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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史 【字體:

                        黃正林:論抗戰時期甘肅的農業改良與推廣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4年第9期 更新時間:2015年02月02日

                        摘要:抗戰時期是民國以來甘肅農業改良與推廣最好的時期。各種農業改良與推廣機構普遍建立起來,形成了以省農業改進所為中心,農林部和中央農產促進委員會督導、省農業推廣委員會領導和縣農業推廣所(中心)具體負責,由農會和合作社與農家相聯系,比較縝密的農業改良與推廣系統。農業改良與推廣的內容繁雜,主要在小麥、棉花的試驗與推廣,砂田的改良,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治和肥料的試驗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農業改良時間短、經費投入不足、農民農業技術知識不足是造成農業改良與推廣績效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抗日戰爭時期 甘肅 農業改良與推廣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為了把西北建設成為堅持持久抗戰的基地,開始重視和加強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發放農貸,推動甘肅農田水利、農業生產和農村副業的發展。尤其是1941年國民政府農貸以原來“救濟農村”為中心轉變為以“國民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增加糧食生產是復興農村經濟的主要方面內容,而農業改良與推廣是增加農業生產的途徑之一①。從1941年開始,在中央政府和國家銀行的幫助下,甘肅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農業改良與推廣工作。

                         

                        自清末新政后,農業技術改良一直是歷屆政府所主張和推廣的,其績效如何?學術界對不同時期的技術改良和推廣有不同的評價,如對晚清時期與北洋政府時期的農業技術改良普遍評價不高,認為其在推動中國農業近代化和維護農民利益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②。關于抗戰時期的農業改良問題,學術界的研究有了許多肯定,如莊維民對近代山東農業科技的推廣給予了中肯的評價,農業改良和推廣使得傳統農業具備了某些近代化的色彩,但卻未能使傳統農業實現近代化③。但對其績效評價并不高,如徐凱希認為盡管戰時國民政府在湖北進行的農業技術改良,并沒有改變農村經濟的困境,認為是“農村封建剝削關系依然存在,以及戰事不斷,天災頻仍,農民生活異常的痛苦”阻礙了國統區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④。大后方是抗戰時期農業改良的重點,有學者研究認為,一方面大后方的農業改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使農業經濟獲得了重要的發展,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農業改良和農業發展并未給農民帶來多少利益⑤。但目前尚無研究抗戰時期甘肅農業改良與推廣的專文。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抗戰時期甘肅農業技術改良與推廣的資料進行挖掘與梳理,對抗戰時期甘肅農業改良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請學界朋友批評指正。

                         

                        一 農業改良與推廣機關及其經費來源

                         

                        抗戰時期,甘肅省政府在農業改良與推廣系統建立方面,整合了原來的機構,增設了新的機構,尤其是中央機關在甘肅設立了相關部門,使農業改良與推廣系統更加完整。

                         

                        1938年秋,甘肅省政府將原經濟部西北種畜場、甘肅省第一農事試驗場和蘭州小西湖苗圃等機構合并改組,成立了甘肅省農業改進所(簡稱農改所),由建設廳廳長陳體誠兼任所長,楊著誠任副所長,該所內部組織分為5股,即農業股、植物病蟲害股、森林股、畜牧獸醫股、農政股,“專從事有關農業之研究”⑥。1940年,該所在隴南、隴東、天水、河西成立了4個農林試驗場,試驗內容包括區域試驗、栽培管理試驗、純系育種試驗、國內外園藝作物引種、作物病蟲害試驗等⑦。同年11月,甘肅省農業推廣處成立,中心工作是推廣小麥及雜糧良種,防治谷類黑穗病,改良薯窖,利用休閑地,開墾荒地,種植麥類、豆類,減少非必要作物,改種食糧,推廣肥料等⑧。1942年4月,甘肅農業推廣所建立了雁灘農業推廣實驗區,“以此為根據地,一切農林良種良法的推廣,和農村社會農民生活的改進”,都是先從雁灘試驗區做起⑨。該實驗區在農業改良和基層社會改進中具有示范意義。

                         

                        1942年,甘肅省政府對基層農業改良與推廣機構進行了調整,將榆中推廣試驗縣辦事處(由省農改所與中央農業推進委員會合辦)改為普通推廣所,試驗縣改為天水縣;天水、臨洮兩推廣所改為中心推廣所;張掖、平涼為本省農業重點地區,各增設中心推廣所1處;徽縣、靖遠為本省植棉重要地區,各增設普通推廣所1處。中心推廣所的職責是:“(1)健全本身組織,努力充實業務;(2)派員辦理附近縣份推廣工作;(3)巡回輔導轄區各縣推廣所;(4)繁殖優良種苗,供轄區各縣推廣材料。”在人事配備上,中心推廣所設主任、技佐、技術員、練習生各1人,助理技術員3人;普通推廣所設主任、技術員、練習生各1人,助理技術員2人⑩。縣農業推廣所的職責是:糧食作物及園藝作物的增產,優良種子、樹苗、種畜、魚苗、農具、肥料的繁殖或改良示范與推廣,植物蟲害及獸疫防治的推進,水土保持、旱災防治及其他農業改進方法的推進,造林保林及公共造產的推進,農村金融及農業副業的指導,農會組織和農村合作社的倡導,農業倉庫及農產運銷、調劑的提倡,農場經營小型農田水利、作物與耕畜保險的提倡等(11)。

                         

                        為了加強農業推廣力度,甘肅省還確立了督導制度,將全省劃分為3個督導區,8個視導區。1942年春季,甘肅省派督導人員赴隴南建立縣農業推廣和輔導植棉,派員赴洮岷區督導增糧;8月,派員赴隴東、隴南及洮岷等區“巡回督導各增糧縣份及推廣所”(12)。督導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農業改良與推廣工作的進行。

                         

                        為了加強農業改良與推廣,國民政府農林部在各省設立推廣繁殖站,目的在于“集中農林部駐省各附屬機關之人力、財力,協助省農業改進機關由分區供應推廣材料入手,借以普遍策動增產事業”。在此背景下,1942年5月,農林部甘肅推廣繁殖站在蘭州成立,中心工作是“小麥育種與良種繁殖,馬鈴薯育種與栽培試驗及良種繁殖,果苗良種繁殖與推廣,甜菜良種繁殖及作物重要害蟲之研究與防治示范等”。據1944年統計,該站有技術人員16人,事務人員9人;場地5000畝,其中自有3000畝,租用2000畝;經費102萬元(13)。農林部甘肅繁殖站成為指導和參與本省農業改良與推廣的重要機關。

                         

                        1940年黃河水利委員會林墾組改組為林墾設計委員會,對黃河上游區域水土流失比較嚴重的甘肅、陜西進行了考察,計劃將黃河上游劃分為6個水土保持試驗區,其中甘肅有5個區,包括蘭山區,以蘭州為中心,范圍是蘭州附近黃河支流域,進行園藝及水利改進試驗;隴南區,以天水為中心,范圍是甘肅境內渭河干支流域,進行水土保持、改善河道及農場管理的改進試驗;隴東區,以平涼為中心,范圍是涇河干支流域,進行土壤沖刷的防治與水利改進試驗;洮西區,以岷縣為中心,范圍是洮河及大夏河流域,進行天然林的合法管理與畜牧事業改進試驗;河西區,以永登為中心,范圍是莊浪河及大通河流域,進行水利改善與森林的保護管理試驗。在上述區域“分期成立水土保持試驗區,除由黃河水利委員會之林墾與工程人員負責技術工作外,更聯合各當地之行政、建設、教育、金融及人民團體等,本建教合一原則,在保持水土之共同目標下合作推動之”(14)。為此,1942年8月,國民政府中央農林試驗所與甘肅農業改進所洽商,設立天水水土保持試驗區,面積約3328畝,主要進行水土保持試驗。試驗區還向天水縣政府租借河北苗圃,用作牧草試驗與苗木繁殖;向甘肅農業推進所借河南岸旱地30畝,專司牧草繁殖。1943年進行的工作主要是保持水土、采集植物種子及苗木,選購應用農具,定購試驗材料,舉辦水土保持訓練班,組織附近3個村莊的農民,成立保土會。1944年的工作“舉凡逕流小區試驗,梯田溝洫,溝沖控制,柳籬掛淤,河灘造林,氣象觀測,地形測繪,以及保土植物之育種與繁殖”。1945年,“工作范圍逐漸擴大,復承各農林機關予以經費補助,或技術合作,三年以來稍具成果”。在農業推廣方面,該試驗區做出了較大的貢獻,1944年至1945年,試驗區搜集各農事試驗場的優良品種,“冀求得適于天水山田之優良品種,以便普遍推廣,增加產量”(15)。1944年,試驗區設立了蘭山工作站,主要進行三項試驗工作:(1)保土試驗與繁殖;(2)農田水利;(3)農作保土試驗(16)。到1945年,試驗區已經初具規模(17)。

                         

                        農業改良與推廣最基層的組織是農會與合作社。農會是國民政府從事鄉村建設的基本單位,即“一切發展農村經濟,推行農業建設的計劃,都可以通過農會來切實施行”(18)。如靈臺縣農會“辦農事試驗場,兼派場長,以資提倡”(19)。張掖農會“以圖農業改良為宗旨”(20)。1942年4月,天水劃為農業推廣試驗縣后,農推員與縣農會接洽“合作辦理鄉農會事業的辦法”,農推所與縣農會簽訂了《合作推行鄉農會事業暫行辦法》,內容是“由縣黨部、縣農會授權推廣人員執行訓練農會之任務”(21)。合作社是銀行和政府建立的以農貸為職志的基層組織。甘肅省合作社始建于1935年,到1938年已經普及到全省(22)。合作社不僅是鄉村的農貸機關,也是農業改良與推廣的基層組織。如張掖在舉辦農業推廣時,“由合作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力行調整,使所有合作社逐漸健全起來,以做推廣之基層機構”(23)。皋蘭等縣砂田改良,以農民組織的信用合作社為對象,共有土地合作社288所,參加社員9820人(24)。合作社在進行砂田改良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農業改良與推廣經費主要來源于農貸與政府的補助款。1941年后,農貸是國民政府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政策。四聯總處規定農貸包括農業生產貸款、農業供銷貸款、農產儲押貸款、農田水利貸款、農村運輸工具貸款、佃農購置耕地貸款、農村副業貸款、農業推廣貸款8種(25)。從農貸政策來看,農業改良與推廣是農貸需要支持的的主要對象之一。據統計,1941年,甘肅省政府聯合中、中、交、農與省銀行“組成增糧貸款團,共同投資于農村增糧事業”,共計3000萬元(法幣,下同)(26),主要用于農業改良。1942年,金融機關向甘肅省發放農貸4600萬元,其中農業推廣100萬元(27)。1943年,四聯總處給甘肅的農貸定額為8468萬元,其中農業推廣貸款700萬元(28)。1942年冬季,農民銀行開始舉辦土地改良鋪砂放款,歷年發放的數量是:1942年114 750元,1943年10 317 468元,1944年39 426 834元,1945年76 913 551元(29)。除農貸外,國民政府農產促進委員會(30)(簡稱農促會)也給予一定數量的補助。1942年,在中央農產促進會的協助下,核定了甘肅省級、縣級農業推廣機關、植棉、小麥棉花病蟲害防治、縣農業推廣試驗等經費78 000元;此外請準留用上年結余1.5萬元,成縣棉業試驗場及手紡訓練經費1.5萬元。甘肅省通過農促會獲得補助費居全國第四位(31)。可見,在甘肅農業推廣系統建立過程中,國民政府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天水水土保持協會的經費來源由3部分構成:一是中央機關協款,二是省政府協款,三是銀行貸款——以所興辦工程獲得的公有土地、公共財產及公營事業的收入為抵押,向金融機構貸款(32)。在各種經費來源中,銀行農貸是農業技術改良資金的主要來源。

                         

                        二 農業改良與推廣

                         

                        1.小麥優良品種的試驗與推廣

                         

                        小麥是甘肅種植的主要農作物,栽培面積及產量在全省農作物中占首位,因此成為了抗戰時期農業試驗和推廣的主要作物。為了檢定小麥優良品種,甘肅省增糧督導團制定了《甘肅省檢定麥作地方品種綱要》,作為選育優良品種的基本操作規則。根據《綱要》,1941年甘肅省在岷縣等8縣進行小麥品種檢定,共選出地方優良品種28個。1942年,甘肅省糧食增產督導團制定了《三十一年度推廣檢定小麥品種暫行辦法》,一方面在張掖、靖遠兩縣繼續進行小麥優良品種檢定,另一方面對1941年檢定的28個小麥品種進行復查,檢查其分布面積、品種特性、畝產量、成熟期、病害種類及抗旱能力(33)。在劃定的縣份,檢定人員按照檢定辦法,做了比較細致的工作。如涇川縣農業推廣選出老筋麥和白麥為本地適宜推廣的品種(34)。張掖選出白大麥子、白小麥子、火穗子3個品種,并進行采穗購種和推廣工作(35)。

                         

                        為了增加糧食產量,甘肅糧產增進委員會成立后,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推廣鑒定優良小麥品種。根據該會《推廣檢定優良小麥品種工作專門報告》,各縣檢定優良品種,均采取換種方式,由檢定員與農家約定存留時期自行換種,并由糧產增進委員會通知農業改進所所屬各區農場及各縣農業推廣所進行比較試驗,并在特約農家繁殖。如岷縣的藍麥在1941年冬季推廣種植5575畝,春麥可推廣2500畝。在糧產增進會指導員的指導下,農家自行混留種共計49 943畝,其中洮沙縣約12 040畝,臨洮3420畝,岷縣約26 408畝(36)。表1是1941年,甘肅糧產增進委員會指導皋蘭等9縣農家采集健全麥種情況統計。

                         

                         

                        在甘肅糧產增進委員會的指導下,1941年,皋蘭等9縣共有4.5萬余戶農家,選留健全小麥種子41.7萬擔,約定播種小麥51.3萬余畝。通過對本省小麥品種的鑒定,對各地選出的產量高、抗病害強、抗倒伏較好的小麥進行育種和推廣。如1942年,張掖特約3戶農家繁殖大穗子小麥品種,共計18畝;平涼推廣長穗小麥12畝,紅筋麥10畝;徽縣推廣老旱麥種10 545石,紅麥27石;岷縣指導農民自動調換優良麥種藍麥及洋麥;涇川引進“陜農廿七號(螞蚱麥)”40斤,分發特約農戶種植,同時引種老筋麥等210畝;榆中推廣白麥147畝(37)。1941-1942年甘肅農業推廣所與平涼農場檢定,比較優良的小麥品種是紅筋麥、白金麥,其優點是“不脫粒,不倒伏、產量較高、品質較優”(38)。從1943年開始到1945年,隴東農林試驗場先后在平涼等9縣進行小麥優良品種檢定,檢定出一長條、紅筋麥兩個品種,并于1944年開始推廣,截至1946年,共示范推廣16 905畝,種植農戶611戶,種植良種1690石。以每畝產量超過當地其他品種40斤計算,可增加產量67.62萬斤;以每斗15斤計算,合計508石,可增加農民收益9016萬元(39)。足見,在本地小麥優良品種檢定和推廣中,甘肅各地農林場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1943年后,甘肅省小麥選育與試驗以引種省外優良品種為主。通過3年試驗,1945年選出適宜本地生長的小麥品種18個。特別是引進品種中的武功27、金大(即金陵大學)涇陽129、藍芒麥涇陽302、涇陽60、陜農7號等6個品種“較當地品種確有產量高,品質佳,成熟早,脫粒易”的優越性,但除涇陽302外,其他小麥與當地紅筋麥比較,產量較低而且抗寒力差(40)。1944年后,甘肅的小麥試驗與推廣的重點是涇陽302麥。

                         

                        涇陽302小麥是1923年由“金陵大學西北農事試驗場在陜西渭南農田中選擇之單穗”進行試驗,截至1936年達13年之久。涇陽302麥的優點是:“1.莖干堅硬,不易倒伏;2.成熟期早,產力均強;3.抗寒力、抗霜力均強;4.抗病蟲害力大;5.籽粒大面色白;6.出粉率高;7.受市場歡迎。”該小麥適合在干旱、高寒地區種植。1942年,農林部中央農林試驗所與各省合作辦理優良麥種及當地小麥比較示范試驗中,涇陽302小麥脫穎而出。甘肅農業改進所河西、洮岷、隴東、隴南農林試驗場的區域進行各種小麥品種比較試驗,“以涇陽302小麥在天水隴南區農林試驗場試驗之成效最顯著,較當地品種不但年產高、品質佳,而且具有成熟早、病蟲少、莖稈不倒伏及籽粒大等逐項優點。農民極為歡迎,在適應區域上言,隴南除天水區場舉行試驗外,并分別于秦安、清水、徽縣、西河等縣舉行風土適應試驗”。在各種對比試驗中,涇陽302麥顯示出優良品質。如1945年天水特約繁殖及示范結果,平均每畝產量為1.68石,同時調查3個鄉鎮18戶農家平坦肥沃的土地,種植其他小麥平均每畝產量1.42石,低于302麥0.26石;1944年,隴東冬季氣候寒冷,“外來麥種均受凍害,惟涇陽302麥未受凍害”。清水農業推廣所試驗的小麥品種有15個,產量以“涇陽302麥居首位,每畝合321.9斤,超出本地青熟麥、螞蚱麥、火麥”;秦安試驗302小麥“亦較當地品種生長為優”;徽縣試驗的結果“涇陽302麥除次于當地老旱麥外,較其他品種均優”(41)。這些均說明涇陽302麥具有產量高、抗病蟲害和抗凍性能強的特點。涇陽302麥在甘肅各地試驗產量比較統計如表2。

                         

                         

                        從表2來看,涇陽302小麥產量高于各地原來小麥畝產量的10%~38%不等,極具推廣價值。為了推廣涇陽302小麥,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品種,甘肅農業推廣所采取兩種繁殖品種辦法。一是由農林試驗場自己繁殖。1944-1945年由隴南區農林試驗場種植90.96畝,用種量9.2石,選種量126石。二是特約農戶繁殖。為擴大種植面積以便大量推廣起見,1944年秋季開始物色良種示范農家及特約農家舉行示范栽培與繁殖,農業推廣所與隴南農林試驗場擬定推廣繁殖辦法,規定“一切須受農場及農業推廣所之指導,農家所收獲之麥,除自留種者外,隴南輔導區與中國農民銀行得按市價加一成收買,作為推廣材料”(42)。表3是特約示范農家小麥繁殖數量統計表。

                         

                         

                        特約繁殖農家與示范農家涉及隴南14個鄉鎮,共種植涇陽302麥面積354.7畝,收獲量為604.9石。在兩種繁殖辦法中,特約農家是涇陽302麥的主要繁殖者。按照事先約定,除了自行留種外,79.8%的品種或供給附近農家種植,或被農行收購,或用作推廣。

                         

                        涇陽302麥推廣方法也有兩種。一種是貸種。此種辦法通過中國農民銀行辦理,即以實物貸款的形式把涇陽302麥種貸放給農民,次年麥收后加1成或加2成歸還。1944年,在7個鄉鎮96家農戶,貸放籽種35.47石,播種面積354.7畝,收回籽種39.02石。麥種由農民銀行隴南分站及陜西涇陽購置,次年按加1成收回種息。1945年,在10個鄉鎮107戶農家,貸放籽種68.84石,播種面積688.4畝,收回籽種86.05石。籽種由農行向隴南農林場和隴南分站購買,次年按二成收回種息。二是換種。由農業推廣所負責倡導農民向特約農家或示范農家換種,以普通小麥1石1斗換涇陽302麥種1石,同時“指導農民仿照辦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945-1946年)度約定特種農家以二分之一面積作為特約繁殖種子田,加工管理以備收獲后供給農家換種,以達農業推廣之目的”。據統計,1945年隴南有4個鄉鎮換種21.76石,播種面積217.6畝,估計收獲量為326石。1944-1945年,隴南區場推廣10個鄉鎮,834戶,播種面積4501.9畝,以每畝平均收獲1.5石計算,可收獲小麥6752.72石。自1943年涇陽302在甘肅試驗推廣以來,至1946年共推廣1037戶,5763畝。“按四年試驗結果,平均涇陽302麥較當地農家良種,青熟麥每畝多收4.2市斗。茲僅以多收4市斗計算,則四年來本品種在天水一帶之實際增產,系為2400余市石,若于隴南各縣大規模舉行區域試驗及擴大推廣區域,則可達增產之目的,并實惠農民,借達促進農村經濟繁榮之鵠的”(43)。可見,在甘肅小麥優良品種試驗與推廣中,涇陽302麥具有廣闊的前景,對推動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有很大的意義。

                         

                        2.推廣植棉

                         

                        抗戰爆發后,除河南西部、陜西關中外,我國其他主要棉區大部分被日本軍隊所占領,原棉供應急劇減少。就甘肅而言,棉花、棉布長期依賴于河南、陜西輸入,此時頗感緊張,棉價飛漲,民衣維艱。據1941年全省戶口統計,甘肅全省人口為615.6萬人,以平均每人每年需要棉花7.8斤(英國人Todd估計數量),全省年需要棉花量為53.58萬余擔,但當時全省棉花產量不足3萬擔,相差50余萬擔(44)。因此,抗戰時期,甘肅省政府在適宜棉花種植的地區引進和試驗棉花品種,進行大面積推廣。

                         

                        1938年,甘肅省農產改進所先后在天水、成縣、徽縣發放棉籽1.7萬斤,種植1300余畝,每畝產棉可達55斤以上。次年,又于甘谷、武山等10縣發放棉籽4000余斤,“令其試種,成績尚佳”。該年隴南區有上好棉田1500余畝,總產量9萬余斤(45)。1939年甘肅省農業改進所在皋蘭區、隴南區、隴東區進行植棉試驗,取得了成績,如在皋蘭試驗的脫字棉、斯字棉、德字棉等3種,“試驗結果,以成熟較早之脫字棉生長最佳,每畝產量約皮棉三十五斤”;在天水等13縣發放棉籽17 000斤,“成績較佳之棉田,天水約600畝,徽縣約500畝,成縣約200畝,平均每畝產棉可達55斤以上”(46)。1940年,甘肅省在農業促進委員會、中國銀行和合作委員會的努力下,在隴東、隴南推廣棉種8.3萬余斤,植棉0.97萬余畝(47)。這次推廣植棉面積地域雖廣,但有的地方效果并不顯著,如武山“試種結果,未獲成棉一斤,故鄉人十分疑惑,大部乃改種他物,棉田頓減”(48)。1941年3月,全國經濟委員會與甘肅省政府建設廳會商,由雙方共同投資,成立甘肅省棉業推廣委員會,并邀請省農業改進所、合作事業管理局、四聯辦事處蘭州分處等機關參加甘肅棉業推廣事宜,全省分為河西、隴南、隴東三大推廣區域,需要經費44萬元,由經委會承擔半數,在天水等12縣區設立推廣植棉辦事處,共植棉6.5萬畝(49)。1942年,甘肅植棉推廣辦法是在規定的各重要棉區,“分別設置特約示范棉田,依規定條件,選約適當棉農,從事栽培美棉示范及繁殖良種”。植棉推廣以“集中人力、集中區域”為原則,選定天水、徽縣、成縣、武都、涇川、靖遠為推廣區域,直接發放棉種推廣4119畝,指導棉農自留種推廣18 984畝,共計23 103畝(50)。

                         

                        甘肅推廣的棉花品種有亞洲棉、美棉與非洲棉。如“皋蘭、榆中等沿黃河各縣,多植脫字棉,系由前甘肅省植棉推廣指導所推廣者。天水、秦安、隴南產棉各縣,多脫字棉或退化洋棉。高臺、臨澤等縣,為一矮形之亞洲棉。至敦煌縣種植之洋棉,系新疆吐魯番輸入,康縣之洋棉系陜西輸入”(51)。河西以亞洲棉最占優勢,東至民勤,西至敦煌,都有種植;非洲棉在金塔縣有純種植區,在安西、鼎新、敦煌等縣與中棉混種;美洲棉是抗戰時期引進,在金塔、安西郊區有種植(52)。

                         

                        通過推廣和種植,甘肅形成了河西、隴南、靖遠等棉花主要產地。河西棉花主要產于敦煌、高臺、張掖等縣,據調查,敦煌“棉花產于黑河中游,敦煌縣城附近,此流域約占河西棉田之半數”,全縣棉區共有5400畝,年產棉花52.1萬斤。高臺年產50萬斤,張掖年產12萬斤,臨澤年產14.4萬斤,金塔年產19.5萬斤。隴南棉花主要產于武都、成縣、天水、兩當等地,如武都“棉花生產,不但在甘南首屈一指,即在全省亦有相當地位,棉田約21 000市畝,每年可產棉800 000斤,纖維細長,光澤潔白,多脫字和斯字棉,品質不亞于陜棉”;成縣在抗戰時期棉花種植普及全縣,1942年統計棉田9600畝,年產棉花28.8萬斤;另外,天水年產49萬斤,徽縣年產18.8萬斤,兩當年產10萬斤,文縣年產5萬斤,西和年產3萬斤,康縣年產1.5萬斤。隴東也有棉花出產,但數量比較少,如崇信棉田約120畝,產額2400斤;靈臺植棉700畝,產額1.4萬斤(53)。又據民國《靖遠縣志》記載年種植棉花1.6萬畝,產棉50萬斤(54)。又據甘肅省貿易公司、甘肅省農業改進所對全省28縣植棉調查,植棉面積17.7萬畝,年產棉花422.3萬斤,“棉田數目,以敦煌為最大,武都、高臺、天水、靖遠、金塔、臨澤、成縣、徽縣、涇川等縣亦屬可觀”(55)。抗戰時期甘肅棉花產量有所增加,1943年是6.5萬擔,1944年為5.3萬擔,1945年為6.7萬擔(56)。盡管所產棉花距離需求尚遠,但甘肅棉花引進、試驗和推廣所取得的成績應當得到肯定。

                         

                        3.改良砂田

                         

                        砂田是甘肅中部干旱地區使用的一種農業技術(57)。從學理上看,砂田對農業耕作的意義是:“(一)凡土層上面鋪有砂粒之田,雖受烈風酷日之吹曬,而土壤水分永可保存;蓋地面砂有疏松碎砂一層,破壞黃壤之毛細管,阻止土壤水分之蒸發,作物賴以滋養,繁殖蓬勃。故壓砂可以抗旱,以濟雨量之不足,并可調劑其不勻。(二)壓砂之田吸熱極易,能接收日光之溫度,介入土中,增高地底之溫度,有改良氣候之功效,故寒冷之地一經鋪砂,諸物可植矣。(三)甘肅土壤帶有堿性,危害作物……壓砂制止堿鹽之上升,在同一地帶(皋蘭古城川),土壤里層之可溶性鹽類砂田與水田相差二十余倍(砂田土壤之可溶性鹽類總量為0.095%,計氯化鈉0.042%,碳酸鈉0.013%,硫酸鈉0.040%;水田土壤可溶性鹽類總量為0.220%,氯化鈉0.098%,硫酸鈉0.122%),故砂田有解消土壤堿性之力。(四)壓砂之田,土層濕潤,不因霪雨而地表板滯,雖甘省秋雨連綿,無補農時,但因地面壓有砂石,雨滴注入土內,固為封存,以備不時之需,故一經播種,發育早而且速。(五)農田能保持肥分不至流失,且能穩固作物根莖,加強抵抗風災力。(六)壓砂之田,少生雜草。”(58)即土地鋪砂有保墑、保熱、保肥、抗堿、抗風等作用。據言“砂田蓄水力特強,得一次足雨來年即可豐收,如明春能再得雨一二次,則麥產每畝可得二市石之多”(59)。甘肅農民對如何選擇砂粒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他們看了附近的山勢和河流的情形,可以判斷以往的山溝和河道的流向,和所挾帶砂礫應沖擊在什么地方,以及品質的好壞,一經挖取出來都不大錯”。取砂的地方可分為3種,一是山砂,是從山根內挖取的砂粒;二是河砂,是從河邊灘地挖取的砂礫;三是井砂,是從平地向下挖取的砂粒(60)。砂田是黃河上游區域干旱區比較成熟的一種農業技術,但砂田有一定的使用年限,“水砂田的壽命不到六年,旱砂田不到二十年”,故砂田地區有“苦死爺爺,富死兒子,窮死孫子”的農諺(61)。也就是說祖父一輩辛辛苦苦鋪砂,兒子坐享其成,到孫子時代砂田已經老化。

                         

                        1935年,中國農民銀行蘭州分行成立后,農行組織相關人員對砂田進行調查,主要分布在皋蘭、景泰、永登、永靖、榆中、靖遠等縣,共約80余萬畝,其中皋蘭最多,達24.6萬余畝,約占1/3(62)。在另一調查中,甘肅砂田分布在蘭州、皋蘭、榆中、靖遠、景泰、永登、永靖、臨夏、會寧、海源、固原、湟惠渠特種鄉等地,有的縣份砂田占農田比例較高,如皋蘭占22.5%,永登占14.4%,景泰占26.1%,靖遠占4.1%(63)。按照砂田的使用壽命,光緒初年改良的砂田,到20世紀20~30年代已有五六十年,砂田已經老化,如1934年調查,甘肅“原有砂田荒廢半數”(64),省城附近中山村合作社“社員數百人,全賴砂田為生,而砂田衰老之程度”占75%以上(65)。砂田的老化程度已經十分嚴重。究其原因:一是自北洋政府以來,尤其國民軍入甘后,苛捐雜稅繁重,導致農村經濟破產;二是社會動蕩不安,農民不能安居樂業;三是砂田改良成本高,“更換新砂需成本浩大,農民本身無能力(66)。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投資改良砂田的辦法,但沒有落實。

                         

                        1942年冬季,中國農民銀行開始舉辦土地改良鋪砂放款,對甘肅老化砂田進行改良。據記載,農行協助“皋蘭一帶農民鋪換新砂四千余畝,貸數二百萬元,甚為農民所歡迎,于三十二年(1943年——引者注)度更擴大之蘭州、靖遠、洮沙等縣市,貸數總額達一千余萬元,迨本年度(1944年——引者注)開始更增加為三千三百萬元,區域亦擴大至蘭州、皋蘭、榆中、永登、靖遠、景泰、臨洮、洮沙、永靖等九縣市,計截至七月底止已貸出二千余萬元,鋪成新砂地二萬余畝”(67)。甘肅鋪砂貸款工作進行了4年(截至1945年6月)。舉辦的具體情形如下:(一)放款區域。主要集中在甘肅中部干旱少雨,有砂田傳統的皋蘭、靖遠、榆中、永登、臨洮、洮沙、景泰、蘭州(市)及湟惠渠特種鄉公所等地。(二)放款對象。以農民組織的信用合作社為對象,申請貸款的農民為參加合作社的社員。(三)貸款辦法。凡申請貸款的社員,“須以改良之土地,交由合作社為向農行申請貸款之抵押擔保”,銀行向社員發放貸款的條件是:“1.借款社員須為忠實勤懇并無不良嗜好之自耕農民。2.為顧及農民之資金及勞力供應起見,每社員每次最多得申請改良土地五市畝。經調查屬實,始行貸放,并派員監察各社分別貸給各社員。”放款期限為2~3年,以分年平均等額的辦法歸還貸款,不同年份利息分別是:1942年月息8厘,1943年月息1分,1944年月息2分5厘。(四)放款數量。抗戰時期通貨膨脹,法幣貶值,不同年份每畝放款數量不同,1942年每畝400元;1943年上半年800元,下半年1200元;1944年上半年1600元,下半年2000元;1945年上半年2500~3000元。各年貸款總額為:1942年114 750元,1943年10 317 468元,1944年39 426 834元,1945年76 913 551元。從1942年冬季至1945年6月,砂田改良共舉辦4年,改良土地46 782.04畝。如表4。

                         

                         

                        從表4看,1945年中國農民銀行在甘肅10個行政區組建了288個土地改良信用合作社,參加社員9820人,貸款7691.3萬元,共計改良土地4.7萬畝。根據當時調查,有83個社2489名社員將第一次借款償清后,續貸第二次借款;有6個社227名社員還清兩次借款,已借第三次貸款。合計放款次數累計377個社,社員14 579人次。以此計算,每畝平均放款1744.08元,每社每次貸放204 014.73元,每社員平均貸放5275.63元,每社員平均鋪砂畝數3.208市畝。(68)

                         

                        4.病蟲害防治

                         

                        防治農作物病蟲害是抗戰時期農業改良和增加糧食生產的主要內容。甘肅常見的農作物病蟲害主要有:小麥、高粱、糜子、大麥、燕麥、玉米等的黑穗病,小麥黃銹病、麥稈蠅,小麥、豌豆、水稻的麥象蟲等,棉花角斑病、炭疽病、枯萎病、棉蚜蟲等,馬鈴薯疫病,園藝作物病蟲害有黃筋菜蟲、猿葉蟲、鵝絨金龜子、瓜守、豆金龜子、梨蟲、栗色金龜子、跋蟲、螻蛄、蘋果巢蟲、卷葉蟲等等。這些病蟲害對農作物威脅很大,一旦發生,最直接的后果是導致農作物減產。如小麥一旦患有桿黑穗病,輕則葉發黃,重則全部枯死,受害麥株90%以上不抽穗,即便有穗也呈畸形。黑穗病是甘肅主要病害,一旦發生必然導致農業減產。據省糧食委員會估計,麥類的黑穗病使每年的麥產量損失平均在22%以上(69)。據當時臨洮農校調查,黑穗病導致該縣小麥平均年損失達20%(70)。1941年全省14縣發生黑穗病,平均損失17%,折合法幣1億5千萬元(71)。抗戰期間,天水、徽縣、成縣、平涼、涇川等地發生豆象蟲害,導致豌豆減產50%左右;甘谷麥蛾蟲導致小麥減產70%;漳縣麥稈蠅侵害麥苗,受災重者損失在60%以上(72)。

                         

                        1939年,甘肅省農業推廣所投資經費12萬元,在隴南進行了蚜蟲的防治,取得較好的效果(73)。因小麥黑穗病危害最大,故1941年甘肅把防治黑穗病當作糧食增產的中心工作,選擇14個縣作為重點,自6月1日開始到7月1日結束,根據工作報告,取得的成效如表5。

                         

                         

                        1941年,甘肅防治黑穗病268.6萬余畝,以平均減少麥產損失5%、本省常年平均產量1擔計算,被防治的14縣共可減少糧食損失137 800擔。但時人認為:“這次拔出黑穗病實未達到增產的目的,最大的效果是使農民知道了黑穗病的名詞,或是他們對黑穗病之為害多一層認識。”(74)盡管通過防治病蟲害未必能達到目的,但增進了農民對病害的認識。

                         

                        1942年以防治黑穗病為主要工作,以蘭州、皋蘭、岷縣、天水、臨洮、張掖、平涼、徽縣、涇川、榆中、靖遠等11縣市為重點防治區域。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防治的辦法有兩種:一是教農民“實施溫湯浸種與碳酸銅拌種”,一是技術人員到田間動員農民“拔穗選種,拔穗防治散黑穗,選種防治腥黑穗”(75)。平涼秋季作物高粱、燕麥、大麥的主要病害為黑穗病,其次是高粱絮黑穗病,預防黑穗病20萬畝,“以拔穗、選種為主要防治方法”(76)。為防治小麥黑穗病,張掖增糧指導團選擇54戶農家作為示范戶,158畝示范田,通過“碳酸銅拌種”的方法防治黑穗病,試驗的結果是小麥發病率降低到8.9%,比1941年減少近20%(77)。1942年涇川縣防治病蟲害取得了如下成效:(1)拔除大麥堅黑穗。4月,農業推廣人員在涇川一個廟會上拿著大麥堅黑穗讓趕廟會的農民看,使農民知道什么是大麥堅黑穗及其危害。經過宣傳“農民均能自動去拔除,共焚燒了三千余穗”。(2)防止小麥旱桿蠅。5月中旬,該縣阮陵鄉發生了旱桿蠅,農業推廣人員前去宣傳,動員拔除500畝,焚毀5萬株,使其災害程度降低到1%~2.5%。(3)防止豌豆象蟲。(4)拔除高粱黑穗。本年雨水不調,涇川高粱黑穗病達6.6%~30%不等,最嚴重的每畝要拔除200余株,從6月下旬到7月,技術人員集中全部精力指導農民防治該病害(78)。臨洮縣玉井等鄉鎮98戶農家的2000余畝麥田,經防治后,每畝比往年平均增收小麥0.15~0.2斗。另有55戶農家的110.5畝大麥防治豎黑穗,每畝平均增收0.17斗(79)。據統計,1942年全省防治麥病200萬畝,防治高梁、小米、糜子等黑穗病84萬畝。農技人員在防治病蟲害方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被農民親切地稱呼為“麥病先生”。農民贊揚他們說:“麥病先生到咱家,不吸煙來不喝茶,下田尋著麥灰穗,口口聲聲喊著拔。”(80)

                         

                        《甘肅農推通訊》發表一些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的知識、經驗和方法的文章,普及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知識。該刊1942年8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發表了《作物害蟲之普通防治方法》,介紹了11種方法:(1)保護并利用天敵侵殺害蟲;(2)勤于田間耕鋤、除草、清潔、冬耕等,使害蟲減少潛伏的機會;(3)灌水泡田以溺死土中和作物根部的害蟲;(4)應用遮避法以隔絕害蟲的聚集,如紙套、籠束果實,以膠質物涂在樹干下部阻止害蟲爬攀等;(5)徒手或利用器械撲打害蟲;(6)尋找害蟲群集的地方用火燒殺;(7)在樹干周圍用草束誘殺越冬的害蟲,或刮除果樹粗裂外皮,減少害蟲越冬潛伏機會;(8)利用害蟲的習性,分別施以光、色、食物、作物、氣味或聲音引誘害蟲,以撲殺害蟲;(9)采用藥劑噴撒以窒息或毒殺害蟲;(10)利用日光曝曬收獲物(如儲糧),使其充分曬干,以防蟲侵入或生蟲;(11)修建合理倉庫,進行科學管理,以防潮、防熱、放害蟲和防雀、防鼠等(81)。有的以信箱的形式問答,如第1卷第2期的《答復洋芋疫病防治法》、《答復豆象防治法》;第1卷第5期的《小麥黃銹病防治法——答臨洮孫威君》、《栗春橡之防治方法——答靖遠增糧指導團》等。這些都有利于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知識的普及。

                         

                        5.推廣肥料

                         

                        農作物生長所需要的養分大部分取之于土壤,土壤里的養分,作物栽培一次就會消耗一部分,地力也隨之減退。因此,如何恢復地力,是進行農業再生產的主要問題。傳統農業經營者,恢復地力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采取休閑辦法以恢復地力,一是給土地補充肥料以增強土地生產能力。土地利用程度,除了受環境因素影響外,肥料的應用成為主要因素之一。

                         

                        甘肅傳統的肥料主要包括土糞、廄肥、人糞餅、油渣、毛渣、野灰(草木灰)等。每年栽培農作物面積3937.9萬畝,保證農作物生長所需要的肥料三要素需要量是:氮肥26 697.9萬斤,磷肥23 539.1萬斤,鉀肥26 170.7萬斤,本省肥料來源主要來自于糞便和植物如油菜粕、亞麻粕、棉籽粕等,每年可出產之肥料三要素量,及所含有三要素的成分推算估計:約為氮素(N)18 820萬斤,磷(P205)5540余萬斤,加里(K20)13 180萬斤(82)。肥料實際產量與農業生產的需要量相比,肥料缺口較大,每年缺氮肥為7880萬斤,占需要量的29%;磷肥17 990余萬斤,占需要量的76.4%;鉀肥12 990余萬斤,占需要量的49.6%。有關研究表明,甘肅農田每畝作物僅有肥料37.1斤,購進肥料每畝僅有0.02元,僅及中國北部省份平均數的1/5(83)。說明肥料的缺口十分巨大,投入也不足。

                         

                        造成肥料缺乏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燃料缺乏,大量可以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導致肥料減少。如甘肅“除森林地區外,普遍缺乏薪炭,燃料不足,又加冬季寒冷的時間較長,燃料的需要加多,因此凡可以做燃料的,均用作燃料,雜草、落葉、田禾蒿桿,以及馬、騾、驢等之畜糞,都做煮飯、煨炕之用,而奪取優良有機肥料的來源”(84)。養羊的地方,有大量的羊糞,羊牧放時可供選擇吃的飼草很多,其糞含有肥料的各種元素很多,是質量較高的農家肥。但“在燃料甚感缺乏之農村,則用作燃料,以便煮飯或煨烙[炕]取暖,使用純粹之羊糞于田間者,通常甚少”(85)。燃料缺乏,使農家將大量可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導致肥料減少。二是農業耕作的粗放經營,使農家少有注意肥料收集和儲藏的習慣。如河西農家不講求廄肥的貯藏,堆肥的利用(86);由于農家不知如何利用、使用和儲藏肥料,嚴重地影響了土地利用和土地生產力,正如時人所言:甘肅“可墾而未墾之荒地,迄未開墾利用,其緣故不只一端,但肥料問題,恐占大部成分。農家已耕之地,常以肥料不足,地力衰退,施行輪流休閑,甚或放棄,對于土地面積之不能充分利用而增加生產,使地盡其利,實因肥料缺乏之所致”(87)。

                         

                        抗戰時期,為了增加糧食生產,政府開始倡導和制造肥料,進行肥料的推廣和使用。甘肅省頒布的《甘肅省各縣推廣冬耕實施辦法草案》中規定:“凡地力瘠薄,肥料缺乏,須一律督飭種植綠肥,代替空白休閑。”(88)根據以上規定,各縣農業推廣所“指導農家,自制堆肥,種植綠肥,購用枯餅、骨粉,增施肥料,以增加食糧生產”(89)。1942年平涼農業推廣所曾試制骨粉,以便在農家推廣(90);徽縣農業推廣所“指導利用稻田休閑地,種植苜蓿、黑豌豆,備作來年綠肥”;榆中推廣所指導農民在“冬耕之際,將八月份種植之苜蓿耕翻土內,以增地力”;張掖推廣所“于各鄉設置綠肥特約農戶十戶,經常指導,以資提倡”(91)。1947年,皋蘭等5個推廣所指導農家利用雜草、禾干制造堆肥4765擔,約可施2500畝耕地;并劃定天水、張掖、徽縣為綠肥示范推廣區,3縣參加示范的農戶有39戶,種植綠肥作物103畝(92)。

                         

                        農林部在天水進行的水土保持試驗中,也進行了綠肥的試驗,其方法是:“種植綠肥在夏季多雨季節,可做地面覆被物以減少風雨之侵蝕而免水土流失,翻壓后可使土壤多孔松,并易使雨水滲透入土。西北一帶肥料缺乏,如能廣種綠肥作物,肥料問題亦得解決。本項試驗,冀求得適宜于天水之綠肥作物,以作推廣之用”(93)。這項試驗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可以增加肥料。從上述資料來看,黃河上游各地農事試驗場、農業推廣所等積極倡導試制各種傳統肥料,尚無化學肥料的引進和制造。即使傳統肥料,大部分尚處于提倡和推廣階段,并沒有完全被農家所接受。因此,抗戰時期甘肅省的肥料推廣,只是一個開端。

                         

                        三 農業改良的績效問題

                         

                        農業改良與推廣的最終目的是要增加糧食生產。因此,農業改良與推廣的績效如何,最終還是要落實在農業生產的發展與否問題上。抗戰時期甘肅糧食生產水平如何?與抗戰前相比是增加還是減少?這是思考農業改良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先看表6。

                         

                         

                        通過表6指數1看出,1930-1940年代,甘肅糧食生產總量超過了民國初期1916年的水平。指數2說明,1932年至1945年甘肅的糧食產量有增有減,但總趨勢呈上升狀態,1938年與1944年超過了抗戰前的總產量。1941年至1945年是北方發生災害比較頻繁的時期,如1941年受災47縣,1942年和1943年受災均為57縣(94),1945年甘肅再次發生大面積旱災,“春雨少風多,地干氣躁,五六月間需雨之時,久旱不雨,以致大部分農田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夏禾枯槁,秋禾失種,全年荒旱,赤地千里”。全省受災范圍達63縣(95)。1944年是甘肅風調雨順的一年(96),糧食總產量達到2889.4萬石,成為近代糧食總產量最高的年份。而其他年份都受到旱災影響,尤其是1945年,糧食有比較大的減產,但還是超過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產量。就人均糧食產量而言,1916年,全省糧食總產量909.2萬石,馬鈴薯283.4萬擔,共計1192.6萬擔,折合共計133 315.3萬斤(97)。以1912年甘肅499萬人口計算(98),人均糧食產量為267.2斤。在1938年的調查中,人均糧食生產量為761.2斤;在1943年至1944年調查的糧食總量中,以1944年甘肅655.4萬人口計算,人均生產糧食597.4斤。也就是說,1930年代至抗戰時期,甘肅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已遠遠超過民國初年的水平。抗戰時期,甘肅糧食產量增加的因素比較多,但至少應當承認,農業改良與推廣是其原因之一(99)。

                         

                        黃河谷地的土地含堿較大,砂田改良后,使一些不毛之地變成糧食生產的肥沃土地。其效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土地鋪砂后,土地收益有所增加。據言“砂田蓄水力特強,得一次足雨來年即可豐收”(100)。表7是甘肅各縣市鋪砂作物面積統計表。

                         

                         

                        根據1942年7月調查,上述地區小麥常年畝產量是:皋蘭是1.02擔,靖遠是1.59擔,洮沙是1.03擔,臨洮是0.97擔,永登是1.22擔,榆中是0.7擔,景泰是0.93擔,永靖是0.86擔(101)。經過改良后的砂田,畝產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高,如表5統計各縣砂田小麥畝產量平均達2擔。說明鋪砂后的砂田取得了很好的績效。

                         

                        第二,地價增加。砂田改良前,一些老砂田“幾無生產可言,遇雨水較多年份,僅能產糜谷四斗,且無地價,因此自田賦改征實物后,賦稅負擔已重,復有各種攤派,以率多以土地為標準,旱地或老砂地所有人收入不抵支出,致使農民望之生畏,甚且任其荒蕪或拋棄其所有權,以避服役”。經過改良后,情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民將其土地鋪砂后,多不愿出賣”,地價也隨之增長,“估計在蘭州附近者,每畝可值三萬元至四萬元,其他各區亦值萬元以上,如以平均二萬五千元計,貸款鋪砂土地之總價值,當在百億元以上”(102)。砂田改良后,地價大增,農民由原來“任其荒蕪或拋棄其所有權”到地價很高也“不愿意出賣”。可見,砂田經過改良后成為比較好的耕地,不僅地價有所上升,糧食畝產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抗戰時期,甘肅各種農業改良與推廣僅僅是一個起步,沒有完全展開,影響了改良的績效。如引進適合甘肅種植的涇陽302小麥,在抗戰時期和抗戰后,只是隴南和隴東地區小面積種植,涉及農戶只有1000余家,推廣面積只有5000余市畝;棉花推廣中,最高年份年產棉花6.7萬擔,僅能滿足全省需要量的12%;甘肅砂田面積80余萬畝,抗戰時期改良面積不足10萬畝,僅占12.5%;肥料推廣和病蟲害防治也處于起步階段。因此,抗戰時期甘肅農業改良與推廣存在績效不足的問題。

                         

                        是什么原因造成抗戰時期甘肅農業技術改良與推廣績效不足?概括起來包括四個方面:(1)農業改良時間短。盡管從晚清以來,甘肅農業改良工作已經開始,但一直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直到抗戰時期進入相持階段后,1941年,中央政府為了把西北建成堅持長期抗戰的后防基地,各種農業改良才提上日程,到抗戰結束,短短四年時間,一些技術尚在試驗階段,無法全面推開。(2)農業改良經費投入不足。抗戰時期農業改良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銀行的農貸和政府的補貼,因投入不足,難以形成大規模的經濟效益。如砂田技術改良,以1945年貨幣值計算,改良1畝砂田需要1744元(法幣),將剩余的70萬畝砂田全部改良,需要122 080萬元,當年銀行投資僅有7691萬元,僅占需要量的6.3%。投資不足,影響了農業改良的效益。(3)農民農業技術知識不足。農業改良針對農民進行,而“農民的知識水準低,腦筋簡單而固執,尤其對于農業□地是幾千年來的傳統習慣方法,如果有人對他經營的農業種子、技術、農具有所改變,他一定會驚起懷疑的目光,好奇的心理和藐視的態度”(103)。農民的農業知識薄弱,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農業改良與推廣的進行。(4)部分地方存在農業推廣與農貸兩個系統配合不默契。1942年10月,皋蘭糧食增產指導團與王家臺等5家合作社商議收購小麥種124.5石,擬貸款47 139元,可播種小麥853畝。但農行以合作社“保證責任貸款,超出保證金額”為由,不予放貸(104),導致收購麥種擱淺,影響了來年小麥推廣事業。

                         

                        總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建設抗日后方基地”和“西北開發”的口號下,甘肅省設立了農事試驗場和農業推廣所(中心),農林部在本省建立了推廣繁殖站,中央農林試驗所在天水設立土保持試驗區,形成了以省農業改進所為中心,農林部和中央農產促進委員會督導,省農業推廣委員會領導和縣農業推廣所(中心)具體負責,中國農民銀行等提供了資金支持,由農會和合作社與農家相聯系,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農業改良與推廣系統。銀行資本參與其中,為農業改良提供了資金支持。抗戰時期甘肅的農業改良,主要是為了解決居民吃穿的問題,重點在增加糧食產量和種植棉花,為此在小麥優良品種培養、砂田、肥料和棉花推廣方面著力最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抗戰爆發后,中國大部分地區遭到了日寇的蹂躪,“農產衰退,惟在大后方和解放區,頗有發展”(105),而抗戰時期甘肅農業發展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通過農業技術改良和推廣,促進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甘肅農業破敗和農村凋敝的現象,正如魏宏運先生所言:“甘肅農業經濟在戰時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它走出了舊有的軌道。”(106)盡管農業改良與推廣存在績效不足的問題,但畢竟使甘肅農業“走出了舊有的軌道”,開始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這是值得肯定的。就中國經濟整體而言,抗戰時期中國農業經濟比較發達的長江中下游、華北與黃淮平原地區農業發展完全處于停滯狀態,中國經濟舉步維艱,但在國民政府各種農業政策影響下,甘肅農業和農村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說明國民政府部分實現了大后方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

                         

                        【作者簡介】黃正林,歷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參看拙文《農貸與甘肅農村經濟的復蘇(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如謝國興在談到安徽省從清末到抗戰前的農業技術改良問題時指出:“皖省在清末至抗戰前,先后設立過不少農事試驗場,種類包括農、林、畜牧、墾殖,層級涵蓋中央、省、縣,部分不無成就,多數形式意義甚于實質貢獻。”(謝國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23頁)

                         

                        ③莊維民:《近代山東農業科技的推廣及其評價》,《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80頁。

                         

                        ④徐凱希、張蘋:《抗戰時期湖北國統區的農業改良與農村經濟》,《中國農史》1994年第3期,第71頁。

                         

                        鄭起東:《抗戰時期大后方的農業改良》,《古今農業》2006年第1期,第52~66頁;吳偉榮:《論抗戰期間后方農業的發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頁;陸和健等:《西部開發的先聲:抗戰時期西部農業科技之推廣》,《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119~123頁。

                         

                        ⑥李叢泌:《西北農業概況》,《新西北月刊》第4卷第5期,1941年7月15日,第29頁。

                         

                        ⑦《農業改進所兩年來工作報告》,《甘肅建設年刊》,1940年印行,第93~95頁。

                         

                        ⑧蔣杰:《一年來之省縣農業推廣》,《農業推廣通訊》第6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4頁。

                         

                        ⑨(12)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下)》,《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11~12頁。

                         

                        (10)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上)》,《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1頁。

                         

                        (11)《縣農業推廣所組織規程》,《農業推廣通訊》第7卷第2期,1945年2月,第67頁。

                         

                        (13)何家泌:《三年來之各省推廣繁殖站》,《農業推廣通訊》第7卷第5期,1945年5月,第44頁。

                         

                        (14)任承統:《黃河上游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三十年度工作計劃大綱》,《農林新報》1941年第10~12期合刊,第2頁。

                         

                        (15)甘肅天水農林部水土保持試驗區:《三年來之天水水土保持試驗區》,1946年2月印行,第1~2、6頁。

                         

                        (16)傅煥光:《傅煥光文集》,中國林業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頁。

                         

                        (17)楊紅偉:《1940年代的天水水土保持試驗區述論》,《水土保持研究》2010年第6期,第278頁。

                         

                        (18)喬啟明:《農會與農業推廣》,《農業推廣通訊》第1卷第4期,1939年4月,第3頁。

                         

                        (19)楊渠統、王朝俊等:《重修靈臺縣志》卷3“風土志·庶政·農林”,1935年鉛印本。

                         

                        (20)白冊侯、余炳元:《張掖縣志·建置志·民國新建置》,1949年油印本。

                         

                        (21)郭普:《天水農推工作的“新攻勢”》,《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3頁。

                         

                        (22)黃正林:《農貸與甘肅農村經濟的復蘇(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9頁。

                         

                        (23)國光:《張掖農村工作之聯系》,《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4頁。

                         

                        (24)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處1947年版,第33頁。

                         

                        (25)《各種農貸暫行準則》,《農業推廣通訊》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第45~47頁。

                         

                        (26)成治田:《甘肅農貸之回顧與前瞻》,《中農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第33頁。

                         

                        (27)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秘書處:《四聯總處三十一年度辦理農業金融報告》,出版年不詳,第86~89頁。

                         

                        (28)郭榮生:《我國近年來之農貸》,《經濟匯報》第10卷第9期,1944年11月,第83頁表1。

                         

                        (29)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第35頁。

                         

                        (30)農促會成立于1938年5月,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設立的農業經濟機構,主要負責統籌戰時農業推廣事宜和幫助后方各省設立農業推廣機構,1939年創辦了《農業推廣通訊》。

                         

                        (31)編者:《最近四月》,《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21頁。

                         

                        (32)《甘肅天水區水土保持協進會組織章程草案》,《農業推廣通訊》第3卷第3期,1941年3月,第82頁。

                         

                        (33)《三十一年度推廣鑒定小麥品種暫行辦法》,《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

                         

                        (34)農技人員在涇川檢定與選育優良品種時,考慮了當地地理環境與居民生活、生產習慣等因素:一是地形地貌,老筋麥適合在原地種植,白麥適合川地種植。二是生活習慣,本地居民吃飯以面食和饅頭為主,老筋麥適合做饅頭,白麥適合做面條。三是農制,早熟、晚熟都需要種植,早熟小麥適宜種植在原地、川地,既可避免雨季的影響,還可種植小糜子;晚熟小麥種植可以調劑人工,即在小麥收割季節,本地農民組成“麥客”到陜西關中“趕場”,關中小麥收割后,正好本地小麥可以收割。綜合了這些因素之后,決定選老筋麥和白麥為本地優良品種(張清海:《涇川農家小麥品種檢定報告》,《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5頁)。

                         

                        (35)張掖增糧指導團:《張掖縣小麥品種檢定初步報告》,《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11~12頁。

                         

                        (36)王新之:《甘肅糧食產銷之研究》,《糧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5頁。

                         

                        (37)匡時:《推廣活動點滴》,《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頁。

                         

                        (38)高文耀:《平涼農業推廣工作的開展(續)》,《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頁。

                         

                        (39)羅緒、郭世杰:《隴東冬小麥之檢定與推廣》,《農業通訊》第1卷第5期,1947年5月,第23頁。

                         

                        (40)侯同文:《涇陽三○二小麥在甘肅之適應與推廣》,《農業通訊》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7頁。

                         

                        (41)(42)侯同文:《涇陽三○二小麥在甘肅之適應與推廣》,《農業通訊》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6~28、28~29頁。

                         

                        (43)侯同文:《涇陽三○二小麥在甘肅之適應與推廣》,《農業通訊》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30、26頁。

                         

                        (44)劉淵浚:《甘肅省植棉推廣問題之探討》,《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3頁。

                         

                        (45)陳通哉:《隴南物產志略》,《西北論衡》第10卷第6期,1942年6月,第20頁。

                         

                        (46)《農業改進所植棉工作報告》(1939年度),《甘肅建設年刊》,1940年印行,第106頁。

                         

                        (47)《農業改進所植棉推廣報告》(1940年度),《甘肅建設年刊》,1940年印行,第112~113頁。

                         

                        (48)統計組:《甘肅各縣局物產初步調查》,《甘肅貿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第35頁。

                         

                        (49)黎小蘇:《甘肅棉業概況》,《經濟匯報》第8卷第3期,1943年8月,第88~89頁。

                         

                        (50)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上)》,《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1頁。

                         

                        (51)農林部棉產改進咨詢委員會:《中國棉產統計》,1947年印行,第15頁。

                         

                        (52)俞啟葆:《河西植棉考察記(二)》,《農業推廣通訊》第2卷第10期,1940年10月,第20頁。

                         

                        (53)統計組:《甘肅各縣局物產初步調查》,《甘肅貿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分別見第30、23、85、92、39、90、47、63頁。

                         

                        (54)范振緒:《靖遠縣新志》第4編“農業略”。

                         

                        (55)王興榮:《甘肅的棉麻生產》,《甘肅貿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

                         

                        (56)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頁。

                         

                        (57)據張波等人考證,砂田起源于明朝中期,距今大約四五百年的歷史(張波:《不可齋農史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頁)。又據記載,康熙年間,“甘省大旱,赤地千里,草木俱枯,偶有田鼠做穴土中,帶出砂石,灘于地面,而此砂之上,竟有綠色作物生長,引起農民之注意,乃試為仿行,競有成效。嗣復經改良,遂漸次推廣”(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第9頁)。盡管屬于傳言,但自康熙以來,砂田逐漸成為黃河上游河谷從事干旱農業耕作的一種技術,使一些不毛之地可以開墾為農田,“蘭州北山秦王川,昔稱五谷不生者,近則產糧最多,省會民食取給于此”(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書信三》第12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610頁)。同光年間,左宗棠鎮壓回民反清斗爭后,在恢復和重建甘肅農村經濟的過程中,提倡仿照蘭州北山秦王川方法推廣砂田,“貸出協餉庫銀,令民旱地鋪砂,改良土地。于是各地流行,成為甘肅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蘭、景泰、永靖、永登、洮沙、靖遠等縣。利用荒灘僻壤,鋪砂耕種。化不毛之地,成為良田”(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95頁)。

                         

                        (58)魏寶珪:《甘肅之堿地鋪砂》,《中農月刊》第4卷第2期,1943年2月,第67頁。

                         

                        (59)章元羲:《陜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視察報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277/56/(2)。

                         

                        (60)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員會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6頁。

                         

                        (61)王達文:《甘肅省農產畜牧概況》,《國際貿易導報》第8卷第12號,1936年12月15日,第165頁。這句農諺還有一種說法:“父勞死,子飽死,孫餓死”,即砂田是“十年經營,十年收獲,再十年則地力盡矣”(范揖唐:《甘肅耕田與肥料調查》,《西北論衡》第9卷第4期,1941年4月15日,第49頁)。

                         

                        (62)孫友農:《甘肅砂田之研究》,《中國農民銀行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2月。

                         

                        (63)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第10頁。

                         

                        (64)(66)湯惠蓀、雷男、董涵榮:《甘肅省農業調查》,《資源委員會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第155、155頁。

                         

                        (65)孫友農:《甘肅砂田之研究》,《地政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第91頁。

                         

                        (67)張華民:《二年來之甘肅土地金融業務》,《甘肅地政》第2卷,1944年9月,第19頁。

                         

                        (68)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處1947年印行,第33~40頁。

                         

                        (69)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員會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5頁。

                         

                        (70)李茂:《隴南農作物病蟲害調查報告》(1940年度),《甘肅建設年刊》,1940年印行,第118頁。

                         

                        (71)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上)》,《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2頁。

                         

                        (72)郭海峰:《甘肅省糧食作物之四種重要害蟲及其防治方法》,《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5頁。

                         

                        (73)《農業改進所隴南治蚜報告》(1940年度),《甘肅建設年刊》,1940年印行,第115~116頁。

                         

                        (74)王新之:《甘肅糧食產銷之研究》,《糧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7頁。

                         

                        (75)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上)》,《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2頁。

                         

                        (76)高文耀:《平涼農業推廣工作的開展》,《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9頁。

                         

                        (77)張掖增糧指導團:《碳酸銅粉拌種效果報告》,《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

                         

                        (78)張清海:《半年來的涇川農業推廣》,《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4~15頁。

                         

                        (79)匡時:《農推活動點滴》,《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5頁。

                         

                        (80)劉犁青:《半年來甘肅農推工作掠影(上)》,《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2頁。

                         

                        (81)郭海峰:《作物害蟲之普通防治方法》,《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7頁。

                         

                        (82)(84)侯同文:《甘肅農田肥料改進的商榷》,《新甘肅》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8、52頁。

                         

                        (83)李中舒:《甘肅農村經濟之研究》,《西北問題論叢》第3輯,1943年12月,第33頁。

                         

                        (85)陳希平:《甘肅之農業》,《西北問題論叢》第3輯,1943年12月,第311頁。

                         

                        (86)李廓清:《甘肅河西農村經濟之研究》,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26430頁。

                         

                        (87)侯同文:《甘肅農田肥料改進的商榷》,《新甘肅》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7頁。

                         

                        (88)《甘肅省各縣推廣冬耕實施辦法草案》,《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7頁。

                         

                        (89)李中舒:《甘肅農村經濟之研究》,《西北問題論叢》第3輯]1943年12月,第101頁。

                         

                        (90)高文耀:《平涼農業推廣工作的開展》,《甘肅農推通訊》創刊號,1942年7月,第14頁。

                         

                        (91)匡時:《推廣活動點滴》,《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頁。

                         

                        (92)張桂海:《一年來之甘肅農業改進工作述要》,《新甘肅》第2卷第2期,1948年4月,第73頁。

                         

                        (93)甘肅天水農林部水土保持實驗區:《三年來之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1946年2月印行,第6頁。

                         

                        (94)甘肅省政府:《甘肅省政府三年來重要工作報告》(1940年12月6日~1944年4月15日),1944年5月印行,第51頁。

                         

                        (95)袁林:《西北災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610頁。

                         

                        (96)1944年只有少部分縣的局部地方遭遇雹災、水災、蟲災、旱災(見袁林:《西北災荒史》,第608~609頁),對全省糧食生產影響較小。

                         

                        (97)市石與市斤之間換算關系是:水稻1石=108斤;玉米、小米、高梁、黍子、糜子1石=150斤;小麥、大麥1石=115斤;豆類1石=154斤(見許道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第344頁),馬鈴薯按照100斤為1石計算。下文斤、石的折合都是按照上述計算方法換算的。

                         

                        (98)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99)筆者認為抗戰時期是近代甘肅農業發展最好的時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農業改良與推廣因素外,還包括:(1)社會從動蕩中穩定下來,即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蕩;(2)國民政府的農貸政策(見拙文《農貸與甘肅農村經濟的復蘇(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

                         

                        (100)章元羲:《陜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視察報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277/56/(2)。

                         

                        (101)根據《甘肅統計年鑒》表63《主要農作物面積與產量估計》中的相關數據計算,1946年印行,第100~106頁。

                         

                        (102)張宗漢:《甘肅中部之砂田》,第36頁。

                         

                        (103)董涵榮:《農業推廣成功的第一個條件——人》,《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5頁。

                         

                        (104)匡時:《推廣活動點滴》,《甘肅農推通訊》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4頁。

                         

                        (105)吳承明:《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頁。

                         

                        (106)魏宏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西北地區的農業開發》,《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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