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新聞快訊>>最新消息>>正文內容
                        最新消息 【字體:

                        周海建:地域、政派與文化競爭——《清史稿》被禁事件的再審視

                        作者: 文章來源:《四川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4月01日

                        全文下載

                         

                        摘要:對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發生的《清史稿》被禁事件,過去大多傾向于認為,這是國民政府在文化領域對以遺老為代表的舊的政治勢力展開的一次主動出擊。然而,從實際情形來看,《清史稿》被禁只是故宮博物院與國府爭奪清史館書籍歸屬糾紛中的副產品,行政院長譚延闿對查禁該書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比之下,李石曾等國民黨人與清史館趙爾巽的宿怨則居于次要地位。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查禁,從側面反映出北伐完成后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當中既有利益爭奪,又有私人恩怨,實質是一次弱勢的文化專制。

                         

                        關鍵詞:《清史稿》、禁書、國民政府、故宮博物院、李石曾、譚延闿

                         

                        中國歷來有官修史書的傳統,唐代以后,設置專門機構纂修前朝歷史更逐漸成為每個王朝政府的一種定制,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發起的清史纂修,其思想和歷史依據即在于此。[①]然出乎發起者預料的是,北洋時期的清史編纂不僅未竟全功,就連倉猝間刊行的《清史稿》亦為彼時的官方——南京國民政府查禁,未能進入二十四史等所謂正史的行列,反而成為一部爭議極大的問題史書。但就其成為問題的過程來看,《清史稿》被禁所牽涉的又絕非單一的學術問題,甚至還包含了一些個人恩怨。它所反映的政治矛盾,乃至政權鼎革之際的種種不確定性,需要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

                         

                        以既有研究而論,學者們對《清史稿》被禁事件的討論多集中于該書內容上的政治和學術問題[②],并旁及編纂該書的清遺民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立場[③],卻忽視了這些問題在當時之所以會成為問題的深層原因,特別是不同的國民黨人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另外,學者們對《清史稿》被禁事件定性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國民政府對外發布的查禁公告,卻未充分注意到該公告的形成過程,導致過分強調了國民政府與清遺民的矛盾。因此本文嘗試通過國民黨人的視角來重新檢討《清史稿》成為禁書的歷史,這樣或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國民黨人在執政初期的政治文化特點,也可以為研究北伐前后中國的思想學術轉型提供一些特別的面相。

                         

                        一、政權鼎革與《清史稿》刊行

                         

                        《清史稿》被禁盡管發生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但其中包含的一些矛盾卻可以追溯至袁世凱時代。1914年,經袁世凱批準的清史館開館通令發布后,《申報》即刊登電文稱,新黨中人恐該館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將表明袁總統之大權非于革命后由國民公決予之,乃得諸清帝之禪讓云[④]這說明,革命黨人對袁世凱影響下的清史館能否秉筆直書持明顯的懷疑態度,揭示出二者在清末革命史敘述層面的嚴重分歧。此外,清史館長趙爾巽等人公開向清室袒露心曲的一些做法[⑤],更進一步地加深了革命黨人對清史館的不良印象,為后來承襲革命黨衣缽的國民黨人審查并禁錮《清史稿》提供了理由。不過,或因二次革命后轉入被動,革命黨人在北京政變以前并未與清史館產生直接沖突。期間,易培基發表的《〈清史例目〉證誤》一文,也僅限于與繆荃孫進行學術商榷的范圍。[⑥]

                         

                        然而,北京政變后黃郛攝政內閣針對遜清皇室采取的“革命”舉措,卻使得以李石曾為首的一部分北方國民黨人開始與清史館人士發生沖突。經黃郛與李石曾協商,李在溥儀出宮后組織了清室善后委員會,負責清理清室公私財產及一切善后事宜。[⑦]稍后,清帝出宮事件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部分清史館員也卷入其中。他們在明確反對清帝移宮的同時,還試圖聯絡其他支持清室的人士協力挽回局面,共議一面由蒙、藏人力爭,一面由外交團抗議。在清史館擔任總纂的柯劭忞則偕同羅振玉、莊士敦謁見英國公使,尋求外交轉圜。而且,有傳聞稱,擔任館長的趙爾巽亦承東張(作霖)意來為政府任調人”,在清室正式承認修正條件的情況下,可以“議還私產,保歲費”。此說未必屬實,許多遺老也認為這樣做“喪心病狂”,“或傳者故甚其辭耶”。[⑧]但就傳聞中做法的實際效果而言,它對李石曾等人清理清室財產亦有不利,實屬兩不討好,或許這正是該說止于傳言的原因。

                         

                        但北京政變后政局的不確定性,卻加劇了李石曾等國民黨人與遜清皇室支持者間的緊張關系。迫于奉系等軍閥的壓力,黃郛攝閣于192411月下旬解散,以李石曾為首的清室善后委員會隨即失去政府方面的奧援,工作遇到困難。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后,一些清室支持者更利用其親清室的態度煽動輿論,并于善后會議召開之際發行《各省市民維持優待清室條件函稿》,試圖為溥儀善后,列名者包括了王樹枏、馬其昶、吳懷清、郭曾炘等多位清史館員。對此,吳稚暉公開指斥,以遺老自命的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么東西都由那種惡物”,倘王樹枏等人的說法成立,則“‘中華民國’四字簡直不過是一張燈花紙的薄層假面”。[⑨]李石曾等則利用查點清室公私財產的機會,檢舉清室密謀復辟的文件,并乘機向京師檢察廳提起訴訟,但卻被該廳駁回,間接加深了他們對所謂遺老的怨念。

                         

                        此外,李石曾等還因故宮博物院的管理權問題與趙爾巽為首的清史館形成了直接利益沖突。19263月,李石曾、易培基等人因涉嫌通共鼓動導致·一八慘案被段祺瑞政府通緝,不得不避居使館區。之后,由他們組織創辦的故宮博物院即受到遺老沖擊。[⑩]7月,杜錫珪內閣改組清室善后委員會,李石曾等國民黨人均被除名,稍后成立的故宮保管委員會也由趙爾巽出任委員長。這項任命顯非正常的人事更迭,時在故宮任事并與李石曾保持聯絡的吳瀛即認為,趙爾巽就任該委員長意在乘機以報故主其目的在為清室中人謀相當利益,此固無可諱言[11]這使得李石曾等發起的故宮博物院事業就此中斷,并成為他們日后接收清史館的一種口實。

                         

                        不過,對趙爾巽而言,政治局勢的發展卻不容樂觀,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后的迅猛態勢更給他造成了一定壓力。故8月份《盛京時報》即傳出消息稱,清史業已完全脫稿,亟待付梓[12]奭良則回憶稱,192610月間,趙爾巽曾有修正紀傳志表的舉措,并要求兩月一交課,二年而視成,但較之前事少嚴少密[13]由此推知,《盛京時報》的消息雖不確,但清史館的工作已較從前更為緊張。到19274月,趙爾巽又向袁金鎧征詢清史的善后意見,袁則提出先以史稿付印,公布其有不合處,任人指摘,再加以修正的辦法,這樣既不致有毀稿之禍,又得輿論之公,是未脫稿而脫稿矣”,為趙氏所采納。此后清史館的工作開始照此進行。[14]5月初,趙爾巽患病,乃責成袁金鎧總理清史稿發刊事宜。是月底,袁金鎧入館,并擬訂發刊計劃書十條[15]清史稿的刊印遂提上史館日程。

                         

                        孰料刊行“清史稿”的做法在館內即引起爭議。總纂夏孫桐寫信給趙爾巽,明確表示反對。[16]他還向袁金鎧提出,俟館長病間,面請收回成命[17]然而因趙爾巽之后病篤,此舉并未奏效。迨館中討論清史善后事宜時,袁金鎧則再次拒絕了夏孫桐史稿如欲完全,應再修正三年的提議,堅持先刊清史稿,并表示刊稿是一事,修正又是一事,若時局有利,俟史稿印完即可從事修正;如太過苛求,恐清史無出稿之一日,而事變迭出,不堪思議矣[18]厥后經趙爾巽臨終前向張作霖建議,柯劭忞接任清史館長,袁金鎧則得以專任發刊事宜[19],“刊稿”之舉于是定讞。

                         

                        揆諸趙爾巽臨終安排的私衷,或有其調和纂修與發刊進度的考量,但館中實際運作卻事與愿違。首先,袁金鎧的學術聲望在館中難以孚眾,之后援引金梁擔任史稿校勘更使得館中人事愈發微妙。[20]其次,袁、金與奉張關系密切[21],在館內纂修諸老看來,雖名列總理校刊發行,位居最末,然暗中操縱實為奉張之代表[22]他們對此心懷不滿,卻又不敢得罪。再次,發刊從速激化了袁金鎧與纂修者之間的矛盾。迫于時局壓力,袁金鎧在刊稿過程中又將原定一年竣事的發刊計劃縮短為十個月,致使史稿隨修隨刻,幾乎不復有整理之暇[23]他甚至對交稿事發激烈語”,以致自己都覺得“此等冒險之舉易于奏功亦易于誤會,淮陰背水陣法亦萬不得已之舉也”。[24]這些情況引起纂修諸老的極大不滿,激化了館內矛盾,柯劭忞不閱史稿即付金手”[25],夏孫桐則以時間緊蹙為由將審訂光宣朝列傳的工作推出,許多工作更是無人接手,最后基本由金梁蕆事。至11月,《清史稿》上部五十冊刊印完畢,由袁金鎧運往奉天,四百份售予三省[26]其后受北伐戰事影響,紫禁城監閉,金梁遂將《清史稿》下半部的整理校刻由紫禁城內的清史館轉移到私人寓所,在修改一些內容的同時,還增加了張勛和康有為等人的傳記。[27]

                         

                        在上述緊張的環境下,刊出的書稿實際上已經超出纂修者的掌控范圍,這應是造成《清史稿》諸多學術問題的重要原因。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發刊清史稿所導致的史館內部矛盾并沒有隨著史稿的刊刻完成而告終,且間接影響到《清史稿》的被禁,以往研究對此則重視不夠。特別是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后,金梁等仍將經其改動過的《清史稿》運往東北這一化外之地進行傳播,難免會引起纂修者的排斥,進而吸引了國民黨人對《清史稿》的注意。

                         

                        二、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的審查

                         

                        從李石曾等人的視角來看,他們在北伐后接收清史館的主要目的不是《清史稿》。易培基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長后甚至沒有如期北上,而是委托沈兼士、馬衡等人幫同辦理故宮的接收事宜,并電請吳瀛接收清史館,“以其為故宮一部分也”。[28]在此過程中,曾供職清史館的朱師轍首先發現了《清史稿》的問題。據其回憶,他在受故宮博物院委托擔任清史館臨時圖書點查員期間,發現《清史稿》中自己編寫的藝文志部分已被刪改,與柯劭忞等以前的館內同事調閱全書后,他們又發現書中所載清史館職名混亂,金梁除自題為校刻總閱外,還增加了張勛、康有為等傳。為避免帶來政治麻煩,朱師轍即與柯劭忞等人商議,抽去金梁撰寫的校刻記和敏感傳記,并由他負責重印,以示與金梁運往關外的版本相區別。[29]《清史稿》因此出現了關內關外兩種版本。

                         

                        對朱師轍等清史館員來說,《清史稿》的刊行此時已牽涉到他們與金梁的名利之爭。夏孫桐即致函中途離館的張爾田,請其利用在北大授課的機會介紹清史館的始終情形,以免發生訛傳。[30]而張爾田對新出筆記中夸大金梁修史功勞的說法也明顯不滿,稱將在大學演講中詳告諸生,無使金一人居功,而我輩代為分謗也[31]另外,因《清史稿》未采用其纂修的后妃傳,張還請吳宓代為籌劃,刊印他撰寫的《后妃傳》單行本。[32]朱師轍則修訂了他負責的藝文志部分,并用清史藝文志的名義刊行,以示與《清史稿》立異。

                         

                        由于朱師轍等人的介入,故宮博物院開始注意到《清史稿》的價值。根據朱師轍的說法,他曾向馬衡等故宮接收委員建議,將清史館內所存《清史稿》下半部發給此前已付款的預購者,但吳瀛表示“恐與民國有抵觸,當請示政府”,馬衡等“遂不敢決,議暫緩發交”。[33]稍后,故宮方面就傳出消息稱,《清史稿》系清孽趙爾巽等主編,甚多違背事實之記載,該院要對其進行審查。19281124日,馬衡、吳瀛等即邀請朱希祖、陳垣等文史學者到故宮召開審查會議,到會者還包括李宗侗、張繼等黨派色彩鮮明的人士。會議討論后認為,清史內容,劣點極多,違背修史主旨,其掛一漏萬之處,不勝枚舉,如復辟等等重要事件,概未記載”,決定由各審查員負責審查,并推選朱希祖主任其事,“限定三月后審查完竣,再行呈報中央云”。[34]關于《清史稿》的紛爭從此開始由學術層面的分歧轉向政治文化的交鋒。

                         

                        按照朱希祖的記錄,故宮會議對《清史稿》的審查工作做了具體分工。其中,葉翰負責光緒、宣統兩朝本紀、列傳及藝術傳;錢玄同負責太祖、太宗、世祖本紀和儒林傳;馬裕藻負責圣祖、世宗、高宗本紀和文苑傳;李宗侗負責本紀和表;吳瀛、周作人負責列傳;袁同禮負責邦交志;劉復負責樂志;朱希祖總閱全部。而且,會議還制訂出審查的“重要條例”和一般條例。[35]然就其內容而言,重要條例大多與革命黨人的特定歷史記憶相關,并非單純的學術問題,它們牽涉到清末以來革命黨人反滿宣傳的觀念之爭,關乎清季革命的合法性,明顯反映出組織審查者的政治意圖。

                         

                        但實際的審查工作并未嚴格遵循所謂的審查條例,執行效率方面也頗顯拖沓。首先,朱希祖對故宮博物院委員會某委員“不滿于稿中書法敘論對于革命黨有不敬之辭,欲扣留不準發行”的做法即不以為然,堅持審查應以學術立場為主,“惟略事審查其不妥及重要遺漏之處”。[36]其次,故宮博物院對審查工作缺乏有力配合,11月的審查準備會議結束一個多月后,朱希祖等人仍未收到用作審查的《清史稿》。朱遂于19291至團城見齊彥衡,請其速送《清史稿》至各審查員處[37]但即便如此,周作人到66日才收到故宮博物院送交的審查用書[38],此時已超出故宮方面最初制定的審查期限,由此亦可推知組織者對審查一事的敷衍態度。再者,朱希祖等人的審查工作基本屬于兼差,難以保證固定的工作時間,有時還向其學生假以援手。[39]在朱希祖看來,審查工作校勘既不精,脫誤無從校補,披覽數月,時作時輟,雖略有所得,而分任各家尚未交稿,且實際交稿者不過三四人,亦僅能審一小部分,故所得必不能滿眾望。最后,只能將書法敘論之謬戾、重大事實之遺漏及錯誤分為三部,各舉大凡,略舉類例,作為報告書,聊以塞責[40]

                         

                        另外,朱希祖等實行的“審查”實際上更加側重于他們各自的學術興趣。朱希祖即因與學生共同研究鴉片戰爭史而特別留意《清史稿》中與鴉片戰爭相關的內容。因故宮博物院催繳審查稿件,朱氏還邀請了陳寅恪等參與。[41]但陳也未考慮所謂的重要條例,仍是從學術的角度審核《清史稿》,且反映出他的研究興趣。[42]周作人在8月初提交審查報告時則說,其所擔任的列傳一部分無甚悖謬之處”[43],可能也是就其學術層面而言。這樣的結果顯然不能滿足審查發起者的意愿,加之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對朱希祖主任其事存有不同看法,故朱等人雖頗有糾誤數百條,屢催開會報告”,“故宮博物院竟置之不理”,致使他們的審查終“無形消滅”。[44]

                         

                        這種情形對故宮博物院而言是不利的。社會上,特別是已向清史館預付購書款的讀者,對該院的審查之舉更明顯表示不滿。有署名“空山”者即向天津《大公報》投書,公開質疑故宮博物院審查的合理性。他認為,《清史稿》“定名曰‘清史稿’,而不曰清史者,本有待于他人或后人補苴刪訂。雖個中人亦傷其谫陋,然宮﹝官﹞修書除則例會要等等,無所謂優劣外,余率茍且草率。自宋金遼三史以下,在所不免,故《清史稿》之不能正式列入正史,幾于人人皆知。固不待專家為之品定而后卜也”。既然清史館以發售預約,“自當一律銷售,以正于多士,庶足以慰求購者期望之殷”。況且,金梁攜去遼寧的數百部“已為書估高其價值,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預定者,亦大都據理爭到,獨國內一般化冤錢而呼告無門者,至今尚未得夢見金﹝全﹞書。事理之不可解,實無過于此”。[45]

                         

                        空山所言《清史稿》“居奇出售”確系實情,這也進一步激化了求書者與故宮方面的矛盾。據時居廣東的汪兆鏞寫給張元濟的信中描述,他在1929年想要購買《清史稿》時,該書價格已經由發行時的一百元漲到一百七十元。8月底,汪氏請托為其代購該書的上海友人又告訴他書價飛漲,距原訂一百七十元數目所差甚遠未便代購。無奈之下,汪兆鏞遂向張元濟求援,并囑托如在貳百元之內逕運到粵請即代定,以速為妙,恐遲更加昂貴,且不易得。如在貳百外,則棉﹝綿﹞力只可罷議[46]然而,張元濟99日回復他說,據奉天分館的消息,《清史稿》書價已經漲到二百五十元,且“尚系兩月以前之價”,并稱“此書全在東省政界要人手中,貪得無厭,故居奇竟逾常格,殊可憎也”。[47]盡管如此,汪兆鏞仍嘗試與廣東省圖書館的友人協商,或可籌款購買,并且和張元濟改由電覆訂定,以免遷延時日導致書價再漲。103日,汪兆鏞接商務沈陽分館來電,書價連郵費共貳百柒拾元,旋于4日覆電照買。[48]此時,《清史稿》的售價已經較最初訂價騰躍近三倍。[49]

                         

                        需要指出的是,故宮博物院此時對《清史稿》的審查盡管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意圖,但卻不具備對圖書進行政治審查的基本權力。因而,院方借審查之名禁錮《清史稿》發行的做法顯然缺乏法理依據。這樣,在國民政府意外介入后,即引發了代表“地方”的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爭奪《清史稿》歸屬權的風波。

                         

                        三、遷書風波

                         

                        起初,國民政府并未注意到《清史稿》的問題。192910月,因川邊地方代表劉贊廷上書國民政府,請求啟封發售故宮博物院封存的《清史稿》,以清還趙爾巽為該書刊印而籌墊的款項,《清史稿》開始進入國民政府的視野。11月,在劉贊廷的請求提交到國府第49次國務會議討論時,戴季陶以聽聞《清史稿》內容多有不妥為由,提議將該書及清史館所存書籍移送南京審查,經胡漢民支持后,會議決議將包括《清史稿》在內的所有清史館書籍悉數運往南京。[50]29日,國民政府正式訓令故宮博物院,并派文官處彭晟等人前往北平接收。[51]獲悉此訊后,劉贊廷又致函文官長古應芬,稱除清史館外,《清史稿》的承印局和經手人手中也有“握未交出者,以致函冊零亂多寡不省”,故宮博物院對此則“無所稽考”,若無“熟習人與之接頭,難免館眾同經手人遺漏隱匿”,故請求與古應芬或彭晟一晤,說明詳情,避免“對政府方面獲出言不實之愆,于趙故館長方面受為謀不忠之咎”。[52]

                         

                        不難看出,劉贊廷的舉動實出于為趙爾巽家屬爭取利益的目的,而以他對《清史稿》存貯情形的了解程度來看,其背后可能有趙氏家屬的支持。但他不清楚的是,此時清史館館藏已經成為李石曾等人整頓故宮文化事業的重要一環[53],國民政府接收清史館檔案和書籍的做法,無疑會打亂他們的計劃,因而必定無法順利推行。

                         

                        接到國民政府的訓令后[54],故宮方面即采取緊急措施,試圖挽回局面。122日,李石曾致電國府主席蔣介石,稱故宮博物院正在對清史館中的書籍進行整理,且書籍多系史料,希望能將之暫存故宮。[55]4日,張繼密電文官長古應芬,指出故宮博物院業已接收清史館所存書籍,以備編輯清史長編之用,請國府暫緩遷移相關書籍,而《清史稿》的問題則請古氏與易培基接洽。[56]但他們的請求被文官處拒絕。[57]此時,負責接收的彭晟等人也抵達北平,并于5日向故宮博物院投遞公文,商洽接收事宜。或基于劉贊廷的提醒,文書局長楊熙績特別指示彭晟等人“向各友人處分別調查舊清史館事件”。[58]這也反映出國府對故宮方面的不信任。

                         

                        故宮博物院則堅持斡旋。他們一面以易培基“復電云現正召集理事會商議移書宮外手續”等為由,對彭晟等人的接收百般拖延[59];一面又由易培基與古應芬親自交涉,稱清史館書籍已經分配到故宮各館,將共組一清史長編籌備會此時全書提京,不僅手續繁重,且前功盡棄。作為讓步,易提出,可以先將《清史稿》百部及重復書籍先行運京,其他各書則等清史長編告成后再行移京。[60]

                         

                        于是,古應芬只好在13日將接收事宜提交給國府會議裁決。然而胡漢民在國務會議討論時卻提出,若等故宮博物院的清史長編委員會籌備成功,不知要到什么時候,堅持要把《清史稿》等移往南京方為妥當。譚延闿則從中緩頰,稱《清史稿》我曾看過一次,內容很不好,比二十四史惡劣得多了,但大約東三省也取去百部是否待軍事平定之后再說,并再次提及趙爾巽家屬請求歸還籌墊款項的事宜。胡漢民則表示,趙爾巽等人編出的《清史稿》既不佳,本應予以拿辦,他還要錢嗎?教育部對于這種請求,應該嚴重的批駁他才是。古應芬也重申,現存清史館的書籍,非運來不可”。譚延闿遂提議,照前次決議案再次發電給故宮方面,“至將來是否要續修清史,由政府決定”。胡漢民亦指出,故宮博物院“不過籌備編修而已,并無什關系”。[61]最后會議議決,仍照此前決議案辦理。

                         

                        但國府的命令發出后,故宮方面仍未對接收一事做出積極回應。彭晟在16日與故宮博物院各副館長、秘書長等會商接收事宜時依然被告知,其事須召集會議公同討論,再定辦法[62]而在同一天,該院院長易培基則呈文國民政府行政院,稱審查《清史稿》計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體例不合,簡陋,錯誤等共十有九項,且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無非錯誤、忽略,及體例不合等項如此文章體例之官書,已難頒行全國況以民國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諸罪狀。所以他建議行政院永久封存《清史稿》,禁止其發行,并準許故宮博物院編輯清代通鑒長編,“一俟編成,再行呈請國民政府,就其稿本再開史館,重修清史,一舉而數善備矣”。[63]

                         

                        對于易氏的上述呈文,以往的研究多注意到其對《清史稿》內容和價值的否定,并將其視為國民政府的官方行為。但該呈文背后其實另有玄機。朱希祖事后即曾對張元濟說:《清史稿》事頗多內幕,“其始因館員索欠薪須售史稿以償,故借審查之名以相拒,其實審查不過托辭耳”,“其后因趙爾巽家上呈國府催售《清史稿》,償還趙氏印刷費二萬元,于是故宮博物院秘書長李宗侗以‘反革命’三字禁止《清史稿》之發行,報上發表之審查報告十余條,即復呈國府之文,皆系李君一人所為,希祖等實未預聞”。[64]李宗侗后來亦承認,該呈文確系他的手筆,并指出坊間所傳譚延闿因“不為其父譚總督(鐘麟)立傳”而提案查禁《清史稿》的說法實不可信,因譚“未向人言之,而故宮同人亦未聞也,與此提案絕無關連則可知矣”。[65]

                         

                        不過,李宗侗的看法卻不準確。按,譚延闿曾在其日記中記曰:“翻《清史稿》,乃無先公傳而有貽藹人,始知藹人丙寅已逝,可哀。余皆請托情面濫廁者,如張振卿之類,可嘆,宜易寅村(易培基字寅村)之青﹝請﹞禁不雋出也”。[66]易于此時向行政院呈文請禁《清史稿》,譚(時任行政院長)應難脫干系。另外,譚延闿的反應也能佐證這一點。因為就在易呈文的次日(17日),行政院即議決永遠禁止發行《清史稿》。且譚氏稍后(20日)還密呈蔣介石,稱《清史稿》立詞悖謬,反對黨國,理應禁止發行,但應準許故宮博物院編輯清代通鑒長編,以備重修清史之用。至于國府的接收事宜,則只需將《清史稿》和清史館中重復藏書運京即可。[67]明顯表現出對故宮博物院的袒護。

                         

                        易培基呈文的當天,李石曾也再度致電蔣介石,請其調解國府接收之事。李在電中亟言,故宮博物院得蔣以經濟援助后,“近已一改舊觀,眾深欽感。弟等亦正計劃種種改善辦法,期副盛意”,但“滿清及北洋余孽時欲乘機破壞,其余孽趙爾巽等,前曾一再與博物院為敵,而近又有劉廷贊﹝贊廷﹞,藉發行清史為名,呈請國府獎勵,趙逆此中真像,至為復雜,故國府對于劉呈,斷章取義,容納其意,派員來平接收”。他希望蔣能公告國府將此事暫緩執行,等其與張繼到京面呈后再行處理。[68]蔣則私下回應李稱,關于故宮博物院諸事請待大駕來京面商,至趙爾巽國府必不獎勵也”。[69]

                         

                        迄至此時,易、李等人的努力似已收到成效。但27日召開的國民政府會議卻再次否定了將清史館資料保留在故宮博物院的做法,其討論的戲劇性則可從當時會議的速記錄中窺見一斑:

                         

                        古文官長應芬:前天張委員(繼)來電,說李委員(石曾)已赴太原,不日即將來京,此案待李委員來到再商量決定。

                         

                        主席(蔣介石):那就等他們來再商量。

                         

                        戴委員傳賢:此案關系清史,還以運至南京為宜,不必拖下去,愈快愈好。

                         

                        楊局長熙績:原印部數很多,現在市面上還有出售的。

                         

                        主席(蔣介石):那派人去搬運好了。

                         

                        楊局長熙績:已派人去了。

                         

                        主席(蔣介石):誰去的?

                         

                        楊局長熙績:文書局科長彭晟去的。張委員來電說主席已允許不搬。

                         

                        主席(蔣介石):搬來不要緊。

                         

                        楊局長熙績:搬不動。

                         

                        孫委員科:這要找易部長(指易培基,時為農林部長)來商量才行。

                         

                        戴委員傳賢:此事可即責成易部長,就是搬到南京,也還給他們辦。

                         

                        主席(蔣介石):那就限易部長于一月內搬到南京,毋得延宕。[70]

                         

                        由上述速記錄可知,蔣介石在如何處理清史問題上并無主見,所以當戴季陶堅持將清史館書籍運京時,他便放棄了支持李石曾的立場。而從戴季陶的發言來看,他似乎無意阻礙李石曾等人的清史事業,但其“搬到南京,也還給他們辦”的主張卻未寫入會議決議,實際上等同空頭支票。李石曾等對此更不知情。因此,故宮博物院與國府的矛盾仍然存在。

                         

                        四、《清史稿》的禁售

                         

                        就在故宮博物院與國府陷入僵局時,吳稚暉的介入使問題出現了轉機。通過李石曾得悉清史事后[71],吳氏于1222日致函胡漢民與古應芬,請他們向國府會議轉達他的意見,暫緩收繳,使故宮方面克成(清史)長編之大望。吳還在信中勸慰是年春季曾欲以清史垂諉他的胡、古二人,編修清史最好莫如待恩怨稍泯之時期此時與開國史等相同,皆止應廣集材料,但清史資料舊清清史館止有十分之三四,其十分之六七皆藏清宮,而讓故宮博物院結合該院收沒的清宮資料,再以清史舊館之半附益之,必可成詳盡之長編,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他并特別指出,“若云以我國民政府附設一至不急之先代史局,襲封建之規模,甚而至于調劑閑散,如從前齒及不肖,則駢枝貽笑”;故宮同人則“均學界清閑好學材識尚富之人,以此相屬,又不需款”,實為一舉兩得的辦法。[72]

                         

                        吳稚暉的信中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即在故宮博物院掌握大量清宮史料的情況下,胡漢民等即使取得清史館的資料,亦很難獨立推行他們的清史計劃。這不僅暗示了當時國府對故宮博物院的控制限度,也反映出李石曾等對清史事業的經營深度。事實上,故宮博物院在草創時期就已經有編輯《清通鑒長編》及《清通鑒紀事本末》的計劃,“以與清史相輔而行,用垂不朽”。[73]1926年,陳垣還與時任內閣總理的許世英協商,將袁世凱時代遷出紫禁城的軍機處檔案及楊守敬觀海堂藏書移交給故宮博物院。[74]此時面對唾手可得的清史館資料及其背后的可觀利益,該院更不會輕易讓與他人。

                         

                        吳稚暉的書信寄出后,李石曾等又對他們的清史長編計劃做了進一步統籌。193017日,吳、李等人出席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時,即就編纂清史長編事宜進行了討論。針對張繼提出的國府派員索取清史館之書籍,如一方面在京編纂清史,而我等在此從事編輯存在的沖突,吳稚暉表示,清史長編必須用多人工作,始能分配,且清史館之材料亦不敷用,建議視政府之意思如何,并示以藏書目錄,由他與李石曾共同赴京,同時進言,則必可以通融辦到。李石曾也認為,要保留清史館資料決非函電往來所能成功者,但清史長編最好能與故宮博物院合作,且合作之事,亦不僅限于此”[75],極言故宮博物院對清史事業的重要性。

                         

                        李宗侗則在會上提出了編輯清史長編的基本步驟。即:首先,“用舊有之實錄與起居注等,核對一次,即可為第一稿”;其次,“用各種檔案,校對第一次稿本,無者增之,略者繁之,誤者修改之,即成二次稿本”;最后,“再以私家著述,校對一次,是否相合,如此即大致就緒矣”。因“故宮博物院所存實錄,共有四份,至少有一份完全者,起居注大半亦在故宮。各種材料書籍多數均在故宮”[76],李的言外之意,無異于再次強調故宮對編輯清史長編的主導權。

                         

                        恰在會議當天,國府方面飭電彭晟等人,通知了吳稚暉的函件內容,并令他們暫停接收工作,等候第58次國務會議的討論結果。可以推測,此時國府內部已因吳的去信而對接收問題形成了新的看法。于10日召開的國務會議證實了這一點。孫科即在會上提出,吳先生既來信說的很詳細,那可暫緩。胡漢民則提議或將《清史稿》及重復書籍先行運京,并據此達成了會議決議。[77]這等于變相承認了故宮博物院此前的要求。

                         

                        上述決議下達后,彭晟等人的接收也轉趨順利。據天津《大公報》報道,故宮博物院奉到國府及院長易培基的電文后,即于14日開會討論點交《清史稿》及清史館重復書籍的手續,以便著手點交[78]17日上午,國府代表彭晟、魏贊秋、楊立生、陳筱云等赴故宮博物院協商接收手續,該院旋即應允于18日起開始點交。此后,彭晟等約定每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為辦事時間,即將《清史稿》先行點收[79]27日,彭晟等人的點收工作基本完成,8日起開始督飭移書宮外和將書裝箱等事,國府與故宮博物院對于清史館藏書的爭奪就此結束。

                         

                        不過,作為“官方”的國民政府與《清史稿》預購者的矛盾卻并未解決。在彭晟等人辦理接收期間,河北省玉田縣教育局等機構聽聞教育部曾向國府請示《清史稿》處理意見[80],誤以為清史館的書籍等為該部完全接收,現當擬議處理之際,于是通過河北教育廳長沈尹默呈文教育部,請其補發該局自清史館訂購的《清史稿》下半部。董振洲、金珮鶴等也代表東北四省的訂購者向教育部呈文,請求補發。董、金等人在呈文中指出:

                         

                        遼寧省各圖書館曾由北平運稿數百部,漁利出售,該稿雖未遍全國,已有多數流落民間,倘如禁止出售,缺者自缺,而流傳者仍自流傳。再訂購者均將錢交足,如僅獲半數,殊不平允。況我國史乘向有新舊并存之例,如新唐舊唐、新五代舊五代等類,是者見是,拒者見拒,又何必禁止。鈞部必欲禁止,應得將該館前收之錢,如數發還,并飭遼寧省政府收全部出售之《清史稿》,如數追回,能由鈞部銷毀,方足平已訂購未收全書者之心,而免偏枯。[81]

                         

                        這些言論看似頗有道理,但教育部實際上卻很難辦到。這就使得國府要員們不得不再次開會討論《清史稿》的處理問題。

                         

                        鑒于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的統治能力,國府要員們在《清史稿》問題上實已面臨著一種執法者困境。國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在第63次國務會議討論時就指出,金珮鶴等人的來呈很有理由,以至于現在政府補發固不當,不發也不妥。對于胡漢民提出的禁售辦法,楊氏也懷疑在東三省未必能辦到。譚延闿則認為,如果要禁售,可能會出現前半部的銷毀問題。楊熙績也擔心,要收回訂購者手中的前半部,國府還要面對一筆資金問題。胡漢民卻表示,可以通令各省不管前半部后半部,通令禁售就是”[82],刻意忽略了《清史稿》在遼寧出售漁利的事實。219日,國民政府訓令行政院,通令禁售《清史稿》,轉飭所屬遵照辦理。[83]《清史稿》正式成為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一部禁書

                         

                        就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而言,國民政府通令禁售《清史稿》的做法頗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其禁令非但沒有禁錮《清史稿》在國內的流通,而且還助長了民間私印盜刻《清史稿》的行為。更有甚者,該書的“關外本”大量流入日本,助益了日本學者的中國學研究,中國學者反而因禁令限制,無法自由利用該書,刺激了他們強烈呼吁官方解禁《清史稿》,從而又引起了新的風波。[84]

                         

                        結語

                         

                        王汎森先生曾據傅振倫的看法提出,國民政府檢校《清史稿》的提議人雖是故宮博物院長,但其背后促動者或可能是北伐后到清華擔任校長的羅家倫,“其提議檢校《清史稿》,代表‘國家建構’過程中中央對歷史詮釋權的掌握”。[85]然而揆諸《清史稿》被禁的過程可知,造成該書被禁的主要因素實在于李石曾等掌握的故宮博物院,譚延闿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中既有利益爭奪,又有私人恩怨。至于國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反而相對弱化[86],對清史館書籍的爭奪更是以頗具地方(相對國府而言)色彩的故宮博物院的實際獲利而告終,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中央”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對歷史詮釋權的掌握。

                         

                        反觀故宮博物院組織的《清史稿》審查以及清史長編計劃,中間雖帶有為國民黨人爭奪歷史詮釋權的性質,但其主要目的仍在于維護該院的既得利益。[87]也正因為如此,才會造成故宮博物院與國府及《清史稿》預購者之間的種種齟齬。而從故宮博物院對清史長編的討論來看,組織者對清史的認知未必就比《清史稿》的編纂者高明。吳稚暉即謂,恐清史(長編)修完后,實錄以及起居注等即將銷毀。其實此種材料甚好,頗有互抄之必要,應存而留之”[88],基本還是延續了以往的官史思維。這也提醒我們,清季以降梁啟超等提倡的不以朝代立場為轉移的史學革命,或不像一些宣傳中所說的那樣深入。

                         

                        就國民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做法而言,其目的誠然是希望通過官方的權威來實現對該書的控制,但其實際效果卻不理想,反映出這一時期的國民政府在文化控制方面的弱勢。另一方面,其查禁過程中所呈現的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亦相當耐人尋味。如前所述,國民黨元老譚延闿和李石曾對《清史稿》均存有不滿,易培基更與譚、李兩方都有聯絡[89],但李在故宮的親信李宗侗卻不了解譚曾提案查禁該書的情況,足見國民黨內派系關系之復雜。其時,二李已將故宮博物院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不容其他派系染指。然故宮博物院早已成為多種政治力量覬覦的名利場,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清史館書籍引發的“府院”之爭只不過是后來一系列紛爭的預演罷了。[90]

                         

                        (本文在構思和寫作過程中曾先后承清華大學歷史系張勇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汪朝光研究員指導,并承馬忠文、周月峰和四川大學學報匿名評審專家等師長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注釋:

                         

                        [①]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政府公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24冊,第269頁。

                         

                        [②] 相關研究可部分參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前田司:《<清史稿>小考》,早稲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84年,第413-431頁;伏傳偉:《進入民國——清史館的機構與人事》,博士學位論文,中山大學歷史系,2006年;His-yuan Chen(陳熙遠),“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Vol.2 Issue22006),pp.173-204

                         

                        [③] 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李思清:《清史館文人群體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系,2011年;等等。但這些研究多未注意到所謂清遺民與國民黨人的交惡。

                         

                        [④] 《北京電》,《申報》,1914620日,第2版。

                         

                        [⑤]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92頁。

                         

                        [⑥] 易培基的一些觀點正是前述《申報》電文看法的延伸。例如他認為,革命黨人是清與民國交替的一大統因宜為黨籍列傳,但繆荃孫所編《清史例目》卻沒有這一條目,在他看來正是史例攸忽,本有成心。參見易培基:《清史例目證誤》,《甲寅雜志》1915年第6期,第31-36頁。

                         

                        [⑦] 清室善后委員會的組織與驅逐溥儀出宮有著密切關聯。與李石曾交厚的蕭瑜曾回憶說,攝政內閣成立后,黃郛曾親往李石曾寓所勸駕,請其出面做事,第二事(第一事為請李推薦一位教育總長)就是請李作一社會事業。而與政府通力合作,發生聯系。石老即提出溥儀出宮而以宮殿及其所藏組織故宮博物院。黃揆力贊,并許以政府之力,全力相助。參見蕭瑜:《李石老與溥儀出宮——李石曾先生傳記之九》,收入朱傳譽編:《李石曾傳記資料》第3冊,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25頁。

                         

                        [⑧] 金梁:《遇變日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959799105頁。

                         

                        [⑨] 吳稚暉:《危哉溥儀先生》,轉引自吳景洲:《故宮五年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41-48頁。

                         

                        [⑩] 單士元:《故宮札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58頁。

                         

                        [11] 吳景洲:《故宮五年記》,第676871頁。

                         

                        [12] 《清史已完全脫稿》,《盛京時報》,1926821日,第2版。

                         

                        [13] 奭良:《清史館館長前東三省總督盛京將軍趙公行狀》,《野棠軒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78頁。

                         

                        [14] 袁金鎧:《傭廬日記語存》卷4,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1941年鉛印本,第23頁。

                         

                        [15] 袁金鎧:《傭廬經過自述》卷2,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1941年鉛印本,第5頁。

                         

                        [16] 《夏孫桐上清史館長論清史稿現尚不宜付刊書》,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39頁。

                         

                        [17] 夏孫桐:《與袁潔珊書》,朱師轍:《清史述聞》,第140頁。

                         

                        [18] 袁金鎧:《傭廬日記語存》卷4,第26頁。

                         

                        [19] 張作霖的訓令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政府公報》第236冊,第191頁。

                         

                        [20] 袁金鎧在清史館開館時就已入選館員,但纂稿期間基本不在館(袁氏初到館在民國三年夏,民國四年辭館職出京),此時到館主要負責清史稿的發刊。他在是年有詩云:歲華荏苒十三載,舊地重來有所思。敗葉留階猶待埽,繁華繞路尚含滋。一朝文獻資初稿,全史輪輿作導師。報德酬知關此舉,躊躇滿志是何時。袁金鎧:《傭廬詩存》卷2,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1941年鉛印本,第16頁。

                         

                        [21] 金毓黻:《袁金鎧別傳》,《吉林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9頁。

                         

                        [22] 王會庵:《清史館遺聞》,北京燕山出版社編:《古都藝海擷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492頁。

                         

                        [23] 金梁:《清史稿校刻記》,《瓜圃叢刊敘錄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藏1935年版,第22頁。

                         

                        [24] 袁金鎧:《傭廬日記語存》卷4,第26頁。

                         

                        [25] 夏孫桐:《與張孟劬書》,《觀所尚齋文存》,臺中:文聽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影印版,第189

                         

                        [26] 袁金鎧:《傭廬經過自述》卷2,第5頁。袁金鎧還對《清史稿》在東三省的保存問題做了妥善安排,見《奉天省長公署為袁潔珊函飭各縣訂購清史事》,民國檔案JC010-01-023007,遼寧省檔案館藏。

                         

                        [27] 張爾田講稿、王鐘翰序錄:《清史稿纂修之經過》,《史學年報》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2頁。

                         

                        [28] 吳景洲:《故宮五年記》,第93頁。事實上,以故宮博物院的建院規模而論,清史館不屬于它的任何部分。易氏此說顯然意在為故宮博物院謀取更多地盤和利益。

                         

                        [29] 朱師轍:《清史述聞》,第60-62頁。

                         

                        [30] 夏孫桐:《與張孟劬書》,《觀所尚齋文存》,第189頁。

                         

                        [31] 張爾田:《復夏閏枝先生書》,收入張爾田講稿、王鐘翰序錄:《清史稿纂修之經過》,《史學年報》1938年第2卷第5期,第529頁。

                         

                        [32] 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4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87100頁。

                         

                        [33] 朱師轍:《清史述聞》,第324頁。

                         

                        [34] 《審查清史 限三月竣事》,《北平日報》,19281126日,第6版。

                         

                        [35] 朱希祖:《審查<清史稿>雜記》,轉引自朱樂川:《朱希祖與故宮博物院》,《紫禁城》2011年第2期,第118-119頁。

                         

                        [36] 《朱希祖致張元濟》(19294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 酈亭詩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26頁。

                         

                        [37] 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16117頁。

                         

                        [38]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中冊,第651頁。

                         

                        [39] 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上,192917日,第119

                         

                        [40] 《朱希祖致張元濟》(1929412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 酈亭詩稿》,第126頁。

                         

                        [41] 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第125-126142-144頁。

                         

                        [42] 《陳寅恪致朱希祖》(1929328日),轉引自朱元曙:《關于清史館及<清史稿>審查委員會二三事》,《萬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3頁。關于陳寅恪此時對藏文化的興趣,可參見陳寅恪:《與妹書》,《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2頁。

                         

                        [43] 《周作人致朱希祖》(192982日),轉引自朱元曙:《關于清史館及<清史稿>審查委員會二三事》,《萬象》2006年第8卷第5期,第94頁。

                         

                        [44] 《朱希祖致張元濟》(19302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 酈亭詩稿》,第129頁。

                         

                        [45] 空山:《清史稿之謎》,《大公報》(天津),1929715日,第4張第13版。

                         

                        [46] 《汪兆鏞致張元濟》(1929829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40頁。

                         

                        [47] 《張元濟致汪兆鏞》(192999日),張元濟:《張元濟全集》第2卷,第140頁。

                         

                        [48] 《汪兆鏞致張元濟》(1929105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6,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13-14頁。

                         

                        [49] 《清史稿》潛在的商業利益亦使得一些商人趨之若鶩,私下翻印、盜刻者不知凡幾。其中有人則直接向袁金鎧提出欲將史稿重印,但為袁所拒。參見袁金鎧:《傭廬日記語存》卷5,第13頁。

                         

                        [50] 《國民政府第四十九次國務會議速記錄》,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速記錄001-046100-0133,臺北國史館藏。

                         

                        [51] 《國民政府訓令北平故宮博物院》,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225頁。

                         

                        [52] 《劉贊廷為提取清史館所存檔案及清史稿事請撥冗延見亦或令彭科長與代表一晤》(19291211日),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1/50046281,臺北國史館藏。

                         

                        [53] 參見馮明珠:《故宮博物院與<清史稿>》,《故宮學術季刊》2005年第23卷第1期,第577頁。

                         

                        [54] 除訓令故宮博物院外,國府方面亦于同一天致函張繼,請其負責與彭晟接洽接收事宜。參見《國民政府文官處箋函張溥泉》(19291129日),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1/50046226,臺北國史館藏。

                         

                        [55] 《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主席》,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26頁。

                         

                        [56] 《中央委員張繼電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26頁。

                         

                        [57] 《國民政府文官處復電北平故宮博物院李煜瀛及張委員繼電》,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27頁。

                         

                        [58] 彭晟:《出差工作日記簿》,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2,臺北國史館

                         

                        [59] 彭晟:《出差工作日記簿》,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2,臺北國史館藏。

                         

                        [60] 《易培基致文官長古應芬函》,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27228頁。

                         

                        [61] 《國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國務會議速記錄》,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速記錄001-046100-0134,臺北國史館藏。

                         

                        [62] 彭晟:《出差工作日記簿》,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2,臺北國史館藏。

                         

                        [63] 易培基:《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呈行政院文》,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28-233頁。

                         

                        [64] 《朱希祖致張元濟》(193027日),朱元曙整理:《朱希祖書信集 酈亭詩稿》,第129頁。

                         

                        [65] 李宗侗:《李宗侗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42頁。

                         

                        [66] 譚延闿:《譚延闿日記》,1929416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檔案館藏。

                         

                        [67] 《行政院密呈國民政府》(19291220日),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1/50046285,臺北國史館藏。

                         

                        [68] 《李石曾致蔣主席電》,《中央日報》(上海),19291219日,第1張第4版。

                         

                        [69] 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29,十九年(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06頁。

                         

                        [70] 《國民政府第五十七次國務會議速記錄》,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速記錄001-046100-0135,臺北國史館藏。

                         

                        [71] 《李石曾致吳稚暉》,吳稚暉檔,稚05955,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

                         

                        [72] 《中央委員吳敬恒致胡漢民古應芬函》,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34-235頁。

                         

                        [73] 陳垣:《故宮博物院致(北洋政府)國務院函》,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5頁。

                         

                        [74] 單士元:《故宮札記》,第159頁。

                         

                        [75] 《在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發言記錄》,《李石曾先生文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80年,第253頁。

                         

                        [76] 《在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發言記錄》,《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頁。

                         

                        [77] 《國民政府第五十八次國務會議速記錄》,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速記錄001-046100-0135,臺北國史館藏。

                         

                        [78] 《大公報》(天津),1930116日,第2張第5版。

                         

                        [79] 彭晟:《出差工作日記簿》,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2,臺北國史館藏。

                         

                        [80] 該消息見《中央社南京二十五日下午十時十分電》,《大公報》(天津),19291127日,第5版。

                         

                        [81] 《行政院呈教育部呈據董振洲等請補發清史下半部一案應如何規定請領辦法請核示》,抄呈一抄呈二,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1/50046301,臺北國史館藏。

                         

                        [82] 《國民政府第六十三次國務會議速記錄》,國民政府檔案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速記錄001-046100-0136,臺北國史館藏。

                         

                        [83] 《國民政府訓令行政院:清史稿嚴禁出售》,許師慎:《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冊,第238頁。

                         

                        [84] 參見周海建:《南京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審查及其社會因應》,《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1期。

                         

                        [85]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沖突》,載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第376頁。

                         

                        [86] 北伐后北平特殊的軍政環境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彭晟等2月中旬起運《清史稿》及重復書籍時,即因軍政形勢的變化受到了北平警備司令別有用意申述保護。見彭晟:《出差工作日記簿》,國民政府檔案清史館史稿書籍接收案001-015020-0002,臺北國史館藏。

                         

                        [87] 故宮博物院事實上已經將其在北伐后接收的清史館視為該院的私產,《清史稿》就曾被該院用作給朱希祖等從事審查工作的酬勞。朱元曙、朱樂川整理:《朱希祖日記》,第143頁。

                         

                        [88] 《在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發言記錄》,《李石曾先生文集》,第254頁。

                         

                        [89] 譚、易同為湘人,時常在政治、學術上互通聲氣。故宮博物院接收清史館后,易培基曾送給譚延闿《清史稿》。見譚延闿:《譚延闿日記》,1929415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檔案館藏。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則是李石曾的侄子。

                         

                        [90] 后來所謂的易培基盜寶案或在此時就已埋下了派系不和的因素。另據牟潤孫回憶,柯劭忞即認為,易培基是書生,不適合做院長。在他看來,或者李(石曾)正是想利用易氏好控制,能聽從他的話,才用他作傀儡。牟潤孫:《談故宮盜寶案》,《海遺叢稿: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0頁。

                         



                        上一篇:中國歷史研究進入新時代 下一篇:王慧穎:《經世報》與戊戌時期浙江維新群體內外關系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