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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李里峰:在民族與階級之間:中共早期的“國恥”論述——以《向導》周報為中心

                        作者: 文章來源:《福建論壇》2018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30日

                        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以《向導》周報為主要陣地,對《辛丑條約》、“二十一條”、“五卅”慘案等國恥事件進行了系統報道、廣泛宣傳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為中國革命勾勒出一個敵人與朋友的譜系。在國民革命興起和展開的過程中,中共“國恥”論述呈現出民族話語與階級話語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長的特征。通過紀念國恥、剖析國恥到洗雪國恥的邏輯鏈條,中共成功地將階級斗爭融入民族解放的敘述框架,為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關鍵詞:“國恥”/中國共產黨/《向導》/民族/階級

                         

                        標題注釋:江蘇省“333工程”(BRA2016352)六大人才高峰”(JY-029)專項資助。

                         

                        一、引言

                         

                        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建構,是近代以來各國政治變遷的基本線索之一。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來,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乃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生產關系的產物,尤其有賴于印刷資本主義所激發的國族想象。這種想象共同體的形成,既要通過被發明的傳統投射到渺遠的過去,又與當下情境中自我與他者的區分、進而形成一種反思性的自我密不可分。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在西方強國的堅船利炮之下被動走上現代國家之路的,因而,在建構自己歷史記憶的同時,還須直面列強侵略所帶來的集體創傷和認同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始終是和“國恥”(national humiliation)意識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它既是民族主義思潮的催化劑,也是其重要表征之一。

                         

                        學者們已從不同角度,探討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通過歷史想象和記憶重構,來為國族建構提供一套堅實的歷史基礎的。其中,沈松僑藉由黃帝神話在晚清知識界的廣泛流傳及其與傳統黃帝傳說的斷裂,考察了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歷史過程及其蘊涵的矛盾與沖突。他還通過晚清知識分子對中國民族英雄系譜的建構,討論了歷史書寫與國族想象之關系。楊瑞松探討了四萬萬人如何在近代中國從一個人口數字,配合所謂同胞的血緣親屬想象符號,型塑出具有高度同質性意涵的國族認同。和這些正面考察國族建構的學者不同,費約翰從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討了“喚醒政治”的隱喻在帝制中國和歐洲啟蒙思想中的根源,及其在近代中國國家和民族建構中的流變。⑦瓦格納進一步深化這一主題,生動地描述了近代中國大眾傳媒中以文字和圖像出現的“身體”隱喻,是如何激發國人的危機意識和國族認同的。⑧

                         

                        這些研究都多少涉及外國侵略、國恥意識與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之關系,但因研究旨趣和視角有別,對于中國共產黨如何敘述與紀念國恥,并藉此進行革命宣傳與動員,學界尚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以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向導》周報為中心,對此問題略作探討。《向導》19229月創辦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擔任主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始終給予大力支持,并長期為其撰稿。因遭當局查禁,報社隨中央機關一度遷往北京、廣州,1926年底遷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先后發生,國共關系徹底破裂,《向導》于718日被迫停刊。5年間,共計出版201期。周報創刊時的印數不足3千份,1925年初中共四大時增至7000余份,到1927年中共五大時已達5萬份,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透過《向導》中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到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借助紀念國恥、剖析國恥到洗雪國恥的邏輯鏈條,成功地將階級斗爭融入民族解放的敘述框架,進而實現革命動員之目標。

                         

                        二、國恥之紀念:從九七五卅

                         

                        近代中國領土主權被破壞,始于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但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敗于蕞爾小國日本、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國恥意識始在朝野上下廣泛蔓延。1897年,清宗室壽富與康有為等人在北京發起知恥學會,梁啟超為其撰《知恥學會敘》,稱外患日亟,貴在知恥,而中國相較于日本,知恥者尚少,故奮然恥之,特標此義,立會以號召天下壽富所撰《后敘》,歷數鴉片戰爭以至甲午戰爭,列強環伺,蠶食鯨吞,中國喪師失地之奇恥大辱,聲言國人不可不知恥,知恥莫如為學,學則智,智則強,強則大國親我,小國畏我;不學則愚,愚則弱,弱則大國鄙我,小國犯我”。(11)

                         

                        與此同時,種種國恥言說開始在報刊上出現和流行。1898年,《蜀學報》刊載《明國恥以激公憤議》一文,開篇即用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意向,表達了對國勢危亡的極度焦慮:嗚呼!戎禍亟矣,大局裂矣!抵我之瑕,剔我之隙,餌我之餒,蹴我之躄,而鈐挾我,而縛縶我,而剜臠我,迨其卒也,則將波蘭、印度我。”(12)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發表的政治漫畫《時局全圖》,則以最直觀醒目的方式,將中國面臨瓜分豆剖的嚴重危機呈現在國人面前,進一步推動了國恥意識之發展與傳播。(13)

                         

                        辛亥革命終結帝制,造就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然而在北京政府統治下,中國的主權狀況并未好轉,反而更見沉淪,一次次外交失敗和屠殺事件不斷刺激著中國人敏感的神經。191557日,日本政府提出嚴重破壞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要求,兩天后,中國總統袁世凱被迫表示接受。消息傳出,立刻被國人視為奇恥大辱,五七”“五九兩個日期被稱作國恥日廣為紀念。青年毛澤東深受刺激,于當年夏天寫下十六字以明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14)事件發生不久,各種以國恥為題的小冊子開始出現。以知恥社名義編印的《國恥》上下冊,介紹了國恥的起源、“五九”之后全國各地之輿論、政府所持態度與各省官廳之舉止、日本對此事之論調、世界各國之公論等。(15)又有孫鑫源所撰《國恥鑒》,對割地、國疆被侵、領事裁判權、利權喪失、租借地、劃定勢力范圍及利益均沾等各種恥辱,一一加以討論。(16)此后,種種以國恥為題材的著作、地圖等出版物不絕如縷。(17)將發生喪權辱國事件的特定日期稱作國恥日自此成為一種慣例,每逢其時,社會各界都會以通電、撰文、集會、游行等方式進行紀念。據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調查,全年國恥紀念日已達26個之多。(18)

                         

                        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綱領和政策,同時也擔負批評傳播國內外時事之責,其政治宣傳總是融于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之中。除篇幅較長的評論文章外,《向導》還先后開設時事短評”“中國一周”“世界一周”“各地通信”“寸鐵等欄目,隨時報道國內、國際大事。從其主題和觀點來看,《向導》的報道、評論、宣傳幾乎總是或顯或隱地以國恥意識為底色。該報對鴉片戰爭以來的歷次軍事與外交失敗,均有較詳細和深入的論述,尤其關注1900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及次年《辛丑條約》的簽訂、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和1925年的五卅事件,相應的國恥日”(97日、57日或9日、530),也成為這一時期中共革命宣傳的重要契機。

                         

                        義和團事件是一次中外矚目的排外運動,卻導致大英帝國、美利堅、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日本、奧匈帝國、意大利等八國對中國的聯合侵略。190197日,戰敗的中國被迫簽訂《辛丑條約》,近代中國喪權辱國的歷程至此臻于頂點,條約簽訂之日,遂被國人視為重要的國恥象征加以紀念。

                         

                        1924年,《向導》周報于《辛丑條約》簽訂23周年前夕出版九七特刊,發表陳獨秀等人的紀念文章,高度評價義和團運動,稱之為中國民族革命史民族運動史的悲壯序幕。文中,陳獨秀極力駁斥所謂排外論,指出義和團的批評者只看到其野蠻排外,卻看不到排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19)彭述之對義和團發生和失敗的原因進行反思,指出義和團之發生乃是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必然結果,而義和團之失敗,是由于他們不知道革命的組織和策略,并被反動階級所利用。(20)蔡和森稱頌義和團的排外精神恰恰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悲壯淋漓可歌可泣的遺產,指出義和團因為沒有近代化而失敗,辛亥革命則因為效顰近代資產階級化而失敗;只有將反帝國主義的政綱與義和團的排外精神結合起來,國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21)19259月,《向導》再次推出九七特刊,瞿秋白撰寫長文《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以階級分析方法對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和缺陷進行反思,并指出五卅運動既是義和團反抗侵略運動的繼續,又在無產階級的指導、階級斗爭的意識、世界革命的前途等方面超越了義和團運動。(22)

                         

                        1915年的二十一條事件,是促使國恥意識在中國廣為傳播的關鍵導因。每年57日或9日,《申報》《益世報》等報刊都會刊發大幅政治廣告,登載事件經過及二十一條內容,報道各界人士的紀念活動等,以喚起民眾的國恥記憶。(23)

                         

                        1924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國嚴禁人民于57日、59日開會紀念國恥,《向導》立刻予以抨擊,稱之為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24)57日,《向導》發表《國恥紀念日檄告全國同胞》,歷數近年來日、英等國在華掠奪利權、打殺民眾之惡性事件,發出我們抬起頭來罷!或者是死!”的吶喊。(25)1925二十一條事件十周年之際,《向導》刊文介紹五七國恥之由來,描述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從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步步加深對中國之侵略,呼吁民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親日的北洋政府。(26)57日,北京數千名學生紀念五七國恥受阻,憤而圍攻沖擊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向導》隨即發文介紹事件經過,稱此次為紀念五七國恥而起的怒潮為反帝國主義的覺醒攻擊賣國的安福系之群眾運動,號召民眾聯合起來,奮起抗爭。(27)

                         

                        1925年發生的五卅慘案,將近代中國的國恥紀念和反帝宣傳推向了高峰。515日,中國工人顧正紅被日本職員槍殺,上海工人憤而罷工。中共中央反應迅速,于次日發布緊急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社會團體,以各種形式援助上海罷工斗爭。(28)17日,《向導》刊文報道槍殺事件,呼吁民眾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親日派政府(29)19日,中共中央再發通告,號召發起一場反對日本的大運動(30)28日,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上海總工會,并發動群眾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帝示威。在30日的反帝游行和演講中,學生與租界工部局巡捕發生沖突,英國巡捕開槍射擊,打死十余人,打傷數十人,是為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北洋時期,列強在中國制造的屠殺事件時有發生,但從政治影響和歷史意義來看,其他事件都無法跟五卅慘案同日而語。事件發生后,中共在《向導》發表告全國民眾書,開篇即觸目驚心地寫道:血肉橫飛的上海,現在已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屠場了!”隨即指出,慘案是日本、英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階級和民族運動的鐵血鎮壓所造成的,號召全國各種被壓迫階級的群眾來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31)同時刊登鄭超麟的文章,詳細介紹從530日到64日上海屠殺及民眾抗爭之經過。(32)接下來的一兩個月,各期周報都有對屠殺及抗爭情形的跟蹤報道和詳細評論。其要點包括:“五卅”屠殺是帝國主義國家壓迫弱小民族的必然結果,也是鴉片戰爭和庚子之役以來列強奴役、屠殺中國人民的繼續;“五卅”運動也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中國人反抗帝國主義不斷強化的必然結果;“五卅”事件是一次政治事件而不是法律事件,中國人民的抗爭不能滿足于懲罰兇手或補償受害者,相反,這場運動應該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為目標。(33)

                         

                        事實上,從此時開始直到兩年后停刊,幾乎每一期《向導》都有關于五卅事件直接或間接的評論,五卅已成為貫徹國民革命始終的一個象征符號。1926五卅周年、1927五卅兩周年之際,《向導》都推出紀念特刊,回顧事件經過并號召國民為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而抗爭。(34)

                         

                        五卅慘案本是在紀念五七國恥的背景下發生的,兩大國恥交疊累積,激發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國主義熱潮。中國共產黨利用五卅事件所激起的民族義憤,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帝運動,又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下,成功塑造了自己作為民族主義旗手的形象。所以不難想象,中共領導人對這場運動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促使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迅速擴大、各階級的反帝聯合戰線迅速鞏固,造成了一個空前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但普遍全國,而且是自覺的和有組織的運動(35)標志著中國歷史上一個新時期——國民革命——的開端。(36)

                         

                        九七”“五七”/“五九”“五卅紀念之外,《向導》周刊還不定期開設外患日志專欄,介紹近期列強侵凌、侮辱中國之事件。(37)每有列強屠殺中國民眾等情形發生,周刊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加以報道,并以國恥之名號召民眾奮起抗爭。192695日,英國軍艦在四川萬縣江岸與中國守軍發生沖突,炮轟縣城人口稠密地區,致使中國軍民死傷數千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萬縣慘案(38)慘案發生后,中共迅速聯合國民黨左派人士成立萬縣九五慘案后援會,組織大規模的抗英示威游行。同時在《向導》發表《告民眾書》,嚴厲譴責北伐以來英軍的多次暴力挑釁,號召民眾動員起來“形成第二個更廣大的反英的五卅運動”,這樣“才能免除英國帝國主義強盜之第二第三次的大屠殺”。(39)

                         

                        1926年,瞿秋白撰文回顧過去十年間的中國革命運動史,發現五月是國恥和革命紀念日最集中的月份,稱之為革命的五月五一國際總同盟罷工以檢閱世界無產階級軍力而()世界資產階級示威的紀念日,五四中國革命的學生運動發難的紀念日五五是馬克思的誕辰紀念日,五七五九是日本將二十一條強加于中國的國恥紀念日,五卅則是列強暴行促成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紀念日。(40)這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國恥話語對于革命動員的重要意義。

                         

                        三、國恥之根源:的譜系

                         

                        甲午戰爭和二十一條事件后,中國朝野的國恥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逐漸高漲。不過中共建黨之初,并未提出民族主義的政治訴求。中共一大通過的政治綱領稱,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通過階級斗爭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并最終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而沒有提及收回主權、民族獨立之類的主張。(41)但是沒過多久,黨的領導人開始意識到民族主義對于民眾動員的重要性。19226月,中共發表對于時局的主張,仍把國內封建式的軍閥勢力作為主要討伐對象,但論述的出發點已經變為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壓迫。(42)隨后中共二大通過的大會宣言,明確將打倒軍閥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實現民族獨立,列為最重要的兩項奮斗目標。(43)一年后召開中共三大,再次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口號。(44)自此,帝國主義和軍閥作為中國革命主要敵人的形象被日益牢固地樹立起來。不僅如此,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性甚至逐漸超過了反對軍閥。192311月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以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為依據指出: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比反軍閥運動更為切要,在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有沖突時,吾人得助軍閥以抗外人,斷不可借外力以壓倒軍閥。”(45)

                         

                        《向導》創刊于19229月,時距中共二大召開不過兩月。創刊號本報宣言開宗明義地指出,當前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乃是統一與和平,然而內有軍閥割據混戰,外有帝國主義壓迫,致使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唯有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方有望實現統一與和平。(46)在每周一期的世界大勢之觀察、時政要聞之評論中,《向導》為中國革命勾勒出一個清晰的敵人與朋友的譜系,揭示出國恥的根源之所在,進而為洗雪國恥指明了方向。

                         

                        九七”“五七五卅,歷次國恥無不來源于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干涉和屠殺,這些國家無疑是中國民族解放的障礙和國民革命的敵人。敵國的名單和等級,既與它們對中國主權的破壞程度直接相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共在階級框架中對國際秩序的想象。

                         

                        考察國民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宣傳,一般都把英、日、美、法等國視為中國革命主要的外部敵人,尤其把英國和日本當作頭號敵人,因為這兩個國家對中國主權破壞尤甚,對國人情感的刺激也最為強烈。據1929年出版的《社會科學辭典》,在被國人紀念的26國恥日中,有15個與英國有關,7個與日本有關。(47)對中國人國恥意識之形成和傳播至關重要的兩大標志性事件——“二十一條事件和五卅慘案,也正是由日、英兩國一手造成的。美國和法國也是欺壓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法國還因壓迫國內的工人罷工而被稱作反革命的國家”,(48)但美、法兩國很少直接制造屠殺事件而激起國人義憤,所以通常被視為次要的敵對國家。

                         

                        日本是中國近鄰,對中國侵略之深、危害之巨在其他各國之上,也是二十一條事件的始作俑者。《向導》刊文指出,作為亞洲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帶著兇暴的形態而以軍閥主義為后盾,因為它剛剛發生便遇到了歐美列強經濟勢力的競爭,加之國土很小,資源匱乏,便不得不向外侵略,其矛頭所指首先就是中國。(49)中國是日本貨物的惟一銷場,煤鐵的來源地,戰時的后路糧臺,停止侵略中國無異于宣告日本資本主義的死刑,所以它對中國非繼續侵略不可(50)英國是資歷最老的帝國主義國家,隱然為列強之首,侵略中國的歷史最久,也是“五卅”屠殺事件的罪魁禍首,被陳獨秀稱為“始終壓迫中國的死敵”。(51)美國在歐戰后漸成世界經濟的霸主,要尋找商品銷售場所和資本經營地,但是殖民地早已被英、日、法等國瓜分,只剩下中國是可以供他們自由發展和自由爭奪的地盤,所以美國非出全力爭得中國市場不可(52)法國曾多次和英國一道侵略中國,20年代又在金佛朗案(要求中國以金佛朗償付對法庚子賠款)、拒絕如期歸還膠州灣、拒絕召開關稅會議和提高關稅、干涉中俄交涉等問題上損害了中國權益。(53)

                         

                        這些國家屢屢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主權,是中國國恥的直接根源,也是民族解放必須要打倒的外部敵人。1924五七國恥九周年之際,《向導》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所聲討的對象首推日本,其次為英、美、法三國。文中稱,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已由日本單獨壓迫我們變成了四國公同壓迫我們的新局面(54)“五卅事件發生后,陳獨秀稱英國為帝國主義之王,日本追隨英國以獲得在華和英國不甚沖突的利益,英日帝國主義者乃是中國國民運動眼前的死敵。美國雖不完全贊成英國的政策,但為了維持帝國主義在華的整體利益及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也“終須與列強取一致行動”。(55)

                         

                        相比之下,德國、奧地利、俄國等雖也曾是帝國主義國家,參與了八國聯軍之役,對九七國恥負有直接責任,但它們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協約國打敗,變成了非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之策略也已變為和平通商,跟剝削踐踏中國人的英美法日等國完全不同。因此,中國不應該再視它們為敵人。(56)

                         

                        《向導》創辦不久,蔡和森對國際局勢提出了自己的觀察。他認為,中國和其他一切被壓迫民族一樣,長期陷于帝國主義四面掠奪宰割的重圍中,但是1914年爆發的世界大戰使國際情形發生了絕大變化帝國主義的俄羅斯變成為根本取消掠奪制度的工農共和國,帝國主義的德意志變成為協約國的被征服者,使被壓迫民族有了超脫帝國主義的圈套,而聯合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大民族以圖獨立自決之可能。對中國來說,就是要一致擁護中德俄聯盟政策,脫離英美法日的羈勒(57)在這里,昔日的敵人德意志和俄羅斯,已被歸入非帝國主義甚至“反帝國主義”的陣營,成了中國革命可能的朋友。《向導》上的國際時事評論,往往對一戰中的戰敗國持同情態度,認為它們和中國一樣遭到英、美、法等國的蹂躪,(58)甚至對法國帝國主義進行分裂德意志的陰謀加以譴責。(59)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蘇俄是將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付諸實踐的成功先驅,是自己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十月革命爆發不久,蘇維埃政府即宣布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之特權,并在一系列秘密磋商之后,于1924531日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及相關外交文書。蘇俄政府主動放棄舊俄在華特權、廢除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與列強頑固維持對華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態度,形成鮮明反差。(60)不難想見,這一舉動會對中國人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情感產生多么強烈的沖擊。

                         

                        中國共產黨從其成立之日起,就把蘇俄視為中國革命最真實、最強大的朋友。中共二大稱,蘇維埃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人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也是全世界工人和農人與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對抗的壁壘,并號召中國工人和被壓迫群眾加入世界工人的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先鋒(61)《向導》刊載的評論文章,總是把蘇俄與昔日侵略中國的舊俄區別開來,強調蘇俄對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扶持、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斗爭。(62)陳獨秀寫道:列寧的十月革命,卻實實在在以無產階級的國內革命,打倒了俄皇的和克倫斯基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實現了芬蘭波蘭及其他國內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獨立或自治。”在他看來,俄國革命正是國內階級革命與世界民族解放良性結合的典范,也是中國革命必須效法的榜樣。(63)

                         

                        至于土耳其、印度、朝鮮等東方弱小民族,和中國一樣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理當與之同仇敵愾,為實現民族獨立而共同戰斗。一篇文章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勢時,便列舉業已發生激急的革命獨立運動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包括愛爾蘭、土耳其、印度、波斯、埃及、菲律賓、朝鮮、安南等。(64)

                         

                        值得注意的是,最為中共領導人津津樂道并引為同道的國家,是在一戰失敗和帝國瓦解后取得革命成功而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在1922年擊敗英國和希臘軍隊,恢復了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同時也廢除延續數百年的蘇丹制,成立了共和國。《向導》高度稱贊這一成就,稱土耳其的勝利不是回教徒打敗基督教徒的勝利,也不是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勝利,更不是亞洲人打敗歐洲人的勝利,而是被壓迫的土耳其民族反抗歐洲帝國主義宰割的勝利(65)在分析國內政局時,也時常以土耳其為參照和榜樣,期待中國國民黨能像土耳其國民黨一樣真正代表國民的利益而奮斗,中國革命家能像基瑪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一樣率領國人取得革命的勝利。(66)在號召國人反抗外國侵略、打倒北洋軍閥時,仍以土耳其為例證:土耳其國民黨若不先反抗英國與希臘的侵略,怎能推翻君士坦丁政府(如中國北京政府),怎能管理土耳其?”(67)《向導》也時常關注印度、蒙古、朝鮮等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多次發表評論或譯文介紹相關情形,并討論其經驗與教訓對于中國革命的啟示。(68)

                         

                        國際層面的敵友關系,又與國內的政治局勢和階級結構一一對應。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在中國肆意侵略、掠奪甚至屠殺,是因為國內的北洋軍閥對他們俯首聽命。陳獨秀把國恥區分為外部之恥與內部之恥,歐美日本人殺傷華人侮辱華人固然是國恥,北洋政府懦弱昏聵更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在他看來,無恥下流媚外才是真正的國恥,比別的一切國恥都厲害(69)北洋軍閥既是邪惡的專制余孽,是中國政府之上的超級政府,又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奴仆幫兇(70)因此,將列強軍閥并列為中國革命的兩大敵人,成為國民革命中民眾動員的基調。19246月,《向導》為紀念六三罷工而發表宣言,特意用大號字體標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71)欲求得革命之成功、民族之解放,必須同時向外部的敵人和內部的敵人開戰,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乃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

                         

                        內、外敵人如此強大,只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革命方有成功的希望,這就提出了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要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分析,工人階級處于最受壓迫的地位,除了鎖鏈之外一無所有,又有一定的組織力量和理論指導,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先鋒隊。五卅事件發生后,廣大農民、學生、商人、士兵等,也在列強侵略所造成的利益損失和國恥意識之下成為革命群眾,加入到反對帝國主義的行列。(72)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一樣受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可是生性軟弱,容易動搖。陳獨秀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個部分: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軍閥和帝國主義妨礙了工商業的發展而贊成革命;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依靠列強和軍閥的恩惠而獲得了畸形的商業資本,自然要依附于后者而反對革命;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經營的工商業規模極小,因而沒有政治上的需要,對于民主革命采取消極中立的態度。(73)

                         

                        毛澤東于1925年底撰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對各階級與革命之關系做了最經典的論斷: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派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作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74)

                         

                        這樣,中國共產黨將階級分析與國際時事觀察相結合,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確立了一個層次分明的朋友與敵人的譜系,對國恥何以發生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解釋,進而為如何洗雪國恥提供了順理成章的方案。

                         

                        四、國恥之洗雪: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

                         

                        《禮記》云: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國恥意識和國恥話語的興起與傳播,往往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先聲,當民族恥辱感與尊嚴感升華為洗雪屈辱的決心,就會成為民眾動員的有力工具。20世紀初葉,洗雪國恥、振興中華的民族主義觀念逐漸在國人心中形成。1902年,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中就曾這樣寫道: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國自今以后,上下一心,發憤為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75)1905年,《東方雜志》又云: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賠款之恥,于時人人言自強;庚子以后,欲彌賠款失權之憾,于時人人言自立。”(76)

                         

                        進入2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以及國民革命的興起,革命精英逐步認識到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進而提出,洗雪國恥之道無他,唯有發動國民革命,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團結、強大的現代國家。

                         

                        從喚醒國恥、紀念國恥走向洗雪國恥的邏輯和決心,在《向導》周報的宣傳和評論中表露無遺。19245月,一篇紀念五九國恥的文章指出,紀念不只是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恥辱,而是為了終想雪恥59日這一特定日期已不是紀念著民國四年的國恥,而是中華民族獨立運動對于列強的一種定期警告,同時也是鼓勵國人前進的日子(77)同年的九七特刊強調,國恥之日也正是全國反帝國主義潮流最高之時,國人當激勵奮起,以滌此奇恥大辱(78)甲午戰后以知恥為名的社團,此時已經變成了形形色色的雪恥會。《向導》周刊即曾提到“日人慘殺同胞雪恥會”“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萬縣英輪慘斃同胞雪恥會”等名目。(79)據稱,在五卅事件發生之后,后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于全中國南北各地(80)1926年萬縣慘案發生,《向導》刊發各地通電,亦以抵死力爭,戢彼兇焰,伸我國權,雪此奇恥大辱為旨歸。(81)

                         

                        陳獨秀于五卅周年紀念之際發表的一篇短文,將紀念與動員、國恥與雪恥之間的關系講得最為透徹:

                         

                        我們不但要紀念敵人的屠殺,并且要紀念我們的反抗;不但要紀念我們的反抗,并且要繼續我們的反抗;不但要有五卅紀念,并且要求五卅紀念運動。若只是有紀念而無運動,即紀念十年乃至百年千年,我們的紀念盡管紀念,他們的屠殺侵略高壓仍是屠殺侵略高壓,這樣滑稽的紀念,只是增加五卅運動中已死者的悲傷與未死者的恥辱!(82)

                         

                        總之,要通過國人的努力奮斗,把國恥紀念日變成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紀念日(83)事實確實如此,每一次國恥紀念都不僅是對國恥本身的紀念,而總會形成喚醒民眾奮起抗爭的運動,慘案”“國恥等名詞,總是和反抗”“革命”“打倒”“推翻等動詞聯系在一起,最終指向的目標始終是恥辱之洗雪、民族之獨立。

                         

                        為雪恥而抗爭,是整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基本邏輯,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怎樣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贏得民族獨立,兩黨的方案又有實質性差異。國民黨奉行孫中山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理論,其所謂者,都是指全體國民而言,除了國民革命要打倒的北洋軍閥之外,各色人等皆在國民之列。而北洋軍閥之所以被列為革命的敵人,也主要是因為他們是外國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代理人。相比之下,中共國恥敘述的獨特性在于深深地打上了階級分析的烙印,外部敵人與內部敵人、國家之恥與階級之恥、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都是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話語框架中被整合起來的。北洋軍閥成為革命的內部敵人,既因為他們為帝國主義幫兇,也因其代表了國內反動階級的利益。因此,國民革命不僅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也不僅是打倒北洋軍閥的民主革命(政治革命),而且是底層工農民眾打倒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革命。

                         

                        《向導》創刊三周年之際,陳獨秀撰文回顧,提到中共革命口號從民主革命國民革命的轉變。他說道,中共最初采用民主革命的口號,乃是繼承了辛亥革命的觀念,強調用民主革命去推翻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但是這一口號未免偏于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向導》第二期《造國論》一文中,改用國民革命一詞取而代之,后來被國民黨采用,成了全國普遍的口號(84)

                         

                        其實,國民革命的概念并非中共所發明,至遲在20世紀初已見于中國報刊。1903年出版的《國民日日報匯編》提到,俄國之專制實足為其國民革命之原動力(85)1913年《民德報》在巴黎創刊,汪精衛在發刊詞中寫道:是故言民族革命者,以種族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言國民革命者,以貴賤貧富之幸福不均,而欲均之也。”(86)1916年,有人將革命分為武力革命與平和革命、對外革命與對內革命、朝代革命與國民革命等不同類型。(87)但是這些地方所講的國民革命,都是指本國民眾為了經濟權利和政治平等而斗爭,屬于對內革命”。把國民革命與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解放聯系起來,確系國共兩黨所為。而將其闡釋為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階級革命于一體的復合性概念,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

                         

                        中共階級話語對國恥敘述和民族主義敘述的楔入,在國際、國內層面都有顯著體現。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沖突可以視為國際層面的階級斗爭。近代中國國恥的根源當然在于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壓迫,但列強與弱小民族之關系并非純粹的國際關系,而毋寧是階級關系在國際上的反映。從世界范圍來看,列強是資產階級國家,蘇俄和中國則是無產階級國家,因此,國家之恥也是階級之恥,反帝斗爭也是階級斗爭。這樣一來,中國革命就不僅是為了中華民族之解放,而且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中國無產階級將站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面而為帝國主義主要挖墳者”。(88)

                         

                        另一方面,在國內革命運動中,民族斗爭亦與階級斗爭密切交織、不可分割。階級斗爭不僅是本國不同階級之間的斗爭,反抗外部敵人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國民革命的直接對象固然是國內的軍閥統治,最終目的則是為了推翻列強壓迫、求得民族解放。陳獨秀指出,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兩個意義相類的名詞,所以反抗國外帝國主義之壓迫是國民革命運動之中心工作(89)在國民革命中,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我們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辦法,其余都是治標的罷了(90)但與此同時,又不能因排外而忽略了內部的敵人。瞿秋白曾將階級斗爭區分為對內的和“對外的”兩種,前者是平民階級反抗滿清貴族的斗爭,后者是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在他看來,義和團運動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被狹義的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所蒙蔽”,缺乏明確的階級意識,從而被本國的貴族階級所利用。(91)

                         

                        根據中共的階級理論,不同階級在反抗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北洋軍閥,分別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領導力量”“民族利益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因此,要實現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目標,也必須借助階級革命的途徑。

                         

                        《向導》周報刊行期間,恰好經歷了國民革命從興起到發展、國共兩黨從合作到決裂的全過程。該報5年間刊載的時事評論和政治宣傳,清晰地展現了民族話語與階級話語的此消彼長。隨著國共關系日益惡化,中共越來越強調階級斗爭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國恥敘述的焦點也從民族解放之中介,逐漸演變為階級革命之手段。

                         

                        19229月《向導》創刊之際,中共對國民黨評價極高。陳獨秀在一篇題為《國民黨是什么》的文章中斷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黨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其黨員主要由知識者(代表資產階級)和工人(無產階級)組成,二者都是國民革命的支持力量。作者并坦承,國內產業發達的程度,尚未到階級反抗顯然分裂的時期,因此代表一階級的政黨自然不易發達(92)他強調軍閥政治之存在是因為民主革命的勢力未曾集中,號召一切革命分子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使他成功()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黨(93)各階級眼前的社會利益,則應該繼續服從更長遠的民族利益(94)反過來,也呼吁國民黨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95)即便對國民黨偶有批評,也不過是沒有和國民接近”“沒有盡一點鼓起國民精神的責任之類。(96)1924年夏,仍盛贊國民黨為民族民權民生奮斗,是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軍閥始終不能妥協的唯一敵人(97)

                         

                        但是從1925年初開始,尤其是在孫中山去世后,國共兩黨關系日益緊張,中共領導人開始公開談論國民革命中階級斗爭的不可避免性。國民黨在《向導》周報中的形象日益負面化,最終被歸入革命敵人的行列。

                         

                        1925年夏秋之際,國民黨元老戴季陶與中共領袖陳獨秀之間發生了一場公開爭論。戴季陶在題為《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中,圍繞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和方向問題,對陳獨秀的階級斗爭觀念展開猛烈攻擊。作為回應,陳獨秀在《向導》上發表了一封針鋒相對的公開信。信中稱,戴季陶等人排除共產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只看見民族爭斗的需要,而不看見階級爭斗的需要,這種錯誤觀念不但抹殺了階級的利益,而且會使民族爭斗遭受極大的損失。信中以廣東商團叛亂、五卅運動、沙面慘案等事件為例,指出工農群眾是國民革命的支持力量,而大商人、大地主階級則是革命的破壞力量,“這些事實已明白告訴我們:在民族爭斗中實有階級爭斗之必要”。這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手,民族資產階級在客觀上很難發展,也就不會有歐美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國民革命只能依靠工農群眾,而工農群眾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從事階級組織和階級斗爭才能得到發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斗,便是破壞民族爭斗的主要力量。(98)這封信對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之關系作了透徹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中共工作重心從民族革命走向階級革命的一個轉折點。

                         

                        1926年相繼發生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國民黨右翼對共產黨的猜疑和排擠越來越嚴重,兩黨關系進一步惡化。《向導》一面為本黨理念進行辯護,一面對國民黨的排共舉動進行譴責。陳獨秀撰寫的《國民黨右派大會》一文,不僅由中山艦事件聲討國民黨的反共行徑,而且從理論上批評國民黨右派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上都背離了孫中山的初衷。(99)及至1927四一二政變發生,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的形象進一步逆轉。陳獨秀明確宣稱:代表封建軍閥及代表封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他們勢不能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長久合作。”(100)昔日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此時已墮落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走狗、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敵人,成了中國革命必須打倒的對象。

                         

                        五、結語:從國恥喚醒

                         

                        1895年戰敗于日本,是中國近代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戰敗和不平等條約的強力刺激,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認知和世界想象,將中國推向政治上的變革時代和思想上的轉型時代。(101)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正是在此急劇變革和轉型的背景下,經由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斷想象與建構而逐漸形成。一方面,在身體”“醫病等隱喻象征和強與弱”“睡與醒等對比敘述之下,近代知識分子構筑了一個在弱肉強食的殘酷環境中苦苦掙扎的病體中國形象,以喚醒國人的危機意識;(102)另一方面,又通過對中國傳統歷史書寫的徹底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起源神話(如黃帝)和英雄譜系(如岳飛)為中心的國族主義化的新史學,以激發國人的國族認同。(103)輝煌的過去與病弱的現在形成巨大反差,這正是近代中國國恥論述的根源所在。

                         

                        從《馬關條約》到《辛丑條約》,從二十一條五卅慘案,30年間,國恥事件屢屢發生,國恥觀念也不斷累積和擴散,為知識精英和革命政黨進行民眾動員提供了無窮的動力。進入20世紀20年代,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和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成為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兩黨精英都是浸潤著濃厚國恥意識的民族主義者,因國恥事件而覺醒,以國恥論述為手段,又把洗雪國恥作為孜孜以求的目標。

                         

                        將國恥論述與國民革命連接起來的,是一種以代表喚醒為特征的列寧式政治構想。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產物,在組織形態上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104)兩黨都有一個特定的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而且同樣重要的是,無論孫中山對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三種人群的區分,(105)還是中共關于先鋒隊與人民群眾之關系的論述,(106)都體現了精英應該且必須代表民眾、喚醒民眾的政治理念。正是經由革命精英持之不懈的喚醒與動員,國恥意識、國恥紀念方一步步轉化為以洗雪國恥為目標的國民革命。

                         

                        國、共兩黨皆以代表民眾、喚醒民眾為己任,其代表和喚醒的政治意涵卻大不相同。國民黨宣稱自己可以代表整個民族,其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所指向的都是全體國民,而不是其中的某一個階級。在此意義上,的確可以恰當地把這個黨稱作“Nationalist Party”(民族黨)。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政治則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為基礎,首先將自己定位為無產階級利益真正的惟一的代表,又借助聯合戰線獲得了喚醒其他民眾的資格。在中共的階級框架中,國民黨失去了代表整個民族的權利,成為易于動搖和妥協的資產階級之代表,條件具備的時候,就會和它所代表的階級一道,墮落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的敵人。

                         

                        中國共產黨將階級斗爭理論引入民族主義思想,使二者在20年代的國民革命中匯聚到了一起。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格爾納曾經這樣嘲笑馬克思主義者:覺醒的消息本來是要遞送給階級的,卻被郵遞員錯誤地交給了民族。(107)費約翰則指出,在中國,郵遞員似乎把階級覺醒的消息和民族覺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個地址。(108)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中共為19世紀以來席卷全球的民族主義大潮所譜寫的新篇章。

                         

                        注釋:

                         

                        ①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

                         

                        ②Eric Hobsbawrm & Terence 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

                         

                        ③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12月,第1-77頁。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譜系與晚清的國族想象》,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6月,第77-158頁。

                         

                        楊瑞松:《近代中國的四萬萬國族論述想象》,《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126月,第283-336頁。

                         

                        ⑦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⑧Rudolf G.Wagner,“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2011(1),4-139.

                         

                        馬福龍:《〈向導〉: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上海黨史與黨建》20129月號,第36-37頁。

                         

                        梁啟超:《知恥學會敘》,《時務報》第40期,1897年,第3-4頁。

                         

                        (11)壽富:《知恥學會后敘》,《時務報》第40期,1897年,第3-4頁。

                         

                        (12)鄧榕:《明國恥以激公憤議》,《蜀學報》,1898年,第12期,第26頁。

                         

                        (13)《時局全圖》的版本及意義之演變,參見Rudolf G.Wagner,“China ‘Asleep’ and ‘Awakening.’ A Study in Conceptualizing Asymmetry and Coping with It.” Transcultural Studies,2011(1),4-139.

                         

                        (14)毛澤東:《〈明恥篇〉題志》,1915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頁。

                         

                        (15)知恥社編:《國恥》,知恥社(上海)1915年。

                         

                        (16)孫鑫源:《國恥鑒》,文明書局(上海)1915年。

                         

                        (17)如公民救國團編:《國恥痛史》,1919年;河南省政府編印:《中華國恥地圖》,1922年;沈文濬:《增訂國恥小史》,中國圖書公司(上海)1925年。

                         

                        (18)參見《社會科學辭典》,世界出版書局1929年版,第497-498頁。

                         

                        (19)獨秀:《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向導》第81期,192493日,第645-646頁。

                         

                        (20)述之:《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向導》第81期,192493日,第646-652頁。

                         

                        (21)和森:《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向導》第81期,192493日,第652-654頁。

                         

                        (22)秋白:《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向導》第128期,192597日,第1167-72頁。

                         

                        (23)參見彭南生:《屈辱的記憶:以廿一條國恥紀念為討論中心》,《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第208-15頁。

                         

                        (24)獨秀:《軍閥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又一證據》,《向導》第67期,1924528日,第538頁。

                         

                        (25)《向導》第64期,192457日,第509-510頁。

                         

                        (26)雙林:《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向導》第114期,1925510日,第1051-52頁。

                         

                        (27)和森:《五七紀念北京學生奮斗的意義》,《向導》第115期,1925517日,第1059-60頁;羅敬:《北京五七怒潮的經過》,《向導》第116期,1925524日,第1071-72頁。

                         

                        (28)《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19255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416頁。

                         

                        (29)超麟:《上海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向導》第115期,1925517日,第1060頁。

                         

                        (30)《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192551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418頁。

                         

                        (31)《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向導》第117期,192566日,第1075頁。

                         

                        (32)超麟:《帝國主義屠殺上海市民之經過》,《向導》第117期,192566日,第1082-84頁。

                         

                        (33)獨秀:《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向導》第120期,192572日,第1104-5頁。

                         

                        (34)例如,見《五卅周年紀念告全國民眾》,《向導》第155期,第1488-89頁;秋白:《五卅二周紀念與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向導》第196期,第2135-39頁。

                         

                        (35)心誠:《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期》,《向導》第127期,1925831日,第1172頁。

                         

                        (36)秋白:《五卅后凡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向導》第125期,1925818日,第1146-47頁。

                         

                        (37)例如該刊第64687279等期,都設有此欄目。

                         

                        (38)記者:《慘無人道之英國帝國主義屠殺萬縣》,《向導》第173174期合刊,第1774頁。

                         

                        (39)《中國共產黨為英國帝國主義屠殺萬縣告民眾書》,《向導》第173174期合刊,第1771頁。

                         

                        (40)秋白:《中國之革命的五月與馬克思主義》,《向導》第151期,第1426-28頁。

                         

                        (41)《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42)《中國共產黨關于時局的主張》,19226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6頁。

                         

                        (43)《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2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頁。

                         

                        (44)《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頁。

                         

                        (45)《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19231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頁。

                         

                        (46)《本報宣言》,《向導》第1期,19229月。

                         

                        (47)《社會科學辭典》,世界出版書局1929年版,第497-498頁。

                         

                        (48)《法國底政治經濟狀況》,《向導》第65期,1924514日,第523頁。

                         

                        (49)雙林:《五七國恥與日本帝國主義》,《向導》第114期,1925510日,第1051頁。

                         

                        (50)國燾:《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么?》,《向導》第6期,19231018日,第48頁。

                         

                        (51)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向導》第117期,192566日,第1077頁。

                         

                        (52)國燾:《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危險么?》,《向導》第6期,19231018日,第47頁。

                         

                        (53)仁靜:《法國之新政局與對華外交》,《向導》第69期,1924611日,第550-51頁。

                         

                        (54)《國恥紀念日檄告全國同胞》,《向導》第64期,192457日,第509頁。

                         

                        (55)獨秀:《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向導》第124期,1925815日,第1135-36頁。

                         

                        (56)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向導》第117期,192566日,第1078頁。

                         

                        (57)和森:《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向導》第4期,1923104日,第25-26頁。

                         

                        (58)和森:《賠償問題與帝國主義》,《向導》第18期,1923131日,第144-145頁。

                         

                        (59)和森:《德國的分立運動》,《向導》第44期,19231027日,第340頁。

                         

                        (60)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頁。

                         

                        (61)《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1922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0頁。

                         

                        (62)太雷:《列寧與義和團》,《向導》第81期,192493日,第654-655頁。

                         

                        (63)獨秀:《十月革命與東方》,《向導》第178期,第1849頁。

                         

                        (64)和森:《中國國際地位與承認蘇維埃俄羅斯》,《向導》第3期,1922927日,第17-18頁。

                         

                        (65)君宇:《土耳其國民軍勝利的國際價值》,《向導》第3期,第22-23頁。

                         

                        (66)春木:《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向導》第29期,1923613日,第213頁。

                         

                        (67)和森:《國民黨應號召國民反對國民的侵略》,《向導》第39期,192398日,第293頁。

                         

                        (68)如永釗譯《一九二二印度國民運動的分析》,《向導》第19期,第153-56頁;登德布《蒙古及其解放運動》,《向導》第5期,19221011日,第43-44頁。

                         

                        (69)獨秀:《華洋人血肉價值的貴賤》,《向導》第25期,1923516日,第182頁。

                         

                        (70)獨秀:《怎么打倒軍閥》,《向導》第21期,1923418日,1923516日,第152頁。

                         

                        (71)六三紀念與最近軍閥列強之聯合進攻》,《向導》第68期,192464日,第541頁。

                         

                        (72)秋白:《五卅后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向導》第125期,1925818日,第1145-48頁。

                         

                        (73)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向導》第22期,1923425日,第162-164頁。

                         

                        (74)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第2期,19262月,第12-13頁。

                         

                        (75)《新民叢報》第一號,190228日,第106頁。

                         

                        (76)《自存篇》,《東方雜志》第2卷第5期,第100頁。

                         

                        (77)正廠:《我們底出路》,《向導》第65期,1923516日,第519頁。

                         

                        (78)慰:《辱國殃民之丑亥和約》,《向導》第81期,192493日,第656頁。

                         

                        (79)《向導》第116期,第1068頁;第122期,第1124頁;第173174期合刊,第1776頁;

                         

                        (80)獨秀:《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斗?》,《向導》第126期,1925823日,第1153頁。

                         

                        (81)《各法團電》,《向導》第173174期合刊,第1787頁。

                         

                        (82)獨秀:《對于上海五卅紀念運動之感想》,《向導》第156期,第1504頁。

                         

                        (83)龍池:《廢約運動與九七紀念》,《向導》第170期,第1726頁。

                         

                        (84)獨秀:《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向導》第128期,第1173頁。

                         

                        (85)《國民日日報匯編》第一集,190387日,第3頁。

                         

                        (86)汪精衛:《民德報發刊詞》,《東方雜志》第9卷第11號,191351日,第16頁。

                         

                        (87)張嘉森:《英法美革命后建國事業之比較》,19161110日,《東方雜志》第13卷第11號,第14頁。

                         

                        (88)超麟:《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世界革命上的意義》,《向導》第128期,第1180頁。

                         

                        (89)《假革命黨與反革命黨》,《向導》第74期,1924716日,第594頁。

                         

                        (90)文恭:《國民革命與反帝國主義運動》,《向導》第80期,1924827日,第641頁。

                         

                        (91)秋白:《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向導》第128期,192597日,第1168頁。

                         

                        (92)只眼:《國民黨是什么》,《向導》第2期,1922920日,第16頁。

                         

                        (93)獨秀:《怎么打倒軍閥》,《向導》第21期,1923418日,第152頁。

                         

                        (94)獨秀:《國民黨與安福交通》,《向導》第25期,1923516日,第182頁。

                         

                        (95)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向導》第22期,1923425日,第164頁。

                         

                        (96)春木:《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向導》第29期,1923613日,第213頁。

                         

                        (97)六三紀念與最近軍閥列強之聯合進攻》,《向導》第68期,192464日,第541頁。

                         

                        (98)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導》第129期,1925911日,第1186-90頁。

                         

                        (99)獨秀:《國民黨右派大會》,《向導》第150期,第5-8頁。

                         

                        (100)獨秀:《中國國民黨的危險及其出路》,《向導》第200期,第2198頁。

                         

                        (101)參見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02)參見顏健富:《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煉——論晚清小說的身體/國體想像》,臺灣《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9期,201311月,第83-118頁。

                         

                        (103)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6月,第77-158頁。

                         

                        (104)章開沅:,載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105)孫中山:《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頁。

                         

                        (106)參見李里峰:《群眾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載王奇生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1-57頁。

                         

                        (107)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 129.

                         

                        (108)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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