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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邢和明:新中國初期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

                        作者: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7期 更新時間:2014年11月24日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創作設計,旨在弘揚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這種設計形式沒有處理好建筑的適用、經濟和美觀三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華美,從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費,違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設方針。為此,全國開展了反對建筑領域浪費的運動,這是值得肯定的。同時,建筑學界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也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這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從而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對建筑領域反對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彌補黨史學界研究的空白,而且還能夠為當前提倡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新中國初期 “民族形式” 建筑浪費 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創作方向,并設計出一批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筑。但是,這種“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沒有遵循中共中央提出的“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的美觀”的基本建設方針,而是單純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觀,甚至不惜增加建筑成本,從而造成巨大浪費。為此,建筑領域開展了反對浪費的運動。同時,為了從思想上查找根源,建筑學界還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就是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對此,建筑學界已作了一些研究。但這不僅僅是建筑領域的課題,黨史學界也應給予積極關注,本文試圖就上述問題作一簡要探討。

                         

                        一、建筑界學習蘇聯與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

                         

                        新中國成立后,各個領域都在向蘇聯學習,建筑領域也不例外。在這個過程中,以清華大學建筑系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學界積極尋求一種新的創作設計方向,中國建筑設計思想由此發生轉變,即由模仿歐美式的“玻璃方匣子”①轉向提倡蘇聯式的“民族形式”。

                         

                        對于這種轉變,在華工作的蘇聯建筑專家發揮了積極引導作用。1949年9月,蘇聯專家同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見面時就提出,建筑要提倡“民族形式”,還畫了一個大屋頂來說明這個思想。②其中,有兩位蘇聯專家對清華大學建筑系的設計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位是都市計劃專家穆欣,另一位是蘇聯建筑科學院通訊院士阿謝普可夫。關于中蘇建筑設計思想的傳承關系,1952年12月,梁思成在《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一文中作了詳細闡述。文中提到,穆欣曾告訴他們,20世紀30年代,蘇聯建筑師之間流行著一種意見,以為建筑只是為了方便,只要房屋,不要高塔。蘇聯有許多教堂,這些教堂都有高聳的鐘樓,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鐘樓了。但是,斯大林糾正了這種看法,他提醒建筑師:古代俄羅斯城市是多么美觀,有教堂,有金頂,有鮮明的色彩,有豐富的雕刻。我們雖然不修教堂,但是我們絕不拒絕俄羅斯傳統。阿謝普可夫在清華大學講授“工業建筑”課程時,也專門講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建筑遺產的問題。他說:蘇維埃建筑是過去幾個世紀內優秀建筑遺產的承繼者,它通過新的形式,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實現了古代的優秀傳統。這說明在蘇維埃國家,古代遺產和現代生活之間,批判地應用過去的和大膽創造新的之間,是沒有矛盾存在的。③阿謝普可夫要求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學生,在“民族形式”建筑設計方面打下堅實基礎,要像愛女朋友那樣愛“民族形式”④。在蘇聯專家的引導下,新中國的建筑師開始接受一種新的建筑設計思想,這就是“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思想。

                         

                        蘇聯建筑界倡導的“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實際上就是如何對待民族文化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發表《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的演說,提出“民族形式、無產階級內容”的文藝理論,闡述了把民族文化同無產階級文化相結合的問題。他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賦予它內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無產階級文化,而是賦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澤東在論及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時也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這種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⑥應該說,在如何對待民族文化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議中國建筑設計師在設計自己的城市的時候,應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礎。

                         

                        對于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梁思成是贊同的,認為這就是新中國建筑設計的總方向,只是過去沒有學好,未能體會它的精神,“加上觀點方法錯誤,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現在,蘇聯專家又重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認同,他的設計思想隨之發生轉變。

                         

                        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不僅強調建筑的民族風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種藝術,即強調建筑的美觀。1935年7月,聯共(布)中央在批準莫斯科改建五年計劃時指出:“城市建設工作應全部達成藝術形態,不論是住宅、公園、廣場、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謝普可夫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專門就這個問題作了闡述,他說:“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宣布了美觀和實用的統一性——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藝術造型和實際用途有機的統一。”當時,國內有些建筑單位把“適用、堅固、經濟”作為建筑的三個要素。穆欣卻反復告誡中國建筑師,這樣的觀點是“片面的、狹隘的”。他強調:“社會主義的城市建筑不僅要便利、經濟,而且必須美觀”,“要美觀就不能經濟”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藝術和經濟之間并沒有天然的矛盾”。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以清華大學建筑系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學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設的藝術性”,認識到“只要有房子住,誰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錯誤的⑧。

                         

                        針對中國建筑學界曾模仿西方現代建筑的情況,1953年波蘭建筑師協會召開之后,在華工作的蘇聯建筑專家提出反對“結構主義”的口號,認為“結構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領域的反映⑨。在批判“結構主義”之后,中國建筑界掀起學習蘇聯建筑的熱潮,這就是提倡“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設計方向,梁思成是其中一位最積極的分子。1953年2月至5月,梁思成隨中國科學院訪問團對蘇聯進行訪問。他實地考察了蘇聯建筑的發展狀況,看到莫斯科興建了帶有民族風格的建筑群,使城市變得非常優美。他稱贊蘇聯建筑師“創造性地應用古典與民族傳統來設計社會主義時代的新型建筑”,認為“蘇聯的成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⑩。于是,梁思成開始極力提倡“民族形式”的設計。10月,他在中國建筑學會成立大會上作《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的問題》的報告,提出“我們建筑師,建筑藝術家,有必要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而中國的現實主義的新建筑“應該是產生于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11)。1954年,他在《祖國的建筑》一文中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建筑也要走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路,而揚棄那些世界主義的光禿禿的玻璃盒子。”(12)

                         

                        什么是中國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應該怎樣來表達?中國建筑師和大學建筑系教授,出于對中國建筑事業的熱愛,都在積極探討這個問題,努力尋求中國的民族形式。梁思成在這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很多的調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他的影響下,中國古典建筑不僅成為許多大學建筑課程的主要內容,而且成為許多建筑師追求的設計形式。應當承認,研究中國建筑歷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只限于研究古代建筑,而忽視現代建筑。然而,建筑界在探討“民族形式”的設計問題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再從設計部門的情況來看,許多設計師在現實工作中,結合具體的建筑工程,努力創作中國建筑的民族形式。有些人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把現代建筑同中國傳統建筑結合起來,設計出一批既符合功能需求,又為廣大民眾所喜愛的建筑。(13)但是,中國的古典建筑博大精深,要想在較短的時間里搞清楚中國民族形式的真正內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結果,大多數設計師認為中國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簡單地模仿古代的宮殿、廟宇、斗拱,而不是批判地吸收。于是,他們設計的許多建筑物都戴上四周伸展出“飛檐”、下面支撐著“斗拱”的綠色帽子,當時被稱為“大屋頂”。這種設計形式的擴展速度非常之快,據北京市的統計,1952年“大屋頂”的建筑面積為51000多平方米,1953年增加到169000多平方米,1954年達到220000平方米。(14)而且由北京開始,兩三年之內就傳播到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在1954年達到鼎盛時期。“這種‘民族形式’不但在民用建筑中到處濫用,而且也逐漸向工業建筑中‘發展’”,(15)幾乎成了中國建筑設計的一種潮流。

                         

                        中國建筑設計師大多接受過西方的建筑教育,在歐美“玻璃方匣子”式的設計思想受到批判之后,他們對蘇聯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設計思想接觸的時間又不長,還需要一個逐步消化和吸收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確定中國自己的建筑設計創作方向,設計出既經濟、適用又美觀的建筑,這確實需要認真探討。遺憾的是,中國建筑界一開始并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在經濟文化還相對落后的中國,人們現實生活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更沒有遵循厲行節約、集中資金進行工業化建設的方針,而是盲目照搬了蘇聯的建筑設計思想,甚至把“民族形式”等同于“大屋頂”。這就是中國建筑界學習蘇聯,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所帶來的主要問題。

                         

                        二、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建筑業剛剛起步,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建筑界向蘇聯學習,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這種“大屋頂”的建筑形式出現之后,全國很快開展了一場反對建筑領域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運動,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第一,忽視建筑的經濟原則。這是開展反對建筑領域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運動的主要原因。1953年,中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業化建設上來。工業化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這些資金主要依靠內部積累。因此,“必須實行極嚴格的節約制度,消除一切多余的開支和不適當的非生產的開支,不能容許任何微小的浪費,以便積聚一切可能的資金,用來保證國家建設事業的需要,并增加國家必要的后備力量。”(16)作為非生產性的建筑,理所當然地要服從國家工業化這個最高利益。為此,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1953年,中共中央就提出“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的美觀”的基本建設方針。這就是說,“一切建筑都應該做到適用、經濟并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適用,就是服從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經濟,就是服從當前國家的財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最大限度合理地、節省地使用國家的投資,要用少數的錢蓋更多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建筑中不顧經濟效果,追求富麗堂皇的做法,就是違背這個原則。至于美觀,除了少數以滿足藝術要求為主要目的的特殊建筑外,建筑的美觀一般決不應當違反適用和經濟的原則。(17)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為了追求建筑外表的美觀,“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采用了比普通屋頂造價高出幾倍的琉璃瓦屋頂和亭臺樓閣,而且雕梁畫棟、瀝粉貼金,大大增加了建筑成本,造成巨大浪費。當時受到點名批評的幾個典型,都是因其“大屋頂”的設計而花費了大量資金。“四部一會”(18)辦公大樓,僅在建筑物上安裝的幾個大屋頂,就花費了30多萬元(19)。地安門機關宿舍大樓,每平方米的造價約為200元,僅添加的6個亭子的工料造價就達54.6萬元(20)。北京西郊專家招待所(21)的大屋頂小屋檐采用了價值五六倍于普通瓦屋面的琉璃瓦,其主樓的總造價比同類性質的新僑飯店多花費130萬元以上。(22)東北地質學院校舍采用琉璃瓦屋頂和豪華裝飾,使每平方米的造價高達220元,大大超出國家規定的造價(23)。武漢市郊一處集體宿舍樓采用的琉璃瓦屋頂比普通屋頂造價高出11萬多元,許多虛假結構和豪華裝飾所占費用高達29萬元之多。(24)

                         

                        當然,為了美觀,為了裝飾城市,設計一些“民族形式”的琉璃瓦屋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純粹是為了追求美觀而不惜增加建筑成本,這種設計形式就不可取了,更不應該成為中國建筑設計普遍追求的一種傾向。

                         

                        “大屋頂”盛行的時候,正值國家工業化建設初期,資金缺乏。建筑物過分強調美觀,忽視經濟和適用的原則,同工業化建設方針是不相符的。對此,1954年10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在《關于一九五四年建筑工程進行的情況和主要問題向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建筑標準不能脫離工業發展的水平,“我國工業化的事業還剛剛開始,在建筑上應厲行節約,在經濟、適用的原則下適當注意美觀”。過分豪華的鋪張浪費現象,分散了工業建設資金,“應堅決制止”(25)。1955年3月,北京市委再次指出,1954年北京建筑設計工作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不少設計過分地追求外表豪華、忽視實用和經濟。有些建筑錯誤地強調所謂“民族形式”,大大提高了建筑造價。這種嚴重浪費現象同“黨的總路線是直接相違背的”(26)。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的社論指出:當前建筑中的主要錯誤傾向,“就是不重視建筑的經濟原則”。“目前我們正緊張地進行著工業化建設,國家的資金和人民的收入都有限,必須竭力提倡節約,反對浪費。在建筑中只追求鋪張豪華而不講究經濟,使本來可以少用的錢多用了,本來可以多建造的房舍少建了,這種做法既脫離了人民的生活現實,又違背了集中一切財力物力首先進行工業建設的國家建設方針,這是決不能容許的”。6月13日,李富春在中央機關、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而奮斗》的報告,著重闡述了建筑設計違反“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美觀”的原則和集中資金進行工業化建設方針的問題。他指出:非生產性的民用建筑,“由于忽視‘適用、經濟、可能條件下的美觀’的原則,盲目追求所謂‘民族形式’,講究漂亮裝飾而造成的浪費是十分嚴重的”。產生浪費的原因是,有些同志忽視了資金積累的可能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27)7月5日,他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了這個問題,并指出:“所有這類豪華的非生產性的建設,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方針不相符合的。”(28)6月30日,薄一波發表《反對鋪張浪費現象,保證基本建設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的廣播講話,闡述了建筑領域開展批判運動的原因和目的。他指出:“不重視經濟的傾向,是當前設計思想中表現得最突出的問題”,“不是全面地根據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原則進行設計,而是片面地強調所謂美觀問題,在提倡民族形式的借口下,不加批判地把古代的建筑形式搬到現代的建筑上來,采用價格昂貴的建筑材料,在建筑物上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豪華裝飾和純粹為了裝潢用的虛假結構”,給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因此,為了克服設計中的浪費現象,保證在設計工作中節儉、合理地使用國家的建設資金,“必須在設計人員中樹立正確的設計思想,有必要在設計部門中展開一次深刻的思想批判運動,揭發設計中的浪費現象,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并規定糾正錯誤的辦法,以提高設計人員的思想水平”。經過這樣一個運動,在設計人員中普遍喚起對于經濟問題的重視。(29)

                         

                        第二,受蘇聯批評“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和反對建筑浪費的影響。1954年12月,蘇聯召開全蘇建筑工作者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論在建筑中廣泛采用工業化方法,改進質量和降低造價》的講話,對斯大林時代蘇聯建筑界提倡的“民族形式”提出批評。他指出:“在我們的建筑中經常可以看到浪費資金的現象。在這方面,許多建筑師負有很大的責任,因為他們在按照單獨設計所建造的建筑物的建筑藝術裝飾上造成了浪費。”他舉例說,在莫斯科,許多住房的外部裝飾費用占建筑物總造價的15%到20%,有的甚至達到30%,而定額規定則為8%到9%。在這次會議上,那些片面強調建筑的藝術而忽視經濟原則的蘇聯建筑界代表人物幾乎都受到批評,其中包括莫爾德維諾夫及其同事,因為他們“回避了建設中的經濟問題”,“在設計一個建筑物時,忘掉了主要的東西——忘記了每平方米面積的造價。他們醉心于那些不必要的立面裝飾,造成了許多浪費。”關于“大屋頂”問題,赫魯曉夫認為,“對于居住房屋來說,這樣的外貌是不必要的。不應該把現代的居住房屋的藝術形式變成和教堂或博物館的一樣。這樣并不會使住的人感到任何方便和舒適,相反,只能使建筑物使用起來不方便和增加它的造價。”所以,我們“不能迷戀于建筑裝飾、美術裝潢、在房屋上建造毫無根據的塔樓或安置雕像”。對于建筑的美觀與經濟的關系,赫魯曉夫解釋說:“我們不反對美”,而是“反對鋪張浪費”。他強調:“許多建筑師以和結構主義作斗爭以及建筑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詞藻為掩飾,隨便浪費人民財富,這種現象不能再容忍它存在了。”(30)“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來自斯大林的建筑理論,中國對這種設計思想提出批評,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現在,蘇聯已經開始批判斯大林時代的建筑設計思想,對中國來說,這個時機已經成熟。況且,赫魯曉夫批評的蘇聯建筑界的這些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存在。所以,赫魯曉夫的講話很快在中國得到認同,不僅為中國反對“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所造成的浪費創造了時機,而且提供了依據。當時,彭真為了說服梁思成接受對“大屋頂”的批評,特意拿出報紙上有關赫魯曉夫批評蘇聯建筑“復古主義”的報道給他看,還說:“赫魯曉夫同志都這樣說,你該服氣了吧?”(31)

                         

                        1955年1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赫魯曉夫的講話。2月4日,建筑工程部召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會議學習了蘇聯全蘇建筑工作者會議精神,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要求組織全體干部認真學習赫魯曉夫在全蘇建筑工作者會議上的報告及其他相關文件。會后,中國建筑界開始對照赫魯曉夫的講話,檢討和批評設計工作中存在的浪費現象。

                         

                        第三,受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波及。1954年至1955年,思想文化領域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先是批判俞平伯在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研究中的觀點,認為俞平伯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是“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接著又開展了反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胡風文藝思想的斗爭。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首先是省市以上黨委,必須加強對理論工作的領導,在廣大人民和黨員中、在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在學術和文化的各個領域中,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32)

                         

                        在當時,開展思想學術批判成了黨的一條方針(33)。于是,建筑學界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就是對“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的批判。建筑工程部2月召開的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把追求“宮殿”、“廟宇”等“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傾向”,要求設計人員必須克服這種思想。北京市委認為,“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就是“某些設計人員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34)1955年1月,《建筑學報》發表的批判文章明確提出:“如不在研究舊建筑和創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和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就會走投無路。這正是我國建筑界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也是當前重大的政治任務。”(35)上述言論無疑起了一種導向作用。結果,許多建筑師在批評自己的設計思想時,紛紛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聯系起來,從這個方面查找思想根源。

                         

                        在思想文化領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清理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等非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采取批判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勢必會導致片面性和簡單化,使思想上、學術上的觀點不能平等地進行討論,弄清是非,對學術思想的批判就會演變成一種政治批判。結果,在對“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思想的批判過程中,存在著把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當作政治斗爭的傾向,以致全盤否定了“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

                         

                        三、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基本情況

                         

                        1954年底至1956年初,全國開展了反對建筑領域浪費的運動。同時,為了從思想上查找根源,又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由于“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主要出現在北京并由此影響到全國,所以,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是以北京為主開展起來的。

                         

                        最早反映建筑領域存在浪費現象并公開提出批評的是《人民日報》。1954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讀者來信,反映建筑設計思想上存在的問題,認為一部分建筑師不懂得批判地接受民族的建筑遺產,并在這個基礎上創作新的適合當前需要的形式,或者是不加選擇地照搬中國古代建筑,在“民族形式”的招牌下販賣復古主義。還有一部分建筑師,對建筑中經濟、適用和美觀三者的一致性缺乏認識,錯誤地認為要美觀就要多花錢,不愿意在保證經濟和實用的條件下創造更優美的建筑形式;或者單純注意建筑物外形的藝術處理而忽視了實用和經濟上的合理。《人民日報》加寫的編者按提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筑學家有責任對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開展批判”,同時,“對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形式的問題進行討論,使我們的建筑師們逐步樹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想,使祖國出現更多的經濟、實用而且優美的建筑物。”

                         

                        對“民族形式”的設計造成的浪費提出批評,對這種設計思想進行討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像《人民日報》編者按那樣,一開始就給“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戴上“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建筑思想”的帽子,這不是學術討論所應采取的方法。

                         

                        繼《人民日報》反映問題之后,北京市、建筑工程部、天津市等陸續動員開展反對建筑領域的浪費運動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1954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設計院、清華大學建筑系等單位從事建筑工作和教學工作的共產黨員會議,批評建筑領域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12月至1955年1月,建筑工程部召開全國建筑工程局局長會議,提出要反對設計工作中脫離實用、脫離經濟的形式主義傾向和過分強調古代建筑藝術形式的復古主義思想。12月31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協擴大會議上對建筑界追求美觀忽視經濟原則的現象提出批評,他說:過去,只有皇宮廟宇是琉璃瓦、大屋頂。現在,有的單位連傳達室、廁所都用琉璃瓦,我們比皇帝還闊綽!現在我們還有許多人沒有房子住,大學生還睡雙層鋪。我們應該有經濟觀點、實用觀點和群眾觀點。(36)1955年1月13日,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黨委專門就西郊蘇聯專家招待所設計浪費情況向北京市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北京西郊招待所設計中的浪費現象主要表現在追求形式,過分講究奢華的裝飾,最突出的是采用皇宮和廟宇形式的屋頂,還有許多亭臺樓閣,挑角、飛檐。造成上述設計浪費的原因,“主要是設計人員中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它的特點是“片面追求形式、忽視使用與經濟堅固的原則。它的表現形式,是在提倡民族形式口號之下的復古主義”。基于這種認識,報告建議北京市委對該工程的設計進行檢查,“對有關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1月14日,北京市委在批示中指出:北京市設計院的政治思想領導是極其薄弱的,“沒有執行黨在建筑方面‘經濟、適用、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指示”。西郊專家招待所的設計是一個極端浪費,極端不合理的典型。“這是在建筑方面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在這種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某些設計人員毫不動心地任意揮霍國家的建設資金,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應展開嚴肅的斗爭。”為此,北京市委責成北京市設計院,的負責人“切實領導所屬人員開展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去年類似的設計,切實進行檢查,糾正這種錯誤的設計思想。保證在1955年的工作中不再重犯”(37)。緊隨其后,2月4日至24日,建筑工程部召開設計及施工工作會議,揭發和批評建筑領域的浪費現象,指出設計方面的主要缺點是“許多建筑物的設計,脫離了適用和經濟的根本原則,過多地追求‘宮殿’‘廟宇’等形式和虛假豪華的裝飾”,結果“造成很大的浪費”。會議要求設計人員“必須克服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思想,按照適用、經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進行設計”,號召“開展群眾性的反浪費斗爭”。從2月開始,中國建筑學會天津分會組織會員批判設計中的“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傾向和復古主義思想”。2月28日,彭真在北京市委集體辦公會議上談到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問題時再次提出,對北京市出現的一批“大屋頂”建筑,清華大學建筑系、北京市設計院的共產黨員應該首先作檢討,開展自我批評。(38)

                         

                        在作了一系列動員之后,3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的社論,批評長春地質學院宿舍樓、北京地安門機關宿舍樓等建筑物的設計,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嚴重的浪費,其根源在于“某些建筑師中問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建筑思想”;還批評了《建筑學報》,認為在已經出版的兩期學報上,“人們找不到關心建筑中經濟問題的文章,相反的卻可以找到許多宣傳錯誤建筑思想的文章,甚至刊登有嚴重浪費和形式主義傾向的論文和設計圖”。社論強調:“黨和政府一再號召我們為保證我國工業建設的勝利,必須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是全國人民共同的任務,這是一切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建筑中忽視經濟原則的傾向必須迅速克服,使建筑事業真正符合國家的計劃,用有限的財力物力最合理地最有效地為經濟建設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服務。”

                         

                        社論發表的當天,《人民日報》開辟了《厲行節約,反對基本建設中的浪費!》專欄,陸續刊登一些批評建筑領域浪費的文章。3月28日的《兩幢豪華的宿舍大樓》和《新北京飯店建筑中的浪費》兩篇文章,對地安門機關宿舍大樓和新北京飯店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提出批評。3月29日的《奇怪的流行病》一文,批評“大屋頂”的設計所造成的巨大浪費。4月5日的《大屋頂盛行的時候》一文,批評武漢市郊一處集體宿舍樓因“大屋頂”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4月18日的《首都應該樹立榜樣》一文,批評濟南市十幾處琉璃瓦、“大屋頂”的建筑“花費了大量材料和勞動力”,是“對國家財產的揮霍”。

                         

                        在《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批評文章的同時,1955年4月,北京市委建筑黨委召集有部分公司經理、工區工地主任、工程技術人員參加的座談會,就建筑設計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思想進行批評和討論。與會者認為,建筑領域的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過分強調民族形式,使得工程造價過高;二是盲目追求豪華富麗,造成鋪張浪費;三是設計脫離了實際。(39)隨后,北京市相關單位根據座談會精神,組織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設計思想。

                         

                        鑒于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大都出自記者和一般讀者之手,建筑師還很少發表文章,所以,4月21日,彭真在北京市委會議上強調:建筑設計的思想批判要快點搞,要動員受梁思成建筑思想影響的人作自我批評。(40)

                         

                        于是,受到點名批評的建筑物的設計師開始陸續發表文章,批評“設計思想上的錯誤”,檢討自己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4月20日,北京西郊專家招待所的設計師張鑄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我忽視經濟原則的建筑思想》一文,認為三年來自己“追求形式忽視經濟原則的傾向也是愈來愈嚴重”,“從建筑思想上看,這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傾向”,表示要“糾正忽視經濟的嚴重傾向。”4月27日,“四部一會”辦公樓的設計師張開濟在《人民日報》發表《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一文。文章說:“當全國人民都在為工業化克勤克儉的時候,建筑師卻以繁瑣的裝飾和高貴的建筑材料去表現建筑的美觀,這就使建筑脫離了人民現實的生活,給國家造成的浪費是嚴重的,表示今后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41)5月14日,北京地安門機關宿舍樓的設計師陳登鰲在《人民日報》發表《檢查和糾正我的錯誤設計思想》一文,承認“自己已走上了錯誤的形式主義設計思想的道路”。這種追求形式忽視經濟原則的設計思想,“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作怪”,表示今后要“糾正上述錯誤的設計思想”。

                         

                        與此同時,一些設計單位的負責人對本單位在建筑設計上造成的浪費也作了檢討和自我批評,但與普通設計師相比,其批評的語氣似乎要嚴厲一些。5月5日,北京市設計院副院長沈勃在《人民日報》發表《關于北京市設計院在建筑設計中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錯誤的檢討》一文,指出北京市設計院在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主要表現在某些建筑設計,特別是若干大型建筑物的設計,越來越脫離了黨和國家所規定的方針,單純追求建筑物形象的“華美”,“陷入了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泥坑”,浪費了大量資金。這種只顧形式,不顧內容,盲目抄襲古代建筑形式的作法,“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方面的具體表現”。文章認為,提倡“建筑就是藝術”是“荒謬理論”,“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建筑思想”是“反動”的,是一股“有毒”的“逆流”。5月8日,建筑工程部北京工業建筑設計院副院長汪季琦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在領導設計工作中的錯誤》一文,認為本單位設計思想和設計工作“存在著形式主義,乃至復古主義的傾向”。追求富麗豪華,虛夸鋪張,浪費了國家資財,“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建筑設計工作中的具體反映”。為此,他提出,“要在全體工作同志中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思想,堅決地與建筑設計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首先同形式主義、復古主義思想劃清界線,進行斗爭,并逐步加以肅清,以鞏固社會主義的設計思想”。

                         

                        在建筑師們作了自我批評之后,5月18日,北京市召開建筑師座談會。彭真發表《建筑的原則是適用、經濟并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講話,認為北京建筑業中存在的一個嚴重錯誤和缺點,是“建筑設計中滋長著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錯誤傾向”。在“民族形式”的建筑思想影響下,某些設計師甚至不惜減少房屋的使用面積和生活實施,而單純追求“民族形式”和豪華富麗的氣派。“這種錯誤思想違背了黨和國家所規定的‘適用、經濟、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原則,違背了‘為生產、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建設方針,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所以,在建筑中開展反對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和鋪張浪費的斗爭,這對改進今后首都的建設工作會有很大好處。彭真闡述了黨的基本建設應遵循的原則:建筑問題不僅是藝術問題,還直接關系著國家建設事業。黨和國家早就指出建筑的原則是適用、經濟,并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適用就是要服從國家和人民的需要,這永遠是建筑中頭等重要的問題。經濟就是要最大限度合理地、節省地使用國家投資和物資,要用少數的錢,蓋更多更好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美觀當然要,但美觀決不應違反適用和經濟的原則。他提出,我們必須批判地接受一切古今中外建筑中的優良的東西,總結幾年來我們在建筑設計中的經驗和成就,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逐步創造出更好的建筑形式。(42)

                         

                        六七月間,李富春、薄一波分別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厲行節約的方針,批評盲目追求“民族形式”的建筑設計所造成的巨大浪費。7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李富春6月13日所作的報告,并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厲行節約的決定》,批評了基本建設中存在的嚴重浪費現象。與此同時,國務院頒發了《關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設中如何貫徹節約方針的指示》。

                         

                        由于梁思成是“民族形式”建筑設計的積極倡導者,所以,當時認為,他對造成建筑成本高、浪費大應該負有責任(43)。于是,在批評建筑領域浪費現象的同時,還突出地批判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于光遠回憶,1955年,在中宣部的一次部長辦公會議上,陸定一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決定對梁思成建筑思想進行批判。由于梁思成的許多事情發生在北京,所以,他建議由彭真負責,中宣部協助。(44)4月25日、5月3日,彭真兩次同梁思成談話,對建筑界只追求美觀而不講究經濟的設計思想提出批評。他給梁思成看了一些統計數字,說明“大屋頂”的設計給經濟帶來驚人的浪費。他說:國家年產只有200萬噸鋼,工人有的還沒有房子住,學生睡的是雙層鋪,而你們搞設計的人員,不注意國家利益,不顧人民生活水平,不講經濟,只追求美觀,表現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過去建筑師設計大屋頂,業主欣賞,形成了社會風氣。現在建筑師先檢討,然后業主檢討。梁思成承認自己的設計在經濟上造成了浪費,認為自己的建筑思想是適用、堅固、美觀,確實沒有經濟觀念,但對“民族形式”同“復古主義”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想清楚。對此,彭真指出: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從長計議,首先解決立場觀點。政治上你是擁護黨的,建筑思想上和黨不一致。5月上旬,彭真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問題指示北京市委有關領導:公開批判梁思成時,批準大屋頂、琉璃瓦建筑的業主也要作檢討,不然人家不服氣。涉及建筑學術問題的討論是長期的,建議由中國建筑學會出面組織,并成立領導小組。實際工作中不要盲目反,如北京飯店的亭子、臺階還是可以要的。5月26日,北京市委召開會議,彭真再次就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問題發表講話,要求北京市委、建筑單位、建筑師明確各自的責任,坦承北京市委的責任由他負責,他準備在北京市人民委員會作檢討。在明確責任之后,彭真提出:現在必須集中力量,轉入學術思想上對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批判。他建議抽調一部分人,包括從事建筑工作的,專門進行研究,進一步提高建筑師的認識,糾正“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思想”。(45)5月27日,北京市委邀請中央宣傳部、建筑工程部、城市建筑總局有關人員進行座談,研究梁思成建筑思想和建筑方面的問題。北京市委還成立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辦公室,組織部分人員在頤和園暢觀樓撰寫文章。

                         

                        當時,彭真確實是想從學術方面說服梁思成。這從他的批示和講話中不難看出,他試圖將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內,強調批判必須是充分說理的,不要隨便上綱上線,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對一切。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斗爭的影響,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時,實際上并沒有很好地從學術角度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而是直接戴上“資產階級建筑思想”的帽子。1955年第1期《建筑學報》發表劉敦楨的文章《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義建筑思想》,認為梁思成片面強調藝術忽視適用和經濟的錯誤偏向,不但違反人民生活的實際需要和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建筑方針,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46)此外,《建筑學報》還發表了陳干、高漢《論梁思成關于祖國建筑的基本認識》、牛明《梁思成先生是如何歪曲建筑藝術與民族形式的》、王膺《關于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筑思想的檢查——對梁思成先生建筑思想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等批判文章。1955年10月,《學習》雜志發表何祚庥的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認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是“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47)

                         

                        不難看出,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存在著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的傾向,這是批判中的缺點,以致多年后梁思成還認為,“那是建筑界一場嚴峻的階級斗爭的開始”(48)。不過,這里要說明一點,在當時已經發表的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中,只有何祚庥的文章出自暢觀樓。文章發表后,彭真表示,暢觀樓寫成的文章一篇不準拿出去發表,要等待統一處理。彭真考慮到,當時正在批判胡適、胡風、梁漱溟,但梁思成與他們不一樣,梁思成的問題完全是學術問題,而他們的問題帶有政治性質。(49)這場批判免不了帶有某種消極作用,彭真這樣處理,可以說是消極影響最小的一種方法。

                         

                        出于批判的壓力,5月27日,梁思成寫了《大屋頂檢討》,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在清華大學教學和首都規劃工作中,以及通過發表文章、各處演講和做報告等方式,傳播著一套建筑“理論”,嚴重影響了許多建筑師的設計思想,“引導他們走上錯誤的方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浪費”。(50)在看到何祚庥的文章后,1956年2月2日,梁思成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發言,再次就自己的建筑思想作了自我批評。他承認自己的文章和創作理論的“一貫特征就是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提出的創作理論是“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并“由首都影響到全國,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陣烏煙瘴氣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歪風,浪費了大量工人農民以血汗積累起來的建設資金,阻礙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表示要“和那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故我進行堅決無情的斗爭”。(51)

                         

                        在梁思成作了檢討之后,對建筑領域“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批判基本上停止了。暢觀樓已經寫好的20多篇批判文章沒有再發表,而是送給梁思成參閱。同時,收到的90多篇批判文章也沒有發表。對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沒有釀成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運動。

                         

                        應該說,批評“民族形式”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必要的。但是,對于這樣一種學術問題,理應遵循學術思想發展的規律,采取充分說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導設計師們,使他們自愿地遵循黨的建設方針,自覺地糾正不良的思想傾向,而不應該采取簡單、粗暴的態度。依靠行政命令開展批判運動,解決不了學術爭論問題。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勢必會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致使這場批判實際上成了被批評者的檢討和自我批評,基本上不是學術討論,他們幾乎沒有辯論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說出一些違心的話,以致有些人因此而感到“內心痛苦”(52)。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建筑設計方面的浪費現象被克服了。但是,由于采取了政治批判,而不是學術自由討論的方式,中國建筑設計理論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這場批判持續的時間并不長,但對中國建筑界的影響卻是深刻的。在受到批評之后,中國建筑設計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片面強調經濟,連一個“美”字也不敢提,害怕被戴上“唯美主義”帽子,陷入“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的境地”。結果,建筑藝術的民族形式無人問津。直到若干年后,通過北京十大建筑的設計,中國建筑設計思想和建筑創作才真正出現了新的局面。

                         

                        【作者簡介】邢和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員 北京 100080

                         

                        注釋:

                         

                        ①這種設計形式曾被當作“結構主義”加以批判,和平飯店被當作例子受到批評。

                         

                        ②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三聯書店,2003年,第138頁。

                         

                        ③參見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④參見梁思成工作筆記,1953年12月,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39頁。

                         

                        ⑤《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7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⑦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⑧梁思成:《蘇聯專家幫助我們端正了建筑設計的思想》,《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2日。

                         

                        ⑨《當代中國的建筑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301頁。

                         

                        ⑩《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175—178頁。

                         

                        (11)梁思成:《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問題》,《新建設》1954年2月。

                         

                        (12)《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98頁。

                         

                        (13)參見《當代中國的建筑業》,第302頁。

                         

                        (1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1953—1957)》,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第1088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業卷(1953—1957)》,第1089頁。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01頁。

                         

                        (17)《反對建筑中的浪費現象》,《人民日報》1955年3月28日。

                         

                        (18)指地質部、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19)參見張開濟:《做一個真正的人民的建筑師》,《人民日報》1955年4月27日。

                         

                        (20)參見朱波:《兩幢豪華的宿舍大樓》,《人民日報》1955年3月28日。

                         

                        (21)今友誼賓館。

                         

                        (22)參見張镈:《檢查我忽視經濟原則的建筑思想》,《人民日報》1955年4月20日。

                         

                        (23)參見李富春:《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1955年6月13日)。

                         

                        (24)參見曹葆銘:《在大屋頂盛行的時候》,《人民日報》1955年4月5日。

                         

                        (25)《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年,第639—640頁。

                         

                        (26)《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第179—180頁。

                         

                        (27)李富春:《厲行節約,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斗》(1955年6月13日)。

                         

                        (2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303頁。

                         

                        (29)薄一波:《反對鋪張浪費現象,保證基本建設工程又好又省又快地完成》(1955年6月30日)。

                         

                        (30)《赫魯曉夫言論》第3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403、404、406、408、409頁。

                         

                        (31)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59頁。

                         

                        (32)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55頁。

                         

                        (33)參見于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34)《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4)》,第640頁。

                         

                        (35)陳干、高漢:《論梁思成關于祖國建筑的基本認識》,《建筑學報》1955年第1期。

                         

                        (36)參見《彭真年譜(1949—1954)》,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511頁。

                         

                        (37)《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第14—16、20頁。

                         

                        (38)《彭真年譜(1955—195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6—17頁。

                         

                        (39)參見《北京市城建系統黨史資料——紀事匯編》(上),中國工商出版社,2004年,第172—173頁。

                         

                        (40)參見《彭真年譜(1955—1959)》,第24頁。

                         

                        (41)反浪費運動開始后,“四部一會”建筑群中還剩下一幢主樓的大屋頂尚未蓋頂,張開濟重新設計了一個不用大屋頂的頂部處理方案。

                         

                        (42)《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5)》,第358—359、363—365頁。

                         

                        (43)《彭真年譜(1955—1959)》,第16頁。

                         

                        (44)于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5)《彭真年譜(1955—1959)》,第24、25—26、32頁。于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46)劉敦楨:《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義建筑思想》,《建筑學報》1955年第1期。

                         

                        (47)何祚庥:《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學習》1955年10月2日。

                         

                        (48)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1967年12月3日,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62頁。

                         

                        (49)于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

                         

                        (50)梁思成:《大屋頂檢討》未刊稿,林洙提供。王軍:《城記》,第160頁。

                         

                        (51)梁思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6年2月4日。

                         

                        (52)張開濟:《從“四部一會”談起》,《建筑報》200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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