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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大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期、成就與反思(1949—2019)

                        作者: 文章來源:《河北學刊》2019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13日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1949—1966),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時期。1966—1976年間,正常的學術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也是如此,與整個國家處于動亂、停滯狀態相一致,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面臨的也是困頓與挫折。1976年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知識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隨之進入恢復與發展的新時期。1990年代初至今,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開始逐步走向繁榮。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近代思想史;七十年研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奠基時期(1949—1965)、困頓與挫折時期(1966—1976)、恢復與發展時期(1976—1989)和逐步走向繁榮時期(1990—)。以下對這四個時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作一評述,不當之處,歡迎批評與指正。

                         

                        一、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之奠基(1949—196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1949—1966),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時期。在資料整理方面,出版了《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等專題性質的資料集和重要思想人物文集;在學科建設方面,出版了石峻等主編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及與之配套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并在高校開設相關課程;在研究成果方面,出版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的《中國近代思想家研究論文選》、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李澤厚的《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等文集、論著,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總的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帶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對思想進程、思想人物的分析都著重階級定性,往往簡單地貼上地主階級改革派、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等標簽,討論也集中在思想、思想家的階級屬性上,有簡單化、模式化的傾向,缺乏多向度、多元化的深入剖析。但不管怎樣,這十七年間的成果畢竟為后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4911月,上海時代書局即出版了斐民的《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簡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部比較系統地論述近代百年思想發展歷程的著作。1955年,石峻、任繼愈、朱伯昆編寫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著以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范圍,著重敘述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趨勢,并以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為重點,依次論述鴉片戰爭時期地主階級的社會改革思想﹑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清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等。這一框架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中國近代思想史教學與研究的基本范式。此書出版后,王忍之、徐宗勉發表《評“中國近代思想史講授提綱”》(《哲學研究》1956年第1期)一文,認為這本書綜合和整理了近代思想史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給中國近代思想史勾劃了一個輪廓,對于推動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在這本書中,編者幾乎沒有研究和論述貫穿在近代歷史中的新的和舊的、進步的和落后的、革命的和反動的思想之間的激烈斗爭……錯誤地把新的先進思想說成仿佛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唯一存在著的思想在本書中,思想同社會環境之間缺乏有機的本質的聯系。”上述意見表明,該書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但亦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問題,這也恰恰反映出當時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的薄弱狀況。

                         

                        1957年,石峻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分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開始侵入后地主階級社會改革思想和人民革命思想的興起農民革命運動高漲時期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形成時期資產階級性的改良主義思想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時期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發展及其對改良主義的斗爭五四運動時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分化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等五輯,選編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期間各個時段35位思想家的代表性文獻,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建設與課程教學奠定了資料基礎。1960年,張彤、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材料主要來源于1901—1911年間出版的期刊,兼收當時出版的影響較大的革命書籍,共三卷五本,220萬字,它為研究這一資產階級各個派別的思想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外,還有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的《鴉片戰爭時期思想史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63年版)、《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等。出版的思想家文集有《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1954年出版)、《譚嗣同全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4年版)、《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龔自珍全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林則徐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等。

                         

                        劉大年《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頁》(《新建設》1962年第12期),系統論述鴉片戰爭時期的社會思想。該文通過對林則徐、黃爵滋、龔自珍、魏源、姚瑩、包世臣、張穆等的研究,指出他們敢于正視現實,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張對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行抵抗,學習西方富國強兵之道。這種思想潮流,成為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發端。作者在文章中還提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對封建主義思想的論戰,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的論戰,五四前一部分知識分子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們都是朝著鴉片戰爭時期社會思潮指出的方向進行的。葉蠖生《中國近代革命運動中反對改良主義的斗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6年版)和胡濱《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中華書局1964年版)率先開展了對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的研究,尤其是《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一書較為系統地考察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興起和沒落的歷史:從鴉片戰爭至1860年代為醞釀時期,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從封建主義正統思想中開始分化出來,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學術觀點為后來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思想資料;從1860年代至甲午戰爭是改良主義思想的發生和初步發展時期,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在政治上主張采用西方國家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在經濟上倡導發展民族工商業,但他們并沒有形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從甲午戰爭至戊戌變法運動是高漲時期,康、梁等把改良主義思想推向了高潮,并發展為政治運動;從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是沒落時期。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梁等少數人仍然堅持改良主義路線并對民主革命思想進行攻擊,在雙方論戰中,改良主義思想被擊敗,影響逐漸縮小。劉仁達《戊戌變法運動中康有為所提出的政治綱領》(《歷史研究》1958年第4期)一文指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頑固派、洋務派的封建統治,主張通過改革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道路,是戊戌維新派“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綱領”。這個政治綱領包括明顯的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內容,以及強烈反對封建主義對民族工商業的束縛,要求改革官僚制度,實行君主立憲,確立“以商立國”、“定為工國”的方針,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具有一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其他研究改良主義的論文還有章開沅《試論19世紀70年代至甲午戰前的維新思潮》(《理論戰線》1959年第12期)等。

                         

                        1956年毛澤東、吳玉章分別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之后,學術界出現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熱潮,對孫中山等人革命思想與民主革命思潮的研究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涉及孫中山的思想發展、三民主義思想、哲學思想等。關于孫中山的思想發展,有的學者認為,1895年前改良主義思想仍然是主要的;興中會成立時雖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較大比重,但直到1900年惠州起義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處于壓倒性的主體地位”[1]。但多數學者則不同意孫中山思想主要是改良主義的觀點,認為要求革新政治,發展資本主義,在當時是一種進步的思想,雖含有改良主義成分,但已脫離了改良主義的范疇,產生了革命的要求,不能因為其某些思想與改良主義者類似而斷定他在甲午戰爭以前還是一個改良主義者”;1895年前孫中山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興中會的成立和革命綱領的提出,便是他革命活動的開始”[2]。關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李時岳《孫中山平均地權政綱的產生和發展》(19551027日《光明日報》)、《論民生主義》(《史學集刊》1956年第1期),夏東元《論平均地權》(《華東師大學報》1956年第1期),李光燦《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新建設》1956年第12期)、《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尹廣瑤《試論孫中山的土地綱領》(《歷史教學》1957年第3期),張磊《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苑書義《同盟會時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歷史教學》1957年第8期),陳盛清《論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學術研究》1957年第9期),以及劉大年《辛亥革命與反滿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5期)等。孫中山的哲學思想方面,有論者認為,其緊緊接近于唯物主義,雖有唯心主義成分畢竟是次要的,這鮮明地體現在它的方法論、自然觀和認識論上,以及社會歷史觀——民生史觀[3]。有論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和辯證法因素并未占到主導地位,這體現在世界觀是二元論的,或者說是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搖擺,時常傾向于唯物主義的發揮”[4]

                         

                        華崗《五四運動史》(上海海燕書店1951年印行)和賈逸君《五四運動簡史》(北京新潮書店1951年出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最早出版的研究五四運動的著作。1959年是五四運動40周年,在此前后掀起了研究五四運動的高潮,先后有多部著作出版。其中,由中央編譯局編輯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是較有分量和價值的一種,該書共三集(第1集由人民出版報社1958年出版,第23集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出版),每集分為期刊介紹、發刊詞輯錄、期刊論文索引三部分,共介紹了五四運動前后150多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是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考書。1963年,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書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及各種思潮傳播,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論爭的情況作了系統考察,代表了當時學術界的研究水平。這一時期,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及重要人物的研究論文,主要有黎澍《論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丁守和、殷敘彝《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李龍牧《李大釗同志和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宣傳》(《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4/5期),彭明《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歷史研究》1962年第2期),以及孫思白《陳獨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歷史教學》1963年第10期),等等。總起來看,這一時期,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了宏觀的論述;二是對陳獨秀、李大釗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思想發展脈絡作了初步探索。

                         

                        思想人物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比較活躍的領域,出版的文集、著作主要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研究論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版)。該文集收錄了林克光《論大同書》,孫長江《試論譚嗣同》,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梁啟超政治思想的批判》,王汝豐《嚴復思想試探》,以及王忍之《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等文。北京大學哲學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據該書出版者說明,1952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組織教研室教師寫了27篇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論文,從中選出15篇,論及林則徐、魏源、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何啟、胡禮垣、陳熾、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思想家及傳教士林樂知、李提摩太的思想,大體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對這些思想家的認識和研究水平。

                         

                        李澤厚《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收錄了作者在1950年代撰寫的有關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的論文7篇。作者在《序言》中對該書作了說明:本書第一篇是對改良派思潮的發生發展的一個概括的論述,隨后幾篇即對當時集中體現這一思潮的兩個最大的代表人物作了一些專門的剖析;而對與此關聯較少的問題(如康的后期思想),或在表現本思潮深度的意義上稍稍次要的人物(如嚴復、梁啟超)就都只在文章中附帶提一下而未作專題處理了。”“本書嚴格地局限在思想史的范圍內。對思想的歷史背景——階級基礎、政治經濟事件等等就都只根據史學家們現成的結論,在第一篇文章中作了一點最必要的印象式的簡略描繪。”除《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一書,李澤厚還發表了《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紀念中山先生九十生辰》(《歷史研究》1956年第11期)等論文。這些論文后來收錄到他1970年代末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據他在該書《序言》中所說:按照自己原先的計劃,本書只是整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中的一部分,其他還應有太平天國革命思想’‘論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孫中山思想研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及其與反動思想的斗爭’等部分。但由于自己現在已轉向其他方面的工作,暫時就只好停下來了。”

                         

                        1965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論叢》,收錄了涉及林則徐、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歷史人物思想和活動的9篇論文,如湯志鈞《試論康有為》,金沖及、陳匡時《論梁啟超》,張立文《論譚嗣同》,張豈之、楊超《論嚴復》等。其他著作有王栻《嚴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楊榮國《譚嗣同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王思華《孫中山的哲學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等。

                         

                        這一時期,發表在刊物上的研究論文也有很多,總的來看,除了孫中山外,涉及的思想人物主要有魏源、洪秀全、洪仁玕、馮桂芬、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章太炎等,并都達到了一定的深度。

                         

                        二、中國近代思想研究的困頓與挫折(1966—1976

                         

                        1966—1976年,正常的學術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也是如此。為配合當時抓叛徒批林批孔評水滸等現實政治運動,發表了一些相應的文章,批判色彩濃,學術價值少。受當時形勢的影響,近代思想中的反孔思想,如太平天國反孔斗爭受到關注;被列為法家人物的思想家,如魏源、龔自珍、洪秀全、嚴復、章太炎等的思想受到重視,而一些所謂尊孔尊儒的思想家,如曾國藩等則受到嚴厲批判。資料方面,也僅局限在編輯、注釋魏源、龔自珍、章太炎等所謂法家人物的著作,如《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洪秀全選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嚴復詩文選注》(江蘇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等。如同整個國家處于動亂、停滯狀態,1966—1976年間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面臨的也是困頓與挫折。

                         

                        在思想進程研究方面,受到當時形勢的影響,近代思想中的“反孔”思想特別受到關注。孫克復、關捷撰文認為,由于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復雜尖銳。中國人民在英勇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也開展了異常尖銳的斗爭。自1840年代,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砸碎孔子牌位,向孔家店發動勇猛的沖擊,揭開了近代中國反孔與尊孔斗爭的序幕,80年來,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兩種勢力之間,圍繞孔家店的問題,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斗爭。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借用孔子圣意改制的魔杖,演出了“托古改制”維新變法的歷史新場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批判武器的鋒芒直接指向儒家綱常禮教。當資產階級改良派轉向反動后,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了論戰,反孔與尊孔便是論戰的一個內容。隨著五四文化革命的深入,反孔與尊孔的斗爭,也就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5]。這類文章還有田力《資產階級與孔孟之道》(《歷史研究》1975年第4期),靳礪《是咎亡不是咎在”——關于〈訂孔〉1905年版中的一個錯字》(《歷史研究》1975年第4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百多年來反孔和尊孔的斗爭》(《清華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鐘晉矢《近代中國反孔和尊孔的幾次斗爭》(《北京師院學報》1974年第1期),周維杰《辛亥革命時期一次反孔與尊孔的斗爭》(《吉林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以及洪雁《辛亥革命時期反孔與尊孔的大論戰》(《中山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等等。

                         

                        太平天國的反孔斗爭同樣備受重視。發表的相關文章有中山大學寫作組《太平天國反孔與曾國藩尊孔的斗爭》(《中山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徐川一等《論太平天國的反孔斗爭》(《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范勤《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反孔尊孔的斗爭》(《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3年第1期),史勁《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孔斗爭》(《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石聲《太平天國時期反孔尊孔言論選編》(《開封師院學報》1974年第3期),溫敬藹等《革命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太平天國的反孔斗爭》(《山東師院》1975年第2期),以及裘成源等《略論太平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對地主階級實行的革命專政》(《浙江師院》1975年第2期),等等。

                         

                        在思想人物方面,有“反孔”思想、被列為“法家”人物的思想家受到了某種程度的青睞,而一些尊孔尊儒的思想家則受到嚴厲批判。張磊撰文認為,魏源是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改革派代表人物、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想家和愛國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侵略的愛國主義是他思想的精華所在;批判和變革的社會觀念成為貫穿其思想活動的主要積極內容之一;進化發展的社會歷史觀和唯物主義傾向的認識論,是其哲學思想中的優秀部分,而且成為他的進步社會思想的理論基礎[6]。劉心予撰文認為,魏源是一個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改革派(或叫革新派[7]。張憲瑞、吳雁南撰文認為,洪秀全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偉大領袖,是近代中國討孔運動的先驅。他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清朝”的偉大革命運動,是一次規模空前的討孔運動。他把討孔斗爭同思想政治路線的斗爭結合起來,同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使得這次革命運動對封建制度的基礎受到了打擊[8]

                         

                        范勤認為,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英雄向“孔家店”發出了破曉的第一槍。氣勢磅礴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在與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進行英勇頑強斗爭的同時,也把革命矛頭指向孔子,指向“孔孟之道”,從南到北到處燒毀孔廟,砸爛孔子牌位,焚禁“孔孟妖書”,以雷霆萬鈞之勢對封建“圣道”進行猛烈的沖擊。可以說,太平天國革命是從革孔子的命開始的。實行這第一個革命行動,是最早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太平天國的偉大領袖洪秀全[9]

                         

                        與洪秀全形成對照,曾國藩被作為近代中國尊孔復辟的開山祖而受到批判。施達青認為,曾國藩是一個適應國內外反動勢力需要而出現的政治騙子,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和賣國賊,是其后一切獨夫民賊頂禮膜拜的對象,是近代尊孔反革命,崇洋媚外的黑樣板[10]。這類文章還有裴世柏《尊孔賣國的劊子手——曾國藩》(《廈門大學學報》1975年第1期),以及董萬侖《從曾國藩的人治論看儒家思想的反動性》(《延邊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等等。

                         

                        嚴復前期思想的各個方面,如進化論歷史觀、自然觀、“廢科舉興學校”主張、“尊今叛古”思想等都有人進行研究[11]。同時,也有文章討論了嚴復前后期的思想演變。有的撰文指出,作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在政治上從進步到保守乃至反動的倒退,在思想上從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蛻變,從一個方面生動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軟弱性妥協性的特點[12]。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時期、反袁斗爭時期的思想及前后思想演變也受到了重視。湯志鈞撰文認為,《致伯中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章太炎在宋教仁被刺后的政治態度,有助于我們對反袁斗爭時期章太炎的政治態度的認識;《訄書》是章太炎政治論文的一部重要結集,它始撰于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到1914年改為《檢論》,從《訄書》到《檢論》的修訂,可以看出章太炎從尊法反孔到尊孔讀經轉變的一些跡象[13]

                         

                        三、中國近代思想研究的恢復和發展(1976—1989

                         

                        1976年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知識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隨之進入恢復與發展的新時期。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熱中,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耿云志的《胡適研究論稿》,黎澍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王元化倡導的新啟蒙等,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與開拓,學者們沖破傾思想的影響與教條主義的束縛,并糾正了局限于革命話語與階級定性的簡單化傾向,在繼續以革命與進步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繼續從政治革命立場及反帝、反封建視角評判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運動與思想人物的同時,自1980年代以后,學者們又開始嘗試從思想啟蒙的角度、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解讀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文化運動與思想人物,如龔書鐸提出了戊戌新文化運動的概念,提出了辛亥革命無疑是一次政治革命,但同時也是一次文化革命的觀點;梁啟超、魯迅、陳獨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觀、文化哲學紛紛成了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對于過去立足于批的洋務思想、立憲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國藩、李鴻章等思想人物給予了一些新的評價。以往被視為研究禁區的領域,在1980年代成了學術新的生長空間,如耿云志、易竹賢等對胡適的研究,方克立、郭齊勇等對現代新儒學和梁漱溟的研究,錢理群、舒蕪對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領學術風尚的開拓性意義。

                         

                        堅持以歷史唯物史觀為指導,是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特征之一。而貫徹歷史唯物論的重要要求,是尊重史實,實事求是。與此相適應,大量近代思想史資料得以整理和出版。例如,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資料簡編》五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高軍等《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資料選輯》上、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年出版),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著選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陸續出版),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等。專題性質的資料集,有林代昭、潘國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上、下冊(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黨校系統內部參考1987年印行),劉健清《中國法西斯主義資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1984年印行),以及葛懋春等《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等。出版的個人文集類主要有《魏源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洪仁玕選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出使英法意比利四國日記》(岳麓書社1985年版),《庸庵全集》、《庸庵文別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鄭觀應集》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版),《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康有為論證集》上、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下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孫中山全集》全11卷(中華書局1981—1986年出版),《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秋瑾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陳天華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鄒容文集》(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楊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宋教仁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廖仲愷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朱執信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蔡元培集》(中華書局1988年版),《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中、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惲代英文集》(人民出版1984年版),《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1998年間相繼出版)等。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學術隊伍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梁漱溟、馮友蘭、侯外廬、蔡尚思、馮契等老一輩學者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進行著各自總結性的工作。侯外廬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中唯一做思想史的,由他主編,張豈之、林英、黃宣民、盧鐘鋒、樊克政、何兆武、殷瑞淵參與編著的《中國近代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雖以哲學史命名,卻是1976年后首部有關近代思想史通論性質的著作,論及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期的哲學與社會思潮,包括鴉片戰爭時期的地主階級改革思潮、1860—1890年代初的早期改良主義思潮、維新思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該書在內容上,可與論述清朝末葉至民國初期的啟蒙思想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互為補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也以哲學史命名,但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所占分量很大。對此,馮友蘭在《自序》中有過說明:這一冊《新編》看起來好像是一部政治社會思想史,這種情況是有的,但這不是由于我的作風改變,而是由于時代不同了。”“在這個時候,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參加這個斗爭。每一個大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社會活動家,他們都是一派政治社會活動領袖,他們的思想和活動就是這個時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們的思想和活動之外另找一個純哲學的中心問題,那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該書以對洪秀全、曾國藩的評價最為引人注目,《自序》稱:“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這是我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評價。這個評價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貶低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把它的對立面曾國藩抬高了。曾國藩是不是把中國推向前進是可以討論的,但他確實阻止了中國的倒退,這就是一個大貢獻”[14]。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作者繼《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首部將近代中國百余年哲學發展作為一個邏輯體系考察的著作,分為中國近代哲學的前驅(龔自珍、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哲學革命的進化論階段(康有為、譚嗣同、嚴復、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孫中山)、新舊思潮之激戰和哲學革命開始進入唯物辨證法階段(李大釗、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瞿秋白等)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專業哲學家的貢獻(李達、艾思奇、熊十力、朱光潛、金岳霖、馮友蘭、毛澤東)等四章。蔡尚思《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分通論與專論兩大類,共收入作者從1930年代以來的66篇論文,計40余萬言。通論部分10篇,強調學術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百家爭鳴,并論述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重點與方法,以及中國文化應走的道路等問題。專論部分,除少量文章是論述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問題外,主要是評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及其著作,涉及嚴復、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宋恕、孫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釗、胡適、梁漱溟、馮友蘭、王國維等多位思想家。由于所收論文跨越了不同時期,留下了不同時代的烙印。

                         

                        一大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逐漸成長起來的出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學者,如陳旭麓、李澤厚、王元化、金沖及、彭明、李侃、龔書鐸、丁守和、吳雁南、張豈之、李文海、耿云志、朱維錚、姜義華、馮天瑜等成了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堅,在當時整個學術界、文化界和思想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李澤厚,無論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還是在1980年代以文化熱為形式的啟蒙思潮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他先是結集出版了《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論集對近代中國自太平天國至辛亥革命時期各主要思潮和重要思想人物如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嚴復、孫中山、章太炎、魯迅等作了系統論述和細致分析。首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思想散論》從思想角度剖析,太平天國為何“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指出農民革命戰爭諸多規律性現象。其后數篇乃對戊戌變法維新思想和人物的詳盡分疏,于康有為大同思想和托古改制策略,評價甚高。此外,對嚴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特殊地位,章太炎民粹主義的突出思想特征,19世紀初知識者由愛國而革命的心路歷程以及梁啟超、王國維等的獨特意義,都或詳或略予以點明和論述。不久,他又出版了《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共收論文8篇,開篇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作為解釋中國近現代史思想史上許多錯綜復雜現象的基本線索,在學術思想界引起巨大反響,尤其是五四運動以后救亡壓倒啟蒙的論斷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接著,以數十年的新文學歷程、哲學上現代新儒家三次學術討論等論題,簡明而深入地展示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諸多重要方面和問題,或明或暗地顯現了19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身影、悲歡和坎坷命運。還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并結合青年毛澤東,勾劃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闡釋了由民粹主義、道德主義的入侵馬克思主義,迷信戰爭經驗等等,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

                         

                        1976年到1980年代末,多本中國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質的教材、著作相繼出版。此類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時間上以1840—1919年為上、下限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以1919—1949年為上、下限的叫現代政治思想史。隨著一批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教材的出版,學者們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科意識有所增強,并圍繞如何推進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對象與基本框架等問題提出了各自的意見。諸慶清提出,政治思想史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領域和范圍,不能凡與政治有牽連的統統都列入。嚴格來講,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任務在考察關于國家政權問題的各種理論觀點(即各種國家觀)的矛盾和沖突、發展和演變。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國家觀,包括反對以儒家天命論為根據的君權神授說、反對維護專制宗法統治的綱常倫理觀念、反對壓制和摧殘人性的封建道德論,是政治思想領域斗爭的最突出主題。據此可以確定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考察的中心問題,是社會主義開始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產生、形成、發展及其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過程,也就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兩種國家觀的斗爭過程[15]。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提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階級、政黨、團體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國問題,各種建國綱領和方針的提出及它們之間的斗爭,構成了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內容。該書從而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三種建國理論與主張的相互關系與斗爭為基本線索,系統論述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金沖及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全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并提出應該在四個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種社會思潮的發展演變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重點來研究。2.在時間上應該重點研究從甲午戰爭到五四運動的20多年,因為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洶涌澎拜的時期。3.要深入探索中國近代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關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會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各種重要流派,特別是對中國近代思想界產生重要影響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還要著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對中國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日本對中國思想界影響巨大[16]。蔡尚思在《和青年談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提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必須上通鴉片戰爭以前的思想史,下通五四運動以后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思想,內通同時代的中國近代個思想家之間的正反關系,外通西方的思想;必須注意爭論不休的許多重大問題,注意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向前發展及后來居上[17]

                         

                        在近代思潮研究方面,1976年到1980年代末,一方面是在恢復1966年前建立起來的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回歸學術研究,基本結構還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線索還是以進步思潮為主依次論述鴉片戰爭時期地主階級的社會改革思想﹑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清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標簽與教條式的語言;另一方面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針指導下,在學術觀點等方面實現了較大的創新,如對洋務思想、立憲思想的認識有了較大調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間派別的思想開始為學者所關注,思想進程研究全面展開。

                         

                        在思想人物研究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在之前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中共黨史上的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洋務運動時期的曾國藩、李鴻章,五四時期的胡適、梁漱溟,得到了較為全面、實事求是的重新認識,體現了學術上的撥亂反正;二是強調把對思想家的認識建立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思想家文集與其他史料紛紛得以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內容得到了拓展,不再局限于其政治思想,還注意到他們的哲學思想、文化思想、經濟思想、人生觀等各個方面,其中與1980年代的文化熱相適應,思想家的文化觀格外受到重視;四是對人物評價避免簡單的定性,而是注意以發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綜合衡量,如注意到劉師培“政治思想的三次重大變化”,注意公正評價周作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五是進入研究視野的思想人物有了顯著增加,如鴉片戰爭時期的徐繼畬、包世臣,洋務運動時期的劉錫鴻、張樹聲等過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繼有人開展了研究。

                         

                        四、中國近代思想研究逐步走向繁榮(1990—

                         

                        1990年代初至今,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榮的時期。受一系列國內外政治事件和學術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進入1990年代后,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重心發生變化,從研究思想啟蒙到研究保守主義,從研究思想家到研究學問家,從研究革命進步思想和運動到對革命進步思想和運動的反思與批判,即所謂反激進主義,并出現了一些學者所講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興起的現象。與此同時,隨著西方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他們的研究興趣和精力轉到了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與思想史視野下的新聞報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豐碩成果。關于思想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在進入21世紀后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相繼發表了一大批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起點、歷史分期、發展動力等問題的文章,在某些問題上學者們取得了一些共識。這一切,都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在1990年代以后的進一步發展。

                         

                        這一時期,因自然規律的作用,梁漱溟、馮友蘭、侯外廬、蔡尚思、馮契等老一輩學者先后退出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隊伍;陳旭麓、李澤厚、王元化等一批為1980年代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復和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的學者,同樣為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陳旭麓、王元化等因積勞成疾,先后辭世,這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界的重大損失,健在的李澤厚等至今仍筆耕不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一批1980年代已嶄露頭角的出生于1940年代的學者以及比他們年輕10—20歲左右、出生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學者成了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引領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趨向;一些以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國近代哲學史和西方近代哲學史為專業的學者在這一時期也先后(或某一時段)加入到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隊伍行列,并以他們的跨學科優勢,豐富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內容。

                         

                        具體來說,在資料的整理方面,除文集、日記、年譜、學術史資料等各種文獻,魏源、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孫中山、蔡元培、胡適、李大釗、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紛紛出版外,這一時期最值得關注的是文獻資料的數字化,如“中國期刊網”、民國報刊數據庫、民國文獻數字化等項目的開發和建設,文獻資料的數字化不僅為研究者利用資料與掌握研究動態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同時也引起了傳統文獻學的巨大變革,這一變革又對史學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一,文獻資料的普及化。對于歷史研究而言,需要盡可能多的占有資料。傳統時代,大量文獻資料,特別是珍稀資料被少數個人和機構所壟斷,絕大多數研究者無法接觸,自然也無法進行相應研究,而進入資料數字化時代后,對于史學各個領域而言,新進入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同已有多年積累的研究者相比,其在文獻占有的數量上幾乎是相等的,文獻資料占有對研究者的客觀限制幾乎消失。其二,史料的綜合化與個性化。對于歷史學研究而言,新材料的發現是重要的學術突破口,在紙質文獻資料時代,文獻資料的查閱不僅需要耗費研究者大量心力,而且很難做文獻資料的綜合比對,而進入史料數字化時代后,研究者可以對特定主題和關鍵詞在不同學科、類型的數據庫之間高速高效地搜索相關文獻資料,并對史料作分類整理和綜合比對,形成綜合的個性化專題文獻資料體系。其三,解讀的碎片化。傳統時代的史學研究,研究者往往在史料固有的歷史背景與語境中對其進行有序閱讀。而在數字化時代,由于建立屬于研究者的專題數據庫成為可能,使得史料搜集向數據收集轉化,史學研究更多從史料匯編開始進行,其史料閱讀從有序閱讀更多轉向為無序閱讀。另外,基于數據庫搜索產生的資料往往會脫離其既有的歷史背景和原有語境。此二者往往導致對史料“只見草莖,不見根須”的碎片化解讀。其四,考證數字化。對史料進行考證,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功。在數字化時代,一方面,數據庫全庫檢索本身就能成為考證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工具書被大量數字化,如辭典網絡版的推出,《瀚堂典藏》數據庫對中國傳統小學工具及古代類書的數字化,以及新浪愛問、百度知道、雅虎知識堂、天涯問答等互動式知識平臺的發展,使得很多問題的考證成為一種省時省力的技術性操作。

                         

                        這一時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在通論性論著的撰寫方面呈現出新的動向和特征:一是以思想史取代了以前的政治思想史;二是試圖結合思想以外的一些變量和因素,從各個側面對思想史進行描述。例如,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對近代思想史范疇的一系列觀念、概念、思想、思潮的創生、演變、發展及其歷史作用,分別作了認真的別開生面的考論,展現了近代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思潮的反應與理解。汪榮祖《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關注的是晚清變法思想、康有為和章炳麟思想的研究。啟良《20世紀中國思想史》(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從大歷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審視20世紀的中國各種思想,提出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實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三種思想并存、斗爭、實踐并發展、變化的歷史。雷廣臻《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對晚清洋務派、太平天國、維新派和梁啟超的思想作了論述。鄭大華先后出版了《晚清思想史》(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民國思想家論》(中華書局2006年版)、《民國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民國思想史論續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等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其中,《晚清思想史》分六章分別考察了晚清思想的演變,與以往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或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或以各種思潮的衍化為主不同的是,該書將思潮史與思想家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即以近代思潮的衍化脈絡為經,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動為緯,經緯交織,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來見證思潮的衍化,另一方面又以思潮的衍化來加深對思想家思想的解剖。在結語部分,該書用近6萬字的篇幅對晚清留下的思想遺產作了認真疏理,認為晚清給后人留下了三個遺產:(1)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思想;(2)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3)強烈的振興中華的使命感。這是其他中國近代思想史著作所沒有的內容。《民國思想史論》涉及民國思想史的特點、西學在民國時期的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民國思想文化的影響、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五四時期的思想文化論爭、九一八事變后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動、1930年代思想界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爭論、抗戰時期的新儒家、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等問題。《民國思想史論續集》則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五四思想界的影響、“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別、“九一八事變”與思想界的應對以及193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民族主義的新變化、蘇聯一五計劃193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影響以及1949年后留在大陸的現代新儒家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深入探討。之后,鄭大華又撰寫了《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前沿諸問題》,該書2012年由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分理論與方法熱點與難點交流與碰撞回顧與展望等六編,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論、方法和熱點、難點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見解,多有創新。

                         

                        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隨著思想史學科的不斷發展,思想史學科建設也越來越引起學者的關注。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在研究精英經典的同時,應關注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關注下層民眾的生活觀念。這一主張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反響。此后,葛兆光又撰寫多篇文章,重申其思想史研究應關注下層民眾、研究一般思想的觀點。他強調,新的思想史研究,應當回到歷史場景,在知識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政治史之間,更不必畫地為牢[18]。但與葛兆光不同,胡偉希認為,思想史的研究對象仍應是精英思想,因為精英思想家的思想觀念能夠更準確、更有效地表達一般社會思想及其動向。而要探測一個歷史時代的思想,無疑精英思想家的思想觀念提供了可資研究的最好材料,而沉淀于社會習俗、禮儀等方面中的一般社會思想,由于其分散性和具有雜質,卻難以典型地展現一個時代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風貌。他同時提出,思想史研究要特別注意的三個問題:首先,要區分思想史上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其次,是思想史研究的分層。再者,是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問題。耿云志也認為,思想史包括近代思想史仍應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思想是應對時代挑戰而產生的,能夠對時代課題有深入思考并提出應對的主張,仍只有思想家能夠勝任。但他同時又強調,我們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史時,必須注意思想家思想應對時代環境和人民生存狀態的緊密關系、各家思想的內在連續性以及思想家思想與大眾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19]。張寶明同樣認為,思想史研究應注重精英思想的來龍去脈,其中包括個案、文本、群體等知識流向的考察和分析,而民眾觀念史無論如何也難以成為地道的思想史。因此,他明確反對將精英思想與民眾思想的互動納入思想史研究的領地,反對思想史學科盲目擴張邊界,認為無所不包的擴張其實正是自我消解的開始對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來說,確立自我邊界比盲目擴張要緊迫的多”,只有如此,方能確立思想史學科的獨立性和主體性[20]。羅志田強調了視角轉換對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視角的轉換常可以盤活許多原來不為人所重視的史料,史學理解也就更進一層,并主張運用社會視角來研究思想史,這樣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僅要認真研讀經典文本的內容,還要具體考察文本所在的語境以及文本和語境的互動,更要具體考察文本在其時代語境中起什么作用及其怎樣起作用”[21]。鄭大華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內容應由近代中國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決定。如果說近代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民族獨立與社會進步,那么,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各個時期人們圍繞民族獨立與社會進步所提出的思想、觀念和主張,這些思想、觀念和主張提出后對社會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以及其途徑,并總結其經驗和教訓。他尤其強調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要處理好三對關系,即思想家思想與人民大眾思想的關系、思想理論與社會實踐的關系、思潮史研究與思想家研究的關系[22]。在許蘇民看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科建設有三大問題需要解決,而在解決這三大問題時需要處理好九大關系。一是如何解決近代思想史學科的屬性問題。這就必須正確處理近代思想史與哲學史、文化史、學術史三大關系,既要從各自特殊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來確定其嚴格的學科分野,又要兼顧其互動關系。二是如何解決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確立價值中立原則的問題,正確處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主流話語與非主流話語、思想史與社會演進史三大關系,把歷史分析與價值分析建立在價值中立的邏輯分析的基礎上。三是如何解決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體現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問題,合理解決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傳統與現代三大關系,從不同思想流派中吸納一切合乎中國當代時代精神的合理思想因素。唯有如此,思想史才能成為“在她的高貴的女主人的面前擎著火炬”的“侍女”,具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一門學問[23]

                         

                        在思想進程研究方面,在1980年代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學者們或從宏闊的視野出發,對思想進程展開新的研究,如對洋務思想,涉及了鴉片戰爭前后洋務思想的萌芽、甲午戰爭后洋務思想的發展、反洋務思想等領域;或從新的角度分析、評論近代思想進程,如從近代社會轉型、近代思想轉型和近代學術轉型的角度來討論經世思潮的發展及影響,重新評價清末的立憲和革命思想;或從史實考訂入手,對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進行考訂、厘清,如有的學者對是否真發生過作為戊戌思潮興起的標志性事件——“公車上書提出了質疑,并引發了熱烈討論;或根據從時代發展獲得的靈感對近代思想進程作出多元解讀,全新闡釋,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原因、發展進程以及歷史意義的多重解讀。

                         

                        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永恒主題。許多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線來架構的。隨著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自1990年代初以來,學術界對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思想史研究的重點,并有了長足進步,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思想家的選擇上,研究者的視野越來越開闊,已改變了1980年代研究一些主要或所謂進步的思想家,而對許多次要或所謂反面的人物關注不夠的傾向。許多過去沒有或少有人關注的思想家,尤其是比較溫和的和保守型的思想家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取得了顯著成果。第二,對過去研究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進一步深化、細化,并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對學術、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見解外,其對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戀等也有自己的認知,這些認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思潮研究的異軍突起,蔚成風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來越多地以社會思潮為主線。與此同時,一些重要思潮的專題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三民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現代新儒學、民族復興等各種思潮,都有大量的成果出版或發表。思潮是某一時期具有群體特性的思想傾向,反映了該時期普遍的民眾心理和思想文化的發展方向,以思潮史構架近代思想史無疑具有突破性的意義。隨著研究的發展,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觀研究向更為具體的專題研究拓展,這為我們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國思想史衍化的軌跡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可以說,思潮史研究的異軍突起并取得豐碩成果,是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21世紀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榮的標志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自2005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以近代史上的一種或幾種思潮為主題連續召開了幾屆國際性或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這包括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2006年,北京、山東煙臺)、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2007年,山東聊城),中國近代史上的社會主義2009年,北京)、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2010年,河南洛陽),中國近代民族復興思潮與實踐2014年,西安),會議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大力支持,他們積極提交會議論文,在會上暢所欲言;會后主辦方將會議論文整理成冊出版,成為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4]。會議還帶動了學術界對這些思潮的關注,發表了一批有較高學術質量的文章。無疑,這種有組織的對某一有重大影響的思潮史的專題討論推進了思潮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榮的又一標志是,隨著學術研究與學科互動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入發展,學術界在進一步深化原有的研究領域、研究課題的同時,思想史研究者開始逐步深入思想背后的社會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復雜歷史圖景。具體而言,在觀念史、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新文化史與思想史結合以及報刊史等五個研究領域取得的新成果,極大地豐富了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內涵,也拓展出研究領域的諸多新議題與新理念。第一,在觀念史研究方面,先后發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國家”、“民主”、“自由”、“科學”、“國民”、“公民”、“個人”、“社會”、“革命”等中國近代新名詞、新詞匯的成果。第二,在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研究方面,學術界改變了過去的那種非新即舊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開始關注“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社會與思想的復雜關系,并通過對新舊變遷的社會格局當中“權勢轉移”的討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有機聯系在一起。耿云志主編《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這一時期研究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的標志性成果。第三,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方面,除關注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外,這一時期學術界還特別重視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與此同時,其研究也不再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倫理道德觀念,而涉及生活趣味、朋友交際、家庭婚戀、情感心態、意志品質、價值抉擇等方方面面,知識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第四,在新文化史與思想史結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響,從對象到方法,從視野到理念,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這就是從研究社會上層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會下層的普通百姓;從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間(或大眾)文化和社會心態;從研究社會改良、革命和政權變更,到研究節慶儀式、公共空間以及廟會、醫療、身體、性別和物質文化。第五,在報刊史研究方面,在繼續推進對《民報》、《新民叢報》、《新青年》、《獨立評論》等報刊研究的同時,還開始了對《大公報》、《時務報》、《申報》、《益世報》、《觀察》、《努力周報》、《改造》、《甲寅》、《太平洋雜志》、《現代評論》、《再生》、《時代公論》以及《今日報》等其他報刊的研究,這些研究一方面表現了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擴大及細化、分化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更顯示了當今學術界打通社會史與思想史的努力及成效。

                         

                        注釋:

                         

                        [1] 參見秦如藩《20世紀前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發展》(《中山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段云章《孫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階級基礎》(《中山大學學報》1962年第3期)。

                         

                        [2] 參見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活動》(《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李時岳《孫中山的道路》(《史學季刊》1956年第2期)。

                         

                        [3] 侯外廬.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關系[J].歷史研究,19572).

                         

                        [4] 鄭鶴聲.試論孫中山思想的發展道路[J].文史哲,19544).

                         

                        [5] 孫克復,關捷.中國近代反孔與尊孔的斗爭[J].遼寧大學學報,19734).

                         

                        [6] 張磊.論魏源[J].中山大學學報,19755).

                         

                        [7] 劉心予.魏源是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地主階級改革派[J].廣東師院學報,19754).

                         

                        [8] 張憲瑞,吳雁南.近代中國討孔運動的先驅——洪秀全[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19751).

                         

                        [9] 范勤.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反孔尊孔的斗爭[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31).

                         

                        [10] 施達青.尊孔賣國的曾國藩[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43).

                         

                        [11] 參見史全生《論嚴復的進化論歷史觀》(《南京大學學報》19752期),蔡少卿《民族發奮圖強的警鐘——讀嚴復譯述〈天演論〉》(《南京大學學報》19754期),西北農學院農藝系理論小組《從生物進化批判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兼評嚴復譯〈天演論·察變〉》(《遺傳學報》1975年第1期),《評嚴復的自然觀》(《廈門大學學報》1975年第2期),師跖《嚴復廢科舉興學校的革新主張》(《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74年第5期),何毓德《評嚴復的尊今叛古思想》(197527日《內蒙古日報》)。

                         

                        [12] 福建師大中文系寫作小組.論嚴復的思想演變及其歷史教訓[J].福建師大,19752).P1—2.

                         

                        [13] 參見湯志鈞、莊園禾《章太炎與反袁斗爭——讀〈致伯中書〉手跡》(《文物》1976年第9期),湯志鈞《從〈訄書〉修訂看章太炎的思想演變》(《文物》1975年第11期)、《〈訄書〉修訂和尊法反儒——原刊本、手校本、手改本等研究》(《文物》1976年第1期)。

                         

                        [1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5] 諸慶清.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問題[J].杭州師院學報,19851).P265―286.

                         

                        [16] 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C].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P41—43.

                         

                        [17] 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18] 葛兆光.為什么是思想史——“中國哲學問題再思考[J].江漢論壇,20035).葛兆光.回到歷史場景:從宋人兩個說法看哲學史與思想史之分野[J].河北學刊,20044).

                         

                        [19] 耿云志.關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對象和方法的思考[J].廣東社會科學,20032).

                         

                        [20] 張寶明.重新改寫還是重新打造——關于建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科體系的思考[J].天津社會科學,2005

                         

                        [21] 羅志田.史無定向:思想史的社會視角稗說[J].開放時代,20035).

                         

                        [22] 鄭大華.如何進一步深化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N].光明日報,20050125

                         

                        [23] 許蘇明.一位擎著火炬的侍女”——論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建設中的三大問題與九大關系[J].南京大學學報,20052).

                         

                        [24] 相關成果有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近代史上的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中國近代史上的保守與激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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