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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齊鵬飛: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對于“國家統一”目標和模式的理論探索以及歷史選擇———種基于歷史文獻的梳理和闡釋

                        作者: 文章來源:《學海》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共為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而艱苦奮斗的歷史關頭。在這個過程中,直面新中國即將誕生需要全面謀劃和統籌其開國的大政方針——包括內外政策、國體政體的大背景和新形勢,中共經過二十余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懈探索和實踐,在積累了豐富而深刻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對于如何正確處理實現“國家統一”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思想認識進一步深化和提升,進一步系統和豐富,開始明晰地意識到教條主義地照搬“蘇聯模式”有違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開始全面徹底地揚棄客觀存在的導致中國四分五裂,導致中華民族離心離德隱患的“民族自決”、“聯邦制”的理念和概念,開始逐步奉行更加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更加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的理念和概念,并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完成了這一戰略轉換,最終將新中國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正式確定為具有鮮明而突出的中國特色、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以“中央集權”為主導的“單一制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關 鍵 詞:中共/國家統一/民族自決和聯邦制/民族區域自治與單一制

                         

                        標題注釋:本文系北京市宣傳文化高層次人才培養資助項目(項目號:2016XCB096)的階段性成果。

                         

                        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在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獨立、人民解放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歷史重責的同時,也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領導中國人民結束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徹底實現中華民族的大統一、大團圓的重要使命。

                         

                        90余年的中共黨史之第一個三十年,也就是自1921年至1949年間中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28年,中共是以革命黨在野身份和地位,提出并實踐自己的國家統一的理念、戰略和政策的,是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是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完成中共在甲國近代以來的第一大歷史任務的革命斗爭中,來逐步推進徹底結束積貧積弱的舊中國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徹底實現中國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之國家大統一,民族大團結的歷史進程的。在此一歷史時期,中共關于“國家統一”的理念、戰略和政策,由不自覺到自覺,經歷了一個由直接搬用“蘇聯模式”而主張“民族自決”和“聯邦制共和國”之“國家統一”道路,逐步向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主張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包括民族實際和歷史傳統的“民族區域自治”和“單一制共和國”之“國家統一”道路嬗變的“歷史大轉折”。最后,終于在20世紀中葉,在徹底顛覆舊中國政權的基礎上,建立了以中國境內的基本統一為基礎的、中共執政的、中國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共為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而艱苦奮斗的歷史關頭。在這個過程中,直面新中國即將誕生需要全面謀劃和統籌其開國的大政方針——包括內外政策、包括國體政體確立的大背景和新形勢,中共經過二十余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懈探索和實踐,在積累了豐富而深刻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對于如何正確處理實現國家統一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思想認識進一步深化和提升,進一步系統和豐富,開始明晰地意識到教條地照搬“蘇聯模式”有違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弊端和不利影響,因此開始全面、徹底地揚棄客觀存在的導致中國四分五裂,導致中華民族離心離德隱患的“民族自決”、“聯邦制”的理念和概念,開始逐步奉行更加符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更加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的理念和概念,并最終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完成了這一戰略轉換,最終將新中國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正式確定為具有鮮明而突出的中國特色、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以“中央集權”為主導的“單一制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史的積淀”——中共在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以前對于國家統一之目標和模式的理論探索

                         

                        1921年中共成立以后,第一次明確提出解決當時中國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而實現中國境內各區域、各民族大統一之國家統一的戰略目標和具體方案,是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會議閉幕時發表的《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里奮斗的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①《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認為最近要極力要求:(1)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2)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3)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為真正民主共和國;(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5)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②19236月,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進一步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發生關系由各該地民族自決。”③同年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問題之計劃》中對于民族自決聯邦制問題更是有了初步的解釋:在國家組織之原則上,凡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語言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聯邦制,很難適用單一國之政制;在中國政象之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尊重民族自決的精神,不應該強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④

                         

                        這里,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中共最早提出的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是以聯邦制為底色的,即以承認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權為前提,以統一的中國本部聯合各少數民族自治邦來建立聯邦制的新中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也是中共在探索實現國家統一道路的艱難歷程中關于解決國家結構和形式問題、關于解決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最初的政治主張。

                         

                        為什么中共成立以后最早提出的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是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中央集權之單一制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的,以承認各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權為基礎的聯邦制國家?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內在驅動,也有外來影響,是歷史合力的結果。擇其要者,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中共對于當時中國社會流行的聯邦主義思潮、地方自治思潮、民族自決思潮及其社會實踐——“聯省自治運動的正面回應。二是中共受共產國際成立前后列寧的民族自決聯邦制思想和共產國際關于民族問題的決定的深刻影響和嚴重制約。

                         

                        中共是在列寧以及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和指導下成立的,中共二大又決定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下屬的一個支部,列寧的民族自決聯邦制思想、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以及有關的共產國際決議對于幼年的中共而言,不僅僅是一般性的指導原則,而且是帶有約束力的指令,必須無條件地貫徹執行。中共二大第一次制定的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就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這一印記。這也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共最初仿效蘇俄建國的實踐經驗而提出聯邦制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時,也絕不是機械地、教條地照搬,而是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初步的中國化改造的,即將民族自決權地方自治權僅僅賦予了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蒙古、西藏、回疆三部,至于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即中國本部,則主張實行傳統的中央集權。很明顯,這是與蘇俄有所不同的單一制聯邦制相結合的特殊形式的聯邦共和國。而且是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才逐步將民族自決權地方自治權”的行使對象由傳統觀念的“五族共和”中的“蒙古、西藏、回疆三部”擴大到“中華民族”這個“國家民族”大概念中的中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各少數民族。另外,中共所主張的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其根本目的并非是導致“國家分裂”之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與中國脫離之“民族獨立”,而是以此為“國家統一”的過渡形式,是“先分后合”,看重的是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在獲得民族解放、民族平等以后與內地即中國本部的“聯合”和“統一”,是加入“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國家統一”。這些積極的思想因素,為其后中共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處理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處理民族問題,處理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上,逐步推進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逐步揚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模式,而歷史性地選擇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模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自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政治主張以后,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聯邦制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一直是中共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處理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處理民族問題、處理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基本準則,并得到堅決的宣示和貫徹執行。

                         

                        當然,由于在建黨時期和大革命時期,一方面中共還沒有直接觸及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問題,另一方面,中共還沒有建立自己的獨立政權,所以,中共以俄為師所建構的以民族自決基礎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僅僅是一種純理論意義的探索,僅僅停留在政治主張和政治口號層面,并沒有條件付諸實踐和具體化實施。

                         

                        這種情況到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中共在各地通過武裝斗爭的方式紛紛建立起工農武裝割據的蘇維埃政權以及自己的紅色根據地,尤其是1930年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召開以后,1931年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基礎統一各革命根據地的中央政權機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以后,中共將以民族自決基礎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由純理論意義的探索,演進到政權建設、國家建設的法治化層面,就有了政權的依托,就有了把革命黨的政治主張轉化為革命政權的施政綱領的基礎和條件。

                         

                        早在19305月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召開之際通過的一系列政治文件中,中共就已經為這種轉化做了必要的前期準備工作——《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中明確指出:中華蘇維埃的十大政綱之一就是根據民族自決權原則,一切少數民族有完全分立與自由聯合之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中明確指出:蘇維埃國家根本法最大原則之四就是徹底的承認并且實行民族自決,一直到承認各小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回、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的這些弱小民族,他們可以完全自由決定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可以完全自愿的決定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指出:“現在國內各少數民族(蒙、回、藏、苗等),一樣的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漢族地主的壓迫與封建勢力的束縛。大會一致通過,承認國內各少數民族有完全分立與自由聯合的自決權,堅決贊助各少數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漢族地主與封建勢力的民族解放斗爭,并贊助其建立蘇維埃制度。”⑦

                         

                        因此,到了1931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這種轉化的實現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了。會議前夕,《中共中央關于憲法原則要點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就已經明確提出:憲法原則要點如下:……八、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十四、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望提此原則要點在蘇大會通過。”⑧據此,193111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憲法)的任務,在于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⑨同日發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也明確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反對帝國主義對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任何侵掠,而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決。”⑩1934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再次作出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相同的規定。(11)1934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更是具體規定: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中國境內各民族訂立組織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條約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項權力(12)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獨立的中央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宣告成立,即把中共二大提出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作為自己的建政和建國綱領付諸實踐,雖然新國名并非最初設計的中華聯邦共和國,而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3),但是其關于中國境內各弱小民族擁有完全自決權、可以實行徹底的民族自決、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脫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具體論述,充分表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中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193410-193610月中央工農紅軍萬里長征期間,由于三大方面軍所經略的地方有相當一部分為少數民族聚集區,中共逐步開始將民族自決聯邦制理論在所經略的地方對少數民族進行有針對性的介紹和宣傳,將其少數民族政策付諸實踐,直接處理與少數民族間的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開始將民族自決聯邦制理論在少數民族中有針對性地介紹和宣傳。

                         

                        當然,由于中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權機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僅僅是局部執政,實際維系時間也并不長(14),而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進行萬里長征時經略少數民族聚集區都是非常短暫的,所以,一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共二大提出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國家統一模式,也就始終基本停留在政治主張、政治口號以及憲法原則之一紙空文的程度上和范圍內,并沒有能夠真正付諸實踐并得以全面實現。

                         

                        抗戰八年,是中共在探索解決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問題,探索解決國家統一之目標和模式問題方面,實現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現其國家統一的理論與實踐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重大的、實質性進展的八年。

                         

                        1937年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因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命懸一發之危急形勢,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上升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嚴峻挑戰,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使中國境內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均被牽扯進來共同面臨著亡國滅種之現實威脅,這導致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之整體性民族觀念、民族意識空前覺醒。也隨著中共在倡導和踐行全民族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對于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對于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問題、對于少數民族問題、對于“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之思想認識的不斷深化和提升、不斷豐富和全面,中國共產黨開始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始自覺地調整自中共二大以來形成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之“國家統一”之目標和模式,初步形成了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淡化‘民族自決’觀念,強化‘民族區域自治’意識”;“淡化‘民族分離’和‘民族獨立’觀念,強化‘民族聯合’和‘民族統一’意識”之“國家統一”的新理論和新政策。

                         

                        抗戰八年,一方面,中共并沒有放棄中共二大以來就提出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之傳統目標和傳統模式,仍然一如既往地將其作為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解決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問題,解決少數民族問題,解決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基本準則和公開的政治主張,但是另一方面,在倡導和踐行全民族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過程中,在爭取實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實踐過程中,中共也逐步覺察和認識到之前的國家統一之傳統目標和傳統模式,存在很多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不相適應的弊端,尤其是如果繼續教條地照搬列寧、斯大林“民族自決”理論和共產國際、蘇聯“聯邦制”實踐中為了達至實現“民族解放”、“民族平等”之目的而無條件地鼓勵各少數民族“獨立建國”并與主體民族相脫離、相分裂的“民族自決權”,勢必將加劇中國已經是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現實境遇,使全體中華兒女之中華民族的大團圓、大統一的夙愿實現永遠遙不可期,而且也非常容易落入日本帝國主義同樣打著賦予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權”的旗號實則是為了徹底分裂中國之陰謀圈套。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繼續抽象肯定并堅持“民族自決”、“聯邦制”之建國基本理念、基本原則的同時,逐步將“民族自決權”理論中原有的賦予各少數民族可以獨立建國、可以自由地選擇與主體民族脫離、與“中華聯邦共和國”脫離的基本內容揚棄,具體否定了“民族自決權”理論中原有的鼓勵“民族分離”、“民族獨立”的極端偏向,并主張用更加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之理念和概念來取代“民族自決”之理念和概念,主張已經通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獲得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各少數民族在統一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框架下實現“民族區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不是“先分后合”,而是“不分即合”。將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和統一遠遠放置于中國境內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在內的各民族的獨立和聯合之上。如此,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就逐步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處理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處理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并最終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的新目標和新模式。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建立建設革命的三民主義聯邦共和國或曰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國家統一目標和模式,有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在以漢族人為主體的內地(即中國本部),以分權制均權制地方自治實現中國的統一,以聯邦制的方式實現中國的統一。二是在內地的少數民族聚集區和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以民族區域自治之理念和概念逐步取代民族自決之理念和概念,以聯合為主旨、以統一為主旨的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以聯邦制的方式實現中國的統一

                         

                        也就是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處理少數民族實現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問題,處理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關系問題,處理內地(中國本部)與內地(中國本部)少數民族聚集區、與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共同建立建設革命的三民主義聯邦共和國或日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問題方面,其有意識地淡化或回避民族自決觀念,而強化或直接替代為少數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在統一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聯邦共和國或日新民主主義聯邦共和國框架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民族區域自治意識的理論與實踐,已經逐步成為中共黨內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成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戰爭初期徹底摒棄不適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自決”之理念與概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礎和歷史積淀。

                         

                        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權逐步取代分權制均權制地方自治

                         

                        在抗戰結束以后的一段時間內,由于在理論上仍然存在著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同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共同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的可能性,為了維護中共及其領導的解放區之獨立地位和獨立自主權,中共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繼續沿用了抗戰時期提出的地方自治原則。

                         

                        在國共重慶談判和籌辦舊政協會議期間,為了全面實現國內和平、共同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共同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共再次向中國國民黨提出以地方自治原則處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政治主張。

                         

                        1945830日,毛澤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國國民黨談判的十一條意見,其中明確地講: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確立省制,信任地方……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1945927日,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時具體解釋說: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與人民軍隊,它的意義只是要求政府實行國民黨所早已允諾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戰爭中所作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與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國民黨創造者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如果聯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將盡心盡力和蔣主席合作,以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15)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19451010日國共兩黨達成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中公開載明:雙方同意各地應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的普選。”(16)

                         

                        1945125日,為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之中國共產黨的和平建國綱領提案,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民主施政綱領中關于政治改革應提到地方自治。有鄉到省,凡一縣過半鄉區已實行鄉區自治的,即實行縣自治。凡一省或行政區過半縣已實行縣自治的,即實行省自治和行政區的自治。省得自訂省憲,自舉省長和省級政府。如果能通過此種省制的綱領,解放區問題即迎刃而解。”(17)19461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16日,中國共產黨向會議正式提出自己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其中關于地方自治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如下建議:“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在蔣主席領導下,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必須立即擴大現有的國民政府的基礎,改組為能夠容納全國各抗日民主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參加的、舉國一致的、臨時的、聯合的國民政府。……()地方自治:()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廢除現行保甲制度,實行由下面上的普選,成立自省以下各級地方民選政府。()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省得自訂省憲,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全國各地凡已實行普選的地方政府,應承認其為合法,并定期實行普選。()未能立刻完成普選的省區省政府,應由各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先成立地方性的臨時的民主政府。()收復區的各級地方政府,應與當地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先成立臨時的民主聯合的省市縣政府,再籌備經過自由普選產生正式的省市縣政府,在少數民族區域,應承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權。”(18)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1946131日政治協商會議第十次會議全體一致通過《和平建國綱領》載明:遵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迅速普遍成立省、縣()參議會,并實行縣長民選。邊疆少數民族所在之省、縣,應以各該民族人口之比例,確定其實行選舉之省縣參議員名額。……自治縣政府,對于其轄區內之國家行政,應在中央監督指揮之下執行之。……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采均權主義,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縣所頒之法規,不得與中央法令相抵觸。”(19)

                         

                        應該說,中共對于貫徹落實《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和平建國綱領》有關地方自治的條款是有誠意的。如1946318日,周恩來在《關于國民黨二中全會的談話》中再強調必須按照孫中山《建國大綱》進行地方自治建設。他指出:即從五權憲法本身來說,五權憲法,第一是主張五權分立……第三是地方分權,某些權應歸中央,某些權應歸地方,故孫先生主張實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憲。……如說孫先生遺教的一個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國民黨今天所做的,就違反了建國大綱。根據建國大綱的程序先實行縣自治,然后實行省自治,在全國有過半數省自治后,才可以召開國大,實行憲政。”(20)如一直到1946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還制訂了《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自治憲法草案(修正稿)》,明確規定:陜甘寧邊區為中華民國地方自治最高單位之一。……陜甘寧邊區政府為地方自治之民主聯合政府。”(21)不一而足。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國共兩黨共同簽署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和平建國綱領》并沒有能夠付諸實施,在政治協商會議結束以后,中國國民黨即發動了旨在消滅中國共產黨實現其一黨獨裁的全面內戰,國共兩黨共同簽署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和平建國綱領》變成了一紙空文,中共和全國人民共同期待的國共兩黨合作共同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共同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的美好愿望徹底落空。在這樣的情形下,再堅持地方自治原則來解決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已經沒有了任何意義。有鑒于此,中共毅然決然地決定全面放棄自抗戰以來提出并奉行的不再采取”兩個政權對立”的戰略和政策,重新恢復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戰略和政策。19471010日,由毛澤東起草、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口號: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本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本軍的政策,代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項:一、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了蔣介石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22)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自此已經有信心、有能力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徹底推翻中國國民黨一黨專制的舊政權,建立一個中國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那么,新政權又是以什么原則來建立呢?一言以蔽之——“民主集中制。早在抗戰時期的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已經比較深入地論述過這一問題,他明確指出: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系,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23)

                         

                        19471112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工委關于政權形式問題給冀東區黨委的指示信》明確指出:目前解放區各級政權形式,應采取從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其名稱或稱農民代表會,或稱人民代表會均可(一般以稱人民代表會議為妥)……各級農民代表會,或人民代表會,為各級政府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權力應集中于代表會。…‘我們應……放手建立創造與試驗這種制度,注意收集經驗,以便將來能正式規定解放區的政權制度。”(24)自此,在解放區的政權建設中,地方自治的原則不再被提及,解放區的各級政權逐步實現了由參議會制度向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轉變。人民代表會議是革命戰爭環境下產生的地方政權形式,部分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是一種過渡形式,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從1948年開始,中共基本確定把人民代表大會制作為建立新中國的政體模式。1948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華北人民政府,標志著大行政區制開始實施。隨后,中原臨時人民政府、華北人民政府等大行政區人民政權相繼成立。大行政區人民政權的建立,是適應中共中央統一權力的必然要求,伴隨人民解放戰爭的凱歌行進,中國共產黨逐漸取得了全國政權,中共中央開始特別強調權力的集中與統一。中國共產黨將“民主集中制”原則運用到政權建設中,因此新政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就體現為“民主集中制”的“中央集權”。

                         

                        1949929日,負責創制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開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并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則為:人民代表大會向人民負責并報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員會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委員會內,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制度。各下級人民政府均由上級人民政府加委并服從上級人民政府。全國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從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與地方人民政府間職權的劃分,應按照各項事務的性質,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以法令加以規定,使之既利于國家統一,又利于因地制宜。”(25)如此,新中國的政體模式即最終確定為人民代表大會制,新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即最終確定為民主集中制中央集權。與之相適應、相配套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也必然是單一制而非聯邦制

                         

                        以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共和國全面取代實行民族自決聯邦制共和國

                         

                        在國內學界,對于中共何時放棄中共二大所提出的民族自決聯邦制原則而奉行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原則作為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處理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是在抗戰初期,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發表為標志;另一種認為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通過為標志。由本文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第一種觀點明顯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本人贊同第二種觀點。即在抗戰勝利以后,在國共和談和國共內戰時期,即通常所說的廣義的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經過二十余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苦奮斗,在不斷探索把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和蘇聯“聯邦制”經驗與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實踐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對于如何正確處理實現“國家統一”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思想認識逐步深化和提升、全面和豐富,逐步明晰地意識到教條地照搬“蘇聯模式”有違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弊端和不利影響,開始全面、徹底地揚棄客觀存在導致中國四分五裂與導致中華民族離心離德隱患的“民族自決權”、“聯邦制”的理念和概念,開始逐步奉行更加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的理念和概念,并最終在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前夕,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完成了這一戰略轉換。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最終完成這一戰略轉換,也是分階段完成的,有一個比較復雜和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先是在全國解放戰爭初期,完成了對民族自決原則的徹底揚棄;后是在全國解放戰爭后期,完成了對聯邦制原則的徹底揚棄。

                         

                        正如前文所論述的那樣,一直到抗戰勝利前后,中共已經開始在自己直接領導、直接管轄的陜甘寧邊區和各敵后根據地——包括后來的各解放區,進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試驗和實踐,至少在理論層面、在政治主張和政治口號的公開宣傳層面,并沒有完全放棄民族自決的理念和概念,在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各種政治文件中,民族自決的提法還時時出現。但是,在全國解放戰爭即將全面展開和全面展開以后,在中共已經有可能在超出預期的時間內推翻中國國民黨一黨專制的中華民國政府而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中國之大背景和新形勢下,中國境內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包括西南的西藏、西北的新疆以及北部和東北部的內蒙古,卻因為境外勢力的干涉和影響,主張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相脫離的藏獨疆獨蒙獨的喧囂日益嚴重,包括中共正在進行的大規模民族區域自治試驗和實踐的大行政區”——內蒙古的民族區域自治運動(26)中,也開始出現了有違中共國家統一意旨的民族獨立民族分離傾向。針對這種現實威脅,中共不得不開始慎重考慮民族自決的理念和概念是否需要正式棄用的問題。

                         

                        1946218日,在《關于內蒙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的指示電》中,中共中央已經提到:國民黨現利用所謂內蒙獨立問題大造謠言,已引起國內外注意。我們對內蒙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根據和平建國綱領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應提出獨立自決口號。”(27)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棄用民族自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口號。224日,在《關于不宜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給東北局的指示》中,中共中央進一步具體說明:我們研究了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的主張與行動以后,認為在今天整個國內國際形勢下,成立這種自治共和國式的政府仍是過左的。……東盟今天應依和平建國綱領第三節第六條實行地方自治,在遼寧省與熱河省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區,至多要求成立一單獨的省,作為普通地方政府出現,而不應與中國形成所謂宗主國與類似自治共和國的關系。”(28)323日,在《關于內蒙自治問題的指示》中,中共中央再次強調:關于內蒙民族自治政府與中國的關系問題,在大會宣言中應確定內蒙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內蒙民族自治區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29)1126日,在《關于考慮成立內蒙自治政府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的態度仍然非常明確和堅定:現在即可聯合東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發布施政綱領,但……避免采取獨立國形式。”(30)1947323日,在《關于內蒙自治問題的指示》中,中共中央再次重申:關于內蒙民族自治政府與中國的關系問題,在大會宣言中應確定內蒙自治政府非獨立政府,它承認內蒙民族自治區仍屬中國版圖,并愿為中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之一部分。”(31)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公開澄清外界對于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模糊和錯誤認識,中共重要領導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烏蘭夫(云澤)還親自在《晉察冀日報》發表談話,具體說明中共在內蒙古地區推動的民族區域自治運動并非要分疆裂土,因為內蒙地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內蒙民族是組織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它要求的自治,基本上與內地各省區一樣是一種地方自治。當然,這種地方自治并非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所許可的地方自治,烏蘭夫指出:因為它是一個民族,所以它又是一種民族自治。”(32)

                         

                        正是由于中共的不懈努力,使得內蒙古的民族區域自治運動始終保持一個正確的方向。19474月底召開的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告內蒙古自治區將于51日正式成立,并在會議通過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中對于內蒙古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地位和性質作了明確的規定和宣示:一、內蒙古自治政府系內蒙古民族全體人民的公意和要求,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中國國內各民族之自治權,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論聯合政府》中的少數民族政策的主張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精神而成立。二、內蒙古自治政府系由內蒙古民族各階層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自治的區域性的民主政府。三、內蒙古自治政府,以內蒙古各盟(包括盟內旗、縣、市)、旗為自治區域,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內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為組織原則,以內蒙古人民所選舉之內蒙古參議會為權力機關,參議會選舉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及主席副主席,參議會閉幕后,自治政府為最高行政機關。自治政府以下之各級政府,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之。”(33)“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區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聯合政府,并非獨立自治政府。它以內蒙古現有各盟旗為自治區域。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內蒙古人民堅決擁護中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國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即包括為其一部分。”(34)內蒙古自治區是中共領導建立的第一個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是中共民族區域自治運動的成功實踐和率先垂范的樣板,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明確地將其界定為中國版圖內不可剝離、不可分割的地方政權,明確地將其界定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以及未來將成立的中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部分,標志著中共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徹底地揚棄了內含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之民族獨立民族分離偏向和隱患的民族自決原則,自此開始全面奉行以民族區域自治原則來處理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實現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徑,開始全面奉行以民族區域自治原則來處理內地(中國本部)的少數民族聚集區、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邊疆地區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內地(中國本部)實現自由聯合國家統一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徑。

                         

                        此后,為了防止民族自決思潮的反彈,中共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在黨內進行關于棄用民族自決原則的思想教育工作,以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如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中央還在有關政治文件中再次重申這一問題:關于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時(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表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為了完成我們國家的統一大業,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的陰謀,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強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入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強調,中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和互助團結。”(35)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和蘇聯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早在西柏坡時期,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特使米高揚曾經秘密到訪,與中共領導人一起商談中共的建國大計。在談論到新中國可能面臨的民族問題時,米高揚向中共中央具體建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不要過分大度,如讓少數民族獨立并從而在中共執政后縮小中國的領土,應該讓少數民族自治,而不是獨立。米高揚表示,如果讓新疆少數民族享有自治權,那可能會留下獨立運動的土壤,蘇聯不想造成新疆的獨立,也不覬覦新疆的領土新疆是也應該是在中國的版圖之內”(36)。至于斯大林和蘇聯的建議是否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認可,目前尚無直接的歷史資料可以說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共中央對于斯大林和蘇聯也主張棄用“民族自決”原則的意見沒有表示反對,就是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曾經向米高揚表示:內蒙古自治政府這種既可以滿足少數民族自治要求、又可以實現中國領土統一的做法,可能恰恰符合蘇聯的建議,是中國未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出路(37)

                         

                        當然,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雖然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標志著全面采用民族區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全黨的基本共識和主流意見,而且也明確了這種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政權是中國版圖內不可剝離、不可分割的地方政權,是目前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以及未來將成立的中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部分,但是,這種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政權究竟是以聯邦制原則還是以單一制原則為指導進入和保留在中國版圖內,進入和保留在目前的中華民國以及未來將成立的中國民主聯合政府內?這個問題在當時并沒有解決,中共黨內的意見還并不一致。從總體上觀,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開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前,中共在解決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問題上的主導思想仍然是中共二大以來即提出的聯邦制

                         

                        194710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以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向全國人民公開宣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八條政策,其中第七條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國聯邦的權利。”(38)這個宣言是毛澤東起草的,是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宣示自己關于建立新中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政策之安民告示,其代表性和權威性不容置疑。18488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的高崗《在內蒙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內蒙解放的道路證明,我們黨的民族政策,是一貫正確始終不渝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即宣布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少數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從各方面幫助少數民族的解放和發展。統一的內蒙自治政府,就是經過逐步發展而成立的。……在全國解放以后,則將‘按照自愿和民主的原則,由中國境內各民族組成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內蒙自治政府,將是這個聯邦在國境北部的主要組成部分。”(39)應該說,也代表了中共黨內一種比較普遍的思想認識。同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所言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內部還有民族問題,如漢族同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個民族內部也有矛盾。這可以用蘇聯的辦法來解決。”同年11月劉少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中所言的無產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和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并經過這種自由分立與自由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達到世界的大同。”(40)這里,雖然都沒有使用聯邦制的字樣,但是其思想實質卻是指向聯邦制。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新政治協商會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初稿——《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新民主主義綱領》、《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時,最初的建議方案還是“聯邦制”——1949822日成稿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規定: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及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亦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聯合政府制度。只有這個制度,才能做到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使各民主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皆有應有的地位,取得一切自由和權利,實現人民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能做到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平等聯合,使各民族在國家政權中皆享有平等地位,實現各民族的自治權,并根據自愿與民主的原則,組成中華各民族聯邦。……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皆有權成立各級政權中的民族自治區,實行民主的民族聯盟。”(41)

                         

                        中共黨內集中討論新中國之國家統一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問題,并最終決定棄用聯邦制而歷史性地選擇單一制的建國方案,是在19496-9月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其思想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929日通過的開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

                         

                        19496-9月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中共和與會的各方面代表對于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究竟采取怎樣的實現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問題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最初,毛澤東并沒有明確表態,在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以后,尤其是在聽取了當時主管民族工作的時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的李維漢的意見后,權衡利弊,最后決定棄用聯邦制而采用單一制的實現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對此,李維漢的回憶有具體說明——1983年,李維漢在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鄧小平的一封《關于建立滿族自治地方的問題》的信(由黃鑄起草)中,對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最終放棄聯邦制建國方案的思想轉變過程回憶說:“1949年人民政協籌備期間,毛澤東同志就是否實行聯邦制問題征求我們的意見。我作了點研究,認為我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不宜實行聯邦制。理由是:()十月革命后蘇聯少數民族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7%,與俄羅斯民族相差不遠。我國少數民族只占全國國總人口的6%,并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幾個少數民族之間往往互相雜居或交錯聚居。()蘇聯實行聯邦制是逼出來的。本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主張在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除非在例外的情況下不允許聯邦制。列寧說只要各個不同的民族組成統一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者決不主張實行任何聯邦制原則。列寧又說:民主集中制不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經濟和生活條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區域自治,相反地,它必須既要求其方自治,也要求區域自治。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為不同國家(資產階級共和國,其中大多數經過內戰成為蘇維埃型的國家),布爾什維克不得不采取聯邦制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我國則是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平等聯合進行革命,到平等聯合建立統一的人民共和國,并沒有經過民族分離。同時我研究了斯大林把政治分為行政自治、比較廣泛的政治自治、更闊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條約關系四級的論述,覺得其中行政自治一級適合中國國情,建議采用。毛澤東同意這個建議,這就是我國多年來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42)

                         

                        在棄用聯邦制的問題形成定案以后,194997日,周恩來專門向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各方面代表作了具體說明:我們的國名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國家是屬于四個民主階級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動的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圍。等到他們徹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資格。中國的少數民族也應該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承認他們的自治權。因此,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名是很恰當的。……關于國家制度方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族聯邦制。現在可以把起草時的想法提出來,請大家考慮。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但其特點是漢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數,有四億人以上;少數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夷族、高山族等,總起來,還不到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當然,不管人數多少,各民族間是平等的。首先是漢族應該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語言、風俗、習慣。這里主要的問題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為目標,還是超過自治范圍。我們主張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民族問題來挑撥離間中國的統一。如英帝國主義對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陰謀,美帝國主義對于臺灣及海南島的陰謀。不錯,這些地方是有少數民族的,但是他們一向是在中國領土之內。清朝壓迫少數民族的政策,是對滿族以外的民族進行欺騙和屠殺。北洋軍閥政府繼續了這樣的政策,國民黨反動政府更加深了這樣的政策。我們應該改變這樣的政策,把各民族團結成一個大家庭,防止帝國主義的挑撥分化。陳嘉庚先生這次到東北參觀,同時也到了內蒙古自治區,他回來后說現在內蒙的漢、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猶如兄弟一樣。這消息我們聽了非常高興,這足以證明我們民族政策的成功。任何民族都是有自決權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今天帝國主義者又想分裂我們的西藏、臺灣甚至新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各民族不要聽帝國主義者的挑撥。為了這一點,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今天到會的許多人是民族代表,我們特地向大家解釋,同時也希望大家能同意這個意見。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43)

                         

                        正是在中共的正確領導和強力主導下,19499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開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將揚棄了民族自決聯邦制原則而奉行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原則以實現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正式確定下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必須負責將人民解放進行到底,解放中國全部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各級政權的機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中央人民政府與地方人民政府間職權的劃分,應按照各項事務的性質,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以法令加以規定,使之既利于國家統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內,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44)五年以后的19549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完全繼承和全面發展了這一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的組織,應當根據憲法第二章第四節規定的關于地方國家機關的組織的基本原則。自治機關的形式可以依照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數人民的意愿規定。……在多民族雜居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中,各有關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憲法第二章第四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權。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地方的財政。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組織本地方的公安部隊。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使用當地民族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各上級國家機關應當充分保障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并且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建設事業。”(45)

                         

                        歷史的總結”——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對于單一制人民共和國歷史選擇的瞻前顧后

                         

                        對于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最終決定徹底揚棄民族自決聯邦制原則而全面奉行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原則以實現國家統一之國家結構、國家形式的歷史背景、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黨內長期主持民族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李維漢等,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反復而詳細地進行過具體說明和闡釋。

                         

                        195784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召開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中明確指出:我們的國家在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我們解放以后在民族問題上的一個根本性的政策。這是我國憲法上規定了的。我國為什么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沒有實行民族自治共和國那樣的制度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國叫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還有民族鄉,在蘇聯叫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民族州。這不單是名稱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實質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問題上。蘇聯的自治共和國是給民族以自治權利,我們的民族區域自治也是給民族以自治權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蘇聯的區域劃分與我國有很大的不同,蘇聯的自治共和國的權利、權限的規定也與我國有些不同。這些不同,是從兩國的歷史發展的不同而來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國和當年十月革命時代的形勢不同而來的。……我國歷史的發展,使我們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許多民族雜居的狀態。……歷史的發展使中國各民族多數是雜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響。中國民族多,而又互相雜居,這樣的民族分布情況,就不可能設想采取如同蘇聯那樣的民族共和國辦法。因為要構成一個民族共和國,需要構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絕大多數的民族人口要聚居。歷史的發展使我們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與蘇聯不同的另一種形式。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歷史發展情況,不能照抄別人的。采取民族區域自治的辦法對于我們是完全適宜的。……在中國適宜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無法建立民族共和國。歷史發展沒有給我們造成這樣的條件,我們就不能采取這樣的辦法。……我們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種民族區域自治,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正確結合,是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正確結合,不僅使聚居的民族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而且使雜居的民族也能夠享受到自治權利。從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從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幾乎都成了相當的自治單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權利。這樣的制度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十月革命時,俄國無產階級是首先在城市中起義取得了政權,然后才普及到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俄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時候打這個擂臺是不容易的。同時,它又是在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里進行革命的,所以必須摧毀舊有的殖民地關系。為了把各民族反對沙皇帝國主義壓迫的斗爭同無產階級、農民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斗爭聯合起來,列寧當時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并且承認各民族有分立的權利,你愿意成為獨立的共和國也可以,你愿意參加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來也可以。當時要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站住腳,就必須強調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允許民族分立。這樣才能把過去那種帝國主義政治關系擺脫,而使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社會主義國家站住腳。當時的具體情況要求俄國無產階級這樣做。中國是處在另一種歷史情況之下。舊中國雖然有北洋軍閥和后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壓迫勞動人民,壓迫兄弟民族,但是整個中國則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成為半殖民地,部分地區則成為殖民地。我們是從這種情況下解放出來的。革命的發展情況也和蘇聯不同。我們不是首先在大城市起義或者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起義取得政權,而是主要在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長期奮斗,經過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國各民族的密切聯系,在革命戰爭中就建立了起來。……總之,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對外曾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內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戰爭中同甘苦結成了戰斗友誼,使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們這種內部、外部的關系,使我們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時俄國所強調的實行民族自決、允許民族分立的政策。歷史發展給了我們民族合作的條件,革命運動的發展也給了我們合作的基礎。因此,解放后我們采取的是適合我國情況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不去強調民族分立。現在若要強調民族可以分立,帝國主義就正好來利用。即使它不會成功,也會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煩。……我們是根據中國民族歷史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和革命的發展,采取了最適當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國的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而不是聯邦國家,也無法采取聯邦制度。……在中國這個民族大家庭中,我們采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為了經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發展、共同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裂,民族‘單干’。我們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們普遍地實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們發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們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應該想民族‘單干’。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在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建立起我們憲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愛的大家庭。”(46)

                         

                        19511221日,李維漢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有關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中明確指出:民族的區域自治,是毛主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已受到了各民族人民的熱誠擁護。內蒙古自治區和其他民族自治區的經驗證明,這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鑰匙。民族的區域自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內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的,遵循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道路前進的,以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的區域自治(不應以少數民族所占當地人口的一定比例為基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違反共同綱領的)”(47)

                         

                        19619月李維漢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干部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民族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中明確指出:有人提出過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由是我們沒有強調民族自決權,不主張實行聯邦制。這樣提出問題,對不對呢?我看不對。其所以不對,第一,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解決民族問題的原理原則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完全,有很大的片面性;第二,是對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具體歷史條件不理解。因此,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解決民族問題的原理原則和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正確地結合起來,而這種結合,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絕對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承認民族有自決直到分離的權利。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認為:第一,民族自決權并不是什么絕對的東西。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無產階級承認民族自決權,估量民族自決權的作用,是把它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革命聯系起來的。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后,人類歷史進入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整個民族問題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切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問題,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同盟軍問題。在這個時代,無產階級估量民族自決權的作用,當然應當把它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斗爭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聯系起來,必須使之服從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和反帝國主義斗爭的總的利益。……第二,承認民族自決直到實行分離的權利,決不等于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擁護民族分離。民族有權實行自決直到實行分離,決不等于說在任何條件下實行分離都是適宜的,更不等于說都有實行分離的義務。適宜不適宜,實行不實行,取決于具體的歷史條件,看這樣作對反帝斗爭和本民族解放,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對達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愿聯合,是有利或者有害。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沒有把民族自決直到分離權,當作脫離具體歷史條件的孤立的口號提出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以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這里,民族自決和分離的要求,就是向帝國主義實行自決,同帝國主義統治實行分離。這種自決和分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義的,因為這正是這些國家和民族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在多民族的國家內,革命勝利以后,必須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原則,一個在國家內部實現民族平等、團結、聯合的基本政策,任何多民族國家在革命勝利后必須實行的原則和政策。至于實行區域自治的時候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制度和方式,是像蘇聯那樣實行聯邦制,或者是像我國這樣實行自治地方制,則應當根據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列寧和斯大林都說過,在蘇聯,聯邦制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單一制的形式。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從來沒有要求各個國家脫離自己的具體歷史條件,而一律采取聯邦制。……中國很早就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方面,各民族在長期共同發展中,早就以漢族為中心,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在大多數民族間,這種聯系是比較密切不可分離的。另一方面,又長期存在著民族壓迫制度,主要是漢族反動統治的壓迫,在多數情況下是漢族反動統治同少數民族內部的反動階級勾結在一起(同時,他們之間又常常互相矛盾),向少數民族的勞動人民進行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情況規定了,中國各民族人民必須互相緊密地聯合、團結起來,共同斗爭,共求解放,而不可互相分離。……同時,歷史已經證明,這個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團結一切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人民,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農民為主力軍,才能取得勝利。……這一方面的情況同樣決定了,中國各民族人民必須互相緊密地聯合、團結起來,共同斗爭,共求解放,而不可互相分離。……在民族民主革命已經勝利,共同敵人已經推翻,民族壓迫已經消滅,民族平等已經實現了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實行民族分離,至少讓幾個主要民族建立獨立國家呢?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是不能這樣做的。……以上,我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中國民族關系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史實,說明了中華各民族的解放決不能走民族分離的道路,而只能走民族平等聯合團結的道路,從而在革命勝利后,必須在統一民族大家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同時也說明了,在我國的條件下,區域自治的形式不宜于采取聯邦制,而宜于采取自治地方制。……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從農村到城市,在長期的農村斗爭中,黨和工人階級就同許多少數民族人民結成了戰斗的聯盟。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結果,不是政權落到各民族資產階級的手中,而是在各民族普遍地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中國各民族不是經過分裂而后又走上統一,而是從平等聯合團結的革命統一戰線到平等聯合團結的人民共和國。……由以上的種種說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中國當代的具體歷史條件,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道路是:一方面中華各民族必須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取得和鞏固民族的完全獨立,對帝國主義徹底實現民族自決權;另一方面,中華各民族必須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聯合、團結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實現人民民主專政,消滅國內民族壓迫制度,然后在各民族一切權利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這后一個方面,既決不能保存任何民族壓迫,而必須堅決反對任何民族壓迫,徹底實行一切權利方面的民族平等;又決不可借口民族自決權搞民族分離,而必須堅決反對任何民族分離運動,徹底實行民族團結。這兩個方面,看來是矛盾的,實際上是統一的和不可分離的。……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時代,一切反對這條道路,企圖搞民族分離的反動運動,不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因為得不到中國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同情,根本鬧不起來,極少數人鬧了起來,也迅速地煙消云散了。”(48)

                         

                        1962年,李維漢在《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寫于1962年、公開發表于1979年第6期《民族團結》)一文中明確指出:各民族間的平等和聯合是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它們構成了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各民族平等、聯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不根據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情況,經過不同的具體道路,采取不同的形式:在一種情況下,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和被壓迫民族之間,要經過自由分立才能達到在平等的基礎上的自由聯合;在另一種情況下,特別是人民革命勝利的國家,則可以不經過分立,就能達到平等的聯合(這在有些民族之間表現為國家之間的平等聯合;在有些民族之間表現為一個國家內部的平等聯合)。由于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我國各民族實現平等聯合,不是經過民族分離和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是從平等聯合的革命統一戰線到平等聯合的統一人民共和國。……由于這些條件,我國各民族在解放之后,就自然而然地聯合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民族大家庭。我國各民族的廣大人民根本沒有提出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問題。只有個別民族中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曾經提出過這種問題,還有個別民族中極少數的反動上層分子曾經發動武裝叛亂,但是都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以都失敗了。……民族區域自治,就是我國各民族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之內實行平等的聯合,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適當的政治形式。……那么,這樣做是不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自決權的學說呢?不錯,馬克思列寧主義承認民族自決權。但是,不同的階級對于民族自決權向來有不同的解釋,我們不能不加以分析和區別。……工人階級對于民族自決權的解釋,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才是唯一科學的和徹底革命的解釋。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于民族自決權的解釋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和估量民族自決權以至一般的民族問題,有三個基本的要求:第一,要服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第二,要從整個世界歷史時代來看。……第三,要估計到一個國家的具體條件。首先要區別壓迫其他民族的國家和被壓迫的國家。……那么,民族自決權的意義是什么呢?民族自決權包含著民族分離權。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民族有分離權,也就是有分離的自由,但是,這決不等于說在任何條件下實行分離都是適宜的,更不等于說有實行分離的義務,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實行分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決不能無條件地支持每個民族的分離,這樣做‘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形而上學的,在實踐上是讓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政策。’馬克思列寧主義承認民族分離權,這不妨礙在一定條件下支持或者反對某個民族實行分離,正如我們承認有結社的自由,同時只贊成人民行使這種自由,而堅決反對一切反革命的組織一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行民族獨立。在這里,民族自決權就是要同帝國主義的統治分離。這種分離,不論它的為首者是何階級,其性質都是正義的和革命的,它符合這些國家民族解放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那么,用什么形式來實現這種聯合呢?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多民族的國家內,勞動人民取得政權以后,應當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區域自治,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多次指明過這一個原則。……但是實行區域自治的形式或者具體制度,則是多種多樣的。采用哪一種形式,或者哪幾種形式,要根據各個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特別是民族關系的特點來決定。不論是馬克思或者列寧,都從來沒有要求各個國家脫離自己的具體條件,一律采取什么具體制度。蘇聯和中國革命勝利后,都實行區域自治,但是由于兩國的具體情況不同,蘇聯采取了聯邦制,我國則實行自治地方制。……具體歷史條件,使俄國各民族走過了這樣的道路:由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專制國家分裂為許多民族國家,又經過聯邦制,重新走向統一。正是這種具體歷史條件使列寧在蘇聯采取聯邦制顯出了合理性。人們知道,列寧曾經多次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是反對聯邦制的,只有在個別的、特殊的情況下,才能提出‘用比較渙散的聯邦統一代替一個國家政治上完全的統一。’但是,在上述條件下,為了把已經分離成為獨立國家的各民族重新統一起來,并走向完全的民主集中制,不能不采取聯邦制作為過渡的形式和步驟。列寧說:‘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特別是在蘇維埃國家結構的組織下,聯邦制往往是一種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過渡的步驟。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例子特別清楚地表明,我們目前實行的和將要實行的聯邦制,正是把俄國各民族最牢固地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蘇維埃國家的最可靠的步驟。’這就是蘇聯采用聯邦制的道理。……中國的具體條件和俄國不同。中國各民族不是經過分裂而后又重新走向統一,而是從平等聯合的革命統一戰線,到平等聯合的人民共和國。再加少數民族人口、分布等等情況,中國顯然不宜采取聯邦制,而應當實行自治地方制,以利于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保證各民族政治上的完全統一。從以上種種說明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當代的具體條件,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道路是:中國各民族在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聯合和團結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對外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民族獨立,對內消滅民族壓迫制度,在各民族一切權利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聯合的統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49)

                         

                        也就是說,在抗戰勝利以后,在國共和談和國共內戰時期,即通常所說的廣義的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經過二十余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苦奮斗,在不斷探索把馬克思主義民族自決理論和蘇聯聯邦制經驗與中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實踐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對于如何正確處理實現國家統一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國家結構和國家形式問題的思想認識逐步深化和提升、系統和豐富,逐步明晰地意識到教條主義地照搬蘇聯模式有違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弊端和不利影響,開始全面、徹底地揚棄客觀存在導致中國四分五裂、導致中華民族離心離德隱患的“民族自決”、“聯邦制”的理念和概念,開始逐步奉行更加符合中國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單一制”的理念和概念,并最終在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前夕、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完成了這一戰略轉換,最終將新中國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國家結構、國家形式,正式確定為具有鮮明而突出的中國特色、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以“中央集權”為主導的“單一制共和國”。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領導全國人民所銳意推進的全面、徹底地實現中華民族大團圓、大統一的偉大事業——包括解決“國家統一”的三大歷史遺留問題——港澳臺問題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偉大工程,均是以此為基礎的。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實現“國家統一”方面為我們所遺留下來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產和精神財富。

                         

                        注釋: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2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33頁。

                         

                        《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摘錄)(19227月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8頁。

                         

                        《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1923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3頁。

                         

                        《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1923年,具體時間不詳),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4-25頁。見《二大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42-143頁。

                         

                        《中國蘇維埃的十大政綱——摘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305),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9頁。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1930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5頁。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1930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31-232頁。

                         

                        《中共中央關于憲法原則要點給蘇區中央局的電報》(193111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47-648頁。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11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49652頁。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19311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4頁。

                         

                        (1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1月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9162頁。

                         

                        (12)《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19342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23頁。

                         

                        (1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權機構,在193510月跟隨中央紅軍萬里長征轉移至陜北,其首都由瑞金遷至陜西延安。在193512月中共瓦窯堡會議后更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79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最后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此國家體制實已終結。1937922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布取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14)《毛澤東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十一條意見給劉少奇轉中共中央的電報》(194583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67-668頁。

                         

                        (15)《毛澤東在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194592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03頁。

                         

                        (16)參見《中中中央關于雙十協定后我黨任務與方針的指示》(19451012)之附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19451010),《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30頁。

                         

                        (17)周恩來:《關于國共談判》(194512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848頁。

                         

                        (18)《和平建國綱領草案》(1946116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于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1-53頁。

                         

                        (19)參見《和平建國綱領草案》(1946116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于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之附錄《和平建國綱領》(1946131日政治協商會議第十次會議全體一致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7-59頁。

                         

                        (20)《關于國民黨二中全會的談話》(1946318),《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7-228頁。

                         

                        (21)《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自治憲法草案(修正稿)(19461028),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11),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50頁。

                         

                        (22)《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1010),《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35-1237頁。

                         

                        (23)《新民主主義論》(1940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5頁。

                         

                        (24)《中共中央轉發中央工委關于政權形式問題給冀東區黨委的指示信》(1947111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74-475頁。

                         

                        (2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9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60-762頁。

                         

                        (26)此前,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淮南、山東、晉察冀等解放區分別建立的二龍回民自治區、魯中回民自治區、棗莊回民自治鎮、孟村回民自治鎮、宣化二區回民自治區等,均為縣級民族自治地方,此為第一個省級民族自治地方。

                         

                        (27)《中共中央關于內蒙民族問題應取慎重態度的指示電》(1946218),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00頁。

                         

                        (28)《中共中央關于不宜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給東北局的指示》(1946224),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11頁。

                         

                        (29)《中共中央關于內蒙自治問題的指示》(1946323),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34頁。

                         

                        (30)《中共中央關于考慮成立內蒙自治政府的指示》(19461126),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83頁。

                         

                        (31)《中共中央關于內蒙自治問題的指示》(1947323),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94頁。

                         

                        (32)《關于內蒙自治問題 云澤主席發表談話》,《晉察冀日報》1946222日。

                         

                        (33)(34)《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1947427),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11-11121118頁。

                         

                        (35)《中共中央關于少數民族自決權給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10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36)[]·列多夫斯基撰:《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1-2)(上、中、下),李穎、杜華譯,李玉貞校,《黨的文獻》1996年第123期。

                         

                        (37)轉引自沈志華《從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關于中蘇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礎的再討論(之二)》,《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8)朱德、彭德懷:《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1010)19471010日《人民日報》。該宣言為毛澤東起草,1953年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收入了該宣言,但是作了修改,刪去了有關主張聯邦制的內容,即把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國聯邦的權利一句修改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文本,可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35-1239頁。

                         

                        (39)高崗:《在內蒙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83),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7.7-1949.9)(內部發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44頁。

                         

                        (40)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1948111),《人民日報》1948117日。

                         

                        (41)《〈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1949822),《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296頁、第304頁。

                         

                        (42)李維漢:《關于建立滿族自治地方的問題》(1983),轉引自黃鑄:《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總大轉變——叢聯邦制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此內容亦可見江平為中共中統戰部編的《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所寫的前言,第10頁。

                         

                        (43)周恩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19499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01-702頁,

                         

                        (4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9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二十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60-762頁。對于19496-9月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對于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初稿——《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稿》、《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定稿之歷次修改的具體情況,可以參見查閱過有關原始檔案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陳揚勇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如《〈共同綱領〉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兼談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如《建設新中國的藍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等。

                         

                        (45)《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9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19549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公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50-464頁。

                         

                        (46)《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195784),《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3-264頁。

                         

                        (47)《有關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19511221),《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8-249頁。

                         

                        (48)《關于民族工作中的幾個問題》(19619),《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2-373頁。

                         

                        (49)《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1962),《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2-5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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