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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王鵬、羅嗣炬:俄國二月革命后立國未竟與“十月”的選擇——從國家建構的視角看十月革命的緣起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8年03月01日

                        摘要:緊隨革命而來通常都是推進政體轉換、實現國家建構。二月革命伊始,自由派就推動沙皇建立向杜馬負責的政府,希望通過君主立憲或是有限君主制,以消弭革命、拯救帝國。他們促成了沙皇遜位,卻無意間終結了君主制,“成就”了革命,提議產生了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本應盡快召開其所允諾的立憲會議,完成制憲立國的任務。然而,臨時政府無意、也無能為之,國家政權問題遲遲未決,不但使其自身權力和權威始終是臨時的、過渡的,還使革命后俄國陷入完全的無政府、崩潰和瓦解狀態。為此,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十月武裝起義,以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新型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二月革命未竟的建國任務。

                         

                        關鍵詞:二月革命/臨時政府/無政府狀態/國家建構/十月革命

                         

                        標題注釋: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從蘇聯國家建立到解體看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教訓”(項目編號:14BKS065)的階段性成果。

                         

                        眾所周知,19172月至10月,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后,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國家政權問題就像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革命進程,影響著革命的每一個階段。同時,也造成了革命后政權不穩、政治危機頻仍不斷。如列寧所說:我國的革命在政權結構問題上搖擺不定,白費了半年的時間,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如何解決國家政權問題就成為了革命后俄國面臨的根本問題。

                         

                        一場完整的全面的革命包括解決好國家政權問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革命除非終結于恐怖的災難,否則都會以一個共和國的成立而告終。”①而革命后國家政權由誰主導,如何建構,往往決定于革命的組織者、參與者,以及革命的性質、目的和意義。革命建國的方式基本上是由革命者或是由同情、支持革命的精英們召開制憲會議來解決國家的政權問題。不過,俄國革命有所不同,國家政權問題的解決在革命爆發伊始就開啟了,且“革命建國”的主導者還不是革命的參與者(即革命的工人和士兵等),而是以立憲民主黨人為主的各色自由派。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

                         

                        首先,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等革命民主派都不想親自掌握國家權力。他們認為,由于俄國經濟落后,要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的條件還不成熟,未來的革命應該為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創造條件。在未來的革命中,執政黨應該是資產階級民主政黨,首先是立憲民主黨。社會主義政黨則不應該參加政府,只能對資產階級施加壓力,為比較遠的將來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建成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因此,二月革命的主體盡管是工人和士兵等人民群眾,但由于二月革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便出現了托洛茨基所稱謂的“離奇現象”,“當革命的新政權在勝利之初以神話般的速度和不可戰勝的力量走向鞏固的時候,那些當上了蘇維埃領導人的社會主義者卻惶惶不安地朝自己周圍左顧右盼,尋找真正的‘主人’。他們認為自己有自知之明,政權應當轉交給資產階級”②。而此時的布爾什維克在革命舞臺的邊緣,影響不大。19171月,二月革命前一個月,列寧還在憂傷地感嘆,我們老一代人可能看不到革命即將到來的決定性戰斗。因此,對于二月革命后如何建國,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黨派也沒有多少設想,更沒有周密謀劃,因為從理論上說,這不是他們的事。

                         

                        其次,二月革命具有明顯的突發性、自發性,革命黨還暫時缺席,自由派影響著、支配了革命的最初進程。社會革命黨人晉季諾夫說:“革命好似雷霆從天而降,我們也不得不坦承不諱:它對我們這些長期為之奮斗和對它期待已久的革命者來說,也是一個偉大而又出乎意料的事。”蘇聯歷史學者德·阿寧概括指出,1917年革命前夕,俄國社會已經右轉,力圖建立立憲君主制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者,其中主要是羅將科、古契科夫和舒爾金這些人。他們在革命前夜不得不解決雙重任務:一是要通過改革,迫使沙皇當局做出讓步,逐漸改變國家制度,把國家變為英國式的立憲制或有限君主制”;二是企圖制止人民革命,因為這個革命的領導權有可能從他們的手上轉到革命黨手里。這樣一來,他們便力圖在君主主義的“死硬派”和激進的革命派之間走第三條道路,孤立和制服那些走極端但有影響力的反動分子,并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阻止下面起來的人民革命③。

                         

                        這樣,二月革命伊始,自由派圍繞完成上述“雙重任務”,主導了國家政權問題的解決,圖謀拯救國家。彼得格勒發生群眾騷亂的第3天,即226日晚近十時,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就致電沙皇尼古拉二世,請求其盡快建立一個責任政府,以拯救俄國。他說,彼得格勒發生的群眾暴動,正以無法控制和危險的速度擴大。表面看,暴動是因缺少面包所致,實質是政權危機問題。當局不能領導國家走出困境,完全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國家機構已經全部癱瘓,完全無能力重新恢復秩序。因此,解決國家政權問題到了關鍵時刻、并且相當緊迫。人們正在走向初步的、無法控制的無政府狀態”,“已經沒有別的出路,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為此,他請求沙皇緊急召集一位全國上下能信任的人,委派他組織一個全體人民可以信賴的政府,以恢復全體俄國人民對沙皇的信心。并告誡道,“如果情況沒有改善,我們將無法控制局面”。然而,沙皇斷然拒絕了羅將柯關于建立責任政府的請求,甚至認為羅將柯在“胡言亂語”,也不屑于回其電。當日,沙皇還下令解散了國家杜馬。

                         

                        值得一提的是,羅將柯提議由沙皇建立責任內閣的“救國”主張,成為了統治集團“救國”的共識,也主導了隨后解決政權問題的進程。在這封電報里,羅將柯把推動政權轉換、解決政權問題的緊迫性與消弭革命、保留君主制、拯救國家的企圖聯系起來。他強調現行政權無能無力,喪失了人民的信任,控制不了局勢,“騷亂”會進一步擴大蔓延。沙皇只有盡快建立責任內閣,使政權重獲人民信任,才能消除革命、拯救俄國。除此,羅將柯還把解決政權問題的緊迫性與繼續戰爭聯系起來,他指出,如果不采取決定性的行動結束無政府狀態和政府的混亂,政權問題得不到解決,會造成國家無政府狀態,戰爭是不可能打贏的,甚至還會有內戰之虞④。

                         

                        227日,沙皇收到三封內容相同的電報,都是請求其解散現行內閣、建立對杜馬負責的政府,認為這是拯救國家、挽救王朝的唯一辦法。當日早晨,羅將柯致電沙皇,制止革命和恢復秩序的唯一辦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職務,并發表宣言,宣布內閣將對國家杜馬負責,并委托一個受公眾信任的人組織內閣。羅將柯告誡說:決定您和祖國命運的時刻已經到了,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羅將柯懇求沙皇,現在征召一個新政府,召集立法兩院還不晚,任何延遲對王朝都可能是致命的。當日12點左右,沙皇之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讓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轉為啟奏沙皇,指出擺脫現有局面的唯一出路是緊急解散現任內閣,宣布同意成立一個向國家杜馬負責的政府,并授權全俄地方自治機關聯合會主席李沃夫公爵或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組織新內閣。當日晚6點,內閣總理戈里岑致電沙皇稱,政府無力應付局勢,提議自行解散,重新任命享有眾望的人士組成責任內閣。他說:拯救王朝的唯一可能是,只有皇上立即向社會輿論讓步,并授命李沃夫公爵或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組織對立法議會負責的新內閣。”⑤

                         

                        然而,沙皇的態度仍是拒絕讓步、拒絕改革。對于其弟的建議,除讓阿列克謝耶夫轉致謝意外,沙皇稱自己知道應該如何處置,這實質上也拒絕了其弟建議。對于戈里岑的提議,沙皇一方面回電拒絕他們的辭呈,責成他們在目前形勢下,內閣不允許做任何變動,應采取最堅決的鎮壓措施;另一方面宣布,他將親自從前線大本營趕回首都,還命令從前線派出可靠部隊,由侍從將軍伊凡諾夫指揮,負責以武力恢復首都秩序。沙皇回電戈里岑說:“我已下令我的參謀長派一位高級軍事指揮官立即前往首都。同時也下達了有關軍隊調動的命令。我本人授予你維持秩序所需要的全部權力。關于人員變動事宜,在目前情況下我認為不予以考慮。”⑥很明顯,尼古拉仍是要“捍衛”其權威和君主專制制度。不過,27日晚11點左右,內閣所有成員提出辭呈,部長們沒有等到尼古拉的答復便紛紛逃回家里或躲藏起來,全都作鳥獸散,政府自行瓦解了。

                         

                        227日,可以說既是革命形勢發展的轉折點,也是羅將柯們解決政權問題的轉折點。一方面,隨著大規模士兵起義并倒向革命,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革命之火蔓延并燒向統治者。另一方面,被皇后亞歷山德拉攻擊為兩條毒蛇的杜馬和革命派在同一天(27)、同一個地方(塔夫里達官),各自建立了具有政權性質的組織機關,即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和工兵代表蘇維埃,迅速填補了內閣自行解散后的權力真空。也開始了自由派與革命民主派合作建國的歷程,不過,這種合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杜馬臨時委員會主導,并得到彼得格勒蘇維埃響應和支持的

                         

                        此時,杜馬工作盡管已被停止,但是杜馬代表并未就此散去。杜馬臨時委員會雖然還不敢稱自己為政府、甚至臨時政府,但還是決定擔負起“控制革命運動的擔子”。228日,杜馬臨時委員會向全國宣告其正式執掌國家政權:一是決定行使政府職能,指出舊政府的措施已使國家陷于破滅,委員會不得不承擔起恢復國家和社會秩序的責任;二是構建對人民負責的新政府。它相信居民和軍隊將幫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個符合居民要求并能受到居民信任的新政府。”⑧當日上午,羅將柯致電沙皇,解釋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緣何要承擔起政府職能,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一切政府機構都不再起作用,大臣們被成批地逮捕,無知的平民主宰著局勢,國家杜馬委員會為了防止殺害軍官和行政官吏,安撫狂熱的熱情,決定承擔政府的職能,委員會的首腦仍然由他——國家杜馬主席擔任”⑨。

                         

                        這樣,在沙皇政權正統權威還存在的情況下,杜馬臨時委員會既是政府權力的行使者,又是最高權力機關“準國家”形象的體現者,其權力與權威很快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也獲得了最初的國際承認。31日,法國和英國的大使正式向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表示,法國和英國政府決定與俄國人民意志的真正表達者、唯一合法的政府——杜馬臨時執行委員會建立事務聯系。從228日到32日,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掌握政權后、推動建立責任政府的關鍵時期。不過,杜馬臨時委員會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由寄希望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建立向杜馬負責的政府,轉為讓其退位、由新皇帝來建立責任政府。

                         

                        不晚于226日,羅將柯、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和舒爾金等人就討論過讓沙皇退位的問題,目的是要拯救君主制,消弭革命。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成立后很快就決定讓沙皇尼古拉退位。227日夜,杜馬臨時委員會就成立新政府問題同各界人士舉行談判,關于尼古拉二世問題,決定迫使沙皇傳位給王儲并由米哈依爾大公攝政,并派委員會成員古契柯夫和舒爾金去大本營見沙皇(11)

                         

                        228日和31日,羅將柯先后數次電告沙皇,若不退位、僅靠建立向杜馬負責的政府,已經不足以拯救國家。他說彼得格勒發生了反對皇上的可怕的浪潮,現在只更換內閣,另行組織對杜馬負責的新內閣已經遠遠不夠了,已經提出了要皇帝退位的十分肯定的問題,并說這是擺脫目前狀況的唯一出路,因為不這樣,無政府主義就會籠罩全國,停止對德國的戰爭就不可避免。電報在談到彼得格勒時著重指出,只有皇帝退位才有可能防止衛戍部隊和海軍的軍官幾乎全部被屠殺,才能防止中央政府機關被摧毀(12)31日夜,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代表與杜馬臨時委員會的代表一起討論了國家政權的具體模式問題,后者在君主制問題上寸步不讓,拒絕接受蘇維埃提議成立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堅持由尼古拉的兒子阿列克謝繼承王位,由尼古拉的兄弟米哈依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攝政。最終,蘇維埃表示愿意讓新政府繼續努力去建立一個君主立憲制度,但雙方也一致認為國家制度的確定要由立憲會議來決定(13)32日凌晨4點,古契柯夫和舒爾金銜命,趕赴大本營勸沙皇退位。

                         

                        可見,杜馬臨時委員會決定讓沙皇退位得到了蘇維埃的響應,沙皇也知曉。不過,國務會議、皇室和軍隊等并不知情,他們此時還寄希望于沙皇建立向杜馬負責的內閣。228日,國務會議的21名代表仍電報沙皇組建新政府、拯救國家。同日,沙皇的叔叔帕維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以及堂兄基里爾·弗拉季米羅維奇等三位大公,起草了一份要求沙皇承諾在戰后實行立憲制度的宣言,督促沙皇詔令已經休會的國務會議和杜馬復會,同時授權國家杜馬主席立即任命一個全國信任的臨時內閣”(14)

                         

                        31日晚上,北方前線總司令魯茲斯基將軍和總參謀長阿列克謝耶夫將軍,還在努力勸說沙皇同意建立對杜馬負責的新內閣。據魯茲斯基回憶,31日晚,沙皇被阻回不去皇村,其專列來到北方前線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魯茲斯基與沙皇會面后,關于建立責任內閣的討論和勸說一直持續到深夜。起初,沙皇平靜、冷淡并帶著一種確信的感覺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反對廢除他的專制君主權力的做法,表示難以接受一個君主在位、政府治國的政權模式。到了晚上1020分,阿列克謝耶夫將軍向沙皇發來一個象征性的炸彈,請求其簽署一份宣言,向全國宣布建立一個舉國信任的政府和一個由羅將柯組閣、向杜馬負責的政府。他指出,無政府狀態正在向全國蔓延,軍隊正在繼續瓦解,必須“安定民心”。“唯一途徑”是新建政府,由國家杜馬主席負責組閣。他認為羅將柯們能夠擔當此任,“我們有理由希望以羅將柯為首的杜馬國務活動家們現在就能制止全面的崩潰,我們有可能能夠一起工作”(15)。到凌晨兩點鐘,沙皇終于同意簽署阿列克謝耶夫將軍的這份宣言。

                         

                        很明顯,杜馬臨時委員會決定讓沙皇退位、并付諸實施的情況并沒有向軍方溝通。這就不難理解,32日拂曉時分,當魯茲斯基將軍把沙皇同意建立責任內閣這個好消息告訴羅將柯時,羅將柯的回答竟讓魯茲斯基大為吃驚,即沙皇的同意不但為時已晚,而且意義不大,沙皇必須退位,杜馬委員會還將成立臨時政府。的確,32日晚上,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提議,并與彼得格勒蘇維埃協商后成立了臨時政府。

                         

                        事實上,沙皇對杜馬臨時委員會讓其退位雖然早已心里“有數”,但并不在乎他們的請求。只是當委員會的決定得到前線所有將軍們的一致贊成后,沙皇除了感嘆,“我周圍到處都是背叛、懦弱和欺騙”,只能接受退位。但是,隨后讓羅將柯們意料不到的是,沙皇不是依法把王位傳給其子,而是以兒子身體不宜繼承王位為由,不惜違反“俄羅斯國根本大法”,于32日晚11點,下詔把王位讓給其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然而,更讓羅將柯們沒想到的是,亞歷山德羅維奇大公擔心自己被革命了性命,便于33日晚6點下詔棄位,和平終結了俄國君主制,羅曼諾夫王朝由此悄然滅亡。這也表明,國家杜馬推動沙皇組建責任內閣,以保全君主制、消除革命、拯救國家的“努力”失敗了。

                         

                        其實,從226日到33日,羅將柯們推動沙皇建立責任政府的方案,并無多少革命意涵,不過是重申其在革命前的主張。他們推動沙皇遜位,目的是挽救君主制,拯救沙俄帝國。他們本想充當革命的避雷針,無意中卻成了推翻君主制的推手,反而成就了革命,使二月革命更具民主主義革命的色彩。事實上,假如尼古拉二世在革命之初不頑固抗拒改革,不在解決政權問題上浪費時日;假如國家杜馬不去推動尼古拉退位、另立新主來建立責任政府,那么,革命后俄國確立立憲政體、或是有限君主制不是沒有機會,也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若此,國家杜馬消弭革命、保留君主制的努力也就可能成功,其意圖也可能實現。然而,歷史是由不得“假設”,俄國終究走出了帝制,邁出了走向共和之路的步伐。

                         

                        對于臨時政府權力和權威的來源,米·亞歷山德羅維奇·羅曼諾夫在其退位詔書中的一段話已經揭示,他說,“我懇請上帝的恩準,請求俄羅斯帝國所有的公民服從在國家杜馬的提議下產生的、擁有全部權力的臨時政府,直到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通過召開立憲會議舉行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的投票來表明人民所選擇的政府方式”(16)。這表明,臨時政府系杜馬臨時委員會提議產生,并通過沙皇遜位,承襲了統治全權,成為了革命后國家角色的承擔者,但其權力和權威是過渡的、臨時的,直到立憲會議召開。臨時政府自己也聲稱只對立憲會議負責,并宣誓要把俄國引到立憲會議的召開,然后向它交出自己的權力(17)。當然,臨時政府的成立,杜馬臨時委員會事前與彼得格勒蘇維埃執委會進行了協商、并征得其同意。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之前是臨時的、過渡的,但其正當性、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臨時政府統治權的建構不是以弒君的方式消滅專制王權,而是通過沙皇下詔退位,以和平的方式繼承了沙皇所握有的全部權力,這不僅使國家權力實現了平穩轉移,還保全了國家法統的同一性、連續性,避免了國家四分五裂的命運,也造就了托洛茨基所稱謂的“革命暫時的全民族一致的假象”,臨時政府因之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同和支持,收獲了極大的合法性。3月初,彼得格勒蘇維埃執委會建議蘇維埃呼吁居民組織放棄越軌行為,支持臨時政府。隨后,全俄蘇維埃代表會議還通過支持臨時政府的決議。列寧4月初回國后也承認,臨時政府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俄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進的國家”(18)

                         

                        當時,俄國上下為推翻沙皇獨裁統治而歡欣鼓舞,把“自由民主的俄國”視為重要的革命成果和發展方向。克倫斯基說,二月革命標志著俄國由“漫長的、痛苦的、純粹的絕對專權的結束,而轉向完全的、絕對的民主。……人民自己擁有了權力、成為了俄國的主人”(19)。高爾基致信臨時政府,熱情洋溢地祝賀人民對反動統治者取得了勝利,并且號召俄國所有的兒子都來建設新的俄國國家大廈。普列漢諾夫更是自豪地把俄國革命贊為全歐洲的革命者都上過的一所學校,說全歐洲還不夠,這是全世界的革命者都上過的一所學校,稱俄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播的種,“一百多年以后,在歐洲的另一端發了芽”(20)

                         

                        各派政黨幾乎都希望以英法立憲的經驗在俄國建立民主共和國,希望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確立國家的政體形式。臨時政府的領袖們還把自己比作法國革命者,比作1789年的英雄們,認為二月革命是在俄國土壤上重演法國大革命,要學習借鑒其政策先例、制度范式。這些俄國大革命的領袖們自信能夠解決1917年所面臨的問題,認為只需移植西方的立憲經驗和政策就可(21)。立憲民主黨改稱人民自由黨,聲言俄國應當成為民主制的和議會制的共和國。3月初,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討論國家政權問題時就提出,要推動還在猶豫的資產階級接過政權,實行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包括用共和國取代君主制,保障公民權利,選舉立憲會議,等等。社會革命黨認為臨時政府作為過渡性機構是“歷史賦予我們繼續革命和鞏固基本自由和民主類型的工具”。布爾什維克《告全體俄國公民書》也要求臨時革命政府負責建立共和國,制定實施保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法令等。

                         

                        因此,二月革命結束后,臨時政府本應現成地運用國家的同一性、連續性,并借助其自身極大的合法性,履行其成立初所承諾的“立即籌備召開立憲會議”,盡快“確定國家的政體形式和憲法”,完成革命后國家政權的建構任務。對此,納波柯夫(時為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回憶說,政變后的初期,臨時政府和總理李沃夫本人的威信是非常高的。本來首先應該利用這種狀況來鞏固和加強政權,整個俄國對他曾經寄托過極大的期望,然而他卻辜負了這種期望”(22)。換言之,臨時政府并沒有把召開立憲會議、建構民主共和國提上議事日程,只是不斷變換會議日期。33日,其宣稱要立即籌備召開立憲會議,到614日才宣布917日為召開立憲會議的具體日期。89日,又把立憲會議日期改為1112日。

                         

                        2月到10月,臨時政府雖然更換多屆,但是除了不斷延遲會議的日期之外,其他作為乏善可陳。最終,立憲會議沒有開成。臨時政府緣何遲遲不開立憲會議?這其中,既有執政者思想認識上不想為、不愿為的原由,也有其素質能力上不能為、不敢為的問題。從思想認識上說,立憲民主黨等自由派擔心過早召開立憲會議會讓社會主義者成功奪權。

                         

                        從素質能力上說,無論是革命民主派還是自由派,其理論準備和實踐經歷也不足以支撐他們完成制憲立國這樣的建國大業。俄羅斯有的學者指出,要在全國范圍內保持政權體制的平衡,本應在19177月以前召開立憲會議或確定由蘇維埃協商代表大會取代立憲會議。

                         

                        事實上,立憲會議遲遲不開還與臨時政府把其合法性基礎置于“繼續戰爭、不斷進攻”之上密切相關,它把繼續戰爭視為是加強政權、拯救國家的法寶。臨時政府對于戰爭宗旨的宣言就指出,要通過繼續戰爭去“建立統一的人民意志”、“拯救危險中的國家”、“鞏固得到的自由”。“他們希望通過革命的民族主義訴求,使革命形勢獲得轉機并贏得戰爭,從而既可以確保同西方的結盟,又能在國內穩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23)加上臨時政府合法地執掌了全部權力,又是國家角色的承擔者,因此,除了繼續戰爭、不斷進攻這個目標非常明確之外,臨時政府對于召開立憲會議、完成革命建國任務也就愈加不緊迫。

                         

                        然而,立憲會議遲遲不開,臨時政府始終就是“過渡性、臨時性”的政權組織,其權力與權威也受到限制。臨時政府成立時,杜馬臨時委員會與彼得格勒蘇維埃執委會對于立憲會議的法律地位明確了三項原則,即立憲會議將代表全民的意志、在立憲會議之前“不預先解決所有迫切問題”、立憲會議是“俄羅斯土地的主人”。這三項原則意味著臨時政府作為一個過渡的政權組織,存在于未來立憲會議決定政府和憲法形式之前。它雖然被授權在立憲會議召開之前管理國家,但無權解決當時俄國面臨的任何重大問題,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設的管理制度,因為所有重大而又迫切的問題都必須由立憲會議來做出決定(24)。就此而言,臨時政府的權力與權威甚至還不如沙皇,恰如托洛茨基所概括的那樣,舊政權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而新政權處于大家的軟禁狀態

                         

                        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的“無所作為”又決定了其最終的“無地位”。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必須處理是否繼續戰爭,是否要單獨與德國簽約媾和;二是國內民主改革是應該開始還是拖延下去。然而,臨時政府選擇了繼續戰爭、拒不改革。它猶如一頭“犟牛”,自始至終不去解決包括除政權組織問題之外、諸如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革命之初便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等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并把這些問題推至遙遙無期的立憲會議。“臨時政府的領袖們總是把自己視為暫時的掌權者,直到立憲會議召開。認為只有等到那時,通過制定憲法,選舉了真正的合法政府,才有可能解決上述這些關鍵問題或難題。”(25)然而,正是臨時政府在推進民主改革上的不作為,以及繼續讓俄國處于戰爭狀態的亂作為,削弱了臨時政府合法性基礎,使其無力無權,毫無威信。

                         

                        3月到10月,臨時政府施政盡管受到蘇維埃的掣肘,但是,革命民主派并非要問鼎權力,更不是要執掌權力,他們只是一味地、毫無原則地與臨時政府進行聯合、妥協,最終都是互推責任、互使對方癱瘓。切爾諾夫指出,俄國革命的悲劇在于國家政權掌舵的人和政黨懼怕承擔責任,患了權力恐懼癥,以往的大多數革命都是進行殘酷的奪權斗爭的舞臺,而我們俄國革命有時卻退化成躲避政權、把政權推給別人的斗爭。聯合執政的各政黨都想把權力負擔轉嫁給別人”(26)。因此,二月革命后,俄國表面上進入了兩個政權共同治理、共同負責的時期,但實質上是進入了兩個政權互不管理、互不負責的境地。德·阿寧說:“‘兩個政權’時期,國家似乎是由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同時進行管理的,實際上政府只擁有很小的一部分主權,而蘇維埃,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占多數的時候,倒沒有貪圖權力,按照蘇維埃的妥協派領導人的意見,它只應該是一個對政府施加壓力的機關。然而,臨時政府未經蘇維埃的同意,就什么重要的事情也辦不成,結果,這兩個機構都互使對方陷入癱瘓狀態。”(27)

                         

                        由于“國家”存在的要件之一是其擁有一個能夠集中和行使國家權力的中央政府。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指出,“集權是國家的本質、國家的生命基礎。只要存在國家,每個國家就會有自己的中央,每個公民只是因為有集權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職責”。就此而言,二月革命后俄國進入了“無國家時期”,因為并存的兩個政權沒有建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沒有形成統一完整的權力中心。我國學者姚海指出,二月革命后俄國政治局面中的雙重政權現象實際上只是一種表象,更本質的特點是無政府主義泛濫。與其說是出現了雙重政權或兩個政權并存局面,還不如說是在空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下存在著兩個政治中心,因為實質性的問題不是真正的權力機構多了,而是政權的權威不夠,或者說是沒有強有力的政權(28)

                         

                        從國家權力的結構層面中央和地方關系上看,中央統合不了地方,國家一體化進程遠未實現。兩個政權并存本身就表明整個國家還沒有確立一個比較穩定的中央權力結構,政權危機頻仍不斷即是明證。捷列申科(時任外交部長)曾統計,在臨時政府存在的197天時間里,有56天處于危機狀態。由于中央自身不穩定,自然也就無法整合地方,地方與中央脫節的進程加快、加深。一方面,中央權力全部遭到瓦解。地方的城鎮區域宣布它們自己獨立于首都;鄉村也宣告自己是獨立自主的共和國;民族和種族組織控制其領地并宣告自己是獨立國家。另一方面,社會革命行動也被證明是對權力的“非中央化”。通過民主選舉建立的一些委員會,如市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公共組織委員會、村社委員會和蘇維埃等,聲稱他們擁有“獨立自主”權,堅決捍衛其所在地區和團體的利益。這些委員會完全不顧國家的整體性,自己制定并通過法律來保障地方社會關系的重建(29)

                         

                        由于中央集權難以實現,國家權力被分割、截留,地方便出現了權力中心多元、多重權力并存的局面。在人民自由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葉·尼·特魯別茨科伊公爵就指出,“我們都說,最終必然恢復單一權力。可是,我們這里(彼得格勒)卻是雙重權力,其它地方有時竟是十重權力。薩拉托夫省特別委員謝苗洛夫也指出,在整個俄國都不只是雙重權力問題,而是多重權力,同時也可以說沒有真正合法的權力。到了8月,一大批州、省、市同中央斷絕了行政聯系,使俄國變成了許多獨立存在的自治的地區,它們同中央的聯系幾乎完全在于……對國家紙幣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在這些“新出現的地區”,由革命激發的政治熱情淡薄下去了,而越來越多混亂、殘酷和無政府主義形式的社會斗爭則大大加強(30)

                         

                        再從國家機器層面看,作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體現者的政府機關、警察、軍隊等都處于無組織或是崩潰狀態。國家機器是國家權力的容器,也是國家權力行使的物質表現形式。馬克斯·韋伯指出,國家的本質在于其對暴力使用的合法壟斷,“國家被視為應用暴力‘權利’的唯一源泉”(31)。因此,二月革命后國家機器的全面瓦解、癱瘓,這既表明了臨時政府沒有實現對強力使用的合法性壟斷,又表明其缺乏統治能力,難以承擔國家的角色,更是革命后無國家、無政府的最好體現。

                         

                        一是警察系統無組織、全面解體。據納波柯夫回憶,革命后“在全俄國掀起了反警察憲兵運動,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無政府狀態便逐漸發展起來”。致使整個控制系統和全部警察處于完全無組織狀態,這在俄國分崩離析的整個過程中起了極大的作用。而臨時政府對此卻毫不作為,“不僅沒有采取什么行動來阻止這種不斷加快的瓦解過程,而且連作這種嘗試的想法都沒有”(32)。隨著無政府狀態不斷惡化,卻沒有可依靠的警力來整治。全面的無政府狀態在逼近,新政權沒有某種警察形式的實力,而警察卻是世界上從英國和法國開始的所有文明國家都認為是必要的……新政權只局限于演說家勸說人民克制和不使用暴力,但是靠這種辦法是長久不了”(33),只會加劇暴力和無政府狀態。在彼得格勒,犯罪事件不斷增加,酗酒、放縱的局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日見惡化。當局依然無所事事或者只是提出要求,沒有采取堅決的措施,所有的命令指示都無人執行,無政府主義已經出現。”(34)

                         

                        二是行政管理體系的癱瘓、瓦解。斯考切波指出,二月革命之后,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機構包括警察部門在內,都徹底瓦解了,試圖通過自治局和杜馬來重建行政機構的努力,因為分散化的地方和區域性團體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而面臨著巨大的困難(35)。由于行政管理體系已癱瘓,只好寄托于政治家技能來治理。克倫斯基回憶最初的一次內閣會議上,部長們或多或少都會談論同一件事,地方行政管理已經崩潰,權力現在已經屬于各種各樣的公共委員會。部長們坐在一起很長時間討論,想知道怎么辦?李沃夫總理告訴大家,行政管理消失了,……我們要對目前在位的政治家們充滿信心、必須對人民對俄國的忠誠充滿信心”(36)。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面革命打碎、瓦解了舊的行政管理機關,但新的行政管理機構卻缺乏權威、效能低下,職員們不想干事,只想加薪水。如郵電部總監亞尼艾列爾將軍抱怨說,他們新的郵電部一片混亂,策列鐵里不干事情,都要任命第四任部長助理,下級職員不再聽話,大家都不好好工作,把每天送5次信改成送2次,未分揀的信件堆積如山。還一致要求提薪,年度預算增加了6500萬盧布,還是不夠,提出了種種不可思議的要求”(37)

                         

                        三是軍隊的徹底瓦解。對于軍隊為何遭到瓦解,今天的學者們基本上都強調蘇維埃先后頒布的“一號令”以及《士兵權利宣言》,在極大地推動軍隊民主化、保護士兵民主權利的同時,對于軍隊首長權威則是打擊有余,也成為了徹底瓦解軍隊紀律的利器,“士兵和軍官的位置完全顛倒過來了,士兵成為軍隊的主人,士兵委員會實際掌握了軍隊,這不但使前線部隊處于混亂和瓦解,后方部隊同樣處于渙散之中”(38)。此外,二月革命后,臨時政府仍然堅持繼續戰爭的政策,更加快了早在革命前紀律就已嚴重動搖的軍隊瓦解,因為誰也不愿繼續打下去——無論是軍隊還是人民。尤其是618日,臨時政府貿然發動軍事進攻而遭到慘敗,直接把軍隊帶向了徹底瓦解之路。事實上,無論是蘇維埃頒布的一號令,還是其頒布的士兵權利宣言書,都表明臨時政府沒有掌握軍隊,軍隊不但沒有成為國家職能、國家權力行使的重要保障,反而因其自身的瓦解與對外戰爭的潰敗,加劇了國家無政府狀態。德·阿寧說:一個既沒有警察也不能依靠軍隊的政府及其部長能有什么作為呢。”(39)當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武裝起義時,臨時政府已經沒有可以調用的強制資源來進行抵抗。

                         

                        阿倫特(Hanna Arent)指出,歷次革命最偉大的事件都是立國之舉。二月革命打碎了沙皇舊制度、掃除了專制舊權威,但是立國之舉被推至遙遙無期的立憲會議,遲遲未決,革命后并存的兩個政權實質又是無政權,且政權危機不斷,這使得革命在釋放政治自由、激發社會參與大爆炸的同時,最終鑄成了無政府主義的惡濤駭浪,把俄國推入了一種無國家的自然狀態、從未有過的大混亂,無論是在戈斯托梅斯爾時期或拔都入侵之后,還是在17世紀的混亂時代,俄羅斯從來沒有經歷過20世紀的今天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完全的混亂,是俄人在1055年內用艱苦勞動建立起來的、整個國家的崩潰和無政府狀態”(40)

                         

                        1917年春天開始,俄國社會普遍流行著現在自由了,想干啥那就干啥,到處是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行為,社會崩潰,國家秩序蕩然無存。英國作家赫伯特·威爾斯指出,到1917年底,俄國正在經受著我們這個時代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不曾經受過的全面崩潰。俄國軍隊丟棄了前線、跑回俄國,武裝的農民像一股狂潮涌向家園,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許多地方發生了農民起義,在燒毀莊園的同時常常對地主進行殘酷懲罰,這是人類本性中最陰暗的力量因絕望而爆發。在這樣一個深厚的土壤上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軟弱的臨時政府卻不能有效地給予抵制(41)

                         

                        一般說來,人民可以長期過著有政府、而沒有自由的日子,但人民不能長久地忍受僅有自由、而沒有政府的日子。亨廷頓說:“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42)毫無例外地是,從1917年夏天,俄國人民對于革命后無政府狀態和缺乏堅強政權的不滿情緒開始持續增長。據庫羅帕特金日記記載,他于6月、8月在舒里滿、霍爾姆等地看到,居民情緒激動,除個別人外,都不贊成騷亂,認為過去更好的說法越來越多。有的農民向其抱怨,由于缺乏強有力的政權和士兵們的胡作非為,農村出現了混亂和專橫的現象,新的壓制比舊的更壞”。由此,他們對于加強紀律、重建秩序的愿望非常迫切,“沒有牧人,羊不成群,要盡快有一個牧人”。甚至有農民不惜讓德國人來治理,“畢竟他們一來就會秩序井然”。出于對政府軟弱無能的擔心與無奈,整個社會彌漫著沮喪情緒,連國家杜馬原主席羅將柯也公然說,“如果德軍重建彼得格勒的法律和秩序,他一定表示歡迎”(43)

                         

                        對此,斯考切波指出,從1917年夏天開始,俄國革命的真正困境并不在于應該由誰來領導,革命的問題在于是否有人能夠擔當領導,是否能夠根本重建全國秩序(44)。俄羅斯的研究者也指出,對于那些還未擺脫家長制政權觀的群眾的行為來說,最重要的是政權崩潰這一事實,而不是由誰來接管政權”(45)。事實上,一個無政府主義和崩潰瓦解的社會,總是催生著對國家政權、對秩序有效建構的需求和渴望,總是吁求國家權力、秩序和紀律的強而有力,如果對無國家狀態這種描述十分糟糕,那么國家就會顯得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就像在牙痛時去找牙醫一樣”。因為相對于無政府狀態,國家對其轄區內的暴力使用必須擁有壟斷權,能夠保護該轄區內所有人的權利,這也是需要國家的兩個最為基本的理由(46)

                         

                        從本質上說,二月革命后無政府主義泛濫是臨時政府軟弱無能、國家權力遭到極度削弱、權力和權威出現真空的客觀反映。歷史經驗表明,對國家權力的過度破壞很容易為國家權力的極度膨脹提供“溫床”。當存在權力真空時,政治共同體往往會退到統治權更強硬的時代,因為大多數人此時都會渴望出現某個強行推行秩序的鐵腕人物(47)。因此,革命后無政府狀態下構建政治秩序往往都會出現一段專制獨裁的強硬政權期。阿倫特指出,這是一切革命政府都會碰到的絕對性問題,即革命推翻了君主絕對專制之后建立的仍然是專制統治(48)。如英國革命后有過克倫威爾的軍事獨裁,法國革命后有過雅各賓的恐怖專政。

                         

                        雖然不能說俄國二月革命一定要遭此“宿命”,但社會輿論還是普遍認為要消除革命后無政府狀態,非經個人專制、軍事獨裁專政不可。有的俄羅斯學者指出,“在世界范圍內——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歐洲、拉丁美洲,不管在什么地方——擺脫這種狀況只能通過建立專權的道路(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很少有人對此有好感,這簡直讓人不寒而栗,但這是事實”(49)。的確,隨著政權危機頻發,無政府狀態加劇,二月革命后社會輿論越來越支持建立鐵腕政權,甚至把堅強政權與專政獨裁劃上了等號。人人都在叫喊要有堅強的政權。說出路在于專政,在于鐵的紀律,在于迫使‘左’、‘右’兩方面的一切不服從的人默默服從。”(50)

                         

                        不但社會輿論主張建立堅強政權,一些社會團體、企業家還尋求與將軍們結盟,認為堅強政權除了軍事力量外,就沒有其他任何力量可依靠了。如技術型知識分子的聯合組織、“比沙拉比亞鐵路協會”、“共和國中心”等主張實行“強硬制度”,以恢復秩序,并與軍事聯盟、哥薩克部隊聯盟委員會、喬治十字勛章獲得者聯盟、被俘逃脫者聯盟、殘疾軍人聯盟、軍人義務聯盟等軍事組織建立了聯系。在共和國中心的軍事部里,人們還很快意識到臨時政府不能鞏固政權,治國無能,因此,必須拋棄它,實行軍事專政,“如果說沙皇制度在許多方面只是不妥當的話,那么臨時政府的制度正變得不堪容忍……應該結束它”(51)

                         

                        面對無政府主義泛濫猖獗,各主要政黨也認為兩個政權并存對俄國來說就是沒有政權,并希望建立堅強政權,消除無政府狀態,重建國家秩序。克倫斯基說:“兩個政權并存這種狀況標志著國家出現了嚴重分裂,孕育著潛在的或公開的國內戰爭。誰也不愿意讓兩個政權的狀況繼續下去;相反,大家都在盼望出現鞏固的、統一的‘鐵腕’政權。”(52)切爾諾夫指出,深受沒有政權之苦的國家急需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這個政權將一手勇敢、堅定并有權威地整頓秩序;而另一手更勇敢、更堅定、更有權威地進行社會改革。當然,對于何為堅強政權,主要政治力量已經有了明顯的政治分野。如立憲民主黨是贊成建立軍事獨裁。米留可夫說:“不能采取騎墻態度……能把俄國從無政府狀態下解決出來的只有軍事獨裁。”(53)而列寧則強調:一個十分堅強的政權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只是希望這個政權完全掌握在大多數工兵代表手中。”(54)因此,布爾什維克黨主張政權歸蘇維埃,建立工農民主專政。

                         

                        隨后發生的七月事件對于國家政權問題的解決是一個轉折點,它直接把構建堅強政權提上了議事日程。7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示威游行,要求所有政權歸蘇維埃,但遭到臨時政府鎮壓,傷亡200多人,這一事件被托洛茨基稱為半個起義。雖然列寧主義者并沒有準備奪取政權,所發生的是一個革命化了的軍隊的自發行動,但是對立方稱這個事件是國家政變的嘗試(55)。同時,7月事件也幫助社會根據切身體會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好惡,把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問題提到實際日程上來(56)

                         

                        通常,革命之后的國家政權都是由推翻舊政權的力量所建構。經由七月事件,布爾什維克黨遭到沉痛失敗,報紙被查封,列寧等革命領袖被通緝,革命力量大受挫折,因此,民主派和自由派開始主導所謂“堅強政權”的建設。他們把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革命的“主要威脅”,并斥之為“反革命、反人民”,并加大了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鎮壓、逮捕。同時,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等民主派主導的蘇維埃,授權并支持克倫斯基把臨時政府打造成擁有無限權力的“革命政府”,甚至不惜讓其走向個人專制獨裁,以“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反革命、拯救國家”。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唐恩說:“我們不僅準備支持臨時政府,我們不僅授予它充分的全權,我們還要求政府使用這個權力。”(57)

                         

                        78日,克倫斯基被任命為總理,當天臨時政府宣稱其施政的基本任務是維護新的政治秩序,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反革命,并承諾如期召開立憲會議,起草包括土地改革方案、勞動、社會保險等法律。79日,工兵代表蘇維埃執委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執委會聯席會議宣布臨時政府為拯救革命的政府,承認其擁有無限的權力,以同任何形式的反革命和無政府主義展開堅決斗爭。712日,臨時政府下令在前線恢復實施死刑和建立軍事法庭的重要措施。隨后,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還頒布了兩項旨在鎮壓對當局的任何反抗的嚴酷命令,要求每一個公民對當局絕對服從,稍有反抗就要被逮捕。

                         

                        革命民主派雖然自己并不想掌權專政,卻促進了克倫斯基走向個人獨裁專政。721日晚,蘇維埃召集了除左翼激進派之外主要政黨代表的緊急會議,讓克倫斯基集中權力更有保障:一是會議認為只有克倫斯基有能力而且有權力挽救國家;二是會議明確克倫斯基可以全權組閣,不受某些政治組織和政黨的奢望、冀求和壓力的影響,完全獨立自主地遴選部長”(58)724日,第二屆聯合臨時政府成立,克倫斯基擔任總理、總司令,權力更集中,行動更趨向獨立于蘇維埃。鄧尼金回憶道,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蘇維埃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相互關系在外表上也發生了變化,內閣總理不是躲避、就是蔑視蘇維埃和中央委員會,既不出席它們的會議,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向它們報告工作”(59)。克倫斯基本人也愈來愈經常地宣稱,他做事既不考慮黨的學說,也不考慮黨的利益”(60)

                         

                        正是由于克倫斯基建立“堅強政權”的努力,契合了當時俄國支持強有力政權、消除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心理,其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以前還能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七月以后,大多數居民仍然擁護臨時政府,并未跟著布爾什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走,直到科爾尼洛夫叛亂以前,各階級和社會集團中明顯的大多數都支持克倫斯基和他的政府,把他當成全國的領袖和國家統一的象征。”(61)阿列克謝耶夫還滿懷期待地致信克倫斯基說,上帝給您很多,您的手中已經集中了巨大的權力和能力,足以治愈祖國早就罹患并備受折磨的各種惡疾,希望其能夠鐵腕”治國,恢復秩序,千萬不要辜負人民的這種期待(62)

                         

                        然而,民主派和克倫斯基實際上是堅持階級調和,希望有著利益沖突的各個階級能夠“和衷共濟”、聯合治國,繼續維持“兩個政權”并存。托洛茨基指出,“克倫斯基的如意算盤是要超越于癱瘓的民主派和資產階級之上,在雙方的贊同下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權。這種超越于各階級之上的命運主宰者的思想不是別的,正是波拿巴主義”(63)。但是,這種波拿巴主義的做法,既不能讓資產階級感到滿意,更引起了革命群眾的憤怒,最終,不但招來了科爾尼洛夫叛亂,還引發了布爾什維克革命。

                         

                        列寧在4月初就指出,兩個政權并存“‘這種交織是不能長久的。一國之內決不能有兩個政權,其中必有一個化為烏有”(64)。七月事件之后,自由派和民主派盡管有了布爾什維克這個共同的敵人,也都贊成把臨時政府建成一個強有力政權,但是,他們在以誰為中心、怎樣建立堅強政權以及如何處理與蘇維埃關系等問題上存有分歧,實際上是他們在建立單一政權,還是建立聯合政權上的差別。前文提到,革命民主派并不想獨自掌權,希望支持克倫斯基建立堅強政權,堅持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執政,實質仍是維護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齊赫澤在國務會議上講得非常明白,“它并不渴望取得政權,也不希望由自己實行壟斷,它已做好準備支持任何有能力保衛國家和革命利益的政權,但是不能取消蘇維埃,因為只有蘇維埃才能使國家免于陷入無政府狀態”(65)

                         

                        自由派主張以科爾尼洛夫將軍為首建立軍事獨裁,不受蘇維埃牽絆的單一政權。“此前,資產階級革命領導人一直希望借助溫和派社會黨人去馴服革命,但此時,他們到處尋一個能馴服或擊潰溫和社會黨人和布爾什維克的軍事獨裁者。”(66)715日,立憲民主黨給克倫斯基的政策聲明中就明確要求臨時政府獨立于蘇維埃,結束權力多元化。隨后,立憲民主黨九大及相關會議明確要實行軍事獨裁。在他們看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沒有獨立于蘇維埃,仍然軟弱無力,分裂加劇,國家混亂。獨裁和流血屠殺不可避免,要把政權交給那些不怕成為暴君的人,只有軍隊將領“現在還能夠應付這種混亂的局面”,“我們不得不向將來獨裁者獻出比克倫斯基還多的東西,別無選擇——只能流血”(67)

                         

                        8月中旬,在莫斯科召開的國務會議上,民主派主張聯合執政、自由派主張軍事獨裁已經是涇渭分明。克倫斯基在會上強調,國家的治理應該建立在聯合的原則之上,竭力宣稱要超越黨派,彌合階級、政黨間的分歧。同時,希望樹立其個人權威,讓舉國統服。結果,他個人權威沒有樹成,與會者倒是見證了其無能,而讓科爾尼洛夫搶占了風頭,形成了以科爾尼洛夫為首建立軍事獨裁的新陣營。根據米留可夫的判斷,莫斯科國務會議惡化了臨時政府的處境,暴露出國家已經劃分為兩個陣營,它們之間實際上不可能達到和解和妥協了。同時,國務會議強化了資產階級的自我感覺,使他們的急不可耐的情緒更加強烈了(68)

                         

                        在科爾尼洛夫看來,克倫斯基與蘇維埃沒有拗斷關系,對“敵人”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堅決鎮壓,臨時政府在“蘇維埃中的布爾什維克多數的壓力下,正完全按照德國總參謀部的計劃行動。它從內部摧毀軍隊,動搖國家的基礎”。為此,科爾尼洛夫以“拯救垂死的祖國”為名,于826日通告全國,要求臨時政府把全部民事和軍事權力交給他”(69)

                         

                        若從國家建構需要統一國家權力上說,科爾尼洛夫圖謀軍事獨裁、建立單一政權對于軟弱的克倫斯基政權也許是必需的手術。時為英國駐俄國軍事使團團長諾克斯將軍說:“我對克倫斯基政府不感興趣,它太軟弱了。軍事獨裁是必要的,哥薩克也是必不可少的。這里的人民需要鞭子!獨裁——這正好是必需的。”(70)美國研究者喬·C.莫舍也指出,很明顯,科爾尼洛夫是為尋求建立強有力政權而發動政變,他雖然挑戰了雙重政權并存的既定權威,但其目的不是要重回君主制,而是要加強臨時政府,更不是要推翻它(71)。當時,不少上層人士希望科爾尼洛夫成功。末代公主帕芙洛娃就說:“科爾尼洛夫將軍在察覺克倫斯基集團在口頭上的躊躇和對布爾什維克持續的讓步,只可能導致俄國的毀滅后,決定要求軍隊采取更堅決的措施。他的政變并不志在維護君主政體,但我們都希望和期待他的勝利,因為我覺得它或許會把俄國從絕對的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并且可能給我們提供更大的個人安全。”(72)

                         

                        然而,科爾尼洛夫不單是要結束雙重政權并存的局面,更是要反對蘇維埃,這無異于挑明了是要同所有左翼力量進行斗爭。正如鄧尼金所說:“科爾尼洛夫將軍顯然企圖讓軍事領袖重掌軍權,在全國范圍實行軍事法庭的鎮壓,并把鎮壓的矛頭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蘇維埃,特別是指向蘇維埃的左翼。因此,蘇維埃反對科爾尼洛夫的斗爭,已經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分歧問題,而是為自身的存在而進行的斗爭。”(73)這樣,當面臨右翼力量這個共同敵人,革命民主派又聯合布爾什維克結成左翼力量聯盟,很快平定了科爾尼洛夫政變。

                         

                        前文已述,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君主專制,開創了俄國邁向平民政治、民主共和的時代。但革命后立憲會議又遲遲不開,這不僅使臨時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一直處于過渡、不穩狀態,還讓國家政權問題的解決始終處在革命與戰爭進程之中:它既面臨人民群眾對繼續參與勝利無望之戰爭的厭棄,更有他們對解決土地問題的期盼,還面臨革命與戰爭造成的經濟崩潰、普遍饑荒的問題。人民群眾對于“和平、土地、面包”的需求非常迫切,“參加國家制度建設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劇地增加起來。十多年來在政治上沉睡不醒……在政治上萎靡不振的千百萬群眾,現在已經覺醒過來并從事政治活動。”(74)因此,解決政權問題不能無視人民群眾需求,國家建構必須人民同意,并對人民負責。

                         

                        科爾尼洛夫圖謀軍事獨裁實質是把權力和權威置于同一個來源,即獨裁專政之上。他既不是要建立新政體新權威,更沒有回應人民群眾對于停戰媾和、土地改革等迫切要求,仍把這些問題推至立憲會議去解決。托洛茨基指出,“士兵中間和農村里誰也不相信將軍的文告,他們想得到政權,至于土地和結束戰爭的事情他一個字也沒有提。科爾尼洛夫給人民帶來的是戰爭,要他們去保衛將軍們的特權和地主土地所有制”(75)。因此,科爾尼洛夫失敗實屬必然。這也表明,解決政權問題若與人民需要完全隔離、繼續走獨裁專政之路行不通。

                         

                        不同于科爾尼洛夫的軍事獨裁,對于解決國家政權問題,布爾什維克黨主張推動所有政權歸蘇維埃,建立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立即實施革命民主的措施,把土地給農民,給人民以和平。列寧認為,俄國革命的特點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把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俄國應當成為民主共和國,應該建立另一種新的更民主的國家類型,即農民—無產階級共和國,也是巴黎公社式國家。在那里,“唯一的政權屬于工兵代表蘇維埃”,那里沒有警察、常備軍,一切官吏“由下而上全由選舉產生,并根據人民的要求隨時可以撤換”(76)。列寧強調,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不把政權全部交給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背叛民主,就是對民主和民主主義的挑戰,而這正是二月革命以來歷次政治危機政府系統不穩定的根源(77)。列寧還指出,在蘇維埃獨掌了政權的基礎上,執政階級和執政黨的更迭有可能在蘇維埃內部和平地進行。如果政權及時轉歸蘇維埃,對人民來說是最輕松、最有利、痛苦最少(78)

                         

                        可見,政權歸蘇維埃是一條民主地、和平地解決政權問題之路,其目標是要構建一個政權向蘇維埃負責的民主共和國,其實質是蘇維埃憲政主義,要讓政權由人民產生、并對人民負責。同時,政權歸蘇維埃也意涵著人民群眾對國家轉型,即對新政府形式的期盼,更意涵著他們對于公共事務參與的期盼。隨著國家政權問題遲遲不決、政治危機不斷發生,政權歸蘇維埃對于解決國家政權問題路徑和目標的政治示意,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深入人心,并在4月政治危機中,首次得到了游行示威群眾的公開響應。到6月政治危機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完全變成了游行示威群眾反對臨時政府的主要訴求。在7月事件中,不少示威游行群眾涌入蘇維埃駐地,要求民主派他們掌握全權,以建立向蘇維埃負責的政府。

                         

                        事實上,自四月政治危機之后,和平解決政權問題的機會始終存在。隨著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辭職,資產階級失去了他們獨自執掌政府的最后機會。米留可夫承認,“資產階級政府向社會主義黨人投降了”(79)。從5月到10月,臨時政府一直是由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主導,他們是事實上的執政黨,完全能夠推動全部政權歸蘇維埃。但是,他們情愿相信資產階級而不相信群眾。堅持不懈地與立憲民主黨人結盟,一直拒絕放棄聯合執政。列寧指出,蘇維埃本來可以(而且應當)把政權拿到手,不會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支持搖搖欲墜的資本家政府”(80)

                         

                        經由7月事件,布爾什維克暫時放棄了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但是在科爾尼洛夫事件之后,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的威信和影響大為增長,政權歸蘇維埃、和平解決政權問題有了現實可能性。布爾什維克的發展壯大引人注目,到10月份,黨員數從1917年年初的不足3萬人增至20萬人。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化的洶涌澎湃更是令人驚訝。831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以來第一次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關于使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決議。95日,莫斯科蘇維埃也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兩個首都以民主派為首的蘇維埃主席團還先后辭職,讓位給了布爾什維克。繼兩個首都的蘇維埃之后,基輔、哈爾科夫、喀山等10個地區的蘇維埃以及烏拉爾和頓巴斯許多城市的蘇維埃也都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81)。列寧由此斷定蘇維埃的作用再次發生了變化:7月初,蘇維埃是跟無產階級做斗爭的機關,而到8月底,它們成了跟資產階級做斗爭的機關。蘇維埃重新獲得了自己對軍隊的指揮權,歷史再次顯露了些許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82)

                         

                        91日,列寧寫了《論妥協》一文,指出必須利用科爾尼洛夫叛亂被粉碎后所出現的革命和平發展的這一可能性。他認為布爾什維克應該向自己最近的政敵、居領導地位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建議妥協,并且是自愿妥協,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成立一個對蘇維埃負責的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成的政府。布爾什維克可以妥協的就是不要求參加政府,不立刻要求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但條件是立憲會議的日期不再推遲,要有鼓動的完全自由,要有改選蘇維埃的完全自由,自然就能保證革命和平地向前推進,和平地解決蘇維埃內部的黨派斗爭”(83)

                         

                        對于列寧的“自愿妥協”及其建議,研究者都指出了最終被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拒絕這個事實,至于他們緣何拒絕,或是提及甚少,或是語焉不詳。事實上,這與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此時解決政權問題的思路有關。經由科爾尼洛夫事件,民主派既看到聯合政府趨于瓦解、不得人心,又看到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長勢驚人,政權歸蘇維埃可能變為政權歸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因此,他們效法議會民主制,決定召開民主會議,選舉產生全俄民主理事會(預備議會),組建向預備議會負責的政府。這樣,既可取代聯合政府,又可讓政權歸蘇維埃落空。托洛茨基指出,策列鐵里的把戲旨在使布爾什維克為爭取蘇維埃政權的斗爭陷于癱瘓,并企圖人為地把各種組織結合起來勒死蘇維埃。還有一個并非最高的任務——制止貪得無厭的克倫斯基”(84)。唐恩也說,我們認為必須成立清一色的民主派政府來取代有資產階級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因為聯合政府已經明顯開始瓦解我們的指導思想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政權,這個政權依靠的不僅是集中在蘇維埃里的革命民主派,而且還有那些在合作社和地主自治機關內有牢固基礎的分子”(85)

                         

                        其實,列寧建議妥協雖然遭到拒絕,但他并沒有立即提出要武裝起義。從9月上旬列寧寫的《革命的任務》、《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俄國革命和國內戰爭》等文可以看出,一方面,列寧對于政權歸蘇維埃、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還是抱有希望,告誡民主派不要放過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后一個機會,認為這也是革命史上極為罕見的機會。權力歸蘇維埃可以保證革命和平發展,保證人民和平地選舉自己的代表,保證各政黨在蘇維埃內部進行和平斗爭,保證通過實踐考驗各政黨的綱領,保證政權由一個政黨和平地轉到另一個政黨(86)。列寧指出,政權問題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開不管,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應當立即建立穩固的不動搖的政權,只有蘇維埃才能成為真正依靠大多數人民的穩固的政權(87)

                         

                        另一方面,列寧對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能否促進革命和平發展又有擔心,“這一點現在還無法知道”。不過,列寧也鮮明地指出,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照舊同資產階級妥協,不管是怎樣的妥協,那就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他告誡道,“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必然發生最尖銳的國內戰爭。但是如果蘇維埃抓住革命和平發展的最后一個機會,那么無產階級一定會全力支持蘇維埃”(88)。這表明,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再容忍民主派的照舊妥協,也不能再容忍民主派的動搖不定。因為無論是從消除無政府狀態、重建國家秩序的實際需要,還是從國家構成必須具備統一完整的國家權力這一基本要素上說,必須建立“單一政權”,必須統一國家權力,繼續照舊妥協、維持兩個政權并存的現狀是不可能的。列寧一針見血地說:“要么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要么是發生科爾尼洛夫叛亂,中間道路是沒有的。”(89)也可以說,要么是走蘇維埃民主化道路,要么是繼續走軍事獨裁之路,聯合、妥協是不可能的。

                         

                        98日,民主會議還未召開,列寧就洞見到會議的本質和結果,即民主派仍然是在玩弄波拿巴主義的手法,仍然是要與資產階級繼續聯合、妥協。而這正是“912日的結果”(90),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繼續動搖不定,不把政權交給蘇維埃,不推翻克倫斯基,而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無黨派的科爾尼洛夫分子來代替立憲民主黨人)恢復過去同資產階級的腐敗的妥協,不用蘇維埃機關來代替國家政權機關,不提出締結和約,不同帝國主義決裂,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列寧指出,若這樣的結果成為現實,工人起義、奪取政權的國內戰爭就具有歷史必然性了”(91)。正是基于這樣的洞見,列寧于912日致信中央,提出布爾什維克必須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否則,歷史是不會饒恕我們的”(盡管布爾什維克此時已經決定派代表參加民主會議)

                         

                        914-22日,民主會議在彼得格勒召開。其實,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與革命之初自由派資產階級在解決政權問題的思路上是一樣的,都希望產生一個自己能夠主導的責任內閣,這樣既可克服無政府狀態,又可消弭革命危機。果不其然,列寧的洞見變成了現實。出乎民主派意料的是,民主會議并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會議主席團選出了一個全俄民主理事會(預備議會),但并沒有能夠產生出一個向預備議會負責的政府。最后,民主派不得不重走妥協、聯合的老路,于925日,建立了以克倫斯基為總理、包括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代表在內的第三屆聯合政府,但政府并不對預備議會負責,預備議會只是政府的咨詢機構,自然也控制不了克倫斯基及其政府,還加快了布爾什維克發動武裝起義——十月革命的步伐。

                         

                        科爾尼洛夫事件之后,克倫斯基加快撇開民主派、走向個人獨裁專政的步伐。91日,克倫斯基與其他4政治上名聲不好、但絕不會限制他個人獨裁的人共同組成督政府,以集體執政掩蓋個人獨裁,獨掌了國家的最高權力。托洛茨基指出,科爾尼洛夫想把最高司令的權力與政府首腦的權力合在一起,克倫斯基做到了這一點。科爾尼洛夫打算用5人執政內閣掩蓋個人獨裁,克倫斯基完成了這一任務”(92)。民主會議后,克倫斯基還揚言會議的決定對他沒有約束力,認為他才是整個國家權力的代表者。盡管民主派督促克倫斯基要實行其允諾的人民綱領,滿足革命群眾對于“和平、土地、面包”的需求,但克倫斯基拒不接受,還把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建立于軍隊之上,“迷戀于純粹形式上的建立強有力政權的主張,而且不知道這種政權依靠什么和依靠誰,在臨時政府存在的最后的兩三個月里,他完全忙于解決無法解決的問題——使軍隊成為政府的支柱”(93)

                         

                        實際上,克倫斯基是想實現軍事獨裁,成為第二個科爾尼洛夫,完成科爾尼洛夫未竟之志。自然地,他完全不顧人民群眾情緒已經“向左轉”,也無視革命群眾的期盼,還與人民為敵,與革命者為敵。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提出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武裝起義、意味著推翻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十月的選擇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性”。連一向對布爾什維克抱有敵意的人也承認,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合乎規律的。末代公主帕芙洛娃回憶道,“布爾什維克人的政變預計隨時都會發生,就我所能看到的,每個人都準備好歡迎它了,沒有人再相信臨時政府,克倫斯基已經變成可憎的人”(94)。別爾嘉也夫認為,十月革命是拯救病入膏肓的國家必不可少的手術。十月革命的不幸不是革命發生得過早,而是發生得太晚。與其說是布爾什維克直接策劃了革命轉折,不如說是他們利用了這個轉折”(95)

                         

                        []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鳳凰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217頁。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76頁。

                         

                        []·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7-58頁。

                         

                        ④羅將柯的電報全文,參見[]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頁。

                         

                        ⑤此段羅將柯的電報,轉引自[]·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27-128頁。

                         

                        ⑥電報載[]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頁。

                         

                        ⑦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

                         

                        ⑧《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徐天新選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4頁。

                         

                        []·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31頁。

                         

                        ⑩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頁。

                         

                        (11)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頁。

                         

                        (12)[]·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33頁。

                         

                        (13)參見[]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頁。

                         

                        (14)參見[]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255-56頁。

                         

                        (15)參見[]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16)詔書載[]馬克·斯坦伯格、[]弗拉基米爾·赫魯斯塔廖夫《羅曼諾夫王朝覆滅》,張蓓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

                         

                        (17)[]·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12頁。

                         

                        (18)列寧:《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的報告》,http://cpc.people.com.cn/GB/11776281.html

                         

                        (19)Donald W.Treadgold,Twenti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05.

                         

                        (20)[]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王陰庭、楊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3-4頁。

                         

                        (21)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7-358.

                         

                        (22)[]·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59頁。

                         

                        (23)[]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頁。

                         

                        (24)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

                         

                        (25)Alex N.Dragnich,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1,p.570.

                         

                        (26)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頁。

                         

                        (27)[]·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10-211頁。

                         

                        (28)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頁。

                         

                        (29)Orlando 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9.

                         

                        (30)參見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378頁;[]·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87頁。

                         

                        (31)[]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31頁。

                         

                        (32)[]·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59頁。

                         

                        (33)《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4頁。

                         

                        (34)《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頁。

                         

                        (35)[]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頁。

                         

                        (36)Orlando Figes,A People '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356.

                         

                        (37)Orlando Figes,A People '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Penguin Books,1998,p.116.

                         

                        (38)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61頁。

                         

                        (39)[]·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93頁。

                         

                        (40)《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41)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頁。

                         

                        (42)[]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7頁。

                         

                        (43)[]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國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頁。另見《蘇聯歷史檔案選編》(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132頁。

                         

                        (44)[]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何俊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頁。

                         

                        (45)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頁。

                         

                        (46)[]羅伯特·諾奇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姚大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34頁。

                         

                        (47)[]齊佩利烏斯:《德國國家學》,趙宏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頁。

                         

                        (48)[]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頁。

                         

                        (49)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頁。

                         

                        (50)列寧:《布爾什維主義和軍隊瓦解》,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299.html

                         

                        (51)[]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吳昊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頁。另見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334頁。

                         

                        (5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69頁。

                         

                        (53)轉引自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9151頁。

                         

                        (54)列寧:《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305.html

                         

                        (55)[]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吳昊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

                         

                        (56)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頁。

                         

                        (57)轉引自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頁。

                         

                        (58)[]·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64-265頁。

                         

                        (59)[]·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82頁。

                         

                        (60)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頁。

                         

                        (61)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

                         

                        (62)姚海:《俄國革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0頁。

                         

                        (63)[]·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69頁。

                         

                        (64)列寧:《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59/11776749.html

                         

                        (65)[]·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684頁。

                         

                        (66)[]斯維亞托斯拉夫·雷布斯等:《斯大林傳——命運與戰略》,吳昊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頁。

                         

                        (67)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頁。

                         

                        (68)[]·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701717頁。

                         

                        (69)《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徐天新選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4-56頁。

                         

                        (70)[]·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735頁。

                         

                        (71)Donald W.Treadgoid,Twente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16.

                         

                        (72)[]瑪麗亞·帕芙洛娃:《公主回憶錄》,陳婉婷譯,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頁。

                         

                        (73)[]·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82頁。

                         

                        (74)列寧:《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59/11776749.html

                         

                        (75)[]·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745頁。

                         

                        (76)列寧:《給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公開信》,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180.html;列寧:《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305.html

                         

                        (77)列寧:《全部政權歸蘇維埃》,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0/10901142.html

                         

                        (78)列寧:《論口號》,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84.html

                         

                        (79)Donald W.Treadgoid,Twenteeth Century Russia.Westview Press,1990,p.111.

                         

                        (80)列寧:《革命的教訓》,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532.html

                         

                        (81)[蘇聯]··波諾馬遼夫:《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0頁。

                         

                        (8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39頁。

                         

                        (83)列寧:《論妥協》,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2.html

                         

                        (84)[]·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48頁。

                         

                        (85)[]·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2303頁。

                         

                        (86)列寧:《革命的任務》,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7.html

                         

                        (87)列寧:《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http://cpc.people.com.cn/C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8.html

                         

                        (88)列寧:《革命的任務》,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7.html

                         

                        (89)列寧:《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http://cpc.people.com.e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8.html

                         

                        (90)912日本是民主會議召開日期,后推至914日。

                         

                        (91)列寧:《俄國革命和國內戰爭》,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180146/180262/10901449.html

                         

                        (92)[]·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2),丁篤本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45頁。

                         

                        (93)[]·阿寧編:《克倫斯基等目睹的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丁祖永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6頁。

                         

                        (94)[]瑪麗亞·帕芙洛娃:《公主回憶錄》,陳婉婷譯,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7頁。

                         

                        (95)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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