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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穎:《經世報》與戊戌時期浙江維新群體內外關系

                        作者: 文章來源:《史林》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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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經世報》是戊戌時期浙江地區一份鼓吹改革維新的新式刊物。該刊的創設是浙江各方維新士人合力的結果,但各方從一開始就在辦刊動機上存有歧見,且多勉強為之。創刊后不久,《經世報》就因章太炎和宋恕兩位主筆言論多涉敏感政治話題,并與廣東康梁維新派對壘,而遭受內外異議。宋、章兩位主筆的離職,固然使該刊言論轉趨平實,但也削弱了該刊的社會影響力及各方的支持,增加了經費困難,加速了該刊的夭折。《經世報》的興廢與浙江士人與康梁維新派之間的矛盾有關,同時也反映了浙江維新群體內部的各種分歧及政治上的局限。

                         

                        關鍵詞:《經世報》; 戊戌維新; 浙江維新派;

                         

                        《經世報》[①]創辦于1897年,曾有章太炎、宋恕、陳虬、湯壽潛等一批浙江著名維新人士參與其中,是戊戌前夕主張維新的新式刊物之一。該報的興廢過程不但生動地反映了戊戌前期浙江地區的部分維新士人與康梁維新派之間的矛盾與分歧,而且也體現了戊戌時期浙江維新群體內部的思想分歧。本文在廣泛閱讀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就此做一考察和論述,冀以拋磚引玉。[②]

                         

                        一、多方合力與《經世報》的創辦

                         

                        甲午乙未之際,朝野關于“戰”“和”的爭論聲勢浩大,[③]戰后《馬關條約》簽訂,罷和議勢不可為,朝野呼聲遂轉為變通新法與拒和約。進至拒和約也無望后,議論焦點便集中在變法維新上。1896年,繼康有為《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強學報》之設,《時務報》又在上海創辦。該報發行后大受歡迎,數月間銷行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④]于是各地維新人士皆思振作,紛紛然謀學會、謀報館[⑤]杭州《經世報》之設,也是受此辦報風潮的影響。宋恕在《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中述說報館創辦緣起,便稱其受了甲午戰爭之后辦報維新思潮的影響,謂“是役也,為我大清天命紀元以來未有之挫……帝乃憂之,群公亦懼,乃稍稍弛禁,網開言路。士風一變,則爭言舍舊,則爭言自強,則爭言西法善西法善也……”[⑥]

                         

                        該刊早在1896年冬便開始籌備,初擬名為《興庶報》,繼更名為《自強報》,至18978月正式發行時始定名為《經世報》。[⑦]該刊創辦者為浙江紳士童學琦和胡道南,[⑧]二人既是同鄉,又為同科舉人。其中,童學琦的思想比守經義治事之法”[⑨]的胡道南更為激進,是《經世報》的首倡者;[⑩]而胡道南則歷任長興縣學教諭、紹興中西學堂監學、明道女學校校長、中學堂監督、勸學所總董、禁煙事務所總理等職,在紹興地區具有一定人望。[11]但由于二人的名望和財力都不足以獨立促成其事,創報倡議發起后,并沒有得到有影響力的浙江士人的響應和支持。翰林出身的湯壽潛就“以人、地、時三者無一相宜”為由,勸說童學琦放棄辦報念頭。[12]次年二三月間,童學琦又請同鄉徐維則托汪康年代聘羅振玉為新報主政,但[W2] 羅振玉以籌備農學會及會報等事未便脫身為由,加以婉拒。主筆不得其人,報紙難以創辦,童學琦等人一度萌生作罷議的念頭。及至童學琦等人與當時在上海已經聲名鵲起的宋恕聯絡上之后,該刊的籌備才有了實際進展。

                         

                        1897312日,童學琦偕胡道南訪宋恕于其上海寓內,告以創辦新報的計劃,并邀其來杭共事。宋恕與二人就報名、章程等事進行商榷后,于316日擬定報序交童學琦。[13]28日,童、胡二人正式向宋恕交送關約,聘其為新報主筆,司刪錄、著述29日宋恕答覆僅攝著論,并向二人交出自己擬定的二十四條公約。[14]4月間,適逢浙江維新士人中另一重要人物章太炎因與康梁等人不和,脫離《時務報》,宋恕與童、胡又成功邀請章太炎為《經世報》主筆,才使報館于6月間得以賃居定局[15]7月《經世報》開辦之后,宋恕本人雖未隨童、胡來杭主事,但推薦了浙江另一位重要維新人士陳虬為《經世報》主筆。當時陳虬主辦《利濟學堂報》,“宗旨雖出于醫”,但也有志于“變法論學”,[W3] “推廣義類,針對聾瞽,二報合作可以達到互相推廣之效。宋、章、陳三人的加盟,可以說為《經世報》之創設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經世報》的創辦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浙江巡撫廖壽豐的支持。童學琦發起創報倡議時就曾得廖壽豐幕中的吳品珩的“力贊其成”;[16]宋恕的《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也記童學琦與胡道南將要創報時,曾慨然請于撫浙使者,并蒙肯準。[17]《經世報》聘請的英譯瞿昂來和法譯吳宗濂,[18]當時俱供職于廖壽豐轄下的杭州求是譯局,[19]月領薪金五十金。因此,他們出來兼領《經世報》撰、譯等職,即使不是出自當時浙江巡撫廖壽豐的授意,也應是廖所贊成默許的。且廖壽豐撫浙期間,曾大力支持創辦新式學堂,而當時普遍存在學堂與報館相輔相成的觀念,如徐維則就曾說:“近來中西學堂直省均已設立,不可不各設報館以佐之。”[20]在杭州設一《經世報》以佐求是書院,與廖壽豐創辦新式學堂的利益一致。此外,《經世報》的創辦還得到了在浙江士紳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蔡元培和湯壽潛的支持。蔡元培與童學琦和胡道南為同鄉,他雖未受聘《經世報》,但出于鄉誼,曾答應為該報提供政府部門奏文。18973月間,蔡元培就受胡道南委托,設法在都察院、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等部門為《經世報》抄封奏文。此后,蔡元培還數次向胡道南寄出《諭折匯存》《官書局匯報》等書籍。《經世報》開設的“皇言”欄目,有一部分內容就來自于當時在北京的蔡元培。除此之外,胡道南還向蔡元培寄數十乃至上百冊新出版的《經世報》,說明蔡元培曾參與《經世報》在北京地區的發售。[21]

                         

                        至于湯壽潛,他雖在《經世報》最初籌備階段力勸童學琦不要辦報,但到該刊的創設逐漸步入正軌后,也參加到了該報的籌備工作中。他雖未列名“本館撰譯諸君名氏”,也自始至終未在《經世報》署名發表任何文章,但查宋恕與報館總理的通信,可知他曾參與報名更改一事,并將宋恕的《自強報序》修改為《經世報序例》。[22]由此可見,湯壽潛與《經世報》創辦的關系也非同一般。

                         

                        正是在浙江維新群體內部多方人士的合力之下,鼓吹改革維新的《經世報》于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82日)正式創刊。然而,各方人士所追求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存在著不少的分歧和矛盾。

                         

                        就創議人童、胡二人來說,他們創辦《經世報》,目的是要抵制當時報紙“抑中揚西、矯枉過正”的風氣。陳虬在《經世報》第1期《經世報序》談到該報緣起,披露童、胡邀其入館時,明確表示他們的動機是近報勃興,率多抑中揚西、矯枉過正。夫披其根者傷其心,恐尼山俎豆,將自此祧矣。吾子獨無意乎?愿得一言以申厥恉。

                         

                        宋恕和章太炎加盟《經世報》,則出于對廣東康梁維新派的不滿,希望借助《經世報》整合浙江士人力量,以與《時務報》康門力量分庭抗禮。宋、章兩人都出身于古文經學派,與治學宗法今文經學派的嶺南康有為等人相異,對《時務報》刊載的康門弟子的論說存有歧見。1897714日,宋恕在給章太炎的信函中就希望由章擔任《經世報》主筆,借此廓清康門今文經學,并表示恕與孫君中玙、胡君中巽等大為執事不平,極望別樹正旗,摧彼驕敵[23]章太炎雖曾一度與梁啟超共事于《時務報》,但學術上與康有為始終如冰炭,他本人自述應聘《時務報》這段經歷時也說:“余應其請……然古今文經說,余始終不能與彼合也。” [24] 是年初,章太炎脫離《時務報》之事,即因地域、學術矛盾而起,[25]歸杭后仍激憤難平,曾將康門比為粵寇[26]并嘗試撰寫《新學偽經考駁議》來駁斥康有為。撰書駁康一事,后雖經譚獻、孫詒讓等人規勸而作罷,[27]但《經世報》顯然為他整合全浙有學之士的力量與《時務報》中的康門力量相對抗,提供了一個可行的路徑。

                         

                         除了要與康梁對抗之外,對宋恕來說,他加盟《經世報》,還牽涉他與張之洞和李鴻章兩人的關系。由于早期投奔張之洞幕府與李鴻章幕府時的不同遭遇,宋恕對不重視自己的張之洞有著很大的惡感,而對李鴻章感恩戴德。宋恕在與友人書中頻繁痛議南皮[28]稱張之洞為民蠹”“民賊。而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不但組織公車上書拒和,與張之洞曾廁身其中的清流同聲反對主和的李鴻章,還在強學會籌建過程中拒絕李鴻章而接受張之洞的資助,加之《時務報》的創辦又與張之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所以宋恕對康有為、梁啟超及《時務報》與張之洞的曖昧關系十分反感。梁啟超加入《時務報》后,宋恕更到《時務報》館內“面諷”梁“背師媚貴”,并從此與之疏遠。對于《時務報》1897620日刊登屠仁守抨擊李鴻章幕僚嚴復的《駁〈辟韓〉》一文,宋恕寫信指責《時務報》及其中的梁啟超等人倒向張之洞,曲說阿世,為大謬[29]有意要借《經世報》為李鴻章鳴不平。在擬定《經世報》序言準備交童學琦的前一天,他詩興大發,說:位卑難發烹桑請,道直甘蒙黨李譏[30]不但大罵張之洞,還自白黨于李鴻章。

                         

                        至于參與《經世報》創刊的其他浙江維新士紳,其動機亦不盡相同。湯壽潛、廖壽豐等有官方背景的人更多地視此刊為可利用的仕途進身之資。陳虬、蔡元培等人參與館務則多是受人之托。其中,陳虬參與館務還關涉宋恕的個人取向。《經世報》開辦時,章太炎原有意請孫詒讓入《經世報》館,但宋恕出于私人好惡,在表示自己與孫“雖有戚誼,而久不通問”后,又向章太炎推薦了與自己私誼更好的陳虬。[W4] 雖然孫詒讓最終并未入館或許別有內情,但至少可以肯定陳虬為《經世報》主持筆政系由宋恕推動。[31]

                         

                        總之,《經世報》得以創刊是浙江各方維新士紳合力的結果,同時因為他們目標各異,這種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勉強為之。此中宋恕與《經世報》的關系最為典型。如前所述,宋恕的加盟是《經世報》得以創辦的一個轉機,但他的加盟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宋恕從一開始就不看好《經世報》,對報館總理的邀約表現出半推半就的態度:他與童、胡二人立約時,不但以“局外人自居”、聲明自己只是“權攝”主筆,還要求每月薪酬“不可書‘脩金’字樣”,必須以“筆資”為名目;訂約之后,復以“身兼數院教職”(崇正講舍、安瀾書院)、身體病弱、有“千頃堂印《六字課齋卑議》”事纏身為由,不赴報館任事,這些行為顯示出他從一開始就為自己的全身而退留了后路。此外,湯壽潛在該報創刊之前的“力沮”和報館開設勢已騎虎時的出手也體現了他的矛盾心態。可以說,除了童學琦、胡道南兩位創議人之外,其他各方采取的都是半推半就的態度,這便在一開始就為《經世報》的夭折埋下伏筆。

                         

                        二、圍繞具體維新主張的齟齬

                         

                        《經世報》自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189782日)創刊,至同年十二月停辦,共出16期。因館內同人在變法維新這一點上意見一致,所以《經世報》的定位主要還是鼓吹變法維新,此點體現于該刊第1[W5] 期所登之《經世報序例》及該刊主體內容中。由宋恕原定《自強報序》修改而來的《經世報序例》規定了該刊體例、宗旨,在贊同宋恕原序重視時政、政論的想法之余,著重講求學政、農政、工政、商政、物理、化學、機械。

                         

                        該報每期除“皇言”欄目外,共設十二個欄目,具體如下:“庶政”綱錄有當時官員的各類奏折外,還選譯西報與政務相關的文章,內容多關乎改革政務、變法維新相關;“學政”綱介紹中外人才教養之道,并錄有興立學會、籌辦新式書院等書折,以資宣傳;“農政”綱則錄興辦農桑學堂、興修水利、中外農務近況等相關書折;“工政”綱錄中外海務、工礦、鐵路等書折,其中尤重海務;“商政”綱錄與中外商政及稅務諸事宜、中外絲茶等貨物進出口事宜及開埠便商等相關的書折;“兵政”綱介紹各國武備、新式武器、兵法及國外戰事,并錄本國兵政相關的書折,多倡言借鑒西洋官制及練兵之法,尤重海軍;“交涉”綱則選譯了大量[W6] 外交新聞,并對各國外交關系和中外交涉事宜進行分析、評議;中外近事綱與交涉內容相近,唯政治意味稍淡,除中外外交事宜入交涉欄外,其余與外國相關之內容悉入本條下,囊括中外新聞、各國攬勝等資訊,多為譯文;格致綱選譯西報,介紹外國化學、物理、機械等方面的最新進展[W7] 通人著述綱所錄內容比較駁雜,言政、言教、言學、言外交者皆有之;本館論說綱所錄文章悉出該館主筆、撰述之手,與通人著述的最大區別在于內容更專于評議政務,斟酌變法。要之,《經世報》的職責為:普及時政以推廣政治常識;介紹農、工、商及物理、化學、機械等新學知識以提高讀者知識素養;發表士人政論以鼓勵讀者議政。

                         

                        該刊在變法維新一事上的具體主張,主要體現在“通人著述”和“本館論說”兩綱所登文章上。該報全16期除圍繞政治上的是否開議院、行民主和學術上的中西體用兩大主題進行重點討論外,還旁涉教育、外交、商業、國防等問題。

                         

                        其中,因政治、學術問題討論者眾多,且不同撰稿人在個人知識體系及對新知的認識上存在差異,常出現觀點各異的情況。如關于議院、民主問題,雖然章太炎、陳虬、董祖壽、馬用錫等人同持反對意見,但章太炎、陳虬并非反對議院制度本身:章認為“民主”與“議院”雖然是先進的制度,但并不適合當時的中國;[32]陳虬雖承認如果培風未厚,議員沒有足夠的政治素養,議院制將禍極解體,但他也指責反對開議院的人都是惡喧黜聰,疲行甘刖……疾橫議之亂周,而目燔書為善政[33]說明他也并非對議院制度不滿。[34]至于董祖壽、馬用錫則在根本上反對民主制度:董在《反本》一文中斥民主之說是“邪說”;[35]馬用錫的《參用民權駁議》則以英、美、法等民主國家行民主制度多有弊端,而俄、德等帝制國家或懾乎歐亞,或終洗法恥,或復耀于東為例來說明中國積弱與民權無關。[36]除上述兩類觀點外,該報還存在在議院之實,中國古已有之這一認識的前提下,對在中國開設議院表示支持的觀點。[37]以上三種歧見,不僅反映了當時浙江士人對議院、民主等觀念的不同程度的認識,也體現了浙江維新士人在民主觀念、議院制度上的分歧。

                         

                        對于當時新學舊學之爭,《經世報》上也有多篇文章進行探討。各文觀點較為一致,都主張中西學并舉而偏重中學,唯在學源問題上存有歧見。如該報三位主筆章太炎、宋恕、陳虬都主張中西兼采,其中章太炎和宋恕對西學中源說持批判態度。如章太炎主張“人之智慧,無東西朔南一也……閉門造車,出則軌合,以為相應相合則可矣”,但如認為西學皆源自中學,就只會助長國人虛憍自滿的風氣,使國人不能正確看待西學,對中國學術大不利;[38]宋恕在《墨白辨》中也駁斥了西學中源說,認為存在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為受程朱理學與蘇學的誤導,不習古文經、不能實事求是。[39]而陳虬雖主張中西并重,卻存在比較嚴重的西學中源思想。他雖曾對新學逐漸傳播后,國人因囿于畛域之見,而出現抑中揚西和抑西揚中兩派的現象進行批判,并指出中學與西學相互歧視不利于學術發展,但他在《經世報序》中說機器制造……溯其源流,皆僅得吾周、秦諸子之緒余[40]在《論尊孔教以一學術》一文中為強調尊孔教的必要性,甚至提出聲光化電、汽熱重礦,不出六藝之外,皆根諸中學的觀點。[41]他的另一篇文章《經世宜開講堂說》在建議講堂講習的內容應中、西學并舉之余,也主張要主乎中道而輔以西藝,流露出以中學為“道”,而以西學為“藝”的思想。[42]

                         

                        除上述三位核心人物的文章外,該報其他文章大多也持調和中西的態度:如瞿昂來的《補救篇》指出“專傾心于外洋,忘中國之大本大元,是為大奸;重中國之俗學……疾視洋人……是為大愚”,二者皆不可取,[43]并主張各國方言學館除學習各國語言文字外,也要以經義、治事二門課程為本;[44]馬用錫的《參用民權駁議》一文中提及采新學以辟愚,援古誼以達隱 [45]也體現出中西學并舉的傾向。

                         

                        就該刊主體內容來說,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經世報》以18979月章太炎離館為界,呈現出前后風格迥異的特點。在《經世報》創辦的第一個月里,因受章太炎、宋恕等人的意愿影響,該刊的言論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鮮明的與康門相競的傾向;至18979月章太炎離開,此種傾向便迅速消失。

                         

                        前期最著者即第12[W8] 期關于議院、民主的討論及章太炎等籌辦興浙會的活動。為配合乃師康有為的政治改革思想,康門弟子自《時務報》開辦起便呼吁開議院興民權。他們多認同中國貧弱在于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46]如梁啟超就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認為國人應各行其固有之權[47]麥孟華也主張在民權與君權互不抵觸的前提下伸民權;[48]歐榘甲則在《論大地各國變法皆由民起》一文中指出必須效仿歐美,給民以權,才能變法成功。而《經世報》第1期、第2期刊登的《變法箴言》《論報館足翊政教》《平等論》等文章都提出反對設議院、行民主的主張,章太炎甚至指責這類“猝暴”之舉不但會于事無補,還將拖累改革的推進,這無異與康門高唱反調。至于《興浙會序》,系章太炎為成立興浙會而撰寫的序言。為達到“廓清康學”的目的,章太炎亟欲成立一可與《時務報》中的康門力量相對抗的組織。宋恕曾為章太炎被逐而抱不平,又有志與康門競爭,且同在《經世報》館,自然也一度參與該組織的籌備,認為這是“廓清康學”的必要手段。[49](煩請在第6頁腳注12注文后添加如下內容:按:宋恕對浙人聲譽十分在意。1900128,千余士紳聚眾聯名電爭廢立.宋恕曾因汪康年等江浙派維新人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欣然道:‘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貽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頗多列入,于是政府內外始有“浙中帝黨”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則亦因之看重浙人焉。’見宋恕:《致孫仲愷書》(19002月),《宋恕集》下冊,第698頁。)《興浙會序》曾譏公車上書為沽名釣譽之舉,認為參與者應引以為恥,同時標榜劉基、于謙、王陽明、黃宗羲、張煌言等五人,以示浙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的勇氣并不遜色于在《公車上書記》中大出風頭的湘粵二省。可見興浙會在其以復興浙江為目標的愛國自強組織的性質外,還存有“與康門競爭”這一重訴求。

                         

                        因上述言論及活動,《經世報》剛出二期,便與《時務報》關系緊張,甚至還有它“與《時務報》為敵”的傳言傳出。[50]值得一提的是,兩報的這種緊張關系并未持續太久。這一方面是因為報館內部對于章太炎借《經世報》反擊康門的意向并非一致認同。個中態度比較明確的是不喜門戶之見的陳虬。他雖也不贊同康門弟子設議院的主張,但并未參與興浙會,而且曾在《言權》一文中斥漢宋今古之壁壘為中國學術的惡習,更有痛心文人相輕……同人異心,畛域堅不能破之語。可見[W9] 陳虬對章太炎等人與康門雖同樣有志于變法維新,卻固守”“學派畛域之見,以至有合浙抗粵這種“同人”內部的相互攻伐感到[W10] 不滿。[51]至于其他成員,雖無明確表態,但興浙會既基于該報而立,而該報重要相關人物如總理童學琦、胡道南、攝撰述宋恕、英譯瞿昂來、法譯吳宗濂以及此時與《經世報》關系頗密的湯壽潛等人卻都不在興浙會題名之列,也可說明該報內部對此事的不認同。另一方面,原本支持章太炎反擊康門的浙江維新人士也因其后續出臺的《興浙會序并章程》未能盡合他們的利益而卻步。《興浙會序并章程》系章太炎等人為興浙會招徠會員而撰,但文中屢出胡酋”“隱痛”“金華屠、嘉興殘等語,還標榜要以劉基、于謙、王陽明、黃宗羲和張煌言等五公為榜樣。需知“五公”之中,劉基于滅元建明功勛卓著;于謙曾組織京師保衛戰,抗擊蒙古;黃宗羲不但反對君主專制、宣揚民主大同,還曾募兵反清;張煌言更曾出仕南明,指揮軍隊堅持抗清。支持興浙會者的本意是為壯大該會聲勢以爭取變法維新發言權,而變法維新既然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展開,那他們對觸及反滿“民族”這一政治敏感問題的《興浙會序并章程》自然是避之不及。

                         

                        既然《經世報》內部主要人員多不以康門為排擊對象,外部對該報與康門競爭的支持又因故消減,于是在18979月章太炎離開《經世報》館后,兩報關系便迅速緩和。9月中旬,甚至出現當時正任《時務報》書記的許家惺為《經世報》修改章太炎等人所擬的《興浙會序并章程》一事。[52]

                         

                        《經世報》繼章太炎出走這一變故后,還曾因《興浙會序并章程》和宋恕、陳虬所作二篇《經世報序》而遭到讀者抨擊。于是,該報內容風格在此一階段逐漸轉向內斂,甚至趨向保守。自第5[W11] 期起,本館論說討論的內容便逐漸淡出政治制度的范圍,而以探討中西學關系,建議整頓學堂、開設報館、譯介西書以及提供內政外交上的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為主。即使論及政治,也多持愛民”“得民心之濫調,否則便是董祖壽、馬用錫等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言論。第15期雖有噫時子贊成開設議院的文章,但在論述過程中卻是基于議院制度在中國古已有之的認識,將“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等同于議院制度。[53]《經世報》之定位本是為變法維新做先期準備工作,及至該報登載內容于維新的意義銳減,其距停閉亦不遠矣。

                         

                        三、各方矛盾與《經世報》的停刊

                         

                        《經世報》自1896年冬創議至18977月完成籌備,歷時長達半年之久。然而創刊不數月,該報便面臨難以維持的窘境。[54]至同年11月初,《經世報》銷量劇減。[55]此后雖在江蘇布政使聶緝椝和湯壽潛等人的支持下又勉強維持一月,[56]但終于丁酉臘月停刊。該刊最終出畢第16期便告停閉,而究其停刊之最直接原因,應當是財政支絀。造成財政支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經世報》第12期所刊登的某些文章因內容欠妥,曾引發一波讀者的爭議與指摘。[57]1897112日,胡道南致書宋恕:

                         

                        迭接友人書,均以枚公《興浙學會序》[58]欠含蓄,因之入會者少。都友[59]來書言大序及志公序,閱者亦有微詞。提倡無人,致文字為詆毀所叢,可為悲憤,恃愛告之。[60]

                         

                        信中提及的三篇文章是《經世報》前期讀者爭議和指摘的主要對象。其中,《興浙會序》系章太炎為興浙會所撰之序言,該文可能“欠含蓄”的內容除了前文所述觸犯時忌一條外,大致還有如下幾點:其一,該文指責“公車上書”沽名釣譽,認為參與者應引以為恥,于是得罪列名公車上書名錄的各省舉子;其二,同情“疆臣”李鴻章,嚴厲批判主戰派,斥責翁同龢、張之洞等“謀臣”為名位計而附和“公車上書”,于是得罪了翁同龢、張之洞等人。至于宋恕的《經世報序》,能使讀者“有微詞”的內容大致有二:其一,該敘稱趙宋南渡以后,中原人荒,孔學只在兩浙有“一線之延”,容易引起地域之間的矛盾;文中盛贊《明夷待訪錄》,而此書有抨擊專制、反清等內容,所以也觸及政治忌諱。而陳虬的《經世報序》主張西學中源說,認為西方的政、學皆“中學之緒余”;使用五行等解釋天下各國運勢,這在當時新學已得到一定程度傳播的背景下,未免為熟諳新學者所輕。如蔡元培就曾批其“駁矣”。[61]他還在文中批判漢宋儒學,認為二學是國家窮挫的罪魁禍首,則又易引發漢宋學者的不滿。此外,敘文中還有草澤之雄,以力相角者,遂得宰制天下,私神器為家鼎”“一時佐治之臣,又類皆出于屠狗販繒刀筆方術無賴之輩等語,不僅觸犯清廷忌諱,也得罪當朝權臣。

                         

                        上述三文既批評其他各省舉子,誘發地域間的矛盾;又批判清流、“謀臣”,得罪翁同龢、張之洞等人;此外更鼓吹民族主義,抨擊專制,觸及政治敏感問題,并大肆標榜古舊且易引發爭議的學術主張,自然不免“為詆毀所叢”。于是,不但興浙會“因之入會者少”,[62]刊登上述三文的《經世報》也連帶著受到了提倡無人的負面影響。

                         

                        自《興浙會序并章程》開始連載,《經世報》就頻頻接到讀者來信表示“欠妥”。[63]中有一信稱“‘興浙下宜有學字,以遠嫌疑[64]言下之意,該序已隱有政治上的反清嫌疑,故需特別強調學術特性以避嫌。前此曾有《強學報》因孔子紀年而被張之洞下令停刊之鑒,故《興浙會序》被讀者指為隱有反清意志后,苦心經營報館的二位總理大為惶恐。彼時報刊維持本就不易,即使是風靡一時的《時務報》也常面臨拮據局面,[65]童、胡二人歷經數次波折才創辦[W12] 《經世報》,所以在面臨這種外界的輿論壓力時很快屈服,立刻找人修訂興浙會的相應章程并與之撇清關系,以圖補救。于是該報第5期便登出許家惺的《續擬興浙學會章程》。修改后的章程放棄原章程中對國政、民族、武備的關注,聲明該會以著書勸世為第一要務,主要活動是編印各種愛國歌、頌揚孔教歌、勸士歌、勸農歌、勸商歌、勸工歌、維新歌、戒酒歌、戒纏足歌和學童歌訣,討論的內容也以浙中切要興革之事為主題,主要包括兩浙物產土宜、民情俗尚、形勢要隘、水道通塞、沙線[W13] 明暗等地方庶政。該章程最后一節還主動劃清興浙會與《經世報》的關系,稱本會俟有端倪,即當自行開辦,《經世報》館只是為該會代登章程而已。[66]一直到該報第15期,報館總理胡道南仍在聲明興浙會事本館實未暇與聞[67][W14] 然而這一系列補救活動終究未能消弭原序造成的負面影響。189711月初,此時距章太炎的《興浙會序》和宋恕、陳虬所作二篇《經世報序》發表已有三個月之久,報館總理仍因上述三文而收到讀者表達不滿的信件。

                         

                        由此可見,上述三篇文章不但造成了《經世報》前期的讀者和外界支持的流失,也對該報后期的財政狀況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除去該報登載的文章內容的不良影響外,《經世報》館內部還存在嚴重的人際矛盾。這一矛盾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宋恕的淡出和章太炎的離開。

                         

                        宋恕雖是童學琦、胡道南二人最早聘定的主筆人選,但直至《經世報》終刊,他都不曾來到杭州,甚至還一度在第2期以后長達數月未[W15] 為該報撰稿。雖然他自稱因病延誤,但觀其病愈后所寄文章也多以書敘、會敘敷衍,可知其在第2期以后便對該報失去熱情。

                         

                        究其原因,一方面應是由于宋恕與章太炎在如何對抗康門的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宋恕曾在《復章枚叔函》中表露過自己對興浙會及其章程的設想:

                         

                        鄙意欲俟此館既開,擬一《浙學會章程》,邀集同門雅士,公請曲園師出名領袖。倘蒙師允,即將章程登報,立總會于此館,漸立支會于各府縣城,期于大昌梨洲之學、德清之道,方能為浙人吐氣……執事以為何如?學會一事可否如此開辦?乞示知![68]

                         

                        上文大致有如下幾個要點:其一,該會會名除體現浙江這一地域特點外,還應限以“學會”之名以強調其學術性。蓋宋恕生性“畏禍”,前此對陳虬等的“布衣社”便謹慎得只參加集會而絕不列名,與人論及汪康年創中國公會之議時也曾稱“立會干禁,恐有未便”,[69]此時他既自視為該會的主要責任人之一,自然更加警惕,以免犯禁惹禍;其二,該會所倡導的是浙江黃宗羲之學;其三,該會應由俞樾領袖其事,且會員應多召集俞門中人。[70]宋恕標榜梨洲之學的同時又十分強調德清之道,蓋因其一方面試圖借思想上與理學經世派相近,與清政府屬于同一政治營壘”[71]的俞樾來沖淡黃宗羲思想中的反清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則希望利用俞樾的名望來招徠會員,舉浙江俞門以對抗廣東康門

                         

                        而從最終刊發的《興浙會序并章程》來看,章太炎對該會的期許與宋恕迥然不同。該會“興浙”的具體措施分思想、學術、軍事等三方面:思想上,批判浙學中的金華永嘉二派而倡導王陽明、黃宗羲思想體系中的經世實學思想及民族主義思想,主張儒家的內圣外王之學應重躬行踐履、實地用功,將實學上升到與國計民生的高度而非僅耽于訓詁、記誦、詞章,學術上主張融貫中學、西學。章程不但對經史子三科之要籍作出規定,[72]強調成員應宗法古文經學、重視訓詁實學,以同宗法今文經學的康門相抗,還指出成員應按自身資性所近,于格致諸學中擇一專門研究。軍事上,積極為今后的內外戰爭做準備。為“保護桑梓”計,強調繪制地圖和習練體操的重要性,認為精密繪制輿圖并熟諳地形,可以幫助國人“明戰守之要”,從而在以后的戰爭中占據優勢;同時主張仿德國“寓兵于農,文武自將”的軍制,號召全民習練體操,以保證將來戰爭人才的供給。[73]

                         

                        蓋章太炎與宋恕雖同師事俞樾,但章并不獨尊俞樾之學。[74]且他前此曾因離開詁經精舍而應聘《時務報》撰述一職,引得俞樾頗不懌[75]所以對宋恕奉俞樾為浙學領袖、并稱章程的最終發表也須得到俞樾首肯等說法大不以為然。此外,章既欲憑此反擊康門,二者措置必先旗鼓相當。康門既非一完全學術性的團體,建設一純學術組織自然也遠遠不能滿足章太炎對該會的期望。將章太炎、宋恕二人對該會的設想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二人雖皆主張以梨洲之學為大旗,別樹一幟以對抗康門力量,但具體思路則大相徑庭,所以章太炎得信后,置宋恕的建議于不顧。宋恕原自認是興浙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而最終公布的《興浙會序并章程》不但與他設想的大相庭徑,且落款所注擬定時間在18976——也就是說章太炎在他提出建議時便早已擬定好一切,卻又從未向其透露,這未免使他產生被羞辱之感。更重要的是,最終刊布的《興浙會序并章程》既堅持該組織應包含政治意味,且言辭激進,不知忌諱,更有不滿李鴻章的董祖壽參與其中。[76]宋恕加入報館之初便存觀望態度,后因章太炎入館、與他共謀廓清康學才轉變態度,甚至終于產生要來杭州報館的念頭。[77]2期所登《興浙會序并章程》既宣告其愿望之落空,他對《經世報》的態度自然轉冷。

                         

                        另一方面,報館總理胡道南和童學琦讓人修改宋恕所定之報名、報敘及綱目也引發了宋恕的不滿。《自強報序》為宋恕所撰。蓋宋恕應童、胡之聘時曾將該刊定名為“興庶”,并撰《興庶報小引》;后因報館總理希望報名能更加淺顯易懂,宋恕復更其名為“自強”,于是有《自強報序》。[78]18977月,該刊刊名又被人改為經世[79]于是宋恕在18973月擬定的《自強報序》及[W16] 所列六綱二十九目便以不切經世的緣故被人修改,并最終以《經世報序例》的名字登在第1期《經世報》的卷首。此事在宋恕與報館總理及章太炎的通信中曾有述及。1897715日,宋恕得悉自己擬定的《自強報序》及綱目被人修改,便致函章太炎:十二綱承示為蟄、志二公所定,未審是蟄是志?蟄、志皆浙東豪杰,然學派與弟殊異,故立例之旨與弟未能盡合。”[80]同日,又向報館總理表示湯壽潛所改敘文可置勿登,自己會盡快撰寫新敘代替原來不切經世的《自強報序》。[81]

                         

                        對比新舊二序,其正文內容并無太大出入,[82]二者最重要的差異在于各自所定之綱目。宋恕因對《時務報》刊載的康門弟子的論說存有歧見,有意團結浙江學界力量來與康門力量相對抗,[83]出于這一考量,其所擬訂《經世報》的體例內容應有一大部分著意于學術。而這便與湯壽潛、陳虬、童學琦及胡道南等人的主張相異。宋恕原定文史綱下包括談心性之文、詁群經之文、說諸子之文、有韻之文、區中明以前史學、皇朝史學、域外史學、兼中外史學、輿地學、官制學在內的[W17] 內容被全部刪去[84],新學十目中的天文學、地文學、地質學、動植學、人類學、養生學及樂學也被悉數剔除,只余農政、工政、商政、物理、化學、機械等內容。新報體例[W18] 須經總理同意。該報最終出版時,胡道南和童學琦[W19] 未遵照宋恕的意見行事,不但將湯壽潛所改敘文登在卷首第一篇,還將宋恕的《經世報序》列在陳虬所撰《經世報序》之后[W20] 。于是宋恕大不悅,在兩年后回憶此事時還耿耿于懷,稱該報取名大而不通,其條目及所登之文、所譯之報可笑者居十之八九[85]此外,讀者對宋恕《經世報序》的微詞以及報館總理因此對宋恕的埋怨是造成宋恕最后淡出該報的直接原因。前錄胡道南《致宋燕生書》,曾有“都友來書言大序及志公序,閱者亦有微詞”等語。后來宋恕在《致飲冰子書》中說:“甫寄數首而眾謗沸騰,與館主意見日離日遠,遂絕不寄”,[86]蓋指此事。自此信后,宋恕僅寄一篇《西蜀拯饑芻言》及其為《朝鮮大事記》一書撰寫的自序登報,此外再無文章寄送《經世報》館。

                         

                        章太炎的離開則要從他加入《經世報》的目的說起。先有他與康門之間矛盾的激化,然后才有他應聘《經世報》及該報迅速的“賃居定局”,所以他主持該報筆政,除了另覓陣地闡發自己的維新主張,主要還有“別樹正幟”以“廓清康學”這一層目的。在創報之初,報館總理童學琦與胡道南雖然無意與《時務報》或康門競爭,但因彼時該報遲遲不能創辦[W21] ,二人出于報館利益的考量,對此尚未有太大異議。及至《興浙會序并章程》遭到讀者廣泛抨擊,對《經世報》館利益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二人才對章太炎之舉略有微詞。[87]加之報館內部對章太炎借《經世報》反擊康門的行為并非一致認同;最初支持自己“別樹正幟,摧彼驕敵”的宋恕淡出此報;館內另一主筆陳虬與他有政見、學術等方面的分歧;[88][W22] 章太炎廓清康學這一目的已然無法在該報達成,遂離館另覓門戶。

                         

                        《經世報》在宋恕、章太炎等加入后才開始出現關鍵轉機,[89]所以二者與康門競爭的意向是推動該刊創辦的主要因素。[90]而當這一競爭意向無法維持時,該刊的命運或不免回到轉機發生之前的岌岌可危的狀態。因《經世報》館內部人際矛盾而造成的宋恕的淡出和章太炎的出走,不但使該報主持筆政者三去其二,[91]也使該報原來依仗章、宋二人之名望而擁有的影響力大大削減。加之胡道南在努力撇清與興浙會的關系以消弭該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同時,對選登文章的內容更加謹慎,后期文章逐漸淡出對政治的討論,并在后續讀者來信的影響下,論調益發趨于保守。該報初以推動變法維新自許,至其登載內容的水準下滑顯著、對變法維新的輔助作用相應銳減,那么最初它以“變法維新”吸引的讀者也就逐漸失去了購買欲望。

                         

                        由此不難看出,在經世報館財政支絀、無以為繼這一停刊的直接原因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世報》前期內容“欠妥”和報館內部的人際矛盾。蓋彼時影響報刊財政的因素有二:來自外部的支持和報紙本身的收益。其中,前者既包括財政上的“硬”支持,又涵蓋宣傳推廣這一“軟”支持;后者則涉及報紙銷量、登廣告[92]數量及報費實收數三方面。[93]該報創辦的初衷固然是促進變法維新,但最終創辦的主要動因則是當時有不少浙江人支持章太炎等人對廣東康門力量進行壓制。至最后擬定的《興浙會序并章程》不但無法引起讀者的共鳴,反而使它原來的支持者紛紛為避嫌而放棄支持,加之陳虬、宋恕二《興浙會敘》又引發讀者指摘,于是創辦初期的大好形勢急轉直下。而該報內部人際矛盾造成的人才、影響力流失以及內容水準下降則加劇了后期財政情況的惡化。

                         

                        結語

                         

                        綜上所述,《經世報》得以創辦,為浙江維新士人合力的結果,但《經世報》內部從一開始就充滿各種張力,各方目的和態度不一。該刊創辦者童學琦和胡道南的目的是抵制當時報紙“抑中揚西”的風氣;主筆宋恕和章太炎則要達到借《經世報》抵制康門學術、相對《時務報》另樹一幟的目的;湯壽潛、廖壽豐等有官方背景的人更多地視此刊為可利用的仕途進身之資;陳虬、蔡元培等人參與館務則多是受托于人,忠人之事。除了童學琦、胡道南兩位創議人之外,其他各方采取的都是半推半就的態度。在《經世報》發行期間,因報館內部在改革的具體問題上出現許多意見分歧,該刊創辦后就在宣傳內容上矛盾重重,登載的改革言論錯雜蕪亂,甚至相互抵牾,以致遭受內外物議。同時,同樣主張排擊康門的章宋在如何對抗康門的問題上也出現嚴重矛盾,導致兩位主筆先后離職,嚴重影響該報的影響力及經費,使該報失去各方支持,不得不早早關閉。《經世報》創辦過程中部分浙江維新士人與廣東康梁維新派之間的緊張關系及浙江維新群體內部的矛盾和不和,在在反映了戊戌期間浙江維新士人的政治局限。

                         

                        作者簡介:王慧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102488

                         

                        注釋:

                         

                        [①] 近代中國曾出現兩種《經世報》,一是戊戌變法前夕創刊于杭州的《經世報》,一是民國初年孔教會的《經世報》,此處討論的是前者。

                         

                        [②] 對于《經世報》,既往戊戌變法史和晚清報刊史多有提及,但缺乏深入的專題研究;目前見到的專題論文僅有徐佳貴的《維新、經世與士人辦報——以杭州<經世報>1897-1898)為個案再論維新報刊史》(臺北《新史學》第27卷第2期,20166月)一文。

                         

                        [③] 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楊國華:《甲午乙未之際:清流的重起和劇變》,《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2期。

                         

                        [④]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頁。

                         

                        [⑤] 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⑥] 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⑦] 此事見宋恕為該報館撰寫的《<自強報>序》(原名《<興庶報>小引》)、《自強報公啟》和《應自強報主筆之招條約》等文章。蔡元培在其日記中也曾稱該報為浙報。見胡珠生編:《宋恕年譜》,《宋恕集》下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05頁;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頁。

                         

                        [⑧] 陳虬:《經世報序》,《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冊,第60頁。

                         

                        [⑨] 蔡元培:《揀選知縣長興教諭山陰胡鐘生家傳》,佚名編《愧廬詩文鈔》,上海人權印刷所1915年版。

                         

                        [⑩] 童學琦于1901年擔任《杭州白話報》主筆期間,曾被譽為浙江新聞界之先進;后復加入光復會,因徐錫麟安徽起義失敗,在1907年與蔡元培、陶成章等同被清政府通緝。

                         

                        [11] 蔡元培:《亡友胡鐘生傳》、《揀選知縣長興教諭山陰胡鐘生家傳》,佚名編《愧廬詩文鈔》。

                         

                        [12] 湯壽潛:《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1頁。

                         

                        [13] 宋恕:《自強報序》,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第257頁。

                         

                        [14]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頁;宋恕:《丁酉日記》,胡珠生編:《宋恕集》下冊,第938頁;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經世報》第1期《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15] 湯壽潛說賃居定局,皆月初事時正是18976月(光緒二十三年五月),所以《經世報》賃居定局也應在18976月上旬(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且童學琦、胡道南曾說:道南四月間家有要務人生不幸之遭,不克分身,始于五月廿三到館。這也說明626日,報館已經定局。故月初應指1897年的6月初無誤。參看童學琦、胡道南:《致宋燕生書》(189779日),胡珠生編《宋恕集》上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75-576頁。

                         

                        [16] 吳品珩:《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343頁。

                         

                        [17] 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緣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18] 《本館撰譯諸君名氏》,《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下(18978月);童學琦、胡道南:《致宋燕生書》(189779日),《宋恕集》上冊,第575-576頁。

                         

                        [19] 瞿昂來于1897416日前后正式受聘于杭州求是譯局,至1898年才被張之洞重金挖走。因汪康年《上浙撫廖榖似中丞書》中曾有聞浙省去年延請翻譯,吳宗濂、瞿昂來二人后聞改應香帥之聘等語,故吳宗濂在該譯局的時間應與瞿昂來同時。見汪康年:《上浙撫廖穀似中丞書》,《汪康年文集》下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頁;葉瀚:《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第2578頁,第2598-2599頁;陸懋勛:《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第2147-2148頁,第2149-2150頁,第2150頁,第2153頁,第2160頁。

                         

                        [20] 徐維則:《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518-1519頁。

                         

                        [21] 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冊,第60-62頁、第70-71頁、第78頁、第81頁。

                         

                        [22] 宋恕曾說湯壽潛修改《自強報序》。因報敘為切近報名而作,改敘者應與改報名者為同一人,故暫記湯壽潛為改報名者。見宋恕:《又復胡、童書》(1897714日),《宋恕集》上冊,第574頁。

                         

                        [23]《宋恕集》上冊,第572頁。

                         

                        [24] 1895年底,康有為持《新學偽經考》一書拜訪俞樾時,俞樾曾說章太炎與康有為在學術上如冰炭矣。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文明國編《章太炎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25]關于《時務報》館內部在地域、學術上的矛盾,詳見崔志海《論汪康年與《時務報》——兼談汪梁之爭的性質》(《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一文,此處不贅述。

                         

                        [26] 章太炎:《致宋燕生書》,《宋恕集》上冊,第573-574頁。

                         

                        [27] 此事見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哀辭》,《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頁。章太炎曾說自己在此時期也得到宋恕規誨:非得君之規誨,異時一有蹉跌,一身不足惜,亦為浙學貽羞。故宋恕或也在此列中。見章太炎:《致宋燕生書》,《宋恕集》上冊,第573-574頁。

                         

                        [28] 孫詒讓:《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475頁。

                         

                        [29] 宋恕:《致飲冰子書》(1899923日),《宋恕集》上冊,第602頁;宋恕:《記應經世報館攝著論之聘緣始》,《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30]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第80頁。

                         

                        [31] 7月上旬,《經世報》報館勢已騎虎,而宋恕卻遲遲不來杭州履任主筆一職,以至童、胡二人疑恕有所不滿于兩君,而章太炎迭發信件催促來杭。[見《復章枚叔函》(1897714日),《宋恕集》上冊,第572頁。] 鑒于此,有理由推斷杭州報館眾人此時也正在物色其他主筆人選。章太炎在其《致宋燕生書》(18977月上旬)(見《宋恕集》上冊,第574頁。)中說今日適得仲容來書,于廓清康學不遺余力,度君亦有同志。結合前文對章太炎加入《經世報》館的動機的分析,可知章太炎為《經世報》館主持筆政即為廓清康學,而孫詒讓既然“于廓清康學不遺余力”,章太炎自然也希望能與孫詒讓合作排擊康門。“度君亦有同志”在此處可以理解為章太炎在向宋恕提出孫詒讓這一人選之余,為宋恕留出的余地。宋恕在回信中對“度君亦有同志”的答覆是:“中頌經學甚深,然其品評人物、談論事理,與恕離多合少,故雖有戚誼,而久不通問。”筆者以為,如章太炎不是有意請孫詒讓入館,則此處宋恕似乎沒有必要特別提出二人“離多合少,故雖有戚誼,而久不通問”“然之二君勇于辦事、敢于任怨,其興會之佳要皆遠出恕輩上”。且宋恕在孫詒讓之外,另外提出陳虬這一人選,而陳虬后來也果然被聘為《經世報》主筆,這似乎可以說明章、宋二人在18977月一來一往兩通信件確實就是在互相試探主筆人選。至于宋、陳關系較宋、孫關系更為親近也并非無跡可循:從宋恕對孫、陳二人的介紹語句中至少可以看出宋與孫詒讓是久不通問的狀態,而宋恕雖與陳虬品評談論多歧異,但卻在堂大舅子與陳虬向有深怨的情況下,與陳虬保持良好聯絡,以此觀之,二人關系應當比宋恕與孫詒讓來得更為親近。關于孫詒讓在此一時期與章太炎的交往,在孫延釗的《孫衣言孫詒讓年譜》中也有一些線索。因該段記述有部分謬誤,故錄全文于下,以便修正:時(丙申)宋平子與余杭章枚叔等若干人,組織‘經世實學社’于杭州。宋以《社約》示詒讓,詒讓取所著《札迻》《墨子間詁》《古籀拾遺》《周書斠補》四種各二部,及家刻本《永嘉叢書》十三種,亦每種各二部,郵寄宋平子轉交社中,以表贊助。蓋《社約》中有‘海內宏達如有以中外圖籍、及近著或新譯出版之書惠贈,以供本社同人研讀稽覽之用者’,‘亦作為本社贊助人’一條。又社辦杭州《經世報》,于次年創刊出版。” (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頁。)查宋恕與章太炎初識于1897119日的上海時務報館(見宋恕:《丙申日記》,《宋恕集》下冊,第938頁。),而宋恕在1897年上半年內未曾離滬、章太炎則遲至1897416日始自滬返杭,二人似無可能在丙申年內(亦即相識之后的1897119日至21日之間)到杭州組織一經世實學社。是故年譜所載章、宋二人于杭州共同籌措的經世實學社,或即丁酉年開辦的《經世報》館附設之藏書機構,以便社中同人相互借抄,互通有無;而譜中所謂《社約》即該藏書機構的借閱條例,故有海內宏達如有以中外圖籍、及近著或新譯出版之書惠贈,以供本社同人研讀稽覽之用者”“亦作為本社贊助人”等語,而宋恕寄示《社約》后,孫詒讓便將其“所著《札迻》《墨子間詁》《古籀拾遺》《周書斠補》四種各二部,及家刻本《永嘉叢書》十三種,亦每種各二部,郵寄宋平子轉交社中,以表贊助。”蓋章太炎與孫詒讓的結識應在章被逐出時務報館后。二人來往書札雖已佚失,但猶可在18977月章太炎與宋恕的通信、章太炎的《瑞安孫先生哀辭》及孫延釗的《孫衣言孫詒讓年譜》中窺得一二:1897年,章太炎先就撰寫《新學偽經考駁議》一事向孫詒讓請教。孫詒讓覆書勸慰章太炎,認為不必作文反駁,同時也譏康有為乃不胥時而落狂生,表達其對康有為的不滿。章太炎于同年7月初收信后,以孫詒讓為廓清康學的同志,向宋恕試探請孫詒讓入館一事,并覆書一封托宋恕轉達孫詒讓。孫詒讓最終雖未入《經世報》館,但卻寄書贊助該館。見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哀辭》,《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頁;孫延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277頁;章太炎:《致宋燕生書》(18977月上旬),《宋恕集》上冊,第574頁;宋恕:《復章枚叔函》(1897714日),《宋恕集》上冊,第572頁。

                         

                        [32] 章太炎:《變法箴言》,《經世報》第1冊、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中(18978月)。

                         

                        [33] 陳虬:《言權》,《經世報》第1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11月)。

                         

                        [34] 陳虬:《論報館足翊政教》,《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35] 董祖壽:《反本》,《經世報》第1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11月)。

                         

                        [36] 馬用錫:《參用民權駁議》,《經世報》第10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上(189710月)。

                         

                        [37] 噫時子:《泰西各國多以議院致治,中國亟宜改革效法論》,《經世報》第15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11月)。

                         

                        [38] 章太炎:《變法箴言》,《經世報》第1冊、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中(18978月)。

                         

                        [39] 宋恕:《墨白辨》,《經世報》第10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上(189710月)。

                         

                        [40] 陳虬:《經世報序》,《經世報》第1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上(18978月)。

                         

                        [41] 陳虬:《論尊孔教以一學術》,《經世報》第2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中(18978月)。

                         

                        [42] 陳虬:《經世宜開講堂說》,《經世報》第4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上(18978月)。

                         

                        [43] 瞿昂來:《補救篇》,《經世報》第6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9月)。

                         

                        [44] 董祖壽:《偏設各國方言學堂議》,《經世報》第7冊,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上(18979月)。

                         

                        [45] 馬用錫:《參用民權駁議》,《經世報》第10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上(189710月)。

                         

                        [46]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8頁。

                         

                        [4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2頁。

                         

                        [48] 麥孟華:《民義自序》,《時務報》第26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

                         

                        [49] 見宋恕:《復章枚叔函》(1897714日),《宋恕集》上冊,第572頁。按:宋恕對浙人聲譽十分在意。1900128,千余士紳聚眾聯名電爭廢立.宋恕曾因汪康年等江浙派維新人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欣然道: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貽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頗多列入,于是政府內外始有浙中帝黨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則亦因之看重浙人焉。見宋恕:《致孫仲愷書》(19002月),《宋恕集》下冊,第698頁。

                         

                        [50] 1897年,在北京負責銷售《時務報》的張元濟于七月下旬及八月上旬兩次致書汪康年和梁啟超,稱杭州《經世報》與貴報為敵有顯與《時務報》為敵之意。見張元濟:《致汪康年書》(1897824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704頁;張元濟:《致梁啟超書》(18979月下旬),《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713-1714頁。筆者注:后函未記日期,《戊戌變法史》下引為張元濟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致梁啟超書》,疑誤。札中有廿二日托汪怡卿帶呈地圖價洋銀百廿元,未知收到否等語,應與1897103日(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初八日)張元濟《致汪康年書》中所說前月廿二致頌兄一函,附圖資一百二十元為同一事。(見張元濟:《致汪康年書》(1897103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第1709頁。)由此可知,該札應寫在八月廿二日以后、九月初八日之前,故記為18979月下旬。

                         

                        [51] 陳虬:《言權》,《經世報》第1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11月)。

                         

                        [52] 上海圖書館編:《許家惺小傳》,《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第4136頁。

                         

                        [53] 噫時子:《泰西各國多以議院通致治中國亟宜改革效法論》,《經世報》第15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12月)。

                         

                        [54] 童學琦、胡道南:《童亦韓、胡鐘生來書》第一通(18971015日),《宋恕集》上冊,第586頁。

                         

                        [55] 此事可證于負責該報在北京地區銷售事宜的蔡元培的日記。1897119日以前,蔡元培收胡道南寄來的新出《經世報》均以每期一百冊為計,而119日當天,蔡元培僅收得新出《經世報》每期各五十冊。至1228日,胡道南寄報再次減半至二十五冊。見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第71頁、第78頁、第81頁。

                         

                        [56] 童、胡二人應曾在18971015日打算聯絡湯壽潛,以尋找扶翼者”[見童學琦、胡道南:《童亦韓、胡鐘生來書》(18971015日),《宋恕集》上冊,第586頁。];湯壽潛則因有成言,不便更弦,而在丁酉年臘月(18971224-1898121日)供事于《經世報》館,[見湯壽潛:《致汪康年函》(1898218日),《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第2214頁。]綜上可知,湯壽潛至少在《經世報》最后一期準備期間為報館提供某種支持,而因其未在最后一期發表文章,所以這種支持,大略不出籌款、推廣售數二端。江蘇布政使聶緝椝曾幫助推廣《經世報》的銷售,見《江蘇藩司聶發各屬<經世報>并飭轉頒紳董及書院士子札》,《經世報》第14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12月)。

                         

                        [57] 廖壽豐曾命在浙江省內推廣《時務報》,而后來《經世報》刊行后他的態度卻迥異于對《時務報》的態度。此中應也有第2期所登《興浙會序并章程》的影響。

                         

                        [58] 即《經世報》第2期所載《興浙會序》,此后該報總理應讀者要求將興浙會更名為興浙學會,故此處胡道南稱該文為《興浙學會序》。

                         

                        [59] “都友或即蔡元培。蔡元培收到胡道南寄來的第1期《經世報》后,曾在農歷七月二十九日曾品評該報三位主筆的文章:惟章炳麟枚叔所作,有理有故;若陳虬志三、宋恕燕生,駁矣。查第1冊有章太炎《變法箴言》一篇,宋恕《經世報序》一篇,陳虬《經世報序》并《論報館足翊政教》各一篇。蔡元培在此處批陳虬、宋恕之文駁矣,與胡道南等人在信中所說都友來書言大序及志公序,閱者亦有微詞正吻合。見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冊,第71頁。

                         

                        [60] 胡道南:《致宋燕生書》(1897112日),《宋恕集》上冊,第586-587頁。

                         

                        [61] 王世儒編:《蔡元培日記》上冊,第71頁。

                         

                        [62] 原本,復興浙江與浙江士人的利益息息相關,與康門力量競爭又頗能籠絡浙江部分不滿康有為的士人,該會創辦后應不乏擁護者;但事實上,不僅第3冊《經世報》所登第一批興浙會成員題名中僅有董祖壽 、連文澂及章太炎三人,后期也只新添許家惺一人列名其中。此外,關于興浙會的記載最早見于18977月中旬章太炎與宋恕的來往書信中。宋恕既與章太炎同門,又同樣對《時務報》懷有敵意,且支持章太炎借報組會,應當是章太炎在此一時期的重要盟友,與興浙會關系匪淺,但他最終也未列名興浙會題名

                         

                        [63]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6冊、第8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9月)、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中(18979月)。

                         

                        [64]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6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下(18979月)。

                         

                        [65] 梁啟超曾稱今此館經營,拮據數月,至今仍有八十老翁過危橋之勢。若因此再蹶,則求復起更難矣。見葉德輝輯:《覺迷要錄》第4卷,光緒三十一年刊本,第22頁。

                         

                        [66] 許家惺:《續擬興浙學會章程》,《經世報》第5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中(18979月)。

                         

                        [67] 《本館告白》,《經世報》第15冊,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下(189712月)。

                         

                        [68] 宋恕:《復章枚叔函》,《宋恕集》上冊,第572頁。

                         

                        [69] 宋恕:《致貴翰香書》(18957月),《宋恕集》上冊,第533-534頁。

                         

                        [70] 此后數日,童學琦與胡道南來書索取《明夷待訪錄》時,宋恕覆書告知此書暫為章一山借去,還特意說明此人亦俞門之英,并提及此人近況,似有引薦俞門弟子入館之意。見宋恕:《又復胡、童書》(1897722日),《宋恕集》上冊,第576頁。

                         

                        [71] 羅檢秋:《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版,第259頁。

                         

                        [72] “經以《周禮》、兩《戴記》為最要,由訓詁通大義史以三史隋唐新書為最要……可以觀怪子以管墨為最要,至荀子則優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見《興浙會章程》,《經世報》第3冊,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月下(18978月)。

                         

                        [73] 《興浙會章程》,《經世報》第3期,光緒二十三年七月月下(18978月)。

                         

                        [74] 章太炎認為當世浙學,以俞樾、黃以周、孫詒讓三師并列,且孫詒讓治訓詁更勝黃、俞。見章太炎:《瑞安孫先生哀辭》,《章太炎全集》第4冊(《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頁。

                         

                        [75]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文明國編《章太炎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76] “遼東喪師之故,豈真格物測算之未學,船炮器械之不良耶?柄國非人……”見董祖壽:《反本·達南平議一之一》,《經世報》第12冊,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下(189711月)。

                         

                        [77] 宋恕:《又復胡、童書》(1897715日),《宋恕集》上冊,第574-575頁。

                         

                        [78] “標題原作《<興庶報>小引》。此據《六齋無韻文集》刊本。原稿末注:本館原擬命名興庶,既求淺顯,改用自強。敬白。’”見宋恕:《自強報序》,《宋恕集》上冊,第257頁。

                         

                        [79] 宋恕在后來得知自己的序言被修改后曾說:然拙稿亦不妥,且不切經世,說明當時報名已經被改為經世,所以才需要切經世。見宋恕:《又復胡、童書》(1897715日),《宋恕集》上冊,第574-575頁。

                         

                        [80] 宋恕:《復章枚叔函》(1897715日),《宋恕集》上冊,第573頁。

                         

                        [81] 宋恕:《又復胡、童書》(1897715日),宋恕集》上冊,第574-575頁。

                         

                        [82] 新敘更強調報館對于變法維新的作用以及當時各報學西而忘中的危害。。

                         

                        [83] 宋恕對章太炎廓清康學的提議頗為支持,曾表示極望別樹正旗,摧彼驕敵。見宋恕:《復章枚叔函》(1897714日),《宋恕集》上冊,第572頁。

                         

                        [84] 宋恕:《自強報序》,《宋恕集》上冊,第257頁。

                         

                        [85] 雖然當時宋恕對章太炎說尚無大左之處,但他也通過強調自己與湯、陳二人學派稍殊,故立例之旨”“未能盡合來委婉地表達自己的不滿。此外,宋恕在后來的《致飲冰子書》中的態度也可證明這一點。他在該信中對《經世報》評價極低,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報名大不通、綱目可笑。見宋恕:《復章枚叔函》(1897715日),《宋恕集》上冊,第572頁;宋恕:《與飲冰子書》(1899923日),《宋恕集》上冊,第601頁。

                         

                        [86] 宋恕:《與飲冰子書》(1899923日),《宋恕集》上冊,第601頁。

                         

                        [87] 胡道南、童學琦及章太炎處雖無相關信件留存,但宋恕的《經世報序》只是令讀者略有微詞,便令胡道南致書提醒宋恕,更何況殊欠妥恰的《興浙會序》。見胡道南:《致宋燕生書》(1897112日),《宋恕集》上冊,第586-587頁。

                         

                        [88] 如章太炎批判西學中源說,而陳虬認為機器制造……溯其源流,皆僅得吾周、秦諸子之緒余;章太炎在《自定年譜》中品評戊戌人物時曾論及溫州宋恕與陳黻宸持論稍實,而對于與他們齊名的陳虬則只字未提;此外,陳虬不喜漢宋今古之壁壘,認為這是中國學術的惡習,并曾對當時文人相輕”“同人異心”“畛域堅不能破的現象表示不滿,所以二人在興浙會一事上也存在矛盾。

                         

                        [89] 《經世報》自1896年冬創議到1897年春聘用宋恕,經歷四起三落而猶未有實質進展,至章太炎返回杭州一月,便賃居定局,足見章太炎對此事的重要性。湯壽潛說此灰復燃,實緣七發’”,也印證了章太炎是促成《經世報》創設的關鍵因素。

                         

                        [90] 浙江維新群體內部如孫寶瑄、胡惟志、孫詒讓等人對該刊的支持與贊成,也是源自章太炎等人欲與廣東康門競爭的這一意向。

                         

                        [91] 相比章太炎與宋恕二人,《經世報》的另一主筆陳虬因尚有《利濟學堂報》需要主持,放在《經世報》上的精力相對有限。

                         

                        [92] 一般登于《經世報》告白一欄內。廣告數量與報紙銷量息息相關,銷量下滑,付費在該報登廣告的人自然也會減少,與之相關的收益亦隨之減少。

                         

                        [93] 售出報紙無法收齊報費的現象在當時報界十分普遍,如《時務報》《利濟學堂報》等報紙皆面臨此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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