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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史 【字體:

                        張放: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市私立小學的接辦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4年第7期 更新時間:2014年11月24日

                         

                        摘要:學校是最重要的傳播國家主導價值觀念的制度化組織系統,小學在這套價值傳播體系中處于基礎地位,對國民價值觀念的初步塑造至關重要。中共獲得政權之初,從1949年到1956年,通過對私立小學的改造和接辦,主導意識形態成功進入這個曾經相對獨立的空間,結束了中國初等教育領域管理和思想雙重分散的局面;政治色彩濃郁的學校文化逐漸形成;言說表達方式亦發生改變。該局面是在國家政權和社會力量的互動中實現的。這種互動既非蜜月關系或極權關系,亦非對抗關系,可稱之為“基于共同話語的協商博弈”。組織傳播場域的變化為中共秉持的價值觀念在少年兒童中的傳播提供了重要契機。

                         

                        關鍵詞:新中國 私立小學 教育改造 學校文化

                         

                         

                        近年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的研究成為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重要支流,現有研究成果業已覆蓋多個領域①。本文亦屬于“建國史”研究范疇。“建國史”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意識便是,執政經驗尚不豐富的中共新政權是如何通過制度建設和思想改造的雙重努力,來整合一個飽受戰亂困擾、發展階段極不均衡且價值觀念多元混雜的舊中國。在傳統研究范式中,新政權成立初期,社會各界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改造與建設,各行各業均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或與之相反,社會對國家政權的進入毫無抵抗。研究者對這種缺少張力和復雜性的“蜜月關系”和“極權關系”逐漸提出修正——隨著檔案的披露和資料的豐富,更多的細節為人所掌握,“對抗關系”被揭示。可以說,重新發現政權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取代正統黨史敘事中的“蜜月關系”以及西方刻板印象中的“極權關系”,是“建國史”研究興起的重要契機。

                         

                        具體到教育領域,關于大學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始終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②。而高等學府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命運也已進入研究視野③。相比之下,除專門從事教育史的研究者之外,鮮有人問津基礎教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變化。由于教育史研究擁有專門的視角和取向,因此很多歷史細節并不為其所重視。如果在“建國史”研究的脈絡中考察基礎教育,研究意義將會有所不同。首先,考察政權對基礎教育的改造有助于我們認識官方意識形態是如何逐步植根于學校,并借助學校這一最重要的組織傳播工具向社會新一代進行教育的。其次,基礎教育所牽涉到的學生、家長、教師等社會力量的人數要遠多于高等教育,其人員結構和歷史背景亦更為繁雜。因此,對基礎教育領域的考察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政權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并提出相應的反思。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將以北京市為例,考察私立小學的接辦,從而對主流意識形態進入相對獨立的教育系統的過程作出初步梳理,并對這一過程中所形成的政權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作出歸納。

                         

                        一 政府控制:私立小學的登記注冊與整頓

                         

                        1948年年末平津戰役接近尾聲,中共開始部署對北平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從農村根據地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充分意識到大城市與工業區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并深知缺乏城市管理經驗④。因此北平市委采取了謹慎的態度,要求“首先自上而下地系統地原封不動地加以接受與管制,不要搞亂;待接收完畢,經過研究之后,再統一地分別、有步驟、有計劃地加以處理”,反對“采取完全粉碎的方針”以及“用落后的方法去代替比較進步的方法”;并特別強調對“大、中、小學及一般文化教育機關,不要不加分別地在沒有必要時也都派軍事代表”⑤。1949年1月負責接管北平工作的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在市政府下設教育局,負責中小學的接管工作⑥。

                         

                        1949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人北平以后,接管工作正式展開。市教育局設立國民教育科,專門負責公私立小學的事務⑦。經過戰爭洗禮的北平市各項損失嚴重,百廢待興,因此恢復和發展生產成為當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⑧。而在教育領域,干部教育得到了更多的強調⑨。因此接管小學過程中的基本原則是“先公立學校后私立學校,先處理反動落后的學校后一般學校,先城區學校后農村學校”⑩。從2月份至5月中旬以前,小學接管工作的重點在市立中心小學(11),截止到5月1日,20所中心小學中的15所已被接收(12)。5月中旬之后,市立一般小學也被陸續接收。被接管的公立小學撤換了舊校長(13),教師中的黨團員及積極分子帶動一般教員深入學生生活,建立了學校民主管理制度,廢除了訓育制度,恢復了學校的正常秩序(14)。接管后,公立學校的機構得到精簡,將教務、訓育、事務、體育四處改為教導、總務二處,實行教導合一,經濟上也逐漸透明、節約(15)。

                         

                        考慮到當時的經濟狀況和人員配置問題,根據“凡私人能出錢辦學校者,只要不違犯我們的教育方針,我們一概歡迎”(16)的原則,市政府并未立刻著手接辦全部私立小學,而是對其進行整頓改造,納入控制范圍;并希望這些學校通過自主經營,加之政府的若干補助,能夠暫時維持下去(17)。正如彭真所言:“我們對于私立學校,凡是執行了政府的教育方針,辦得好的,應予鼓勵和扶持。這對于人民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18)

                         

                        北京市解放前共有私立小學143所,解放后一年內新成立的學校有80所(19)。為了全面掌握這些學校的情況,教育局對私立小學進行登記(20),頒布《北京市私立學校臨時管理辦法》,規定:“本市所有私立學校無論過去業已立案與否均須重行登記以便審查,凡新創立之學校未經登記核準前不得招生。”(21)此次登記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別為學校情況、董事會情況和教師情況。調查表涉及內容非常細致,包括統計對象的各個方面,突出對政治立場的調查:學校情況調查表須填寫校長的經歷、政治主張和黨派關系;董事會情況調查表須填寫每個董事的詳細學歷、過去職業、現在職業、社會活動、黨派關系、社會關系、過去和現在的政治主張;教職員情況調查表須填寫出身、參加黨派及宗教社會團體情況等(22)。通過調查登記與教育局審查相結合,私立學校的人事、財產等各方面的情況被基本掌握。在這一過程中,私立學校只有被“認為確能執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及人民政府教育法令并獲有成績時”,方能立案批準;校長和教職員必須按照該方針進行教學,如有違背,教育局可令董事會另派校長或改聘教職員;董事會新任命的校長必須經教育局批準才能就任,且不能由外國人充任;另外,《臨時管理辦法》還對學校學制、課程教材和教導制度進行限制,要求與公立學校相同,并將宗教科目剔出課程之外(23)。與此同時,教育局頒布《北京市私立中小學校董事會暫行組織綱要》,對董事會的職責進一步明晰(24)。

                         

                        在整頓過程中,具備下列情況之一者首先被政府接管:第一,有特務性質的反動學校;第二,經費確實難以維系的學校;第三,學校負責人有政治、經濟問題的學校。從表1可以看出,此次被接管的學校多為“政治上存在反動”的學校;政府為避免額外的負擔,這些被接管的學校除一所改為市獨立小學外,其余學校要么并入其他市立學校,要么停辦,要么在政府的監督下保持私立性質。整頓之后,這些學校已被有效地納入政府的控制范圍,接受教育局的領導和監督,其獨立性受到明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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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為了學生”:經營困難學校利用主流話語尋求政府接辦

                         

                        1952年之前,由于工作重心和經費問題,文教局在接辦私立小學方面并未表現出積極態度。除主動接辦政治反動、所有權歸國外擁有的私立小學外,文教局希望通過“積極領導和經濟補助的方針”(25),維持私立小學的經營,在保證監督控制的前提下,減輕政府經濟負擔。1950年,北京市文教局公布經費補助辦法,規定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獲得補助:第一,“辦理完善,成績優良而經濟確實困難者”;第二,“貧苦工農子弟占全校學生總人數,中學在三分之一、小學在三分之二以上,因收費較低難以維持者”(26)。但實際上,在輿論不斷宣傳下,辦學方面“崇尚公,摒棄私”的觀念已為多數人所接受,許多人不愿在私立小學繼續就讀(27);況且,不少私立小學根本無法依靠微薄的政府補助而擺脫經費困境——當時,受外國津貼和教會資助的學校基本上失去了經濟來源;國內尚不明朗的局勢以及不斷的政治運動也使得多數私小董事會形同虛設,沒有能力或不愿繼續投資;而公立小學不收學費、只收雜費的政策(28)對貧苦家庭的吸引力超過私立學校(29);加之有些學校管理混亂,聲譽下降,生源數量無從保證。截至1952年,北京市共有168所私立小學尚未接辦,單純靠學費苦苦支撐的就有143所;教師待遇很低,需要政府大量補助,用北京市教育局的原話說就是有的學校教師的工資已“降到可驚地步”,然而這些學校的收費標準卻是市立學校的三到四倍(30)。在國家經濟尚未恢復的情況下,政府初衷與部分私立小學實際狀況之間勢必存在沖突。此時,這些學校的董事會、教師、學生和家長形成一股社會力量,主動出擊向政府施壓,申請接辦,要求改為公立學校。

                         

                        早在1949年年末,私立春明小學就向文教局呈請,希望改為市立學校。他們在說明情況時主要強調了以下幾點:學生繳費困難,人數逐漸減少,且成績優良、家庭貧困的學生享受減免學雜費政策,經濟情況愈加困難;學校校舍、設備完全,易于接辦;教員盡管堅持學習與工作,但收入確實無法擔起家庭重擔,生活陷入困境;家長要求學費進一步降低(31)。這樣一份突出學生困難、中肯又不失情感的申請很快得到了文教局的回應,批準其與同樣申請接辦的私立廣惠小學合并,改為市立第八區老墻根小學。其他經費困難、希望政府能夠接辦的私立小學也紛紛效仿,遞交申請時以學生為中心,圍繞董事會、教師和家長做文章,向政府施壓。僅1950年就有培新、文治、伊斯蘭、三忠等十余所私立小學向文教局申請接辦被批準。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世盛、育文、慈慧、民立、育文、商育等數十所私立小學申請接辦被準。

                         

                        當然,私立小學向政府申請接辦并非全都一帆風順,不少學校通過不斷地博弈才如愿以償。以私立博愛小學申請接辦為例,1951年暑假他們便向文教局申請接管事宜,但文教局并未批準,且要求其堅持辦學。一個學期之后,1951年12月24日博愛小學董事會再次寫信催促文教局接辦,聲稱“收支不能相抵,積虧太多,我會無力籌墊,房租不能拖欠,且大量增加,教職員生活又為必須,下學期實難進行”,并拿學生的利益和前途相威脅:“該校學生現有六班共計二百余名,若由校方自行解散,恐各生各方投考困難,驟今失學,未免可惜。故不得不及早聲明,請求接辦。”(32)1952年1月9日博愛小學董事會繼續呈請所屬區文教科,指稱校長體弱多病,已無法繼續任職;六年級教員也因產假人院,無法堅持上課,師資匱乏;并再次以避免學生失學為由敦促政府接辦(33)。文教局對該小學的催促并未作出積極反應,直到1月18日博愛小學才收到區文教科對去年12月呈請的批復,稱“關于請求接辦博愛小學問題礙難照辦,詳情已與孫董事長面談”(34)。據此,博愛小學針鋒相對,將學生問題推給教育局:“既不能照準接辦,所有學生應如何由局方分配”;并要解散董事會,不再繼續辦學。在不斷施壓下,3月份博愛小學的呈請終于獲準,北京市人民政府決定接辦該小學,改為市立第五區順城街小學分校(35)。當得到獲準的消息后,博愛小學立刻呈文,不無夸張地表示“各級生聽聞甚感政府的體恤,無不歡喜異常”,并保證盡快完成清點交接工作(36)。

                         

                        這一階段私立小學接辦的最大特點就是政府原則上采取只管不接的方針,而辦學困難的小學董事會則利用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主動向政府出擊,請求接辦。與辦學條件好、經費充足的私立小學相比,這些處在破產邊緣的學校對于董事會來說無疑成為負擔。在國家政策并未鼓勵接辦私立小學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在呈請接辦過程中與政府博弈的最大“殺手锏”莫過于“學生利益”。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37);馬敘倫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教育“應該以工農為主體”,小學“應該多多吸收工農的子女”(38)。就北京而言,截至1950年北京市的失學兒童大約十萬,當時小學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增加班級數,讓更多學生入校(39)。學校董事會充分利用擴大工農貧苦子弟受教育的政治話語,紛紛強調該校工農貧困子弟占相當大的分量,并對他們采取優惠政策,減免學費,導致學校運營經費更加緊張(表明其對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支持與施行),繼而不斷向政府施壓:若學校不能及時接辦,該校學生恐怕將失去上學機會。如果說地方政府能夠應對學校“哭窮”,那么一旦提及學生失學的問題,他們往往就招架不住了。因為倘若坐視學生失學不管,地方政府的作為就與中央正統意識形態話語相違背,這份責任地方政府無力承擔。因此“為了學生”便成為接辦呈請敘述的著力點。私立小學的學生雖然并未直接參與到社會力量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但卻成為了影響這場博弈結局的關鍵因素。至于私立小學教師,由于他們的薪水往往低于市立小學,甚至沒有保障,因此也積極支持接辦的實現。

                         

                        從對新政權價值觀念接受程度上看,這些經濟困難的學校在申請接辦過程中,不斷向師生、家長宣傳共產黨的價值觀念,促使他們認可公立學校,以便鼓動更多人加入到請求接辦的隊伍中來,從而壯大聲勢;加上轉為公辦學校后教師地位、薪水的提升以及學生經濟負擔的減輕,都使得他們能夠更積極地擁護新政權,并認可其價值觀念。而當1952年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接辦開始后,許多經濟狀況和口碑尚可的私小也逐步被收編,此時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共意識形態的進入更為曲折。

                         

                        三 地方政府主導下的正式接辦

                         

                        1.官方宣布接辦與學校方面的最初反應

                         

                        隨著國家經濟的逐漸恢復,1952年下半年國家認為對私立小學展開大規模接辦的時機到來了。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關于接辦私立中、小學計劃(草案)》,北京市教育局響應中央號召,各區初步制訂接辦計劃。9月10日,教育部正式發布《關于接辦私立中、小學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從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全面接辦私立中小學。指示要求堅決貫徹“先接辦外資舉辦的學校,后接辦中國人自辦的學校;先接辦辦理成績較壞的學校,后接辦辦理成績較好的學校;先接辦經費困難的學校,后接辦經費還能維持的學校;大體上先接辦中等學校,后接辦小學”的方針。為了使接辦學校能夠切實履行黨中央的教育路線,確保主導價值觀念順利進入,該指示還要求各地教育局組織人力深入接辦學校詳細了解該校政治情況、人事關系,并“選派一定數量政治上較強的干部,負責接辦工作,其中尤其要派遣得力的干部去接辦規模較大的學校”。最后為了避免接辦過程中的激進行為,指示規定要“采取逐步整理的方針,人事的安排和調動,應抱慎重態度”(40)。

                         

                        教育局根據北京市的具體情況和教育部的指示,修訂了私立中小學的接辦工作計劃,確立了五條原則:第一,人事上采取“包下來”的方針,個別需要調動、學習和退休的,須經教育局批準。第二,教職員工待遇“一律不降低”,接辦前薪水與市立學校持平或高于市校的保持不變,低于市校水平的予以適當提高;學生繳費與減免辦法按市校標準執行,多退少補。第三,學校基金結余除用于添置設備等正常開銷外,其余須上繳政府;因正常開銷而有積欠的學校,政府適當予以補償。第四,學校的產權關系仍屬于私人和團體所有,政府接辦后可以租用,但不可變更。第五,少數民族小學可暫緩接辦,如主動要求接辦,可予以考慮,但須尊重民族習慣。而交接步驟相對簡單,小學接辦工作由各區文教科負責,各私校由校長、教導主任、總務主任及黨、團、工會、學生會代表組成“學校交接委員會”,宣布上述原則和各項規定,完成人事和財產的登記清算,并于一個月內建立新的人事編制、會計制度、財務登記制度等,完成交接(41)。

                         

                        接辦工作隨即展開,各區文教科派政治上可靠的干部進入各接辦學校了解情況。當工作人員進入私立學校展開工作后,他們發現學校各方對接辦的反應不一。董事會方面,一些辦學條件差、經濟困難的學校,董事會對接辦表現積極,感覺自己丟了包袱(42)。例如女青年會小學把全部校產交給政府,穆輝小學的董事們在學校積極幫助清點校具(43)。益智小學董事長對文教科的工作人員說:“政府說我有成就,我死也認了。我還有房子,馬上騰出來借給國家。”(44)但另外一些學校的董事會和校長則對政府接辦表示不滿。穆華小學董事長說:“早知如此,我辦小學是王八蛋。”(45)原學堂小學校長表示:“四十年的心血一下子都完了。”(46)有些董事提出一連串的要求,請求政府給他們介紹職業,給他們的子女助學金等(47)。而有的學校校長故意拖延,如元培小學,舊任校長故意裝病,而新任校長去了兩周還不清楚之前學雜費的收支情況(48)。有的學校對接辦工作的宣傳態度消極,如調查人員在培基小學問了六七個學生,都不知道政府為什么要將私小改為市小(49)。

                         

                        教職工方面,由于當時私立小學的名聲不及公立小學,加上待遇低,有些人感覺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均獲提高,如四民小學朱先生說:“這回我可翻身了,我再也不受學校的氣了。”(50)和平附小的教師說:“一聽見改市小,不知道我們心里多么高興,過去市小瞧不起私小,自己也感到自卑,今后可好了。”有的老師對待遇提高很高興,認為“有產假帶薪了”(51)。但是一些在辦學經費較好的學校工作的教師卻不愿被接辦,擔心成為市立小學后失去自由(52),感到“薪金不增,而工作卻增多了”(53)。有些學校的教師不安心,怕調動工作,怕學校解散(54)。有些老師諷刺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有些則擔心接辦后失去宗教信仰自由(55)。有些老師擔心因接辦而失業,他們威脅說“調校長沒關系,調教員可不敢保證不出錯”(56)。有些教員在學生中散播謠言,煽動學生阻止接辦工作正常進行,說“市小一班只準有45人,多余的都要開除”(57)。

                         

                        2.強化輿論宣傳,重釋接辦意義,凸顯主導話語

                         

                        董事會和教職員工的反應很難令教育局滿意。即便是那些擁護接辦工作的意見,也偏離了最初預想的正確軌跡。宣武區在工作匯報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一般教師對接辦工作都非常擁護,但對國家經濟建設好轉這一點體會的是不夠深刻的,多感到過去做個私小教員地位低,對個人面子上不好看。”(58)西四區在接辦之初也指出了同樣的問題(59)。針對上述情況,教育局加大了宣傳力度。由于接辦開展之時正值國慶前夕,各校紛紛將接辦教育和國慶教育相結合,深入開展思想動員工作,從而使官方意識形態進入學校。學校一方面組織召開教職員工大會與座談會,另一方面召開學生會、家長會,并舉行各種聯歡會、慶祝會,將接辦工作與國家建設取得的成就、共產黨的恩情緊密聯系起來,通過情感動員的方式引導師生從政治角度理解接辦的意義。正如教育局在接辦經驗總結中所言:“結合國慶,結合祖國三年來偉大的成就,結合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豐富了接辦的內容,同時也使得國慶節的宣傳工作有了更生動、更實際的內容,使廣大師生通過接辦,更能體會到祖國的偉大,進一步激發了師生教學、學習的積極性。”(60)

                         

                        教職員工被要求不斷在有組織的公開場合說出自己對接辦的認識和感受,通過開放場域中的反復表達來強化正確敘事的記憶。與此同時,接辦人員開始對教師進行以政治面貌、政治態度為主要內容的調查,并涉及教員與校長尤其是反動校長的關系(61)。被認為存在問題的教師,很可能會被調離工作崗位。這一措施也促使教師進行正確的公開表達,不管主動抑或被動。在強化宣傳、組織學習和審查的多重攻勢下,教職員工明白了何為正確,何為錯誤,何種表達對自身有利。一位教師在全校慶祝大會上以情動人,感激涕零地表示:“我是沒有母親的,從來不知道什么是母愛,這次才感到黨和毛主席是我的母親,今后可得好好干了!”(62)育群小學的教員說:“我們要感謝政府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我們要以實際行動,加強學習,提高教學來報答毛主席。”(63)對于接辦政策,教師的認識逐漸超越個人得失:“決定的英明,想的周到,哪里去找這樣好的政府!”教職員紛紛表示和黨、政府更接近了:“過去和毛主席好像是叔伯關系,現在改為市立就是親的了。”(64)

                         

                        學生方面,學校要求他們在慶祝大會上結合國家建設成就進行主題發言,并辦壁報進行宣傳(65),增強政治覺悟和意識。泄水湖小學的一名學生就在慶祝大會上鄭重保證“要跟著老師好好學習,鍛煉身體,不然對不起人民政府對我們的關心”(66)。而參加慶祝大會的聽眾也積極融入了這場政治化戲劇當中,學生們掌聲雷動,歡呼“毛主席萬歲”,高唱“解放區的天”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67)。由于少先隊多在公立小學建隊,因此私立小學的接辦為小學生們提供了一個政治參與的機會。通過宣傳,很多孩子都表達了對加入少先隊的熱烈期盼,政治歸屬感無形中增強(68)。

                         

                        學生家長也參與了政治化氛圍的建構。由于可以節省開支,家長多數都是贊同私立小學接辦的。但隨著宣傳教育的深入,家長開始將從改革中獲得的實惠與黨和政府的關懷建立聯系,并通過言行不斷加深這種關聯。如鑄新二小學生的家長說:“共產黨真是大公無私,國民黨有錢都入腰包,共產黨真能為人民辦事。”(69)潔如小學的家長說:“我從心里感到高興,老師和家長的困難問題,這次都由毛主席給解決了。”(70)在這種邏輯下,教育孩子自然就不再單單是一個家庭內部的事情了,培養孩子是為祖國輸送人才,以報答黨和政府的恩情。例如,德新小學召開家長會之際,家長踴躍出席,親自搭臺,布置會場,給學校送錦旗,給政府獻鮮花。他們感謝毛主席解除了他們的困難,并進一步把孩子們教育好。據載,家長會上不少母親非常激動,她們握著拳頭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表示一定要好好教養孩子,密切與學校的聯系,為國家培養好下一代(71)。

                         

                        3.以立場分優劣:校長的調整與撤換

                         

                        當教師、學生和家長在宣傳教育的感召下共同營造學校的政治化氛圍時,部分學校的領導層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進一步保障了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入。由于所接辦的學校情況較為復雜,政府在接辦工作的準備階段,就強調對小學校長進行調查,將各校校長的性格特點和工作問題記錄在案。例如:東單區樹德小學校長系基督教徒,信仰深,搞小圈子,排斥非教徒;仰徽小學校長畢業于震旦大學,但文化很低,思想落后,常說怪話,對學校工作毫不負責,對教員不領導,限制教員人工會;德新小學校長系教徒,工作能力很差,不能領導學校工作,在校沒威信(72)。前門區潔如小學校長據查有政治問題,社會關系極其復雜;立德小學校長系天主教修士,思想很反動,與帝國主義分子教士聯系很密切,與其他教員不合,經常發生沖突(73)。崇文區立達小學校長作風惡劣,素質壞,對政府陽奉陰違;求智小學校長是個未作交代的國民黨員,思想落后,不靠近政府;新民小學校長解放前是個商人,不服從組織分配,能力差、文化水平、政治水平低(74)。根據類似調查,最初的工作計劃中,共打算撤換校長15人,其中教會學校6人,一般私立學校9人(75)。

                         

                        然而在接辦的第一階段,更換校長的數目就超過了計劃數,達25人之多,超過全部接辦小學總數的40%(76)。從上述調查可以發現,被認為需要撤換的校長問題主要存在于以下幾方面:教徒;思想政治反動落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群眾基礎薄弱。但這些問題是否真實反映了校長的實際情況?而哪些問題在撤換校長的決定中占據著更為主導的地位?

                         

                        我們以崇文區志馨小學校長趙某為例進行分析。她是此次校長撤換中比較典型的個案,教育部門的調查報告這樣描述:“趙某,女,今年46歲,群眾,天主教徒。自己說是昌黎貴真女子高中畢業,實際上連十足的小學程度都不夠,甚至連一句完整的話都不會說。文化程度過低,政治認識太差,沒有工作能力。不用說作學校領導,就是當個小學教員也不能勝任。”(77)如果這一陳述屬實,那么撤換趙某本是一件無可厚非甚至大快人心的事。但從對該校接辦的記錄看,情況似乎并非如此。她在慶祝接辦的師生大會上講話:“我十年精力都用在辦教育上,今天把這個學校辦好了,雙手捧給政府來接辦,今后別叫我校長了!”她發言完畢,許多學生都流下淚水(78)。從這一細節可以看出,趙某在學生中頗受愛戴,因此“工作能力差、不適合做領導”的評價過于牽強。而從她講話的水平看,“連一句完整的話都不會說”的指責過于夸張。根據民國時期教育部門對中小學校長的規定,任職標準主要包括法定資格和行為標準兩方面,前者限定了作為一校之長的基本學歷門檻,后者規定了校長日常管理中的職能、德性和態度(79)。如果一個人的學歷和品行操守達不到一定標準,董事會很難會將其聘為校長。那么,趙某到底說了什么,以至于讓區文教科做出上述判斷?她在與調查員談話時說她“文化太低,政治太差,工作能力不行,根本不能動腦筋,無論如何不能在學校工作。腦子不好,愿意做體力勞動”;當調查員問她是否可以學習提高,她說自己腦子太差,學習也無濟于事;調查員據此判斷她不適合在學校工作,當問及工作意愿時,她說:“在文教部門不能工作,只有讓政府管我飯,管我住,給我買兩只羊,我養羊,羊大了擠奶賣。”(80)聯系趙某在接辦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我們能夠感到她對調查員所說的話是在賭氣,表達她對政府接辦其苦心經營的小學的不滿,宣泄情緒。只不過這些情緒化表達被調查員很好地利用,作為將其撤換的主要依據。而撤換的真正原因也呼之欲出:趙某作為天主教徒,政治認識差,其立場與政府路線之間存在距離,不愿意被接辦。

                         

                        與之相似,其他被撤職的校長也多因無法與政府路線保持一致而被貼上“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不負責任”等標簽。而對新任校長政治身份和立場的強調也進一步印證了校長撤換的主要依據。例如,到仰徽小學擔任校長的象鼻子中坑小學教員吳某是團員(81);匯文第三小學現任校長楊某由區文教科介紹,系青年團員;鑄新第二小學校長李某,政治上比較進步,曾任區代表;穆華小學校長由崇文區穆德小學教員楊某(青年團員)來擔任;右安門后街小學教員賀某(團員)、城隍廟小學教員孫某(青年團員)、天橋小學教員張某(青年團員)分別擔任慈愛小學、嵩云小學和正宗小學的校長(82)。經過調整,新任校長能夠更主動地領會中央精神和政策,并積極地貫徹執行。但由于此次調整涉及范圍過大,標準過于偏激,就連教育局也認為有些學校校長撤換不當,恐引起他們的不滿以及未接辦小學校長的恐慌。如上文提到的仰徽小學校長,被撤職的主要原因是“有時說些落后和反動的話”,但接辦人員卻無視他“解放后捐產興學,該校房舍、家具等基本上都是他獨資購置”的事實(83)。教育局下文要求對這種偏激的做法及時予以糾正,恢復部分學校校長的職務或將其安置在特設的副校長職位上(84),既保證“校長”職位不變,又削弱其影響和權力。最終,共有16名校長被撤換(85)。

                         

                        此次私立小學校長撤換是一次政治意味較強的調整。新上任的領導班子更加擁護新政權,政治立場也更堅定。加之他們擔任校長之職是由領導部門直接任命,改變了之前校長由董事會推選的程式,校長首先要對上級領導負責。1952年頒布的《小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小學不論公辦或私立,都由市、縣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小學采校長責任制。設校長一人,負責領導全校工作”(86)。該規程進一步保證了新任校長在基層師生中間貫徹執行中央精神和指示的效力。

                         

                        四 接辦后的變化:新型學校文化初現

                         

                        截至1956年,北京市的私立小學被全部接辦(87)。私立小學被政府接辦成為公立學校。不僅僅是學校所有權和管理權發生了轉移。在新政權意識形態建構的語境下,私校的接辦同時意味著學校文化的重新洗牌,從而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入提供契機。如上所述,在接辦過程中,隨著官方意識形態的進入,師生的言說方式和思考邏輯已經在逐漸發生改變,領導班子也根據實際需要作出調整,學校的政治化氛圍日益加重。而在接辦之后,學校文化更是呈現出嶄新面貌。

                         

                        學校與上級主管部門之間建立了更為明確的上下級關系,私立學校曾經擁有的管理和資金來源方面的獨立性不復存在。接辦之后,各校首先明確加強思想領導,建立會議、日常學習等制度并加強集體備課以統一教學思想,要求教師全部參加政治學習。各校還規定了時事和業務學習時間,到校和離校時間,增強了紀律管理。管理加強后取得了一定效果。例如,宣武門外大街小學原來只有兩三份報紙,現在已有十一人訂報;西什庫小學教師二十二人中在接辦前政治常識測驗只有一二人及格,現在只有一二人不及格,時事測驗全部及格(88)。財政方面,學校的任何開支——大到校園維修、小到添置桌椅運動器材一一都需要上報教育局等相關部門,且往往需要幾個回合的討價還價才能獲批(89);更不用說教職員工薪水發放等重要開支(90)。

                         

                        私校接辦之后,學校已經失去了制定課程和選擇教科書的權利。各校須根據中央規定,廢除正式課程之外的其他科目,且要使用官方提供的教科書。當時的教科書編寫尚處在摸索階段,收錄了許多以成人化視角和口吻寫就的課文,官方價值觀念以一種較為生硬的方式進入。教育部門還通過書刊引導教師,以確保教學的正確性和統一性。除此之外,學生課外生活的面貌也發生了重要改變。少先隊作為組織學生課外生活最重要的組織,在接辦后的學校紛紛建立。隨著“紅領巾榮譽感”的形成與傳播,學生更為積極地認同少先隊及其所宣揚的價值理念。通過少先隊,兒童的課外生活經歷了集體化和紀律化的過程。

                         

                        私立小學接辦之后,初等教育領域思想多元的局面開始萎縮,官方一元化的價值觀念成為主導。新型的學校文化不論在管理還是在思想上,均呈現出政治化、集中化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正確與錯誤截然對立,立場與前途連為一體,與主流不同的聲音和意見失去了公開表達的土壤。

                         

                        五 結語

                         

                        中共對私立小學的接辦,是價值傳播系統基礎層面的一次有力整合。私立小學歷史的結束意味著兒童在接受正規教育之時,已經不存在一套與主流價值觀念有所偏差的價值傳播系統可供選擇,他們從進入學校之日起就開始受新文化的熏陶。由國家主導辦學的觀念與共產主義教育理論密不可分——在新社會中,學校必須是由“國家及其地方機構設立、維持和管理”,從而能夠確保“學校教育和教學的共產主義的方針”,“并給學校以物質上的保證”(91)。簡言之,統一性是教育質量的首要保證。

                         

                        這種統一性的實現,既不是共產主義浪漫敘事中的積極配合與一蹴而就,亦非極權主義范式下國家政權對社會力量的層層緊逼與嚴密控制,而是在國家政權和社會力量的互動下建構起來的。這種互動,可稱作“基于共同話語的協商博弈”。該關系形成的關鍵在于政權和社會均對這套意識形態新話語表示認同。對于新政權來說,這套話語言說是其獲得執政合法性的支撐因素;對于社會力量來說,教育領域的話語表達與自身利益相符合。然而,雙方在話語表達上體現出來的默契并不能保證其對具體政策理解的完全一致,甚至還會有所沖突。但由于有共同認可的話語作為基本前提,雙方的互動往往以一種“討價還價”的形式展開,社會力量既不對政權逆來順受,也不會奮起反抗,他們會圍繞共同話語尋找與政權的平衡點。而政權也會根據社會力量的反應,積極調整政策和話語予以應對,以求達成新共識。在雙方博弈過程中,政權并不能夠始終占據主動,社會力量對主流話語的巧妙使用有時會讓政權疲于應付——這種情況尤其出現在政權成立之初。上述互動關系至少可以說明,建政初期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博弈呈現多種樣態,任何化約式的概括都會遮蔽其豐富性。

                         

                        【作者簡介】張放,歷史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社會科學部講師。上海 200083

                         

                        注釋:

                         

                        ①近年來,“建國史”研究的部分成果可參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美)魏斐德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2),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杰榮、畢克偉合編:《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歲月》(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坎布里奇2007年版;等等。

                         

                        ②相關研究可參見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楊鳳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③可參見劉穎:《除舊布新: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對高等教育的接管與改造》,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④《中共中央華北局對平津地下黨在接管城市中應做工作的指示》(1948年12月13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

                         

                        ⑤《中共北平市委關于如何進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1948年12月21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15、18、16頁。

                         

                        ⑥《北平市軍管會組織條例》(1949年1月1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58頁。

                         

                        ⑦《北京市教育概況》(1949年12月),北京教育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北京市檔案館編研處編:《北京市教育檔案文粹》上,華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

                         

                        ⑧彭真:《恢復與發展生產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1949年4月16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392~399頁。

                         

                        ⑨彭真:《關于進城后的工作與紀律問題的講話要點》(1949年2月1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121頁。

                         

                        ⑩卓晴君、李仲漢:《中小學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

                         

                        (11)《半年來平市普通教育概況》,《人民日報》,1949年8月26日,第4版。北京和平解放后,仍然延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中心學區”制,即城、郊共分四十八個中心學區,每區設一中心小學,負責全區小學之業務領導。

                         

                        (12)《北平市人民政府接管工作總結》(1949年5月1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494頁。

                         

                        (13)《北京市教育局關于接管市屬公立中小學及社教機關工作總結》(1949年5月),《北京市教育檔案文粹》上,第4頁。

                         

                        (14)《小學一年工作總結》(1950年),北京市檔案館存,檔號:153-1-691。注:本文所用檔案均出自北京市檔案館,下文注釋不再一一列舉。

                         

                        (15)《半年來平市普通教育概況》,《人民日報》,1949年8月26日,第4版。

                         

                        (16)《關于北平接管工作中一些問題的報告要點》(1949年4月3日),《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48. 12~1949)》,第331頁。

                         

                        (17)(19)《北京市解放一周年來教育工作總結》(1950年),檔號:153-1-691。

                         

                        (18)《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彭真同志總結報告摘要》,《人民日報》,1949年8月19日,第1版。

                         

                        (20)《整頓扶植私立小學,京教育局舉辦登記》,《人民日報》,1949年10月6日,第4版。

                         

                        (21)《北京市私立學校臨時管理辦法》(1949年),檔號:153-1-902。

                         

                        (22)《私立慈友、益眾、惠公、賢良、育英小學登記備案材》(1949年),檔號:153-1-923。

                         

                        (23)《北京市私立學校臨時管理辦法》,檔號:153-1-902。

                         

                        (24)《北京市私立中小學校董事會暫行組織綱要》(1949年),檔號:153-1-902。

                         

                        (25)《關于接辦北京市私立中、小學的決定》(1952年),檔號:153-1-902。

                         

                        (26)《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補助私立學校經費暫行辦法》(1950年),檔號:153-1-902。

                         

                        (27)張廉云:《張自忠故居與自忠小學》,《北京文史資料》第63期。

                         

                        (28)《華北區小學教育暫行實施辦法》,《人民日報》,1949年6月15日,第2版。

                         

                        (29)《北京市二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聶市長報告市政府本年度工作計劃》,《人民日報》,1950年2月26日,第1版。

                         

                        (30)《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北京市中小學學生負擔及生活狀況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教育檔案文粹》中,第651頁。

                         

                        (31)《私立春明小學概況及現存困難問題》(1949年12月30日),檔號:153-1-974。

                         

                        (32)《為博愛小學實在無法進行懇請你科務于本期內接辦以免各貧生失學由》(1951年12月24日),檔號:45-4-90。

                         

                        (33)《為博愛小學實在不能進行務請于本學期終了時設法接辦以免貧生失學由》(1952年1月9日),檔號:45-4-90。

                         

                        (34)《為博愛小學實在難以進行請陳意見悉核示由》(1952年1月18日),檔號:45-4-90。

                         

                        (35)《決定接辦私立博愛小學改為市立第五區順城街小學分校》(1952年3月8日),檔號:45-4-90。

                         

                        (36)《為遵批移交先行報告并請速派接受以便及時結束由》(1952年3月19日),檔號:45-4-90。

                         

                        (3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節錄)》(1949年9月29日),何東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38)《馬敘倫部長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6頁。

                         

                        (39)《北京市二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聶市長報告市政府本年度工作計劃》,《人民日報》,1950年2月26日,第1版。

                         

                        (40)《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關于接辦私立中、小學的指示》(1952年9月10日),檔號:153-4-2606。

                         

                        (41)《本市私立中、小學接辦工作計劃》(1952年9月22日),檔號:153-4-2606。

                         

                        (42)(46)(47)(53)《私立中、小學接辦中的一些情況》(1952年10月15日),檔號:11-1-70。

                         

                        (43)《東單區私立小學、幼兒園接班情況報告》(1952年10月25日),檔號:153-4-2610。

                         

                        (44)(55)《接辦私立中、小學工作總結》(1952年11月15日),檔號:153-1-902。

                         

                        (45)(50)(54)《西單區接辦私立小學工作匯報》(1952年9月30日),檔號:153-4-2610。

                         

                        (48)《北京市海淀區接辦私小工作總結》(1952年10月30日),檔號:153-4-2610。

                         

                        (49)《西四區私小接辦情況匯報》(1952年),檔號:153-4-2610。

                         

                        (51)(56)《私立小學接辦工作簡報》(1952年9月27日),檔號:11-1-70。

                         

                        (52)《西城區接辦私小工作總結》(1952年10月),檔號:153-4-2610。

                         

                        (57)《前門區文教科關于接辦私小的匯報》(1952年10月),檔號:153-4-2610。

                         

                        (58)《宣武區文教科關于接辦私小工作的匯報》(1952年9月28日),檔號:153-4-2610。

                         

                        (59)《北京市西四區私立小學接辦工作總結》(1952年11月6日),檔號:153-4-2610。

                         

                        (60)(62)(64)(67)《接辦私立中、小學工作總結》,檔號:153-1-902。

                         

                        (61)《東單區私小接辦計劃》(1952年9月),檔號:153-4-2607。

                         

                        (63)(71)《東單區私立小學、幼兒園接班情況報告》,檔號:153-4-2610。

                         

                        (65)《北京市西四區私立小學接辦工作總結》,檔號:153-4-2610。

                         

                        (66)《北京市海淀區接辦私小工作總結》,檔號:153-4-2610。

                         

                        (68)(70)《私立小學接辦工作簡報》,檔號:11-1-70。

                         

                        (69)《宣武區關于接辦私小工作的匯報》,檔號:153-4-2610。

                         

                        (72)(81)《東單區私小接辦計劃》(1962年9月),檔號:153-4-2607。

                         

                        (73)《前門區文教科接管私立小學計劃》(1952年9月9日),檔號:153-4-2607。

                         

                        (74)《崇文區接辦私小工作計劃》(1952年9月6日),檔號:153-4-2607。

                         

                        (75)《關于接辦私小準備工作》(1952年9月16日),檔號:153-4-2606。

                         

                        (76)《私立中、小學接辦中的一些情況》,檔號:11-1-70。

                         

                        (77)(80)《崇文區合并接辦私立民智、志馨小學工作計劃》(1952年),檔號:153-4-2607。

                         

                        (78)《接辦私立小學工作中的問題》(1952年),檔號:153-4-2606。

                         

                        (79)劉建:《民國中小學校長的任職標準及其現實意義》,《教育科學研究》2007年第7期。

                         

                        (82)《北京市宣武區文教科關于接辦私小的計劃》(1952年),檔號:153-4-2607。

                         

                        (83)《私立中、小學接辦中的一些情況》,檔號:11-1-70。

                         

                        (84)《接辦私小工作初步總結》(1952年),檔號:153-4-2606。

                         

                        (85)《接辦私立中、小學工作總結》,檔號:153-1-902。

                         

                        (86)《小學暫行規程(草案)》(1952年3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142、143頁。

                         

                        (87)《北京市教育局關于全部接辦私立小學的請示》(1956年7月18日),檔號:2-8-197。

                         

                        (88)《接辦私小工作》(1952年),檔號:153-4-2606。

                         

                        (89)《接辦私立小學(2~1)》(1952年),檔號:153-1-422;《接辦私立小學(2-2)》(1952年),檔號:153-1-423。

                         

                        (90)《小學暫行規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144頁。

                         

                        (91)(蘇)凱洛夫著,沈穎、南致善等譯:《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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