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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李穎:中共四大歷史意義探析

                        作者: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5年07月23日

                        摘要:中共四大是黨的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本文從黨的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三個方面,考察了四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關注到四大所作議決案中的三個“首次”:一是提出內涵較為豐富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思想,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作了新的闡述,在理論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基礎觀點;二是將組織建設提升為黨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三是開啟群眾性政黨的新階段,對黨的自身建設起到了開創性作用。

                         

                        關鍵詞:大革命 中共四大 奮斗史 理論探索史 自身建設史

                         

                        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它統一了全黨思想,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作出新的闡述,特別是在理論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基礎觀點,并將組織建設提升為黨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它為新的革命高潮作了政治、理論和組織準備。

                         

                        由于當時毛澤東等人未參加會議、長期沒有恢復會議原址和建設紀念館等諸多因素,學界對四大相關檔案資料挖掘和整理得偏少①,對其研究非常薄弱②,評價也偏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專門論述四大的某一具體問題,而且對這些問題的發展進程梳理得不夠,對與其他問題之間的相互關聯分析得也不到位。相比之下,對四大進行整體研究和評述的學術成果更是少見,且大多研究沒有將四大放在黨的歷史發展長河中進行縱向的考察和分析,只簡單地說,大會歷史功績在于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對大會的“弱點”或“不足之處”強調較多,諸如“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在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并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對政權和武裝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夠的認識”③,等等。

                         

                        基于這種研究現狀,本文力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按照習近平同志2010年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首次對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的總結闡釋,從黨的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三個方面,對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的重大作用進行綜合的考察和分析。

                         

                        一、四大對黨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積極推進

                         

                        四大召開于復雜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制定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推動了中國大革命的高潮。

                         

                        (一)準確判斷國際國內形勢

                         

                        四大召開前,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形勢都發生了新變化。

                         

                        在國際上,1924年前后,世界形勢出現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穩定。歐洲一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遭到反動統治階級鎮壓,暫時處于低潮。資本主義國家在擺脫戰后經濟、政治危機之后進入相對穩定時期。而蘇俄在徹底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武裝叛亂后,蘇維埃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此時中國革命所處總的大環境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對待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轉入強暴一途”④,增加了中國革命的困難;社會主義蘇聯的穩定,共產國際對東方問題特別是中國問題的關注和支持,為中國革命創造了有利國際條件。

                         

                        在國內,受帝國主義唆使和支持,北洋軍閥繼續混戰,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依舊深重,這進一步迫使中國人民團結自救,英勇斗爭。1923年6月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標志著國共合作建立。5月,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開學;7月,廣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罷工;7月起,在廣州開辦了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同月,商團叛亂被鎮壓,廣東革命局勢轉危為安;11月,孫中山北上,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12月初,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隸集團的失敗告終,北方政治局勢發生急劇變化。12月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穆辛在蘇聯《真理報》發表《中國的轉折時刻》一文,文章稱:“中國的事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⑤可以說,中國革命正處于新高潮的前夜。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開。大會正確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指出:歐美資本制度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運動”和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多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匯合起來”,才是“整個的世界革命”,其目的都是“推翻資本帝國主義”;中國正處于“軍閥政治崩潰速力加增之時期,處于舊統治軍閥倒臺、新統治軍閥尚未能鞏固自己的勢力之時期”。“中國被壓迫民眾的運動得著更大的發展機會”,而這種民眾運動發展得如何,“完全靠領導被壓迫人民的本黨及國民黨左派,有真確的政策在民眾中所做之廣大的宣傳與組織的工作之努力而定”。⑥

                         

                        (二)制定指導和推動革命事業發展的各項方針政策

                         

                        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分別通過對于職工、農民、青年和婦女運動議決案。

                         

                        關于職工運動,一大未曾涉及。二大召開時,正值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大會對工人運動給予密切關注,通過《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主要強調工會運動中的各項根本方針。三大召開時,二七大罷工已經失敗,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大會通過的《勞動運動議決案》僅有簡單的9條,主要具體提示哈爾濱、山東、廣東等地勞動運動注意事項,整個“勞動運動方取守勢”⑦。四大召開前,各地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逐漸再次興起,廣州沙面工人大罷工取得勝利。逐步成熟起來的黨對工人運動的性質、意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論認知。四大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現在最重要的職任,不但理論上在于注意自己獨立的職工運動,同時參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領導地位”⑧。在此基礎上,四大還設立了職工運動委員會,并向全國特派巡行員指導職工運動以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顯然,與前幾次黨代會相比,四大對工人運動的理論認識水平和工作方法都大大前進了一步。

                         

                        四大作出內容翔實的農民運動議決案。黨成立之初,主要精力在于領導開展工人運動,一大和二大都沒有通過專門的關于農民運動決議。三大曾通過一個僅有200余字的《農民問題決議案》。該決議案只是簡單表明,“農民生活愈加困難”,我黨“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⑨,并未提出其他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辦法。嚴格來講,這一決議案對農民運動的發展無理論闡述、無具體措施,還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黨代會“決議案”。隨著大革命運動的逐步發展,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群眾被組織動員起來。一些地方紛紛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對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進行斗爭。從1924年7月起,彭湃、毛澤東等共產黨人主持的廣州農講所,為20個省、區培訓了700多名農運骨干,促進了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⑩。在這樣的背景下,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作出真正意義上的對于農民運動議決案,指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闡明農民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思想。

                         

                        對于青年運動,黨一貫十分重視,把它作為黨的活動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就領導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和三大又分別通過關于少年(青年)運動的決議案。四大通過的議決案重申二大和三大提出的“青年運動是共產主義運動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論斷,主要針對目前青年團“仍呈第二黨的形式”的傾向,強調“青年運動必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而“在青年工作范圍以內是須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大會強調學生運動的重要地位,應“使學生能與工人農民運動結合起來”。

                         

                        關于婦女運動,二大和三大都曾通過《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案》,其中二大決議案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個以政黨名義作出的關于婦女問題決議。其后,婦女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得到迅速發展,一批女共產黨員成為婦女運動的開拓者,廣大婦女爭取自身解放的覺悟明顯提高,群體意識大為增強,逐漸成為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一支重要力量。四大再次通過對于婦女運動議決案,在重申中國婦女是民族革命運動重要力量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如下原則:“本黨婦女運動應以工農婦女為骨干”,“一般的婦女解放運動,仍屬本黨婦女運動的重要工作”。大會要求,各地黨部注重抓好以下工作:注意介紹女黨員;設立婦女部;特別注意對婦女黨員進行關于婦女運動理論方面的指導和訓練。(11)

                         

                        (三)確立與國民黨的關系

                         

                        四大指出,二大提出“民主的聯合戰線”口號和三大作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軍事上得了許多實際工作的機會及能夠公開的做反帝國主義運動”,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也出現了“左”傾或右傾的錯誤。

                         

                        大會根據國民黨改組以來形成左、中、右三派的實際情況,制定新的政策:1.在國民黨的工作中,對于各種運動,須努力保存階級爭斗的成分。2.固然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然亦僅僅是一個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全部。3.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眾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4.凡是國民黨政權所及之地,黨應做公開的活動。5.今后共產黨員及在我黨指導之下無黨的產業工人,必須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國民黨。6.黨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都要努力宣傳黨員群眾,使他們都有明確的“左”傾觀念。(12)這六項政策,實質上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可以說是黨對國民黨工作的基本方針。

                         

                        (四)對革命運動的實際助推作用

                         

                        四大召開后,中共中央為貫徹大會決議作了很大努力,各方面工作不斷開創新局面。

                         

                        據不完全統計,到1925年5月,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已有160多個,擁有有組織的工人約54萬人。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也十分活躍,會員有數百萬人。(13)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陳獨秀在五大報告中披露的一組與四大的對比數字,清楚表明了四大召開后革命事業的發展。他說:“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計有二百八十萬工會會員。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數鐵路工人和礦工受我們領導。農民協會會員有九百七十二萬人。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廣東的二十萬有組織的農民受我們的領導。學生聯合會將近四百二十個。在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共青團領導的學生聯合會有六十個。現有共青團員三萬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14)四大代表李逸曾回憶說:四大是“中共一個主要從事宣傳的小團體發展到專向全國廣大群眾運動的關鍵,并繼之在群眾斗爭和現實政治中有重大表現”(15)。四大后黨領導的工農青婦等群眾運動蓬勃發展,最終推動了1925年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到來。

                         

                        二、四大對黨的重大思想理論問題認識的深化

                         

                        從初創到四大召開,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還懂得不多,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還沒有完整、統一的認識。黨在確定自己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時,更多得益于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幫助,甚至不少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提出和重大決策的制定,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意見作出的。但是,遵循著理論聯系實際的方向,通過對革命斗爭的實踐探索和經驗總結,黨逐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到四大時,初步提出關于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思想觀點。

                         

                        (一)首次明確提出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當二大民主革命綱領和三大民主聯合戰線方針確定之后,如何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認識統一戰線中各階級間相互關系,特別是明確哪個階級處在革命領導地位的問題,就成了黨面臨的重要課題。

                         

                        革命斗爭實踐促使黨逐步認識到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

                         

                        1920年中共早期組織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1921年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只提出“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16)等各國共產黨綱領中共同具有的最一般原則,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革命領導權問題。1922年二大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但仍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只籠統地說,黨在目前只是“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17)。

                         

                        黨成立后,全力投入工人運動,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二七罷工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徹底的革命精神,同時,也說明工人階級不能孤軍作戰,必須有強大的同盟軍。其后,三大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雖然三大也警告國民黨,如果它仍常持有希望“列強援助”和“集中全力于軍事行動”這樣“兩個錯誤的觀念”,便會失去“政治上領袖的地位”,但仍公開號召“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18)。三大前后,陳獨秀撰寫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對三大提出的觀點作進一步解釋,提出:“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19)由此可見,無論是三大宣言還是陳獨秀的解釋,都說明這樣一個思想: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屬于資產階級為主要力量的國民黨。

                         

                        隨著革命的發展,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在國民黨內,1924年6月,右派分子鄧澤如等提出《彈劾共產黨案》。8月至9月,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委會召開第二次全會,馮自由因煽動一伙人反對國共合作而被孫中山開除出黨。盡管由國民黨右派屢次挑起的事端被化解,但這些事實不可避免地促使共產黨人對國民黨能否成為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產生了疑慮。

                         

                        在共產黨內,三大后,隨著國共合作步伐加快,黨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建設國民黨的整個工作中”(20),由此遲滯了黨自身的發展。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開。會議作出一系列決議,其中《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圍繞領導權問題,明確批評了國共合作以來黨內的右傾情緒,強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和加強對工人運動領導的重要性,這為隨后四大正式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奠定了基礎。

                         

                        事實上,四大前,一些共產黨人已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在三大上,很多代表在會議討論中涉及這一問題。毛澤東說:“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這個運動(指國民運動——作者注)。”李大釗說:“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它階級。”“由于這個原因,我們不要害怕參加國民運動,我們應站在運動的前列。”林育南說:“資產階級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無產階級必須領導。”(21)1923年9月,瞿秋白在《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鮮明地提出了“民權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問題”(22)。1924年11月,鄧中夏在《我們的力量》一文中指出:“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的領袖固是無產階級,就是目前的國民革命的領袖亦是無產階級。”(23)可以說,這些論述是后來四大正式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的前奏。

                         

                        共產國際的指示對于統一中國共產黨人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認識起了推動作用。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國民黨“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三大的指示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要防止國民黨同軍閥勾結,要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24)指示送達中共領導人手中時已是7月,三大已經閉幕。但是,11月召開的中共三屆一中全會隨即明確提出:在與國民黨的關系上,“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25)。

                         

                        1924年上半年,共產國際東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提出“國民革命論”。“按照這個理論說,中國革命只能先完成國民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后開始社會主義革命,而在進行國民革命時期必須實行以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為形式的國共合作。”“這個理論強調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進行中要爭取革命的領導權。”上述精神,“本是共產國際的理論,由彭述之帶回中國來的”。(26)這些都促進了四大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四大提出了內涵較為豐富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首先,指明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目的和特性,即“世界性”與“階級性”。大會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指導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同時,無產階級和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需要有“強固的階級組織及其政黨,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

                         

                        其次,分析中國社會其他各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趨向。大會指出,資產階級的民族運動,“雖然有了多年歷史,總不能逃出妥協而流產的運命”;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現在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小商人手工業主、知識階級“都希望有一個民族德謨克拉西的革命”;游民無產階級只有“在無產階級指導之下”,才能在革命中發揮“相當的作用”;農民是革命運動的“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

                         

                        再次,指明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大會總結幾年來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后指出:自二七罷工以來,“工人運動是中國國民運動中的基本”,是“國民運動發展的中心”。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完全有資格、有能力擔負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

                         

                        最后,指出無產階級要實現對革命的領導權,必須爭取群眾、團結群眾。要“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特別要“努力獲得最大多數農民為工人階級之革命的聯盟”,反對共同敵人,“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27)

                         

                        是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區分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標志,也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毛澤東指出:“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28)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正式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四大,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首次明確提出工農聯盟問題

                         

                        四大前所未有地重視農民問題,不僅把解決農民問題看作是中國民族革命成敗的關鍵,而且把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看作是無產階級實現領導權的主要標志。

                         

                        黨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工農聯盟問題的重要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在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黨成立之初,在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的時候,就有一部分共產黨人開始深入農村,建立農會,領導農民打倒地主豪紳,贏得了農民的支持。1922年彭湃最早在廣東海豐縣建立農會。1923年毛澤東在主持黨的湘區委員會工作時,曾派工人到衡山發動農民,成立岳北農工會,開展過頗有聲勢的斗爭。1923年三大召開后,黨開始越來越重視農民運動,毛澤東作為中央局成員兼管農運工作。

                         

                        盡管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一再強調自己“是工人的政黨,他的基礎應該完全建筑在工人階級上面,他的力量應該集中在工人宣傳及組織上面”。但與此同時,黨在二大時就意識到:“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時可以保證中國革命的成功”。1922年11月,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進一步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在東方諸經濟落后國的運動,若不得貧農群眾的協助,很難成就革命的工作。”到三大時,盡管還沒有明確提出工農聯盟的思想,但大會始終把農民與工人并列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指出:“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29)

                         

                        應當說,黨在斗爭實踐中,已逐漸明確認識到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對建立工農聯盟重要性的認識,也逐步趨向明朗,到四大召開時,工農聯盟思想已是呼之欲出。

                         

                        馬克思和列寧闡述的農民問題和農民同盟軍思想是四大提出工農聯盟問題的理論淵源。

                         

                        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農民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能夠爭取到農民,“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得到一種合唱,若沒有這種合唱,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30)。

                         

                        列寧是在農民占多數的俄國領導革命的。他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領導民主革命,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心問題,就是實現對于農民領導的問題。針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情況,他強調指出:“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如果它一般地說能夠在這類國家里產生的話)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系,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就能在這些落后國家里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31)共產國際給中共三大的指示,對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賦予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不斷地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32)。

                         

                        四大高度評價并闡明了列寧關于農民同盟軍的思想:“列寧主義的最大功績之一便是在農人中找到一個無產階級的同盟,這便是列寧主義與一切投機主義孟塞維克主義根本不同之要點。”(33)

                         

                        四大提出了內涵較為豐富的工農聯盟思想。

                         

                        首先,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大會指出:農民問題“是特別的重要”。中國農民約占全國人口80%,他們實際上早已由帝國主義、軍閥政治、重租、苛稅、高利債等“驅之于反抗動亂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農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覺組織的經濟和政治爭斗,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其次,指明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和中國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大會將農民問題同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聯系起來,闡明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者,不解決農民問題,“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再次,用階級觀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大會指出:“在農民的政治斗爭中我們應該結合中農、佃農、貧農、雇農以反對大地主”,“但我們應在此種結合中特別要保障貧農與雇農的特殊利益”。這就基本上解決了在農村中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的問題。

                         

                        最后,提出宣傳組織農民和發動農民運動的具體辦法。大會要求從解決農民實際問題入手,“保障農民的政治上、經濟上的利益”;“須隨時隨地注意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團結勞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尤為可貴的是,大會開始涉及土地、農村政權和農民武裝等重要問題,指出:應當在農民中宣傳“向國民黨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給貧農”“選舉代表農民機關(鄉村自治會)”“特別宣傳取消普遍的苛稅雜捐”、組織“農民自衛軍”等主張。(34)這些觀點雖然還很不完善,但在黨代會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并寫進了大會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極其深遠,表明黨已開始初步探索具體解決農民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有了工農聯盟,一方面就有了爭取反帝反封建革命勝利的可能,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就有了從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35)。所以說,四大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工農聯盟問題,意義極其重大。

                         

                        (三)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前途和內容作了新的表述

                         

                        黨對中國革命性質、前途和內容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

                         

                        二大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23年5月,蔡和森撰文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性質與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事實上業已變成為國民革命(亦可稱民族革命)的問題”(36)。1924年12月初,陳獨秀與彭述之、維經斯基等人組成四大文件起草委員會,當時爭論最多的是民族革命的性質問題。陳獨秀與彭述之意見“略同”,認為民族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而維經斯基則持異議,認為“民族革命運動的性質不能確定,須看將來的成功如何”。(37)四大最終通過的議決案沒有明確說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只是籠統地指明:“全世界各民族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質亦因之各異,在歐美資本制度發達的國家,遂形成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運動,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遂形成多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38)

                         

                        中國革命的前途,主要是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對此,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到二大時,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三大未涉及這一問題。四大對這一問題則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民族革命勝利后,能否接著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否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由“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的革命準備至何種程度及那時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定之”,而“那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也有很大的影響”(39)。這實際上提出了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個條件:一是無產階級不斷發展自己的力量并掌握領導權;二是民主革命勝利時,中國國內政治條件有利于無產階級;三是國際形勢有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四大對中國民主革命前途的分析是難能可貴的。

                         

                        四大還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

                         

                        四大對上述重大思想理論問題認識的深化,表明黨初步劃清了新舊兩種民主革命的界限,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輪廓。正如李維漢指出的:“‘四大’比較明確地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提出了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和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問題。可以說,在理論上已經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基礎觀點,但還沒有形成一定的思想體系。”(40)

                         

                        三、四大對黨的自身建設的開創性作用

                         

                        1924年6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五大從資本主義世界有可能出現暫時穩定這一情況出發,提出共產黨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的任務。半年后召開的中共四大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對于各種政策的決定。”(41)為了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政治任務的完成,四大對黨的自身發展等問題提出新要求,制定新舉措,在黨的建設史上發揮了開創性作用。

                         

                        (一)首次將組織建設提升為“吾黨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

                         

                        四大通過的《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明確指出:“大會以為在現在的時候,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什么到了四大,組織問題被作為黨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呢?

                         

                        顯然,共產國際五大提出的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的任務是個起因。“布爾什維克化”首先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活動的一切方面體現布爾什維克原則,加強黨的組織工作。共產國際的要求固然不容忽視,但更重要的是中國革命運動和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1924年5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召開。在會上,黨組織發展緩慢的問題被突出地提出來。以上海為例,“以前有黨員56人,但現在確數只有47人”,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因同志現注意國民黨中的工作,所以對于一般人,都介紹他進國民黨去了”;二是“介紹為本黨同志,務在嚴極,故新黨員人數自然不易驟增”;三是“同志宣傳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很多“都消沉濡滯得很”。由此,會議議決案明確提出:“在大產業的工人里擴大我們的黨,是現時的根本職任之一。”(42)會后執行情況如何呢?正如四大指出的: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實行”。其中,“除開客觀的原因,經濟與人力之缺乏,軍閥之壓迫,許多負責任的同志們之被捕”,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級負指導責任的同志們對于該議決案之實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黨員對之未有充分了解”。(43)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情況呢?這與各級負責同志及各地黨員的認識水平有關,但也與該議決案本身理論上的不足有關。正如蔡和森所說:對于這些問題,“都沒民族革命的理論從各方面加以詳細的分析,和正確地訂出共產黨在民族革命過程中對于社會各階級的態度和關系”(44)。確實,五月擴大會議只強調黨必須加強在產業工人中的工作,但對黨的組織問題的全部內容及其重要地位并未作出明確而充分的闡述,這必然制約黨的組織工作的開展。

                         

                        事實上,黨成立之后,組織發展一直不快。全國黨員人數一大時50余名,二大時195名,三大時420名,到四大時也不過994名(45)。從三大到四大一年半時間,黨員人數僅增加一倍多一點。與此同時,國民黨黨員人數的發展卻突飛猛進。國共合作之初國民黨僅有黨員5萬多人,到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時,已經發展成為擁有50萬黨員的大黨。所以,四大通過的篇幅不長的《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之議決案》,特別公開批評了組織工作中的“錯誤”。這時,由于黨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因而必須解決自身的組織建設問題,以強有力的組織工作來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取得和實現。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四大明確提出組織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決定從各個方面加強黨的組織工作,開創了黨的組織建設歷程中多個第一。一是第一次成立中央組織部。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通過任命”。(46)四大成立中央組織部后,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各地黨組織的領導。二是第一次確定支部為黨的基本組織形式。為了強固黨的基礎,并有利于擴大黨的力量,四大對黨章作了修改,將黨的基層組織由黨的小組改為黨的支部,并將原來章程中“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四大還規定了支部的設置原則、工作任務和職責、組織制度、活動方式。四大把支部確定為黨的基本組織,這在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時,對支部建設作出的具體規定,表明黨開始了對支部建設理論的積極探索。三是簡化入黨程序,積極吸收工人、貧農和一般革命分子入黨。四大要求各地改變吸收黨員必須經過“十人團”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實與吾黨組織的原則相違背”的做法,使有階級覺悟的分子能夠“直接加入本黨”。四是提出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和建立黨的組織。四大決定,為著擴大黨的數量,除上海和廣東之外,應特別注意在湖南、湖北等地擴大黨的組織。在尚未建立黨組織的其他工業區及大都市,如東三省、河南等地,也應努力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特別是在工廠、路礦和農會中,將有階級覺悟的分子接收入黨,建立支部。五是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黨團。四大指出:“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團體的活動。”(47)四大開始重視加強對群眾團體的政治領導和工作指導,這不僅進一步密切了同群眾的聯系,而且為今后黨更有效地實施對各群眾團體的統一領導作了有益的實踐和探索。

                         

                        (二)首次通過關于宣傳工作專項議決案

                         

                        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工農群眾的階級覺悟,是擴大黨的隊伍、加快黨組織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黨的組織發展工作總是與黨的宣傳工作緊密相聯的。黨成立之初,以極大精力領導工農群眾實踐斗爭,相比之下,盡管做了一些宣傳普及工作,但思想理論建設還未系統化、規模化。從黨初創到三大召開,都未曾通過關于宣傳工作的專門決議。從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次中執委會《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到1924年5月中執委會擴大會議《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的制定,黨對宣傳工作日益重視。四大在黨代會歷史上首次通過關于宣傳工作議決案。

                         

                        大會肯定了幾年來黨的宣傳工作在革命運動中所起作用,同時指出,三大以后黨在宣傳工作中過分地著重資產階級的力量忘記自己階級的宣傳,滋長了右傾錯誤,同時也存在“左”傾觀念。大會批評了黨的宣傳工作中的缺點,即:1.黨中政治教育做得極少。2.過去在職工運動中常因太偏重機關式的組織工作,竟使黨的宣傳和階級教育“未得輸入工人群眾,以致基礎不固,完全經不得摧殘”。3.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識分子中,很少注意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和引導。

                         

                        大會詳細規定了“重新整頓”宣傳工作的12項具體辦法,包括成立中央宣傳部;辦好《向導》《新青年》《中國工人》《黨報》等報刊;編譯關于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的小冊子;各黨員對外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尤其是在國民黨中發表的一切政治言論,完全應受各級執行機關的指揮和檢查;各地要利用每個群眾集會,實行我們廣大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在這種工作中傳單小冊子的內容、講演人的口號均宜十分切合群眾本身實際要求,等等。(48)

                         

                        四大在深刻分析以往宣傳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的基礎上,制定的方針政策有很強的理論指導意義,同時注重范圍的廣泛性、措施的具體性和細節的生動性,特別貼近群眾、接地氣,對今天黨的宣傳工作仍具有借鑒意義。

                         

                        (三)開啟“群眾性政黨”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根據列寧建黨學說建立起來的。1921年誕生時,全國只有黨員50多人,還不是一個群眾性的黨,黨的創始人當時還沒有建立一個群眾性政黨的意識。一大通過的黨綱就規定:“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黨的第一個決議也指出:“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1922年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綱領,改變了一大提出的不與知識分子和其他黨派聯系的政策。大會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能夠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的群眾黨”。這里“大的群眾黨”的內涵,不是針對黨本身的成分而言,而是指工作對象,即要“到群眾中去”,“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而對于黨本身的構成,更強調“共產黨是工人的先鋒,是工人的政黨”。(49)

                         

                        1922年底,共產國際四大通過《關于東方問題的總提綱》,并專門作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作為對總提綱的補充。該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參加工人階級的自發斗爭,但是,“他們還未能貼近人民群眾”。決議要求:“為了在這場斗爭中能代表一種實際的力量,共產黨人應該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工會和建立堅強的群眾性共產黨方面。”(50)這里,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建立“群眾性共產黨”的建黨目標。但是,這一建黨目標,首先遭到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堅決反對。1922年8月西湖會議后,馬林返回莫斯科,他在12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言表示:“那些希望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眾性共產黨的人,在我看來是完全不顧現實情況的。”(51)年底,馬林在與越飛共同擬定的《關于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國的工作問題》的提綱中提出:“為了幫助中國實現統一,必須立即著手把中國最大的、真正的政黨國民黨建設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黨。”(52)1923年共產國際一月決議一方面同意馬林提出的國共實行黨內合作的提議,另一方面又不顧馬林的反對,強調在國共合作中,“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53)。這樣,在共產國際內部就產生了兩個建黨目標之爭。

                         

                        對于共產國際1923年一月決議,馬林只接受關于國共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而對“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仍然持反對意見。這樣,在馬林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三大指出:“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并宣稱:“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眾的黨。”(54)

                         

                        轉機發生在1924年初,共產國際指派維經斯基替換馬林為駐華代表。4月,維經斯基第二次來華。上年的5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三大的指示正是由維經斯基起草的。該指示指出:“鞏固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55)中共收到這份指示時,三大已經閉幕。而這封指示的起草者維經斯基參加了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還在會前“審定了”大會的“基本材料、提綱等”(56),所以繼續貫徹共產國際給三大的指示精神則成為必然。同時,到四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情形與以前大不相同。國共合作的形成,直接推動了大革命的進程,各種革命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客觀上也要求黨加強對這些力量的宣傳、吸引和組織。由此,群眾性政黨的建黨目標應運而生。

                         

                        雖然四大通過的黨章和各種議決案中,并沒有出現“群眾性政黨”這一概念,但其思想卻體現在大會制定的加強黨的組織、宣傳等建設的各項政策之中。正如蔡和森指出的,以前是宣傳的時期,現在到了行動的時期,使黨走上領導群眾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廣大的道路。所以,四大“是形成群眾黨的開始的基礎,因此在黨的歷史上有很大的意義”。(57)彭述之也說:“在此次大會上的空氣極好,現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現在可以說我黨自經此次大會之后,我黨已由小團體而轉入真正的黨的時期了。”(58)

                         

                        到1925年10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召開時,黨員人數已由四大時994人發展到3000人(59)。到1927年五大時,更是發展到57967人(60),是四大時的58.3倍,成為黨的歷史上黨員人數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正如1925年10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出的:四大以來全國風起云涌的國民運動,“均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是這些運動實際指導的中心”,“我們的黨已由小團體逐漸走到成為群眾的大黨,這是擴大會議認為最滿意的。”(61)

                         

                        四大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與其密切相聯的工農聯盟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突破,在黨的建設上也有諸多重大建樹。四大后,黨領導的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迅速發展。可以說,四大是中國大革命高潮的起點。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的是,四大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仍有歷史局限性。比如,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遇到的復雜問題,并沒有作出特別明確和具體的回答。四大不懂得除了發展自身組織外,掌握武裝和政權同樣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關鍵。再比如,在工農聯盟問題上,四大雖然對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已經有所認識,還提出“拒絕交納陋規及一切不法征收”“反對土豪劣紳”和“反對苛稅”(62)等主張,但并沒有從理論上明確闡述解決土地問題對發動農民的極端重要性,從而對從減租、反對苛捐雜稅到土地革命這一革命發展趨勢缺乏預見和認識。這些弱點和不足,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四大召開時,畢竟黨成立才短短三年半。任何一個年輕的政黨,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作為后人也不應對其苛求。

                         

                        作為中國共產黨探索進程中重要一環,作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要節點,四大充分體現了黨的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三者的辯證統一關系。黨在革命實踐中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創造新的科學理論,這些科學理論被黨掌握后,又反過來指導革命實踐向前發展。由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黨不斷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作者簡介:李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研究員,北京 100080

                         

                        ①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召開的7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迄今只有陳獨秀所作的四大政治報告未被發現。

                         

                        ②以“中共四大(1925)”為篇名,通過中國知網(http://www.cnki.net)檢索,結果顯示:截至2014年5月,僅有26篇專題論文,其中2005年中共四大召開80周年之前僅有4篇,最早一篇發表于1990年。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54頁。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0頁。

                         

                        ⑤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1919-1927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輯》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72頁。

                         

                        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212—213頁。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1頁。

                         

                        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9頁。

                         

                        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63頁。

                         

                        ⑩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1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45、248、250—251頁。

                         

                        (1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3—225頁。

                         

                        (13)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第128頁。

                         

                        (14)《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15)中共四大史料編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08頁。

                         

                        (1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頁。

                         

                        (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32—133頁。

                         

                        (1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76—277頁。

                         

                        (19)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99頁。

                         

                        (2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70—471頁。

                         

                        (2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307頁。

                         

                        (2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185頁。

                         

                        (2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76、79頁。

                         

                        (2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349頁。

                         

                        (26)鄭超麟:《懷舊集》,東方出版社(內部發行),1995年,第98頁。

                         

                        (2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222、213、244頁。

                         

                        (28)《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頁。

                         

                        (2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97、131、198、277頁。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頁。

                         

                        (3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32)《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9、78頁。

                         

                        (3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39頁。

                         

                        (3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39—244頁。

                         

                        (3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8—1479頁。

                         

                        (3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33頁。

                         

                        (37)參見《關于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彭述之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3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頁。

                         

                        (3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2頁。

                         

                        (4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0頁。

                         

                        (4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08頁。

                         

                        (4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35、73頁。

                         

                        (4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58頁。

                         

                        (4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60頁。

                         

                        (45)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第67、79、108、126頁。

                         

                        (4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11頁。

                         

                        (4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60頁。

                         

                        (4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54—257頁。

                         

                        (4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6、162、154頁。

                         

                        (5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161、163頁。

                         

                        (5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182頁。

                         

                        (52)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100—101頁。

                         

                        (5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6—77頁。

                         

                        (5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58—259頁。

                         

                        (55)《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9頁。

                         

                        (56)《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561頁。

                         

                        (57)《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64頁。

                         

                        (58)《關于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彭述之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5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541頁。

                         

                        (60)《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6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540頁。

                         

                        (6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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