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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朗:與時代同行 為人民立論——新中國70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發展

                        作者: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2019年07月29日08版)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29日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很快就全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進入一個新的快速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后,歷史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給中國近代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繁榮發展。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既對歷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廣闊舞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一定會有更加繁榮的未來。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歷史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學科體系,呈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并為未來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國近代史學科奠定基礎并快速發展

                         

                        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民國時期即有通史著作與專題著作面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快速發展階段。195051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科學院設立的第一個歷史方面的研究所(19775月,黨中央決定把中國科學院設置的哲學社會科學部獨立出來,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很快就全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以胡繩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為代表,我國建立起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學科框架。這一學科框架把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三大高潮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線。此后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和論著大都以三大高潮為主線,以八大事件(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這一學科框架的建立,對于闡述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發展脈絡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黨史和革命史體系逐步建立。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在這方面具有開創意義。該書把中國共產黨前30年的歷史分成四個階段: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而構建了中國共產黨前30年歷史的基本框架。1956年,李新等開始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該書將革命史研究向經濟、思想文化、民族等方面拓展,力圖更加完整地反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全貌。此后,相關研究進一步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革命的認識。

                         

                        有計劃地整理出版中國近代史資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做的重要工作,其學術價值至今仍被廣泛認可。1951年起,中國史學會編輯出版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10種專題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11種專題史料共68冊、2758萬字,為后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豐富可靠的資料。

                         

                        改革開放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繁榮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引發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歷史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注入新的活力,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繁榮。

                         

                        改革開放后,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研究者開始認識到,除了從階級與革命的視角來觀察中國近代史,還應從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視角來觀察中國近代史。近代歷史上,中國人民既在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也在追求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因此,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視。思想的解放和思維方式的更新使研究者的視野更為廣闊,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曾經存在的畸輕畸重現象得到糾正。研究領域的拓展填補了許多研究空白,為人們全面認識近代中國歷史提供了可能,也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契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俱進,不斷向新的領域拓展,由比較偏重政治史研究發展成各個領域百花爭妍的局面,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完整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一些新的學科發展勢頭迅猛,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領域。以社會史研究為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化的推進,社會史研究蓬勃發展,獲得了獨立學科地位。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經過幾十年持續發展,其研究成果的數量已居于中國近代史研究各分支學科的前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不僅體現為學科體系逐漸完整,還體現為各類專題研究不斷深化。今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進入精耕細作階段,人們對于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更加全面準確。例如,研究者通過對中國共產黨建黨歷史的系統梳理,更正了黨的一大召開時間、出席人數等基本史實,使中國共產黨建黨歷史研究得以深化。又如,通過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施政的深入考察,研究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成功進行了民主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治國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鑒。再如,對于抗戰時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進行了精細研究,相關研究成果被學界和社會各界逐步認可。

                         

                        在汲取寶貴經驗基礎上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大發展

                         

                        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總結出許多寶貴經驗。這些寶貴經驗既是過去中國近代史研究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未來中國近代史研究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要在汲取寶貴經驗基礎上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大發展。

                         

                        中國近代史研究與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息息相關。7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一方面,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與社會需求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強大動力;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史研究成果又不斷豐富人們的認識、開闊人們的視野,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7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總是及時回應社會需求。比如,改革開放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研究者對于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給予前所未有的關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在這方面,中國近代史研究更是責無旁貸。我們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通過研究引導人們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問題,為堅定“四個自信”提供有力學理支撐。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發展,還得益于學術交流和對話。不同意見的交流與討論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力,學術對話所呈現的科學精神和求實態度對學術研究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對話日益廣泛深入。通過學術對話,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歷史是豐富多彩的,對于歷史的觀察也應該是多視角多方位的,這對于深化中國近代史研究、構建更為兼容并包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產生了巨大作用。對外學術交流的拓展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繁榮發展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史學界積極引進國外史學新理論新方法,將其作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深入,這種引進逐步擺脫最初的好奇和簡單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態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圇吞棗、全盤接受,而是根據中國實際加以吸收借鑒,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經過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學科體系,達到了新的學術高度。尤為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形成了一支高素質的研究隊伍。今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既對歷史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廣闊舞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一定會有更加繁榮的未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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