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新聞快訊>>最新消息>>正文內容
                        最新消息 【字體:

                        王來特:來而不往的“互市”——德川初期中日貿易模式的構建

                        作者: 文章來源:《清華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9日

                        全文下載

                         

                        摘要:17世紀初,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對豐臣秀吉的對外擴張構想既有調整也有繼承。德川日本試圖在和明朝恢復貿易的同時,切斷同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交涉,在東亞海域商業繁榮的背景下,憑借白銀輸出國的優勢,確立了有來無往的"互市"模式,從而解構了既往的冊封朝貢條件下的中日勘合貿易體制,一定程度上占據了貿易的主動位置。中日貿易在此體制下穩定維持了二百余年,而"日本中心意識形態"也由此不斷滋長。

                         

                        關鍵詞:勘合; 貢市; 互市; 往市; 德川政權;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近世日本對中國的貿易管制與區域主導權的爭奪研究”(15CSS014)

                         

                        作者簡介:王來特,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般認為,中日之間建立在冊封—朝貢關系上的勘合貿易開始于15世紀初永樂帝(1403—1424年在位)與足利幕府三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時期。14世紀末,足利義滿經多年經營,積蓄了控制全國的實力,基本結束了日本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南北朝分裂狀態。為了解決幕府的財政困難,鞏固政權,義滿通過履行冊封朝貢的政治手續,成為明朝皇帝任命的日本國王并獲得金印勘合,進而壟斷了中日之間的貿易利益。然而隨著日本在15世紀后期再次陷入戰亂,幕府將軍的權力式微,勘合貿易的實際運營者逐漸轉至強勢的地方大名。隨著1550年中日之間最后一次勘合貿易的結束,由商業軍事集團主導的倭寇貿易成為中日交通的主流,而在隆慶時期(1567—1572),明朝廷雖然解除海禁,允許國人出海貿易,但日本仍然是商船被禁止駛往的對象。另一方面,在經歷了長達百年的戰國時代之后,日本的亂世在織田信長(1534—1582豐臣秀吉(1537—1598)時期步入尾聲。從16世紀末開始,德川家康(1543—1616)逐步統一日本國內,與此同時,如何建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是貿易關系,成為了初期德川政權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關于德川初期日本的對外政策,一部分學者認為,德川政權延續了豐臣秀吉的武力外征理念,雖然程度頗有收縮,但其“武威外交”的基本路線并無根本變化。[①]與之相對,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德川家康將外交政策的基調由豐臣時期的威嚇侵略調整為和親通商,轉而采取了善鄰友好的對外交涉方式,[②]持此觀點者同時認為,德川家康對中國交涉的核心目標是要恢復同明朝的關系,即重開勘合貿易

                         

                        上述先行研究的狀況表明,如何認識德川初期的對外政策及其與中國的交涉,學術界的意見并不一致甚至近乎截然對立,故有繼續考察與討論之必要。本文將在系統梳理、細致考辨德川初期中日貿易交涉文書的同時,考察與這些文本相關的歷史事件,在此基礎之上提出并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1,德川日本對中國交涉活動與豐臣秀吉時期有何異同;2,德川家康希望同明朝恢復怎樣的關系,其意圖達成的對中國貿易與足利幕府時期的明、日勘合貿易相比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3,促使這些轉變發生的深層原因是什么;德川日本憑借怎樣的比較優勢,調整了對中國貿易的政策方向,推動了以“來而不往”為特征的“互市”貿易模式的形成?解明這些問題,將有助于我們更加明晰地認識近世至近代二百余年間“穩定”的中日貿易關系的結構性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

                         

                        一、豐臣秀吉為何重提“勘合”?

                         

                        首先有必要回溯豐臣秀吉對明朝提起的恢復“勘合貿易”之要求,并分析其提出此要求的背景與動機。如所周知,1592(明萬歷二十、日本文祿元)年豐臣秀吉出兵入侵朝鮮,開局大勝,后因明朝出兵支援,加之李氏朝鮮官民的抵抗,日軍由勝轉敗,1593年雙方進入休戰議和階段。同年四月,應日軍將領小西行長(1558—1600)提議,同時也作為緩兵之計,明將宋應昌(1536—1606)假奉勅命,遣使赴日與豐臣秀吉談判。據日本史料《續善鄰國寶記》記載,豐臣秀吉在談判中提出的議和條件如下:1,明朝、日本皇室聯姻,日本天皇迎娶明朝公主;2,兩國重啟勘合貿易;3,明、日權臣誓約兩國通好;4,歸還朝鮮北部四道,割朝鮮南部四道予日本;5,朝鮮遣王子及大臣赴日作人質;6,日本送還此前俘虜的兩位朝鮮王子;7,朝鮮權臣不得違背誓約。其第二條言及日本與明朝的貿易云:兩國年來依間隙,勘合近年及斷絕矣,此時改之,官船商舶可有往來事。” [③]

                         

                        先行研究注意到,豐臣秀吉把改變“勘合近年及斷絕”之狀況列為議和的重要條款,表明了他恢復同中國貿易的強烈愿望,辻善之助甚至認為,秀吉當初正是因為欲同明朝恢復貿易卻未能成功才進攻朝鮮。[④]這樣的解讀當然不無為豐臣秀吉黷武海外的行為辯解的意味,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豐臣氏構建區域霸權的計劃已經受挫,攻伐朝鮮取勝無望且耗資甚巨,利用和談恢復通商,無疑可為其解決困局尋找一條路徑。

                         

                        然而很明顯,秀吉以“戰爭—談判”的形式索要的通商關系,雖仍襲用“勘合”之名,其實質已不同于足利義滿時期建立在冊封—朝貢基礎上的勘合貿易。對此,坂本太郎曾分析說:豐臣秀吉“發動朝鮮戰爭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希望恢復與明朝、朝鮮的勘合貿易,但是應該知道,由他要求對方入貢的貿易,與前代的勘合貿易在主客關系上恰恰是完全相反的”。[⑤]坂本對豐臣秀吉的行為持褒揚態度,他的主客易位論,可謂準確讀出了豐臣議和文書的真意。要言之,豐臣的勘合并不是要回歸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系,而是對其進行挑戰和重構。

                         

                        當然,豐臣秀吉清楚他所企望的“勘合”,需得到明朝方面的認可才能付諸實施,所以并不拒絕交涉和談判。有關此次長達三年的議和過程,已有的敘述不無歧見,江戶時代日本官方學者多認為雙方的實際交涉人向高層決策者隱瞞實情,甚至偽造文書蒙騙,導致萬歷二十三年(1595)明朝政府向日本派出使團,開始了對豐臣秀吉并未要求的冊封,最后被豐臣氏凜然拒絕[⑥]。但近年的研究則表明,豐臣秀吉實際上是比較愉快地接受了明朝的冊封,但對朝鮮不派遣王子參加冊封儀式和明朝方面提出完全撤兵的要求表現出強烈的不滿”[⑦]。在筆者看來,從實際行為檢證,豐臣氏接受冊封更近似緩兵策略,他不肯從朝鮮撤兵,既可對交涉保持一種威懾,又可伺機重啟戰端,所謂對朝鮮不滿云云,不過是其重新開戰的借口而已。豐臣氏于1596年在大阪城接受冊封,1597年即再度發動侵朝戰爭,可謂歷史證明,無須多述,在此想提起注意的是,明朝使臣所奉萬歷皇帝的敕諭和誥命里的表述,雖有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卻又明言:既封之后,不敢別求貢市,以啟事端[⑧]表明明朝其實是拆分了原為一體的冊封貢市,在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的同時,也禁止其參與貢市貿易。

                         

                        還須指出,在議和期間,明朝的對日交涉構想并不僅限于“封”和“貢”。萬歷二十二年(1594)九月,萬歷皇帝就明、日議和一事給兵部的諭文說:朕宮中將此倭情細思之,或速遣兵驅去,或待再來出兵征之,或不許貢,但往市,這三策你部里可斟酌覆奏。”[⑨]文中提出的第三種策略不許貢,但往市,其意為不允許日本人赴中國進行貢市貿易,但是允許中國人赴日本進行貿易。可見萬歷帝其時已有改變既有對日貿易模式的構想。對此,兵部尚書石星認為:不許貢,但許往市,此權宜之策也,苐貢市原系一體,封貢既罷,而獨許往市,又未知于東省直利害若何。”[⑩]石星此處雖然沒有直說,但顯然他對拆分冊封貢市,并以往市代替貢市的做法是反對的。而在同月,兵科給事中吳文梓亦對往市提出了反對意見:惟不許貢,但許往市,則不宜輕開。此釁嘉靖間,先以交市延寇,后以罷市久安,利害較然。乃今驅之,市于異域,良民決不肯去,而奸民利之,因而勾引召亂,汪直之覆轍可鑒。自夷貢華,其尊在我,言者猶恐為中國禍。若令往市,是舉中國而奉外夷,非所以存國體也。”[?]吳文梓擔心的有兩點,一是認為往市召亂,惟恐再度引發倭寇問題;二是認為往市是舉中國而奉外夷,有損“國體”尊嚴,這也說明,在貢市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中國,但如果赴日進行“往市貿易”,則占據主動的將會是日本。

                         

                        萬歷皇帝的“往市”構想因朝臣反對而未能實施。豐臣秀吉1597年再度發動的戰爭也未能如愿取勝,翌年,豐臣氏病死,日軍在接連敗戰之后撤出了朝鮮,但如同本文下面將要描述的那樣,他以重啟勘合的方式獲取區域霸權的構想并沒有因此終止,進入德川時代后仍在曲折地延續,而更讓人感到吊詭的是,德川政權所采取的對中國交涉政策,竟促使萬歷皇帝提出的往市貿易成為了現實。當然,從德川日本的視點看,這應該稱為來市型的互市。

                         

                        二、德川家康的“金印勘合”與“善鄰外交”的虛像

                         

                        1598年朝鮮之役結束以后,德川家康開始建立統一日本國內的政權,并于1603年受任征夷大將軍,成為德川幕府的初代將軍。[?]這一階段中日之間沒有官方往來,但中國民間卻一直有商船前往日本進行貿易活動。德川初期的對外政策在當代的研究中經常被描述為善鄰友好外交[?]這種觀點主要是基于以下的情況:首先,德川氏沒有如豐臣秀吉一樣對朝鮮用兵,而是恢復了通交關系,也沒有揚言要以武力征服中國,且對赴日貿易的中國商人予以優待和保護;此外,德川家康曾指示官員、大名向明朝發送書信,嘗試建立官方聯系,并藉此進行有保障的互市貿易。正因如此,在“善鄰友好”論的脈絡中,德川日本未能同明朝建立國家層面交涉的責任無形中被推到了中國一方。

                         

                        然而我們在看到德川氏對前代的政策有所改變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到一些與“善鄰友好”名實乖離的行為。這一時期,為了打開通商途徑,建立貿易據點,德川家康曾派遣武裝船隊對臺灣地區進行侵擾,與當地原住民發生了沖突,其中部分船只曾行至浙江、福建沿海,與明朝官軍也有過交戰,[?]更為重要的是,1609年,德川幕府治下的薩摩藩出兵入侵了受明朝冊封的琉球王國,這以后琉球一直處在日本的軍事控制之下。[?]這些事實說明,雖然在規模上有很大程度的收縮,但德川日本向外擴張的沖動依在延續,換言之,德川氏對豐臣秀吉的政策既有調整又有繼承。另一方面,德川家康時期發往中國的交涉文書常常被用來證明他的“善鄰外交”政策,其主動進行溝通的作法又使一些學者認為,初期的德川政權曾考慮將日本置于中國主導的朝貢體制之內,并由此進行貢市貿易。[?]然而若細審這些書信的文字,可知其態度并不友善,先行研究對這些文獻的解讀其實不無斷章取義之嫌。本節以1600年日本致明朝聯絡通商事宜的書信為例,分析這一時期德川政權對中國交涉的模式特征。

                         

                        根據收錄日本九州地方大名島津氏家族文書的《薩藩舊記雜錄》之記錄,1600年,島津義弘(1535—1619)、島津忠恒(1576—16381606年改名島津家久)、寺澤正成(1563—1633),以送還在朝鮮之役中被俘虜的明朝軍官茅國科為名義,以海商鳥原宗安(全名為:鳥原·喜右衛門·宗安)為使者,聯名向明朝官方發送書信,書信擬定的接收人是茅國科在朝鮮時的上級指揮官茅國器,末尾加蓋有島津忠恒和寺澤正成的印信。而在送還茅國科的同時,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聯絡恢復明、日通商事宜。[?]

                         

                        渡邊美季通過考察《薩藩舊記雜錄》中與上述書信同時段的相關記錄指出,鳥原宗安攜帶的書信是在德川家康的指示下,由家康的顧問僧人西笑承兌(1548—1608)起草,并要求義弘等三人擔任發信的名義人。[?]信中談恢復通商之事云:兩國交合之大事,各非不欲,因受大明皇帝敕言經年月,則今歲來歲者可待之。本邦朝鮮作和平,則皇朝亦如前規,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這看似是在表明希望重啟勘合貿易,但接下來的文字態度卻發生了逆轉:

                         

                        猶予而及壬寅年(1602年),(日本)諸將再可超滄溟,加之浮兵船于福建浙江,可卻縣邑也。夫兵者雖兇器,有所當用,有所當戢,至可用之時,雖圣人不能以戢。太閣歸泉下,是可戢之日也。朝鮮變盟約,則是可用之日也。欲作和交,以兩年為限。若歷及壬寅,朝鮮域中可屠國破家,誅戮人民,勿噬臍。[?]

                         

                        由此可見,家康以入侵中國、朝鮮作威脅,并給出了最后期限,警告明朝不要后悔。以這種方式要求通商,顯然是對豐臣秀吉對外路線的繼承,信中所謂“以金印勘合可作往返”,與其說是恢復朝貢體制的“前規”,毋寧說是對朝貢體制的顛覆和翻轉。

                         

                        關于此次鳥原宗安一行的經歷以及同明朝聯絡的結果,在薩摩藩編纂的史料中有如下的記述:

                         

                        宗安等人到達福建以后,前往北京拜謁皇帝。皇帝大喜,賜宴宗安。歸國前宗安與茅國器約定,每年由福建向薩摩派遣兩艘商船進行貿易。次年,中國商船如約駛往薩摩,但途中被堺的商人伊丹屋助四郎搶劫并擊沉,與明朝的貿易未能實現。[?]

                         

                        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敘述德川初期的明、日交涉時,將上述記事作為可以憑信的文獻進行引用,[21]但在簡單瀏覽之后便知其中漏洞重重。一個日本商人真的有可能得到萬歷皇帝的親自接待?茅國器是茅國科在朝鮮時的上司,他又怎能參與明、日貿易的具體議定?而若對照中國方面的史料可知,鳥原一行實際上是先到達了浙江,經過當地官員審查報告至朝廷后,該事件又被要求與福建地方官合查,進行進一步審理。《明神宗實錄》對這一過程記述說: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戊戌,兵部又題)浙江巡撫劉元霖報稱,哨獲烏尾異船一只,官役華夷一干人。審得千摠毛國科,蒙游擊茅國器差往倭營用間。今有執政家康,令倭酋覓船送歸,及先年被虜人口并將賊首李州等十一人綁送,與科帶回正罪。合行福建巡撫查審歸結,其被虜民兵,各取原籍親鄰里甲保結收管。從之。[22]

                         

                        在經過審查商議后,明朝廷對鳥原一行作出了如下的判斷和決定:

                         

                        (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甲戌)兵部題會審,閩撫所解毛國科吐稱,初入倭營,奉經理之檄文,今歸本土,齎倭將之書器,或者進步。時經理撫臣奉楊天討,先禮后兵,震軍聲以禠倭魄,不可知然。所持檄文止一抄白,既無印信可憑,又無年月足據,其言曷敢輕信。惟是倭書之中,誘以和平,要以通商,為謀甚狡。除書器進納外,國科宜仍送經撫兩臣,備查真偽,奏上定奪。其沿海省直,移文督撫,嚴禁奸商闌出,以防窺伺勾引,并咨朝鮮國王,堤備釜山一帶,毋令狡奴復覘,隳天朝恢復之功,貽彼國淪覆之患。允之。[23]

                         

                        判定的結果是,明朝廷拒絕了日本的通商要求。渡邊美季認為,根據《明實錄》中的記錄,可以確定德川家康授意作成的書信及其通商要求的確被傳達到了明朝廷,然而從明朝并沒有由此提高本土的防御這一情況來看,家康書信里有關武力威脅的內容極有可能未被日本使者上報。渡邊還進一步推斷說,由于在這一時期,家康以“武威”為背景推進其外交政策,所以應當是島津氏和海商鳥原宗安為了交涉穩妥推進,對原本的文書作了改動,而在薩摩藩史料中添加的鳥原與明朝訂約成功的情節,則是島津氏為了向德川氏證明自身存在的意義所進行的創作。[24]也就是說,鳥原宗安交給明朝官方的文書并不是家康授意作成的原件。

                         

                        考察鳥原宗安事件可知,盡管日方信函是在德川家康授意之下作成,但與足利義滿以自身名義向明朝皇帝上呈國書,建立中日關系的舊例不同,德川氏在進行交涉時,在形式上是由地方大名向明朝地方官發送書信,并由此呈遞至皇帝。這種“幕府將軍—幕府官員/地方大名明朝地方官明朝皇帝層層代理的方式,是初期德川政權對中國交涉的一貫特征,此種設計意在排拒明朝的政治權威,實際上是對冊封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性改變。由是觀之,鳥原宗安書信中恢復通商的希望與武力威脅的言辭看似前后矛盾,在此邏輯上其實也不難理解。德川初期的日本正處在以自身為中心構建區域秩序的摸索階段,在經歷過崇尚武力的戰國時期以及豐臣秀吉的朝鮮攻伐之后,德川氏內政外交的基本理念之一正是渡邊美季提到的“武威”,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接受明朝冊封,回歸中國主導的朝貢貿易體制,對日本來說已經不再可以接受。日本慶長十二年(1607),德川家康曾有通過朝鮮與明朝商議恢復通商的意圖,針對此事,西笑承兌建議說:

                         

                        往歲秀吉與明國絕好,常謂有事于明國以朝鮮為前驅,其言未遠,人人口銘聞于異域,今勘合事成,可遣進貢船于明國,然則秀吉歿后我威漸弛,似服從于彼乎,愿暫待焉。[25]

                         

                        雖然此時幕府在言語中尚不避諱“勘合”、“貢船”等詞匯,但從承兌的勸諫可以看出,因為朝鮮之役日軍并非完敗,故而豐臣秀吉與中國王朝分庭抗禮甚至挑戰的姿態在德川時期并未被否定,反而得到了強烈的認同。德川家康聽從了西笑承兌的建議,為了避免顯示出“服從于明朝”,有損日本之“威”,暫時取消了計劃。同時,在“武威”方針指導下的德川日本,也必定不會僅僅專注于單純的恢復中日通商,而是會采取更加“積極”的行動,其矚目的目標之一即是位于明朝朝貢貿易體制之內的琉球。

                         

                        三、入寇與通商:島津氏對琉球征而不滅的戰略用意

                         

                        位于中國東海之上,日本九州以南的琉球王國是東亞區域中軍事實力較弱的國家,雖然是明朝藩屬國,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長期受到日本的軍事威脅和政治干涉,德川政權建立初期,琉球遂成為其經略對明朝關系的戰略利用目標。關于這一段史實的記錄,分別載于明朝、琉球、德川幕府及薩摩藩的各種文獻中,其內容相互疊合且參差抵牾,先行研究多見僅執一端之論,本節則擬對多方文獻進行比勘考辨,在此基礎上做出分析和判斷。

                         

                        首先來看1606年德川政權下的薩摩藩主致大明國使的一封信。事情緣起于同年明朝遣使前往琉球冊封國王尚寧(1564—1620),尚寧將這一信息通報給了薩摩藩主,而薩摩藩主則試圖通過琉球向當時尚未回國的明朝使節傳遞書信,遂有此信。信函署名人為藤原家久,即藩主島津家久,在后來編纂的史料中,該信被題為呈大明天使書,內容如下: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家久,謹上書大明國天使兩老大人鈞座下。伏以,天使奉詔命,不憚萬里鯨波,遠至于琉球小島。我雖未接光霽,望盛德于千里之外矣。先是,華人茅國科,在朝鮮與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皇朝之余,遣船并差喜右衛門尉送還中華之地,未審國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招喜右衛門尉,忻甚忻甚。想是兩地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頗以為慊矣。恭惟,天使兩老大人,感我恭順之誠,自今以往,年年使中華商舶來于我薩摩州,阜通財賄,何幸如之。然則皇恩德澤,當永矢而弗諼矣。謹此拜獻,金屏二只,小篋三重二個,伏乞各各笑納,臨楮不勝瞻戀,仰祈尊照。不宣。[26]

                         

                        書信由幾年前送還茅國科一事提起,由此引出島津氏的實際目的,即希望明朝派遣商船赴薩摩貿易,其文辭甚為恭敬,但沒有提到“金印”、“勘合”等語。此外,本文參考的載于《異國日記》的《呈大明天使書》抄本上并沒有加蓋印信的記錄,末尾只有“藤原家久”的署名,且就內容主旨來看,書信亦當出自島津氏而非幕府。需要指出,文中“今幸官船招喜右衛門尉”,即明使召見鳥原宗安的敘述,實際上和明朝方面的史料記載是有出入的。在此次明朝使團正、副使夏子陽(1552—1610)、王士禎合編的《使琉球錄》中,對日本人的到來及雙方的接觸有如下的記述:

                         

                        (卷上·題奏)又臣等先未渡海時,傳聞倭警,且恐內地奸謀叵測,臨行書請申嚴海禁,蓋誠慮國體所係,宜且豫防。比臣等在琉球,果聞倭狂謀洶洶,幸而畏疑中寢。及九月間,有數舶至,稱為貿易;臣等行令琉球豫為陳兵備御,且嚴禁從役勿與交通。倭知有備,亦斂戢不敢肆。聞之琉人,謂倭酋帖息之狀,大異往昔。

                         

                        (卷上·使事紀)九月間,忽夷屬有報倭將來寇者,地方甚自危;余輩召法司等官問計,惟云“恃險與神”而已。予等乃諭之曰:“若國雖小弱,豈可無備御計!幸吾等在此,當為爾畫策共守”。因命其選兵礪器,據守要害;更飭吾眾兼為增械設防。夷國君臣乃令王舅毛繼祖率夷眾千余守于國北之地—曰米牙磯仁;蓋倭船所經過處也。無何,倭數舶至,則賀國王及來貿易者也。余恐我眾潛通市易或致生端召釁,乃下令嚴禁,絕勿與通;吾眾凜凜奉法。倭聞先聲,且知吾有備,亦惴惴斂戢,不敢動。及聞余輩將返,請愿一見為榮。時左右皆曰:‘倭佩刀,性如犬羊;請勿與見’!余曰:‘倭素猖獗,不知禮。今以吾天朝之威求見,若拒之,是示怯也;如堂堂之體何’!令陳兵衛,開門坐見之。彼一見氣奪,伏地稽顙,再拜而出;語琉球人曰:‘吾見吾國王,未嘗懼;今見天使,吾膽落矣’!后二日,余輩出;望見前驅,即遠避伏睹,不復如曩日之逼視恣睢矣。[27]

                         

                        按照上文的說法,明朝就日本對琉球的威脅已經有所知悉,夏子陽等人也提前做好了警戒防備,并未曾主動召見日方人員。而日本人在琉球見到夏子陽之后,則自稱是來慶賀尚寧受封兼同琉球做貿易,也未提及薩摩與明朝通商之事。故島津家久在信中所言,當是為鳥原宗安前往琉球與明使交涉尋找借口,理由也是無中生有。夏子陽禁止己方人員同來者接觸,故日方雖然得以同其會面,卻未能做進一步交涉,應該沒有機會傳遞島津家久信函所言的信息。

                         

                        然而同明朝直接通商并不是薩摩方面唯一的預備方案,因為和上述島津家久信函同時被送至琉球的,還有家久的伯父島津義久(1533—1611)以自己的名義致尚寧的另一封信,題為《呈琉球國王書》,末尾加蓋義久的印信。[28]信中說:

                         

                            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將軍憂之之余,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而年年來商舶于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若然,則匪翅富于吾邦,貴國亦人人共(其)富潤屋,而民亦歌于市,抃于野,豈復非太平之象載。我將軍之志在茲矣。

                         

                        曾有學者引用這段文字來證明德川幕府對恢復明、日通商的強烈愿望,[29]然而查閱該信后面的文字,可以確認,義久的主旨并不在此。此次琉球向島津氏傳遞明使到來的信息,是以島津家久受封薩摩藩主為契機,派遣僧人宜謨里主以慶賀為名義前往彼處,所以在信中,義久首先指出琉球臨近薩摩,遣使前來祝賀藩主嗣立是因循舊例,繼而夸耀德川氏之武功威嚴說:

                         

                        我今寄言于國君,勿以我之言壓之。日本六十余州有源氏一將軍,以不猛之威發其號令。寸土無不獻方物者,一民無不歸其幕下者。是故,東西諸侯莫不有朝覲之禮。我今雖去麑府之任,每歲使親族之在左右者,行以致其聘禮。況家久為國之宗主,豈不述年年之職乎。貴國亦致聘禮于我將軍者,豈復在人之后哉。先是,我以此事告于三司官者數矣,未聞有其聘禮,是亦非三司官懈于內者乎。今歲不聘,明年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

                         

                        義久對自己曾經數次告知琉球朝廷的“三司官”應當致聘禮于幕府將軍卻未見響應表示不滿,并示以威脅之意。而在上述“大明與日本商賈”等語之后他又提到,島津家久曾遣人向三司官轉告幕府欲在琉球同明朝進行貿易的意思,卻被拒絕。考慮到將軍對此事的態度,義久信末說:“將軍若有問之,則家久可如之何哉。是我夙夜念茲而不措者也。古者善計國計家者,雖大事小者,隨(有)時之宜而為之者。況復小之事大者,豈為之背于其理哉。”隨后又拋出了“其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這樣的最后通牒。

                         

                        此外,關于這次島津氏與琉球及明朝使者交涉的前后經過,薩摩藩史學者伊地知季安(1782—1867)在其所撰《南聘紀考》中還有如下追述:

                         

                        是歲,尚寧遣崇元寺宜謨里主來聘本府,賀公襲封如例,并承神宗旨,傳招宗安至于琉球,蓋以明船不回故也。先是,本邦多歸神祖,東西諸侯莫不朝覲焉。故貫明公遣島原對馬等諭告三司官,勸尚寧王通聘于神祖,以賀一統。時謝那池城等居三司官……且明不遣商船者,三十余年于此矣。公承神祖旨,遣使島原宗安等,之琉球說三司官等傳諭明國,必遣商舶通互市道。謝那不從,蓋欲明張其威力也。是年公在伏見,命島津忠長等,先造戰艦,來秋起師,以討大島。貫明公乃命僧文之,起艸其事,以致尚寧,盡理諭之曰,猶不來聘,舟師問罪,請其擇之。九月,公托來使以致回翰,附齎書及金屏二只,歸致明使忻,其招宗安猶言前請……是年筑駿府城,命諸侯助工料,十一月,檄命公,特免助役,以有事于琉球也。[30]

                         

                        由此可知,1606年,在嘗試和明朝恢復通商的同時,德川家康也在命令島津氏建造戰船,準備對琉球發起進攻,同年家康免除薩摩藩修筑駿府城的義務,正是為了減輕其負擔,使其積極備戰。再查閱日本同一時段的相關記錄,慶長十一年(1606)六月,島津家久于伏見城參見德川家康時曾提出征伐琉球的請求,并得到了幕府的準許。[31] 1609年島津氏出兵入侵琉球,并將國王尚寧擄回日本。雖然尚寧在1611年又被送還本國,表面上仍是王國的統治者,同明朝的冊封朝貢關系也依舊保持,但由此琉球須向薩摩藩繳納年貢,同時貿易權及行政權也被控制。[32]

                         

                        日本通過入侵琉球,以武力實際控制了明朝以經濟、文化等軟實力統合的海外地區,如此,日本即便在政治上處于明朝的朝貢體制之外,也可以方便地通過琉球這一中介,間接分享明朝構建的貿易網絡的經濟利益。又因為在冊封—朝貢體制中,明朝理應對琉球提供軍事保護,所以即便沒有像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時那樣大張旗鼓地對明朝宣戰,德川日本也以通過地方大名控制琉球的方式,在構建區域秩序的進程中,打破了中國原設的制度規則。

                         

                        自島津氏入侵琉球以后,德川幕府和明朝實際已經漸行漸遠,但日本卻仍在繼續設計中日之間的貿易模式。據《薩藩舊記雜錄》記載,在尚寧被送回琉球之前,島津家久曾致其一信,落款時間是慶長十六年(1611)十月二十八日,末尾加蓋有家久的印信。信中家久首先強調薩摩進攻琉球的正當性,繼而要求尚寧速差官于大明,請許船商往來通好,方可以功補過,又說:足下拜關東時,大將軍家康公發令西海道九國之眾寇明,寡人以仁義之言說而止之,蒙許侯琉球通商議好,否則進兵未晚。隨后家久又給出了明、日通商的三種方案:

                         

                        足下宣奏聞明國懇從日本三事。其一,割海隅偏島一處,以通我國舟商,使彼此各得無咎;其二,歲通餉船交接琉球,仿日中交易為例;其三,孰若來往通使,互致幣孰嘉意,勤禮交相為美。

                         

                        換言之,對日本來說,最理想的方案是能夠同明朝進行直接的官方互市貿易,但若此項提案不行,也可以琉球或其他島嶼為中介地,間接和明朝貿易。書信其后又威脅尚寧說:

                         

                        此三者從我一事,則和好,兩國萬民受惠,社稷保安長久。不然,大將軍既耀德不服,使令入寇戰船曼渡沿海,剿除陷城邑殺生,靈明之君臣能無憂忽。是則通商之與入寇利害判若白黑,正足下之所宣急告也,惟靈言無隱,免致后禍是幸,余不宣。[33]

                         

                        即是說,三種方案若皆被拒絕,日本便要進攻中國沿海,家久要對方自己權衡通商與入寇的利害。此外,《島津國史》同年的記錄中也寫道:“幕府使公(島津家久)命琉球王尚寧,令諭明人與日本互市通好,明人不聽,將用師焉。十月二十八日,公以書告琉球焉。”[34]印證了上述書信的內容。

                         

                        關于尚寧在此后的舉措,當時負責起草薩摩藩對外文書的僧人南浦文之(1555—1620)在其所撰《南浦文集》中收錄有一篇尚寧致福建軍門的書信,標注的時間是在慶長十八年(1613)春。信中尚寧敘述了薩摩入侵琉球,自己被俘,后被送還的經歷,又轉述了上述島津家久提及的明、日通商三種方案,接著說道: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于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于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島津家久)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35]盡管這封信是否確實被送至福建方面尚且存疑,但和前面引錄的其他文獻綜合觀之,可以確認其反映了德川政權對中國交涉的真實意圖,即以軍事“入寇”為前提,要求明朝恢復互市通商,這當然與曾經有過的“冊封-勘合貿易模式大相徑庭,而與豐臣秀吉的區域霸權構想一脈相承。并且,德川政權所宣示的入寇,并不僅僅是外交辭令,有時也會付諸于行動。薩摩藩的島津氏興兵入寇琉球,虜其王卻不滅其國,而是將其置換為對明貿易的中介,就是德川日本對明戰略的一次成功實踐。

                         

                        四、“遣大明國書”主旨再考:“勘合符”與“朱印狀”并置的背后

                         

                        戰爭與通商并舉、宣稱重啟“勘合”而實際上重構“勘合”,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卻正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日本重建國家體制、重構中日關系,以及重新確定自身在東亞區域之位置的過程中,頗為自然的表現。在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實際執掌決策權柄時期(1603—1616),德川政權一直處于這樣的權衡調適狀態中:既因對明朝主導的區域政治經濟秩序的依存而試圖重啟勘合貿易,又不斷以自己的意愿界定勘合的內涵,變換方式挑戰明朝的主導權。略早于上文所述島津家久要求琉球國王尚寧速差官赴明,德川幕府亦通過另外的途徑向明朝傳遞信息,慶長十五年十二月(16111)以本多正純(1565—1637)的名義發給福建地方官的信函,即為其中一份重要的存世文獻。

                         

                        導致此信函出現的契機,是一個名叫周性如的明朝商人。日本慶長十五年(1610),周性如來到日本貿易,受到德川家康的關注,同年十二月(16111),家康命人以其心腹重臣本多正純的名義撰寫信函,委托周性如轉呈福建的地方官陳子貞。據現在所見文獻,本多正純信函最早收錄于以心崇傳(1569—1633)編輯的《異國日記》和《林羅山文集》里,以后流傳的各種文本,皆來自這兩個版本譜系。而《林羅山文集》本在此信函上還冠有一個標題:遣大明國[36]這是林羅山(1583—1657)本人所題,還是羅山之子、曾佐助羅山多年并是其文集編者的林鵝峰(1618—1680)之所為,不得而知,但確實提示了這封書信所帶有的國家間外交文書性質,而非一般的個人來往信函。

                         

                        本多信函“遣大明國書”之所以收錄于林羅山和以心崇傳的著述,并非偶然,乃因二人皆參與了此信函的撰錄,但兩人所承擔的工作有所不同,這甚至影響到此信函文本在詞語表述上的差異,故需略做考述。

                         

                        據《羅山先生文集附錄》:“慶長十五年庚戌……先生赴駿府,今茲十二月,大明人周性如來訴海上賊船之事。因是議之,及勘合事,大神君使執事本多正純贈書于大明國福建道總督陳子貞,使先生作之。”此段文字,當為文集編者林鵝峰所撰,參照同時期文獻《外國入津記》,也有與上述《附錄》內容主旨相同的記錄。[37]可知林羅山首先參與了在駿府亦即德川家康1607年讓位后的隱居之地召開的會議,商議如何應對明朝商人的請求,然后受大神君亦即家康之命起草給大明國福建道總督的信函。從會議到信函起草,無處不見德川家康的身影,其為最高之謀劃者和決策人當確定無疑。

                         

                        那么,以心崇傳是在哪個環節和這份“遣大明國書”發生關聯的呢?崇傳雖為僧人,同時也是德川初期幕府的顧問,他的《異國日記》匯集了日本的各種對外交涉文書,并做了相關說明,其中涉及周性如來日的文字,比上述林鵝峰的說明更為詳細,概言之,慶長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明朝福建商人周性如經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引薦,赴駿府城拜見德川家康。家康因為希望得到明朝與日本貿易往來所用之“勘合”,故囑藤廣與林羅山以本多正純之名撰寫致明朝地方官信函。其時崇傳本人并未與聞此事,但后來正式交予周性如的信函文本則是由崇傳負責謄寫的,并加蓋了家康的朱印。[38]此為崇傳本人所記,內容應當屬實。

                         

                        如同先行研究已經注意并指出的那樣,《林羅山文集》的“遣大明國書”和以心崇傳《異國日記》所收同信函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如該函開篇一段描述日本與中國通商的歷史及日本國現狀的文字,《林羅山文集》所錄文本如下:

                         

                        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貿于□中華者雜出于漢隋唐宋元□明之史,及我□國記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中華之貴價來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舶絕,可謂遺憾。方今吾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尊往古之遺法,鑒舊時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賨。由是益慕□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于懷。[39]

                         

                        但《異國日記》所錄同信函的相應段落里未見“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字樣,而在“其化之所及”后面所列諸國名字里則加入了“朝鮮”,但沒有提及剛剛被薩摩藩征伐的琉球。[40]

                         

                        羅納德·托比(Ronald Toby)曾引用過《林羅山文集》本遣大明國書,據此分析初期德川政權如何通過對外交涉確立自己權力的正當性,認為該信函以德川的家臣本多正純名義而非幕府最高統治者之名,且不用明朝年號,明顯不符合中國所確立的朝貢冊封意義上的表文格式,表明德川政權并沒有承認明朝的宗主權;同時,信函涉及此前日本的侵略朝鮮和當時不斷發生的倭寇侵襲事件,皆含糊其辭,既不承擔責任也未致歉謝罪;更重要的是,信函明言朝鮮入貢,琉球稱臣,把早已接受明朝冊封的朝鮮、琉球納入了日本的藩屬范圍,顯然是以日本型的華夷觀挑戰中國的主導地位。[41]

                         

                        但何慈毅提出和托比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說:“美國學者Ronald P.Toby在其論文及著書(1990:54-57)中論及德川幕府初期的外交政策時一再引證《文集》中致福建道書,并用很長的篇幅對此書信進行剖析和解說,力證日本江戶幕府在外交上欲與當時的明朝分庭抗禮。他的論文和著作在美國和日本的日本史研究界具有很大的影響,是研究日本史及東亞史學者的必讀文獻[42]因此何認為尤需與之商榷。

                         

                        何慈毅之所以特別指出托比“一再引證《文集》中‘致福建道書’”,是因為他認為《異國日記》成書時間早于林羅山的《文集》,且因1610年左右以心崇傳在幕府的地位遠比年輕的林羅山要高,故《異國日記》所收本多信函的記錄可靠性更大。如前所述,被何慈毅視為可靠的《異國日記》本里恰恰沒有朝鮮入貢,琉球稱臣之類的表述,所以,何慈毅認為托比等學者在研究中引用《文集》資料者居多,并且又偏偏以《日記》資料中所不存在的那部分為論據加以強調”[43],是讓人深感遺憾的。而何氏依據可靠的《異國日記》本得出的結論是:初期的德川政權一改豐臣秀吉妄想以武力執亞洲之牛耳的強硬外交,推出了親善交鄰的外交政策,而且謀求恢復與明朝的關系是其外交政策的基調。”何甚至認為:“德川家康對加入以大明國為首的冊封體系已早有謀劃,祗要能達到其恢復對明朝貢貿易的目的,他就會像室町足利將軍那樣接受大明皇帝的‘日本國王’封號”[44]

                         

                        何慈毅注意到本多信函早期記錄的兩種版本的差異,確實擊中了他所引用的托比論著的文獻弱點,但何氏認為羅山文集本不足為據,則未免有些言之過急,忽略了兩種版本之間的微妙關系。本文認為,由于《異國日記》中明確記載德川家康授意林羅山作成書信在前,以心崇傳謄寫在后,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其實是林羅山所擬原稿更貼近家康最初的內心所想,也更能反映德川政權這一階段對明朝交涉的基本方針和構建區域秩序的基本理念。至于崇傳修改信函是出于怎樣的目的和考量,現無直接文獻可供查考,但即使以崇傳的《異國日記》本為依據,其開篇所描述的德川日本的景象:國家一統,繁榮富足,民風淳厚,“追跡三代”,亦即可與古代中國的理想社會相媲美[45]蠻夷向化,列國來朝,也讓人感覺儼然是另外一個朝貢體制的中心,特別是其所開列的向日本上書輸賨亦即呈表納貢的諸國,即使不把琉球計入,也不乏早已進入明朝冊封圈內者,僅此已不難看出,字里行間所表露出的與明朝分庭抗禮態度,和羅山文集本內容或程度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并無大異。綜合觀之,何慈毅對托比的批評并不足以動搖托比的結論。

                         

                        此外應該說明,何慈毅還指出,《異國日記》本和羅山文集本有關各國“無不上書輸賨”一句的記載也有不同,何氏依據崇傳“親筆記錄”的信函之“照片版”,把“輸賨”認讀為“輸賓”,他批評托比依據羅山文集本把此詞語誤讀作“輸貢”,并說:“如《日記》所載,朝鮮安南及暹羅等國并非‘輸貢’而只是‘輸賓’的話,那Ronald P.Toby之論點便不能成立”[46]。何氏沒有具體說明他所理解的輸賓是怎樣的意思,因此我們無法對他的結論做出判斷,但可引為參照的有荒野泰典的專著《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其中引用羅山文集本的本多信函,也把“賨”讀作了“賓”,但荒野采用“賓”字所具有的“賓服、歸順”之義項,將此句解釋為“朝鮮等國均歸順于日本”。[47]由是,荒野自然不會像何慈毅那樣去質疑托比,而是和托比一樣確認了遣大明國書所表露的日本型華夷意識。何慈毅所批評的托比的論文及著書,是分別發表于1977年和1990年的日文文本,[48]而非常有意思的是,2003年托比又發表了一篇長篇論文:《近世初頭対明の一外交文書諸本の系譜——誤寫?誤読?誤記の系譜と日本型“華夷”論》,不僅對自己當年未能注意到羅山文集本和《異國日記》本上所載“遣大明國書在詞語表述上的差異而表示反省,還全面考察了遣大明國書現存的各種版本(包括手抄本和刊行本),細致梳理了其流傳的譜系,包括當代學者論著中的轉錄和轉引,特別對無不上書輸賨句中的字做了考辨,確認無論是羅山文集本還是《異國日記》本,所使用的都是,并結合相關文獻指出,字現在雖然成為了一個生僻字,乃至被眾多學者誤讀訛傳為,但在中國的古代典籍里,自《后漢書·南蠻傳》以來在朝貢體制的意義上實際上屢被使用,意指南方之蠻向中華·天子呈送貢物,漢學修養深厚的林羅山和以心崇傳恰因深知此意,所以才在描述眾蠻夷之君長酋帥對德川日本上書納貢時使用此字,《異國日記》本刪去朝鮮入貢,琉球稱臣一句后,把朝鮮放到輸賨行列,將其從入貢者轉換為輸賨者,只不過是異文同訓的詞語轉換,完全沒有改變把朝鮮視為向日本朝貢的屬國這一事情本身[49]

                         

                        本文認為,托比的此篇長文考辨精細,分析縝密,立論堅實可信,但迄今似乎尚未被中文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者關注[50],故做了以上的引述和介紹。同時本文還認為,遣大明國書正式言及勘合貿易的部分,更關系到該信函的主旨,有細讀重考之必要,茲引錄如下:

                         

                        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于五島。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舶來我邦,期以長崎港為湊泊之處。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閧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來也,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我邦遣使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我只遣大使船一只而已,明其信也。若余船之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宄伏竄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又我商船之往還于諸蠻者,因風浪之難,有系纜于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之。今將繼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復古之功不在于斯乎。我邦雖海隅日出抑諺所謂蕞爾國也,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為,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遐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51]

                         

                        按上文所言,家康期待同中國商船進行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的自由貿易,而如果得到明朝的勘合,他也將派遣一艘使船表明誠信,但他接下來的一句值得特別注意:若余船之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宄伏竄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此處提到的印書,是有具體所指的。如所周知,德川家康時期,幕府向獲得海外貿易許可的商船頒發朱印狀,即加蓋有家康印信的官方文書作為許可證,所以這些商船亦被稱作朱印船。同時,幕府也向朱印船的貿易對象地區發送文書,要求對方保護持有朱印狀的商船,并拒絕朱印船以外的日本船只。[52]上文提到的印書,應當是指家康的朱印狀。由此可知,在林羅山起草遣大明國書的這一時期,德川家康其實是希望同明朝進行有來有往的互市貿易,同時也有意將其推行的朱印船貿易規則和明朝主導的勘合貿易制度平行并列。正是在此脈絡上,遣大明國書雖然說希望明朝給賜勘合之符,但同時又創造出了頒符使這一新的稱謂,刻意回避冊封使等用語,從而剝離勘合冊封之關聯,把明朝的勘合符等同于德川日本的朱印狀。由此可見,作為德川政權的外交文書,遣大明國書的遣詞造句,實都大有深意存焉,把其中的繼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解讀為德川幕府意欲恢復足利幕府時期的狀態,甚至認為德川家康有意加入以大明國為首的冊封體系,顯然都是脫離了本多信函之文本上下文的臆測之詞,也無法解釋為何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德川政權及薩摩藩以武力入寇琉球的方式謀求對明通商。

                         

                        綜合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德川家康時期,日本內部的自民族中心意識,即托比所謂日本中心意識形態,或荒野泰典所說的日本型華夷意識,已經頗為成熟,在對外交涉上的表現之一,則為處心積慮地謀求與明朝中國的對等關系,自行構建與周邊的區域秩序,但因這一時期日本的國力與明朝還相差懸殊,在經濟上對明朝的依存程度較高,雖然有心但還無力脫離明朝所主導的區域經濟秩序,故不得不在對明交涉上采取迂回戰術,在外交文書上苦心斟酌,巧妙修飾,這是今天的解讀者不可不注意的。

                         

                        最后還應說明,《遣大明國書》發出后并沒有得到明朝的回應。上引林鵝峰在《羅山先生文集》的注解中解釋說:彼國狐疑猶豫,而無答書,勘合不成。但同注解又說:然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渡長崎者自此逐年多多。”[53]則透露了有關中日貿易變化的一個重要信息。盡管遣大明國書未能達到德川家康所預設的目的,但自那以后中國商船卻不斷前往日本,實際上變相適應了德川幕府增大中日貿易的希望。而隨著這種變化的繼續,德川政權對明朝中國交涉的政策也將發生相應的調整。

                         

                        五、勘合的消逝與德川日本對明交涉方式轉變的經濟原因

                         

                        德川日本對明朝中國的交涉政策在德川家康去世以后,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獨掌政權的時期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據《異國日記》的記載,日本元和七年(天啟元年,1621年),有浙江省名單鳳翔者前來日本,傳遞浙江地方官員致日本將軍書信的記事,書信的落款日期是萬歷四十七年(1619)六月初二日,單鳳翔等人沒能到江戶謁見幕府將軍,而是被安排停留在京都等候幕府的消息。他們所攜來的信說,明朝近年海禁從寬,來往商船得以通行。但因為海盜經常冒充客商前往日本交易,真偽難辨,所以希望將軍可以將所到適(商)船逐一查理,及一切經年流落商人,或賭博棍徒,皆易為盜者,悉宜細勘。俾人贓得實,即行懲治。又說:庶上申三尺王章,而商利允沾,下杜兩邦之盜患,而邊境永靖。”[54]即是說,明朝地方官希望幕府可以詳細查辦海盜問題,這樣雙方才可以平穩共享貿易上的利益。

                         

                        針對此信,元和七年三月,長崎奉行長谷川權六和林永喜(1584—1638,林羅山之弟,同為幕府工作)、以心崇傳受命于江戶合議此事。商議結果,認為單鳳翔所傳書信在封面上直書日本將軍,后面又綴以字,不合書式規矩;給將軍的書信與給長崎奉行的書信內容一樣,所以更為無禮,故不足以信。三人又總結了此封書信的無禮之處共七條,向幕府匯報。經過幕府的討論,同年五月,單鳳翔帶來的書信被判定為偽造之物,幕府拒絕接見,決定將其由京都遣回,并要京都方面向他們傳達如下的信息:大明、日本之通信,近代自朝鮮告對馬,對馬奏上之。今猥無由執奏之,忽還邦,而以朝鮮譯通可述所求之事者也。六月,長谷川權六及林羅山在京都向單鳳翔等口頭傳達了上述內容,單氏等人希望得到書面的回復,但被拒絕。[55]

                         

                        明朝官員遣使送書,原本是開展互市的絕好時機,然而此時德川幕府的態度卻十分消極,開始避重就輕,計較起來信格式及文字表述等細節,將文書判定為偽造又拒絕給出書面回復,這樣做自然是在為拒絕溝通尋找借口,而其所謂明朝與日本的通信需要經由朝鮮、對馬藩再轉交幕府,無疑又否認了德川家康時期由幕府權臣直接出面交涉的存在,其目的顯然是要在外交程序上設置層層隔斷,避免中日官方的直接接觸。

                         

                        《林羅山文集》中收錄有這次明使回國之前,林羅山代人贈寫給單鳳翔及隨其赴日的沈茂人的兩封書信。林鵝峰的注解說:頃年我西鄙貪賈屢侵掠海上,福建道都督使單鳳翔來訴之,沈茂人從焉。鳳翔先到筑紫而入京,將到東武,然官命不允之,故自京直歸帆。其留滯之間,先生代人贈此二篇。贈與單鳳翔的信中寫道:本邦無為而治,想夫海波不揚也必矣。自今歲歲有風舶之信者,豈非彼此之幸也哉。贈與沈茂人的信中寫道:我邦山有鳳鳥之至,海無鯨鯢之橫,如何有綠林白波之奸哉。來歲有待一葦之航可計日而期矣。交鄰之道在人上者豈無意也哉。” [56]兩封書信是林羅山代何人所寫,現已無法考證,但其中主旨有二,一是說明海盜并非日本國民,二是希望雙方貿易可以平穩繼續。由此可見,盡管幕府拒絕與明朝官方直接交涉,但也不愿雙方關系因此惡化,以致有礙商舶往來。

                         

                        此后,在1624年,福建地方官又曾致書長崎,再次要求日本打壓海盜。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奉幕府指令,以自身名義回信。該書信的現存抄本上沒有加蓋印信的記錄,內容歷陳海盜并非日本邦人,同時又提出:庶幾每歲舶騁帆馳,有通潮信也,不亦可乎。左右若轉達于朝廷,果許相通,則彼此共安,風和濤穩,是生靈之福也。”[57]日本方面希望福建官員可以轉告朝廷,允許雙方進行互市貿易,然而這封書信只能算是例行公事的回復。如果明朝允許日本商船前往中國自然更好,但是與德川家康時期不同,此次的書信中沒有再出現要求明朝同意恢復勘合的字樣。

                         

                        勘合在德川日本對明外交文書上的消逝,是雙方政治外交關系發生重要變動的表征,同時也是東亞海域經貿環境長時段變化所催生的結果。從15世紀開始,受到明朝主導的朝貢貿易以及歐洲市場需求的牽引,東亞海域進入了商貿活動的活躍期,中南半島及東南亞海島地區漸次興起了以中轉貿易為主要產業的港口城市和港市國家。至16世紀,歐洲航海殖民者的到來促使該區域的貿易網絡趨向更加多極化,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了在澳門的居住權,并于1570年前后開啟了連接長崎和澳門的中日貿易,1571年,西班牙人開始建設馬尼拉,由此美洲的白銀得以大量流入東亞。[58]而在日本,受到商貿的刺激,其國內銀礦自16世紀中期開始被大量開發,并在15751625年之間達到生產的高峰。根據山村耕造和神木哲男的推算,15601640年間,約有9450公噸的日本白銀被運往中國。田代和生也指出,17世紀初,日本銀的輸出達到高峰,每年約可達到200公噸。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在前述的基礎上推算,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日本向中國輸出的白銀數量與從美洲跨太平洋運至中國的白銀總量大致相同,約等于從歐洲流入東方的白銀數量的三分之二。[59]

                         

                        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于白銀的吸引力,加之明末對海外貿易管制的松懈,德川初期,大量中國商船來到日本,巖生成一從日文及歐文史料中摘錄了自1611年開始的相關記錄,其中至1635年的船只數量及貿易情況見于下表。

                         

                        1:中國商船來日貿易情況(1611—1635[60]

                         

                        年份

                        船數

                        備注

                        1611

                        70余艘

                        輸入大量生絲。

                        1612

                        30余艘

                        輸入白絲20萬斤余,生絲價格下跌。

                        1613

                        20艘以上

                        長崎港中有20艘以上的中國商船因臺風損壞。

                        1614

                        60—70

                         

                        1623

                        36

                        輸入大量生絲、陶瓷器、砂糖等商品,生絲價格下跌。

                        1624

                        38

                         

                        1625

                        60

                        外國輸入日本的生絲共40萬斤,另有大量砂糖和陶瓷器輸入。

                        1627

                        多艘

                        外國輸入日本的生絲共30萬斤以上,生絲價格下跌。

                        1630

                        多艘

                        輸入生絲30萬斤余。

                        1631

                        60

                         

                        1632

                        3—4

                         

                        1633

                        多艘

                        輸入生絲25萬斤。

                        1634

                        36

                        輸入生絲17萬斤,外國輸入日本的生絲共404千斤,生絲價格下跌。

                        1635

                        40

                        輸入生絲148千斤,外國輸入日本的生絲共268千斤。

                         

                        除了中國商船,德川初期,以澳門為貿易據點的葡萄牙商船每年亦向日本輸入大量中國物資。另一方面,荷蘭人和英國人分別于1609年和1613年得到德川家康的準許,在平戶開設商館。雖然英國商館在1623年就已關閉,但是荷蘭人在日本的經營則一直持續到了幕末。[61]加藤榮一在不同的論文及專著中,根據日文及歐文史料統計了17世紀初期各國船只向日本輸入生絲的情況,本文根據其中16001635年,葡萄牙船、荷蘭船、日本船(朱印船),以及中國船輸入生絲的信息內容制成下表。

                         

                        2:各國商船向日本輸入生絲數量(1600—1635年)[62]

                        年份

                        葡萄牙船

                        荷蘭船

                        日本船

                        中國船

                        1600

                        25000

                         

                         

                         

                        1601

                        無輸入

                         

                         

                         

                        1602

                         

                         

                         

                         

                        1603

                        14000

                         

                         

                         

                        1604

                        相當數量

                         

                         

                         

                        1605

                         

                         

                         

                         

                        1606

                        一定數量

                         

                         

                         

                        1607

                        無輸入

                         

                         

                         

                        1608

                        無輸入

                         

                         

                         

                        1609

                        260000斤以上

                         

                         

                         

                        1610

                        無輸入

                         

                         

                         

                        1611

                        20000

                         

                         

                         

                        1612

                        130000

                         

                        500000

                         

                        1613

                        無輸入

                         

                         

                        200000

                        1614

                        30000

                         

                         

                         

                        1615

                        90000

                         

                         

                         

                        1621

                         

                        923—1228日售出白絲)3319.5

                         

                         

                        1622

                        無輸入

                        (售出白絲)9056

                         

                         

                        1623

                        來航7艘,裝載大量貨物

                        (售出白絲)3231

                        12000

                        大量

                        1624

                         

                        (售出白絲)2847.5

                         

                         

                        1625

                         

                        (泊載白絲)29017

                         

                         

                        1626

                         

                        (泊載白絲)33222

                         

                         

                        1627

                         

                        (泊載白絲)91362.75

                        日本船、中國船共輸入200000斤以上

                        1628

                         

                        (泊載白絲)28980.5

                         

                         

                        1629

                         

                        無輸入

                         

                         

                        1630

                         

                        (售出白絲)25189

                         

                         

                        1631

                         

                        無輸入

                         

                         

                        1632

                         

                        無輸入

                         

                         

                        1633

                        (各種生絲)12000

                        (售出白絲)1409

                        100000

                        150000

                        1634

                        20000

                        (售出白絲)64530

                        150000

                        100000

                        1635

                         

                        (售出白絲)132039

                         

                         

                         

                        生絲是德川初期日本在對外貿易中購入的最大宗的商品,產地主要在中國大陸,所以它的交易量可以反映中國產品向日本的輸入情況。據16世紀末17世紀初駐在日本的西班牙商人阿比拉·希隆(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估計,1615年前后,日本每年的生絲需要量在3035萬市斤之間,[63]另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日本平戶商館的館長在1622年的市場報告,當時的日本市場每年大約需要消費30萬市斤的生絲。[64]而巖生成一則推算,德川初期輸入日本的生絲量每年約在2040萬市斤之間,如果超過40萬市斤就會出現供給過剩。[65]

                         

                        此外,除了表2中列出的各國船只,日本還可以從朝鮮和琉球間接交易中國產品。1609年,日本對馬藩與朝鮮締結協定,重啟豐臣秀吉時被中斷的日、朝貿易,其中規定日本每年可從對馬藩向朝鮮派遣20艘船。[66]根據田代和生的考察,在德川初期朝鮮向日本的輸入品中,雖然禮儀性的贈答物以及官方貿易的交易物多為朝鮮本地的產品,但是在私人貿易中則不乏生絲、絹織物等中國物資。[67]另一方面,以琉球為中介,通過薩摩輸入日本的中國產品數量雖不明晰,但到了1630年以后,薩摩藩的債務達到了白銀7000貫(1=100≈3.75公斤)之巨,利用琉球同中國的朝貢貿易獲取利潤已是島津氏解決財政困難的不二選擇。這期間,1631年,薩摩藩曾派人蓄發易裝,冒充琉球使者赴中國購買生絲,[68]而琉球史料《中山世譜》亦記載說:丙子(1636)年正議大夫林國用赴閩上京,時朝壽,為貿易事奉使入閩。奈是歲,大和公銀十萬兩,琉球二萬兩。合計十二萬兩,令買絲綢等物。”[69]朝貢貿易的本金中,日本的資本是琉球的5倍,經這條途徑流入日本的中國產品數量由此可見一斑。

                         

                        由于存世資料的缺乏,我們很難對德川初期輸入日本的中國產品進行精確的定量分析,然而參照表1中屢屢出現的絲價下跌的記錄我們可確定,至17世紀初期,中國產品的輸入對于日本來說已經不再是問題,甚至出現進口過剩,在這種狀況下,不僅貢市勘合不會被提起,連日本商船出海也變得不那么緊要,所謂互市貿易,就這樣逐漸演變成了有來無往的奇特模式。

                         

                        六、小結:來而不往的互市貿易模式之形成

                         

                        綜上所述,1516世紀,明朝的朝貢體制帶動形成的多極化貿易網絡使東亞海域成為了全球物資及貨幣流動的樞紐,擁有白銀資源可以輸出的日本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了一定的主動權和優勢地位,貿易對象、交易途徑的增多又使中國產品的輸入逐漸得到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初期的德川政權對豐臣秀吉的擴張政策及霸權構想既有一定規模的收縮和方式的調整,亦有思想意識乃至行動上的延續和繼承,在謀求構建日本型區域秩序的同時,也開始解構中國的朝貢體制。德川家康采用的代理交涉模式,朝貢冊封勘合分離乃至勘合符朱印狀并置的交涉辭令,都表明他意圖實現的勘合已經不是足利幕府時期的貢市貿易,而是既由官方管制同時又政經分離的互市貿易。而隨著經濟上對中國的依存不斷降低,貿易上比較優勢的上升,至德川秀忠時期,德川幕府更有意識地切斷了與明朝官方的直接接觸。自1633年起,幕府連續發布限制、禁止日本人來往海外的法令,這一系列被歷史學家總括稱為鎖國令的措施直接針對的對象雖然是傳教的天主教徒,但鎖國的方針也直接影響到德川日本和中國的貿易方式,自此,所謂互市貿易只能以中國商船單向赴日的形式進行。

                         

                        如前所述,這種貿易模式正是朝鮮之役時萬歷皇帝曾經提起的往市,彼時明朝朝臣之所以反對,主要擔心往市會導致舉中國而奉外夷,使雙方關系發生尊卑易位,從長時段來看,這種擔憂并非沒有道理。因為此種往市”—或者從日本方面看的來市貿易雖不是雙方政府經外交交涉后約定發生的,卻也不是依據一般商務慣例展開的民間自由貿易,赴日中國商人必須接受德川幕府制定的規則管制才會被允許在日本活動,而中國政府卻沒有參與制定規則制度的可能。明清鼎革以后,由于清朝統治者對既存的中日貿易活動采取了默認的態度,往市貿易模式被一直沿用至幕府末年,又因為清朝對日本銀和銅的需求大量增加,幕府不斷采取緊縮控制政策,雙邊貿易的比較優勢由是不斷傾向日本一方,尤其是自17世紀后期開始,赴日中國商人的活動空間和貿易額度都被不斷壓縮,自然也很難有效爭取自己的權益。

                         

                        在有來無往的互市貿易基礎上,中日之間維持了二百余年的穩定關系,德川時期亦被視為日本對外和平的典范。然而,塑造德川日本對外交涉形態的思想源流之一,正是承自豐臣秀吉,這也是不能忽視的。同時,貿易主導權一定程度的獲取,又使幕府的政治權威得到了來自外部的確認。故此可以說,正是德川時期形成的穩定的中日往市貿易,使得日本挑戰中國、爭奪區域主導位置的意識得到了滋長的空間和發育的時間。

                         

                        注釋:

                         

                        [①] 參見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42年,第537頁。荒野泰典:《日本型華夷秩序の形成》,朝尾直弘、山口啓二、網野善彥編:《日本の社會史》(第1·列島內外の交通と國家),東京:巖波書店,1987年,第216頁;上原謙善:《幕藩制形成期の琉球支配》,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61頁;上原謙善:《島津氏の琉球侵略——もう一つの慶長の役》,宜野灣市:榕樹書林。2009年,第90頁。

                         

                        [②] 參見藤井譲治:《江戸開幕》(日本の歴史12),東京:集英社,1992年,第128頁;藤野保:《幕藩制國家の成立と外交體制》,藤野保編:《近世國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東京:雄山閣,1998年,第12頁;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年,第40—41頁。

                         

                        [③] 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続善隣國寶記》,東京:集英社,1995年,第376—378頁。按:豐臣議和文書是用摻雜著日文句式的漢文寫成的,此處引文依原文獻直接轉錄。

                         

                        [④] 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第293—294頁。

                         

                        [⑤] []坂本太郎著,汪向榮、武寅、韓鐵英譯:《日本史概說》,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67頁。

                         

                        [⑥] 例如林羅山《豊臣秀吉年譜》(1642年成書)、頼山陽《日本外史》(1827年成書)的相關記載。

                         

                        [⑦] 鄭潔西:《十六世紀末的東亞和平構建——以日本侵略朝鮮戰爭期間的外交集團及其活動為中心》,《韓國研究論叢》第24輯,20128月,第286頁。

                         

                        [⑧] 鄭樑生:《明代中日關系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649頁,注41

                         

                        [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七,萬歷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朔甲申,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5124—5125頁。

                         

                        [⑩]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七,萬歷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朔甲申,第5125頁。

                         

                        [?] 《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七,萬歷二十二年九月丙子朔庚寅,第5128—5129頁。

                         

                        [?] 德川家康于1603年受任征夷大將軍,在江戶開設幕府,后于1605年辭職,將軍之位由其子德川秀忠(1579—1632)繼承,家康則遷居駿府城,但仍掌握實權。其后秀忠亦效仿此法,于1623年將將軍之位讓與其子德川家光(1604—1651),自己則仍掌握實權。所以本文中的德川幕府是一個泛指概念,并非專指位于江戶的幕府,而是泛指德川氏政權。參見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國史大辭典》(第10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103281—283295—296頁,德川家康條,德川秀忠條。

                         

                        [?] 參閱藤井譲治:《江戸開幕》(日本の歴史12),第128頁;藤野保編:《幕藩制國家の成立と外交體制》,藤野保編:《近世國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第12頁;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第40—41頁。

                         

                        [?] 參見:《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四十萬歷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寅朔戊午、卷五百四十六萬歷四十四年六月庚子朔乙卯、卷五百六十萬歷四十五年八月癸巳朔、丙申;第8361—836310352—1035310557—1055910562—10565頁;辻善之助:《增訂海外交通史話》,第537—541;《有馬家代々墨付寫》、《久能文書》、《日本耶蘇會年報》,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六),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04年,第132—139頁。

                         

                        [?] 薩摩藩島津氏攻伐琉球的前后記事參見《平均始末》、《中山王來朝》,載于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一),東京:國書刊行會,1912年,第15—39頁。

                         

                        [?] 例如何慈毅:《江戶初期德川幕府外交及其理念》,《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趙剛:《德川幕府對外關系史料考》,《日本學刊》,2006年第1期。

                         

                        [?] 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後編三),東京:厳南堂書店,1983年,第502—503頁。另在明朝史料中茅國科多被記為毛國科

                         

                        [?] 渡辺美季:《鳥原宗安の明人送還》,大阪歴史學會編:《ヒストリア》第202號,大阪:大阪歴史學會,200611月,第140頁。

                         

                        [?] 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後編三),第502—503頁。

                         

                        [?]《征韓録?巻六?都司渭浜茅國科帰唐之事》,轉引自渡辺美季:《鳥原宗安の明人送還》,大阪歴史學會編:《ヒストリア》第202號,第154頁。

                         

                        [21] 例如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20—621頁;田中健夫編:《善隣國寶記?新訂続善隣國寶記》,第415頁。

                         

                        [22] 《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四十八,萬歷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朔戊戌,第6510頁。

                         

                        [23] 《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五十四,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庚午朔甲戌,第6619—6620頁。

                         

                        [24] 渡辺美季:《鳥原宗安の明人送還》,大阪歴史學會編:《ヒストリア》第202號,第150154頁。

                         

                        [25] 《続本朝通鑑》,載于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年,第344頁。

                         

                        [26] 《異國日記》,《南聘紀考》,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03年,第418—420頁;異國日記刊行會編:《影印本異國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東京:東京美術,1989年,第128頁。

                         

                        [27] []夏子陽、[]王士禎:《使琉球錄》,[]陳侃等撰,吳幅員編:《使琉球錄三種》(《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三輯·55》),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第213—214223—224頁。

                         

                        [28] 《呈琉球國王書》,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第416—418頁。

                         

                        [29] 例如[]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4頁。

                         

                        [30] 《南聘紀考》,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第419—420頁。

                         

                        [31] 參見《島津家覚書》、《寛政重修諸家譜》、《島津國史》、《西藩野史》,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四),第201—202頁。

                         

                        [32] 參見《中山世譜·巻七》,載于伊波普猷、東恩納寛惇、橫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東京:名取書店,1941年,第110頁;《中山世譜·附卷一》,載于伊波普猷、東恩納寛惇、橫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五),東京:名取書店,1941年,第5頁;《掟(十五ヶ條)》,載于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後編4),第344—345頁。

                         

                        [33] 鹿児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黎明館編:《鹿児島県史料》(舊記雑録後編 4),第353—354頁。

                         

                        [34] 《島津國史》,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九),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06年,第111—112頁。

                         

                        [35] 《南浦文集》,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十一),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08年,第71—72頁。

                         

                        [36] 本文據此將此信函稱為遣大明國書

                         

                        [37] 《羅山先生集附録》、《外國入津記》,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七),第850—851頁。

                         

                        [38] 《異國日記》,載于東京帝國大學編:《大日本史料》(第十二編之七),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05年,第845—846頁;異國日記刊行會編:《影印本異國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第14頁;中村孝也:《新訂 徳川家康文書の研究》(下巻之一),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80年,第641—642頁。

                         

                        [39]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上巻),東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130—131頁。

                         

                        [40] 異國日記刊行會編:《影印本異國日記金地院崇伝外交文書集成》,東京:東京美術,1989年,第14—15頁。另,崇傳對該文書其他段落的文字及全文的格式也進行了修改和調整。

                         

                        [41] ロナルド?トビ(Ronald Toby)著,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と外交》,東京:創文社,1991年,第55—56頁。

                         

                        [42]何慈毅:《江戶初期德川幕府外交及其理念》,《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第111頁。

                         

                        [43]何慈毅:《明清時期日本琉球關系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頁。

                         

                        [44]何慈毅:《明清時期日本琉球關系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66頁。

                         

                        [45] 托比將三代理解為家康、秀忠、家光三代,筆者認為這是對原文的誤解。參見:ロナルド?トビ(Ronald Toby)著,速水融永、積洋子、川勝平太譯:《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と外交》,第57頁。

                         

                        [46]何慈毅:《明清時期日本琉球關系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頁。

                         

                        [47]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第179頁。

                         

                        [48]何慈毅在《明清時期日本琉球關系史》第62頁具體注明了他所批評的托比文章為《初期徳川外交における鎖國の位置づけー幕府正當性の確立の問題からみて》(社會経済史學會編:《新しい江戸時代史像を求めて——その社會経済史的接近》,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77年)、著書為《近世日本の國家形成と外交》(東京:創文社、1991年)。

                         

                        [49] ロナルド?トビ(Ronald Toby):《近世初頭対明の一外交文書諸本の系譜——誤寫?誤読?誤記の系譜と日本型「華夷」論》,(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研究紀要》第13號,20033月。

                         

                        [50]何慈毅的《明清時期日本琉球關系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列專節批評托比,該著出版在托比此文之前,自然不能言及,但何氏的論文《江戶初期德川幕府外交及其理念》(《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發表于托比此文之后,也沒有予以相應的關注,則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51]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上巻),第130—131頁。

                         

                        [52] 參見巖生成一:《新版 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年,第60—64頁。

                         

                        [53]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上巻),第131頁。

                         

                        [54]《異國日記》,載于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第556—561頁。

                         

                        [55] 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第556—561頁。

                         

                        [56] 京都史蹟會編:《林羅山文集》(上巻),第44頁。

                         

                        [57]《羅山文集》,載于早川純三郎編:《通航一覧》(第五),第344—345頁。

                         

                        [58] 參見鈴木恒之:《東南アジアの港市國家》,岸本美緒編:《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會の形成:16—18世紀》(巖波講座世界歴史13),東京:巖波書店,1998年,第195—198頁;和田久徳:《東南アジアの都市と商業——マラッカ國の場合》,木村尚三郎編:《中世の都市》(中世史講座3),東京:學生社,1982年,第265—266頁;Athony Reid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ume Two.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3Prefacepp.13—15pp.10—16pp.202—208;岸本美緒:《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會の形成》,岸本美緒編:《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會の形成:16—18世紀》(巖波講座世界歴史13),第13—15頁。

                         

                        [59] 參見濱下武志著,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2—64頁;田代和生:《徳川時代の貿易》、《近世日朝通交史の研究》,Innes,《The Door Ajar》,轉引自林滿紅著,詹慶華、林滿紅等譯《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50頁;デニス·フリン(Dennis Flynn)著,秋田茂、西村成雄編:《グローバル化と銀》,東京:山川出版社,2010年,第74100頁。

                         

                        [60] 根據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史學雑誌》第6211號,195311月)所載內容整理制成,單位為日本市斤。

                         

                        [61] 參見永積洋子、武田萬里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 イギリス商館日記 碧眼のみた近世の日本と鎖國への道》,東京:株式會社そしえて,1981年,第11—12頁。

                         

                        [62] 根據加藤栄一:《成立期の糸割符に関する一考察》,藤野保編:《対外関係と鎖國》,東京:雄山閣出版,1995年,第86頁,第4表;加藤栄一:《幕藩制國家の形成と外國貿易》,東京:校倉書房,1993年,第174頁,表10所載內容整理制成,單位為日本市斤。2”中空白處為記錄缺失,標注為無輸入處則是輸入值為0;根據加藤的說明,荷蘭船輸入的生絲均記為白絲,原則上不包括捻絲、黃絲、單捻絲等其他類型的生絲;1626年荷蘭船白絲的銷售量,上述4中記為“33222(斤)10”中記為“33227(斤),筆者以4所記為準。

                         

                        [63] 速水融、宮本又郎編:《日本経済史経済社會の成立》,東京:巖波書店,1988年,第133頁。

                         

                        [64] 加藤栄一:《幕藩制國家の形成と外國貿易》,第223頁。

                         

                        [65] 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に関する數量的考察》,《史學雑誌》第6211號,195311月。

                         

                        [66] 田中健夫、田代和生校訂:《朝鮮通交大紀》,東京:名著出版,1978年,第183頁。

                         

                        [67]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交通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7年,第626569—70頁。

                         

                        [68] 上原兼善:《鎖國と藩貿易》,東京:八重岳書房,1990年,第44—47頁。

                         

                        [69] 《中山世譜·附卷一》,伊波普猷、東恩納寛惇、橫山重編:《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11頁。

                         

                         



                        上一篇:中國歷史研究進入新時代 下一篇:近代史研究所舉行“李長莉研究員學術講座暨榮休座談會”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