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新聞快訊>>最新消息>>正文內容
                        最新消息 【字體:

                        趙妍杰:為了人生幸福——五四時期家庭革命的個體訴求

                        作者: 文章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5日

                        全文下載

                         

                        摘要:在中西、文野互異的語境下,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有意無意中構建了西方一夫一妻小家庭的正面形象。到五四前后,新青年理想的家庭從過去同居共財的大家庭變成一夫一妻和未婚子女組成的小家庭。前者象征著束縛、專制和依賴,而后者象征著自由、平等和獨立。在新青年眼中,小家庭是快樂的源泉,是增進人生幸福、社會進步和國家建設的前提和基礎。作為情感,快樂擁有一種理智沒有的魔力,它激發了新青年的行為。于是他們紛紛提倡戀愛結婚、父子析居、成立小家庭等家庭革命方案。從家庭革命的言行可以看出,當政治革命不能產生令人滿意的社會秩序時,青年們期待通過家庭革命來重建一個美好社會。

                         

                        關鍵詞:五四;胡適;家庭革命;政治革命;一夫一妻

                         

                        胡適曾回憶說,五四前后,“我們不但對人類的性生活、愛情、婚姻、貞操等問題,都有過很多的討論;同時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家庭與社會的關系也都有過討論。‘家庭革命’這句話,在那時便是流傳一時的名言。”[①] 以今日后見之明來看,胡適所倡導的最成功的兩個變革:其一是文學革命;其二是家庭革命。前者至少改變了人們使用的語言文字,后者則重塑了青年理想的家庭。兩者都與一般人生出交涉并改變了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然而史家多言及文學革命,卻對胡適所提到的家庭革命著墨不多。[②]其實,家庭革命得到新青年的呼應最多、討論最多、影響他們的情感與志業也最多。

                         

                        受家庭革命的熏染,新青年一面宣泄著因家庭而生的煩悶和痛苦,[③]一面塑造著一個以西方為典范的幸福快樂小家庭形象。五四前后的家庭革命就像磁鐵一樣吸納了無數的思想、情感與寄托。對于新青年而言,眼前的痛苦是真實的、具體的,讓人同情和憐憫的,而想象中的快樂卻是那么讓人神往、令人心醉。本文圍繞西洋家庭的正面形象確立的過程以及它如何形塑了新青年的理想家庭并吸引著他們為此而實行家庭革命等問題展開,希望藉此增加我們對五四豐富性的認知。

                         

                        一、觀風問俗:西洋家庭正面形象的確立

                         

                        早在20世紀初,就有作者不無羨慕地說:近觀之歐美諸國,男女自擇,陰陽和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群治之隆,蒸蒸日上。”[④] 不久,金天翮就鼓吹說,我同胞欲實行其社會主義,必以一夫一妻為之基礎[⑤]陳王也曾說:泰西夙重分居之制。故男子須有職業,可以自立,始得娶妻之資格。既成婚之后,夫婦間情周意洽,永無愆尤[⑥]陳獨秀也宣稱: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所以西洋人夫婦的愛情,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⑦]大體而言,讀書人對于西洋男女成婚自擇、戀愛結婚、一夫一妻、分居成立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已經有一個基本的印象,而這一印象也借助西方作為整體在中國地位的上升而成為文明、進步的象征。

                         

                        民初,署名CZY生的作者曾細致地對比中西家庭生活的差異。他說:

                         

                        “西洋人結婚,則夫婦別賃一家居之,不以舅姑及夫之兄弟姐妹間之。中國婦人則以事奉翁姑為婦道之大者,而不得不與其夫之家人同居。此東西洋家族制度之異點也。中國之家族制度,翁姑可得子婦之侍奉,而婦姑勃谿之弊,在所不免。西洋之家族制度,夫婦同棲,無他人間之,而老年之翁姑,不無寂寞之感。西洋新婚之夫婦所以能獨立門面者以不早婚之故。中國新婚之夫婦所以難于獨立門面者,以早婚之故。西洋人之結婚必由于兩人之自愿;中國人之結婚則全聽父母之主持。西洋人無祭祀祖先之習,故不甚以無嗣為慮。中國人有祭祀祖先之習,故深以無嗣為憂。不憂無嗣,故西洋之男女其不結婚者頗多,其結婚亦遲。惟恐無嗣,故中國之女子不結婚者絕少,其結婚亦早。西洋人皆群居于市鎮,可以隨處賃屋,故新婚之夫婦易于創獨立之門面。中國人多散處于鄉間,不能隨處賃屋,故新婚之夫婦難于創獨立之門面。今人有欲變中國之家族制度為西洋之家族制度者,當顧慮各種事情。蓋欲改一制,必將與其制相牽連者一一改之而后可。”[⑧]

                         

                        換言之,西方的婚姻自擇、遲婚以及婚后分居與中國的父母主婚、早婚以及同居是完全不同的兩套系統。然而,受獨立、自由、平等、自主等新觀念的沖擊,中國的家庭生活本已遭到嚴厲的批評。到1915年左右,清末民初私德讓位于公德,個人即讓位于群體的這一重群救國傾向轉向了人性解放、培養個人的主體意識和創造精神為主旨的個人本位思想。[⑨] 而家庭革命的言說也從為了國家轉變為為了個人的人生幸福,而戀愛結婚成立小家庭便是人生幸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西洋家庭形象正面化的同時,中國家庭的形象卻日趨負面化,成為“桎梏”的象征。原來以關愛、責任、道德為核心、作為其成員避風港的家庭,在很多趨新讀書人心目中,如今卻布滿了不快,進而衍變為黑暗、冰冷的牢獄。傳統父嚴母慈、兄友弟恭、夫義婦賢的理想關系,轉變為整體負面的頑父、囂母、劣兄、惡妻/惡夫。[⑩]以提倡家庭革命的胡適為例,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孤兒寡母的大家庭中,雖然理智上曾經認可家族制度的優長之處,但是實際感情上卻對大家庭印象不佳。羅志田先生從胡適《棄父行》中解讀出除了作者的傷心外,多少也有些抱怨兄長的不夠爭氣及大家庭的不十分和諧。胡適將母親只活了四十多歲歸咎于“在大家庭里受的氣,又是營養不足”。故“大家庭”給胡適的印象極壞,后來他支持別人進行家庭革命,大約自己的經歷也在起作用。[11]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父母結婚后不久,父親把母親接到上海同住。母親這才“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12] 胡適也曾坦言,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13] 大家庭中繼子與后母、婆媳、妯娌給母親帶來痛苦喚醒了胡適的同情心,也引起了他對舊家庭的痛恨。胡適曾說: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后,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14]

                         

                        其實,中國的家族制度并非沒有優點。1914年,胡適還曾指出中國女子地位高于西方女子,其證據之一便是吾國顧全女子之廉恥名節,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15] 幾天后,他還為傳統婚姻制度辯護。他說: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16]

                         

                        不過,那幾年正是青年胡適思想劇烈變動的時期。191467日,他在日記中說自己此前常常為中國家族制度辯護,現在發現中國的家族制亦有大害,例如養成依賴性。蓋西人之個人主義以個人為單位,吾國之個人主義則以家族為單位,實際都是自私自利,然而西方的個人主義可養成獨立之人格,而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造成私利于外,依賴于內的結果。[17] 羅志田先生注意到胡適那時既暫不擬歸,就要在自己心里給自己的行為正名。因此而一變其素志,以前讀過的辛亥革命前后那種以中國家族制度為亡國之恨的老觀念,此時不呼自出,涌上心頭,又有了新的意義。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他在前些時候所讀的傳教士明恩溥等西人談中國的觀念也無意中融合進他的新觀念了。羅先生指出胡適這次心緒動蕩后的一個大的改變:以前他常為中國各種風俗制度等辯護,此后則開始較多看到西方的好處和中國的不如人處;以前他論事還多出于中國的傳統觀念,此后則漸偏向西方的思路。[18]

                         

                        1915-1916年為胡適思想變化的一個關鍵時期。變化的一個表現就是他對美國家庭生活從有所保留到極力贊美。早在19148月,在訪問好友金君一家時,胡適曾對他們說:吾國子婦與父母同居以養父母,與西方子婦婚后遠出另起家庭,不復問父母,兩者皆極端也,過猶不及也。吾國之弊,在姑婦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于養成依賴性。而西方之弊(美國尤甚),在于疏棄父母:皆非也。執中之法,在于子婦婚后,即與父母析居而不遠去,時相往來。胡適繼續寫道:家人婦子同居一家,字最難;不敬,則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產,所以重個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親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遠去,又不欲其過疏也,俾時得定省父母,以慰其遲暮之懷,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19] 到了19151月,胡適造訪了卜朗博士夫婦后,他在記中寫道:博士夫婦極相得,無有子女,夫婦共持家同艱苦,其相敬愛之深真非筆墨所能寫,此真西方極樂之家庭也。”[20]差不多同時,友人節君告訴胡適:吾婦之于我,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胡適隨后寫道:此婚姻之上乘也。”[21]19168月,胡適訪問了友人根內特君一家,歸來后便敘其家庭生活以及戀愛結婚之樂事于日記。[22]

                         

                        雖然胡適心中向往那伉儷兼師友的婚姻,然而已有婚約的他卻不得不有所禁抑。1914113日,胡適曾在日記中寫道:吾于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于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23]在致母親的信中,他說: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大不取。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24]191510月的家書中,胡適再次向母親言明不會毀棄婚約的心跡。[25] 歸國后的胡適極力推崇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這主要是面向他人,特別是青年。

                         

                        曾寫出“新俄萬歲”[26]的胡適那時正是情感熱烈發展的時期,也多呈現出激進的一面。懷揣理想和批評精神的胡適認為,中國需要的正是家庭革命。他給中國青年描繪了一副近乎完美的美國家庭生活畫卷。在他口中,杜威夫婦是同具高等學問,相敬相愛,極圓滿的家庭;也有平常的中等人家,夫妻同艱苦,同安樂的家庭;也有夫婦雖沒有兒女,卻過著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還有夫婦各有特別性質,各有特別生活,卻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而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27]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歸國后的胡適幾乎不提他此前曾注意到的美國家庭生活所存在的問題,而極力宣揚一個近乎完美的美國家庭形象。這并非無意之舉,而是有意為之。他坦言自己不愿像賤視別國文化的傳教士那樣講述美國。他說:“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處。我們所該學的,也只是人家的長處。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不如單注意人家的長處在什么地方。”[28]換言之,他是有目的地去塑造了美國一夫一妻小家庭的正面形象。羅志田先生較早就注意到,胡適對美國主要是見其好處,說的時候更基本不說其壞處,也是事實。羅先生分析說,把這些“野蠻”和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西方事物拒絕摒棄之后,胡適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論雖然使胡適捐棄了“西方整體”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卻也同時凈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29]

                         

                        胡適所留學的美國又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其對留學生的影響不僅僅在于課堂、實驗室、圖書館等等,“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還是在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體會”。通過國際學生社,北美基督教青年會“號召美國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領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樣方式接待中國留學生,讓他們知道美國基督教家庭的家庭生活的實際狀況;也讓中國留學生接觸美國社會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國留學生了解在美國基督教整體中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德性。”[30]

                         

                        胡適留學期間正是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而他接觸到的恰恰是美國社會上層、風俗中較好的一面。19世紀中葉以來基督教特別推崇幸福家庭(cult of domesticity, 認為安全、神圣的家庭是抵御市場不安、腐敗的根基。[31] 雖然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一家庭意識形態(domestic ideology)受到女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持續挑戰,然其余波恐怕要持續到一戰結束。換言之,這些錯綜復雜的內外力量共同塑造了胡適心目中美國家庭的正面形象。

                         

                        其實,從美國離婚率的上升也可以捕捉到美國家庭生活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完美。[32] 孫鳴琪就曾觀察到位于美國大城市的家庭宮院,特別審理一切夫婦間不愉快之事,每年大約數千計的夫婦案件,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男女成親之前相識未久,成婚之后則對彼此性情、學問、能力表示不滿;第二為男女均屬于愚蠢之流而且對于夫婦之責任與其重要,茫然不知;第三種情況為工人階級之收入足以養家糊口,而且才學又不足以另謀他業。[33]其實,西方男女交際也沒有青年想象的那么自由。1915年初,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蓋此邦號稱自由耳,其社會風尚宗教禮俗,則守舊之習極深,其故家大族尤甚。”[34] 與胡適交往的韋蓮司確實不為美國社會流俗所拘束,蓋那時的美國男女交際要有挾保娘伴隨左右。[35] 然而,對于胡適而言,拋棄了這些美國家庭生活的陰暗面,美國就是郅治之國,就是他心中的烏托邦。

                         

                        回國之初的胡適借易卜生之口來提倡家庭革命。不過,胡適自己坦言, 母親的過世恰恰是引導我把我在這廣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條第一次列成條文的時機[36]因此,關于喪禮制度的改革、與藍公武爭論戀愛結婚、借李超之死來批評舊家庭制度都是在母親過世后的1919年。這很可能是缺少了母愛的那份壓力,胡適得以抒發心中被壓抑的情感。其實,一萬篇說理的文章抵不上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sensational story)。李超的死便是胡適抓住的典型,借一個女子的死來喚醒廣大對女子的同情和對舊家庭制度的不滿。而胡適的《李超傳》恰恰鼓勵新青年們講述他人或自己的真實故事。[37]

                         

                        概言之,清末民初為國破家的家庭革命已經使傳統家庭理想發生了動搖,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往何處去。胡適恰恰呼應了時代的問題和青年的困惑,為他們開拓了一種新的生活。胡適告訴新青年戀愛結婚、自擇成立小家庭就是你們想要的生活。因此,家庭革命得到邊緣知識青年的廣泛響應。白話文和白話詩賦予了他們表達感情的工具,恰恰在這一點上,文學革命與家庭革命合流了。

                         

                        二、向往新家庭:有關家庭革命目的和手段的討論

                         

                        胡適曾說:“《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當年提倡這種淡薄平實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也頗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熱情,造成一個可以稱為‘個人解放’的時代。”[38] “熱情一語非常關鍵,青年學生的心態本就活躍,再加上老師們的表揚和贊美,幾乎到了極度自信和狂熱的階段。那時的青年追求高遠的思想、真摯的情感,而倡言家庭革命恰恰就證明自己是一個。結果,老師輩尚能依舊道德生活,而新青年已經不愿再周旋于舊家庭之中了。

                         

                        191910月,傅斯年就曾觀察到:五四運動過后,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他就曾預言說,以后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39] 傅氏曾提議:我們理想中的家庭是怎樣的,卻是一個大問題,我很希望大家都去研究一下。”[40] 顧頡剛也注意到,五四后社會輿論界并不缺乏提倡改革家庭的呼聲,而當時的重要問題已經轉移到舊家庭如何可以破壞,新家庭如何可以建設上來了。[41]

                         

                        其實,早在1915年,吳貫因就曾提倡家族制度的改革,特別針對父母主婚、同居、共產、祭祀、守節等等制度。[42]魏壽鏞也明確支持吳氏提倡改良大家族,組織小家庭的主張。他批評數世同居的制度抑制其自由之理想不得發展,又造成妯娌勃谿、兄弟鬩墻、姑息反目、婢仆沖突等等不良后果。因此,他提倡打破同居之大家族而成立分治之小家庭。這便要求男子之婚期當在二十二歲有一定職業能自力謀生之后。那么,主婚問題便可操之于自己手中。[43] CZY生也提議父母者不宜強求子婦與之同居,而為兄弟者亦不宜慕九世同居之美名,致其家人受無形之痛苦”。[44]

                         

                        在新青年心目中,戀愛結婚成立小家庭取代了同居共財的大家庭成為理想的家庭形式。李平在《新青年的新家庭》一文中就構建了一夫一妻以及未婚子女組成的新家庭。他強調廢除納妾、蓄婢,支持男女同等教育以及親子關系的改變。[45]有人就指出,普通之家,一家四五口,極一人之力,僅足以供全家之衣食,或且饑寒不免。于是兒童之教育,有所不暇及,兒童之造就,有所不遑問。欲救其弊,非先造成小家庭不可[46] 191811月,北大學生夏道漳也曾反思說,雖然家庭革命最終的目的是一夫一妻小家庭,然當此過渡時代不可不持穩健的態度,“父子之家庭則視其家境之貧富、天倫之美滿與否,以為分合。兄弟叔侄之家庭則無論如何須厲行分居制也。”[47]

                         

                        五四前,顧頡剛也曾特別提醒自己的讀者,家庭革命決不是急進的分居別爨,而是針對“制造家庭的模型”的革命。[48]19193月,《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曾就理想的家庭進行特別征文。[49]究竟什么是理想的家庭引起了青年們的熱議。左學訓以為,中國式之家庭暫時雖不必改革其形式,要不可不亟謀一新其精神。他建議,為家長者,于其曾受中等以上教育之子若女,予以一部分之開放。即以擇偶之初選權,仍操之家長與媒妁,而復選權則歸之子若女[50]在左氏看來,革新家庭要求廢除妾制,應從淡化子嗣觀念、提高女子教育、提倡戀愛結婚、縮小家庭組織、改革社會空氣等等方面著手。[51]左氏贊成所謂活潑、愉快、自由一夫一妻及未成年之子女組織的小家庭。不過,他主要討論如何減少親戚、雇工與婢女以便縮小家庭組織,但是仍保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妯娌的組織。[52]

                         

                        與左氏通過社會觀念來改造家庭的思路不同,一岑就認為應該以法律取締為手段來廢除納妾制度,蓋“法律的制裁律對于形式的效力是比社會提倡的力量還大得多哩”。一岑希望借助法律把納妾制度的“惡俗鏟除殆盡”。[53] 有感于胡適關于美國家庭生活的描繪和顧頡剛對舊家庭生活控訴,一岑進而主張:家庭根本的改革和普遍的改革就是分居,就是縮小家庭。家庭罪惡的核心是輩分主義,即那幼輩不論怎樣都是要服從長輩的。因此,只有分居才能改善媳婦的悲慘命運。與左氏所謂等有機會再進行改革不同,一岑則認為家庭改革萬不能等到有機會’,必用毅然的手段。要曉得現在家庭種種罪惡都是由大家庭發生的,不先著手這一點,他種的改革決沒有希望”。[54]在答書中,左學訓指出自己并非根本反對小家庭制,但是社會問題不是純理的問題,太偏于理想,事實上萬做不到[55] 左學訓就以為對于家庭要爭的是婚姻自由,至若分居不分居還可以留作第二步[56]

                         

                        不過,也有不少青年把分居看作家庭革命的第一步。程明德認為,盡管傳統社會贊揚同居并盡量推遲分家,但是卻造成了家庭不和以及互相依賴的惡果,因此,他特別強調兄弟分居。[57] 王崇植也說:現在要變中國的家庭,從地獄到天堂,小家庭是第一椿事呢。”[58]有作者也認為,文明愈進,家庭之范圍愈小。”[59] 吳弱男就注意到:在西方,這家庭所包含的只有一夫一妻同他親生的所未曾嫁娶的子女。因此,西洋家庭份子是很簡單,中國家庭份子是最復雜的。”[60]同居是依賴的、分利的、退化的、作偽的、有階級的、不自然的,分居是獨立的、生利的、進化的、率真的、平等的、自然的”。[61]

                         

                        一位作者便呼應說:“西文之家庭(family)乃指一夫一妻及其子女未婚嫁者,而我國的家庭則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子女。西方家庭的優點在于養成子女的獨立性、培養國民之國家觀念。[62]在從中西到新舊的轉變中,時人多論大家庭制之弊害,而揚小家庭制之利益[63]后來,支持改合居制為分居制度的章錫琛就批評父權大家庭的弊端包括蔑視個人人格、養成依賴心、妨害個人自由發展、增多家人的沖突,因此為個人的幸福,家庭的安寧,民族的進步,國家的強盛起見,不可不把舊有數代同居的大家庭制度,改為歐美現行一夫一婦的小家庭制度”。[64]從理想出發,新青年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家庭革命的方案,問題的焦點漸漸集中到如何實現父子析居和戀愛結婚兩個方面。

                         

                        理想的小家庭不僅在于家庭規模的大小或人數的多寡,而且在于其不同與舊家庭的精神氣質。吳弱男認為,西洋家庭能養成人人有好勝心、獨立精神,能強種族、造社會,而中國家庭是社會中“萬惡的源泉”、是“造奴隸的廠所”。就情感來說,西洋家庭乃“人生最樂的區域”,而中國家庭“最使人不安不快的地方”。因此,她熱情地號召:“若是我們中國的少年要改造這國家和社會,定不可不先把這樣腐敗的家庭推翻。若要人民人人有獨立精神和自立人格,亦不可不先把舊家庭制度打破。如不先從個人和家庭著手,那社會革新的事業就更沒有辦法了!”[65]

                         

                        新青年深信建設新家庭不僅可以增進人生的幸福,還可以強種族、造社會、救國家。黃藹就說:“模范家庭是個優美愉快、一夫一婦、少數兒女、以愛為主體、不背經濟的原則、且能謀社會的活動的家庭。”而其要素包含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前者包括完美小家庭制的組織、有夫婦經濟獨立的能力、健康的社會交際、有衛生的飲食起居、夫婦各有職業的自由選擇權以及兒童有良善合法的教養;后者則包含高尚的“愛”、純粹的“真”、良善的“美”和宗教信仰的自由。[66]與強調尊卑、上下、男女之別的舊家庭不同,如今的小家庭則強調愛為基礎的平等關系。

                         

                        與象征著專制、依賴和矛盾的舊家庭相比,新家庭成了自由、自立、和睦的代名詞。理想的家庭是男女經過戀愛進而后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彬彬”就認為,理想的新家庭應該去掉宗法制度、家庭里應當互重人格、男女平等、解放從前束縛自由的惡習慣、養成獨立精神、注重自由戀愛、注重社會的幸福、簡單的生活,這樣才能實現“自由、平等、簡單、活潑、愉快”的家庭生活。[67]按照邰光典等人法,所謂新家庭有三點作為基礎:分居、戀愛結婚、財產個人所有。蓋新家庭最自由而不相侵犯也;最平等而不設階級也。這樣的家庭生活的和美對社會有積極的影響。“新家庭中覺另有一種志氣與社會及學校迥殊。處其中者,受天然之涵養、愛力之镕冶,品性得潛移默化于無形之中,蓋精神之快愉,有非物質之富貴可比擬者。”[68]蓋新家庭是適應時勢要求的重要教育機關,以為倫理基礎,扶植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使家庭里面,凡事皆自由平等[69]章錫琛也曾呼吁家庭精神上的革新,廢除專制、保守和迷信,提倡家庭的平等、快樂和科學。[70]

                         

                        家庭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幸福生活,夫婦愛情便是人生幸福的重要部分。新青年試圖去掉大家庭中牽制夫妻關系的婆媳關系和妻妾關系,使得婚姻的重心由承先啟后、侍奉公婆、照顧兒女轉變為夫婦之間的情感滿足。俞藏園就觀察到,小家庭制度除了減少了婦人矛盾之外,還可以減輕了代際之間的沖突,蓋“世界日趨文明,思想亦隨時而異,故年高者之思想常舊,而年青者之思想常新”。在家庭制度中,新舊沖突常以父子沖突的形式爆發,而小家庭可以各自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71]俞氏后來又說:新家庭者乃打破舊家庭之一切壞習慣,而建設一組織適宜之人的結合團體,以謀人生幸福者也。”[72]

                         

                        鄭士元反對廢除家庭的激進主張,堅持認為應該保存家庭形式,呼吁把家庭的制度習慣大大改良。蓋“家庭為社會的分子,社會即多數家庭組織來的。家庭黑暗,就是社會黑暗,惡家庭當然產出惡社會,所以我們要改造社會,非從改造家庭做起不可。”他號召覺悟的青年向家庭宣戰,“拼命打破獄門,殺退惡魔,向光明的路線走”。他鼓勵青年“要用‘德謨克拉西’作墻基,純粹的真、良善的美做磚石,高尚清潔的愛做泥土,組成一個愉快開放的家庭。”他認為,家庭革命的對象就是婚姻制度、家庭教育、男尊女卑、迷信、男女無社交、纏足和穿耳、研究舊倫理、復雜家庭、蓄婢制度等等。在鄭氏看來,家庭之所以如“牢獄”,成為“最悲慘、最苦痛的場所”就在于其由“無人格、不自由的婚制造成的”,因此他特別提倡“兩性間神圣的、真摯的、光明的、雙方的、精神的、戀愛為前提”的婚姻制度。[73]

                         

                        在社會改造的時代,新青年們不想只停留在“說革命”,而是要真正的“干革命”。解放出來的青年便加入了家庭革命大軍,蓋他們深信,“吾國革命不能戰勝社會罪惡,果何自起耶?蓋吾人近數年來所急需者,非政治革命,乃社會革命;更進一步言,即家庭制度之革命耳。”[74] 陸宗義樂觀地說:人都知道家庭是萬惡之源,幾千年來埋沒了無量數壯士青年;伊里面的殘酷、黑暗、虛偽……種種,直是不堪言狀!所以大家異口同聲的主張改造……改造,改造的議論差不多布滿全國了,那是一件很可喜的事。”[75]

                         

                        后來,張舍我就觀察到:“家庭之腐敗日甚一日,則求改革之方愈刻不容緩,于是家庭革命之聲乃沸騰于全國,著書立說者有之,集會研究者有之,此誠解決家庭問題之佳兆也。”[76]黃厚生也注意到:自五四學潮而后,吾國人數百年之迷夢漸呈伸欠欲起之象,而小家庭之提倡亦于新文化之洪濤巨浪中翻騰而出。故一般號為文化運動者莫不津津焉以小家庭制度明詔與群眾之前。”[77]同年,嚴沁簃也觀察到:兩年來國人沐新思潮洗禮而舊制度頓呈破產之觀,于是家庭改革之呼聲亦似雨后春筍,乘間勃發,儼然成為一個重大之社會問題[78]

                         

                        家庭革命體現出的不僅是時人對于理想家庭的向往,也是他們對個體與群體關系的反思。章錫琛曾鼓勵青年們打破“個人是靠著家庭而生存,并且是為了家庭而生存的,沒有家庭,個人便沒有生存的意義和生存的能力的舊觀念,樹立組織家庭的目的在謀各個人的幸福。他反問說:家庭不能給個人以幸福,而反給個人以苦痛,那么,我們又要這家庭做什么呢?因此,今后要務要樹立起個人造家國,非家國造個人,家國為個人而有,非個人為家國而有的觀念[79]

                         

                        然而,在國家至上、個人淡出人心的大趨勢下,[80]為了個人的家庭革命又逐漸落實到群體的層面。顏筠后來就觀察到:年來對于人間種種革新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地起來了。他們的中間,最高遠的、最澈底的、不消說自然首推社會改造的主張了。這里所謂社會改造乃是將非人格的社會轉變為人格的社會,然而在這人格的社會難得實現之前,就不得不先去創造一種比較容易實現的人格的小社會了。這小社會便是社會組織底下的一分子的家庭,于是乎家庭改造的必要因之而發生了。”[81] 換言之,家庭革命既是為了人生幸福,但也同時凝聚著時人對社會和國家的長遠關懷。

                         

                        概言之,就像專制、束縛和痛苦聯系著舊家庭一樣,自由、平等、快樂讓人聯想起新家庭。新家庭的理想既影響整個政治、社會和文化,也反過來受后者的影響。新家庭的理想也體現了五四一代知識青年對理想的人生、社會和國家的期盼。

                         

                        三、從言說走向行動:實際生活中的家庭革命

                         

                        在呼吁社會改造的時代,家庭革命意味著青年要主動革命而非靜待時代的變遷。郭妙然就不同意舊家庭無需打破的時論。他認為,“舊家庭的制度如果存在,那舊人物雖然都死了,新出來做家長的,未見得個個頭腦兒很清楚的,恐怕仍舊要做到專制階級的地步!”[82] “彬彬也曾號召說:我們現在應當把我們理想的模范家庭,實現出來,建設起來。舊人物看見新家庭果然美滿,就不難被新家庭所同化了,而后他們也必定照這樣去建設他們的新家庭。”[83]

                         

                        對小家庭滿懷期待的新青年迫切要求將家庭革命付諸實踐。“人元”就宣稱,“建設新家庭就是根本上打破舊家庭的方法”。他建議已覺悟的青年“快快同舊家庭脫離關系。脫離之后,如其還沒組織新家庭的適當條件——經濟的足夠敷設,受過教育的妻子等等——就自然不必組織。如其有了,就要合法的組織起來。”那些未覺悟的人是受了“反時代性的教育”,或者也有的人“雖已覺悟但不能自主”,因經濟壓迫而不能脫離舊家庭。不過,他相信只要受著正當的教育,徹底了解了新人生觀便可以促使這兩部分人建設新家庭。[84]

                         

                        因此,新青年一面批評父母包辦婚姻的惡果,一面大力宣揚婚姻自擇、戀愛結婚的正面意義。父母主婚為期待戀愛結婚的青年所極力反對。較早,高素素曾在《新青年》刊文批評說:“女子僅為男子之犧牲,甚焉者,男女同為家族主義之犧牲。故所組成之家庭,無生氣無精神,傀儡之扮演場;交詬交誶,相詐相虞,惡魔之黑暗獄耳。”[85]陳華珍也批評說:我國人于婚姻一事多輕忽而怠于注意,唯任父母之相攸耳。歐西各國,無不崇尚自由結婚者,而于身體之健強與否亦極注意。故所生兒女,鮮羸弱夭折者。”[86]

                         

                        高素素進而指出:“戀愛為結婚之第一要素,則毫無疑義。”[87] 1917年,杜亞泉就曾回憶道:吾人在少年時代,尚未聞自由結婚之說。及至壯年,雖聞其說,而社會之拘束力尚強,不敢逕行己意。故未得享自由結婚之幸福,然心竊向往之。如今青年之懷抱新思想者,多實行自由結婚。社會之拘束力,已不如囊時之甚。”[88]受杜氏的啟發,惲代英也認為,結婚之主權屬于男女之父母,其為弊甚明顯。他認為,男子自擇才體現慎重,而且由于結婚為男女自身之事,故當以男女自主之為正也。然而,子女自身主婚,所以有弊,由于無結婚之知識;父母代子女主婚,所以有弊,亦由于無結婚之知識。”因此,通過獲得的“結婚知識”則可以彌補父母選擇或是子女選擇的弊端。[89]

                         

                        五四前后,父母主婚被視為盲目的結婚、否定個人人格、自由意志的“惡”制度。舊式婚制遭到極為嚴厲的批評,新青年對舊婚制的不滿可謂隨處可見。袁振英就說:“人類最大之恥辱,莫有逾于與一素不相識之人同居且為之養育子女。”[90]傅斯年也曾批評包辦婚姻出于父母的自私自利。他曾說: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并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這雖然近于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咳!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么埋沒不了的?”[91]

                         

                        受此觀念的影響,主張個人人格的青年不愿做家庭的奴隸、宣稱家庭革命的比比皆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左學訓就反思說婚姻改革和家庭改革勢在必行![92]署名光輝的作者也主張,欲改良家庭必須先改婚制。我國婚制腐敗已極,害于腐儒之泥于陳法者半,害于鄉愚之迷信者亦半。因此,他建議禁止慘無人道之媒妁限制結婚年齡[93] 到了1919年年末,畢立就觀察到,自由結婚,這個名詞,略有新學識的人,沒有不把他研究一回。在新青年看來,結婚的要件,就是自由戀愛,沒有這個自由戀愛的結婚,是機械的結婚,是強盜的結婚,更不是Democracy時代的結婚,所以現在有許多的男子和女子,拼命向他的父母爭回婚嫁權’”[94] 不久,青年羅學瓚就對毛澤東說:我近見法國家庭之和樂,與組織之良善(比較中國的),常常罵中國家庭之萬惡。要改革社會,非先改革家庭不可,欲改革家庭,非先改革婚姻制不可。” [95] 顏筠也曾宣稱:欲求人格的家庭不可不先求人格的婚姻,婚姻改造實是家庭改造的第一步。”[96]

                         

                        五四后,關于婚姻改革的呼聲可謂鋪天蓋地。婚姻誰主、何時結婚、婚禮如何進行等議題都有熱烈的討論。章錫琛就號召徹底顛覆傳統婚制,廢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婚、童養媳、妻妾制度惡劣的制度。他堅定地指出:“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本來有連帶的關系,此等不良的婚制,原是父權的大家庭制度造成的;然而即使把同居改為分居制,而使此等婚制仍然存在,恐怕大家庭的弊害,依舊不會減少的。所以今后的婚姻,應該以當事人的意志為主,造成自由結合的一夫一婦制度” 。[97]

                         

                        進一步說,新家庭的成立是以戀愛結婚為基礎的。高思廷特別強調,由特別謹慎的長久的交友,然后經“正當的同意”而成“真摯熱烈的愛情”方可結為夫妻。蓋“在理想的家庭中間,為小家庭之組織,即是一夫一妻的固定配偶。雙方各保持其貞操,各尊重其神圣之人格”。在詳細探討了家庭的陳設、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他總結說:“理想的家庭中無所謂英雄豪杰或弱者,他們只是很歡愉地營‘人的生活’、享‘人的幸福’。他們所受的教育俱是自然所給予和賢者遺籍中之融會貫通,因是很有些發明而貢獻于社會!”[98]

                         

                        對戀愛結婚的向往不僅敲打著青年的心扉,也不乏政治象征的意味。具體地說,政治的變動,特別是辛亥革命,沖擊了婚姻制度所依存的政治基礎。有位青年就反問說:“如果能夠把民國取消,重翻捧出那宣統來做皇帝,如果能夠教全國的女子個個重纏起小腳,全國的男子個個重翻拖著大辮,那么兒女的婚姻或者也還可以由父母代訂。”在他看來,婚姻制度與政治體制有著明確的對應關系。他曾以專制婚、同意婚和自由婚與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一一對應。據此,他反對同意婚,蓋“同意婚和德謨克拉西是不相容的”。[99] 也有讀書人移用本是用國與國之間的“主權”來解釋配偶選擇的問題,以鼓勵青年奪回在父母手中的主婚權。到了20年代,父母主婚這一風俗習慣的勢力,漸漸失墮,大多數的青年男女,都有自己選擇配偶的意識,或竟見之于行事,而對于父母所選擇的配偶,不但表示不滿意的態度,并且實際上聲明拒絕或要求撤消。”[100]

                         

                        換言之,青年們向往的新家庭不僅是形式上的家庭改組,而是建立在婚姻自主與自由戀愛的原則上、強調男女平等、尊重個性的家庭。新家庭自然呼喚婦女從傳統儒家倫理中解放出來。王光祈就特別注意到:“家庭改組問題亦為女子解放、會改良最切要的事,但是新家庭的女子,若未受過相當教育,家庭幸福仍是不能圓滿,不過是由大舊家庭改組為小舊家庭罷了。”[101] 因此,呼吁女子教育、女子職業、社交公開也是家庭革命的邏輯選擇。[102]

                         

                        換言之,為了實現理想的家庭,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也需要隨之改變。林振聲曾說在社會主義尚未發達、兒童公育未能實現的過渡時代,權宜之計是將“大家庭改組為多數的小家庭”。家庭簡單自然要求獨立的生活,這樣“婦女就不能不謀獨立了!婦女獨立,勢必先要經濟獨立;經濟獨立,勢必要有職業。所以解決目前的家庭問題就是提倡職業。”[103] 健孟也以為要使將來的家庭建設于合理的基礎上,一換從前婦女寄生生活、奴隸生活而成為健全的家庭分子,卻必須將從前舊家庭生活的習慣澈底的改造一番不可。進而,提出男女同校、社交公開等等要求。[104]楊杏佛就認為,改革中國社會不外提倡教育、振興實業與改良家庭三事。[105]

                         

                        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居于社會中心地位的家庭,其變動勢必要求政治、社會、教育、法律等等全局性的改變。這意味著家庭革命不僅僅是思想與文化的革命,也是社會與生活的革命。在家庭革命者心中,模范家庭擁有以下幾個要素:婦女俱有職業、已成婚者分立、家計量入為出、服飾不取奢華、平日不用仆婢、胎教極力注意、兒女力戒嬌縱、婚嫁力求節儉等等。[106] 要組織新家庭就必須改造從前的習俗、禮教、思想與行為,這樣才能建設新的合理家庭。[107]周建人指出,要糾正中國舊家庭制度的不良和婦女地位的卑下,只要教育上男女平等,政治上的待遇及法律上的地位都平等后,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而然也會趨于平等的。” [108]

                         

                        受家庭革命言說的熏染,青年們的思想、心態幡然改變,再也不能像父輩那樣安然接受婚姻的安排。由此而引發的家庭內部的革命可謂“兵戎相見”。在婚姻問題上與家庭抗爭的青年脫離家庭,宣稱自己在實行家庭革命。一些激進青年就主張:“一切被家長訂婚的未嫁女子,如以為不合意,應要求廢婚,不然就可與家庭脫離關系。”[109]自嘲作為現代青年煩悶者的楊賢江也漸漸對舊式妻子不滿意,質疑沒有愛情的夫妻關系是否有存在的意義。受壓抑、悲哀之苦的他最終在1919關不住了,決定為了尊重個人生活的權利,為了破除社會結婚惡習,同時又受了不能公布的家庭黑幕的刺激,決定向伊提出離婚的要求了”。[110] 激進青年陳夢云也想擺脫包辦婚姻的束縛,尋找情投意合的妻子。[111]就像蔣廷黻的哥哥以成婚而不圓房的手段來表達對父母包辦婚事的抗拒。[112]

                         

                        變動確實沖擊了不少家庭,以天津的葉家為例,叛逆的葉篤莊決定取消他的包辦婚姻。“撤銷婚約的手續是在一家律師樓辦理的,兩家人在不同的房間里簽署文件,但是篤莊登報聲明廢除婚約的要求被拒絕了。手續辦妥之后,篤莊回到家里,滿院子地亂跑,大喊:‘I’m free! I’m free(我自由了,我自由了!)這次廢除婚約為葉家帶來了巨大的轉變,從此,葉家的婚姻都是由年輕人自己做主的愛情婚姻了,這種變化是大哥作為長子和一家之主的非常不愿意接受的。”[113]

                         

                        雖然拒絕包辦婚姻的多為青年男性,但是也有受新思潮感染的女青年主動實行家庭革命。陳碧蘭曾回顧說自己自從有了新思想之日起,在內心里便確定了“一定要解除婚約”信念。1923年她果然寫信給未婚夫聲稱父母所定的婚約是非人式的婚姻制度。最后,經其父母的同意,她的堂叔代表女方的家長與未婚夫的父親在酒席上和平的解決了。[114] 四川的胡蘭畦也說她當時一心想拒婚,但是為了不讓曾祖母和父親傷心,勉強成婚。她暗自思量決不能當禁錮在家庭樊籠里,養尊處優的金絲雀。試圖脫離家庭束縛的她于1923年與前夫解除了婚姻關系。[115]女革命者曾志受到男女平等這一思潮的影響,便決定反抗包辦婚姻。她寫信告訴母親自己已選擇了革命的道路,那樁婚事當初是父母包辦的,如今還是請母親出面去解除[116]謝冰瑩要求解除父親代訂的婚約時,遭到了父母激烈的反對,結果她三番五次的逃走,最后在成婚之后離開了夫家。[117]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大多數沒有經濟能力的青年男女實行家庭革命是相當困難的。不少脫離家庭的青年尋求組織的力量來應對現實中的挑戰。向警予曾提議組成“婚姻自決的同盟”,以團體力量來抵抗家庭的束縛。她認為:“有了團體,則個人的主張,可由團體向家庭通報,個人的意外,可由團體向家庭警告,個人至萬不得已時,有了團體的幫助,必不至陷于孤立無援的絕境,自殺與投降的事,自然可以不再發生了,這是救人自救的唯一妙法。”[118]她的言說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家庭革命者的艱難處境,組織起來成為他們的一個迫切需要。而新式報刊媒體為這些實行家庭革命的青年人提供了聯絡的管道。[119] 后來,革命為他們提供了出路。當家庭革命者轉變為真正的革命者的時候,中國社會離翻天覆地恐怕也就不遠了。

                         

                        可以說,戀愛結婚不僅改變了家庭成立的目的和意義,而且改變了男女兩性在社會層面的關系。對于那時的青年,成立新家庭牽涉兩個方面:其一是拒絕父母的包辦婚姻;其二是找到戀愛對象并組織小家庭生活。這兩個方面常常纏繞在一起讓五四后的青年男女煩悶和痛苦。對于他們而言,談戀愛是一個新鮮的觀念。和誰談戀愛、怎樣談戀愛、如何面對戀愛的成敗便是青年們不得不解決的問題。不過,在城市,公園、學校、電影院等新的空間為男女青年戀愛提供了場所。然而,良伴難尋、佳偶難覓恐怕也是20年代新青年面臨的困境。由于戀愛問題牽涉較多,只能另文討論。

                         

                        簡言之,一方面是六禮婚姻制度逐漸負面化,另一方面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觀念慢慢確立。這兩股力量共同塑造了五四前后家庭革命的新走向。羨慕西方一夫一妻小家庭的新青年極力宣揚婚姻的基礎是夫婦的愛情,這是婚姻合理性的基礎,甚至是唯一的基礎。或可說,理想的家庭變了,隨之理想的丈夫、理想的妻子,以至于理想的人生也隨之變化了。與之密切相關,理想的社會、理想的政治,甚至理想的世界也全都幡然改變了,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

                         

                        四、由家庭革命所見之時代特色

                         

                        回過頭來看,受胡適等人影響的新青年紛紛羨慕西洋一夫一妻小家庭。然而“五四”前后,風靡一時的易卜生所描寫的就是西方家庭之罪惡,并非中國家庭的問題。按照胡適自己的解讀,“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而且家庭里面有“四種大惡德”,例如自私自利,依賴性、奴隸性,假道德、裝腔做戲以及懦怯沒有膽子。[120]  如果西洋家庭如此不堪,為什么中國還要效仿西洋的家庭呢?那么,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他們效仿的對象究竟是實際的西方還是想象的西方[121]我認為,新青年理想的新家庭雖然以西洋一夫一妻為模板,但又不是西洋家庭”的實況,而是一種美化了的“西洋家庭”。

                         

                        其實,西洋小家庭并不是天堂,中國的舊家庭也不是地獄。無論中西、古今,家庭都是為了滿足人以及人類社會的需求,是苦樂共存的。新青年憎惡媒妁婚姻而醉心戀愛。其實,前者并非都不幸福,后者帶來的也未必全是快樂。多年后,陸小曼曾對王映霞說:“我以最大的勇氣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兒呢?是一串泡影,轉瞬之間,化為烏有。”[122]然而,在新即是善、舊即是惡的大背景下,向往小家庭快樂的新青年卻義無反顧地實行家庭革命了。

                         

                        因為,與現實中感受到的痛苦相比,想象的新家庭卻是充滿快樂、近乎完美。而想象就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一種無形的動力。家庭革命的呼聲一浪接著一浪,舊習慣、舊道德遭到嚴厲的批評和詛咒,青年再也不愿按照父輩的樣子展開自己的人生。到40年代,有人曾回憶:二十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者把西洋社會的小家庭形容得天堂一般,自稱解放的新青年也把它看做男女的樂園。許多青年男女把它認作爭奪的目標;為它犧牲了親子間的感情,為它而鬧家庭革命,得不到它的便感覺失望與苦惱。”[123]因家庭而生的煩悶和痛苦恐怕不止新青年一方,而那些作為被革命對象的父兄和妻子在歷史敘述中幾乎失語。

                         

                        蕭公權就曾反思說:“五四運動的健將曾經對中國舊式家庭極力攻擊,不留余地。傳統家庭誠然有缺點,但我幸運得很,生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舊式家庭里面。其中雖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父母雙亡的我卻得著‘擇善而從’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新文化’的攻擊舊家庭有點過于偏激。人類的社會組織本來沒有一個是至善盡美的,或者也沒有一個是至丑極惡的。‘新家庭’不盡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124]除了他對舊家庭社會功能的肯定值得我們注意之外,人類社會組織并沒有至善一語就更值得反思。然而,這一點恐怕不為新青年所接受,蓋他們就是要重構整個社會,進而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完美社會。

                         

                        在國家層面,家庭革命確實取得了成功。1930年,國民政府頒布了新的《民法·親屬編》。胡適就欣喜地注意到該民法所體現的社會進步。他說:城市工商業與教育的發展使人口趨向都會,受影響最大的是舊式家庭的崩潰,家庭變小了,父母公婆與族長的專制威風減消了,兒女宣告獨立了。在這變化的家庭中,婦女的地位的抬高與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來最重大的變化。”[125] 在胡適眼中,社會改革最明顯的進步就是女子的解放,包括身體、教育、經濟、法律、政治地位的提高,這都是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大進步[126]

                         

                        不過,我們也不能夸大家庭革命所帶來的實際社會變遷。1923年,支持家庭革命的章錫琛就觀察道:一般青年,雖然知道家族制度的已經萬難維持,感到舊家庭生活的種種痛苦,但一方既然要和反對者宣戰,一方更苦于無從著手。所以家庭革新的論調,已經高唱了許多年,至今還沒有一點成績可說。”[127] 雖然這帶有怒其不爭的意味,但是考慮新教育、工業化和城市化有限發展,20年代多數鄉村中國可能確實變動不多。換言之,說革命者較干革命者為多,恐怕也是家庭革命的常態。吳覺農就希望通過家庭革命來改善農村的家庭生活。他說:家庭是社會的集合體;家庭生活的完美與否,直接關系于個人生活的安全,間接影響于社會的文化。中國農村的家庭生活,雖不如城市間的資本家有蓄妾、養婢等各種的流弊;但是還本著古代家族制度的遺風,父母私有子女,婚姻極不自由;而且一家中幾世同居者又很多。”他期待“今后應該規定結婚的年齡,提創新式的小家庭制度,庶幾農民生活可從此可以改善”。[128]

                         

                        然而,作為行動的一種,言說本身也具有力量,曾引起不少反對的聲音。邵祖平就批評新思潮以虛名迷惑人心。蓋“今之盛倡解放女子、男女社交公開、女子貞潔諸問題,不過為破除風俗之一端。盛倡新家庭組織、婚姻自由諸問題,不過為破除禮制之一端。盛倡滅忠、非孝、公妻諸問題,不過為破除人倫之一端。”邵祖平并不認為小家庭可以減少婆媳和妯娌的矛盾、增進夫妻感情,他也反對“舊家庭必不足以謀幸福”的時論。他批評“新家庭之組織,非僅乖離骨肉,破壞倫理之道德,亦事實上強效之而不能似者也”。他主張必須保存傳統的婚姻,蓋“吾國個人之道德未提高,男女之社交未擴大,婚姻自由之新制,行之殊多危險。”[129]

                         

                        周守一則視家庭革命為“反社會的表征”,是“頹放”的表現。他說:“婚姻問題現在也陷許多青年于煩惱頹唐的境地。這一個因為妻子不如意,離婚不得,認為此生已無生趣,便不再為社會奮斗。那一個因為自由戀愛不成功,生活趣味全失,亦不愿再去進取。此外獵艷、縱酒、捧角、吟詩——除了真正為文學的以外——差不多也都是反背社會的現象。”而這背后的原因在于“海禁既開以后,新思想、新欲望以及新制度陸續輸入中國,舊有的一切社會制裁皆根本動搖,士人的行為才漸漸無拘無束。”結果“在離婚制度保護下,自私自利的可以企圖犧牲妻子的幸福,圖謀個人的快樂;在自由結婚制度下,無道德的可以故意欺曚女子,停妻再娶,坐犯法律不常處分的重婚罪。”[130]

                         

                        從城鄉的角度出發,家庭革命是一個代表城市的新中國對鄉村舊中國的革命。蓋“農業之國易于發生家族主義。工商之國則易于破壞家族主義。蓋農業者多土著,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同宗之人所以能永久相親也。務工商者輕去其鄉,同宗之人天各一方,會晤少而音問稀,情自同于陌路。”[131] 然而,農業中國面臨工業西方的沖擊,結果造成一方面西來的經濟勢力正迫著我們的社會經濟組織慢慢地改變,另一面新思想的提倡,使青年人——男和女——都覺得家庭是黑暗專制到極點,因而亟思脫離或反抗[132]當大部分中國鄉村地區依舊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締結婚姻的時候,在口岸、省會城市中受新思潮感染的青年則要求自己尋找戀愛的對象結婚。他們心目中婚姻不以家庭為重,而以個人的情感滿足為優先考慮因素。因此,男女雙方在婚姻締結中扮演更主動的角色,而父母則漸漸從決定性的、變為參考性、甚至喪失了發言權。

                         

                        從中西文化競爭的角度來看,舊家庭強調禮教、孝道、貞節、男女有別,而新家庭則看重夫婦愛情、子女平等,其間的根本精神截然不同。于是,家庭便成了新舊文化沖突的焦點。蓋“家庭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中心,是傳統文化的保存所,在戰略上乃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凡是新文化勢力已經達到的地方,家庭即成為新舊沖突的焦點。就整個戰爭的形勢看,父權大家庭的傾覆已成定局。”[133]如果說家庭是中國文化之于社會制度的一個表現,那么伴隨著鄉村的失語,傳統中國家庭生活似乎已經到了無人代言的境地。上層接觸到西方文化的讀書人激烈反傳統,而遺落在鄉土中國的傳統在革命大潮中淪為革命的對象。這恐怕進一步造成了社會的進一步分裂和對峙。

                         

                        對于大多數人類社會而言,家庭并非總是安然無恙,而是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不過,近代中國家庭問題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是由文化變動引起的社會變動,又是新舊兩種文化在家庭制度層面的競爭,由此帶來家庭內部的實際沖突的增加。[134]家庭革命可以說是一個過渡時代特有的問題!新教育催生的社會變化亦加劇了中西文化之間的沖突。蓋從甲午以后,漸漸知道舊式教育的不足恃,提倡興辦學校,于是將從前在家庭間的教育,推向社會上去;青年的見聞及交際,因此推廣開去,漸覺得舊家庭制度中的生活狹窄枯燥;對于舊家庭,起了不滿意的感覺,而發生了謀新的生活的要求”。[135]辛亥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體制的幡然改變也抽離了舊家庭依存的基礎,受新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不滿于舊家庭生活而向往西式快樂小家庭了。

                         

                        從長幼的角度出發,家庭革命又多半是少男少女的想法,而青年的理想主義、對人性的樂觀估計使得他們對現存的家庭產生叛逆心理而對小家庭產生浪漫的幻想,還夾雜著些許對國富民強、社會進步的期待。意識到家庭問題的青年們分享著對現實的失望、對未來的美好希望,進而討論著如何實現這夢想的未來。不少追趕時風的青年,索性脫離舊家庭、廢除族姓、直接嘗試廢除家庭的生活,在城市、革命、文學領域尋求他們理想的生活。其中一些脫離家庭的青年繼而在新興的政治組織中尋找庇護,試圖實現自己改造個人和改造世界的宏愿。在家庭革命的呼聲中,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新人生觀,認為自己就是人生的舵手,獨自航行駛向遠方。

                         

                        問題是青年的人生閱歷有限,對待家庭、婚姻的觀念也容易失之偏頗。舊家庭的痛苦和新家庭的快樂都是他們情感的宣泄。在一個宣揚理性的時代,其實也充滿了感性、偏見、情緒和不理智。情感充沛的青年們擁有動聽的新鮮想法,竭力地實現。不少青年忘記了胡適說自由還需要有責任,在沒有獨立的情況下爭取平等和自由。換言之,家庭革命是一個青年人的思想觀念。由于青年地位在近代中國的上升,[136]家庭革命不僅塑造了家庭革命者的人生履跡,也有力地塑造了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走向。

                         

                        家庭革命承載著時人對個人與家庭幸福的期待,也寄托著青年對國家和民族的憧憬,但是家庭革命這一手段是否能實現其宏闊的政治目的、或者說家庭革命是否應該作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都值得進一步反思。有如一位時人所言:“廿世紀誤人的學說是‘人為幸福而生’,若以此為前提,夫婦無幸福,則夫婦離婚,家庭無幸福,則家庭革命,國家無幸福,則政府推翻。那里知道,夫婦離婚了,家庭革命了,政府推翻了,幸福仍是鏡花泡影。”[137]人們之所以敢于呼喚家庭革命是因為相信美好的未來將建基于破壞之后的創造。然而,當舊有的一切都煙消云散時,如何繼續相信未來終將美好?套用五四時代曾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或許也應該重新估定家庭革命之于我們的價值。

                         

                        注釋:

                         

                        [①] 胡適口述:《胡適口述自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41頁。

                         

                        [②] 相關研究著重在易卜生主義與胡適的關系,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193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年,第89-114頁;張春田:《思想史視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話語》,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章。

                         

                        [③] 參考拙文《煩悶因家庭而生:五四前后家庭革命的一個情感面相》,《社會科學戰線》,待刊。

                         

                        [④] 鳳城蓉君女史:《男女婚姻自由論》,《清議報》76冊(1901年三月初一),第14頁。

                         

                        [⑤] 金天翮:《女界鐘》,陳雁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9-80

                         

                        [⑥] 陳王:《論婚禮之弊》,高旭、高燮、高增:《〈覺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5-26頁。

                         

                        [⑦] 陳獨秀:《惡俗篇》,任建樹編《陳獨秀著作選》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頁。

                         

                        [⑧] CZY生:《改良家族制度劄記》,《甲寅》16號(1915610日),第5頁。

                         

                        [⑨] 參考魯萍:《德先生賽先生之外的關懷——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1期。

                         

                        [⑩] 詳見拙文《為國破家:近代中國家庭革命論反思》,《近代史研究》20183期。

                         

                        [11]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234頁。

                         

                        [12] 胡適:《四十自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4頁。

                         

                        [13] 胡適:《四十自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4頁。

                         

                        [14] 胡適:《四十自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5-96頁。

                         

                        [15] 胡適:《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于西方女子》(191414日),《胡適日記全編》卷1,第213頁。

                         

                        [16] 胡適:《演說吾國婚制》(1914127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3-224頁。

                         

                        [17] 胡適:《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191467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第292-293頁。

                         

                        [18]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19] 胡適:《一個模范家庭》(1914816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0-421頁。

                         

                        [20] 胡適:《世界學生總會年會雜記》(191514日追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頁。

                         

                        [21] 胡適:《再游波士頓記》(1915127日追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頁。

                         

                        [22] 胡適:《根內特君之家庭》(1916821日追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63-464頁。

                         

                        [23]  容忍遷就各行其是》(1914113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6頁。

                         

                        [24] 《胡適致母親》(1915519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0頁。

                         

                        [25] 《胡適致母親》,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65-66頁。

                         

                        [26] 《沁園春·新俄萬歲》(1917417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2頁。

                         

                        [27] 胡適:《美國的婦人》,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98-500頁。

                         

                        [28] 胡適:《美國的婦人》,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01頁。

                         

                        [29]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年,第66-67頁。

                         

                        [30] 《胡適口述自傳》,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02頁。

                         

                        [31] Gillian Brown, Domestic Individualism: Imagining Self in Nineteen-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p.20-37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American Quarterly 18(1966), pp..151-74.

                         

                        [32] Glenda Riley, Divorce: An American Tradition.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chapter 6.

                         

                        [33] 孫鳴琪:《改良家庭與國家有密切之關系》,《新青年》34期,191761日,第6頁(女子問題欄)。

                         

                        [34] C.W.論男女交際之禮》(191523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頁。

                         

                        [35] 《美國男女交際不自由》(191565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卷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3頁。挾保娘是維多利亞時代陪伴年輕女性出行的老年婦女。根據胡適的觀察,這一風俗也流行于美國。參考Jennifer Phegley, Courtship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Santa Barbara: Praeger,2011,Chapter 2.

                         

                        [36] 胡適:《我的信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8頁。

                         

                        [37] 關于李超之死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的轉變,請參考李凈昉:《性別視野中的女學生之死——以五四時期李超為中心》,《婦女研究論叢》20075

                         

                        [38] 胡適:《四十自述》,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7頁。

                         

                        [39]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卷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5頁。

                         

                        [40] 傅斯年:《顧誠吾對于舊家庭的感情[]”附記》,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卷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第158頁。

                         

                        [41] 顧誠吾:《顧誠吾啟事》,《新潮》21期(191910月),443445頁。

                         

                        [42] 參考吳貫因:《改良家族制度論》,《大中華》13號(19153月)、14號(19154月)、15號(19155月)以及吳貫因:《改良家族制度后論》,《大中華》16號(19156月)。

                         

                        [43] 魏壽鏞冰心:《改良家庭問題之研究》,《婦女雜志》210號(191610月),第11頁(家政)。

                         

                        [44] CZY生:《改良家族制度劄記》,《甲寅》16號(19156月),第5-6頁。

                         

                        [45] 李平:《新青年之家庭》,《新青年》22期,191610月,第3-4頁(讀者論壇)。

                         

                        [46] 樹聲、西神:《家庭大小論》(美國Carl Eastern Williams 原著),《婦女雜志》31期(19171月),第1頁。

                         

                        [47] 夏道漳:《中國家庭制度改革談》,《新青年》64期(19194月),第444-445頁。

                         

                        [48] 顧誠吾:《對于舊家庭的感想》,《新潮》12號,19192月,第158-159頁。

                         

                        [49]  《廣告:本欄特別征文題》,《時事新報》191931333版。

                         

                        [50] 左學訓:《家庭改革論》(一),《時事新報》191931933版。

                         

                        [51] 左學訓:《家庭改革論》(二),《時事新報》191941433

                         

                        [52] 左學訓:《家庭改革論》(),《時事新報》19195533版。

                         

                        [53] 一岑(郭一岑):《多妻問題》,《時事新報》191941833版。

                         

                        [54] 一岑(郭一岑):《家庭組織問題之商榷》,《時事新報》191951533版。

                         

                        [55] 左學訓:《家庭組織問題商榷的商榷答一岑君》,《時事新報》191952233版。

                         

                        [56] 左學訓:《家庭組織問題商榷的商榷答一岑君》,《時事新報》191952433版。

                         

                        [57] 程明德:《兄弟析居問題》,《時事新報》191971434版。

                         

                        [58]  王崇植: 《一個問題的商榷》,《時事新報》1919111134版。

                         

                        [59] 光輝:《新家庭之根本問題》,《婦女雜志》510期(191910月),第1頁(門頁)。

                         

                        [60] 吳弱男女士:《論中國家庭應該改組》,《少年中國》14號(191910月),第5頁。

                         

                        [61] 鄭士元:《家庭改造論》,《時事新報》192082441-2版。

                         

                        [62] 蕪城玉芝女士:《中西家庭之比較》(上),《申報》1920112718版。

                         

                        [63] 藏園:《大家庭制與小家庭制之研究》(上),《申報》192211125版。

                         

                        [64] 瑟廬(章錫琛):《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99號,19239月,第4頁。

                         

                        [65] 吳弱男女士:《論中國家庭應該改組》,《少年中國》14期(191910月),第5-7頁。

                         

                        [66] 黃藹女士:《模范家庭為社會進步的中心》,《少年中國》14期(191910月),第19-24頁。

                         

                        [67]  彬彬:《改造家庭的我見》,《時事新報》,192061342版。

                         

                        [68]  邰光典、寶貞:《新家庭》,《婦女雜志》71期(19211月),第6-7頁。

                         

                        [69] 錢翼民:《舊家庭與新家庭》,《婦女雜志》78(19218),第108-109頁。

                         

                        [70] 瑟廬(章錫琛):《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99號(19239月),第5-9頁。

                         

                        [71] 藏園:《大家庭制與小家庭制之研究》(下),《申報》192211268版。

                         

                        [72] 俞藏園:《新家庭與歐化》,《申報》192391623版。

                         

                        [73] 鄭士元:《家庭改造論》,《時事新報》192082441-2版。

                         

                        [74] 邰光典、寶貞:《新家庭》,《婦女雜志》71號(19211月),第8頁。

                         

                        [75] 陸宗義:《改造家庭從什么地方做起》,《家庭研究》14號,22頁。

                         

                        [76] 張舍我:《吾之改革家庭法》,《申報》192181418版。

                         

                        [77] 黃厚生:《小家庭之真諦》,《申報》192182118版。

                         

                        [78] 嚴沁簃:《家庭小論》(一),《申報》19211113518版。

                         

                        [79] 瑟廬(章錫琛):《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99號(19239月),第9-10頁。

                         

                        [80] 魯萍:《德先生賽先生之外的關懷——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1期。

                         

                        [81] 顏筠:《家庭改造論》,《婦女雜志》112期(19252月),第316-317頁。

                         

                        [82] 郭妙然:《新婦女與舊家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第231頁。

                         

                        [83] 彬彬:《改造家庭的我見》,《時事新報》192061341版。

                         

                        [84] 人元:《舊家庭的打破》,《時事新報》19201742版。

                         

                        [85] 高素素:《女子問題之大解決》,《新青年》33號(19175月),第3頁(欄目)。

                         

                        [86] 陳華珍:《論中國女子婚姻與育兒問題》,《新青年》33期(19175月),第6頁(欄目)。

                         

                        [87] 高素素:《女子問題之大解決》,《新青年》33號(19175月),第3頁(欄目)。

                         

                        [88] 傖父(杜亞泉):《談屑:自由結婚》,《東方雜志》145號(19175月),第7頁。

                         

                        [89] 惲代英:《結婚問題之研究》,《惲代英全集》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9-313頁。

                         

                        [90] 袁振英:《易卜生傳》,《新青年》46期(19186月),第613頁。

                         

                        [91] 傅斯年:《萬惡之原》,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1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6頁。

                         

                        [92] 左學訓:《優美愉快的家庭》,《少年中國》12期(19198月),第9-11頁。

                         

                        [93]光輝:《新家庭之根本問題》,《婦女雜志》510期,191910月,第1-2頁(門頁)。

                         

                        [94] 畢立:《血統相近者是否可以結婚》,《時事新報》191912933版。

                         

                        [95] 《羅學瓚致毛澤東》(1920714日),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8頁。

                         

                        [96] 顏筠:《家庭改造論》,《婦女雜志》112期(19252月),第317頁。

                         

                        [97] 瑟廬(章錫琛):《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99期(19239月),第5頁。

                         

                        [98] 高思廷:《理想之家庭》,《婦女雜志》98期(19238月),第 42-43頁。

                         

                        [99] 陸秋心:《婚姻自由和德謨克拉西》,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第238239243頁。

                         

                        [100] 瑟廬(章錫琛):《現代青年男女配偶選擇的傾向》,梅生編《婦女年鑒》二回(上冊),上海:新文化書社,1925年,第293頁。

                         

                        [101] 王光祈:《大學開女禁的問題》附言,《少年中國》14號(191910月),第2頁。

                         

                        [102]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家庭問題的討論,1915-1923》,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908頁。

                         

                        [103] 林振聲:《家庭制度的罪惡和改革的方法》,《家庭研究》12號,19208月,第51-52頁。

                         

                        [104] 健孟:《新舊家庭的代謝》,《婦女雜志》99號,第14-15頁。

                         

                        [105] 楊銓:《社會自救與中國政治之前途》,《東方雜志》211期(19241月),第20頁。

                         

                        [106] 鸞儀、震雄:《理想之模范家庭》,《婦女雜志》37期(19177月),第25-27頁。

                         

                        [107] 健孟(周建人):《新舊家庭的代謝》,《婦女雜志》99期(19239月),第15頁。

                         

                        [108] 喬峰(周建人):《家庭改造的途徑》,《婦女雜志》99期(19239月),第16頁。

                         

                        [109] A.Y.G女士:《致少年中國記者》,《少年中國》16期(191912月),第43頁。

                         

                        [110] 楊賢江:《病后》,《楊賢江全集》卷1,開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2-564頁。

                         

                        [111] 胡蘭畦:《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84頁。

                         

                        [112] 蔣廷黻英文口述稿、謝鐘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66頁。

                         

                        [113] 周錫瑞:《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史金金、孟繁之、朱琳菲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227頁。

                         

                        [114] 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香港十月書屋,1994年,第44-63頁。

                         

                        [115] 胡蘭畦:《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成都:四川人們出版社,1985年,第21-26頁。

                         

                        [11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頁。

                         

                        [117] 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從軍日記》,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第73-120頁。

                         

                        [118] 向警予:《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1920526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第73頁。

                         

                        [119] 參考拙文《試驗新生活:五四后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家庭革命》,《北京社會科學》20188期。

                         

                        [120] 胡適:《易卜生主義》,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76頁。

                         

                        [121]雖然維多利亞時代強調家庭幸福與快樂的價值,但是,略微了解19世紀20年代左右的西方社會,考慮女權運動對于西方父權、夫權的批評,這樣的西方家庭正面形象恐怕讓也要讓西方人暗自覺得名不副實了。

                         

                        [122] 王映霞和郁達夫的小家庭生活并不快樂,最終以離婚收場。參考《王映霞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275頁。

                         

                        [123] 王政:《家庭新論》,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 1944年,第44頁。

                         

                        [124]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蕭公權治學漫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3-14頁。

                         

                        [125] 胡適:《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后》,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11頁。

                         

                        [126] 胡適:《悲觀聲浪里的樂觀》,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卷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06頁。

                         

                        [127] 瑟廬(章錫琛):《家庭革新論》,《婦女雜志》99期(19239期),第11頁。

                         

                        [128] 吳覺農:《中國的農民問題》,《東方雜志》1916期(19228月),第19頁。

                         

                        [129] 邵祖平:《論新舊道德與文藝》,《學衡》7期(19227月),第3-4頁。

                         

                        [130] 周守一:《士氣與國運》,《東方雜志》2112期(19246月),第21-23頁。

                         

                        [131] CZY生:《改良家族制度劄記》,《甲寅》16號(19156月),第7-8頁。

                         

                        [132] 沈雁冰:《家庭改制的研究》(1921115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第247頁。

                         

                        [133] 王政:《家庭新論》,上海: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第74頁。

                         

                        [134] 鄧偉志注意到由于家庭變動因此的代際、夫妻、婆媳、兄弟、妯娌、姑嫂、叔侄沖突增多,導致家庭失調、家庭組織破裂,甚至自殺等社會問題。鄧偉志:《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4-145頁。

                         

                        [135] 周建人:《中國舊家庭制度的變動》,《婦女雜志》76號(19216月),第4頁。

                         

                        [136] 參考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137] 張坊:《婦女義務服務與其家庭責任之關系》,《女青年》55號(19266月),第6頁。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