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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朗:中國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25日

                        內容提要:歷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70年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成熟的學科體系,研究隊伍強大,學術成果層出不窮,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近代史研究的發展,獲益于社會的進步,獲益于平等的學術對話,獲益于社會的開放與對外學術交流的拓展。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并形成了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史學科體系;學術史

                         

                        作者簡介:王建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可以說伴隨著中國進入近代即已開始。晚清與民國時期已有若干各具特色的中國近代史通史著作與專題著作面世。系統地以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國近代史,則緣于延安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推動。中國共產黨為了更好地推動社會革命,需要厘清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需要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作出自己的解說。以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1947年初版)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948年初版)為代表,中國共產黨初步建立了一個以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史為中心的中國近代史敘述框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近代史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起始于延安的中國近代史解釋體系占據主導地位,并日益完善與體系化。觀察70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30年和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3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中國史學傳統歷來“厚古薄今”,在以往學人的認知中,研究距離太近的歷史難稱學問,因為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著執筆人難以擺脫的立場與情感傾向,又受制于歷史結果還沒有充分顯現的現實困境,其研究成果便難以避免不夠客觀和準確的風險。因此,距離過近的歷史是不宜研究的。中國共產黨“厚今薄古”的倡導,改變了這一狀況,中國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獲得空前發展。應該說,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不僅僅是政策的推動,實際上是適應了一個變動的社會的需求。社會的發展對重新解釋新近的歷史提出了要求,人們需要認識剛剛過去的歷史,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簡言之,社會的需要造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發展。

                         

                        為了加強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研究,經中央政府同意,195051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組建成立,這是中國科學院設立的第一個歷史研究所,也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17年間(19491966),中國近代史學界在建立近代史研究體系和整理出版近代史資料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一)建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

                         

                        1949年以后,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革命史學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由邊緣走向中心,由異端變為正統。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便全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支配地位。唯物史觀能夠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迅速而全面地確立主導地位,有著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國共產黨主政后大力推行自己尊崇的意識形態外,唯物史觀本身的學術價值也是歷史學家們接受它的重要基礎。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西方歷史脈絡中的進步思想,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經濟因素的強調,對普通民眾的重視,對階級斗爭的揭示,引領了19世紀后的時代主潮,對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是中國近代史學者接受唯物史觀最重要基礎。

                         

                        1954年,胡繩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確立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基本敘述框架。這一框架包括三方面內容:第一,中國近代史開端于1840年鴉片戰爭;第二,中國近代史下限為1919年五四運動;第三,這80年歷史以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1]

                         

                        以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自有中國近代史論著出版以來,就是廣為接受的時間分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史下限,則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主張將下限劃至1949年。胡繩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說成為中國近代史主流話語體系的核心,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既深且廣,由此構建起一個純粹的革命史體系。這個革命史體系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以“兩個過程”為基本發展線索,揭示晚清中國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過程,突出人民群眾反帝分封建斗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為具體內容。所謂“八大事件”,即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這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都是在這一體系之下展開的。

                         

                        此后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和論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以“八大事件”為中國近代史基本內容。這一框架的建立,對于了解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脈絡,尤其是對于闡述中國革命致勝之由,都有重要意義。但隨著階級斗爭觀念的一再強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維新因“改良”而逐漸趨向負面評價,辛亥革命亦因“不徹底性”而評價低落,只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標桿而成為研究熱門。

                         

                        17年也是中共黨史和革命史體系的建立時期。19517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胡喬木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在早期革命史敘述中具有開創意義。該書把中共前30年的歷史分成四個階段: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19211927);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271937);抗日戰爭(19371945);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9451951)。這四個階段既一脈相承,共同構筑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歷史,又相互區分,呈現出獨特的階段特征。全書基本構建了中國共產黨前30年歷史的框架。

                         

                        1956年,李新等開始編寫《中國新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自1959年至1962年先后出版4卷。《中國新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以通史撰寫為目標,將革命史研究向經濟、思想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拓展,力圖更完整地反映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全貌,在向通史發展方面開了一個好頭。

                         

                        這一時期,從總體上研究革命史的著作和教材還有: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胡華的《中國革命史講義》。這些著作以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主干,敘述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進程,基本構建了中國革命史的框架,從學理上闡明中國革命史的敘述邏輯,其主脈絡長期為日后的中國革命史所沿用。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主要包括:何干之的《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黎澍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劉大年主編的《美國侵華史》、廖蓋隆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簡史》、丁守和和殷敘彝合著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等。這些著作對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科學體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二)系統整理出版近代史資料

                         

                        對于史料的重視,可以說是新舊史家的學術共識。中國傳統史學注重史料自不必說,革命史學家中的一些領軍人物原本亦是舊史學的翹楚。如,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一;范文瀾幼時受過嚴格的經學訓練,年輕時參與過“整理國故運動”;劉大年離世前最后的著述是《評近代經學》。這些革命史學家具有良好的史學專業訓練,傳承了重視史料基礎工作的史學傳統。

                         

                        有計劃地整理出版近代史資料是17年史學留下的光彩篇章。這項工作規模龐大、組織有序、作業嚴謹,學術價值至今仍廣被認可。尤有影響者,是幾種大型資料叢刊的編輯出版。中國史學會還在籌備階段,范文瀾就提出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計劃,并立即付諸實施。1951年起,中國史學會陸續編輯出版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10種專題史料,加上1978年出版《第二次鴉片戰爭》,這11部由中國史學會編輯的專題資料共68冊,2758萬字。

                         

                        1952年,中國史學會和中國經濟學會組織了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搜集和編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重要資料。此后,該委員會編輯出版了大量高質量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其中有4種叢刊(叢編)影響較大。一是“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二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三是“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四是“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叢書。[2]這項工作(以及同樣有深遠影響的古籍點校工作)充分發揮了以考據為專長的史學家的作用,是史學界團結合作的產物;這些出版物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至今仍為學者必備。

                         

                        對于民國遺留檔案的整理也是這一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195121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專門負責整理南京國民政府遺留的各機關檔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南京史料整理處從南京、上海、北京、重慶、成都、昆明、廣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汪偽政權的檔案約220余萬卷,編制系統案卷400余冊,專題卡片25萬張。[3]19566月,在范文瀾、田家英等指導下南京史料整理處設立史料編輯組,開始編輯《中國現代政治史檔案資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匯編》于19599月完成,共編為4224冊,約2000余萬字。限于各種因素,這套資料匯編當時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數機構內部查閱。這一匯編為后來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提供了直接的底本。

                         

                        然而,這17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著教條化、簡單化傾向,而且伴隨中國社會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日益強調,這一傾向得以強化,致使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日漸萎縮、視野日漸狹窄、觀點趨于僵化。這些弊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獲得極端的呈現,以論帶史走向極端,史學研究淪為政治的婢女,嚴肅的學術研究自然無處容身。“文革”從歷史問題開刀,由歷史問題推動,史學研究看似重要甚至顯赫,但其科學性已經蕩然無存。政治對學術的干預和取代,使史學的學術功能嚴重萎縮。歷史學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其結果是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礎。有學者統計,十年“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發表的有關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文章總共未超過200篇,而其中堪稱研究論文的只有一二十篇。[4]

                         

                        十年“文革”期間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起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過去之后的1972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由40余人組成的中華民國史研究組,成為國內第一家以“民國史研究”命名的單位。李新等民國史研究先驅者們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與學術勇氣,確定了民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框架結構、研究對象、編纂方法,提出“力求材料可靠,能說清事實,并少作評論”的基本方針。李新等人經過反復討論,認為民國史的主要內容“是關于統治階級方面的”,民國史與革命史、中共黨史的區別在于,“革命史直接寫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而民國史“從另一方面,寫統治階級怎樣沒落,怎樣走向滅亡,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只有把兩方面都寫出來,這段歷史才更加豐富”。[5]這一指導思想為后來的研究者所沿用。在極“左”思潮依然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史研究明確以統治階級作為研究對象,打破了以往統治階級只作為革命史的陪襯的局限,拓寬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6]

                         

                        二、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文革”結束后,隨著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進行,引發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研究者思想的解放和思維方式的改變給中國近代史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人們的觀察視野更為開闊。評判歷史事件、評判歷史人物的標準,不再是書本上曾經怎么說,也不再是偉人曾經怎么說。歷史學不再是闡釋流行的政治話語的工具,其科學性得到了確認。同時,人們擺脫了非此即彼的單線思維模式,歷史不再是簡單的兩極對立,歷史人物也不再是神魔對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這一變化,為人們認識豐富多彩的中國近代史提供了可能。

                         

                        (一)撥亂反正書寫信史

                         

                        隨著中國社會對“階級斗爭為綱”的否定,歷史研究中一切以階級劃線的做法遭到質疑與否定。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國歷史學界出現的若干學術爭論,包括歷史發展動力問題、農民戰爭評價問題、歷史創造者問題等,均可以放在反對以階級斗爭觀點統帥一切的撥亂反正脈絡下觀察。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階級斗爭代替一切,生產斗爭、民族斗爭、科技發展都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偉大動力,推動歷史前進的直接的主要動力是生產斗爭。[7]這一主張得到廣泛支持,對生產力的研究形成熱潮。

                         

                        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對改朝換代的作用之大,在世界歷史上罕有其匹。“文革”結束后的全面反思時期,對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歷史前進、農民起義軍所建政權性質、平均思想、“讓步政策”等展開熱烈討論。[8]在重視物質生產、民族矛盾、科學技術等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后,“歷史創造者”的問題順理成章地凸顯出來。19791981年間,有學者相繼對“奴隸們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勞動群眾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三個命題提出質疑,引起眾多學者關注和參與。[9]上述這些問題的討論,有些并未取得明確的“定論”。然而,這些討論的價值并不在于是否獲得統一結論,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解放思想、破除禁區,遵照實事求是的時代精神探討學術問題。

                         

                        中國社會從以階級斗爭為中心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促成了研究者觀察歷史視角的變化,即不只是從階級與革命的視角來觀察,還從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觀察。隨著視野的開闊,人們注意到中國近代歷史還存在著另一個過程,即追求近代化的過程。追求國家獨立與追求國家富強是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兩大任務,也是近代若干落后國家所面對的難題。由于近代中國所處環境的特殊性,追求國家富強的努力受到多重壓制,革命才成了優先選擇,但追求近代化的努力不可忽視。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對于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的熱點問題。

                         

                        以往的研究認為,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為了鎮壓農民起義、鞏固清王朝統治,它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它是一場反動的運動。新的研究則認為,洋務運動既是為了維護清朝統治,也是為了抵御列強的侵略,雖然這場運動帶有封建性和買辦性,但它廣泛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這是一場進步的改革運動,它與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戊戌維新運動、辛亥資產階級革命前后相連。李時岳在1980年第1期《歷史研究》發表《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一文,提出了中國近代史演變過程中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四個階段”論(稍后被稱為“四個階梯”論)。這四個階段構成了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阻止了中國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淪。[10]這一觀點獲得了不少人支持,也引起了反對者的質疑。

                         

                        在新的視角之下,以往被視為近代革命推動者自然也是社會發展推動者的陣營,也經歷了研究者的重新審視。被視為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分別代表著晚清時期中國民眾對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的最強烈的反抗。在研究者的顯微鏡下,這兩大運動的進程、成敗得失與歷史功過經歷了仔細的檢驗。在肯定歷史合理性的大前提下,運動的落后與弊端被展示出來,而不再是以往高大上的理想敘述。人們注意到太平天國領袖的皇權思想,注意到太平天國實行的嚴格的等級制度、領袖集團的享樂與下層官兵的清苦,注意到太平天國實際執行的經濟政策、宗教政策等,對太平天國的領袖提出了批評。研究者對太平天國建立的是農民政權還是封建政權進行了討論。盡管意見不一,但這一政權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質則為大多數人所認可。

                         

                        對于義和團運動,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肯定其為一場反帝愛國運動,但是,對于義和團所表現出來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有學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義和團依賴神仙符咒同帝國主義作斗爭,這是一種“封建蒙昧主義”,批評義和團幻想用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去抵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近代科學技術,絕對不是革命、不是歷史的進步。[11]這樣的研究是否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們的歷史認知?并非如此,它告訴人們,在新的生產力出現之前,在代表新興生產力的社會力量出現之前,舊式農民革命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

                         

                        中國共產黨登上政治舞臺標志著中國革命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對中共黨史的研究中,由于以往長期從路線斗爭的角度來詮釋,對于黨內一些重要人物和黨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評價出現了較大的偏差。改革開放后,中共黨史領域開始了在這些問題上的撥亂反正。如對于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等人的評價,便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聲音。以往的結論指責陳獨秀違背共產國際指示,其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的失敗。研究者指出,陳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是非功過都和共產國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研究者考察了建黨初期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間的組織關系,指出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同時又直接受聯共(布)控制和影響。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嚴格的紀律和高度集中的組織制度下,很少有對重大問題獨立作出決策的空間。大革命是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12]

                         

                        瞿秋白以往被指責為自首變節的叛徒。1979年,陳鐵健發表《重評〈多余的話〉》,指出《多余的話》是瞿秋白以文人卷入政治漩渦,因不改本色產生的內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它既沒有損害黨的事業,更不是所謂叛徒的自白書。[13]該文發表后,出現了眾多關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話》的討論,涉及文章達百篇之多。

                         

                        研究者對中共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些左傾錯誤和冤假錯案進行了梳理。發生在蘇區的肅反擴大化,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戴向青等對贛西南蘇區的肅AB團”斗爭和“富田事變”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指出:土地革命時期的江西蘇區根本不存在“AB團”,蘇區的所謂“AB團”是肅反中逼供信的產物;肅“AB團”不是擴大化的問題,而是根本錯誤,是百分之百的冤假錯案。[14]有關西路軍的研究,過去被視為禁區,并將其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相聯系。研究者澄清了若干曾經籠罩在這個問題上的迷霧,指出西路軍并非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而是由中共中央決定的,西路軍的行動也是由中共中央遙控指揮的。這一研究還西路軍將士以歷史公道。[15]

                         

                        近代史學界的這些研究,不僅為撰寫真實可信的中共黨史打下了基礎,成為今天黨史研究的基本常識,還對當時社會的撥亂反正產生了良好的推動作用。中共黨史上的一些錯案疑案得到了平反或澄清,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也獲得了應有的社會評價。

                         

                        (二)開闊視野完善近代史學科體系

                         

                        在以往以革命史為主線的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史上延續不斷的戰爭與革命被視為歷史發展的主線。這就出現了三個傾向:在革命階級與統治階級方面,偏重于研究革命者,對統治階級的研究比較薄弱;在革命與改良的選擇上,注重研究革命,輕視改良;在農民革命與近代化努力中,忽視對近代化的研究。這樣,近代史的敘述便出現了畸輕畸重的現象。所謂近代史實則是一部不完整的近代革命史。撥亂反正以來,思想的解放,打破了研究的禁忌,開闊了研究的視野,使得以往研究者不敢或不便涉足的領域,成為新的研究領域,填補了不應出現的空白。這為人們全面地認識歷史提供了可能,也為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完整化提供了可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統治階級只是作為革命的陪襯方而出現。改革開放后,人們意識到,這樣的歷史研究是不完全的。作為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對于國家與社會治理的作用不應忽視。對于統治階級的施政,既注意到其落后、腐朽、甚至反動的一面,也注意到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派別、一些人,曾經在某個時期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做了一些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事。于是,晚清統治者、民國統治者也都成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對象。

                         

                        對于晚清政府,除了在改革開放之初討論較多的洋務運動外,人們逐漸對清末新政給予了較多關注。清末新政是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之后,清政府發動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運動。以往的研究認為新政是“假維新,偽變法”,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的“翻版”,是清政府“進一步買辦化的標志”,等等。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愈來愈多的學者傾向認為新政是一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或認為這是一場比較全面的近代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歷時十年的“清末新政”,近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教育、政治等領域的改革規模與力度均是空前的,較之所謂“同光新政”和戊戌變法,都有明顯進展。

                         

                        對于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以往人們的印象是一個軍閥混戰的動亂時期。研究者首先在外交領域注意到,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是有一番作為的。它曾經發起一個頗有聲勢的修訂不平等條約運動,爭取關稅自主,爭取廢除治外法權,并取得一定成就。繼而研究者也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內政也并非一無是處。例如,長期以來學界將段祺瑞執政府為解決北京政變后混亂的政局而召開的善后會議,視為軍閥官僚們的一個“騙局”。有學者對善后會議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善后會議是直奉戰爭之后,在各實力派形成暫時力量“均勢”的背景下,由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做出的通過會議協商方式謀求國家統一的艱難政治嘗試。[16]

                         

                        與此相關聯,人們對于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的認識也進一步深化。改良不再僅僅被視為革命的對立面,在相當程度上,它是革命的序曲與革命的同盟軍。改良的進展為革命準備了條件,改良的失敗為革命積蓄了動力,而在革命蜂起之時,改良者通常又會成為革命的同盟軍。推翻封建專制的晚清革命如此,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如此。在這一視野之下,早期維新派、改良派都獲得了重新觀察的機會,其歷史貢獻得到了應有的肯定。

                         

                        在傳統學科經歷著學科完善與知識更新的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建設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不斷向新的領域拓展,出現了一些新的學科,且發展勢頭迅猛,逐漸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熱點領域。

                         

                        在前30年的研究中,社會史不被作為專史學科,一些與社會史相關的內容附屬在革命史、經濟史的敘述中。改革開放后,反省我國現代化遲緩原因成為引領史學轉向的契機,一直沒有獨立學科地位的社會史開始孕育萌生。1986年,首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召開,標志著社會史開始復興。此后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隊伍開始聚攏與擴大,相關研究逐漸展開,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開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隨著研究成果的持續增多,中國近代社會史這個新生學科日益成長壯大,逐漸受到學界關注,學科地位隨之獲得公認。1991年的《近代史研究》附刊論文目錄,首次將“社會史”作為一個獨立專史門類(刊于1992年第5期),標志著在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內“社會史”學科得到確立與認可。

                         

                        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文化史研究室聯合全國多所高校舉辦“首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百余位學者參加,顯示該學科已經形成了一支初具規模的研究隊伍。此后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屆,形成系列學科年會,至2019年已連續舉辦八屆,成為促進學科持續發展及凝聚研究隊伍的一個重要平臺。

                         

                        中國近代社會史雖然起步晚,但發展迅猛,經過幾十年持續發展,迄今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據統計,19872013年,近代社會史的著作數量已超過1000部。

                         

                        臺灣史是一門兼具學術與政治意義的新興特色學科。對臺灣史研究的追本溯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初年連橫的《臺灣通史》。[17]劉大年、丁名楠、余繩武著《臺灣歷史概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陸出版的第一部通史性臺灣歷史著作。但改革開放前臺灣史研究著述較少,且受冷戰背景下兩岸分隔對峙的政治形勢及不同的意識形態影響,重點在于揭露帝國主義侵臺罪行,表彰人民革命與反抗外敵侵略的事跡,政治意義強于理性學術研究。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告臺灣同胞書》,標志著大陸對臺政策的轉變,它也成為大陸學界臺灣史研究的分水嶺。以1980年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成立為契機,大陸學界的臺灣史研究全面展開,各個領域均獲得不同程度的進展。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與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室成立,進一步推動了大陸學界的臺灣史研究。

                         

                        臺灣史學科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對史料整理出版的高度重視。伴隨著學科的建立,即有一大批臺灣史研究資料獲得整理出版。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三套大型綜合性資料:其一是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100冊,廈門大學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臺海文獻匯刊》(60冊,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及方寶川、謝必震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續編》(100冊,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其二是全套影印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309種),題名《臺灣文獻史料叢刊》(190冊,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其三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合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230冊,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300冊,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前兩種主要是關于臺灣史的已刊或未刊文獻資料,后者則主要是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與民國時期臺灣原始檔案資料。

                         

                        隨著大陸學界臺灣史研究的深化拓展,出現了幾部重要的臺灣通史著作:陳碧笙著《臺灣地方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陳孔立主編《臺灣歷史綱要》(九洲圖書出版社1996年版),張海鵬、陶文釗主編《臺灣史稿》(鳳凰出版社2012年版),建立了一個完整地敘述臺灣歷史的學科框架或學術體系。臺灣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段都有重要的專著面世,其中日據時期和戰后臺灣史是研究的熱點,對早期臺灣、荷據時期、明鄭政權時期的研究都有具有相當學術分量的專著面世。

                         

                        口述史和影像史的興起,則標志著研究路徑的進一步擴大。口述史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起步,逐漸獲得學界認可,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這一工作,并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中國口述史研究會。在眾多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中,抗戰史領域的成果更為集中和突出。如,朱成山主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張連紅、張生等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幸存者調查口述》,何天義主編的《二戰擄日中國勞工口述史》,齊紅深主編的《流亡——抗戰期間東北流亡學生口述歷史》,袁成毅、丁賢勇主編的《烽火歲月中的記憶:浙江抗日戰爭口述訪談》,張連紅主編的《烽火記憶——百名抗戰老戰士口述史》,等等。

                         

                        繪畫、照片、紀實電影、電視等影像史料以其直觀、生動、真實等特點,成為在文字史料之外歷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史料類別。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大量西方近代攝影家、畫家作品的重新發掘,借助數字化技術手段,出現了搜集整理和出版歷史影像的熱潮。山東畫報出版社1996年開始編輯出版《老照片》,至今連續出版了近百輯,大到重大的歷史事件,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所反映。故宮博物院編輯的《清史圖典》共912冊,是一部清朝通史性圖錄。歐陽允斌主編的《近世中國影像資料:1793年以來西方的中國影像》,選編了從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使華以來到1949年以前,西方來華的畫家、攝影師、傳教士、探險家、專業記者等有關中國的歷史繪畫和照片2000余張,含有豐富的歷史信息。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領域更為開闊,由比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發展成多領域百花齊放的局面,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體系。

                         

                        在中國近代史各領域的研究日益深入的基礎上,人們對“近代”的時限有了新的認識,并逐漸形成共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近代史指的是從18401919年的歷史,1919年以后的歷史被稱為“中國現代史”。這樣的劃分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源起為標志,不能說沒有道理。然而,這種劃分無法讓人們看到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完整性,近代史成了晚清史加民國初期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打破了1919年的藩籬,把18401949年的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如今,將18401949年的中國歷史稱為中國近代史已成為學界共識。

                         

                        近代史時限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們對“近代”認識的深化。如果說70年的晚清史是中國地位向下沉淪的過程的話,18401949110年的近代史則完整地體現了中國“沉淪”與“上升”的過程,這是一段不應分割的整體歷史。

                         

                        (三)精耕細作專題研究更加深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大發展,不僅體現在人們以新的視角來看待歷史進程,也不僅體現在學科體系逐漸完整與合理,更多地則體現在各類專題研究深入發展上。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逐步進入到精耕細作階段,通過對歷史細節的深度發掘,還原豐富而真實的歷史。事實上,也唯有進行精細化的研究,展現更為真實的歷史細節,才能把握歷史大局,才能發現真正的歷史。可以說,今天很難找到40年來一個原封不動停滯不前的專題論述。若干基本史實的重現,大大推動了近代史學科的發展,使人們對于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

                         

                        在政治史研究領域,若干歷史敘述經歷了一個史實梳理或重新認識的過程。作為近代起點的鴉片戰爭,研究者自然給予了較多關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對清政府的禁煙政策與剿撫政策的變化、戰爭中中英雙方的兵力情況、戰略戰術及清軍戰敗的原因、戰爭期間的交涉及不平等條約的形成等都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若干不同于前人的見解。該書出版后雖引起過爭議,但該書以扎實史料為基礎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鴉片戰爭的認識。此后,《轉折——以早期中英關系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系研究》等專著,對鴉片戰爭前后的中英關系和條約的醞釀與形成進一步展開了深入探討。[18]

                         

                        對于改良派的研究,則跨過對其歷史作用的宏觀討論階段,進入到更為細節的研究,使人們對改良派的作用有了更為具體、更為豐滿,也更為準確的認識。有學者對作為戊戌思潮興起的標志性事件——“公車上書”是否發生過提出了質疑,引發了學術界熱烈的討論。不少學者對康有為在變法中和變法后的活動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康有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這樣一個角色,有關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的緊密關系很大程度上是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梁的有意渲染。還有人認為康、梁的激進主張和舉動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19]這些討論,豐富了對改良派人物及改良派作用的認識。

                         

                        中共建黨時期的若干問題也得到了認真、細致的梳理,包括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早期中共發起組的組成情況,俄共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及活動情形,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中共領導人的建黨理論和實踐等。尤其是在海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開時間、出席人數等基本史實得到更正和確認,使中共建黨歷史向著恢復歷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進。

                         

                        對于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評價也更為客觀。金沖及研究了湖南農民運動興落的歷史,指出北伐時期湖南農民運動在中共領導下蓬勃發展,對全國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在19275月馬日事變和7月武漢分共后,卻迅速低沉下去,農民運動這種驟起旋落的狀況,表明在當時中國社會條件下,軍隊和政權處于支配地位,離開這兩者,只靠民眾運動在關鍵時刻是不能左右局勢的。[20]湖南農民運動全面展開后,在斗爭高潮中出現過火傾向。有學者指出,湖南農民運動“左”的錯誤,給革命全局造成了不良影響,激起了兩湖地區的反革命叛亂,從而加速了國共合作的破裂。[21]

                         

                        以往的研究將土地革命與地權集中必然地聯系在一起,有學者經過縝密的多方面的資料考察提出質疑,認為土地集中程度與蘇維埃革命沒有必然聯系,但對土地的渴望是農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驅動;滿足農民經濟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動農民投身革命的成功策略;革命為農民提供的平等、權利、尊嚴、身份感,也是農民參加革命不可忽視的政治、心理因素。[22]

                         

                        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革命史的研究更為細化,注重革命中的群眾動員、革命的生存和發展機制等。有學者以中國近代社會流變為背景,系統考察了蘇區社會政治權力、階級階層、兩性關系、社會生活等結構性變動,以及蘇區民眾的觀念與行為走向,蘇區社會政策與行為的得失等。

                         

                        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民主政治得到了更多的關注。研究者們從選舉制度、政權組成、政府性質等方面考察了抗戰時期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設,指出中共在戰時設計出一系列便于基層民眾操作、運用的民主管道和方法,并通過強有力的黨團運作,成功進行民主實踐,使得長期被專制政治壓抑的民眾的民主意識迅速增強。普遍的基層民主選舉,成功地激發和提高了普通民眾的民主精神和運用民主的能力,將中共領導下的民主建設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23]

                         

                        刺殺宋教仁案被視為民國第一案,長期以來,“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在1990年代以前,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宋案是袁世凱背后操縱所為。近年來,已有學者對宋案進行細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見,認為袁世凱與刺殺宋教仁案并無直接關系,但袁世凱政府利用幫會的動機客觀上催化助長了“宋案”的發生。[24]尚小明《宋案重審》一書通過細膩的史料爬梳與縝密的邏輯推理,揭開了“宋案”的一系列謎團,還原了民初錯綜復雜的政治生態。[25]

                         

                        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問題是國民黨政權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透視其內部結構復雜性的重要表征。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國民黨派系斗爭史》等著作,都從革命史視角來審視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史,認為國民黨內部的爭斗,是當時中國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別以及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矛盾的反映,卻從客觀上有利于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26]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隨著海外所藏民國政要日記、往來函電等珍稀史料的發現與利用,尤其是臺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國史館”所藏國民黨高層政治史資料大量解密,從國民黨內部視角來解讀高層派系政治成為可能。從內部視角來研究國民黨的派系政治,更能貼近歷史事實層面,揭示國民黨政治運作的內在機理。[27]

                         

                        在民國政治史的研究中,學者們開始引進文化史、社會史的觀察視角,為政治史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考察了革命與反革命相關話語的形成及影響,展現了不同政黨、不同派系對革命與反革命話語的詮釋與話語權的爭奪,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民國政治的認識。[28]

                         

                        外交史研究也展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外交史研究對檔案史料的依賴程度相對較高,因而對史料的整理出版更為關注。除前述中國史學會整理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外,改革開放以來,研究者們繼續在史料整理上下大功夫。郭衛東《中外舊約章補編》對于王鐵崖的《中外舊約章匯編》進行了富有價值的增補,李育民團隊對外交史必讀史料《清季外交史料》進行了整理標點。總字數達1000萬字的《中華民國時期外交文獻匯編》(1024冊),努力發掘整理民國外交史上的中外文檔案文獻,以方便讀者使用的專題方式編輯出版。

                         

                        民國時期的外交史研究出現了較大突破。對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的努力,學者們給予了適當的評價。北京政府參與一戰和國民政府在二戰中的外交,是外交史研究中的兩個熱點。對于過去一直給予負面評價的參與一戰舉動,研究者認為,這是有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決策,是中國主動參與國際事務的一個重要起點。[29]對于抗戰時期的中國外交,從前期的苦撐待變到后期的爭取大國地位,研究者也給予了較多的肯定。有關抗戰時期中國爭取大國地位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被學界、被社會逐步認可的過程。在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正式講話中確認了抗戰時期中國獲得大國地位的論斷。

                         

                        不平等條約研究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新世紀以來,關于不平等條約特權制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近代中國究竟簽訂了多少不平等條約,以往流行總計1182個的說法。有學者對不平等條約的標準進行了認真討論,并逐個審視近代約章,得出近代中國總計簽署343個不平等條約的結論。這一數字雖難稱精確,但應是離準確最近的研究。[30]李育民主編的《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對近代中外條約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有學者跳出現有的廢約史框架,對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有學者對租借地特權和領水主權進行了專門探討,有學者專門研究了中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還有研究者跳出了平等與否的范圍,探討不平等條約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這一更為宏大的問題。[31]

                         

                        在對不平等條約的研究繼續深化的同時,學界開始關注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努力。《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系統探討了這一歷史進程,首次為中國的廢約歷程搭建起了一個具體而嚴密的框架。《中國廢約史》將廢約的起點追溯到晚清時期,并將中國共產黨對廢約的貢獻納入研究視野。《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則集中探討了北洋時期的修約外交,并指出它對此后修約或廢約外交具有重要影響。[32]

                         

                        思想史的研究也經歷一個深化過程。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個案為主,從90年代初開始,思潮研究異軍突起、蔚成風尚,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西化思潮、現代新儒學等的專題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著作。隨著研究的發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觀研究向更為具體的專題研究拓展,這也為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國思想史演化的軌跡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空間。思潮是某一時期具有群體特性的思想傾向,反映了該時期普遍的民眾心理和思想文化的發展方向,以思潮史構建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無疑具有突破性的學術意義。

                         

                        在思潮史研究蔚成風尚的同時,學術思想史研究也逐漸成了學術熱點,近代學術史流變中的傳統學術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現代學術之建立等問題已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這股學術史研究熱在興起之初,便顯示出了強勁的勢頭,至今仍然有其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學術史》(多卷本)等一批重要的學術史著作先后面世。羅志田、桑兵等突破了舊有的學術史研究路徑,以更為寬闊的視野來觀察近代學術的發展,擅長從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變遷、西學的沖擊中,探討近代學術的發展,同時注重學人在學術史中的主體地位,展現出鮮活的豐富的近代學術史,有力地推動了近代學術史研究。[33]

                         

                        受西方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影響,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個新的趨向,就是研究視線的下移,將社會生活與思想史相關的領域納入視野,從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發展歷程,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他們的興趣和精力轉到了觀念史研究、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新文化史與思想史結合研究以及報刊史研究等領域,并取得了豐碩成果。[34]在觀念史研究方面,先后發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國家”“民主”“自由”“科學”“國民”“公民”“個人”“社會”“革命”等中國近代新名詞、新詞匯的成果。在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研究方面,學術界改變了過去的那種非新即舊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開始關注“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社會與思想的復雜關系,并通過對新舊變遷的社會格局當中“權勢轉移”的討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有機聯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叢書》(耿云志主編),是這一時期研究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的標志性成果。

                         

                        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則朝著更為縝密的方向發展。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史學界先后引入了新制度經濟史、比較經濟史、區域經濟史、計量經濟史等研究路徑。新制度經濟史是將新制度經濟學應用于經濟史研究,探討制度變遷對經濟的影響,它為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比較經濟史注重考察世界上各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過程的差異和共同點,分析這些差異和共同點的原因與后果,以加深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的認識。[35]區域經濟史原本屬于中國傳統學術范圍,1980年以來受施堅雅模式影響,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有向國際學術潮流靠攏的趨勢。近年來,區域研究方興未艾,產生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著述。同時,區域研究的方法還與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產生了對特定地理區域和歷史時段的商業地理內容進行系統探索的歷史商業地理學著作。

                         

                        特別要提及的是計量經濟史。計量經濟史是20世紀中后期在美國首先興起的學科,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計量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在國內經濟史學界開始不斷升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前30年中,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比較重視生產關系,與之相應的是定性研究較多。到20世紀80年代,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注重生產力的研究,與之相應的是進行定量研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研究是在定量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學界如今對近代以來各個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外國資本與中國資本、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及工農業生產值都有了比較準確的研究。許滌新、吳承明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標桿。該著作分別估算了1920年和1936年的全國總產值,為此后的GDP研究樹立了理論和方法的樣板,奠定了研究的基礎。此后,學者們對若干年份的GDP進行了系統的估算或驗證,為評估這個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了一個實在的可供比較的基礎。但是,由于不同學者使用的方法不同,所得出的數據也多有不同,有的差別較大。然而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已經成為經濟史研究的規范認識,可以預期,中國近代經濟史的GDP研究,必定會有一個蓬勃發展的未來。

                         

                        中國近代社會史的學科發展,不僅表現為研究成果數量持續增長,同時在學術發展內在邏輯和外在社會改革刺激的引領下,研究領域不斷開拓,研究日益深化,研究重心也發生著轉移。從最初的“秘密社會”“吸禁鴉片”“城市社會”等議題,發展到“商人及行會商會”“區域與鄉村社會”“災荒、慈善、醫療、生態”“區域與鄉村社會”等。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史研究在社會結構與社會群體研究、城市研究與近代城市化進程、鄉村與區域社會研究、社會問題與社會治理、民眾生活與近代社會轉型、女性社會角色與地位的轉變、宗教信仰的中西交匯與消長盛衰等領域或專題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縱觀中國近代社會史30余年間研究重心的轉移,呈現以下三個總體趨向:由政治衍生論題向社會民生論題轉移;由上層(精英階層)向下層(民間社會)轉移;由社會特殊問題向社會基本問題和普遍問題轉移。

                         

                        商會史或許可以視為社會史和經濟史融合發展的領域。數十年來,商會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研究的地域不僅涵蓋了上海、蘇州、天津等城市的商會,還覆蓋了內地中小城市商會及海外商會。[36]學者們對商會的起源和性質,商會對于資產階級形成、早期現代化開展的作用,商會與近代國家政權等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章開沅指出,清末商會的誕生“不是簡單地套用西方模式,也不是出于清朝皇帝偶發善心的恩賜,而是資本主義初步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增長的結果,它的出現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37]關于商會是官方機構,還是半官方機構,或是工商業者自己組織的民間團體,學者之間存在一定分歧。有一種觀點認為,清末商會是帶有一點“官督”色彩的商辦民間團體,是一種商辦的法人社團。在商會成立之后,資產階級才真正有了為本階級利益說話、辦事的統一機構。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對商會組織結構、功能,商會與資產階級成長以及商會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作用作了研究。馬敏認為,以商會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官方之外的“在野市政權力網絡”,這是一種潛在的、正在形成中的、職能并不完善的“地方性民間自治社會”。[38]張俊義有關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的研究,從一個特例中探討了商人團體在尋求發揮政治作用的過程中與孫中山政府的沖突,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見解,明確指出該事變并非由英國所策動。[39]

                         

                        三、感想與期待

                         

                        歷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70年的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成為學術體制完備、研究隊伍強大、學術成果層出不窮的歷史學重要分支,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景象。如今,中國的近代史研究已經大大縮小了曾經存在的與海外學界的距離,并在若干領域及若干專題形成超越,成為世界范圍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回顧7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筆者有如下深切體會。

                         

                        (一)近代史研究獲益于社會的進步,又推動著社會的發展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進程大致與社會的發展同步,當社會發展遭遇曲折時,學術研究也出現曲折;當社會發展呈現繁榮景象時,學術發展便呈現勃勃生機。社會環境與學術發展的緊密關系,不只是指社會環境的寬松為學術的自由和健康的發展提供了必備的條件,更重要的是指社會發展的需求為學術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題,推動著人們去思考去研究。這是近代史研究得以發展的一個巨大動力。我們看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議題總是與時代存在著呼應關系。在社會注重階級與革命的年代,革命史研究占據著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后,當社會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進入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時代時,人們對于革命與改良的關系、對于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便有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種關注的轉移并不是源于學者的偶發興趣轉移,而是時代的需求。社會需求是學術發展的原動力。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時代影響,另一方面又豐富著時代認識。中國近代史研究若干成果的影響溢出學界,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改變了社會的若干成見,影響著社會認識的變化,促使人們更加準確地認識歷史、認識世界。它對改革開放的國策形成強有力的學術支持。這種影響有的顯現很快,有的則比較緩慢,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逐漸為社會接受,成為社會共識。這樣的情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見。正確地認識與闡釋中國近代史上的若干問題,對于理解中國道路選擇,對于堅持改革開放,產生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二)近代史研究獲益于平等的學術對話

                         

                        不同意見的交流與討論,是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但這種討論與交流必須是平等的、學術的,而不是居高臨下和以勢壓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看到了許多這樣的討論。其中,有關“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的論爭頗具典型意義。當“現代化范式”提出之后,它與“革命化范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交鋒,主要圍繞著中國近代史是“一場革命史”還是“一場現代化史”,應當以“革命包容現代化”還是以“現代化包括革命”而展開,雙方都曾主張以自己的范式來包括對方。隨著討論的展開,在不同范式下進行研究的學者都進行了自我反省,并對原有解釋進行了調整和完善。雙方均放棄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張,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歷史是豐富多彩的,對于歷史的觀察也應該是多視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個范式否定另一個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補充與共存,則更能展現歷史的多重面相。

                         

                        “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討論,對建構更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學科體系作出了貢獻。這一討論對近代史研究的多個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它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單線敘述,豐富了人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對近代史研究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可見,史學的繁榮,并不在于觀念或結論的一統,而恰恰在于學術論爭所呈現出來的科學精神和求實態度的倡行。

                         

                        (三)近代史研究獲益于對外學術交流的拓展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借鑒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社會的開放,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使人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而不是書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觀。人們不再一概以警戒之心看待海外學術,而是以開放的胸懷取其精華。2015年,中國史學會成功主辦了第22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這是百年來這一國際史學盛會第一次在中國舉行,也是第一次在亞洲國家舉行。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外史學交流活動。頻繁的國際學術交流,縮小了中外史學之間的距離,促進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

                         

                        改革開放后,人們積極引進新理論、新方法,以作他山之石。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深入,這種引進擺脫了最初的好奇和簡單套用,日益形成理性的態度,既不一概排斥,也不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有些理論明顯沒有適用性,稍加試驗便被放棄。有些則經歷了爭鳴與完善的過程,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如前述現代化理論的引進,便推動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有關“中國中心觀”的討論也是如此。自1984年美國學者保羅·柯文出版《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尤其是1989年出版該書中文版以后,“‘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幾成口頭禪”。[40]“中國中心觀”一語風行的同時也受到各種批評。劉大年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指出,如果認為“西方主線決定論”和“中國主線決定論”“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進泥坑里,無法自拔”。[41]也有多位學者認為“中國中心觀”通過一種看似超然的歷史連續性把人們習慣上理解的中國近代化過程消解于無形。[42]

                         

                        展望未來,可以預期,近代史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的進展將會進一步推動近代史研究的深化與繁榮:

                         

                        第一、既注重實證研究,又注重理論探討。近代史研究在繁榮發展的同時,出現了“碎片化”的現象,一些研究過于注重細節,而缺少宏觀關懷。對于“碎片化”問題,我們不妨抱持開放的心態。這是因為,任何細節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無數的碎片是構成整體的基礎。在某一學者那里呈現出無意義狀態的碎片,也可以成為其他學者有意義的觀察基礎,成為有意義的原材料。然而,當碎片成為普遍現象時,它也必然會影響史學的發展質量,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史學在本質上具有貫通性要求,要求從整體、貫通看歷史,沒有“史觀”指引,缺少整體關懷,便難以得出框架性的認知,無法把握歷史演進的脈絡。可以預期,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總體指導下,研究者將創建適用對象不同的各種理論,在開放討論中互競,建立史學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中國近代史學,建立宏觀研究和中觀研究、微觀研究相結合的中國近代史學。

                         

                        第二、既注重中國特色,又注重與世界的對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前30年研究中,我們對國外(尤其是西方)史學理論方法多持輕視態度,而改革開放后,有些方面又矯枉過正,出現了主體性缺位的問題。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中國近代史學界的高度重視。“學徒姿態”矯正之后,平等對話隨之展開。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是在世界的發展中展開的,我們既要從世界的發展中觀察中國,也要從世界對中國的觀察中研究中國。中國歷史學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學問,我們應當致力于建立一個既富有中國特色又融入國際學術主流的中國近代史學,并努力消除其中的緊張,使中國學者的研究為世界所接受。一方面,如果我們的研究缺少了中國特色,只是邯鄲學步,那就缺少對話基礎;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研究只是強調“中國特色”,而缺少共同關懷和普遍意義,說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話語,那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對話。我們期待,中國學術將在繁榮開放的總體社會環境中大放異彩。

                         

                        第三、注重不同學科的融合發展。在7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中,已經出現了多學科融合發展的趨勢,前述商會史、社會文化史等皆是不同學科融合發展的產物。這一融合發展的趨勢是學科發展自然產生的要求。新近成立的中國歷史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一趨勢,將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國邊疆史研究所及歷史理論研究所6個研究機構納入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大旗之下,其使命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致中國歷史研究院的賀信中所指出:“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這個融合發展,既包括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融合發展,也包括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研究的融合發展,還包括文獻研究與考古發現的融合發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融合發展,不僅包含著中國近代史學科內部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發展,還包括對中國古代史研究、世界歷史研究視角、方法和成果的借鑒。這樣,中國近代史研究便會展現出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70年來,中國在變,世界在變,中國近代史研究正是在這變局之中發展和繁榮起來。歷經起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如今已經形成了比較穩定、比較成熟的學科體系,達到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不僅體現為科研成果的豐富,更具有長遠意義的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已經形成了一支高素質的研究隊伍,他們活躍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各領域,分布于各年齡層次。他們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精神,具備了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善于以平等的態度來進行學術對話。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將獲得持續發展的堅實基礎。世界還在變,但我們相信,中國近代史研究會繼續發展和繁榮下去。

                         

                        注釋:

                         

                        ※感謝我的同事崔志海、高士華、黃道炫、李長莉、李細珠、劉萍、羅敏、徐秀麗、張俊義、趙慶云、鄭大華、周祖文等提供的各學科發展報告。本文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綜合發展報告,有限的篇幅不足以容納各學科的學術成就,只能擇其一二,有選擇地勾畫近代史研究的總體發展趨勢,難免有遺珠之憾。

                         

                        [1] 胡繩的文章發表于《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相關討論參見王也揚、趙慶云編著《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章“中共建政與近代史理論范式的確立”;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四章“制造新的正統:195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科化”。

                         

                        [2] 莊建平:《50年來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工作情況簡介》(19633月),近代史所檔案:《南京史料整理處》,轉引自趙慶云《南京史料整理處與“現代史”研究》,未刊稿。

                         

                        [4] 王也揚、趙慶云編著:《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第123124頁。

                         

                        [5] 李新:《我們是怎樣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史學月刊》1982年第4期,第27頁。

                         

                        [6]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際,這項經幾代人努力的工作最終完成,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史》12卷,《中華民國史人物傳》12卷,《中華民國大事記》12卷。

                         

                        [7] 戴逸:《關于歷史研究中階級斗爭理論問題的幾點看法》,《社會科學研究》1979年第5期。

                         

                        [8] 參見孟祥才《中國農民戰爭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文史哲》1991年第6期;王也揚、趙慶云編著《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第182185頁。

                         

                        [9] 參見黎聲《歷史創造者問題討論概述》,《國內哲學動態》1985年第11期。

                         

                        [10] 有關國內洋務運動史研究,可參見章鳴九、徐泰來的《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夏東元、劉學照的《洋務運動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編輯部:《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17頁),李時岳的《洋務運動研究四十年》(《歷史教學》1991年第5期),姜鐸的《洋務運動研究的回顧》(《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邱志紅的《60余年來國內洋務運動史研究述評》(《蘭州學刊》2014年第12期)等文。

                         

                        [11] 國內義和團史研究可參見崔志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內義和團史研究》(《史學月刊》2014年第9期)和蘇位智、劉天路主編《義和團研究一百年》(齊魯書社2000年版)等論著。

                         

                        [12] 向青:《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政策》,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唐寶林:《重評共產國際指導大革命的路線》,《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姚金果:《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三者之間的組織關系》,《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13] 陳鐵健:《重評〈多余的話〉》,《歷史研究》1979年第3期。

                         

                        [14]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嚴實:《關于西路軍的幾個史實問題的研究》,《黨史研究》1982年第1期;陳鐵鍵:《論西路軍——讀徐向前〈歷史的回顧〉札記》,《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6] 楊天宏:《國民黨與善后會議關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北洋政府和平統一中國的嘗試——善后會議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直奉戰爭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對北洋體系的整合》,《史學月刊》2008年第4期。

                         

                        [17] 連橫《臺灣通史》版本甚多,最早版本為臺灣通史社19201921年版。據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書末所附鄧孔昭撰《連橫與〈臺灣通史〉》一文,此前尚有17種版本。其實,此后仍有出版社不斷翻印。

                         

                        [18]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郭衛東:《轉折——以早期中英關系和〈南京條約〉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

                         

                        [19] 有關國內戊戌變法史研究可參見孔祥吉《建國以來戊戌變法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馬忠文《戊戌變法史研究》(崔志海等《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295頁)等文。

                         

                        [20] 金沖及:《從迅猛興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21] 梁尚賢:《湖南農民運動中“左”的錯誤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2]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23] 張生、袁新國:《實體民主與程序民主的歷史觀照——中共抗日根據地民主實踐透視》,《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陳先初:《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主建政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

                         

                        [24] 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

                         

                        [25] 尚小明:《宋案重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26] 張同新:《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斗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7] 陳紅民:《函電里的人際關系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賈維:《三民主義青年團史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系研究(1931193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28]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29] 王建朗:《北京政府參戰問題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徐國琦:《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和國際化》,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侯中軍《中國外交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30] 侯中軍:《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關于評判標準的討論》,上海書店2012年版。

                         

                        [31] 李育民:《近代中外條約關系芻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劉利民:《不平等條約與中國近代領水主權問題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劉利民:《列強在華租借地特權制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尹新華:《晚清中國與國際公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李傳斌:《條約特權制度下的醫療事業: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研究(1835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斌:《廢約運動與民國政治(1919193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2]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育民:《中國廢約史》,中華書局2005年版;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33]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3年版;《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版;《學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34] 如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馮天瑜的《“封建”論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版),金觀濤、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和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考證與認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便是這些成果的代表者。

                         

                        [35] 侯建新的《農民、市場與社會變遷——冀中11村透視并與英國鄉村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和徐浩的《農民經濟的歷史變遷——中英鄉村社會區域發展比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是近代中英農村社會經濟比較研究的優秀著作。

                         

                        [36] 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朱英:《近代中國商會、行會與商團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版;馬敏、朱英:《辛亥革命時期蘇州商會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宋美云:《近代天津商會》,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馮筱才:《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37] 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73頁。

                         

                        [38] 馬敏、付海晏:《近20年來中國商會史研究(19902009)》,《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9] 張俊義:《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從商人團體角度的探討》,《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0] 羅志田:《發現在中國的歷史——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反思》,《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

                         

                        [41] 劉大年:《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的關系》,《求是》1990年第22期。

                         

                        [42] 夏明方:《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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