快清理結束聯準會和錢庫,并同時依據財政部的規定組建新的聯合準備機構。實際上,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可以看成是在對原聯準會改組的基礎上成立的,因為銀行業在其中占據主導地位,具體做法也與聯準會基本相同,并且會址仍然設在香港路的上海銀行公會內。

                         

                        再次,上海聯合準備機構的合并、重組仍舊反映了戰后中央銀行職能的不健全以及與一般銀錢業聯系的不緊密。在一個金融制度健全的國家,控制市場、輔助同業乃是中央銀行的本職工作。為何戰后一般銀錢業還要建立一個同業聯合準備機構?時人認為“如果不是中央銀行無知,便是中央銀行無能。在目前,我們不反對銀錢業重組準備會,但我們更希望中央銀行能夠和一般銀錢業發生更密切的聯系,使后者顧之無憂,從而以重貼現與公開市場運用等方式來代替,并發揚準備會的原有目的,使準備會在一種更進步合理的形態中無形揚棄”(46)。因此,中央銀行“還是偏重于‘政府的銀行’的職能。以銀錢業在上海金融業中的重要,而上海的地位又居中國金融的重鎮,則銀錢業以自己集合的力量,來充分加以運用,對同業加以適當的調劑,在客觀上,實在有非常逼切需要”(47)。

                         

                        最后,戰后上海聯合準備機構的分合演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戰后上海金融的變遷。一是戰后官僚資本金融壟斷的增強、錢業的衰弱、外商銀行仍有雄厚的實力。二是當時上海銀錢業的艱難發展。通貨膨脹的加劇和對民族資本金融業的無情擠壓、摧殘,中國的民族資本金融業根本不能走上發展的正軌,并逐漸呈衰弱趨勢。正常業務都難以維持,只得從投機中找出路。最終新的銀錢業聯合準備會完全失去了生存條件,被迫停止業務。

                         

                        作者簡介:萬立明,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上海 200433)

                         

                        注釋:

                         

                        ①朱博泉:《記上海票據交換所》,《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5輯》,第246—248頁。

                         

                        ②⑦關于改組票據交換所情形抄錄陳報函底一件,上海票據交換所檔案S180-1-15。

                         

                        ③本所成立改組的有關文書及章程、委員名單,上海票據交換所檔案S180-1-15。

                         

                        ④重慶財政部來電(1945年10月18日),上海票據交換所檔案S180-1-15。

                         

                        ⑤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編:《中華民國金融法規檔案資料選編》(下冊),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927頁。

                         

                        ⑥中央銀行業務局致銀行業同業公會函(1945年10月19日),上海銀行公會檔案S173-1-170。

                         

                        ⑧1945年上海票據交換所交換月報,第12期,上海票據交換所檔案Q52-2-17。

                         

                        ⑨居逸鴻:《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庫及票據交換之沿革》,載朱斯煌主編《民國經濟史》,銀行學會編印1948年版,第27頁。

                         

                        ⑩葉世昌、潘連貴:《中國古近代金融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頁。

                         

                        (11)盛慕杰:《上海票據交換制度的統一和改進》,《工商月刊》1946年第6期,1946年8月15日。

                         

                        (12)本庫廿六年度執行委員會復員第一次會議記錄(1945年10月18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檔案S178-1-3。

                         

                        (13)本庫臨時執行委員會議記錄(1945年10月22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檔案S178-1-3。

                         

                        (14)本庫臨時執行委員會議事錄(1945年12月24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檔案S178-1-3。

                         

                        (15)本庫臨時執行委員會議事錄(1947年2月13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檔案S178-1-3。

                         

                        (16)(17)職字106號通告(1945年12月28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5。

                         

                        (18)職字110號通告(1945年12月31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5。

                         

                        (19)聯準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1946年第二次會議(1946年7月16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8-17。

                         

                        (20)聯準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1946年第三次會議(1946年8月2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8-17。

                         

                        (21)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會基本會員銀行大會1946年度第一次會議(1946年8月7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8-23。

                         

                        (22)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致上海銀行公會函(1946年8月20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6。

                         

                        (23)上海銀行公會致聯合準備會函(1946年8月24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6。

                         

                        (24)[日]宮下忠雄:《中國銀行制度史》,吳子竹譯,華南商業銀行研究室1957年版,第134頁。

                         

                        (25)重慶金融編寫組:《重慶金融》,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頁。

                         

                        (26)陳朵如致徐維明、李道南、徐寄庼和周德孫函(1946年3月25日),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6。

                         

                        (27)《銀行業公會議決恢復聯合準備委員會》,《銀行周報》1946年第23—24期,1946年6月16日。

                         

                        (28)呈財政部、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稿(1946年),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檔案S177-1-46。

                         

                        (29)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九月份報告(1946年),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檔案S179—1—8。

                         

                        (30)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籌辦委員第一次會議(1946年7月10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檔案S179-1-1-1。

                         

                        (31)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第二次籌備會議(1946年7月16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檔案S179-1-1-1。

                         

                        (32)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第三次籌備會議(1946年8月14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檔案S179-1-1-1。

                         

                        (33)《滬銀錢業準備會外商銀行紛請加入》,《征信新聞》第438期,1946年8月19日。

                         

                        (34)《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三十六年度報告》,《銀行周報》1948年第5期,1948年2月2日。

                         

                        (35)《讀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三十六年度報告的感想》,《銀行周報》1948年第10期,1948年3月8日。

                         

                        (36)《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三十六年度報告》,《銀行周報》1948年第5期,1948年2月2日。

                         

                        (37)《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三十七年度報告》,《銀行周報》1949年第5—6期,1949年2月7日。

                         

                        (38)《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三十七年度報告》,《銀行周報》1949年第5—6期,1949年2月7日。

                         

                        (39)(40)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26次會議(1949年3月8日),上海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檔案S179-1-2。

                         

                        (41)《滬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會務決定暫停》,《銀行周報》1949年第15期,1949年4月11日。

                         

                        (42)《銀錢業準備會并未恢復辦公》,《申報》1949年5月18日第四版。

                         

                        (43)《銀錢聯合準備會決于十九日結束》,《商品新聞》1949年第208期,1949年3月16日。

                         

                        (44)《銀錢業聯準會日內清理結束》,《申報》1949年3月16日第二版。

                         

                        (45)廈門大學經濟系財政金融教研室:《近代中國金融史參考資料(第三輯——國民黨統治時期)(下冊)》,1980年4月,第181頁。

                         

                        (46)《重組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有感》,《經濟周報》1946年第22期。

                         

                        (47)《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成立》,《經濟周報》194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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