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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忠文:慈禧訓政后之朝局側影——讀廖壽恒《抑抑齋日記》札記

                        作者: 文章來源:《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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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來,有關戊戌政變內情的原始資料十分罕見。新出版的軍機大臣廖壽恒《抑抑齋日記》雖屬殘篇斷簡,仍透露出珍貴的歷史信息。從廖氏日記所見慈禧宣布訓政、捉拿康黨、處置戊戌六君子等情形看,既往流行的說法都有繼續補充和修正的必要。只有將廖壽恒這樣局內人的日記、書信等私密文獻與官方檔案結合起來研究,才能更接近歷史真相,推進史學研究。

                         

                        關鍵詞:廖壽恒; 軍機大臣; 抑抑齋日記; 慈禧; 戊戌政變;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

                         

                        研究清廷高層政治活動時,將上諭、奏折等官方檔案文獻與決策官員或局內人的日記、書信等私人記述互證,里外對應,探究決策過程,對獲得真相、了解內幕十分有利,這種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學界同仁的重視。當然,這往往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狀態。以現存晚清軍機大臣的日記而言,從咸豐元年(1851)到宣統三年(1911)軍機處撤銷,60年間總計有61位王大臣入值軍機處(包括親王、滿漢部院尚書、侍郎、京卿等)[1],除翁同龢留有完整的軍機處日記外,只有祁寯藻、李棠階、啟秀、趙舒翹、鹿傳霖、載灃、那桐、徐世昌等少數樞臣留下入值日記。[2]而且這些日記或殘缺不全,或記事簡約,每令研究者大失過望。不過,畢竟樞臣地位特殊,這些劫后余存的日記,仍有珍貴的歷史信息值得耐心發掘和研讀。

                         

                        最近出版的光緒朝軍機大臣廖壽恒的《抑抑齋日記》即屬于此類史料。[3]戊戌政變的內幕和真相,百余年來始終撲朔迷離,迄今為止還未能見到過軍機大臣的相關記載和描述。現存廖氏日記雖始于戊戌年八月初六日,對于研究慈禧訓政后的中樞決策與朝局,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茲略陳一得之見,以供學界師友批評。[4]

                         

                        一、軍機大臣廖壽恒和他的《抑抑齋日記》

                         

                        廖壽恒(18391903)字仲山,晚號抑齋,齋號抑抑齋,江蘇嘉定人。他成為近代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多半與戊戌至庚子時期充當軍機大臣的重要經歷有直接關系。

                         

                        自雍正初年創設軍機處,特簡親貴、部院大臣入值之后,軍機處遂替代內閣,成為實際的中樞機關。軍機大臣雖屬差事,終因每日獲得召對,贊輔宸謨,權高位重,以至有“大學士非兼軍機處,不得為真宰相”之說。[5]這是就軍機處職掌和權力的一般性質而言的。就軍機大臣個人來說,情況則不盡相同。咸同以后,軍機處除領班親王,五六名成員中,通常有一位正途出身、擅長筆墨文字的漢族官員,負責繕寫諭旨,因班秩較后,俗稱挑簾子軍機。廖壽恒在樞垣中扮演的就是這種總司筆墨的重要角色。

                         

                        廖壽恒先世居福建,高祖時因仕宦原因,始注籍江蘇嘉定,四代科第蟬聯,皆入翰苑,成為蘇南一帶的名門望族。其父廖惟勛,道光進士,翰林院編修,后外放貴陽府知府,壽恒與黔籍人士多有往來,即與其早年經歷有關。咸豐十一年(1861),壽恒中式順天府鄉試。同治二年(1863)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6]當時的翰林院官員,清苦異常,均以獲得學差、試差為幸運。同治九年,廖壽恒奉旨提督湖南學政,光緒元年(1875)又任廣西鄉試正考官。次年,晉升翰林院侍講。五年,再任河南學政。七年,任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其仕途一帆風順,為同科中之佼佼者。光緒十年三月甲申易樞后,廖壽恒奉旨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開始辦理外交。十一年六月,任江西鄉試正考官。十二年,調任兵部右侍郎,此后轉兵部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戶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倉場侍郎。二十三年七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調刑部尚書。二十四年二月,奉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八月政變后,又調禮部尚書。二十五年十一月,奉旨退出軍機處。[7]二十六年春義和團興起,清廷內部決策出現分歧,于五月奉命退出總理衙門,七月請假乞休,九月,奉旨準予開缺,免去禮部尚書,此時已在兩宮抵達西安之后。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03105日),廖壽恒病逝于里第。[8]

                         

                        廖壽恒一生,疊掌文衡,敭歷清要,入值軍機處雖然只有一年多時間,卻正值戊戌變法、己亥建儲、庚子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期。廖氏親身經歷了這個動蕩年代,并參與了一些中樞決策。

                         

                        光緒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十日,廖壽恒奉旨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廖氏自光緒十年以署理工部侍郎入值總理衙門后,長期參與外交事務,是當時朝臣中了解中外大勢、思想開通的人物。此刻入值軍機處,可能與旅大、膠州灣事件后清廷進退失據的外交窘境有關。翁同龢日記二月初十日記云:命刑部尚書廖壽恒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昨日請懿旨……賀廖仲山,仲山欲辭,固勸不從……恭邸函來,令再止仲山辭折。”[9]次日,廖氏仍上折辭差。折云:樞密重地,所以平章庶政,輔翊宸謨,自非老成碩望、經濟素優者不足以膺斯任……即今譯署從公,恨折沖乏術;刑曹待罪,苦讀律無師,”[10]故堅辭入樞。身處危難之際,責任更加重大,廖氏深知利害,但他的辭差未能如愿。十一日翁同龢日記稱:廖公辭免折下,命同軍機入見。面諭毋許固辭,遂拜命。”[11]光緒皇帝命廖與軍機同入,面諭不得辭差,況且廖壽恒入樞是慈禧作出的決斷,光緒帝也不敢違背。隨后,四月初十日,恭親王病逝;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奉旨開缺。五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接替翁氏,執掌戶部兼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五月二十三日,從成都將軍任上抵京的裕祿也留任軍機大臣。至此,樞垣經歷了一番大的調整,因禮王仍舊病假,中樞暫由升任協辦大學士剛毅領班。這個時期光緒皇帝與軍機大臣關系不諧,廖壽恒這位列末秩的樞臣每每疲于奔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戊戌年四月新政開始后,光緒帝和樞臣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據載:“凡遇新政詔下,樞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禮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剛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頭,皇上之孤立,可見一斑也。”[12]這是政變后人們的描述,光緒帝漸漸厭惡舊臣、寄希望于新黨,與此不無關系。翁氏離京,剛毅頑固,末秩的廖壽恒便成為皇帝在樞中唯一可倚重之人,奉命代呈康有為變法條陳和書籍的使命就是由廖氏完成的,軍機處、總理衙門復議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也由廖負責,以至于很多局外人視其為康黨成分子,或視為帝黨成員,其實,這些看法與實情并不相符(詳后)。

                         

                        戊戌年七月,新舊斗爭日趨白熱化,廖壽恒的態度和表現沒有直接的材料能夠說明,但從戊戌年春季他忠于皇帝、勤于公務、謹慎從事的態度看,他對皇帝越來越激進的新政措施并不敢有異辭,對親貴暗中推動慈禧訓政的活動也無可奈何。從他保留下來的戊戌八月初六后日記中,大體也可以感覺到他在政變前的處境和態度。

                         

                        像許多漢族官員一樣,廖壽恒也有寫日記習慣,可惜保存下來的很少。現存《抑抑齋日記》兩卷,系前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品,今存上海圖書館。陳左高先生最早對廖氏日記手稿有所評介。其中《抑抑齋戊戌八月以后日記》,起自光緒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止光緒己亥(1899)四月初七日。另一冊題《庚子十月望后日記》,起自光緒庚子(1900)十月十六日,止于次年五月杪。[13]其中戊戌年八月日記對戊戌政變研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值得細致分析。

                         

                        二、廖氏對八月初六日訓政的記載

                         

                        迄今為止,有關戊戌年八月初六日這天慈禧宣布訓政的過程和情形,只有筆記野史的申說,從未見到有過親歷者的具體描述。因此,廖壽恒的記載顯得尤為重要: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丁亥(1898921日),晴。寅正,入直,忽奉硃諭吁懇皇太后訓政,命擬旨,即日在便殿辦事,初八日行禮。巳初,召見于儀鸞殿東暖閣,以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命起立,就傍案繕旨呈覽,即席封固帶下,延崇受之(按,即崇禮,時任刑部尚書兼步軍統領)、英菊儕(按,即英年,時任左翼總兵)至直房面交。午正后散。申刻赴署,與樵公(按,即張蔭桓)同見美館康使,言九龍鐵路事。又見英、德翻譯。歸寓,壽州(按,指孫家鼐)在座相候,略談。袁爽秋(按,即袁昶)方伯談至戌正始去。[14]

                         

                        與以往研究相比,廖氏這天的記載至少告訴了我們以下幾方面的信息。

                         

                        首先,這天清晨按照慣例在西苑仁壽殿等候皇帝召見的軍機大臣,似乎并未見到皇帝,而是“忽”奉皇帝的親筆朱諭,命擬旨,吁請太后訓政。此事讓廖氏頗感意外。由樞臣根據光緒帝指示所擬的明發上諭已為人們所熟知。該諭稱:

                         

                        內閣奉上諭: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余,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吁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15]

                         

                        茅海建教授曾推測,吁請慈禧訓政的這道朱諭是在兩宮共同召見樞臣時發布的。[16]看來,這個推測不準確。光緒帝在召見樞臣前,顯然已擬好了一道朱諭,說明母子二人在初五日晚上之前,已就太后訓政之事達成共識。從程序上說,也應先有皇帝吁請太后訓政的詔書,才有兩宮共同召見樞臣,在便殿辦事的可能。

                         

                        這一天巳初(早晨10點),慈禧在儀鸞殿東暖閣召見軍機大臣,皇帝自然也在場。慈禧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捉拿康黨。她命跪著的廖壽恒起立,草擬捉拿康有為的諭旨。顯然,她事先并未告訴皇帝要拿康黨,所以令皇帝感到有些意外。[17]從日記看,廖氏就傍案繕旨呈覽,即席封固帶下,延崇受之、英菊儕,至直房面交。崇禮、英年二人似乎早已奉懿旨做好準備,在朝房等候旨意。由廖壽恒所擬的這道諭旨云: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并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18]茅海建先生發現,這道上諭并不見于《上諭檔》、《隨手登記檔》、《交片檔》等軍機處檔冊中,因此提出疑問。[19]由廖氏所記可知,此諭當時繕寫封固后,即刻面交崇禮和英年,根本就未經軍機章京登記、過錄,所以后來只能輾轉見于崇禮等人的奏折中。廖氏日記還澄清了一個誤解,崇禮并非直接奉懿旨秘密捉拿康氏兄弟的,而是光緒帝在場時由樞臣草擬了拿康的諭旨,皇帝也傳看了這道旨意。步軍統領衙門布置官兵捉拿康有為,已在巳初(10點)以后,軍機散直已到午正(12點)。八月初六日訓政(政變)這天的情形大致如此。

                         

                        三、搜捕新黨及廖壽恒的“康黨”嫌疑

                         

                        目前學界大致已就初六日慈禧訓政并非袁世凱“告密”所引發取得共識。至于京城局勢突變,慈禧開始搜捕新黨,是初七日晚得到來自天津的“告密”消息后才開始的。以往人們根據八月初九日上諭,認為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與“軍機四卿”被捕是在這一天。[20] 該上諭稱: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21]該諭看上去與初六日廖壽恒所擬逮捕康氏兄弟的諭旨在形式上很相似,其實二者并不同。筆者認為,初六日搜捕康有為的密旨是按正常程序,由軍機大臣擬旨,對康氏兄弟立即實行逮捕的“逮捕令”;而初九日處置張蔭桓等新黨的諭旨,實際上是逮捕行動結束后才發布的,其作用更像對已在押黨人宣布“革職”“審訊”的公告,因為逮捕行動在初八日清晨已經開始。[22]關于訓政后的形勢發展,廖氏日記初七日戊子(922日)記:

                         

                        微陰。巳正見面,又命繕電旨,發北洋及山海、東海、江海關緝拿康有為。是日三暗五明,未正始散。下午,松鶴齡來長談,交梅少巖、涂椿年、李筱屏、章乃正名條。發杭電,訓政折式。[23]

                         

                        這天召見樞臣在巳刻,可能是為了照顧慈禧起居。這里的“暗”指樞臣草擬、發給外省督撫的廷寄諭旨;“明”則指交內閣公布的明發上諭。軍機處主要辦理的還是捉拿康有為之事。原來,步軍統領衙門經過前一天的搜捕,已經獲悉康有為于初五日早出京赴津,于是派員前往天津。據榮祿初七日發給軍機處的電報:“昨日(初六日)酉正聞有査拿康有為之旨,當即密派得力弁兵先在紫竹林行棧等處暗為査察。復于戌刻經崇禮派弁速拿,又加派弁兵連夜馳往塘沽、大沽逐處搜捕。并電飭蔡鈞、李希杰妥為設法挨船嚴搜,并知南洋一體査拿矣。”[24]這是榮祿在奉到廖壽恒所“繕電旨”后回復軍機處的電報。軍機散直已在下午一點鐘。[25]

                         

                        初八日己丑(923日)廖氏記:

                         

                        晴。巳初二刻見面,一明一暗。午初二刻,慈駕御仁壽殿。上率王公大臣、四品卿以上朝服行禮,午正后散。答袁爽秋,詣慶邸府,請伊藤博文。未正三刻始入席,申正散。接杭電,詢訓政體制,隨即復電。是日秋分。[26]

                         

                        這天午初二刻按照計劃舉行訓政典禮,但是,與初六日朱諭不同的是,地點改到了“仁壽殿”,而非“勤政殿”。除此而外,似乎一切都很平靜。正是在莊重典禮的背后卻掩蓋了慈禧、崇禮暗中布置捉拿新黨的秘密。近人魏允恭八月初八日致汪康年信中稱:

                         

                        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四人。弟親見步軍統領監送登車,想已發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尋著,聞避往他處。[27]

                         

                        這次捉拿新黨才是崇禮等秘密奉慈禧旨意行動的,軍機處并不知情,所以廖壽恒日記毫無反映。張蔭桓也是這一天被誘捕的,林旭則被捕于初九早晨。[28]鑒于康有為逃走的教訓,崇禮等采取秘密逮捕的辦法,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當然,這道所謂的上諭也不可能見諸于《上諭檔》等軍機處檔案。[29]

                         

                        初九日,新黨九人被捕,清廷命暫時看押并交刑部治罪。與此同時,嗅覺敏感的言官乘機上奏參劾黨人,獄案大興。除張蔭桓等人,連廖壽恒也被牽涉進去。是日,廖氏日記云:

                         

                        初九日庚寅(924日),晴。封奏三件,未下。辰正三刻召見,以封章示,眼花不能細視,乃劾張南海(即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及參預新政四人。乃目不見,耳亦不之聞。壽山(按,裕祿,字壽山)囑余叩頭,茫如也。候命起立,繕密旨,乃逮所劾七人。及退出,始知疏中并彈及余亦附和康某。慈圣勉以好好當差,豈不奇哉,豈不殆哉?到直房,延金吾,崇、英至,以前件交去,未正后散,立訪慶邸商添堂官事。[30]

                         

                        所謂封奏三件,核查《隨手登記檔》,可知是都察院代奏的一批條陳。[31]其中包括改歸知縣、前戶部主事繆潤紱的兩份折子。繆氏力參康有為,稱:近聞其聯絡孫逆于日本,招伊藤來,唆其黨薦為客卿,變亂朝綱,顛倒國是,張羽翼,植心腹,結譚嗣同、楊銳為內援,倚張蔭桓、徐致靖為外助,而宋伯魯、楊深秀、廖壽恒、王照輩又從而附益之。”[32]說廖壽恒為康黨,主要與廖氏曾專門負責向康傳遞旨意并轉呈康有為變法書籍之事相關。軍機大臣廖壽恒代遞康有為條陳和變法書籍,過去一直被視為他對變法活動的一種支持,他也因此被視為帝黨成員。這些看法明顯過于表面化,與實情并不相符(詳后)。

                         

                        蘇繼祖《戊戌朝變記》稱:“上久欲用康有為,以上畏太后不容,下恐群臣猜忌,未召見以先,每令翁相詳細咨詢。既召見以后,仍引嫌不敢隨時召見,凡有顧問之事,由總署代傳,或有章奏條陳,亦由總署呈進,特派廖公專司之,朝中呼之為廖‘蘇拉’。”[33]康氏在自編年譜中也稱:時吾遞書遞折及有所傳旨,皆軍機大臣廖仲山傳之,京師瑤言皆謂廖為吾筆帖式,甚至有謂為康狗者,廖避之。這些記載說明,廖氏代遞康氏折奏之事眾所周知。只是局外人很難知曉,由軍機大臣代遞康氏條陳的特例特辦之事,根源于張、康策劃實現的由總理衙門代遞康有為《第六書》的成功。[34]代遞康折,先由樞臣兼總署大臣的翁同龢經手,翁氏開缺后即由廖壽恒接辦,二人都是奉旨行事,執行公務,毫無私下助康之意。政變后流放途中的張蔭桓稱:此后(康)凡有條奏,逕交軍機處,命廖大司寇專司其事。大司寇夙知康之荒謬,謂常熟多事,而亦無法辭卸。”[35]此時流放途中的張氏一面極力掩蓋真相,混淆是非,將責任推到翁氏身上,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廖氏接替翁呈遞康氏奏折而無法辭卸的實情。面對言官的參折,慈禧大約了解一些情況,并未深究,只是勉勵廖氏好好當差

                         

                        四、誅殺“六君子”與頒布“謀逆”上諭

                         

                        從八月初九日宣布逮捕張蔭桓、徐致靖及“四卿”等新黨人物,到八月十三日將“六君子”處死,廖壽恒日記對中樞決策也有簡單的記錄,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這幾日事態變化的脈絡。其八月初十日至十二日的記載如下:

                         

                        初十日辛卯(925日),晴。閱電報,知康為英人認保護,知事不諧矣。慈圣出太醫所開上之脈案,命閱,并擬飭中外保薦醫生,蓋病根已四閱月矣。酉正赴署,偕王、崇兩公赴林權助之約。直至亥正后始散。

                         

                        十一日壬辰(926日),晴。奏請派會審,派出軍機大臣會同刑部、督察院審訊。南海(按,即張蔭桓)改為看管。又擬明日宣示一道,并復已裁六衙門,撤《時務報》,停改祠廟為學堂,禁士民擅上封事,繕擬頗費躊躇,壽山(按,即裕祿)之意居多。未正散。客來不止,將晚赴署,閱購贈伊藤之物。

                         

                        十二日癸巳(927日),早陰,午晴,晚雨。巳初后見面,添派御前大臣會訊,限三日具奏。明發三道。榮協揆跪安,未及談,午正后散……赴署,公宴伊藤,申初三刻散。是日筱云到任,商日本派使事,頗費躊躇。[36]

                         

                        初十這天,康有為被英國人搭救脫險的消息傳來,廖氏深感擔憂。對康、梁深惡痛絕的慈禧于這天命樞臣將皇帝病情公布于外,令各督撫薦醫,難免讓局外人有種種猜想,“廢立”之說由此喧囂塵上。十一日,崇禮等刑部六堂官,以審訊新黨案情重大,上奏請欽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審訊。當日發下諭旨,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對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等“嚴行審訊”;張蔭桓則“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并表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37]張蔭桓被另案處理,與英日公使的干預有關。次日,軍機召見時,又加派御前大臣參與會審,且“限三日具奏”。[38]在大多數人看來,按照清代律例,遵照程序審訊新黨已勢在必行。這期間,張之洞等人還積極活動,頻頻發電京師,設法營救楊銳;負責此案的御前大臣慶王奕劻也授意刑部員外郎陳夔龍,同案六人情形不同,聞楊君銳、劉君光第皆均系有學問之人,品行亦好,羅織一庭,殊非公道,須分別辦理。”[39]意在對楊、劉從輕處理。然而,審訊尚未有結果,十三日中午事出中變。這與榮祿抵京向慈禧獻策有關。

                         

                        八月初十日,慈禧命軍機處“電寄榮祿著刻即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行護理。”[40]榮祿遂于十一日八點鐘乘火車進京,十二日受到召見。廖氏日記中的榮協揆即榮祿。協揆本來是指協辦大學士,此時榮祿已經晉升大學士,大約廖氏仍沿用以前對榮祿的習慣稱呼。榮祿抵京后,審訊新黨的既定計劃被徹底放棄,楊銳等六君子在十三日突然被不審而誅

                         

                        廖壽恒日記八月十三日記:

                         

                        十三日甲午(928日),晴。榮相入樞府,裕(按,即裕祿)簡北洋。貽藹人(按即貽谷,字藹人)封事,召見時發下,乃因此慈圣忽命將康、劉、林、楊、譚、楊六人處斬,余初未之聞,及領班繕旨,大駭,以語夔老,錯愕不勝。商之禮、剛、裕,皆謂無術挽回,而楊、林、劉三人冤矣。呆瞪氣塞者半晌。刑之濫,罰之不公,至此而極,恐亂正未已。午正散,申初赴署,偕夔老送伊藤行,談良久。[41]

                         

                        慈禧突然改變主意,對“軍機四卿”等新黨不審而誅,學界對基本情況已經澄清。此事系由榮祿的僚屬、國子監司業貽谷上疏所引發。這天貽谷上疏請求從速處置新黨,以避免洋人干預,強調“倘(洋人)出而居間排解,從之則無以彰國法,不從又無以顧邦交”,故請“迅飭定案,分別重輕,早正其罪,俾彼族無干預之間,庶國法可行,而逆萌潛息”。[42]此前八月十一日張蔭桓被另案剔出,就是因為英、日等國的干預,對此,慈禧很是清楚。本來,十一日,給事中高燮曾等七人聯銜上奏,已奏請從速處置黨人;[43]十二日,御史黃桂鋆也奏請宜早決斷將已獲之犯速行處治,以絕其望……應黜者黜,應宥者宥,一經辦理定奪,即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為首者不能漏網,為從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來千預,而事已大定,無所施其術矣。”[44]這樣的說辭,并未使慈禧動心,隔一天貽谷上疏,她便接受了類似的建議,這是因為榮祿說服了太后。授意貽谷上疏,不過是為了再次提供理由(當然也是榮祿給予貽谷一次借機表現的機會)。

                         

                        其實,榮祿獻計對楊銳等人“不審而誅”,還有更深的一層寓意。所謂杜絕洋人“干預”,只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真實的目的是誅殺“軍機四卿”,殺人滅口,將皇帝下達密詔之事做淡化處理,以維護已生嫌隙的兩宮關系。[45]廖壽恒、王文韶兩位漢臣對不審而誅感到驚訝甚至憤懣,但其他滿洲樞僚卻無動于衷。這天直到中午,軍機召見才散直,剛毅奉命為監斬官,崇禮帶兵彈壓,四卿與劉光第、康廣仁六人下午便被處死。也就在這天早晨,榮祿奉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十四日,清廷對康黨一案做出了公開的結論,定為“逆案”,對“不審而誅”、處死楊銳等六人的原因做了解釋。相關內容和細節,茅海建教授的研究中已有充分的展示。不過,廖壽恒日記仍可做一些補正。廖氏日記云:

                         

                        十四日乙未(929日),晴。是日,榮相入直。巳初后見面,論張樵野、徐子靜罪案,頗陰賴榮、剛婉陳,得發新疆,徐監禁。又因昨日事,命繕行降之旨,硃筆發下,則六人罪案俱在,諭令撰擬,務須正大云云。郭春漁擬稿,夔老與余酌改,頗費斟酌,未正后始散……憊不可言。[46]

                         

                        以往論者更多強調的是榮祿對張、徐的救護,從廖氏日記看,二人被從輕發配,“陰賴榮、剛婉陳”,則剛毅也有作用。此外,茅海建先生曾就清廷諭旨中對康有為等人“圍園劫后”密謀的表述做過細致的考察,并指出這道諭旨是以光緒帝的一道朱諭擴充而成的。[47]日記中則明確記載,是郭春漁擬稿,夔老與余酌改,頗費斟酌。郭春榆即軍機章京郭曾炘(號春榆,也作春漁)。茲將光緒皇帝的朱諭和郭、廖等人擬稿的明發上諭再做比較:

                         

                        《上諭檔》錄光緒帝的朱諭云:

                         

                        康有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楊深秀等實系結黨,謀為不軌,每于召見時,楊銳等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因時事緊迫,未俟復奏。又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細思該犯等自知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有株連。是以將該犯等即行正法。又聞該亂黨等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48]

                         

                        這道朱諭應非光緒帝的獨立意見,可能是按照慈禧的意圖所的,只是強調了幾個要點,且邏輯關系也不明晰。經過顧、王、郭三人反復斟酌,終于擴成一篇措辭周全的文字。擬就的明發上諭宣示說:

                         

                        內閣奉朱諭:近因時勢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施行,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曰著作無非離經畔道、非圣無法之言,前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為狼狽為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并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系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來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若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復奏,于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和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咸知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容。鷹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后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巳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于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49]

                         

                        之所以大段引述原文,主要是為了比照二者的關系。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光緒帝朱諭內容大致被吸納入內,廖壽恒等人按照慈禧“務須正大”的要求,“頗費心思”,草擬了這篇明發上諭。這道上諭大體宣示了一下幾層意思:第一,“朕”與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本身沒有錯,只是康有為趁機“包藏禍心”,以變法之名行“亂法”之實;第二,用模糊的“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一句,揭明康黨曾有“圍園逆謀”,以及被殺的楊銳等人實與康有為“結黨”、“同惡相濟”的情形;第三,此事為“非常之變”,將康黨“罪行”昭示天下,被其誘惑者,“朕心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第四,變法將繼續進行,只要有關國計民生的自強新政措施,尚未興辦的,也要次第推進。

                         

                        這篇洋洋灑灑的明發上諭,將推行數月的新政和剛剛發生的政變及其關系,做了比較系統的澄清和說明,區別了“變法”和“亂法”,非常巧妙地將光緒皇帝“免責”。這樣的宣示可謂大有深意,意義絕非一般公布康黨罪責的上諭可比。慈禧能夠同意這樣的上諭,說明她對新政以來的整體情況還是有自己的認識的。

                         

                        當然,政治上的株連還是無可避免地開始了。廖氏日記又記:

                         

                        廿一日(106日),寅晴。辰正一刻,復見面,發下黃均隆封章,則劾陳右銘及伯嚴銓部、熊希齡庶常、江建霞也。閱折,恐老眼昏花,奉命準帶眼鏡,一叩首。而右翁因此削職,驟失賢中丞,殊可嘆惜。以黃公度病請開差,因舉李木齋以幫,遂放四品京堂簡放使臣。余以李某甫往代理,可否稍緩兩月,試其才之可否再行簡放。慈圣正色責以黃某病,人皆知之,豈容外人窺探再行辦事?我行我法,就此簡放,不必再遲。跪聆悚然,唯唯敬聽。又命擬明發四道電,系護教民一道,則今日先發。午正三刻散。

                         

                        廿二日癸卯(107日),晴。巳初一刻后見面,簡放湘撫缺。慈圣垂詢四兄病體,敬以徹夜不寐、故請開缺對,幸免于調。

                         

                        廿三日甲辰(108日),晴,晚陰。辰正二刻見面,又以王鵬運折請究康黨,復檢黃桂鋆折一一推敲,擬將黃公度、王季樵、李岳瑞、洪汝沖、張菊生革職,永不錄用,并及黃遵楷、徐勤、韓文舉、林輅存、鄭孝胥,余欲書而不能也。到直房查原參,檢封奏,多不相符,乃將張香帥、唐春卿、黃遵楷、徐勤、韓文舉聲敘,僅書明發將王季樵、李岳瑞、張菊生革職,永不敘用。及奏片一開半,均手自繕寫。而黃遵憲看管電旨,則不能遏也。未初后先散。急急一飯,見陳亮三、喻庶三談時事,甚憤悶。[50]

                         

                        從一定意義上說,八月二十一日將陳寶箴、黃遵憲等人革職是由御史黃均隆發難引起的政治事件,是湖南新政期間新舊矛盾的延續,是湘籍守舊士紳對陳寶箴、黃遵憲等人的政治清算。廖壽恒對此十分痛惜,為失去陳寶箴這樣的良吏而喟嘆,不過,仍奉旨草擬了將陳寶箴(右銘)、陳三立(伯嚴)父子與黃遵憲、江標、熊希齡革職的上諭。次日,御史黃桂鋆又上奏嚴參黨人,要求“將亂黨列作四等,分別懲治”。[51]二十三日,追究黨人之事進一步擴大,牽連到黃遵憲(公度)、王錫蕃(季樵)、李岳瑞、張元濟(菊生)、洪汝沖、黃遵楷、徐勤、韓文舉、林輅存、鄭孝胥等人,甚至還牽涉到張之洞、唐景崇(春卿)這樣的高級官員。廖氏顯然同情這些官員,在職責權限內,努力分別辦理,將事態平息,

                         

                        不過,廖壽恒根本無法挽回大局。朝局從此為滿洲權貴所操控,清廷決策越來越偏激,最終導致己亥建儲和庚子事變這樣的政治事件發生。有關情形在廖壽恒的庚子日記中仍有一些蛛跡可尋,期待有學者將來予以關注。

                         

                        注釋:

                         

                        [1] 參見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1冊,《軍機大臣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2] 這些軍機大臣日記包括祁寯藻:《樞庭載筆》,見《<青鶴>筆記九種》,中華書局2007年版;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岳麓書社2010年版);《鹿傳霖日記》載《文物春秋》1992年第23期;1993年第13期,1994年第3期);載灃:《醇親王載灃日記》(群眾出版社2014年版);《那桐日記》(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徐世昌日記》(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此外,王步瀛編《趙慎齋(舒翹)年譜》(民國刊本)表明譜主也曾有日記存世;而庚子事變后被處死的軍機大臣啟秀《己亥至庚子日記》也在2012年出現于拍賣市場。

                         

                        [3]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抄本日記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3冊。

                         

                        [4] 謝俊美教授較早注意到廖壽恒日記,但主要關注的是戊戌政變后廖氏營救新黨的活動,參見《營救維新志士的軍機大臣——戊戌政變中的廖壽恒》,載《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4期。

                         

                        [5] 《清史稿》卷302,《汪由敦 劉統勛傳》,第10468頁,中華書局1977年版。

                         

                        [6] 馮煦:《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廖公墓志銘》,閔爾昌纂:《碑傳集補》卷5,第3-5頁,民國刻本。

                         

                        [7] 時人評論:其入樞垣也,為翁常熟所引,常熟既以翼戴德宗,積與孝欽迕,公亦靖共守常軌不為異己所容。常熟一擯,公遂以足疾歸,而國事流失、敗壞,益岌岌不可為矣。見馮煦:《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廖公墓志銘》,閔爾昌纂:《碑傳集補》卷5,第333頁。廖氏退出軍機處的原因較為復雜,與當時清廷內部滿漢、新舊斗爭的特殊背景有關,似非翁黨一層關系可以解釋。參見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第9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8] 廖壽恒的履歷可參考馮煦撰《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廖公墓志銘》及《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中的《廖壽恒傳》。

                         

                        [9] 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7卷,第3147頁,中西書局2012年版。

                         

                        [10] 《刑部尚書廖壽恒奏為吁懇收回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命事》,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錄副奏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號:03-5356-040;縮微號:404-2930

                         

                        [11] 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第7卷,第3147頁。

                         

                        [12]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見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以下簡稱《戊戌變法》叢刊)第1冊,第336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

                         

                        [13] 陳左高:《歷代日記叢談》,第189頁,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14]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09頁。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4冊,第416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6]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117頁,三聯書店2005年版。

                         

                        [17] 張蔭桓事后回憶說:初七日,仍隨班朝見,太后在簾內,皇上在炕側坐,太后令廖壽恒擬拿辦康有為羽黨諭旨。廖擬就,呈與皇上,皇上轉呈太后閱畢,仍遞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視軍機諸臣,躊躇久之,始發下。見王慶保、曹景郕:《驛舍探幽錄》,見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叢刊第1冊,第488頁。因為這些情況是張后來的回憶,有些細節未必可信,不過,這里所說皇帝見到捕康詔書感到躊躇的神情,大約是張蔭桓當時探聽到的消息。就此來看,說的應是八月初六而非初七的事情。

                         

                        [18] 《清實錄》第57冊,第598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19]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121頁。

                         

                        [20] 關于軍機四卿被捕的時間,《康南海自編年譜》言四人均被捕于初九日;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言,譚嗣同被捕于初十日,其他三人被捕于初九日;蕭一山《清代通史》則言四人均于初十日被捕。對此,林克光先生在《戊戌政變史事考實》(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中指出,應以清宮檔案和官方文書記載為準,慈禧是初九日下旨令步軍統領衙門拿張蔭桓等人的。因為此七人均未逃匿,故該衙門當天即將他們悉數拿獲。此外,臺灣學者黃彰健也持此說,參見《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第63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

                         

                        [21] 《刑部尚書崇禮等折》,見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5頁,中華書局1958年版。

                         

                        [22] 參見馬忠文:《戊戌軍機四卿被捕時間新證》,載《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23]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0頁。

                         

                        [24] 《總理衙門清檔?收發電》,編號01-38,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轉引自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124頁。

                         

                        [25] 日記中提及的松鶴齡,即松壽,新任江西巡撫。所謂名條是薦差謀事的官員名單履歷。

                         

                        [26]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0頁。

                         

                        [27]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3冊,第3115311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8] 馬忠文:《戊戌軍機四卿被捕時間新證》,載《歷史檔案》1999年第1期。

                         

                        [29] 該上諭見于崇禮之折,見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5頁。

                         

                        [30]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0-211頁。

                         

                        [31] 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第150冊,第303-304頁,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

                         

                        [32] 《改歸知縣庶吉士繆潤紱折》,國家檔案局明清部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1-463頁。

                         

                        [33] 見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335頁。

                         

                        [34] 參見馬忠文:《張蔭桓、翁同龢與戊戌年康有為進用之關系》,載《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5] 王慶保、曹景郕:《驛舍探幽錄》,見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492頁。

                         

                        [36]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1-213頁。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4冊,第426頁。

                         

                        [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4冊,第428頁。

                         

                        [39]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第16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0] 《清實錄》第57冊,第601頁。

                         

                        [41]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3頁。

                         

                        [42] 《國子監司業貽谷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9頁。

                         

                        [43] 《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等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6467頁。

                         

                        [44] 《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67—468頁。

                         

                        [45] 參見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第8章。

                         

                        [46]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3-214頁。

                         

                        [47]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134-136頁。

                         

                        [48]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134頁。原文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4冊,第430頁。

                         

                        [4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朝上諭檔》第24冊,第430-431頁。

                         

                        [50] 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3冊,第216-218頁。

                         

                        [51]《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鋆折》,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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