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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 琳:退臺初期蔣介石與美國“共同防御條約”再探討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9年第8期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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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加入或建立區域同盟的嘗試受挫情況下,1954年春,臺灣外交部門將工作重心集中于美臺安全條約的締結之上。正式啟動此項工作之前,臺灣方面對可能產生的制約“反攻大陸”的負作用已有預期,并欲盡力規避。惜強弱已定,臺灣當局只能在有限范圍內爭取權益。為約束臺灣,美國在換文中規定了對臺灣使用武力與軍事部署的“共同協議”權,軍事部署一點帶有明顯的片面性質。臺灣方面力爭平等,甚至以共享沖繩美軍調動權的要求挑戰美國底線。美國不愿刪除片面規定,臺灣當局退而求其次,要求明文寫入“外島”補給保證,換文盡量保密。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多位民主黨高層提出質疑,認為該約在法理上認定臺澎主權屬于中國。為予彌補,美參議院外委會提出三項了解作為保留條件。臺澎主權屬于中國早已為歷史事實與法理決定,不容任意解釋。

                         

                        關鍵詞:美國;臺灣;共同防御條約;三項了解

                         

                        1954年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簽訂是美臺關系中一個標志性事件,相關研究很多,[1]資料也甚為豐富。關于共同防御條約的醞釀過程及其結果的討論已較為成熟,學界已普遍認識到錯綜復雜局勢之下,美國既想使臺灣成為一個反共基地又不想因臺灣的“反攻”而陷入戰爭,臺灣既想將自身安全捆綁于美國又不想受制于美而放棄“反攻”念想。以往較多研究片面突出臺灣方面在締約一事上的被動,郝天豪、劉相平的《退讓與堅守:蔣介石在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商簽中的策略選擇》指出蔣介石在商簽條約中“主動爭取和退讓”、“隱忍不發”與“堅守底線”的多個面相,視角更為全面。然而,該文主要根據《蔣介石日記》及部分“國史館”等臺灣機構所藏檔案而寫,關于“力爭”、“隱忍”或“堅守”的體現不甚清晰。同時,學界除對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約束臺灣“反攻”一點有較多探討外,若干重要面相不曾得到研究者的關注。事實上,該約在被美國國會批準之前曾遇不小阻力,反對者包括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反對的核心理由在于該約對臺澎主權屬于中國的認定作用,于是又有三項了解的產生。1949年到1950年代中期,在大變動局勢中,美國對臺灣主權屢次擅作解釋,此次又是重要而被學界忽略的一次。

                         

                        明知其弊而為之:約束“反攻”的負作用

                         

                        蔣介石率國民黨集團退臺后以“反攻大陸”作為號召,鼓舞士氣、聚攏人心。美國雖有部分人士在不同背景和場合下表達過支持“反攻”的態度,但總體而言美國官方對這個問題是十分慎重的,鑒于可能將美國拖入戰爭的風險,美國大體上是在拉緊韁繩,控制與壓制著臺灣當局挑釁性的軍事行動。繼1949年與西歐、北美各國簽署北大西洋公約、建立戰略同盟后,美國開始在遠東和澳洲構筑防御體系,19518月到195310月先后與菲律賓、澳大利亞及新西蘭、日本、韓國簽訂安全條約或防御條約。在國共戰爭中失敗后,國民黨軍力不足以防守臺澎,臺灣地區人心不安。在臺灣海峽巡游的第七艦隊,畢竟是會隨時開走的。臺灣當局擔心美國當局的人事變更或其它什么因素導致美國對臺政策的大變化,擔心美國隨時可能背棄臺灣、承認中國大陸政權,因而急于謀求更為穩固的保障。臺當局曾與澳、新、韓、菲等國接洽,希望加入已有的美澳新同盟或推動組建新的同盟,均不順利。美澳新同盟只愿維持現狀,不擬邀請臺灣當局參加。[2]蔣介石試圖商請菲律賓總統出面倡導,由韓、菲、泰及臺灣地區為發起成員建立反共同盟,菲方不甚積極,美國也不愿幕后主導。[3]由于韓、菲曾遭受日本侵略,有反日情緒,構建一個包括韓國、菲律賓、日本、臺灣地區在內的反共同盟也是有困難的。[4]同樣,有美國參與其中的、韓日臺“防共聯盟”亦難以建立。[5]

                         

                        19539月,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諾蘭(William F. Knowland)訪臺時,蔣介石提議美臺訂約。[6]11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臺時,臺灣方面非正式提出,臺美間應仿照美菲、美澳新、美韓各安全條約之例,盡速締結一項雙邊安全條約[7]。隨后,臺灣“外交部”參照各項條約內容擬具了一份條約草案,于1218日經由美國駐臺“大使館”轉送美國務院參考。美方沒有很快地響應此事。12月底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與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饒伯森(Walter S. Robertson)訪臺時,蔣介石與“外交部長”葉公超又提到訂約之事,雷氏表示會予以襄助。19542月,“美大使館”非正式通知謂已接獲國務院電告,美政府已開始初步研究美臺安全條約草案,得此回復后,臺灣外交部門在前期與各方接洽的基礎上認為外交重心應集中到美臺條約上來,“以全力促其早日觀成,而暫緩推動太平洋反共組織之發起”,避免工作產生無效果的分散。[8]如此,與美國訂約,從而加入由美國主導的防御體系,成為臺灣當局最重要的外交目標。

                         

                        現有研究普遍認為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約束了臺灣方面“反攻大陸”,這一點是臺灣方面未曾預料到的負作用?還是意料之中之事?若在意料之中,交涉過程中有沒有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期規避?

                         

                        通過史料,我們發現,臺灣方面在交涉初期其實已經預測到美國可能會通過條約約束臺灣的軍事行動。1954513日,“駐美大使”顧維鈞給葉公超的電文指出,“棠案[9]即使克日成立,于一般心理上固不無裨益,然實際于我保衛臺澎及爭取軍經援助難期驟獲進步,而于我軍事上主要舉動自由反攻加一契約上之拘束,權衡得失,似乎利弊參半”。鑒于此種預測,顧維鈞請“外交部”明確棠案是否為當局之“堅定政策”,以便決定自己的外交路線:若是“堅定政策”,當全力推進;若不是,就“輕描提詢以視其反響”。[10]這種認識不止顧維鈞一人有之,葉公超亦持有同樣顧慮。[11]就連美方人員都提醒說:美對臺每年已給大量軍援經援,棠案之成立是否對臺灣完全有利?[12]

                         

                        既然對條約效用有所懷疑,對帶來約束“反攻”行動負作用的可能性有所顧忌,為何臺灣方面還要努力實現簽約目的?正如葉公超指出“主要目的在將雙方現行互助防衛關系置于立法基礎之上,并備參加擴大區域安全組織之地步,就作用言,政治實重于軍事”。[13]在前面提到的背景下,臺“外交部”認為應將美國對臺灣防衛的責任法條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美日臺、美韓臺、美菲臺聯盟,進而形成美、日、韓、菲、臺聯盟這樣一個遠東區域安全體系。為實現這一目的,即便該條約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也應全力推動。這樣,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以顧維鈞、葉公超為主要代表的臺灣外交人員開始為如何實現簽約、如果使條約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當局進行“明知其弊而為之”的艱難交涉。

                         

                        既然臺灣方面在交涉之初已“知其弊”,在整個交涉過程中便為“避其弊”而殫精竭慮。外交人員在最初起草約稿時,已在注意回避可作此種解釋之文字。葉公超認為倘能照臺灣方面草擬的約稿商定,則“我反攻大陸不屬條約范圍而不致更受拘束”,故盼積極推動早日達成。[14]

                         

                        為早日締約,臺灣方面顧及到美方心理,約稿第四條適用地域范圍雖規定為臺灣當局控制下之領土,卻未將美國不愿為其負責的“外島”明文列入。[15]在臺灣當局看來,這已是讓步。然,當時美國并不積極與臺灣締約。美國認為國共戰爭狀態未止,若與臺灣訂約,適用范圍等問題自多困難。大陸遼闊,日本曾欲行侵略,用兵八年“仍不得逞,前車可鑒”,美國不愿卷入對大陸的戰爭。為應對越南局勢,美國希望與菲泰英澳等國形成集體防衛。雖然英國暫時不愿加入,美國擬先進行,建立基礎,以待英改變想法。[16]5月下旬,葉公超與蔣介石就美臺條約事連日詳談,蔣又提出新的要求。他認為,臺灣當局當時控制下的三十多個大陸沿海島嶼中,最主要的是上下大陳、馬祖、金門三地區,希望美“至少將此三地區各島之防衛包括于第七艦隊責任范圍之內”,若美同意此點,臺灣方面可承諾“目前不以各該島為反攻基礎”。[17]這自然更增加了美方顧慮。若不將“外島”包括在內,似有鼓勵中國大陸攻取之意;若將其包括在內,美議院因懼怕被迫卷入大戰而產生的反對之聲會更加激烈。因此,到第一次臺海危機即將發生之時,美方仍認為美臺訂約問題不是當前“活躍問題”。[18]

                         

                        19549月,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美國為平息臺海沖突,有意使新西蘭出面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臺灣海峽停火案,并為此與英、新兩國秘密磋商。臺海沖突本為中國內政,美國將其提交聯合國并非正道,但在當時而言,在美國看來卻是唯一選擇。此舉勢必給國際社會造成“兩個中國”印象,美國料想依臺灣當局立場斷不會接受,于是在10月中旬派專員赴臺游說臺灣方面接受美方的安排。臺灣方面反對在聯合國提出臺灣海峽停火提案,但也留有余地,那就是:若美臺先簽訂安全條約,停火案之議才可考慮。在臺海地區軍事沖突壓力下,為通過停火案化解危機,美國將與臺灣訂約之事提上日程。11月,美臺關于安全條約的議定進入緊鑼密鼓的交涉階段。

                         

                        在條約商簽過程中,顧、葉等人擔心之事果然發生。發生的原因固與美國擔心被臺灣當局拖下水的心理有關,同時也與臺灣方面在安全條約問題上的態度和表現有關。1951年,在商簽對日和約時美臺雙方曾就適用范圍問題進行反復磋商,最后采用了臺灣方面的提法,即現在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19]臺灣當局認為美臺安全條約也采用類似說法應無問題。[20]然而,這種想法過于簡單化。臺灣當局與日本簽訂具有結束戰爭狀態意義的和約,對美國并無直接的法律效力,只需避免容易招致輿論攻擊的字眼即可。比如,斷不能明言適用于中國大陸,因為這樣會招致輿論攻擊與阻力。臺灣方面提出具有暗示“反攻”含義的說法已是退了一步,在此處具有暗示意義的說法對美國沒有直接影響,亦沒有拖美下水的效力。然而,美臺安全條約則當別論。若仿照日臺和約的說法,對臺灣當局現在以及“將來可能控制下之領土”的攻擊都被視為對締約雙方的攻擊,這顯然是有被卷入同中國大陸直接戰爭風險的。因此,美國自然提出僅以臺澎為范圍的要求。臺灣當局不甘心限于臺澎,又提必須附加“協防臺澎有關問題”等類字樣。[21]經力爭,美國同意附加上“以后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的字樣。[22]既然是“共同協議”,就與臺灣最初的提法大為不同,也為美國進一步為限制“反攻”而提出相應的要求埋下伏筆。

                         

                        正是此時,華盛頓流出消息稱,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需附一項關于臺灣當局不可向大陸發動“挑釁性之攻擊”的諒解。118日,有社論以《條約乎?鎖鍊乎?》為題,評論此項傳聞,指出果如所傳,則這一條約,不啻就是美國給予臺灣以“一種無理的束縛”。[23]而這一束縛源自美國對卷入大戰的擔心,亦源自臺灣方面雖明知有可能造成此種束縛卻在交涉之初就過早流露出的“反攻”意圖。臺灣方面對防約適用范圍的表述及力爭,在美國將美臺安全條約提上日程之前進行的次數不多的交涉中,顯得頗為突兀。美國警覺之下,將限制臺灣“反攻”作為一項既定的交涉目標。此情況下,盡管顧、葉等人力圖避免防約對臺灣的“鎖鏈”作用,卻是無力回天。

                         

                        反對片面規定,力求平等原則:要求沖繩美軍行動之協商權

                         

                        1950年代美臺實力懸殊情況下,美國從開始就基于優勢地位來對待美臺訂約之事。具體表現在條約處理方式、各相關文件及聲明稿的措辭、條約文字的拿捏等方面均體現或隱含了不對等的含義。國民黨曾是中國的執政黨,在距此并不久遠的抗戰時期曾以大國身份領導反法西斯斗爭,敗退臺灣后雖面臨情勢迥異處境,但大國心態并未消泯。更重要的是,此時臺灣民心不安,若條約體現出明顯的片面性質,不利于鼓舞士氣,則有違訂約之初衷。因此,在交涉之初,臺灣外交人員就十分注意糾正和避免任何環節出現的片面性。

                         

                        在正式啟動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談判后,雙方擬發布聲明稿,表示訂約談判業已開始。11月初,美方提出的聲明稿稱: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茲已開始商議簽訂一項互助安全條約,該約目的在保衛臺灣及澎湖以抵御對威脅其安全之武裝攻擊,并就任何此項威脅或攻擊舉行會商。就美國而言,該約將代替自一九五零年以來為此等地區之保衛所實行之措施,溯自韓戰開始,第七艦隊曾奉令常川保衛此等島嶼。該約內容除關于實施地區之規定外,將仿照美國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大韓民國所訂立條約之一般方式。該約將在以上所舉各條約暨美日條約以及在馬尼拉所訂立之東南亞公約等所已形成之鎖鏈上更鑄一環。凡此諸約將構成西太平洋區域抵御侵略之共同防御軀干,現與中華民國議訂中之條約將一如上述各約純屬防衛性質,并無以任何國家或人民為其敵對之對象,而在重申兩締約國尊崇聯合國宗旨及原則之一貫立場。該約闡明美國對于臺澎所受之任何威脅或攻擊予以抵抗之決心,自將有助于遠東情勢之穩定,并對該地區之和平有所貢獻。”[24]

                         

                        美方所提聲明稿是基于國民黨退臺后的歷史事實,似乎并無問題,然而,若僅以此類簡單事實的表述示人,恐不能達到臺灣當局所期望的提振人心的作用。臺灣方面雖對美臺訂約問題甚是期望,卻未采取草率被動、一味遷就的態度應對此事,他們認為美方所提聲明稿“多系片面之辭”,表示要修改另提。[25]后來聲明稿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不但顯示出美臺共同反共的意義,且加入“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所轄其他領土”這樣富有彈性的表述。[26]1954122日簽約當日的凌晨美臺聯合發表聲明,表述如下: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茲已結束其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將仿照美利堅合眾國在西太平洋所締結其他各項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此項條約將承認締約國對于臺灣與澎湖以及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關系,規定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所轄其他領土,并以應付威脅此等條約區域安全之武裝攻擊為對象。對于任何此相威脅或攻擊,規定經常會商。

                         

                        此項條約將于美國與其他太平洋區域國家業已締結之各集體防御條約所建立之集體安全系統,更鑄造一環。凡此諸項辦法,構成保衛西太平洋自由人民抵抗共產侵略之主要軀干。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此項條約,將一如其他各條約屬于防守性質。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于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尊崇。[27]

                         

                        在反對片面性問題上,最為關鍵的分歧點是關于軍事部署需共同決議一點。盡管蔣介石已迭次向美方保證將來對大陸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將事先與美磋商,盡管美臺外交人員就此問題談話時亦曾有正式文字記錄,美國仍不放心。在商定條約及其附屬文件內容時,美方不但要對“使用武力”進行規定,還要對“軍事部署”進行規定,以免因臺灣方面擅自調兵而拖累美國。

                         

                        為有效約束臺灣當局,使得美臺安全條約能夠被國會通過,116日,美方提出在條約之外形成“議定書”對第六條所規定所謂臺灣當局在現在及將來所控制區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進行解釋與限制,規定臺灣當局在現在及將來所控制區域之軍事部署及自此區域使用武力將影響另一締約方,“除顯系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為共同協議之事項”。[28]關于使用武力的規定雖然主要是針對臺灣當局為“反攻”而進行的重大行動而言,但在文字上倒是具有相互意義,表面上體現了平等。然而,關于軍事部署,美方只單方面規定臺灣當局在現在及將來控制區域的軍事部署,并未規定對條約適用區域美軍部署也需要“共同協議”,顯然沒有體現平等原則,是無理的片面規定。其實當時臺灣方面并無單獨“反攻”的能力,美方之所以還是要將此要求明確列入外交條文,是為了給反對大戰的美國國會和民眾一個交待。顧維鈞考慮再三,將美方所提文字改為甲、乙兩修正案,以甲案為優先。甲修正案為:

                         

                        “鑒于兩締約國在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御條約下所負之義務以及任一締約國自該條約第六條所稱之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系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為共同協議之事項。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該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

                         

                        乙修正案為:

                         

                        “中華民國有效控制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御條約第六條所述之領土及其他領土對其現在與將來所控制之一切領土具有固有之自衛權利。

                         

                        鑒于任一締約國自上述兩區域之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將致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除顯系行使固有之自衛權利之緊急性行動外,將為共同協議之事項。[29]

                         

                        美方關于軍事部署權的要求意味著一般性軍事調防亦需征得美國同意,無需說對大陸大規模軍事行動了。蔣介石聞訊,憤慨不已,“此種苛刻之無理要求,無法忍受”,“被侮如此,能不自強求存乎?”[30]當天,蔣介石給顧維鈞發去電報,聲明自己不反對美國對國民黨武裝部隊的使用擁有否決權,但對條約適用范圍內的美國武裝部隊有必要使用同樣說法,這是民眾對維護主權平等的要求。[31]

                         

                        臺灣方面認為軍事部署需要與美國協商一事對臺牽涉面太廣,是不合理的片面規定,因此提出對案,要求“聯合控制駐扎在西太平洋島嶼上的美軍”。12日,在關于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第五次會談中,助卿饒伯森指出臺灣當局的對案是“不可接受的”,美國軍事當局永遠不會同意臺灣當局或任何其他外國政府對美國在其管轄范圍內的西太平洋島嶼上使用美國軍隊擁有否決權。顧維鈞指出,原則上像美國可以關注臺灣當局軍事行動一樣,沖繩美軍的行動臺灣當局亦有理由關注。“為建立真正的互惠,雙方應有共同義務就在整個條約界定的地區使用部隊進行協商”。隨后,他提到5日路透社發出的來自香港的一份獨立評論。這份評論指出,如果臺灣當局同意不對內地采取任何行動,將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產生“最嚴重的影響”。果如此,臺灣當局及其在臺灣的人民只會成為“美國目的的工具”,臺灣當局不應該盲目接受美國的意愿。由于美臺商議條約的消息不慎泄露,媒體獲知美國限制臺灣“反攻”的意圖,并對此大加抨擊,給臺灣當局也帶來了壓力。顧維鈞強調臺灣方面的戰爭物資實際上已經幾乎完全被美方控制,在實踐中離開美國支持而進行“反攻”是不可能的,因而根本沒有必要再明確列入軍事部署條款。臺灣當局無意否決沖繩和關島美軍的使用,只是反對美國單方面的規定。若美國無法同意以同樣規定適用于西太平洋美國控制島嶼的軍事部署,那么就應刪除軍事部署的相關條文。[32]

                         

                        顧維鈞在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第五次會談時為軍事部署一事的辯駁可謂已盡全力,為使美方刪除片面說法不惜以大膽要求令美方不悅。雙方相持不下,第五次會談無果。隨后,蔣介石又專為軍事部署事致電相關人員,說明必須予以刪除的理由,并指示如美同意刪除軍事部署一點,可試提乙案。國民黨退臺后,以所謂“反共抗俄”作為基本政策,立身之本,蔣介石認為此點全賴“民心士氣之支持”,美方對此不加顧及,逼人太甚。[33]

                         

                        臺灣當局強烈反對之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親自修改文字表述,將軍事部署一句改為“凡由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而產生之軍事份子,經共同核準不將撤離第六條所述之各領土”。[34]因臺灣當局對于美國在西太平洋島嶼的軍事力量并無貢獻,自然不能參與對沖繩等島嶼美軍部署的指揮。此種說法,以文字技巧回避了明顯的片面表述,也保證了美國對西太平洋駐軍的獨家決策權,但仔細推敲的話其含義仍是片面的。因此,臺灣方面仍然希望美國能夠充分顧及臺灣士氣,將該句刪除。但迭經交涉,還是被保留了下來。美國擔心臺灣當局將臺澎駐軍全部調駐“外島”,致使美國不得不派地面部隊防守臺灣,故執意堅持臺灣的軍事部署應與美方商量。[35]

                         

                        退而求次:要求“外島”補給、換文保密

                         

                        從整個交涉過程可以看出,美國以簡單思維、強勢立場處理美臺條約之事,為達到自身目的,將臺灣當局心態置于次要或完全不重要的位置。與美國訂立安全條約是臺灣當局既定目標,為達此目標,臺灣外交人員只得盡力與美周旋,無法取得諒解和讓步時,唯有退而求其次。

                         

                        針對116日美方提出以議定書對條約第六條進行解釋、限制臺灣方面軍事部署與使用武力的要求,臺灣方面認為此種議定書“無異剝奪我反攻大陸之權利”,絕不宜采用。“最高限度我可考慮將我諾言內容采用換文方式,而不附于條約本身,當可不須參院批準。”[36]議定書是用于解釋、說明、補充或改變主意條約的法律文件。美方提出以議定書形式限制臺灣當局的軍事行動,臺灣代表拒絕接受此項提議。為不使談判中斷,顧維鈞提出最大限度可以以無需批準的換文方式。美方同意以換文方式行之。雖然換文原則上不必由美國參議院批準,但美方表示,必須以此項補充規定作為向參院說明之根據。

                         

                        美國要在換文中限制臺灣方面軍事部署與使用武力,這使換文成為臺灣當局的包袱。如前所述,在使用武力方面,臺灣倒是已經在美國要求下屢次做出保證,但軍事部署也要與美國商量一點是以往沒有的。在臺灣方面強硬反對下,美國只是在文字上對軍事部署的協商權進行了修改,但文字技巧掩蓋不了其片面性的實質。

                         

                        為減少其害,蔣介石指示“外交部”向美提出保證臺灣當局防守“外島”所需供應的要求。臺灣方面另擬新的換文修正稿,末段加上對防守“外島”美允予供應上之全力支持一句,于1119日送交美國務院中國事務局局長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并謂若美方能作供應防守“外島”之需的保證,則會建議當局接受美方對軍事部署一事的意見。[37]葉公超解釋說,條約及換文僅以臺澎為范圍已使人民感到失望,若再于換文中保留限制軍事單位調離之字樣,則無異表示美方不但不協防“外島”,還將限制臺灣方面于必要時派軍增援“外島”,故提出此項折中辦法。依臺灣方面之意,解決辦法最上者,自然為刪除關于軍事部署的規定;退而求其次者,則為在軍事部署一語外加列美國對“外島”補給的承諾以資調劑,或者兩者均予刪除。即便是折中方案,美方也不愿接受。饒伯森指出如將補給“外島”字句列入必將為參院外委會所拒絕,輿論界及民間亦必生反對之聲,不愿因此“枝節問題”而影響整個條約之通過。[38]

                         

                        “外島”補給事被國務院助卿拒絕后,臺灣當局還想通過在美國國會的友好關系來扭轉局面。參議員諾蘭(William F. Knowland)表示愿從旁協助,但指出“外島”兩字范圍廣泛,不能提請將一切“外島”包括在內,只可列舉大陳、金門等數個重要“外島”,其余“外島”據軍界人士言殊無軍事價值,“失之亦不能謂為威脅臺澎之安全”。[39]即便有友好人士對“外島”補給事持有限同情,將此事加入換文的想法是實現不了了。美臺準備訂約之事,在雙方尚未正式啟動談判時就已有傳言,交涉過程中亦有數次從不同渠道的泄密。美國希望盡快訂約,倘拖延過久,勢必引起外間推測,謂美臺“雖系盟友,彼此意見不易一致,此于雙方均多不利”。[40]122日,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1210日,美臺舉行換文,“外島”補給事并未列入。

                         

                        臺灣方面沒有放棄對“外島”補給的要求。9月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后,臺灣當局曾向美提出增加軍事援助的“謝計劃(Hsieh Plan)”。1213日,在與美方就此計劃進行的會談中,葉公超奉蔣介石之命,向美方尋求對“外島”補給的明確態度,提出臺灣當局希望獲得美國對“外島”防御后勤支持的保證。美方認為在臺灣事實上已經獲得“外島”補給的情況下,提出這一要求似無必要。葉公超指出,法律上講,這方面存在一些問題。1951的美國軍援顧問團(MAAG)協議包含了“為福爾摩沙和澎湖的合法辯護”這一相當特殊的短語,沒人能夠對“合法”應該是什么意思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MAAG官員曾以“協議不允許”為由,攔截向“外島”運送軍用設備和物資。經與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上將會談后,情況雖然改觀,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美方允予認真考慮。[41]幾天后,美方答復,對臺灣所請以書面保證予防御“外島”之補給支持事,同意照辦。[42]后來究竟有無形成書面保證,有待求證。無論如何,此項保證沒有出現在防御條約所附換文之中,即便有此書面保證,其效力亦已大打折扣。況且,從后面事實看,美國對“外島”的定位并未有提升表現。[43]

                         

                        就與條約配套的換文而言,既沒有刪除關于軍事部署亦需共同協議的規定,也沒有加上美方對“外島”補給的保證,實際上是帶有屈辱與消極色彩的。臺灣方面只得退而求次,盡力減少換文的影響。

                         

                        關于條約以外另有換文以及換文內容,臺灣方面始終力請美方保密,但美臺條約簽訂后,換文尚未舉行時,美方對換文草案內容似已“以條約實施部署之名”漸予透露。而且,條約批準事美政府擬于19551月向新國會提出,依照習慣每年年初總統必致函參眾兩院對于立法或各該院應辦事務優先程序有所建議,且參議院討論條約時國務卿或其代表必須答問報告,屆時更有泄漏風險。[44]臺灣方面恐消息泄露后引起臺灣民眾強烈反對,難于因應,故頗為焦慮。[45]

                         

                        按照程序臺灣當局訂約后也要經“立法院”通過。為免美國國會討論時的反對意見影響到臺灣“立委”,臺灣當局決定在美國國會審議條約之前,送交“立法院”。1955156兩日,臺“立法院”經討論,普遍認為美方如予發表或透露對臺灣民心有極大不利,一般人民不能了解換文之背景,當局無論如何解釋不能洗去“反攻”受到限制之印象,盼美方務予守密。[46]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咨文中提到換文的存在,記者們已開始多方探聽。且美國新聞處已明電將杜勒斯致艾森豪威爾的報告書及換文實質部分用明碼發致美國駐外各館。美使館收到新聞,記者們便不難獲得,事實上已無法補救。[47]

                         

                        此項換文實際上是按照美方的意思形成的,其內容有利于美國現任政府贏得民眾及國會支持。事實上,因條約內容沒有明文體現對臺灣當局“反攻大陸”的約束,部分人士公開批評說“該約為牽引美國卷入戰爭漩渦之陷阱”。[48]18日換文的存在經總統咨文得以泄露,應該不是無意地“不慎”之舉。事已至此,臺灣當局只得接受現實。

                         

                        33日,美臺互換批準書,而后是向聯合國登記備案的程序。臺灣方面表示愿予登記,但換文既非條約一部分亦非同時簽字,不得包括在內。為防止美國將換文一同送聯合國備案,臺灣方面屢次交涉。[49]美方表示,國務院法律部門認為僅送條約而不送換文,不能視作履行聯合國憲章規定,拒絕臺灣方面的請求。[50]

                         

                        因實力懸殊,在重要問題上,臺灣當局的訴求其實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其退而求次的做法,有時多少能取得一些表面上與暫時性的效果,卻不能得到美國實質上的讓步。在防御條約的商簽過程中,美臺之間的分歧點不止于上述方面。除一貫有之的態度立場差異,還有一些因應新發事件的分歧。如截扣船只行動是否受條約限制等。1954622日,蔣介石下令截捕蘇聯油輪甫斯號(Tuapse),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截獲蘇聯資助中共物資,[51]此事引起蘇聯方面的情緒。交涉過程中,美國提出臺灣方面在公海上截留并搜索船舶的行動,亦應根據現行辦法與美協議。為引起臺灣重視,美方主張應在“使用武力”項下再作解釋,明文規定截船亦包括在內。臺灣方面拒絕另作解釋,更不愿就此換文。在臺灣方面保證不會因截船而影響到臺海安全、不會牽累美國情況下,考慮到僅以截留物資為限尚不足以引起中國大陸報復性行動,杜勒斯同意臺灣當局的請求,不為此事形成文字。[52]

                         

                        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對臺澎主權認定的作用

                         

                        19552月,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將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送參議院討論時,曾提出三項了解:

                         

                        “(1)關于該約第六條所規定可適用于共同協議決定之其他領土一節,參院了解于實施時須先咨詢參院之同意;(2)參院了解本約并不影響或改變第六條所指領土之法律地位及主權;(3)參院了解本約第五條所規定之義務僅適用于外來武裝攻擊同時任何一方采取由中華民國所據領土出發之軍事行動須經雙方同意。”[53]

                         

                        其中第二項了解提到“參院了解本約并不影響或改變第六條所指領土之法律地位及主權”。這句話有何背景?如何理解?

                         

                        此項了解是為應對美國部分民主黨議員對美臺防約的質疑而產生。1955112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報道,該報道描述了民主黨議員向國會散發的一份有關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私人備忘錄。前國務院參事寇恒(Benjamin V.Cohen)曾將自己對美臺防約的意見初稿送請前國務卿艾奇遜、前國務院法律顧問費希爾(Adrian S.Fisher)、前駐菲律賓大使考恩(Myron M.Cowen)、前國務院政策計劃室主任尼采(Paul H. Nitze),可能還有前空軍部長芬雷特(Thomas K. Finletter)等人研讀,并提供意見。寇氏參酌這些意見完成的這份備忘錄認為,批準該條約將首次正式承認臺灣和澎湖為“中華民國”領土。其次,這種正式的承認將支持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即對臺灣、澎湖的武裝攻擊不會構成國際侵略,而只是中國的內戰,其他國家強行干預的權利和目的將受到嚴重懷疑。這份報道引起美國高層重視,艾森豪威爾的安全顧問卡特勒(Robert Cutler)認為此事頗為重要,特意在國家安全會議提到這份備忘錄。[54]美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以說帖形式將對美臺防約的質疑密送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張為自身利害計,美國應使臺澎與中國大陸分開,不宜認定為合法之一體。[55]艾奇遜等人認為美臺防約將“永久鞏固臺灣地位因而放棄美國對遠東外交政策之彈性”,提醒參院審查該約時必須審慎行事。[56]

                         

                        對于卡特勒在國家安全會議所提備忘錄,杜勒斯認為國務院已經考慮到這兩點,所以選擇了準確的語言來回避對臺灣主權的承諾。[57]當時為緩解臺海危機,國務院正謀由新西蘭向聯合國提出臺灣海峽停火案。訂立美臺防約正是臺灣提出的接受美國安排的先決條件。經過大約一個月的緊密磋商,國務院認為條約及其換文達到了美國的主要目的:限制了“反攻”,且獲得了軍事部署協商權,此時的工作就是設法掃除障礙,使其通過。為此,杜勒斯先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喬治等議會主要人物進行了溝通,爭取到其支持。接下來,共和黨各領袖與民主黨參議員喬治等人以全力防止任何修正案或保留案之通過。為消除部分人的疑慮,且為有助于美國對臺澎主權地位的解釋,上面提到的第二項了解得以產生。喬治且稱,此三項了解在形式上并非保留條件,然就該約之特殊情形言,是項了解在實質上等于保留條件。三項了解“具有保留及解釋之效力”,應加以尊重。[58]

                         

                        臺灣澎湖本為中國固有領土。經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贏得國際上的尊重。二戰后期的開羅會議、波茨坦會議對于臺灣于戰后歸還中國均有明確共識,美國亦為參會大國之一。但戰后部分美國人士為某種戰略需要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臺灣托管”之類的主張。為防止臺灣落入中共之手,1950年夏,美國官方對臺灣地位尚“無法確定”進行表述,1951年又一手策劃結束對日戰爭狀態的和約,在其中將臺澎主權表述為“由日本放棄”。[59]美國將臺澎地位懸置、使臺澎“中立化”的目的就是為干涉臺海事務尋找借口。1953年共和黨上臺后,曾聲稱要將臺澎的“中立化”“解除”。但其實“解除中立化”后并沒有實質改變,美國仍然在約束臺灣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且未改變“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此時,美國同臺灣當局訂約,自有承認臺灣、澎湖等地為中國領土之意。無論條約及換文如何在文字上回避對臺灣、澎湖主權的直接表述,臺澎屬于中國的法理意義都是回避不了的。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妄圖以三項了解進一步為美國任意解釋臺澎主權留下余地。但臺澎主權歸屬問題以及某條約文件是否“涉及臺澎主權”的問題當由事實與法理決定,不能夠任由人解釋。

                         

                        參議院外委會稱該約“不影響或改變第六條所指領土之法律地位及主權”,“不影響或改變”的法律地位及主權原本為何?若理解為:臺澎地位及主權一如此前,即美國所主張的臺澎地位仍然未決,并不屬于中國,那么與自稱“代表中國”的臺灣當局訂約,且稱臺澎為其“領土”便是奇怪之事。況且,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報告中又稱,自中國“接管”臺灣后美方“業已承認”其對臺澎的合法權力。[60]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美國認為臺澎屬于中國之意?這自然不是美政府此時的用意,且是其刻意回避的。參與寇恒所擬意見的艾奇遜、尼采等人曾是炮制“臺灣地位未定論”與“臺灣中立化”的主要人物,對臺澎主權與地位問題自是敏感,擔心因美臺訂立共同防御條約而使美國不便介入臺海事務。主導訂約的杜勒斯不是沒有考慮到此點。杜勒斯曾任杜魯門時期的外交顧問,也曾參與“臺灣托管”等方案的討論,深諳美國處理臺澎地位之法。盡管與臺灣當局訂約在臺澎地位的認識上有難以自圓其說風險,但此時美國為更緊迫的局面需要應對,為使聯合國介入臺海沖突,杜勒斯不得不推動美臺訂約,而以文字技巧避免對臺澎主權的直接表述。美國參議院外委會所提說法其實是空洞的,其意只是為美政府任意解釋臺澎主權與地位添一說辭而已。

                         

                        余論

                         

                        戰后,美國雖與太平洋地區若干國家簽訂防御性條約,但并未與一個正在處于戰時狀態的國家或地區訂約。[61]與臺灣當局的共同防御條約是個例外。臺灣自提出訂約要求已有一年多,中間也曾托請多人,希望予以推動,杜勒斯并未提高此事的優先級。195410月,為使臺灣當局接受美國所策動的臺灣海峽停火案,美方才啟動美臺訂約的程序。雖啟動了程序,美國并不打算在關鍵問題上讓步,而是抱著必使條約利于美國的心理。[62]在臺灣方面來說,殷切希望早日與美訂約的心理是存在的,卻也未曾一味妥協。訂約之事主要由葉公超、顧維鈞兩人同美方交涉,兩人皆是具有豐富經驗的職業外交家。為達成盡可能對臺有利的條約,二人同美力爭、周旋,在若干問題上取得美方諒解與讓步。然而,在制約臺灣“反攻”等關鍵性問題上,仍是強勢的美方獲勝。臺灣方面取得有限的勝利與美方談判原則有關,美國要在自己滿意的基礎上對臺灣適度讓步,在不被卷入戰爭的情況下鼓勵臺灣所謂的“自衛權”,以使其達到“適當的平衡(proper balance)”。[63]正是在這個時候,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形成關于遠東政策的文件NSC 5429/3,表示美國要冒著戰爭風險,但不主動引起戰爭;維持非共產主義的臺灣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逐步改善,防止被顛覆;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庇護臺灣(不包括國民黨控制下的離岸島嶼),通過聯合國的行動維持離島現狀。[64]該文件訂下了此后訂約談判的基調,也就是說臺灣當局最關心的“反攻”與“外島”問題正是美國訂下的不能讓步的底線。

                         

                        美國與韓國的安全條約兩日便達成,與菲律賓訂約亦極迅速。相較而言,美臺條約頗為波折。美國口頭上稱以平等姿態與臺訂約,“對于實力懸殊一點絕未提及”,[65]只為應付實際情勢。貌似平等簡單的處理方式卻沒有帶來平順的效果,其因在于美國事實上的優勢地位與強勢立場。基于這樣的立場,美國以帶有明顯的片面性質的文字對關鍵條款進行解釋與限制,不但要將臺灣方面以往對使用武力的保證法律化,還加上軍事部署亦需商議這一無理要求,造成美臺之間在訂約過程中最尖銳的沖突。

                         

                        在訂立共同防御條約一事上,美臺雙方有建立“集體防衛”的共同利益,卻也有著本質上的利益沖突。臺灣方面要求訂約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為鼓舞士氣,因而條約在彰顯有強大同盟共同反共之意的同時,要塑造當局的堅強高大,至少不應有“矮化”的體現。美國訂約的一個重要目的卻是要捆住臺灣當局的手腳,其目的與臺灣當局的出發點是沖突的。1950年代,特別是國民黨退臺后的頭幾年,提振民心主要靠的是“反攻大陸”的藍圖和愿景,這一點恰恰是美國要防范的。美臺本質上的利益沖突說到底是一個中國與“兩個中國”的沖突。臺灣方面的軍隊多從大陸過去,將士思歸,蔣介石以“反攻大陸”作為凝聚士氣之丹藥。然而,盡量減少臺海兩岸的維系、維持“兩個中國的事實”才是美國想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基于此,不但“外島”不能列入條約范圍,連提供“外島”補給的承諾美國也不肯加入換文。為能達成條約,臺灣方面退而求次,要求美國盡可能對換文保密,并盡量減小換文與條約關聯性的體現、盡量減少其法律效力的體現。臺灣方面的退讓有時會得到美方暫時性的諒解與同情,但最終在關鍵性問題上美國并未做出妥協。

                         

                        太平洋戰爭后,隨著對遠東事務越來越多的介入,美國便不斷有對臺灣地位與主權的隨意解釋。十余年中,美國官方對臺澎主權的看法也出現了數次變化,有時是大的跳躍,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逆轉。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有人質疑它會帶來臺澎主權地位的改變。為此,美參議院外委會提出三項了解,聲明該約不影響或改變臺澎法律地位和主權。此語是含糊的,卻給美政府留下極大空間。就事實與法理而言,臺灣、澎湖自始至終是中國固有領土,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體現了美國對臺澎主權屬于中國的認定,是對其炮制出的“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自我否定。盡管美國又拿出所謂實質上的保留條件,為其任意解釋臺澎地位及主權留出退路。可是,臺澎地位和主權早已由歷史事實與法理決定,豈容隨意解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關鍵期的臺美分歧研究(19491958)”(17AZS015)。

                         

                        注釋:

                         

                        [1] 大陸地區的研究如:郝天豪、劉相平:《退讓與堅守:蔣介石在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商簽中的策略選擇》(《臺灣研究集刊》,第38~47頁),蘇格:《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醞釀過程》(《美國研究》1990年第3期,第47~72頁)。臺灣地區的研究如:林正義:《<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四十七期(20163月),第119~166頁),張淑雅:《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的簽訂:一九五0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歐美研究》24:2期(19946月),第51~99頁),張淑雅:《無礙反攻?<中美共同防御條約>簽訂后的說服與宣傳》(《國史館館刊》第四十八期(20166月),第103~174頁),段瑞聰:《從日本角度看<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國史館館刊》第四十九期(20169月),第99~135頁)等。現有研究各從某個角度切入研究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及其影響,所用資料的側重也各有不同。顧維鈞是直接與美方交涉者,他的檔案中存有大量資料,對此迄今并無充分利用。筆者擬從幾個為學界忽視的角度,探討美臺雙方對條約若干具體問題的考慮和互動,以便更清晰展現這一關鍵時期的臺美關系。在大量占有一手檔案基礎上,一些被淹沒于歷史塵埃中的重要史實浮上水面:譬如臺灣當局基于平等原則要求對駐沖繩美軍的行動擁有協商權,這一點是與人們通常所認為基于單方面依賴關系形成的不對等的臺美關系相悖的表現;又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法理上對臺澎主權的認定作用及對“臺灣地位未定論”的否定一點,實為以往研究所忽略卻相當重要之事實。

                         

                        [2]臺灣方面稱為美澳紐同盟。“外交部”電“駐美大使館”(195426日收),“顧維鈞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藏,K00_0152_B212a_0113

                         

                        [3]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21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112

                         

                        [4]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2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89

                         

                        [5]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1

                         

                        [6] 《蔣介石日記》手稿,195397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

                         

                        [7] 美澳新、美菲及美日條約均稱安全條約,美韓條約稱防御條約,性質上安全條約與防御條約無實質區別。臺灣方面考慮到一般民眾心理,參照各約擬具草案時采用的是安全條約的說法。在交涉過程中,兩種叫法都有,直到簽約前一天臺灣外交部門還在為“條約名稱究為防御條約抑安全條約”之事進行請示,最后采用的是“防御條約”的譯法。(沈昌煥電“駐美大使館”轉葉公超(19541228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113;沈昌煥電葉公超(1954121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98。)

                         

                        [8]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21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112

                         

                        [9] 19543月中旬,臺“外交部”為便于保密起見,決定以CLARA或棠案為美臺安全條約密名。(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3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100。)

                         

                        [10]顧維鈞電葉公超(1954513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2

                         

                        [11]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1

                         

                        [12]顧維鈞電葉公超(1954429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3

                         

                        [13]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0152-B212a-0091

                         

                        [14]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0152-B212a-0091

                         

                        [15]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428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4

                         

                        [16]顧維鈞致葉公超并請轉呈電文(1954519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0

                         

                        [17]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2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89

                         

                        [18]顧維鈞電葉公超(1954826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95

                         

                        [19] 日臺和平條約(最后文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9分冊,附錄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898年版,第732~740頁。

                         

                        [20]葉公超電顧維鈞(195452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89

                         

                        [21]蔣介石電葉公超(1954115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76

                         

                        [22]葉公超電蔣介石(195411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64

                         

                        [23]社論《條約乎?鎖鍊乎?》,報紙名不詳,第一版,“顧維鈞檔案”,Koo_0152_B212b_0129_001

                         

                        [24]葉公超電“外交部”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13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791949 10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仍在美國支持下占據聯合國席位,并以“中華民國政府”自居。此處為表述需要完整引用了原文文字,“中華民國”指臺灣當局,所謂“締約國”應為“締約方”。下文關于條約或換文的文字引用部分亦同。

                         

                        [25]葉公超電“外交部”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13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79

                         

                        [26]“外交部”電“駐美大使館”,“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57

                         

                        [27]聯合聲明稿,“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94

                         

                        [28]顧維鈞電沈昌煥(1954116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67

                         

                        [29]顧維鈞致蔣介石、俞鴻鈞函(1954119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40

                         

                        [30]《蔣介石日記》手稿,19541111日。

                         

                        [3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November 12,195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Glennon, John P., 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p.890.

                         

                        [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November 12,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pp.887-892.

                         

                        [33]沈昌煥電顧維鈞(19541114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25

                         

                        [34]顧維鈞電沈昌煥(19541114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69。加入雙方意見,最后形成的文字是:“凡有兩締約國雙方共同努力與貢獻所產生之軍事單位,未經共同協定不將其調離第六條所述各領土,至足以實際減低此等領土可能保衛之程度”。(葉公超電沈昌煥并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210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49。)

                         

                        [35]葉公超電沈昌煥(1954111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15

                         

                        [36]顧維鈞電沈昌煥(1954116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67

                         

                        [37]葉公超電沈昌煥(19541119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05

                         

                        [38]葉公超電沈昌煥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119日發),“顧維鈞檔案”, K00_0152_B212b_0138

                         

                        [39]葉公超電沈昌煥轉呈蔣介石、俞鴻鈞(19541124日發),“顧維鈞檔案”, K00_0152_B212b_0118

                         

                        [40]葉公超電沈昌煥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119日發),“顧維鈞檔案”, K00_0152_B212b_0138

                         

                        [4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December 13,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pp.1021~1022.

                         

                        [42]沈昌煥電葉公超(19541218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46

                         

                        [43]19551月美國勸臺灣當局放棄大陳島,4月初美國明確國民黨占領下的中國沿海島嶼并非“要塞”、只是“前哨”,必要時可以放棄。

                         

                        [44]顧維鈞電沈昌煥(1954128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53

                         

                        [45]沈昌煥電顧維鈞(1954126發),“顧維鈞檔案”, K00_0152_B212b_0054

                         

                        [46]沈昌煥電葉公超(195518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34

                         

                        [47]沈昌煥電葉公超(195518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35

                         

                        [48]葉公超電沈昌煥轉蔣介石、俞鴻鈞(1955113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30

                         

                        [49]“外交部”電顧維鈞(1955312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05;顧維鈞電葉公超(1955314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04;葉公超電顧維鈞(1955729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03

                         

                        [50]顧維鈞電葉公超(195582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02

                         

                        [51]《蔣介石日記》手稿,1954622日。

                         

                        [52]葉公超電沈昌煥轉蔣介石、俞鴻鈞(19541122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127;葉公超電蔣介石、俞鴻鈞(19541124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124

                         

                        [53]顧維鈞電“外交部”,(195528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13

                         

                        [54]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55,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Glennon, John P., 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Volume II,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1957,pp20~21.

                         

                        [55]顧維鈞電“外交部”,(1955112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29

                         

                        [56]葉公超電沈昌煥轉蔣介石、俞鴻鈞(1955113發),“顧維鈞檔案”, K00_0152_B212b_0030

                         

                        [57]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31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January 13,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China,Volume II, p.22

                         

                        [58]顧維鈞電“外交部”,(1955210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12

                         

                        [59]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Dulles MissionFeb.3,195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andahl, Fredrick, 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Volume VI, Part 1(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p.850.

                         

                        [60]顧維鈞電“外交部”,(1955210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b_0012

                         

                        [61] 美國與韓國的共同防御條約是在朝鮮停戰協定達成之后才簽訂的。

                         

                        [62] 195411月,當被問及美國是否致力于美臺條約時,杜勒斯指出:“如果能夠在美國政府滿意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原則上我們就致力于條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ounselor (MacArthur)November 5,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p.868.

                         

                        [6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ounselor (MacArthur)November 5,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pp.868~869.

                         

                        [64]Draft Statement of Policy, Prepared by the NSC Planning Board, November 19,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pp.911~919.

                         

                        [65]葉公超電沈昌煥(19541117日發),“顧維鈞檔案”,K00_0152_B212a_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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