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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5年09月18日

                        本年7月7日,在臺北參加紀念抗日戰爭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午聽完馬英九的演講,下午就輪到我評論臺史政局前局長傅應川先生論抗戰期間共軍發展策略及影響的論文[1]。在指出論文當中存在一些史實敘述上的錯誤之外,我著重就作者引用的一則材料做了評論。因時間所限,我的評論亦較簡略,只著重說明,這則材料存在明顯誤植和演繹的情況,弄錯了時間地點,不加考析地當作史據來引用,是不適當的。

                         

                        事實上,1995年,大陸史學界第一次組團赴臺參加由中研院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臺灣老一輩學者就在依據這則材料做史實的論證了。我當時就曾在會上對這則材料中的說法的可信度提出過質疑。以后,在其他場合中,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過,對這則材料只能在充分考證的條件下有分析地利用。但迄今為止,海內外不少學者在文章或專著中利用這則材料,卻從未見有哪位學者對這則材料中記述的內容的真實性進行過最基本的考證。因此,時隔20年之后,不僅坊間許多人在用這則材料論證史實,甚至在抗日戰爭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也仍有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大段引證這則材料來說明史實。

                         

                        其實,任何利用這則材料者,都理當結合抗戰初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事戰略及策略決策演變的具體史實。只要注意過筆者在1988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發表過《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中共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或1991年筆者所著《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一書中的進一步說明[2],就應該看出這則材料與具體史實有頗多不合之處。但看來真正細讀過筆者這兩項研究成果者并不多。有鑒于此,筆者特就這則材料內容的真偽及其所涉及的毛澤東抗戰爆發初期軍事發展策略設想的變動情況,包括這期間十分關鍵的洛川會議的內容,做一專門的考析和說明。

                         

                        一、關于李法卿材料的可信度問題

                         

                        這里所談的李法卿材料,就是流傳甚久的所謂抗戰爆發后毛澤東關于“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講話或指示。該材料出自1940年4月6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拍發自天津的密電,內容是報告剛剛逃到國民黨方面去的八路軍一一五師獨立師騎兵連支部書記李法卿的一段談話記錄。[3]記錄中李用回憶的方式,陳述了三年前(即1937年)夏八路軍115師由陜北出發奔赴山西前線時,毛澤東、朱德當面訓話的內容。

                         

                        原文稱:“我前隨紅軍一二方面軍到達陜北,曾受共黨一年的訓練。抗戰后,隨十八集團軍出發,在出發時,毛澤東、朱德等曾召集訓話,指示工作方針。大意謂:中日戰爭為本黨(指共黨)發展之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對于在這場戰爭中如何發展的問題,毛、朱具體說明了設想好的三階段的步驟:第一階段“分二路由晉西北向前發展,一路東出雁門、五臺,橫斷平漢線,深入冀東、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晉南、豫北和冀南、魯西,橫斷津浦線,而入魯北、魯東,截斷中央系軍隊聯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據地”。經過二至三年工夫,等戰爭進入相持期,即轉入第二階段,任務是“要將黃河以北國民黨的勢力肅清”。待黃河以北鞏固后,就開始爭取第三階段目標,即“伸入華中各地,建立如華北各地之根據地,分段遮斷中央系軍隊的聯系,瓦解和離間中央系的部隊,而鞏固中共的基礎”。[4]

                         

                        最早公開利用了這則材料的,是蔣介石,時間是1956年底。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依據李的回憶,明確肯定毛澤東自抗戰開始就有這樣一個“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軍事計劃。蔣對調查局電報文字的引述既不具體也不嚴謹,也因此影響了之后利用這則材料的眾多人士。如蔣把原報告中李回憶所說毛澤東、朱德召集講話,改成了“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陜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原報告并未提到八路軍出發時間及毛、朱講話時間,蔣則確定為“二十六年之秋”;李回憶所述中共中央所謂三階段發展步驟的文字,也被蔣縮略成了很簡單的三句話,即“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5]

                         

                        就目前所知,最早讀到調查局電報原文并引用了部分關鍵內容的,是日本記者古屋奎二。他在1970年代中后期由日本產經新聞社出版的《蔣總統秘錄》中,詳細引述了電報中李所回憶的毛、朱所談第一階段的發展任務。但古屋奎二也受了蔣書的影響,認定這不是報告中所說的毛、朱的訓話,稱這只是毛一個人的講話。他并進一步將蔣書所稱講話時間在“二十六年之秋”,具體化為“九月二十六日”。同時他認定毛當時召集的是“該軍連長以上干部”。他對原報告中毛、朱三階段論的理解,則明顯接受了蔣的概括,且直接縮略成了6個字,即(一)“妥協”;(二)“競爭”;(三)“反攻”。[6]

                         

                        1985年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輯出版了《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即“中共活動真相”,收錄了藏在臺北總統府機要檔案中此一電報收報的節錄稿。但有些奇怪的是,從那以后近30年時間不少引用到此則材料的學者,仍多轉引二手或三手說法,很少去閱讀及引用史料初編第五編中刊布的原始文獻。自然,更未見到有對這則材料本身的可信度加以考證研究者。[7]

                         

                        其實,即使不看李法卿回憶毛、朱講話內容,只要看一下上述李法卿自己所談經歷,和蔣介石、古屋奎二對毛講話時間及對象的說法,對這一時期國共兩黨關系歷史稍有了解的研究者,就理當注意到,這些說法與當時的若干歷史背景并不完全相合。

                         

                        第一,李稱自己“隨紅軍一二方面軍到達陜北”,明顯不確。眾所周知,中共紅軍是分三路,先后開始長征的,到陜北的時間各路相差甚遠。中共中央率一方面軍于1935年6月中在川西甘孜與第四方面軍會師后,雙方很快關系破裂,9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強行單獨北上,下旬即已抵達陜北。紅二、六軍團遲至一年后,即1936年6月底方與四方面軍會師,改編為二方面軍后開始與四方面軍一同北上,這一年10月下旬才與一方面軍會師于甘肅北部,而非陜西北部。直到西安事變結束后,即1937年1月初,二方面軍才又從甘肅合水等地移駐陜西關中一帶,先后進駐過涇陽、富平、淳化、同官等地。到改編為八路軍一二〇師出動抗日,主力都未駐過陜北。

                         

                        第二,如果李法卿確是第一一五師獨立第一師(1937年8月出發時應為獨立團)楊成武部屬下,那么蔣介石和古屋奎二所稱李1937年秋或9月26日當面聽到毛送別訓話的說法,也與史實相差甚遠。查一下楊成武的回憶錄、一一五師戰史,或國民黨西安行營這段時間的相關電報即可了解,一一五師是紅軍改編后第一批出動去前線的部隊,該師第一旅8月10日已從甘肅鎮原、慶陽、正寧之線集中陜西淳化、三原,全師主力21日完成改編并誓師,22日出發東進,31日部隊已全部渡過黃河進入山西了。[8]其他如一二〇師,9月2日由耀縣出動,7日已到山西侯馬。朱德率八路軍總部由云陽鎮出動的時間是9月6日,15日也過了黃河。出動最晚的是一二九師,9月上旬仍在陜西蒲城一帶,9月30日開動,10月上旬才渡過黃河。[9]所謂毛、朱當年秋或9月26日向一一五師連以上干部訓話之說,無論從哪方面看都與史實不合。

                         

                        第三,原報告根據李法卿的交待,說明李叛逃時的身份是“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騎兵連共產黨支部書記”。查楊成武部1937年11月改編為獨立第一師,當月楊部兼晉察冀軍區一分區,12月改屬晉察冀軍區,改稱一支隊。另外,該部原無騎兵,1938年4月所部一團成功伏擊日軍,繳獲大洋馬數十匹,該支隊才組建了一個騎兵連。但這個騎兵連的編制只使用了幾個月,1939年初即擴建成騎兵營了。1940年9月,一、三分區兩個騎兵營合并,改屬晉察冀軍區,成為騎兵團。由此可知,1940年初李法卿叛逃時,楊成武部既不叫“獨立第一師”,也不直屬“十八集團軍”(按即八路軍),更沒有師屬騎兵連的編制與名義。[10]

                         

                        二、洛川會議前毛澤東軍事上關注的重心是什么?

                         

                        李法卿回憶的內容是否可信呢?要驗證其可信度,一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根據李回憶一一五師出發的時間,即1937年8月下旬,或根據蔣介石、古屋奎二給出的毛澤東講話的最晚時間,1937年9月下旬中,比較對照一下自抗戰開始至8月下旬,至遲9月下旬前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抗戰方針及軍事策略的設想和內部指示具體是怎樣的。中國大陸有關這方面資料的關鍵部分,即洛川會議后毛澤東關于八路軍主力軍事策略的基本主張和意見,最早公開發表于1981年7月7日《人民日報》,之后陸續補充披露于《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文集》以及《毛澤東年譜》、《毛澤東軍事年譜》等出版物。有心者從中已可以了解戰爭爆發及八路軍改編出動前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戰略策略設想是怎樣的。當然,要具體了解洛川會議前,即1937年“七七事變”后到8月22日洛川會議前毛澤東對形勢判斷及軍事應對戰略策略的看法和意見變動經過,還需要對毛澤東相關文選、年譜等資料文獻做進一步的爬梳和考察,才能有所了解。

                         

                        盧溝橋事變發生于1937年7月7日,延安得知消息在兩天后。[11]因當時消息來源單一,中共中央無法清楚跟進事變發展進程。故毛澤東9日得到事變消息后,只去電給在外做統戰工作的干部,提醒他們應“努力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強調“唯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12]中共中央正式對外表態的通電是7月13日發表的(對外標為“七月八日”),主要宣布兩點:一是“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一是“紅軍將士,義憤填胸,準備隨時調動……與日寇決一死戰。”[13]

                         

                        這個時候,國共兩黨關于蘇維埃政府改制和紅軍改編的談判正處于僵持狀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考慮點,是盡快打破僵局,實現中共黨、政、軍合法化。故中共中央對事變的第一反應,是向蔣介石表示出動抗日的堅定決心,以便推進交涉,實現紅軍改編。為此,中共中央軍委亦開始做了出動的準備。11日,毛、朱聯名指示彭德懷等紅軍將領:“中日戰爭有擴大之勢,已電周轉林向蔣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第一步擬派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各改為團,加上騎兵團,編成一個小師,先行派去,主力編成后去。”[14]15日,毛再電彭德懷和任弼時等強調:“紅軍出動應作真實準備,須迅速,以便在蔣閻同意后不失時機向平綏線出動。”[15]

                         

                        對于出動作戰,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共中央這時做了兩手準備:“在許可主力紅軍參戰條件下,擬以原一二四方面軍出動”;“在不許可主力參戰,但許可部分參戰條件下,則以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兵團共三千余人,編成一游擊師派去,活動于熱察冀間,而多派紅大干部隨去,擴大義勇軍運動”。[16]基于當時中日對峙形勢,可知毛澤東等這時考慮,如紅軍主力出動作戰,則應參加平綏線方向的正面防御;如小部隊出動,則可活動于熱河、察哈爾與河北交界處,爭取在日軍側翼做游擊牽制動作。

                         

                        但對于紅軍主力是否應擔任正面防線一段之防御作戰任務,毛澤東這時顯然就已經開始有自己的考慮了。他在7月14日擬稿并與朱德、彭德懷等軍事將領聯署致葉劍英呈行營轉蔣的電報中即委婉提議說明:“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惟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長于同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并愿以一部深入敵后,打其后方。”[17]此電清楚地反映出毛對紅軍打防御作、陣地戰的能力有所擔心,同時這也是他最早談到紅軍應避免正面作戰,發揮運動作戰和在敵后游擊作戰特長的一封電報。

                         

                        7月27日,北平中日軍隊全面開戰,各報紛紛告捷。蔣亦電催紅軍迅速改編,以便盡快出動,參加華北防御作戰。注意到紅軍主力改編出動在即,而蔣介石此前的談判中一直堅持改編后的紅軍不設指揮部,要由他直接指揮的情況,毛澤東又開始擔心紅軍主力很可能被蔣調散,脫離中共中央軍委指揮,最終被國民黨吃掉的危險。因此,他在28日與洛甫(即張聞天)[18]聯名致談判代表周恩來等電報中又改變了14日的提議,提出:紅軍可以在8月15日編好,20日出動,惟希望部隊能“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防御,以爭取“主力出動后集中作戰不得分割(散)”。[19]

                         

                        三天后,平津意外淪陷,消息傳來,再次打亂了毛此前預想的軍事策略方針。報載及中外廣播中得到的各種消息顯示,平津守軍二十九軍在與日軍幾度局部交手的過程中,“傷亡奇重”,佟麟閣副軍長、趙登禹師長及約5000將士陣亡,宋哲元等均已退守保定、涿州一帶。[20]毛澤東馬上致電朱德、彭德懷等諸將領,提出:“關于紅軍與日寇進行真面目戰斗有許多新的實際的問題請你們著重考慮。”目前“部隊東移不必開得太快,可下令從八月五日起(或更遲幾天)開始東移,每天走五十里左右,每走三天休息一天,集中后一面改編一面加緊訓練,一面要求南京補充”。[21]次日,毛、洛又聯名電正在云陽紅軍總部的周恩來等,進一步強調指出:“紅軍抗日宣傳與實行作戰二者亦有緩急之分,實行作戰須在一定條件之下,否則有損無益,請與前方同志過細考慮之。”[22]

                         

                        上述情況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毛澤東開始因應急劇變動中的國共關系和中日戰爭這一新形勢時,判斷、考慮和意見,一直是變動的。變動的中心點集中在對紅軍有利還是不利這一關鍵問題上。真到紅軍主力要投身于對日作戰的時候,他的顧慮和考量就越發謹慎小心。平津淪陷、二十九軍遭重創的消息對他的沖擊顯然是很大的。他很清楚,紅軍歷史上只擅長游擊,打陣地戰還沒有成功的經驗。這正是他7月14日主張請蔣考慮照顧紅軍這一特點的原因所在,但當時面對的問題主要還在如何促蔣同意按中共方面希望的方案改編部隊,同時平津方面當時亦未全面開戰,因此他還沒有把紅軍出動后作戰形式問題放在考慮的首位,且一度因擔心主力出動后有被調散的危險,還明確提議過希望“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防御,以便主力能集中指揮和作戰。但二十九軍在平津的慘敗讓毛澤東意識到,如果多達十萬之眾的二十九軍如此不堪一擊,這時僅3萬紅軍主力如全部投入對日正面防御作戰,其危險程度不難想象。

                         

                        在左思右想之后,毛澤東于8月1日正式提出了當前敵我情況下紅軍出動參戰的兩原則,即“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23]而且,毛還主張:“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據此,他明確電示準備出席南京召集的國防會議的中共代表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以下四項要求:(1)給予紅軍“獨立自主的指揮權”;(2)同意紅軍“依地形條件及戰況之發展適當使用其兵力”,“分開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3)同意紅軍“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4)批準紅軍以三分之一主力“依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為中心向著沿平綏路西進及沿平漢路南進之敵執行側面的游擊戰”,可以一團兵力“向熱冀察邊區活動,威脅敵后方”。[24]

                         

                        在這個時候,即平津淪陷,輿論沸騰,各界抗日情緒極度高漲,國共合作及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成的情勢下,中共多數軍政領導人頗難完全接受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這時在云陽的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以及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經過連日討論,先后兩電毛澤東和洛甫,提出了不同意見。其電稱:“我們再三考慮,認為仍以紅軍主力出去為妥”。考慮到政治影響,紅軍既不能拖延改編,也不應反對開察綏;紅軍雖不宜打陣地戰,但仍應“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的作戰任務”,因為在實際作戰中完全可以“節約兵力,謹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側面的運動戰與游擊戰”。[25]

                         

                        毛澤東亦注意到自己的提議有考慮未周之處,故在給朱、周等領導人的復電中他修訂了自己前電中的幾處提法,表示,如在允許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下,我們可“承認開拔主力(主力在數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在大家同意獨立自主、以箝制作戰為主,而不是“獨當一面”的前提下,他不反對要求“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和進行“游擊運動戰”。但他也具體說明了自己不同意主力全部出動的顧慮所在:第一,“須估計戰爭的長時間性與殘酷性”;第二,“須估計陜甘是我們唯一可靠后方”,“紅軍全部開去是蔣之要求”,“蔣在陜甘則尚有十個師,以便把我們全部送去,他則穩占此后方”等。他因此重申,可否要求擔任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協助正面友軍作戰”的作戰任務?[26]

                         

                        8月上旬,中日兩軍已在河北涿州、保定一帶展開,同時首先在南口方向打響,守軍防線全面潰敗的情況尚未發生,故毛澤東明顯地還主張紅軍要以“配合正面友軍戰略上的行動”為主。[27]他并且改變了此前提議過的派一游擊師去敵后進行牽制作戰的設想,開始提出主力應置于敵之側翼,只宜派一團兵力去“威脅敵后方”。特別是8月7日中共談判代表報告蔣介石基本滿足了中共中央關于紅軍改編的關鍵性要求,包括設自己的總指揮部之后,他亦表示不反對紅軍主力出動作戰,只是強調在出兵的問題上應依據形勢權宜行事。[28]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這時已按中共中央命令,開始誓師并準備按蔣要求,邊開動邊改編,甚至準備不等改編完成即出動,“到大同后再行改編”。[29]

                         

                        這一情況卻因國共談判發生波折,再度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的形勢判斷和對紅軍出動等問題的想法。

                         

                        新的波折和國民黨改派復興社書記長康澤介入談判,對中共態度突然變得強硬起來有關。此前中共中央曾提交給蔣一個宣言稿,準備在宣布改制改編的同時公開發表。蔣將此稿交給極端反共的康澤去審查,康做了大量刪改,甚至連共產黨三個字也不許提,同時并堅持紅軍改編必須要接受中央政府選派的參謀長和聯絡參謀等。

                         

                        8月13日,正在交涉中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電告了當天雙方代表就此發生爭執的情況,但三人仍舊提議:鑒于南京主戰空氣濃厚,我們應“努力抗戰,參加作戰顯示政治力,以鞏固蔣之決心”。紅軍出動不應受此影響,仍應“立即改編勿延,爭取開動”。[30]毛澤東對此明確反對。他在次日晨的復電中明白提出:“宣言可以修改,但決不能照康澤提案。”談判問題“欲速不達,緩則有濟”,紅軍“不忙于迅速出動”。他隨即電告彭德懷稱:“紅軍本可迅速出動,因南京對于宣言綱領、指揮部、參謀長等問題諸多留難,以致尚須待朱、周此次在寧談判結束才能確定出動日期”。[31]

                         

                        而就在康澤以強硬態度與朱、周等交涉宣言措辭和改編問題的當天,亦是上海“八一三”中日開戰之時。眼看戰火已燃到華東,全面戰爭打響,國共雙方都很快開始做出妥協。但毛澤東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防范心理還是明顯加強了。此前,毛曾幾度提議紅軍主力出動前要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因軍政主要負責人分散各處,最后不得不放棄了。這時,毛澤東和洛甫顯然相信,這個會是非開不可了。

                         

                        18日,毛、洛聯名分別致電各主要軍政領導人,明確提出:“國民黨陰謀已表現得很明顯。他的企圖是:(一)將紅軍全部送上前線;(二)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三)紅軍受命出動后即變為蔣之屬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時黨的問題與邊區問題由彼解決,甚至將不許發表宣言,并取消蘇區。”故我們必須堅持要國民黨迅即實現“發表我黨宣言”,“發表邊區組織”,“發表指揮部”,同意“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不分割使用”和“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特長”。電稱:鑒于“此事關系重大”,因此各領導人,包括在外的朱德、周恩來,必須“到洛川開會”,“慎重討論”。[32]

                         

                        三、毛澤東洛川會議報告及發言主要談了些什么?

                         

                        有關1937年8月22-24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馮家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所謂洛川會議的基本內容及其報告討論情況,嚴格說來在許多早期的研究著作中都有較具體的介紹說明,包括個別較長的引文的引用。但因該會議記錄從未開放查閱和全部公開發表,故當調查局報告所稱毛澤東等抗戰初期有過“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指示變得引人注目后,可以反映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意見分歧的洛川會議,就成了海內外研究者格外關注的一個焦點。隨之而來,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內容,自然也就成了眾說紛紜的一個議論話題。

                         

                        在具體說明洛川會議內容之前,需要約略提到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舉行,一方面與毛澤東、洛甫等力圖統一黨內對全國抗戰形勢的認識需要有關;一方面也與毛澤東急于統一黨內在軍事策略方針上的設想有關。不過,由于多數主要黨政軍負責人在外不能參加,故此次會議并沒有完全達成目的。包括對大戰形勢問題,毛、洛之間看法也未能完全統一起來。但是,在會上,毛澤東還是清楚地表述了他對形勢的判斷和對紅軍出動后必須堅守的原則的看法。

                         

                        對形勢,他的判斷是,中日大戰已經不可避免,蔣介石國民黨也已下了抗戰決心。只是,蔣的抗戰是“應戰主義”的,國民黨的軍事方針是單純防御。照此打下去,太原、張家口、石家莊、涿州都有丟掉的可能。對紅軍應對戰爭的軍事方針,他的意見是,國共合作已大體成功,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紅軍應當依據自身特點,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和進行分散的游擊戰爭。[33]

                         

                        就在毛、洛發出召開洛川會議的電示當天,中共中央即得到通知,南京軍委會正式發表了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的命令,朱、彭被任命為總副指揮,下轄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三個師。周恩來建議,宜馬上派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即改編后的一一五師第一旅8000人為先遣兵團,即日由淳化出動,到侯馬上車,受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節制,至山西蔚縣、淶源、廣靈、靈丘地域集中。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但他同時提出:“其余候南京發表兩黨宣言及邊區組織后出動”。他的意見是,由于南京拖延不決,“共產黨與紅軍還未取得合法地位,(此次)非取得此種地位不可”。[34]

                         

                        所謂洛川會議,召開于8月22日晚,結束于8月24日,25日形成決議文字。和遵義會議以后歷次中央會議的開會程序不同,本次會議沒有由擔任總書記的洛甫先做政治報告。由于會議的召開及主要目的是解決紅軍主力改編出動后的軍事策略問題,故會議召開當天就集中討論了軍事問題,因此首由負責指導軍事和統戰工作的毛澤東報告了“軍事外交問題”。[35]

                         

                        毛澤東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他對軍事形勢及紅軍出動、作戰方式等一系列問題的考慮。他認為,當前日軍“主要打華北,向山西、綏遠”,“輔助方面是上海等”。紅軍作戰地區應為冀、察、晉三省交界地域,基本任務:“(1)創造根據地;(2)箝制與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隊任務);(4)保存與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為什么需要強調民族革命領導權問題呢?毛解釋說:這是革命的長期性決定的。目前國民黨還是領導的黨,“據今天的條件說,(我們的)技術貧弱……相對的比蔣介石也差(數量和技術)”,“單從數量上不能解釋此問題”。但他相信,紅軍“聲威與地位則遠超過之。根據過去紅軍能力,全國矚望。以后還要用最大力量,爭取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地位(還要在其他方面取得領導地位)”。問題是要講究“達到任務的方法”。一是“要一貫的運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二是要堅持“紅、國軍共同作戰(統一戰線)”;三是紅軍作戰的戰略原則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什么叫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他的解釋是,就指揮原則而言,應承認“在統一戰線下,是相對的獨立自主(在總的戰略上),但一定爭取戰略方針的共同商量”。就作戰原則而言,則應堅持“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戰法。為什么要強調山地作戰?毛澤東明確講,這是因為山地更便利創造根據地和進行游擊戰,山地也是紅軍長期熟悉的作戰條件,對平原戰則無經驗。當然,毛澤東并不是打算放棄在華北平原作戰和創造根據地的可能性。他的意見是,目前可派“小游擊隊去發展平原”。

                         

                        除軍事戰略問題外,毛澤東的報告也特別說明了軍事戰略考慮的政治背景問題,即所謂“外交”問題。這里所指的“外交”,其實就是黨的統戰關系。毛澤東主要報告了他對兩黨關系狀況的看法。他明確提出了“統一戰線與政治警覺性”的關系問題。稱:“資產階級要對付日本,向紅軍招手,現在統一戰線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防人之心不可無,在階級上(兩黨)根本是敵人!”這一點不應須臾忘記。他列舉了陜甘邊土匪問題、寧夏馬鴻逵威脅問題、南方閩粵邊紅軍游擊隊改編時被繳械問題等情況,指出:“統一戰線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黨的階級的獨立性與警覺性”。他介紹了兩黨談判及其反復的經過和中共中央可能接受的讓步范圍,認為談判拖延不決,很大程度在于“國民黨方針是一方面限制我們,一方面破壞我們”。他特別在意國民黨限制紅軍的種種處置,包括堅持要向改編后的紅軍派參謀長等,聲稱這“是萬萬不可以(接受)的”。他提出,在紅軍改編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我們“現在要催促發宣言及決定邊區的發表”。他也表示,他并不反對主力出動參戰,但強調全部主力出動的時間要“按(問題解決)情況決定”。[36]

                         

                        當晚討論中半數與會者發表了意見。洛甫、林彪、聶榮臻、凱豐、張浩,包括張國燾,都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但朱德、彭德懷、周恩來、林伯渠等則表示異議。朱德認為,保存紅軍力量的方法“應當是積極的,向前的,發展的”,“只有積極活動,才能發展群眾戰”。故“出動不能停頓太久,不要讓人家敗了,不好。”周恩來提出:“對國民黨的限制問題,要一步一步沖破,紅軍開拔還是早點開拔”。我們的軍隊“不僅是游擊戰爭,同時要提出我們是可以打大仗的”,故提法上“還是運動游擊戰好”。要國民黨不束縛我們的問題,不僅僅是軍事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要做全國群眾工作的問題,因此統戰關系要弄好。彭德懷講得更坦率:“紅軍出去基本的是打勝仗,樹聲威,開展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黨和紅軍的地位。”“戰術上要很謹慎,但在勝利把握較多的時候,就要集中優勢兵力來襲擊敵人”。事實上,“游擊戰和運動戰是紅軍密切不可分開的”作戰形式。[37]

                         

                        根據與會者討論的意見,毛澤東最后做了進一步的解釋說明。他解釋說,他雖然力主在戰略上紅軍目前在全國范圍之內應“成為游擊支隊”,起牽制作用,但“并不否認在一定條件下取得消滅敵人的勝利”。在指揮關系上,他主張“不能違背軍委方針去遷就國民黨的方針”,但亦同意應該在“以我們的指揮為主”的基礎上“適當來解決、來調劑(與國民黨的關系)”。[38]

                         

                        23日,政治局休會一天,中央召開常委會,討論安排了紅軍出動后各方面的人事問題,包括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39]24日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洛甫就政治問題做了補充報告。他在談到國共關系問題時,政治判斷與毛澤東完全一致,主張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場,強調與國民黨的聯合是基于抗戰的需要。而且,“只有中共在抗戰中取得領導權時,抗戰勝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戰勝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40]

                         

                        在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又進一步解釋了他看紅軍作用、地位及作戰方式等問題的其他一些背景方面的考量。他指出:“我們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從持久戰的角度,不宜把數量很小的紅軍的作用放在眼前正面戰場的作戰上。鑒于我們的長期目標是“爭取共產黨和紅軍成為抗戰的核心,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故提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是為著保持與擴大紅軍”,以便實現這一斗爭目標。

                         

                        對此,朱德和彭德懷仍舊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在發言中認為,對與日本軍隊作戰不應顧忌太多,日軍畢竟是外國軍隊,紅軍的活動余地是很大的。“日本武器比較好,但戰斗經驗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在統一戰線的條件下,“我們不能完全獨立自主”,“警惕性過高是不對的”,“國民黨今天還是想我們打勝仗,如說國民黨集中力量專打我們的主意,是不對的。”在聽取了幾天會上會下討論的意見后,洛甫最后做結論時,口氣上和提法上也有了一些變化。他一方面肯定“階級矛盾還繼續著,警覺性問題要堅持”,一方面也表示接受朱、彭的有些意見。如此前他還贊同毛的提法,說“在指揮問題上應是獨立自主的原則”;“作戰方面主要是游擊戰爭”。這時則同意說,在清醒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是持久戰的前提下,紅軍“主要的作戰方式應是運動戰”。[41]

                         

                        由上可知,洛川會議沒有能夠就毛澤東提出的紅軍出動、作戰指揮、作戰方式等問題達成統一意見。在洛甫和毛澤東看來,25日形成的會議的書面決議,最主要的收獲就是在肯定國民黨發動全民族抗戰的同時,批評了國民黨懼怕和限制人民參戰運動的方針“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從毛澤東的角度,他最關心和最想要在這次會上解決的軍事戰略及策略方針問題,卻還沒能得到解決。[42]

                         

                        四、主力出動后毛澤東關注的重點是什么?

                         

                        洛川會議結束后第三天,為進一步加強黨內同志的階級警覺性,在毛、洛的提議下,仍在洛川的主要黨政軍領導人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座談會。會議著重討論了幾個涉及國共兩黨關系和抗戰前途的政治大問題。如“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中國革命的前途有無和平轉變的可能?”“和平轉變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無兩黨存在的可能?”等。毛澤東在發言中明確提出:當前“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

                         

                        緊接著,9月1日,在延安中央積極分子會議上,他在重申必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共產黨不能跟著國民黨跑的問題的同時,又特別提出了黨和紅軍階段性任務的區別與聯系問題。他提出,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當好“壯氣軍”,是紅軍當下階段的主要任務。在此基礎上爭取壯大發展,就能早日實現第二階段的目標:“從現在的(壯氣軍)地位到實力領導地位”。[43]

                         

                        洛川會議前后,雖然紅軍改編問題已基本解決,但國民黨仍未發表中共宣言,亦未解決邊區政權的合法地位問題。盡管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以及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這時都有電報提議3個師應迅速開動,毛還是相信最多只能先開動兩個師。他在8月31日的電報中還特別說明稱:政府方面提供給紅軍及邊區的補給、補充,“僅有衣物及少數彈藥”和“月僅五十萬”經費,“無槍炮等之補充”,還一直拖延不發中共宣言,邊區主席、紅軍參謀長及政治部副主任等蔣還堅持要由他指派中共難以接受的國民黨人充任。他據此明確電告朱、彭等說:“第三師非待國民黨對主要問題解決后決不出動。”[44]

                         

                        但這時紅軍主力出動已成事實,故毛澤東關注的重心很快就轉到紅軍主力出動后的作戰區域安排問題上來了。這時西安行營和二戰區指定給八路軍的活動區域是晉東北的幾個縣,距華北前線尚遠。9月初,毛澤東得知的情況是,平綏前線除二十九軍退守保定及津浦線外,中央軍湯恩伯部從南口防線一路敗退,居庸關、張家口均告失守。“衛立煌軍三個師位于居庸關以西永定河南岸,劉汝明師及晉軍之七十二師撤集于洋河南岸,傅作義增援軍約六個團約在懷來地域,趙承綬騎兵軍大約在興和天鎮地域,晉軍主力在大同、廣靈、代縣地域。”據此,他的提議是:“紅軍一二兩軍(即一一五、一二〇兩師——引者注)約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開于北平、石家莊、太原、大同、張家口之間。”具體活動區域應與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交涉,爭取如下地點:“(一)涿鹿、陽源、蔚縣三縣境內一切友軍未駐地區。(二)宛平、房山、淶水、易縣四縣友軍未駐地區。(三)完縣、唐縣、曲陽、行唐、靈壽、平山六縣縣城以西地區。(四)淶源、阜平、靈邱三個全縣作為我軍之中心根據地。(五)廣靈、渾源、繁峙、五臺、盂縣五縣。”[45]

                         

                        由上可知,毛澤東并不贊成將八路軍三個師的主力都集中晉東北數縣范圍內,希望最大限度地爭取紅軍的活動范圍,以利于進行游擊作戰。他所提這21個縣,分布于晉、冀、察三省交界處,跨越了一、二兩個戰區,并不是敵后。故他也講明:一要盡可能交涉到這些縣內“一切友軍未駐地區”;二要得到當地政府和友軍的支持。毛特別告訴周恩來等說:此項交涉“必須確實指定并由南京及晉閻令知三省省政府轉令各縣縣政府同時令知各縣及其附近之駐軍,說明紅軍之布防及創造游擊根據地之任務。因為如不明白規定紅軍之區域及任務,并用通令下達友軍及地方,勢必因區域不明,任務不定,而發生許多糾紛。”可能的話,最好利用紅軍新到,與冀、察、晉、綏四省軍政人物會面詳談,“以壯其氣而相當改變其做法”。[46]

                         

                        但這一設想很快就行不通了。9月7日,周恩來、彭德懷等與閻錫山商定,八路軍入晉后以太行山脈特別是太行山北端,即晉東北范圍為根據地,展開游擊運動戰。部隊可動員群眾,但不得干涉縣政。[47]而毛澤東當天卻得到消息稱,湯恩伯、衛立煌、劉汝明三部6萬余人正開入蔚縣、淶源、廣靈和靈邱及其晉東北與冀察交界地區,他馬上致電周恩來等提出:“上述地區已無紅軍活動余地”, 紅軍活動地域應南移。“此時紅軍有利地區是阜平、唐縣、曲陽、行唐、壽靈、平山、繁峙、渾源、五臺、盂縣及淶源、靈邱兩縣之南部地區,望與閻力爭規定之。”[48]

                         

                        幾天后,周恩來再見閻錫山,要求送八路軍到淶源、靈丘、阜平地域,背靠恒山山脈。[49]但毛又得到消息,劉汝明師已開津浦線歸還建制,湯恩伯部亦開平漢線整理,只剩衛立煌4個師留淶源東北。日軍向大同進攻兵力5000,國民黨正面守軍至少在20萬左右,惟士氣不振,紛紛后撤,加上民眾畏避,部隊連吃飯都大成問題。閻錫山不得不放棄大同,準備改守雁門關。[50]據此,他再電周恩來等提出,請爭取將“太行山脈之阜平、曲陽、靈壽、井陘、獲鹿、五臺、盂縣、平定、昔陽、和順等十縣……定為我軍補充區域”,以確保部隊補給。[51]

                         

                        這時,負責協助紅軍改編和出動的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再三催促一二九師出動。眼看山西局勢嚴峻,紅軍兩師尚未確定理想活動地域,更無展開空間,毛澤東對行營的催促自然十分不滿。他并且判斷稱:“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團于一個狹小地域實不便于進行游擊戰爭……或者他們含有惡意即企圖迫使紅軍打硬仗”。恰好蔣介石要求彭德懷去南京,毛為此專門致電彭,要求彭“在晉、在冀、在京,均著重解釋我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這個基本原則,取得他們的徹底了解與同意。”他并具體解釋稱:“此原則中包含(一)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毛在電報中特別強調,由于“我們對此原則并未向他們徹底堅持的有過說明”,這次不僅是一重要機會,而且要想在避免發生無窮糾葛,這次亦非取得對方了解和承認不可。[52]

                         

                        不過,彭德懷那邊尚未見到蔣,山西前線又傳來壞消息:“日寇分兩路進攻,廣靈、靈丘晉軍已放棄大同,綏遠全境實際已失。以五臺為中心之晉東北日寇將以重兵進據并繼進攻取太原。”針對朱、任9月15日建議一一五、一二〇師在晉東北山地“配合晉軍行動”的電報[53],毛澤東一改過去要求部隊集中一地的方針,提出:“在此情況下,我三個師已無集中晉東北一處之可能,更無此必要。”他轉而向朱德等提議:“以百十五師位于晉東北,以五臺為活動重心,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百二十師位于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百二十九師位于晉南,以太岳山脈為活動地區。”[54]

                         

                        毛澤東判斷,日軍放著南線不攻,先奪綏遠、進山西,是“以大迂回姿式,企圖奪取太原,威脅平漢線中央軍……威脅河南、山東之背,而利于……完成其奪取華北五省之企圖。”“淶源、靈邱為敵必爭之地……恒山山脈必為敵軍奪取冀察晉三省之戰略中樞。”鑒于晉閻指揮下之各軍已失銳氣,“我們不能作出這些軍隊能夠在現陣地根本破壞敵戰略計劃之結論。”故他相信繼續以五臺為中心創建根據地,勢必受日軍包圍,“無持久可能”。他提出:“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恒山山脈創造游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不適用了。”他以中央軍委名義做出了新的戰略部署:“(一)我二方面軍應集結于太原以北之忻縣待命,準備在取得閻之同意下,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活動。(二)我四方面軍在外交問題解決后,或在適當時機,進至呂梁山脈活動。(三)我一方面軍則以自覺的被動姿式,進至恒山山脈南段活動。如敵南進,而友軍又未能將其擊退,則準備依情況逐漸南移,展開于晉東南之太行、太岳兩山脈中。”據此,毛澤東再度提醒前方將領稱:“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55]

                         

                        不難看出,時至9月中旬末,毛澤東還沒有將主力投入敵后的設想和計劃。不僅如此,注意到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和指揮上的嚴重情況,他又重新強調“山地游擊戰”戰法的重要,強調主力要處于敵之翼側,而且明確認為現在不存在洛川會議上講的那種可以集中作戰的“有利條件”,因而提出不僅暫時不適宜作“運動戰”,而且應該勸告個別同志放棄集中打仗的觀點。否則,“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于被動的、應付的、捱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據此,9月21日,他明確電示彭德懷稱:今日紅軍,一“要在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二“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即“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作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性地戰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56]

                         

                        五、平型關戰斗后毛澤東的軍事設想是怎樣的?

                         

                        嚴格地說,像閻錫山一樣,毛澤東也擔心日軍西進。還在1937年7月20日,即平津尚未全面開打之際,他就曾去電閻錫山,提醒閻:如令日軍進據北平及張家口,“則晉綏之危至”。故除應督責冀、察當局堅守平津、張家口等處外,晉綏軍“似宜以一部向張家口出動增援”,并“力促蔣氏增兵北援”。[57]平津失陷后,他也曾進一步通過受邀參加南京國防會議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向蔣建言:“第一防線是張家口、涿州、靜海、青島等處,重點在張家口,應集中第一次決戰兵力”,并應以攻勢防御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攻。紅軍愿出動三分之一兵力,以游擊戰相配合。[58]

                         

                        進入9月下旬,日軍已經打進山西境內,明顯威脅到黃河以西陜甘寧邊區的安危了。而這時,一系列新的情況的出現,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毛澤東軍事方針及其策略的再度調整和轉變。

                         

                        其一,9月22日,中共合作抗日宣言得以公布,蔣介石亦公開發表了肯定的談話[59];其二,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在二戰區的統一指揮下,集中一個多旅的兵力,與晉綏軍配合,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將敵殲滅一千余人”。[60]其三,就在中共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發表當天,毛澤東收到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兼駐山西辦事處主任彭雪楓的電報,報告閻錫山有意在山西與中共八路軍全面合作,開辟敵后根據地,與日軍長期周旋。這一情況讓毛澤東頗感振奮,他當天就回電彭雪楓轉告閻:完全同意關于在五臺山脈建立游擊區的想法。他并且進一步提議:“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翼側及后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于五臺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毛表示,除五臺山脈外,晉東南太行、太岳山脈均應利用,晉西南呂梁山脈,晉西北管涔山脈等,也應加緊準備。尤其是放手發動民眾一事,關系到游擊戰爭成敗與否,更要高度重視。[61]

                         

                        幾乎與此同時,由于得到了閻錫山的首肯,在二戰區前線地區,即晉、綏、察三省交界各縣,成立了有八路軍代表參加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八路軍總部亦順利地在二戰區范圍內劃分并成立了晉察冀軍區、晉綏察軍區、晉冀魯豫軍區,和晉西南軍分區,有了合法的活動空間。[62]受此鼓舞,毛澤東顯然開始相信,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整個華北地區都有進行游擊戰爭的可能性了。

                         

                        9月25日,他首度正式通電黨政軍負責人,尤其是電示北方局稱:“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于游擊戰爭。”山西地方黨目前應在太原被敵占的假想下,“以全力布置恒山、五臺、管涔三大山脈之游擊戰爭,而重點于五臺山脈。因該處可得閻、楊更多協助,將來可向北恒山山脈發展。”河北黨應“注全力于游擊戰爭,借著紅軍抗戰的聲威,發動全華北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的但是有計劃的組成游擊隊。”他并要求相關方面之干部“應立即開始普遍的組織地方支隊(部)及群眾組織,在半個月內應全部布置完畢,并表現初步成績”。[63]當然,他這時尚未完全形成敵后發展的思想,仍舊十分重視國民政府的承認問題。因而特別要求周恩來務必要先就此一工作方針可能帶來的地方軍政關系問題,與相關戰區及軍政負責人進行溝通。[64]

                         

                        就在毛澤東發出上述指示的同時,朱德、彭德懷恰好也提出了向敵后活動的建議。他們提出,鑒于日軍主力開始由平津大舉南進,八路軍似應考慮向敵后冀察方向派遣一支戰術支隊,一面游擊作戰,一面尋找發展條件。毛澤東接電后卻表示了不同意見。他提出,原定向恒山山脈及其東西北三方向突擊,展開敵人側面游擊戰爭的計劃,因眼下條件不成熟,暫時亦應停止。派遣戰術支隊問題,“要待敵更深入后方,更分散才能執行”。[65]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這時對深入敵后作戰的慎重態度,卻不是出于對日軍作戰不摸底和擔心集中作戰對紅軍不利。他既不打算采取保守戰法,甚至沒有再提主力分散做群眾工作和堅持山地的主張。他并且明白地提出,這是基于一定要在山西打一仗,挫敵銳氣,爭取穩定山西戰局的大戰略來考慮的。“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是因為在“敵之主力尚之集中于其主要的攻擊點,敵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虛之時”,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66]

                         

                        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專門就此致電朱、彭等,提出了一個十分大膽的整體作戰計劃。他分析稱,日軍主力既選擇在河北大舉南進,在山西靈邱、淶源、廣靈、蔚縣諸縣應不會留多兵據守,如此則是扭轉山西戰局的有利時機。“蔣閻保定決戰、晉北固守的方針……完全是處在被動的挨打的姿式下”,他的建議是,商請“蔣、閻派何柱國騎兵軍全部,另派桂軍或中央軍有力步兵一萬五千至二萬人,與我林師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揮,在蔚、淶之敵向保守前進,靈、廣之敵向代州前進,確已深入之際,從靈、源之間向北突擊(反攻性質的中央突破),恢復靈、淶、廣、蔚四縣。然后向著大同、張家口、北平線、大同、太原線,北平、石家莊線,舉行大規模的側后襲擊戰,在靈、淶、廣、蔚建立群眾的及堡壘的根據地。”他提出,屆時我林師應以全部“向北突出,依情況再分成無數小支或分成二三個集團,向著恒山山脈以東以西以北廣大地區敵之空虛側后,舉行廣泛的襲擊戰。”他認為,只有照此進行,出此奇兵,山西戰局“才能變被動為主動”,紅軍也必將會“發揮戰略上的作用”。[67]

                         

                        然而,就在毛澤東提出上述設想的同時,保定已失,日軍用迂回戰術一再輕易突破國民政府守軍的正面防線。朱德和彭德懷于9月28日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再度提出可考慮在可能成為敵后的河北淶源、山西靈邱和廣靈地區成立根據地問題。在他們看來,該地區亦屬山地,且山脈很大,地形比晉西北好,人口不少,糧食不缺,如在上述地區連同山西渾源、繁峙、五臺、盂縣、河北阜平一帶創建抗日根據地,可與晉西北互相呼應。[68]

                         

                        對此,毛澤東也復電表示認同。他說:“河北局面已經完結了”,“不久后中國陣地將變為扼守黃河、運河兩線”,“國民黨如不妥協必將遷都”。山西依托長城抗戰的戰法也只是暫時的。我軍今后的“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但是,他仍舊表示,目前“閻必要求我軍與他配合來打一二仗。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當然是可以參加的”。他認為他此前所提以一一五師為一奇兵打敵側后的戰役設想,就還有條件一試。他提出:“關于使用一一五師配合國民黨二三個師,待敵相當深入后,向靈、淶、廣、蔚及其以此突破,找其空虛后方的計劃,請你們著重研究一番。如實行此著,可能在一個時期內展開一個新局面。雖然不能根本的破壞敵人戰略計劃,但暫時的部分的破壞是可能的,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創立我們的根據地。”[69]

                         

                        10月初,八路軍主力主要位于平型關、雁門關、朔縣之線兩翼,同時組織有4個支隊進入到日軍側后方。劉云彪騎兵支隊約600人在河北淶源、紫砂荊關、易縣、唐縣、曲陽地區活動;楊成武獨立團約3000人在山西靈邱、廣靈、河北蔚縣地區活動;宋時輪支隊1000人在山西朔縣、平魯、左云、懷仁、渾源間活動;李井泉獨立支隊1000人在朔縣以北地區活動。[70]毛澤東這時對八路軍主力活動問題的地域設想,也主要著眼于晉東北和晉西北范圍。他在4,5兩日給朱、彭、任并周恩來的電報中對此講得很清楚。他在4日電中同意一一五師以平型關以北,渾源城以南,靈邱、廣靈以西,應縣、廣武以東地區為范圍活動,不利時好適當南移;建議一二〇師“早日轉入晉西北”;主張一二九師主力暫駐壽陽、平定、盂縣,“將來準備轉至太岳山脈”。5日得周恩來電,知道已與閻錫山商定作戰計劃,他除表示“完全同意”外,更是明令一一五師全部“集中于臺懷鎮以北,大營鎮、沙河鎮以南之山地。待敵人被吸引于原平、忻縣地區,并打得激烈時,襲取平型關、大營、沙河、繁峙線。得手后,交友軍占領該線,我向北突出,占領渾源、應縣地區,開展新局面”。指示一二〇師暫時“隱蔽于五寨地區,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時,我一一五師又已實行向大營、渾源行動時,即用主力出長城,襲擊朔縣、左云一帶,與一一五師相呼應,搗亂敵人的整個后方。”要求一二九師“以一團位于孝義,主力位于包括娘子關在內之正太鐵路側后,主要任務是動員工人及兩側農民戰略上策應林、賀兩師,鞏固后路。”[71]

                         

                        整個10月上旬,由于不斷收到周恩來關于閻錫山對毛澤東作戰設想態度積極的報告,毛顯然還沉浸在以八路軍一一五、一二〇師為主力,與晉軍正面防御相配合,對日軍從側翼展開突襲作戰的運動游擊戰的軍事設想中。他已估計到“敵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據點,企圖保持其交通線”,我完全可以小部隊,如一個營,在敵后“開展游擊運動,創造抗日根據地”,但他這時還不主張馬上就把中共整個戰略重心轉到游擊戰爭上去。他認為,在地方創建游擊隊,只要保證有一個排的正規部隊做基干即可。[72]主力目前仍應集中,以便與晉綏軍配合,爭取能挽救山西危局。

                         

                        閻錫山這時正緊鑼密鼓地調動軍隊,準備組織太原會戰,特別是想要固守忻口要塞。10月6日,二戰區商定了左、中、右三路部署,決定右路,含晉軍10個團,統歸朱、彭指揮。毛澤東更受鼓舞,當天即復電周恩來等,進一步說明了他的作戰設想。稱:“進入山西之敵,判斷總數似不過兩師半。為保衛晉北已經占領之數十縣,至少分散一個師,則攻太原者似至多不過一師半。雁門關以南又須沿途分兵守備,則達忻口一帶作戰者,似將不過一個師左右,已處于我三面包圍中。如果龍泉關、娘子關能堅守一個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適當,則以我方兵力數量與質量計算,有可能暫時破壞敵之攻擊計劃。”他明確認為:“山西軍已處最后關頭,將不得不打一仗。”除必須加派生力軍堅守娘子關,以若干師擔任正面出擊兵力外,八路軍兩師亦應擔任從東西兩方破壞敵之側后縱深地區的任務。“為此目的,我一一五師主力不但不應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龍泉關,似應第一步移至豆村、臺懷之線,以便適時襲擊大營、沙河、繁峙線,并準備于可能與必要時,北越長城出至渾源、應縣,以此為中心,分為若干支隊,采取夜間行動,襲擊雁門大同線、大同張家口之鐵路,襲擊張家口廣靈線、廣靈代縣線之汽車路。”他相信:“一一五師這一行動(如再加南京兩個師更好),配合賀師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魯、朔縣之行動,將引起山西敵軍正面攻擊之停頓,甚至暫時部分的后退,并將引起平澤線敵軍停止深入石家莊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備北平、石家莊線,以另一部轉向靈、淶、廣、蔚地區對付我軍。”如此大規模作戰會不會給八路軍造成嚴重損失呢?對于這個問題,他這時卻認為這既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在一一五師本身,則因轉移與作戰頻繁,要準備付出相當之代價,即應準備減員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減員而不得不將槍支一小部分交與地方民眾,武裝他們。但在支持山西作戰,即用以支持華北作戰較為長久之戰略目的上,卻有很大意義。”[73]

                         

                        對于毛澤東上述的形勢判斷和作戰設想,周恩來于10月12日委婉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分析了閻錫山指揮下各部隊協同之難,認為“忻口反攻無充分把握,東面娘子關守備亦不大可靠”。如無國民黨軍隊的有效配合,八路軍主力的出擊和使用都應慎重。[74]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也于當天致電中央軍委,再度強調擴大晉東北和冀西控制區域的重要性,認為這將能夠延緩友軍過快退過黃河的危險。[75]

                         

                        毛澤東次日回電,對兩電均表同意,但他認為,部隊協同問題不是完全不能解決。比如,應該可以“向蔣、程、閻提議任命黃紹竑為娘子關、龍泉關沿太行山脈以東各軍(紅軍不在內)之總司令,以統一指揮確保娘子關”。因桂系將領黃的身份較超然,可能便于協調。最重要的是,他相信,目前最關鍵的還在保住娘子關、龍泉關及其太行山脈,因為這才是控制整個山西甚至華北戰局,以及影響友軍的戰略關鍵所在。他說,敵占太原并不要緊,只要四周山地都控制在我手中,“我軍是還能有所作為的”。但若丟掉娘子關,就等于丟掉正太路,在太行山也難站住腳,如此“則華北戰局立即變為局部戰,失掉了全局意義”。他承認,這一計劃較難實行,因為“華北弱點在軍隊太雜,無一個主力軍,紅軍在力求配合作戰,爭取華北持久的原則下須同時顧到友軍不可靠的處置”,確實問題多多。[76]

                         

                        但是,在10月13日當天反復考慮后,毛澤東還是鄭重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請他們向蔣、閻等說明:太原失守不可怕,“華北大局之樞紐,現乃在恒山山脈及正太路。”“為確保太行山脈、正太鐵路于我手中,準備向大同、張家口、北平線作戰略反攻,支持華北持久戰,用以消耗敵人,保衛中原各省之目的,應實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現有太行山脈以東各部,并增加生力軍五個至十個師,位于龍泉關、娘子關及其以東地區,以黃紹竑為總司令,并構筑堅固側面陣地,分向進攻之敵及平漢線舉行運動中的殲滅戰,以達確保該兩關及整個恒山山脈之目的。

                         

                        二、以衛立煌、郝夢麟、劉茂恩各部,另加川軍兩個師,以衛立煌為總司令,位于太原以東壽陽、盂縣地區,除構筑堅固側面陣地外,以運動殲滅戰,對付太原之敵。

                         

                        三、以紅軍一一五師、晉軍陳長捷部,另加桂軍兩師、騎兵一師,位于五臺地區,以一部除向平型關、沙河、代縣、崞縣、原平線襲擊外,主力準備于可能與必要時,向北奪取恒山北段,并襲擊平綏線。

                         

                        四、以紅軍一二九師,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晉陽、榆次南部之地區,創造根據地,準備萬一不利時之南面防御戰。

                         

                        五、以紅軍一二0師主力配合晉軍主力十五個團左右,位于晉西北直至外長城一帶,確保該地區,襲擊太原、大同線。

                         

                        六、以晉軍二十個團左右,配合紅軍一二〇師之陳伯鈞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陽、孝義直至離石、中陽地區,反抗敵軍西進。

                         

                        七、以晉軍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遙地區,完成對太原之四面包圍。”[77]

                         

                        以上所引電文,是目前所知這一段時間毛澤東替國民政府華北抗戰,特別是替閻錫山、黃紹竑組織的太原會戰出謀劃策的數封電報中的最后一封。從這些電報的提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紅軍改編和蘇維埃政府改制基本落實,而日本已大舉侵入山西的情況下,直至9月21日還反對紅軍集中作戰,力主“依傍山地和不打硬仗”的毛澤東,從9月22日開始即一度轉向了主張國共兩軍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以攻勢防御挫敗日軍對山西的入侵的積極態度。

                         

                        但是,由于毛身處陜北延安,他的提議要通過周恩來等轉告,周等多半不能及時見到閻錫山和黃紹竑等,更不必說報送給蔣介石了,在戰局瞬息萬變的情況下他的提議難免會有所滯后。而更重要的是,蔣、閻、黃等實際上各有一套軍事指揮觀念,也各有自己的一堆問題和困難,他們也很難理解毛澤東以游擊戰為基礎的運動戰式的作戰方法,更不必說接受其建議了。[78]

                         

                        六、太原失守前后毛澤東軍事方針有何變化?

                         

                        對于蔣介石、閻錫山、黃紹竑使用的單純防御式的“被動的呆板的戰法”,毛澤東本不贊同。他看重的是“游擊戰和運動戰”。他認為,如果國民黨軍能大量的采用運動戰,“八路軍則以游擊戰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79]他9月下旬以來種種建議和主張,均出于此。當然,雖然他的建議沒有能為蔣、閻等所采納,為阻止日軍深入山西,進而威脅陜甘寧,整個10月里他在推動八路軍主力配合作戰問題上,態度仍很積極。他這時所堅持的既定方針只有一條,即“用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80]在此基礎上,他始終在督促朱、彭等指揮八路軍主力積極參戰,且并不反對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81]

                         

                        如忻口戰役打響前后,他就曾接連電示朱、彭主張:同意一一五師依閻、黃要求在繁峙、大營線動作,截擊代縣、繁峙間敵人,提議徐海東旅應轉渾源、應縣,以主力配合宋時輪支隊截擊大同、雁門關線,并以一部配合陳光旅截擊平型關、代縣線。主張楊成武團應側向出擊,截斷廣靈、平型關線。對這時剛剛投入戰場的一二九師主力,他明確認為應部署在最重要的娘子關一帶,配合守軍作戰。對該師陳賡旅主力還“沒使用于娘子關以東之敵后截擊,破壞敵攻娘子關計劃,確保該關于我手中”的情況,他還委婉地提請朱、彭“考慮”。[82]

                         

                        直到太原淪陷前夕,毛澤東仍在督促朱、彭做積極配合守軍控制正太路的作戰。娘子關失守前一天,他還在強調:“目前決定的戰斗在正太路”,故主張應將陳光旅也使用于正太路方向。說“為確實截斷雁門南北大道起見,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門關一帶,配合宋支隊作戰為有利”。“并且徐海東旅似亦有南下作戰的必要”。[83]娘子關失守后,他仍電示朱、彭,提出:“我右翼主力既集中于正太路,如打得好,當能有效制止敵進”。故一二〇師主力仍應北上,以兩團兵力位于大同、懷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魯地區,分數支隊,以主力襲擊鐵路線。另以一團位于山陰、雁門關、朔縣地區,以主力襲擊鐵道。“目的在保證切斷敵運輸大道,又能發展北面工作”。[84]

                         

                        不過,戰爭進行到10月20日夜,毛澤東已注意到娘子關守軍有潰亂征兆,太原淪陷在即,正太路亦將不保,日軍屆時如再向汾河流域推進,在晉東北作戰的八路軍總部和一一五、一二九兩師都有被隔斷在敵后的危險。由于這時尚無敵后作戰及發展的嘗試與經驗,毛當即電示朱、彭稱:一一五師不可再向北,一二九師不可再向東,出于安全考慮,八路軍總部宜移至正太路附近,“以便于緊急時能夠轉移”。他并提議稱:“林師(即一一五師——引者注)主力準備轉移于汾河以西呂梁山脈”,“總部準備轉移至孝義、靈石區”,“劉師(一二九師——引者注)在正太路以南之現任地區堅持游擊戰爭”,“賀師(一二〇師——引者注)堅持晉西北之游擊戰爭”。惟可留一一五師獨立團楊成武部于敵后的恒山、五臺山地區,堅持游擊戰爭。[85]

                         

                        這是毛澤東首次正式提議部署一團兵力于敵后。但孤懸一團于敵后,縱使游擊于山地,缺少戰略呼應,能否堅持,毛總感到有些擔心。幾經考慮,他于次日對這一計劃又做了更進一步的調整。他再電朱、彭、周稱:因楊部要“準備長時期內獨立自主地活動于冀察晉三省交界地區”,故請“速即配備軍事上、政治上高級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強之”,并“通訊方法及通訊材料須準備用至兩年之久”。另外,以楊部一團活動于三省交界處,怕很難顧及五臺山脈,而五臺山脈的控制戰略上又極其重要,故他提出:“請考慮從總部特務團中派出一個最好的營,配備能夠領導三千人以上的軍政干部若干人,獨立自主的長期活動于五臺山脈地區,與楊成武部相呼應。”為使楊部能與后方形成戰略呼應關系并便于聯絡,他并要求朱、彭考慮派宋時輪團全部“準備長期活動于長城以北大同、雁門以西地區,東與楊成武部、南與一二〇師主力相呼應。”[86]

                         

                        11月初,忻口戰役失利。8日,太原失守。毛澤東得知太原失守消息后,當即致電周、朱、彭、任并告各師首長,提出:太原失守后,“閻、衛、孫、曾、馮、趙、鄧、孫等各軍殘部將大量潰散”,“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于八路軍。”毛因此明確要求:今后應以靠近陜北的晉西北呂梁山脈為“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一一五師主力及“總部宜立即開始西移”,惟“一二九師全部在晉東南,一二〇師在晉西北,準備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非至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其主力不應退出山西”。在他看來,今后“閻將無力再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他因此首度提出八路軍今后要準備在山西創建能夠軍政一體的擴軍、籌糧的自己的根據地。其原話是:“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87]

                         

                        次日,因估計日軍不久即將移其主力向山西各縣之要點進攻,晉西北、晉東南及晉西南“敵均將向之前進”,毛澤東除明令一一五師“應即移至呂梁山脈”外,明確要求晉察冀軍區和一二〇、一二九師務必獨立自主地先行開入日軍可能進入之地區,“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減輕租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枝,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部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總之,“以控制一部為襲擊隊,大部盡量分散于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義……以便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88]

                         

                        11月11日,八路軍總部在石拐鎮開會討論了毛澤東的提議,主張已在晉西北的一二〇師繼續留在同蒲路北北段活動,一一五師主力退出晉東北后轉到汾河流域和晉南一帶做群眾工作,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依托太行山脈開展游擊戰爭。[89]然而幾天來毛澤東的思路卻又所轉變。因為他注意到山西正面抵抗失利后軍心民心正處于極度低落期,八路軍若不能“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馬上分散去做群眾工作,未必有利。故他于13日重新提議稱:“林師徐旅速到吳城鎮地區,準備與賀師之賀廖支隊配合作戰,打幾個小勝仗。總部、林師師部、陳光旅速到汾西隰縣地區,準備打幾個小勝仗。劉師應以師部及陳賡旅位于太行山脈地區,多打幾個小勝仗。劉師之另一團應交總部或林師指揮,位于介休、靈石以東汾河東岸,與西岸之陳旅配合,夾擊沿汾河南下之敵,多打小勝仗。”[90]

                         

                        由此不難了解,不僅自抗戰開始以來毛澤東的軍事部署及軍事方針始終是和國共關系狀態及中日戰局發展變化的情況緊密互動著的,而且太原失守后至1937年11月,毛澤東和八路軍總部雖然對在敵后建立根據地問題逐漸取得一致看法,但大家認定的可以創建敵后根據地的地方還只限于兩個,一是五臺山山脈;一是晉察冀三省交界地區。[91]不僅對其他敵后發展設想及方向都還未曾有過具體考慮,即對八路軍主力的部署安排也仍著眼于敵之側翼。毛澤東并多次強調,在考慮到紅軍安全尋找轉移區域時,務必要注意到與國民黨友軍的關系。稱:“決不能束縛紅軍主力的適當使用與適當的轉移”,紅軍主力在“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應及時轉移至“不影響國民黨友軍,能擴大本身訓練,有給養條件之地域”。[92]

                         

                        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什么時候開始有計劃地嘗試著部署小部隊進入河北平原腹地敵后農村去活動呢?從已知的文獻看,這已經是1937年12月中旬以后的事情了。當時,毛澤東根據晉察冀軍區聶榮臻的提議,同意派129師和晉察冀軍區各以兩三個連的兵力,組成支隊前往磁縣、沙河、趙縣以東和石家莊、保定、定縣以東農村中活動。但派兩支小部隊去“活動”的目的還不要建根據地,而是“偵察情況”;“收集遺散武器”;“破壞偽組織”;“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發動民眾與組織游擊隊”,“擴大本身”。毛澤東亦明確講,要想做到這些,“首先即須破壞保定、高陽、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機動地區”。而這就要求兩支隊“須十分謹慎、周密、靈活,根據情況靈活地決定自己行動”,亦即不應設定任何硬性的任務。[93]

                         

                        換言之,一直到1937年12月底,毛澤東更關注的還是中共所在山西以及西北地區的戰略安危問題。29日,注意到日軍將要向南推進奪取孝義、沁縣、靈石、霍縣一帶,他即電示朱、彭并告八路軍三個師及北方局領導人,要求準備對進攻之敵實施“夾擊”,爭取在此次敵南進過程中,我軍能“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條件下打二三個好的勝仗”。[94]一旦估計西北戰局出現危險,毛還是會考慮將三個師的主力集中使用到主戰場上來。

                         

                        30日,毛澤東判斷日軍很可能會在占領濟南、徐州、蚌埠、鄭州、開封后,出于切斷中國外援通道的謀略,“先占蘭州、廣州,而置武漢之占領于稍后”,從確保蘇聯援華陸路通道新蘭、西蘭兩公路不被切斷的設想出發,他又轉經中共駐武漢的代表鄭重向蔣提議:立即調八路軍一師開甘、涼兩州,一師開固原地區,一師開豫西地區,以求應對此一嚴重危險。當然,他也提議,請允許八路軍三個師“在冀、晉各留一團兵力,配合游擊隊,堅持華北游擊戰爭”。[95]

                         

                        毛澤東什么時候下決心派一師主力出動到敵后河北、山東等地去的呢?1938年2月中下旬。他這時接連致電朱、彭、林等提議稱:請考慮“用一一五師全部向東出動,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滄州、北平、石家莊間,師部率陳旅由現地經邯鄲、磁縣地域出至滄州、齊河(濟南北岸)、石家莊、彰德間活動一時期為第一步。如證明大兵團在平原地域作暫時活動是有利的,而且渡黃河向南與渡運河向西均不成問題,則實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則至不能立足時及他方緊急時,向安徽、河南出動,或向西撤回。”[96]

                         

                        毛澤東的第二、三步設想及條件是什么呢?他寫道:“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過河,又能得到國民黨同意,則實行第二步。兩旅并列,分數路突然渡河,轉入山東境內,在津浦路東山東全境作戰,并以魯南山地為指揮根據地,并發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驟內依情況盡可能持久,然后實行第三步。”“第三步轉入安徽,以鄂豫皖邊為指揮根據地,為保衛武漢而作戰。”“如第一步實行后,河南、武漢危急,則或不去山東,將第三步改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東,而以陳旅出安徽,此時當另以一二九師主力出豫西,策應作戰。”[97]

                         

                        毛澤東很清楚,此一部署“比較帶冒險性”。但他強調,“在西安、武漢、長沙、南昌四點被敵進攻及萬一不守時,必須力爭建立抗戰根據地的主要戰略支點,而以蘇魯邊區、冀南區、熱冀邊區、大青山脈輔助之。”“因此三個主力師位置,大體應預擬一個位于鄂豫皖區,一個位于鄂豫陜區,一個位于陜甘區,即兩個在內線,一個在外線。”他認為,“要使三個師都有廣大發展前途,在戰爭中起重要制敵作用,并影響全國,準備以一個師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98]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毛澤東這時有過如此建議,還只是設想而已。他隨后明確電告朱、彭及三個師的領導人說:“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由朱彭根據此方針及當前情況作具體部署。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是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干涉。”[99]對于敵后作戰及發展方針,他這時提出的最重要的方針其實只有一條,即“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后配合友軍堅決作戰”。在這里,“不被敵根本隔斷”仍舊至為關鍵。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于華北敵之包圍圈中,根本不能轉移至陜甘豫地區,則對整個抗戰及全國政治關系都是不利的。這是政治局戰略決定之基本精神。從戰爭長期性出發,必須如此,方為有利。”[100]

                         

                         

                        結語

                         

                        綜上所述,對照李法卿回憶提到的毛、朱1937年8月或9月向部隊一般干部談及的那個所謂“七、二、一”發展計劃,可知以當時形勢與戰局變動之復雜,和毛、朱等對國共關系狀況及中日戰局變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預想和設計出來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無論在對日作戰問題上,還是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以及在自身發展和活動區域選擇等問題上,自戰爭打響以來,其實一直在依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在摸索和改變著。李法卿所稱紅軍主力“分二路由晉西北向前發展,一路東出雁門、五臺,橫斷平漢線,深入冀東、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晉南、豫北和冀南、魯西,橫斷津浦線,而入魯北、魯東,截斷中央系軍隊聯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據地”云云[101],其實不過是1940年初人們對中共八路軍自抗戰爆發以來軍事發展經過情形的一種描述或總結罷了。

                         

                        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1940年春李法卿逃走前或許了解到當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在西北、華北、華中“猛烈發展”的重要指示的內容。這一指示的基本精神及其部署安排,確是將軍事發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上,并且具體規劃了“在堅持游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于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的大發展目標及其實際步驟。[102]但是,這畢竟是1939年國共兩黨關系發生急劇改變之后的情況了,與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的情況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張冠李戴。

                         

                        作者簡介:楊奎松,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注釋:

                         

                        [1] 傅應川:《抗戰期間共軍的發展策略及其戰略影響》,“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論文,臺北,2015年7月7—9日。

                         

                        [2] 楊奎松:《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中共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后國共談判實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1—94頁。

                         

                        [3] 傅應川:《抗戰期間共軍的發展策略及其戰略影響》,“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論文,臺北,2015年7月7—9日。

                         

                        [4] 見《第八路軍中共支部書記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期間中整個陰謀》,無年月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1985年,第357—360頁。

                         

                        [5]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1956年12月,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九,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79—80頁。

                         

                        [6] 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中日關系十八年之證言》第6冊,臺北,中央日報社1971年譯印,第117頁。

                         

                        [7] 如徐約中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和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等都用到這一說法,但都未注文獻出處。徐書為轉引(見該書第587頁);陳書未注釋(見該書第346—347頁)。

                         

                        [8] 《毛澤東關于紅軍主力東開情況致太原電》,1937年8月30日;《錢大鈞關于第一一五師行軍等情給蔣介石的呈文》(1937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參考資料)》(1),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頁;楊成武:《楊成武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頁。

                         

                        [9] 《毛澤東關于我軍渡河情況致雪楓電》(1937年9月2日);《錢大鈞關于八路軍各師運輸情形給蔣介石的呈文》(1937年9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參考資料)》(1),第17頁;《毛澤東關于各師在山西作戰部署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電》(1937年10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頁。

                         

                        [10] 可參見《騎兵營和宣傳隊》,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6dd3950102dzru.html,2015年8月8日。

                         

                        [11] 有關事變消息各報均報道于7月9日,(天津)《大公報》亦不例外。轉見李云漢:《盧溝橋事變:第二次中日戰爭的開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第407頁。

                         

                        [12] 《洛、毛關于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事致葉電》(1937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13] 《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1937年7月8日);《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宋哲元等電》(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第1頁。

                         

                        [14] 《毛、朱關于紅軍一部調赴河北抗戰一事給彭、任、鄧電》(1937年7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頁;《毛澤東關于積極同中央軍等協商抗戰總方針事致劍英等電》(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第2頁。

                         

                        [15] 《毛關于紅軍出動應作真實準備致彭、任、葉電》(1937年7月15日)。

                         

                        [16] 《毛、朱關于紅軍編制及準備致彭、任等電》(1937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17]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關于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致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頁。

                         

                        [18] 因本文引用的張聞天這時簽署的電報都使用的是“洛”或“洛甫”,故正文中亦用張當年在黨內的這個名字。

                         

                        [19] 《洛、毛關于紅軍改編計劃致周、博、林電》(193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8頁。

                         

                        [20] 當時認定的損失情況可見《何應欽對于盧變經過及軍情等報告》(1937年8月1日),章伯鋒等主編:《抗日戰爭》第二卷(上),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頁。

                         

                        [21] 《毛澤東關于部隊東移不必開得太快致朱、彭、任、劉、張、賀、關并告劍英電》(1937年7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2頁。

                         

                        [22] 《洛、毛關于與蔣商談的時機問題致周、博電》(1937年8月1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2頁。

                         

                        [23] 《洛、毛關于紅軍作戰的原則致周、博、林電》(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24] 《洛、毛關于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兵力與戰法不應請蔣決定致朱、周轉彭、任電》(1937年8月1日);《洛、毛對國防問題的意見致周、朱、葉電》(1937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2—23頁。

                         

                        [25] 《朱、周等關于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致毛、洛電》(1937年8月4日);《朱、周等關于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致洛、毛電》(1937年8月4日),參見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416頁;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69—370頁;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后國共談判實錄》,第85—86頁。

                         

                        [26] 《洛、毛關于紅軍參加抗戰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致周、朱、博、林、彭、任電》(193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25—126頁。

                         

                        [27] 《毛澤東關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態度給雪楓電》(193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8—29頁。

                         

                        [28] 《毛關于閻錫山已答應紅軍由韓城渡河致朱、周電》(1937年8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5頁。

                         

                        [29] 《毛澤東關于三個方面軍宜靠攏前進致彭、任電》(1937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8—29頁;《洛、毛關于各軍開誓師大會等事致彭、任并告博、林電》(193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第6頁;《毛澤東關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謙遜態度給雪楓電》(1937年8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5頁。

                         

                        [30] 《朱德、周恩來、葉劍英關于與國民黨談判條件的建議》,1937年8月13日。

                         

                        [31] 《洛、毛關于‘宣言’修改和發表時機問題致朱、周、葉電》,1937年8月14日;《毛關于談判結束才能確定紅軍出動日期致彭電》,1937年8月14日。

                         

                        [32] 《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1937年8月17日;《洛、毛關于洛川會議討論重大軍事問題致博、林電》,1937年8月18日;《洛、毛關于須開洛川會議討論國民黨陰謀問題致博、林、彭、任電》,1937年8月18日;《洛、毛關于不能同意黃白案問題致周、葉電》,1937年8月18日,分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71—472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32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6—19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第13—14頁。

                         

                        [33]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第12頁。

                         

                        [34] 《毛澤東關于同意派一軍團為抗日先遣部隊致彭、任電》(1937年8月18日);《毛關于我軍同意受閻錫山節制致彭電》(1937年8月19日);《毛澤東關于我先遣兵團日內出動致雪楓、胡服電》(1937年8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6—197頁

                         

                        [35] 目前學界或研究者對洛川會議內容以及毛報告內容的引述,較多利用張國燾《我的回憶》中的說法。另亦有引用網絡匿名偽造毛報告內容的情況。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第386—390頁;戴晴:《國共紛爭》,《失敗者的勝利》,轉見http://www.cclawnet.com/daiqing/005.html.

                         

                        [36] 《毛澤東關于軍事外交工作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

                         

                        [37] 討論發言內容可參見《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22日),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編:《張聞天文集》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頁;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72—373頁;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19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6—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9頁;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第385—390頁;注:張國燾對洛川會議內容的回憶,從會議召開的時間,主要報告人或報告的順序及報告的內容,特別是他自己的發言內容,都與會議記錄相差甚遠。

                         

                        [38]《毛澤東關于軍事外交工作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

                         

                        [39]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19頁。

                         

                        [40]《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8月24日),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編:《張聞天文集》第2卷,第343—349頁。

                         

                        [41]《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22日),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編:《張聞天文集》第2卷,第340頁;《洛甫關于政治形勢報告的結論》(1937年8月24日)。

                         

                        [42] 會議通過的文件均未提到紅軍出動及作戰和發展的軍事戰略、策略問題。《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擬稿并經會議通過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第473—474頁。

                         

                        [43] 毛澤東:《中日戰爭爆發后的形勢與任務》(1937年9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9頁。

                         

                        [44] 《毛澤東關于國民黨對我軍實行種種限制致小開電》(1937年8月31日);《毛澤東關于第二、三師出動問題致朱、彭、任電》(1937年9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8頁。

                         

                        [45] 《毛澤東關于與閻錫山交涉紅軍活動區域問題致周、朱、彭、任電》(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0—41頁;《毛澤東關于國民黨抗敵情況致朱、彭、任等電》(1937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9頁。

                         

                        [46] 《毛澤東關于與閻錫山交涉紅軍活動區域致周、朱、彭、任電》(193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0—41頁;《毛澤東關于請周恩來與四省軍政人員面談華北抗戰事致雪楓轉周電》(1937年9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9—200頁。

                         

                        [47]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21頁。

                         

                        [48] 《毛澤東關于力爭把阜平等縣規定為紅軍活動地區致周、彭、林電》(1937年9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2頁。

                         

                        [49]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21頁。

                         

                        [50] 《毛澤東關于大同、蔚縣一帶國民黨軍情況致博、葉電》(1937年9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第201頁。

                         

                        [51] 《毛澤東關于改變我軍補充區域問題致博、葉電》(1937年9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01頁。

                         

                        [52] 《毛澤東關于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193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1—12頁。

                         

                        [53] 《八路朱、任關于一一五和一二〇兩師宜在晉東北配合晉軍行動致毛、彭電》(1937年9月15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76頁。

                         

                        [54] 《毛澤東關于我三個師的活動部署致朱德、弼時電》(1937年9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02頁。

                         

                        [55] 《毛澤東關于敵情判斷及八路軍的戰略部署致朱、彭、任等電》(193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5—18頁;《毛澤東關于八路軍戰略區域問題致德懷電》(193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6—48、50頁。

                         

                        [56] 《毛澤東關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20頁。

                         

                        [57] 《毛澤東為力保平津、張家口致閻錫山電》(193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頁。

                         

                        [58] 《洛、毛對國防問題的意見致周、朱、葉等電》(1937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22—23頁。

                         

                        [59] 中共中央對此表示高度肯定,除命令一二九師很快開動外,并通告黨內稱,此事“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洛甫、毛澤東關于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建立致周電》(1937年9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04頁。

                         

                        [60] 《林、聶關于一一五師平型關戰斗繳獲和傷亡情況致毛、朱、彭電》(1937年9月26日)。9月21日毛澤東亦同意部隊可適當集中,如林彪“這種一個旅的暫時集中,當然是可以的”。《毛澤東關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20頁。

                         

                        [61] 此電原文因未注月份,故《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軍事文集》編者對月份的判斷有所差異。根據毛澤東原文內容及其前后和當日各電判斷,筆者認同《毛澤東文集》編者認定的月份。《毛澤東關于在山西開展游擊戰爭的意見致雪楓并告周、朱、彭等電》(193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1—22頁。

                         

                        [62] 《朱、彭、任關于冀察晉綏各省八路軍部署問題致毛澤東電》(1937年10月25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99—400頁。

                         

                        [63] 《毛澤東關于在日軍占太原的設想下布置五臺山脈游擊戰爭致周、朱、彭、任并告胡服、楊尚昆、朱瑞電》(193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55頁。

                         

                        [64] 《毛澤東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致周并轉胡服、尚昆、朱瑞等電》(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頁。

                         

                        [65] 《毛澤東關于向恒山山脈突擊的計劃暫無執行條件致朱、彭電》(1937年9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04頁。

                         

                        [66] 《毛澤東關于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致朱、彭、任、周電》(1937年9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5頁。

                         

                        [67] 《毛澤東關于華北作戰的戰略意見致朱、彭、任、周電》(1937年9月25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5—26頁。

                         

                        [68] 《朱、彭關于爭取在晉東西兩大山脈創建抗日根據地致洛、毛、周、任等電》(1937年9月28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82頁。

                         

                        [69] 《毛澤東關于在華北局勢危急情況下應堅持游擊戰爭方針致周、朱、彭、任電》(1937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5—66頁。

                         

                        [70] 《朱、彭關于八路軍作戰部署及戰況的通報》(1937年10月3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85頁。

                         

                        [71] 《毛澤東關于八路軍各師在山西的作戰部署致朱、彭、任電》(193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2—73頁。并見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25頁。

                         

                        [72] 《中央軍委關于在冀熱邊區創造根據地的指示》(1937年10月2日);《毛澤東關于晉西北工作布置致賀、蕭電》(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74—75頁。

                         

                        [73] 《毛澤東關于華北作戰的補充意見致周、朱、彭等電》(1937年10月6日),《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3—35頁。

                         

                        [74] 《周恩來關于與閻、衛商談內容致毛、朱、彭電》(1937年10月12日),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28頁;并見《毛澤東關于華北戰局重點在娘子關、龍泉關一帶之太行山脈致周、朱、彭等電》(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0頁。

                         

                        [75] 《朱、彭、任關于華北形勢與八路軍戰略方針致中央軍委電》(1937年10月12日),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90頁。

                         

                        [76] 《毛澤東關于華北戰局重點在娘子關、龍泉關一帶之太行山脈致周、朱、彭等電》(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0頁。

                         

                        [77] 《毛澤東關于太原失守后華北戰略部署的意見致周、朱、彭、博、葉五同志電》(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2—83頁。

                         

                        [78] 對于毛澤東10月13日兩電的提議,周恩來16日電告:“此間作戰指揮中心在太原,閻、黃對八路軍使用均須與我們面商,電報往返非常不便”。周18日才見到黃紹竑,其當天電告毛稱,已向黃說明娘子關重于太原,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數鉗制,主力向東北出擊。對方尚未表態,但估計閻、黃很難同意。另關于毛、朱、彭所提電蔣增兵問題,周亦認為,恐蔣估計太原必失,亦不會派兵來。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第429頁。

                         

                        [79] 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轉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頁。

                         

                        [80] 《毛澤東關于用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致林彪并告朱、任等電》(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5頁。

                         

                        [81] 關于1937年10月17日毛澤東和洛甫聯名要求華北軍分會停止傳達10月8日訓令的問題,過去一些人曾認為是因為訓令中強調了“運動游擊戰”,不符合毛澤東“山地游擊戰”的提法。但這一解讀并不準確。相關討論可參見楊奎松:《抗日戰爭爆發初期中共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爭問題》,《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李羿《彭德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考析》,《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82] 關于一一五師的戰斗部署問題,可見周恩來10月8日電,《周恩來軍事年譜》,第427頁。余見《毛澤東關于一二九師先頭團位置問題致周、朱、彭電》(1937年10月14日);《毛澤東關于徐海東等部部署問題致周、朱、彭電》(1937年10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09—210頁。

                         

                        [83] 《毛澤東關于目前決定的戰斗在正太路致朱、彭電》(193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00頁。

                         

                        [84] 《毛澤東關于一二0師在晉西北的部署致朱、彭電》(193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09頁。

                         

                        [85] 《毛澤東關于日軍占太原后八路軍的作戰部署致周、朱、彭、任電》(1937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7—88頁。

                         

                        [86] 10月22日,毛澤東又提出“請考慮將總部特務團全部留駐五臺山的問題”。《毛澤東關于一二九、一二〇師等部作戰部署致朱、彭并告周電》(1937年10月21日);《毛澤東關于總部與一一五師行動部署致朱、彭、任并告周電》(193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9—90、94頁。

                         

                        [87] 《毛澤東關于太原失守后華北將以八路軍為主體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致周、朱、彭、任等電》(1937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11—112頁。

                         

                        [88] 《毛澤東關于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地各縣之進攻致朱、彭、任并告周等電》(193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14頁。

                         

                        [89] 轉見袁偉等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408—409頁。

                         

                        [90] 《毛澤東關于過渡期中八路軍在華北的任務致朱、彭、任等電》(193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16—117頁。

                         

                        [91] 《洛、毛關于發展晉冀兩省游擊戰爭的部署致周、胡服、尚昆并告彭、任電》(1937年11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19頁。

                         

                        [92] 《洛、毛關于堅持山西游擊戰爭方針不能動搖致胡服、尚昆電》,1937年11月23日;《毛、周、彭關于徐海東旅行動原則致林彪并告朱、任電》(1937年12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219、221頁。

                         

                        [93] 《毛、彭關于派兩個支隊向平漢路以東游擊致朱、任電》(193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28-129頁。

                         

                        [94] 《毛澤東關于在敵南進中須集中兵力打兩三個勝仗致朱、彭、任并告林、聶、賀蕭、劉徐、胡楊電》,1937年12月2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32頁。

                         

                        [9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刊印的文字為“三師在魯、晉各留一團兵力配合游擊隊”,其中“魯”字疑為誤植,應為“冀”字。因這時八路軍最遠的活動范圍只到山西與河北交界地區,離山東尚遠。查《毛澤東軍事年譜》第223頁,該句中該字為原缺,亦可證明“魯”字應為《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編者所植。參見《毛澤東對日軍進攻形勢的判斷與我之部署的建議致陳、周、項、博、葉電》(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34頁。

                         

                        [96] 《毛澤東、滕代遠致朱、彭、林、左并告周、葉電》。1938年2月1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頁。

                         

                        [97] 同上引注。

                         

                        [98] 《毛澤東關于力爭建立長期抗戰的主要戰略支點致朱、彭等電》,1938年2月2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60頁。

                         

                        [99] 《毛澤東關于軍委指導只提出大的方針致朱彭、陳羅、賀蕭關、劉徐鄧、聶電》(1938年3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90頁。

                         

                        [100] 《毛澤東關于八路軍應準備轉戰陜甘豫地區致朱、彭電》(1938年3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92-193頁。

                         

                        [101] 《第八路軍中共支部書記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期間中整個陰謀》,無年月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五編(一),第358頁。

                         

                        [102]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7冊,第126—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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