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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史 【字體:

                        陸玉芹、謝俊美:同光之際兩湖地區淮鹽引地規復之爭

                        作者: 文章來源:《揚州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更新時間:2015年02月28日

                        摘要:自同治至光緒年間,淮鹽因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而失去了在兩湖地區的大部分引地。為規復兩湖引地,兩江總督采取了種種措施:從重稅鄰私到禁止川鹽入楚;從川、淮分界行銷到代完川、鄂餉銀;從設卡輯私到設卡繳稅;從加強運銷機構管理到提高淮鹽質量。然而這些措施卻遭到了四川總督、兩湖地區督撫的聯合抵制。“引地規復之爭”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同時也反映了鹽業從生產、分配到運銷、管理最終走向市場化的歷史必然性。至光緒中葉,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鹽鹽引雖然恢復,但私鹽販運依然屢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徹底解決。兩淮鹽場遂逐漸轉向墾殖。

                         

                        關鍵詞:晚清 兩湖 淮鹽 引地 規復

                         

                        中國古代的財賦結構,自唐以后發生了很大變化,鹽稅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收入的大宗。清朝的財賦來源,除地丁、漕糧而外,以關稅、厘金、鹽課三項為大宗。為了保證鹽稅的征收,清政府不僅在產鹽地設立諸如鹽務、督銷局、轉運局之類的專門機構,而且任命鹽運使、鹽法道(簡稱“鹽道”)、鹽茶道、驛鹽道及場大使、鹽課大使之類的官吏,專門負責鹽政事務。對食鹽的運銷也規定了嚴格的引岸制度,鹽引、引額、引地都有嚴格的規定。①

                         

                         

                        清代,鹽的銷售主要由政府主導。據《清史稿·食貨四·鹽法》記載,“行鹽之法有七:曰官運官銷、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其中官運官銷、官督商銷是主要的銷售形式。在兩廣、云南,官督官銷最為突出,而兩淮、兩浙及福建地區則以官督商銷為主要形式。[1]749兩淮鹽商在各鹽區專門設有集采、賣、販、銷于一體的組織機構“鹽商公所”,兩廣則有“鹽商總局”,其負責人有稱“總商”的,也有稱“綱總”的,因地而易,名稱不一,從而形成一條官商一體嚴密的督銷網絡。

                         

                        “鹽乃計口授食之物”[1]743。食鹽銷售與人口掛鉤,既是為了保證政府對鹽課的征收,也是為了加強對商人和鹽的產銷市場的控制,對于維護國家對食鹽的壟斷、防止和打擊走私販賣,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為此,清政府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引區,每一引區只能銷售政府規定的鹽場所產的鹽,這一引區內的人民只能購買和食用這一鹽場所產的食鹽。如山東,河北,河南陳州、歸德等地區只能食長蘆鹽場所產的鹽,又如江蘇的徐州、江寧、安徽的寧國與和州地區以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區為淮鹽引區,上述引區內的人民只能食用淮鹽。此外,各引區,無論是官買還是商販,彼此互不侵擾。如有逾越,私相販賣,則被稱為“販私鹽”,屬于“犯罪”、“犯法”行為。

                         

                        兩湖地區(湖南、湖北)是淮鹽專商銷岸,或者說是淮鹽的專銷引地。引地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與歷史上政治原因有關:晚唐五代時期,藩鎮割據,各自將其勢力范圍據為銷區從而征收鹽稅。兩淮銷區相當于南唐的領域,后沿襲舊制,改變不大;二是與地理條件有關。古代運鹽以水運為主,銷區稱為“岸”。淮鹽的湖北銷區稱“鄂岸”,江西銷區稱“西岸”,湖南銷區稱“湘岸”,安徽銷區稱“皖岸”,統稱“揚子四岸”,主要是得自長江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引區銷售指定鹽引,反映了清政府食鹽生產、運銷管制與民戶戶口配給制的結合,這種情況在社會穩定的時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一旦社會秩序發生動蕩,特別是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種按引區銷售指定鹽場鹽的做法極易遭到破壞,造成引地鹽運銷的混亂。②

                         

                         

                        咸豐六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的太平天國革命,極大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起義軍挾雷霆之勢,橫掃大江南北。進軍兩湖,攻占武漢后,接著沿江而下,經略江西、安徽,并于1853年攻下南京,改名天京,作為太平天國的首都,在此后的10多年中形成了與清朝南北對峙的局面。太平天國起義打亂了清政府規定的兩淮鹽引區鹽的銷售,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江蘇、河南的部分地區歷來是淮鹽引地,起義軍對這些地區的長期占領及軍事行動直接對淮鹽生產和銷售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一方面兩淮鹽業生產、運銷陷入癱瘓,如兩江總督怡良所言“逆‘匪’由湖廣竄至九江、安徽、江寧,并陷鎮江、揚州兩府,不特淮南引地無不被其蹂躪,而商人之居于鎮、揚二郡者,十有八九悉遭荼毒”[2]。不僅運商悉遭荼毒,許多“場商亦皆逃亡”[3]。結果造成“灶鹽無人購買,煎丁有煎無售”的局面。運商逃散,灶戶和場商大多破產,兩淮鹽業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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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參考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第737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另一方面,兩淮失去了兩湖市場。由于長江、運河、淮河運道受阻,淮鹽無法運銷上述引地,而這些引區的人民又不能一日無鹽,于是川鹽、浙鹽、池鹽趁虛而入。清廷迫于現實,也只得采取權宜之計,原則上規定,河南改食山西池鹽,湖南、湖北改食四川井鹽,江西或食浙鹽,或食閩鹽。[4]對此,兩江總督和兩淮鹽運使心中雖有不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有政府的規定,大批四川商人沿江而下,將川鹽大批販運到兩湖地區,浙江、福建商人則招募民工翻山越嶺將浙鹽運至江西、皖南山區的每一個村落。而處于戰火中的苦難民眾由此而改食川鹽、浙鹽、閩鹽。其中,四川井鹽生產規模擴大,產量大增,逐漸搶占了兩湖市場。

                         

                        由上表可見,原食淮鹽的安徽省,太平天國后分食浙鹽,原食淮鹽的江西省,已經分食浙鹽和粵鹽,原食淮鹽的湖北、湖南,已改食川鹽。特別是川鹽,原來只供應四川1省,現增加至7省,可見其產量和銷量,而由此產生的鹽稅收入也是十分可觀:“蜀鹽辦課,正課不過三十一萬兩,常有缺產之虞;今則加至二百數十萬兩,仍有余鹽。”[5]

                         

                        東南為國家財賦首善之區,鹽課是餉糈主要來源。對于太平軍長期控制這一地區,清政府非常著急,它需要巨額軍餉,用來撲滅太平天國起義,所以對鹽課催收非常急迫。而對兩江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和兩淮鹽運使來說,失去了引區,等于失去了大宗鹽課收入,同樣心急如焚。此外,戰亂還造成鹽商無貲收鹽,鹽場生產日形萎縮,鹽課稅收銳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由于引地一時不能恢復,而軍餉亟待,兩江總督怡良曾于咸豐三年(1853)就淮南改行就場征稅辦法。次年,為了便于小販運銷,以恤灶戶、灶丁,又改為設廠征稅。咸豐七年(1857),為確保鹽課,又將淮南鹽務改為設局征稅,允許商人每販鹽一擔,到局納稅銀一錢后,即可自由行銷各地,至于銷往何處,不再限制。但兩年后又改為設棧收鹽。其辦法反復變更的著眼點主要還是為了確保鹽稅。盡管兩江總督怡良作了以上種種努力,仍未能避免大片引地失去。兩江(江蘇、江西、安徽)的鹽課收入日漸減少,到同治初年,兩江鹽課年收入已不及道光末年年收入的四成。

                         

                        繼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兼兩淮鹽政,為解決湘軍餉源不足的問題,亟需增加鹽稅收入。為規復原屬兩淮的兩湖引地,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

                         

                        一是重稅鄰省私鹽。曾國藩深知兩湖淮鹽引地廢滯已近10年,收回很難一蹴而就。他認為“重稅鄰私”,將鄰省的鹽厘加抽,鄰省的鹽因為成本高就會自動退出市場。“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為官,而淮鹽亦得進步”[6]。然而令曾國藩沒想到的是,湖北抽收川稅“仍不過六七折”[7]1474。結果運銷兩湖的川鹽成本大大減輕,來源更旺,淮鹽滯銷如常。

                         

                        二是禁止川私行楚。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奏《請禁川私行楚收復淮南引地折》,“請旨敕下四川、湖廣各個督撫,停止川私行楚,以復昔年之舊制,而收經久之利權”[7]1475。然而,禁止川鹽入楚,一方面勢必會影響川鹽的生產和鹽稅收入,一方面也勢必會使湖北的鹽稅獲利喪失,湖北每年從川鹽銷鄂中抽收的厘稅達銀100多萬兩。因此,四川、湖北、湖南的督撫皆以軍餉為由,交章力爭,不愿規復兩淮引地,因此,淮鹽壅滯如舊。

                         

                        三是建議淮川分界行銷。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與吳棠、王文韶會奏,議定楚岸淮引暫時與川鹽分界行銷。約定湖北的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歸還淮南,專銷淮鹽。而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仍準川鹽行銷。同時議定,“淮分之界,不準川鹽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有淮商就中酌設子店撥售零引,以明本系淮引地方,不可喧賓而奪主,一割而永棄。”[8]1608-1609這一要求得到清政府的同意而實行,淮南鹽場在兩湖的部分引地被收回,但曾國藩沒有能徹底解決淮鹽引地規復的問題。

                         

                         

                        光緒二年(1876)7月,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首先“以湖南、湖北為淮鹽暢銷引地”為由呈奏,“疏請規復”。折中陳述了規復兩淮鹽引的三點理由:“兩淮引額最多,引課最重,引本甚大,引地宜廣,乃引鹽積多,而引地轉減,則將置鹽于無用之地。額鹽滯銷,國課無著,官商交困,丁民難生,上病國,下病民,中病官,與商非持久之道。此淮鹽引地當復,一也。”今淮鹽“其額為國初之九倍增其額而減其地,鹽從何銷?是欲之出而閉之門也。引地之復,二也”。“茍兩湖引地之不復,則兩淮之鹽引不銷,此兩湖之引地當急而規復者,三也”。[9]沈葆楨從鹽引增多、淮鹽課重、現存引地過少,商、民、灶丁生活困苦等提出規復引地的理由。

                         

                        第二次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將沈氏奏折發交戶部、漕運總督及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安徽、河南等原先為淮鹽引地的省區的督撫司道進行復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財富,皆屬于專制皇帝所有。太后“有極是之褒”[10]230,對兩江此舉表示贊同。戶部主管全國賦稅錢糧事宜,兩江提出“規復引地”對它而言,也沒有什么妨礙和損失,而且戶部認為規復淮鹽引地,算下來,每年可以增加100多萬兩的鹽課收入。因此戶部對兩江總督規復引地的要求表示支持。“力主其說,并定章程五條:封川中鹽井,疏滇黔邊引,議于平善壩巡緝,定期限,整頓淮鹽本色”[10]224。

                         

                        漕運與兩江總督關系密切,彼此且有利益關連,淮鹽運銷離不開河運。漕運總督恒祺在復奏中力贊兩江總督規復引地:復奏“全是淮南口氣,并引部復為據,力主規復”[10]233。

                         

                        如果按照部議和兩江總督的要求,川督的經濟損失不必說,要他將鹽井封井,停止在兩湖地區銷售川鹽,更是不愿。而事涉兩湖,湖廣總督的態度成為關鍵。湖廣地區東與兩江毗連,西與巴蜀交錯,地處長江中游。一邊是兩江總督,一邊是四川總督,均有利害關系。湖廣總督既不愿“將鄂中巨款授權予淮”,又不愿與川督為難。當時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的是光緒皇帝師翁同龢的兄長翁同爵,翁同龢是新授任的戶部左侍郎,地位不高,在朝說話分量有限。兄弟倆在議論此事時深感左右為難。光緒二年(1876)十月,翁同龢在致翁同爵的一封信中寫道:“淮鹽一事乃鄂餉關鍵,即使改撥90萬,而鄂失此二三十萬(厘金)來源,何以為國?況平善一壩安能截流而漁。南則施南,北則酉陽,陸路叢雜,又烏能遮盡夔巫之背,是無窮之患矣。”[10]233在翁同龢看來,規復一事“斷斷辦不動,若川厘停而淮課未裕,此中絕續之交,如何措置?況始則借川鹽以裕楚食,今乃斥川為私而欲強民食價貴味淡之淮鹽有是理乎?將來與兩江會議必當徹底力陳,惟于楚北五府一州,楚南灃州之外,設卡巡私,亦屬官事所當然,不必裁撤,致有袒川之疑耳”[11],建議翁同爵“此事此時似可稍緩,斟酌萬全而出之”[10]233。

                         

                        翁同爵在接到諭旨,聽取其弟翁同龢的意見,并經湖南、湖北兩省鹽道等磋商后,于同年10月上了一道《奏為鄂省淮鹽引地未能遽復、川鹽未可驟停事由折》。折中指出:川鹽行銷鄂省已有10余年,販運、購售早成系統,以此謀生者不下數萬人,若驟然禁止,實難做到,也不利于社會安定;且鄂省庫儲川鹽為數不少,縱即恢復淮鹽,很可能要造成一時滯銷,此亦實情。所以,他請求朝廷寬限時日,在二三年內逐步減少川鹽行銷,直到最后逐步恢復淮鹽。

                         

                        翁同爵復奏中的要求大體符合當時的實情,得到其弟翁同龢的首肯。“川淮鹽事誠如所論,部議只是夢囈”,“川中封井事亦當痛陳之,西販亦當分析辨論”。[11]然而身為兩江的父母官,1877年,沈葆楨再次上奏,力主禁川復淮,在給予湖北、四川相當讓步的前提下,堅持逐步收回淮鹽引地。

                         

                        一是淮商代完川、鄂部分餉銀。他表示淮商可以攤繳銀兩,彌補川、鄂兩省損失,“各該商仰體朝廷德意。情愿每引攤繳銀二兩。鄂、湘兩岸近年本可銷淮鹽二十萬引,禁川以后以增銷十五萬引計之,共可銷三十五萬引。每引二兩,可得銀七十萬兩。加以原奏課厘九十萬兩,共合一百六十萬兩。擬以一百萬貼鄂,六十萬貼川。”[12]1896除此之外,沈葆楨還答應了戶部由淮商籌銀60萬兩作為四川總督丁寶楨續辦滇地官運的經費。

                         

                        二是寬限川鹽禁運禁銷時間。淮鹽引地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川鹽。沈葆楨最終的目標是從此讓川鹽退出兩湖。他采納了翁同爵的建議,深知欲速則不達,他決定立限一年,禁止川鹽出運以清其源。假如一年后川鹽還有部分未能銷盡,可以延長一年時限銷鹽,并且下令淮商收買部分川鹽搭銷。“如此寬以兩年,則川商舊欠可陸續收回,川井新鹽可陸續減運。彼時開辦邊引,官運商銷必已著有成績。”[12]1897

                         

                        三是提高淮鹽成色。淮鹽不能暢銷還有一原因就是淮鹽味苦且臟,不為兩湖人民所喜歡。“年來,場商以資本占擱,不暇精求;場員以泄踏成風,不復過問;灶丁只圖多煎為利,火候不齊。煎成委之于地,與涂泥為伍;由灶而場,無所遮蔽,沿途風沙雨屑入之;收垣后為其不銷也,愈不知愛惜,踐踏焉,飛撒焉。出運后,又有船戶之參和,子店之作偽,并有參以石膏者而鹽味不可問矣。”[12]1863可見,淮鹽產、運、銷各環節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問題。沈葆楨下令挑選干潔、純凈、質優、味好的鹽先行銷售,同時要求場戶購買蘆席“凡煎鹽淮鹽之地,均令下有襯墊,上有遮蔽。即由灶而垣,中途亦護以蘆席俾御風雨。”[12]1863除了改進管理方面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提高淮鹽煎煉的質量。不久,淮南鹽場東呂四石港、金沙、伍佑各鹽場,鹽鹵鹽斤質量有所提高。

                         

                        沈葆楨極力規復淮鹽引地的措施,雖切實可行,但遭到了湖廣總督李翰章和四川總督丁寶楨的聯合抵制,規復之事最后無果而終,川鹽仍是源源不斷運銷兩湖市場,“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約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張,一千萬斤上下”,形成兩湖市場“盡被川鹽侵占”[13]的局面。

                         

                         

                        自同治至光緒年間,歷任兩江總督都在為規復兩淮引地積極努力,從重稅鄰私到禁止川鹽入楚;從川、淮分界行銷到代完川、鄂餉銀;從設卡輯私到設卡繳稅;從加強運銷機構管理到提高淮鹽質量,兩江總督花費如此精力,甚至做出很大讓步,其主要原因在于鹽稅是收入之大宗,無論是為鎮壓太平天國而籌餉,還是為開展洋務運動所需款項,甚至是為兩淮商人和鹽民生活考慮,規復引地乃是份內之事。僅從兩淮地方利益來看,他們的種種舉措是無可厚非的。而四川和兩湖地方官員不愿驟復淮引,同樣也是出于鹽稅收入利益之爭。

                         

                        兩湖引地規復最終未能如愿以償,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從質量來看,川鹽多為井鹽,凈白無雜質;而淮鹽苦咸夾土,民人喜食川鹽,不愿食淮鹽。

                         

                        二從價格來看,川鄂相距較近,費用低、價格便宜;而淮鹽正好相反,“每引正課加上雜派多至二兩有奇,是他省鹽本的三倍,若再加上鍋價、場本、水腳、關稅、厘金、引費諸項,每引成本高至六兩有奇。成本重則鹽價高昂,而民不愿購之,而食價賤之鹽。”不僅價貴外,而且路遠,“近則鹽賤,遠則鹽貴,不能讓民舍賤而食貴,去近而就遠”[11]。

                         

                        三從利益鏈來看,販賣川鹽雖是臨時性的,但經過10多年的經銷,商販們早已與地方官達成了默契,地方官僚無論是四川的,還是湖北的,亦或是湖南的,都從川鹽的運銷中獲得好處,他們當然不愿放棄既得利益而去規復淮引。在規復淮引的交涉中,一些地方官員和少數御史還以歷史上社會動亂后鹽引并不完全規復的事例為據,或以清初官僚朱栻有關“鹽引便民就近食用”之類的話發論,說明兩湖并不一定非要規復兩淮鹽引。

                         

                        四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來看,透過引地之爭,可以看到太平天國后晚清“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兩江總督提出規復兩湖鹽引,戶部也多次表示要“照章辦理,恢復舊制”,但湖光總督、四川總督以各種理由搪塞或公開抵制,致使禁川復淮阻力重重。

                         

                        由于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淮鹽衰敗之時,正是井鹽發展之時。提出“川鹽濟楚”,雖是權宜之計,但“川鹽濟楚”后,井鹽抓住了機遇,官運商銷、“化私為官”、允許自由販運、擴大資本、改良井鹽開采技術等改革措施,使川鹽銷量大增,不僅解決了四川、貴州、兩湖地區食鹽供給問題,而且也保證了國家鹽稅收入,一定程度上還推動了食鹽自由貿易和市場化。戶部和兩江總督以行政命令要求規復淮鹽引地,雖然符合鹽法引岸制度,但卻違背了市場流通規律,更沒有從全局上通盤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淮鹽引地規復之爭。曾國藩曾萬般無奈地說:“川私侵占淮南引地,雖屬大紊紀綱之事,而有萬難遽變之勢。”[7]160同光之際兩湖地區引地規復之爭,從中央到地方都認識到引地完全恢復到太平天國以前的狀態幾乎沒有可能。至光緒中葉,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兩湖最終還是恢復了淮鹽鹽引。不過,淮鹽鹽引雖然恢復,但販運川鹽的情況依然屢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徹底解決。甚至凡是與淮鹽鹽引接界偏人稀的地方,浙、閩、川、廣及長蘆之鹽商無不廣開鹽店,多集鹽斤,暗接梟徒,勾通興販,私梟籍官店為囤戶,鹽店從梟棍作生涯,而失去了大宗鹽稅收入的兩淮鹽場,后來逐漸轉向墾殖另謀財路與引地無法規復不能說沒有一點關系。

                         

                        陸玉芹,鹽城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謝俊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①所謂鹽引,指商人運銷官鹽的憑照。其法始于宋代的鹽鈔,后鹽鈔大壞乃換鹽引。元、明兩代沿襲之。清制,每年由戶部頒發指定口岸銷售的鹽的斤數,由商販運,不準引、鹽分離。每引行鹽數目,少則百斤,多則千斤不等,各省不同,課稅輕重不一。其鹽場行銷之地稱為引地,額銷之數稱為引額。詳見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4征榷六。

                         

                        ②關于“淮鹽引地規復之爭”的相關研究,主要見之于徐彥玲《曾國藩規復淮鹽引地思想探析》(載《新學術》2008年5期)、王靜雅《晚清鹽業制度運行特點評析》(載《蘭臺世界》2013年7月)兩篇論文;郭正忠的《中國鹽業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陳鋒的《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部分章節提及。

                         

                         

                         

                         

                        【參考文獻】        

                         

                        [1]郭正忠.中國鹽業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怡良.就場征課并改道運銷折[M]//龐際云.淮南鹽法紀略:卷1.刊本.揚州:淮南書局,1873(同治十二年).

                         

                        [3]何桂清.請暫停場員考核折[M]//淮南鹽法紀略:卷10.刊本.揚州:淮南書局,1873(同治十二年).

                         

                        [4]謝俊美.常熟翁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72.

                         

                        [5]王守基.四川鹽法議略[M]//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97.

                         

                        [6]曾國藩.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20.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1212.

                         

                        [7]曾國藩.請禁川私行楚收復淮南引地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27.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8]曾國藩.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30.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9]何衣棟.皇朝經世文編四編:卷30[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6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353.

                         

                        [10]謝俊美.翁同龢集: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翁同龢.致五兄.翁同龢手札:第4冊[M].上海:上海有正書局,1924: 126-127.

                         

                        [12]王延熙,王樹敏.皇清道咸同光奏議[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3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13]胡林翼.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77.

                         摘要:自同治至光緒年間,淮鹽因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而失去了在兩湖地區的大部分引地。為規復兩湖引地,兩江總督采取了種種措施:從重稅鄰私到禁止川鹽入楚;從川、淮分界行銷到代完川、鄂餉銀;從設卡輯私到設卡繳稅;從加強運銷機構管理到提高淮鹽質量。然而這些措施卻遭到了四川總督、兩湖地區督撫的聯合抵制。“引地規復之爭”背后折射的是地方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之爭,同時也反映了鹽業從生產、分配到運銷、管理最終走向市場化的歷史必然性。至光緒中葉,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淮鹽鹽引雖然恢復,但私鹽販運依然屢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徹底解決。兩淮鹽場遂逐漸轉向墾殖。

                         

                        關鍵詞:晚清 兩湖 淮鹽 引地 規復

                         

                        中國古代的財賦結構,自唐以后發生了很大變化,鹽稅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收入的大宗。清朝的財賦來源,除地丁、漕糧而外,以關稅、厘金、鹽課三項為大宗。為了保證鹽稅的征收,清政府不僅在產鹽地設立諸如鹽務、督銷局、轉運局之類的專門機構,而且任命鹽運使、鹽法道(簡稱“鹽道”)、鹽茶道、驛鹽道及場大使、鹽課大使之類的官吏,專門負責鹽政事務。對食鹽的運銷也規定了嚴格的引岸制度,鹽引、引額、引地都有嚴格的規定。①

                         

                         

                        清代,鹽的銷售主要由政府主導。據《清史稿·食貨四·鹽法》記載,“行鹽之法有七:曰官運官銷、曰官督商銷、曰官運商銷、曰商運商銷、曰商運民銷、曰民運民銷、曰官督民銷。”其中官運官銷、官督商銷是主要的銷售形式。在兩廣、云南,官督官銷最為突出,而兩淮、兩浙及福建地區則以官督商銷為主要形式。[1]749兩淮鹽商在各鹽區專門設有集采、賣、販、銷于一體的組織機構“鹽商公所”,兩廣則有“鹽商總局”,其負責人有稱“總商”的,也有稱“綱總”的,因地而易,名稱不一,從而形成一條官商一體嚴密的督銷網絡。

                         

                        “鹽乃計口授食之物”[1]743。食鹽銷售與人口掛鉤,既是為了保證政府對鹽課的征收,也是為了加強對商人和鹽的產銷市場的控制,對于維護國家對食鹽的壟斷、防止和打擊走私販賣,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為此,清政府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引區,每一引區只能銷售政府規定的鹽場所產的鹽,這一引區內的人民只能購買和食用這一鹽場所產的食鹽。如山東,河北,河南陳州、歸德等地區只能食長蘆鹽場所產的鹽,又如江蘇的徐州、江寧、安徽的寧國與和州地區以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區為淮鹽引區,上述引區內的人民只能食用淮鹽。此外,各引區,無論是官買還是商販,彼此互不侵擾。如有逾越,私相販賣,則被稱為“販私鹽”,屬于“犯罪”、“犯法”行為。

                         

                        兩湖地區(湖南、湖北)是淮鹽專商銷岸,或者說是淮鹽的專銷引地。引地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與歷史上政治原因有關:晚唐五代時期,藩鎮割據,各自將其勢力范圍據為銷區從而征收鹽稅。兩淮銷區相當于南唐的領域,后沿襲舊制,改變不大;二是與地理條件有關。古代運鹽以水運為主,銷區稱為“岸”。淮鹽的湖北銷區稱“鄂岸”,江西銷區稱“西岸”,湖南銷區稱“湘岸”,安徽銷區稱“皖岸”,統稱“揚子四岸”,主要是得自長江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引區銷售指定鹽引,反映了清政府食鹽生產、運銷管制與民戶戶口配給制的結合,這種情況在社會穩定的時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一旦社會秩序發生動蕩,特別是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種按引區銷售指定鹽場鹽的做法極易遭到破壞,造成引地鹽運銷的混亂。②

                         

                         

                        咸豐六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的太平天國革命,極大地沖擊了清王朝的統治。起義軍挾雷霆之勢,橫掃大江南北。進軍兩湖,攻占武漢后,接著沿江而下,經略江西、安徽,并于1853年攻下南京,改名天京,作為太平天國的首都,在此后的10多年中形成了與清朝南北對峙的局面。太平天國起義打亂了清政府規定的兩淮鹽引區鹽的銷售,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江蘇、河南的部分地區歷來是淮鹽引地,起義軍對這些地區的長期占領及軍事行動直接對淮鹽生產和銷售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一方面兩淮鹽業生產、運銷陷入癱瘓,如兩江總督怡良所言“逆‘匪’由湖廣竄至九江、安徽、江寧,并陷鎮江、揚州兩府,不特淮南引地無不被其蹂躪,而商人之居于鎮、揚二郡者,十有八九悉遭荼毒”[2]。不僅運商悉遭荼毒,許多“場商亦皆逃亡”[3]。結果造成“灶鹽無人購買,煎丁有煎無售”的局面。運商逃散,灶戶和場商大多破產,兩淮鹽業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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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表參考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第737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另一方面,兩淮失去了兩湖市場。由于長江、運河、淮河運道受阻,淮鹽無法運銷上述引地,而這些引區的人民又不能一日無鹽,于是川鹽、浙鹽、池鹽趁虛而入。清廷迫于現實,也只得采取權宜之計,原則上規定,河南改食山西池鹽,湖南、湖北改食四川井鹽,江西或食浙鹽,或食閩鹽。[4]對此,兩江總督和兩淮鹽運使心中雖有不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有政府的規定,大批四川商人沿江而下,將川鹽大批販運到兩湖地區,浙江、福建商人則招募民工翻山越嶺將浙鹽運至江西、皖南山區的每一個村落。而處于戰火中的苦難民眾由此而改食川鹽、浙鹽、閩鹽。其中,四川井鹽生產規模擴大,產量大增,逐漸搶占了兩湖市場。

                         

                        由上表可見,原食淮鹽的安徽省,太平天國后分食浙鹽,原食淮鹽的江西省,已經分食浙鹽和粵鹽,原食淮鹽的湖北、湖南,已改食川鹽。特別是川鹽,原來只供應四川1省,現增加至7省,可見其產量和銷量,而由此產生的鹽稅收入也是十分可觀:“蜀鹽辦課,正課不過三十一萬兩,常有缺產之虞;今則加至二百數十萬兩,仍有余鹽。”[5]

                         

                        東南為國家財賦首善之區,鹽課是餉糈主要來源。對于太平軍長期控制這一地區,清政府非常著急,它需要巨額軍餉,用來撲滅太平天國起義,所以對鹽課催收非常急迫。而對兩江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和兩淮鹽運使來說,失去了引區,等于失去了大宗鹽課收入,同樣心急如焚。此外,戰亂還造成鹽商無貲收鹽,鹽場生產日形萎縮,鹽課稅收銳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由于引地一時不能恢復,而軍餉亟待,兩江總督怡良曾于咸豐三年(1853)就淮南改行就場征稅辦法。次年,為了便于小販運銷,以恤灶戶、灶丁,又改為設廠征稅。咸豐七年(1857),為確保鹽課,又將淮南鹽務改為設局征稅,允許商人每販鹽一擔,到局納稅銀一錢后,即可自由行銷各地,至于銷往何處,不再限制。但兩年后又改為設棧收鹽。其辦法反復變更的著眼點主要還是為了確保鹽稅。盡管兩江總督怡良作了以上種種努力,仍未能避免大片引地失去。兩江(江蘇、江西、安徽)的鹽課收入日漸減少,到同治初年,兩江鹽課年收入已不及道光末年年收入的四成。

                         

                        繼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兼兩淮鹽政,為解決湘軍餉源不足的問題,亟需增加鹽稅收入。為規復原屬兩淮的兩湖引地,他主要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

                         

                        一是重稅鄰省私鹽。曾國藩深知兩湖淮鹽引地廢滯已近10年,收回很難一蹴而就。他認為“重稅鄰私”,將鄰省的鹽厘加抽,鄰省的鹽因為成本高就會自動退出市場。“惟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鄰鹽可以化私為官,而淮鹽亦得進步”[6]。然而令曾國藩沒想到的是,湖北抽收川稅“仍不過六七折”[7]1474。結果運銷兩湖的川鹽成本大大減輕,來源更旺,淮鹽滯銷如常。

                         

                        二是禁止川私行楚。同治七年(1868),曾國藩奏《請禁川私行楚收復淮南引地折》,“請旨敕下四川、湖廣各個督撫,停止川私行楚,以復昔年之舊制,而收經久之利權”[7]1475。然而,禁止川鹽入楚,一方面勢必會影響川鹽的生產和鹽稅收入,一方面也勢必會使湖北的鹽稅獲利喪失,湖北每年從川鹽銷鄂中抽收的厘稅達銀100多萬兩。因此,四川、湖北、湖南的督撫皆以軍餉為由,交章力爭,不愿規復兩淮引地,因此,淮鹽壅滯如舊。

                         

                        三是建議淮川分界行銷。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與吳棠、王文韶會奏,議定楚岸淮引暫時與川鹽分界行銷。約定湖北的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歸還淮南,專銷淮鹽。而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荊門五府一州,仍準川鹽行銷。同時議定,“淮分之界,不準川鹽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有淮商就中酌設子店撥售零引,以明本系淮引地方,不可喧賓而奪主,一割而永棄。”[8]1608-1609這一要求得到清政府的同意而實行,淮南鹽場在兩湖的部分引地被收回,但曾國藩沒有能徹底解決淮鹽引地規復的問題。

                         

                         

                        光緒二年(1876)7月,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首先“以湖南、湖北為淮鹽暢銷引地”為由呈奏,“疏請規復”。折中陳述了規復兩淮鹽引的三點理由:“兩淮引額最多,引課最重,引本甚大,引地宜廣,乃引鹽積多,而引地轉減,則將置鹽于無用之地。額鹽滯銷,國課無著,官商交困,丁民難生,上病國,下病民,中病官,與商非持久之道。此淮鹽引地當復,一也。”今淮鹽“其額為國初之九倍增其額而減其地,鹽從何銷?是欲之出而閉之門也。引地之復,二也”。“茍兩湖引地之不復,則兩淮之鹽引不銷,此兩湖之引地當急而規復者,三也”。[9]沈葆楨從鹽引增多、淮鹽課重、現存引地過少,商、民、灶丁生活困苦等提出規復引地的理由。

                         

                        第二次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將沈氏奏折發交戶部、漕運總督及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安徽、河南等原先為淮鹽引地的省區的督撫司道進行復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財富,皆屬于專制皇帝所有。太后“有極是之褒”[10]230,對兩江此舉表示贊同。戶部主管全國賦稅錢糧事宜,兩江提出“規復引地”對它而言,也沒有什么妨礙和損失,而且戶部認為規復淮鹽引地,算下來,每年可以增加100多萬兩的鹽課收入。因此戶部對兩江總督規復引地的要求表示支持。“力主其說,并定章程五條:封川中鹽井,疏滇黔邊引,議于平善壩巡緝,定期限,整頓淮鹽本色”[10]224。

                         

                        漕運與兩江總督關系密切,彼此且有利益關連,淮鹽運銷離不開河運。漕運總督恒祺在復奏中力贊兩江總督規復引地:復奏“全是淮南口氣,并引部復為據,力主規復”[10]233。

                         

                        如果按照部議和兩江總督的要求,川督的經濟損失不必說,要他將鹽井封井,停止在兩湖地區銷售川鹽,更是不愿。而事涉兩湖,湖廣總督的態度成為關鍵。湖廣地區東與兩江毗連,西與巴蜀交錯,地處長江中游。一邊是兩江總督,一邊是四川總督,均有利害關系。湖廣總督既不愿“將鄂中巨款授權予淮”,又不愿與川督為難。當時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的是光緒皇帝師翁同龢的兄長翁同爵,翁同龢是新授任的戶部左侍郎,地位不高,在朝說話分量有限。兄弟倆在議論此事時深感左右為難。光緒二年(1876)十月,翁同龢在致翁同爵的一封信中寫道:“淮鹽一事乃鄂餉關鍵,即使改撥90萬,而鄂失此二三十萬(厘金)來源,何以為國?況平善一壩安能截流而漁。南則施南,北則酉陽,陸路叢雜,又烏能遮盡夔巫之背,是無窮之患矣。”[10]233在翁同龢看來,規復一事“斷斷辦不動,若川厘停而淮課未裕,此中絕續之交,如何措置?況始則借川鹽以裕楚食,今乃斥川為私而欲強民食價貴味淡之淮鹽有是理乎?將來與兩江會議必當徹底力陳,惟于楚北五府一州,楚南灃州之外,設卡巡私,亦屬官事所當然,不必裁撤,致有袒川之疑耳”[11],建議翁同爵“此事此時似可稍緩,斟酌萬全而出之”[10]233。

                         

                        翁同爵在接到諭旨,聽取其弟翁同龢的意見,并經湖南、湖北兩省鹽道等磋商后,于同年10月上了一道《奏為鄂省淮鹽引地未能遽復、川鹽未可驟停事由折》。折中指出:川鹽行銷鄂省已有10余年,販運、購售早成系統,以此謀生者不下數萬人,若驟然禁止,實難做到,也不利于社會安定;且鄂省庫儲川鹽為數不少,縱即恢復淮鹽,很可能要造成一時滯銷,此亦實情。所以,他請求朝廷寬限時日,在二三年內逐步減少川鹽行銷,直到最后逐步恢復淮鹽。

                         

                        翁同爵復奏中的要求大體符合當時的實情,得到其弟翁同龢的首肯。“川淮鹽事誠如所論,部議只是夢囈”,“川中封井事亦當痛陳之,西販亦當分析辨論”。[11]然而身為兩江的父母官,1877年,沈葆楨再次上奏,力主禁川復淮,在給予湖北、四川相當讓步的前提下,堅持逐步收回淮鹽引地。

                         

                        一是淮商代完川、鄂部分餉銀。他表示淮商可以攤繳銀兩,彌補川、鄂兩省損失,“各該商仰體朝廷德意。情愿每引攤繳銀二兩。鄂、湘兩岸近年本可銷淮鹽二十萬引,禁川以后以增銷十五萬引計之,共可銷三十五萬引。每引二兩,可得銀七十萬兩。加以原奏課厘九十萬兩,共合一百六十萬兩。擬以一百萬貼鄂,六十萬貼川。”[12]1896除此之外,沈葆楨還答應了戶部由淮商籌銀60萬兩作為四川總督丁寶楨續辦滇地官運的經費。

                         

                        二是寬限川鹽禁運禁銷時間。淮鹽引地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川鹽。沈葆楨最終的目標是從此讓川鹽退出兩湖。他采納了翁同爵的建議,深知欲速則不達,他決定立限一年,禁止川鹽出運以清其源。假如一年后川鹽還有部分未能銷盡,可以延長一年時限銷鹽,并且下令淮商收買部分川鹽搭銷。“如此寬以兩年,則川商舊欠可陸續收回,川井新鹽可陸續減運。彼時開辦邊引,官運商銷必已著有成績。”[12]1897

                         

                        三是提高淮鹽成色。淮鹽不能暢銷還有一原因就是淮鹽味苦且臟,不為兩湖人民所喜歡。“年來,場商以資本占擱,不暇精求;場員以泄踏成風,不復過問;灶丁只圖多煎為利,火候不齊。煎成委之于地,與涂泥為伍;由灶而場,無所遮蔽,沿途風沙雨屑入之;收垣后為其不銷也,愈不知愛惜,踐踏焉,飛撒焉。出運后,又有船戶之參和,子店之作偽,并有參以石膏者而鹽味不可問矣。”[12]1863可見,淮鹽產、運、銷各環節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問題。沈葆楨下令挑選干潔、純凈、質優、味好的鹽先行銷售,同時要求場戶購買蘆席“凡煎鹽淮鹽之地,均令下有襯墊,上有遮蔽。即由灶而垣,中途亦護以蘆席俾御風雨。”[12]1863除了改進管理方面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提高淮鹽煎煉的質量。不久,淮南鹽場東呂四石港、金沙、伍佑各鹽場,鹽鹵鹽斤質量有所提高。

                         

                        沈葆楨極力規復淮鹽引地的措施,雖切實可行,但遭到了湖廣總督李翰章和四川總督丁寶楨的聯合抵制,規復之事最后無果而終,川鹽仍是源源不斷運銷兩湖市場,“約計入楚之鹽,以旺月計算,約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張,一千萬斤上下”,形成兩湖市場“盡被川鹽侵占”[13]的局面。

                         

                         

                        自同治至光緒年間,歷任兩江總督都在為規復兩淮引地積極努力,從重稅鄰私到禁止川鹽入楚;從川、淮分界行銷到代完川、鄂餉銀;從設卡輯私到設卡繳稅;從加強運銷機構管理到提高淮鹽質量,兩江總督花費如此精力,甚至做出很大讓步,其主要原因在于鹽稅是收入之大宗,無論是為鎮壓太平天國而籌餉,還是為開展洋務運動所需款項,甚至是為兩淮商人和鹽民生活考慮,規復引地乃是份內之事。僅從兩淮地方利益來看,他們的種種舉措是無可厚非的。而四川和兩湖地方官員不愿驟復淮引,同樣也是出于鹽稅收入利益之爭。

                         

                        兩湖引地規復最終未能如愿以償,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一從質量來看,川鹽多為井鹽,凈白無雜質;而淮鹽苦咸夾土,民人喜食川鹽,不愿食淮鹽。

                         

                        二從價格來看,川鄂相距較近,費用低、價格便宜;而淮鹽正好相反,“每引正課加上雜派多至二兩有奇,是他省鹽本的三倍,若再加上鍋價、場本、水腳、關稅、厘金、引費諸項,每引成本高至六兩有奇。成本重則鹽價高昂,而民不愿購之,而食價賤之鹽。”不僅價貴外,而且路遠,“近則鹽賤,遠則鹽貴,不能讓民舍賤而食貴,去近而就遠”[11]。

                         

                        三從利益鏈來看,販賣川鹽雖是臨時性的,但經過10多年的經銷,商販們早已與地方官達成了默契,地方官僚無論是四川的,還是湖北的,亦或是湖南的,都從川鹽的運銷中獲得好處,他們當然不愿放棄既得利益而去規復淮引。在規復淮引的交涉中,一些地方官員和少數御史還以歷史上社會動亂后鹽引并不完全規復的事例為據,或以清初官僚朱栻有關“鹽引便民就近食用”之類的話發論,說明兩湖并不一定非要規復兩淮鹽引。

                         

                        四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來看,透過引地之爭,可以看到太平天國后晚清“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兩江總督提出規復兩湖鹽引,戶部也多次表示要“照章辦理,恢復舊制”,但湖光總督、四川總督以各種理由搪塞或公開抵制,致使禁川復淮阻力重重。

                         

                        由于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淮鹽衰敗之時,正是井鹽發展之時。提出“川鹽濟楚”,雖是權宜之計,但“川鹽濟楚”后,井鹽抓住了機遇,官運商銷、“化私為官”、允許自由販運、擴大資本、改良井鹽開采技術等改革措施,使川鹽銷量大增,不僅解決了四川、貴州、兩湖地區食鹽供給問題,而且也保證了國家鹽稅收入,一定程度上還推動了食鹽自由貿易和市場化。戶部和兩江總督以行政命令要求規復淮鹽引地,雖然符合鹽法引岸制度,但卻違背了市場流通規律,更沒有從全局上通盤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因此,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淮鹽引地規復之爭。曾國藩曾萬般無奈地說:“川私侵占淮南引地,雖屬大紊紀綱之事,而有萬難遽變之勢。”[7]160同光之際兩湖地區引地規復之爭,從中央到地方都認識到引地完全恢復到太平天國以前的狀態幾乎沒有可能。至光緒中葉,在中央政府的催促下,兩湖最終還是恢復了淮鹽鹽引。不過,淮鹽鹽引雖然恢復,但販運川鹽的情況依然屢禁不止,此后也一直未能徹底解決。甚至凡是與淮鹽鹽引接界偏人稀的地方,浙、閩、川、廣及長蘆之鹽商無不廣開鹽店,多集鹽斤,暗接梟徒,勾通興販,私梟籍官店為囤戶,鹽店從梟棍作生涯,而失去了大宗鹽稅收入的兩淮鹽場,后來逐漸轉向墾殖另謀財路與引地無法規復不能說沒有一點關系。

                         

                        陸玉芹,鹽城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謝俊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①所謂鹽引,指商人運銷官鹽的憑照。其法始于宋代的鹽鈔,后鹽鈔大壞乃換鹽引。元、明兩代沿襲之。清制,每年由戶部頒發指定口岸銷售的鹽的斤數,由商販運,不準引、鹽分離。每引行鹽數目,少則百斤,多則千斤不等,各省不同,課稅輕重不一。其鹽場行銷之地稱為引地,額銷之數稱為引額。詳見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4征榷六。

                         

                        ②關于“淮鹽引地規復之爭”的相關研究,主要見之于徐彥玲《曾國藩規復淮鹽引地思想探析》(載《新學術》2008年5期)、王靜雅《晚清鹽業制度運行特點評析》(載《蘭臺世界》2013年7月)兩篇論文;郭正忠的《中國鹽業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陳鋒的《清代鹽政與鹽稅》(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部分章節提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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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怡良.就場征課并改道運銷折[M]//龐際云.淮南鹽法紀略:卷1.刊本.揚州:淮南書局,1873(同治十二年).

                         

                        [3]何桂清.請暫停場員考核折[M]//淮南鹽法紀略:卷10.刊本.揚州:淮南書局,1873(同治十二年).

                         

                        [4]謝俊美.常熟翁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172.

                         

                        [5]王守基.四川鹽法議略[M]//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97.

                         

                        [6]曾國藩.淮南鹽運暢通力籌整頓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20.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1212.

                         

                        [7]曾國藩.請禁川私行楚收復淮南引地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27.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8]曾國藩.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折[Z]//曾國藩全集·奏稿:卷30.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

                         

                        [9]何衣棟.皇朝經世文編四編:卷30[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6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353.

                         

                        [10]謝俊美.翁同龢集: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1]翁同龢.致五兄.翁同龢手札:第4冊[M].上海:上海有正書局,1924: 126-127.

                         

                        [12]王延熙,王樹敏.皇清道咸同光奏議[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33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13]胡林翼.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撥引張疏[Z]//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4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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