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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萍:康有為晚年“定粵除孫”主張的思想基礎與政治權謀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2月19日

                        內容摘要:1921年,出于對蘇俄革命的恐懼,康有為提出了以兵定粵除孫的主張,擬借助軍閥之力,除掉與蘇俄聯合的孫中山,并設想了從軍事上聯絡舊軍閥,政治上利用門生舊吏,消滅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軍政府,以實現武力統一中國的方略。康氏的除孫僅是一種象征,其實質是要消滅赤化。這一主張,最終因軍閥之間的矛盾以及政治主張的不同而未能實現,但卻對民國政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之前學界對于康有為、吳佩孚關系研究多有誤解,對于康有為對民國政治的影響力也多有忽視。考察這段歷史,不僅對重新審視康、吳關系,且民國歷史的諸多細節均有必要。

                         

                        關鍵詞:康有為  孫中山  吳佩孚  溫樹德  

                         

                        1917年,在輔佐張勛復辟失敗后,康有為雖未放棄其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繼續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奔走呼號,但面對當時軍閥混戰的局面,他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呼吁各方息兵停戰,主張統一,消滅軍閥割據中。由于對蘇俄革命的極度恐懼,他將目標指向了與蘇俄合作的孫中山——力主以兵定粵除孫,繼1905年后,第二次明確提出了除孫的主張,并設想了從軍事上聯絡舊軍閥,政治上利用門生舊吏,消滅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軍政府,以實現武力統一中國的方略。康有為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奔走游說于軍閥、政客之間,尤對吳佩孚寄以厚望,并指使門生徐勤運動溫樹德叛孫投吳。但康有為所謂的“除孫”僅是一種象征,其實質是要消滅“赤化”。關于康有為晚年擬借吳佩孚之力消滅孫中山的主張,學界雖有論及,但或囿于資料缺乏之故,對其思想基礎及政治權謀較少涉及,而對于康、吳在“定粵除孫”上的矛盾糾葛也語焉不詳,并多有誤解。[1]近年來,隨著一些新資料的發現,為了解和研究康有為晚年的思想和活動提供了可能。茲結合相關資料,對康有為以兵定粵除孫的政治主張試作探討,并就目前學界研究中的一些史實錯誤略作辨析,以期對康有為研究有所補益。

                         

                         

                        中外歷史上,因政治主張不同而滋怨生恨,進而采取非常手段消滅對手之事屢見不鮮。康、孫之間僅是其中之例。

                         

                        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康有為、孫中山雖然均以救國為職志,但因政治主張不同,二人之間并無多少交集。1899年,康有為在海外組織保皇會,其主張遭到孫中山的強烈抨擊,革命派與保皇派并就革命保皇問題展開論戰,孫、康二人由此成為政敵。隨著對海外華僑的爭奪,兩派之間的矛盾激化。孫中山提出,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做事,呼吁革命派當竭力打擊保皇毒焰于各地[2]

                         

                        同盟會勢力的發展,不僅讓康有為等人感到害怕,也對孫中山產生了怨恨。特別是孫中山加入致公黨后,康有為時時擔心并防范來自孫黨的暗殺。1904年底,康有為在入美國前,即指示弟子譚張孝為其購買護甲。[3]康黨也萌發了暗殺孫中山的企圖。19047月,康有為弟子歐云樵、陳岳崧曾計劃前往芝加哥、紐約謀殺孫中山。19051月,陳岳崧又擬在芝加哥暗殺孫中山,蓋此賊不除,終為我敵,吾決志除賊[4]

                         

                        1905 10 月中旬,時在美國的康有為決定趁孫中山到達紐約之時將之除掉。10 20 日,康有為致信康同璧,對暗殺計劃做了具體安排,信曰:

                         

                        頃得銘三電,云孫文復到紐約。前得卓如書,言孫文因吾會難,勢運東學生(入京)謀害皇上,我已電北京泄之。寧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險毒已甚,今復來此,必專為謀我。我還紐本無事,不過為開銀行耳,然立于險地,實非宜(且拒約事泄),故決不東還,即入墨矣。今擬到新藟約銘三或季雨來一見,授以事乃行,到時或電汝來一見,亦未定。此人不除之,與我必為大害。已授意銘、雨,并復呼岳崧出也。惟銘、雨二人皆膽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敗事。趁其來美(美律甚寬),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財權,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與汝甚好(或汝令純甫密約此賊,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與岳、文密謀勉厲之,窮我財力,必除之。如不在紐,則跟蹤追剿,務以必除為主,皇上與我乃得安。銘、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5]

                         

                        簡言之,即計劃由康同璧通過容閎約請孫中山見面,并預先在見面地點安排保皇會敢死隊設伏,實施暗殺。如紐約行動不順利,即派人跟蹤孫中山,伺機下手。

                         

                        這次暗殺行動尚未知因何未果,若暗殺成功,歷史是否會因而改寫不得而知。

                         

                        1911年,革命黨人在武昌首義,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給力保大清的康有為以沉重打擊,也使其更加仇恨孫中山,故除孫是其夙愿。只因革命黨人力量的壯大,孫中山威望的上升,康有為尚不敢妄動。

                         

                        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袁世凱的篡權,各派之間的爭權奪利,初生的民國很快陷入軍閥混戰割據的局面。康有為晚年雖仍然頑固地堅持君主立憲的主張,但又力持國家統一,與各派之間函電往返,呼吁各方罷兵停戰,和平統一。1920年,在和平統一無望之后,他又力主武力統一,剪除軍閥割據勢力。

                         

                        康有為對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國家分裂的局面深惡痛絕。 1922年,他在《復北京裁兵大會書》中,對民元以來軍閥混戰的局面進行了嚴厲抨擊:夫中國之苦兵,未有甚于此時者。自民國以來,日尋干戈,民生涂炭。近則南北分裂,省郡互爭,始則南與南戰,北與北爭,中外省與省爭,郡與郡爭,各擁強兵,自相屠戮,豆剖瓜分,真成印度矣。雖為民國,實為兵國。號稱共和,實則共爭、共戰、共分、共裂、共屠、共殺。養兵將二百萬,借債近二十萬萬,賦稅多預收累年,其他苛政暴斂,皆為養兵計。……凡我國民,只供其荼毒宰割而已。他認為,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實因“去一共主之專制,而養成無數擁兵分主之專制而已。”[6]

                         

                        康有為認為,軍閥割據不僅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也損害了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從而授以列強共管中國的借口。今九江之兵變,外團已怒而質問。若漸亂漸多,彼商務大損,則彼謂中國已失自治能力,雖力助之而無濟,則共管之計實施矣。”[7]

                         

                        從以上觀點出發,康有為反對當時甚囂塵上的“聯省自治”主張,認為“聯省自治”不僅容易造成各派之間爭權奪利,也削弱了國力,國力小,勢必招致列強侵略。康有為指出,從歷史上看,中國數千年來皆以“統一立國”,從而使生民賴以安,文明賴以起,土地賴以廓,種族賴以繁,故統一實為長治久安之至理,無能易之。” [8]總之,康有為將統一提升到關系國家危亡的高度,中國非統一則亡,統一非和平可致。”[9]

                         

                        由于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孫中山即辭去大總統職務,康有為雖然呼吁統一,但尚未將矛頭指向孫中山。19208月,孫中山指示駐閩粵聯軍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11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舉護法旗幟。翌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國會推舉的非常大總統,出師廣西,消滅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勢力,并計劃以兩廣為根據地準備北伐。同時,孫中山開始嘗試與蘇俄接觸,探討與蘇俄聯合問題。192112月,孫中山在桂林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并就建立革命黨和革命武裝問題進行了磋商。19231月,孫中山與蘇聯政府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宣言》,確定了聯俄的基本方針政策。

                         

                        孫中山的重新復出,以及南方軍政府的建立,使康有為十分嫉恨;而孫中山確立的聯俄政策,更讓康有為感到極度恐懼。康有為之前一直呼吁各方息兵罷戰,和平統一,但從1921年冬起,就放棄了和平統一的口號,公開提出了以兵定粵除孫的主張[10],主張武力統一,將矛頭指向了孫中山及其南方軍政府。為此他致書、致電各方,不厭其煩,反復陳述孫中山與蘇俄聯合的危害,游說并聯絡舊軍閥、舊政客,力圖除掉孫中山,這成為康有為晚年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

                         

                        康有為認為,“赤化”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視孫中山的聯俄政策為洪水猛獸,是“中國數千年非常之大患”。[11]1923年初,康有為接連致電吳佩孚,痛陳孫中山與蘇俄聯合的危害:孫文得粵立國,外聯新俄,內聯奉、浙、川、湘,以專攻公(指吳佩孚——引者)。公雖才武絕倫,然內嫌于京保,四面楚歌,勢亦危矣。公萬一危,則余人非孫敵也,中國將為效俄,生命垂盡,豈不可驚可痛哉。以粵為孫得,則小之南北再爭,而生民涂炭;大之中國化俄,而洪水滔天。” [12]康有為甚至認為,赤化是比分裂更大的危害,今中國分裂之患,南北之爭,可憂已甚。然尤可驚者,莫如新俄之紅軍,真可使神州變色。”[13]

                         

                        康有為進一步認為,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將使其力量大增,成為統一的最大障礙;如果北伐成功,南北統一勢必由孫中山完成。“孫既與越飛密約,于是北聯新俄,南聯西南,北[]聯奉浙,西聯川湘。不獨在日月間統一無望,而中國不可言矣。而廣東為孫中山的根據地,夫十年來,粵為南都,孫文挾之以抗北方而裂統一者也。”[14]欲永除孫,非絕其根據不可”[15]。即除孫定粵并舉,乃能統一。

                         

                        康有為的“定粵除孫”,不過是一種象征,其實質是要消滅“赤化”。

                         

                        1924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興起。192410月,張作霖、馮玉祥聯合推翻直系軍閥政權,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康有為對馮玉祥驅除溥儀一事痛恨已極,對馮、孫聯合恐懼萬分,驚呼:今新俄真至吾中國矣。……頃加拉罕挾馮用孫以行赤化,……以禍四萬萬民耶! ”號召討馮、孫,否則國亡身隨[16] 不僅把矛頭指向孫中山,也把矛頭指向了馮玉祥。19253月,孫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康有為并沒有放棄定粵主張。1925年,國共合作組成國民革命軍開始東征。7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康有為認為廣東已完全赤化,接連致電吳佩孚,讓其緊急南下定粵,并指出,今之國敵在俄化,國賊在馮而不在奉,并指責吳佩孚在定粵上的游弋態度:連年請公定粵,公置不顧,今乃內哄,致令蔣介石東征西定,不日不月即統一全粵,將北出江西以圖南京,西出福建以圖浙江,公等鷸蚌相持,正令俄人收漁人之利。至是馮俄南下,蔣俄北征,則中國亡矣。”[17]并促吳佩孚與張作霖和解,集中兵力討伐馮玉祥。

                         

                        國民革命軍東征勝利后,19262月,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北伐。康有為致書孫傳芳,不僅視蔣為俄鷹犬,并且視俄為國仇,北馮、南粵為國賊,勢必除之。若俄粵北伐,馮俄南侵,則中國立亡于俄化矣。全中國皆為大恐怖時矣,提出討北馮、南粵的口號。[18]直至1926年,吳佩孚大勢已去,康有為仍堅持要吳佩孚權輕重,舍北而南,南下定粵。[19]

                         

                        康有為對于蘇俄革命的極端仇視,源于其一生中對“革命”一詞的恐懼。康有為認為,革命極端暴力,極端殘酷。1902年,康有為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認為,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互相攻擊,各自統領,各相并吞,各相屠殺,血流成河,死人如麻非經大殺戮,不能得大安樂,故殺人者數萬萬,主張中國只能采用變法,實行立憲,不能行革命。[20] 19261月,康有為通電全國,號召組織保華拒赤會公拒赤化俄人以赤化戕民數千萬,奪民之產為赤軍所有,飾曰共產。推行于全球,既為歐美國際所阻,利吾中國內亂,乃專以金錢、學說、武力收吾國人。今外蒙庫倫、唐努山、烏梁海與吾粵已歸俄聯屬矣”,中國已被“俄化”,驚呼“將入大恐怖”,“可驚可懼莫甚焉”。[21]二十余年后,康有為對于革命的理解,仍然沒有任何改變和進步,其思想和言語,如出一轍。

                         

                         

                        康有為雖力主“以兵定粵除孫”,但因手中無兵無權,只能利用舊軍閥、舊政客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借助他們的力量,以達到“除孫”的目的。他設想的具體方略是:在軍事上,以吳佩孚力量為主,借助其他軍閥勢力,征伐廣東,同時派弟子徐勤收撫海軍,鏟除孫文勢力。在政治上,主張張紹曾與吳佩孚聯合,并利用自己的門生舊吏執掌政權,尤對徐勤推崇備至。

                         

                        康有為與吳佩孚政治主張原本并不相同,1917年,康有為輔助張勛復辟帝制時,吳佩孚曾通電表示反對,并率兵攻打張勛的辮子軍。二人具體何時、因何結緣目前尚未得知。1918814日,康有為曾積極呼吁各方響應吳佩孚的停戰通電,這也許讓二人略釋前嫌。之后,二人應很快建立了聯系。19207月,直皖戰爭爆發前夕,北洋軍閥內部,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和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在和戰問題上的矛盾進一步激化。78日,段祺瑞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決定舉兵討伐曹、吳,并迫使徐世昌下令免去二人的官職。困境中的吳佩孚向康有為尋求幫助。為此,康有為復函一封。這是目前見到的康、吳之間最早的一封通信。函中“頃承惠書,再辱嘉招”句,表明這也不是二人之間的首次通信。而在函中,康有為不僅語氣頗不客氣,且言及之事也表明二人應早有交往:“聞國會與當道有多人日夕謀畫,專以反對執事為大事。四面楚歌集于足下,聞之傷心。……故先令門人告執事:交疏而言親。自知其愚謬也,誠以敬愛足下可救中國,故不避疏遠而妄言之,又詳書痛切言之。惜足下事太冗多,不及垂聽,而今至于斯極也。若足下當時聽受吾言,今何至此?”“贈詩猶在,今已成過去也。” 康有為時因 “經營先墳,遠在茅山”,遺憾表示“未能速詣”,但又承諾俟先墳畢事,或能來游,并將其拙著《不幸而言中,不聽則國亡》送給吳佩孚垂察[22]

                         

                        函中,“誠以敬愛足下可救中國”句頗有深意。函中并有“十一年來之將略公心,僅見足下,故竭盡區區”。“十一年來”應指自1909,吳佩孚得曹錕賞識,被提拔為第3師第6旅少將旅長開始。僅見足下四字,評價甚高。可見康有為對吳佩孚才干和道德極為欣賞,并視吳佩孚為可救中國的唯一人選,故愿竭盡區區輔助,并對其寄予厚望。這也許道出了康有為結交吳佩孚的原因。

                         

                        康、吳二人雖然在國家政體上主張不同,但二人均反對分裂,主張國家統一。1923年初,吳佩孚在論及聯省自治時,明確表示反對:征諸各國之歷史,凡民族之發達,皆由個別分立而漸進于集團統治,未有反其道以行,由集團統治而趨于分立割據者也。主張中國分屬南北兩個政府或分割中國而唱聯省自治,可稱迂闊之極。我中國建立五千年,雖時有盛衰,世有隆污,然名義上仍無礙其統一之局面,雖甲起乙仆,禍亂相尋,然末傷中國人之自尊心,雖有時受塞外民族之征服,然中華之位置,未嘗受到根本之破壞。……今若將此大國而分為若干小邦,豈非背理乎?”[23]這與康有為在論及聯省自治時的言論如出一轍。而吳佩孚之所以接受康有為的主張,一方面也因自己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在實施武力統一過程中,與孫中山有矛盾。

                         

                        蘇聯早期曾試圖輔助吳佩孚統一中國,先后派人與吳佩孚聯絡,但因吳佩孚對于蘇聯在中東路及外蒙問題上對中國主權的侵害極為痛恨,出于民族主義立場,拒絕了蘇聯的聯合意向。192310月,孫中山曾派特使徐紹楨赴洛陽,擬與吳佩孚結盟。吳佩孚明確表示,自己雖贊成三民主義,但反對聯俄容共,乃至于憂憤之余,牙疾發作[24]而在兩次直奉戰爭中,孫中山均與段祺瑞、張作霖結成反直三角聯盟,以對抗直系。192210月,孫中山派許崇智聯合第24混成旅旅長王永泉驅逐福建督軍李厚基,極大損害了直系的利益。192331日,孫中山又在廣州設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儼然與北京政府形成對峙,這也是吳佩孚要“除孫”的原因。

                         

                        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后,直系執掌了北京政權,吳佩孚的威望也到達了頂峰。康有為與其弟子伍莊等人“書電頻仍”,極力勸說吳佩孚乘勝“以力平南”“專謀統一”,并力主派中央陸軍第2師師長孫傳芳南下定粵。[25]但由于李厚基被驅逐,吳佩孚于192212月授時在江西贛州的孫傳芳為援閩軍總司令,緊急援閩;任命沈鴻英為陸軍第17師師長,并授沈為協威將軍,以其部為前鋒,進攻廣東,沒有接受康有為用孫傳芳定粵的主張。

                         

                        但沈鴻英兵力不敵,很快退回廣西,并見風使舵投靠了孫中山,與滇、桂軍隊一起將陳炯明逐出廣州。廣東重新回到孫中山手中后,康有為感到十分恐懼和失望。19231月,康有為致信吳佩孚,力陳定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了說服吳佩孚,康有為又派弟子伍莊、盧藉剛、徐良到洛陽吳佩孚處走謁,勸說吳佩孚迅速改派孫傳芳定粵;并欲介紹弟子廖容、廖量幫助吳佩孚經營蒙事,以期助吳佩孚南定粵而北收蒙,然后定中原而成統一”[26]。伍莊等人雖未能說服吳佩孚接受令孫傳芳定粵的主張,但吳佩孚也明確表達了除孫的決心:憲子(伍莊,字憲子。——引者)來,知麾下萬福,至慰。憲子述公猛志除孫,復得手書同之。”這讓康有為略感欣慰,認為公明斷若此,中國猶有望也,并再次表達了借助吳佩孚的聲威永遠靖粵的愿望。[27]

                         

                        為堅定吳佩孚除孫的決心,康有為函電陳詞,首先從孫、吳關系上說明除孫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康有為認為,隨著吳佩孚力量的壯大,已經成為孫中山主要鏟除的目標,“孫黨在上海集眾大會議,謂奉浙已合,北方諸人無足介意,所忌者,惟公一人。今但合力而破執事,則津保自倒,彼可為總統而收中國。”為消滅吳佩孚,孫中山不僅與蘇俄聯合,并策動“數百議員為之奔走羽翼”,且“彼今已聯絡各方,多為響應,俟其歸粵,羽翼已滿,交通已定,則背盟也。至其交通已定,羽翼已滿,則合諸方而攻明公。明公雖才武絕倫,然項羽可鑒也。”另一方面,康有為又分析了除孫的可能性。康有為認為孫中山并無真正實力,其可以利用的人,如張開儒、劉震寰系以金錢收買而來,沈鴻英系岑春煊部下,皆非其心腹;陸榮廷、林俊廷均非孫黨。此外,孫中山又四面樹敵,不僅陳炯明背叛了他,唐繼堯與其也有深仇。而廣東久亂,人人久怨之,民心盡失。因此應趁孫未還粵,許未入粵,粵內大亂,一城而有四十司令,孫尚無力之際,令孫傳芳舍閩攻粵。對于吳佩孚執意爭奪的福建,康有為頗不以為然,認為福建無關大局,惟吾粵為十年來南方之首都,憑藉河海,交通中外,以抗行中原,此乃最要之地也。力勸吳佩孚放棄福建,專力定粵。[28]

                         

                        康有為強調之所以必須用孫傳芳定粵的理由,是因為粵軍人才中,無一人才力能除孫永定粵亂,“林俊廷雖忠勇,能拒陳炯明保廣西,然實力太薄,財政太困”,且又受制于岑春煊、陸榮廷等人;沈鴻英雖“膽勇,能治兵”,但因此次征粵中搖擺不定,大失人心,“即能以兵定粵,亦必環起而攻”;陳炯明也不可靠;孫傳芳為吳佩孚的名將,故“非派孫君傳芳督粵不能永定粵”。[29]

                         

                        除力陳除孫定粵的種種理由外,康有為還設想了定粵的具體方略,即令孫傳芳從南雄入廣州,并聯合桂系軍閥、廣西自治軍總司令林俊廷從高雷入廣州,由徐勤策動其門生魏邦平聯合葉舉等舊桂系將領,合力圍攻廣東。平定廣東后,令孫傳芳督粵、林俊廷督桂,然后分兵平定四川、福建,實現全國統一。

                         

                        康有為看重林俊廷的原因,是因林俊廷是欽廉人,“欽廉兵以勇名于粵”。此外,林俊廷“性既忠勇,乃心中央,兵力既厚,人心亦歸,志在統一,與孫為仇”,是可以利用的對象。故康有為建議吳佩孚授予林俊廷桂督的稱號,并資助其彈藥,“令其卷甲趨粵,可因鷸蚌之爭,而收漁人之利”;加以“徐勤收海軍以助之”,“水陸并進,計可定粵”。[30]為拉攏林俊廷,康有為派弟子徐良從香港赴廣西加以游說[31];又親自致書林,表白自己年來與吳子玉、張敬輿、曹仲珊諸公書電往還,頻煩推轂,請助公餉械,猶請公督桂。又請劉如周督軍合力請之,并表示要竭盡全力助林,“以為桂請命”。[32] 吳佩孚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19233月,北京政府委林俊廷兼廣西省長。

                         

                        為了徹底擊敗孫中山,康有為又派其弟子徐勤收買海軍,并成功運動溫樹德背叛孫中山投靠吳佩孚。192312月溫樹德叛孫投吳是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但長期以來其具體的運作過程一直是個迷。近年來新披露的資料表明,其具體運作之人應是徐勤。

                         

                        海軍一直是康黨爭取的對象。徐勤多年來一直在海軍中活動,以爭取海軍的支持。溫樹德早年曾入英國皇家海軍學校學習,歸國后任北洋艦隊軍官。辛亥革命后升為艦長、海軍司令部參議。溫是一個左右搖擺的人物。1921年春,溫樹德被孫中山任命為海軍艦隊司令,兼海圻艦艦長。19226月陳炯明叛變時,溫樹德將孫中山接到珠海。但不久他又倒向陳炯明。19233月,孫中山回到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溫樹德怕孫中山報復,內心非常不安,故一直對孫中山存有二心。此時海軍因無軍餉,窮困不堪,徐勤趁機進行收買。在徐勤等人的活動下,溫樹德心有所動。徐勤緊急致電康有為,分析海軍面臨的困境及與孫中山的矛盾,建議康有為說服吳佩孚,趁機收撫溫樹德:“行者騙海軍數次,海軍甚恨之。近又運動了三艦往汕頭,故溫樹德自危,亟欲戴洛吳以自固。能籌四十萬左右,則事必諧矣。宜即請吳先電慰勞之,然后商條件。”電中,徐勤透露直接運動溫樹德之人為“偉奇先生之婿何君”,而“何君數年來與海軍間甚接洽,一恐海軍為行者所買,則行者之力更張;二欲求早日統一;三欲借海軍以助吾黨。海軍近確中立,趁此時機收而用之,亦數年來無此良機會也。”[33]康有為隨即致電吳佩孚,勸說趁機收撫溫樹德,促使海軍倒戈,“令其直攻羊城”,再與其他軍閥配合,實現定粵,完成統一大計。在電中,康有為一方面表示“明知公處籌款艱難,不敢固求”,另一方面又極力煽動:“若孫文以多金收之,則恐海軍為孫用,則難圖矣。……公若志在統一,認定孫為一切統一之阻,則萬不可聽其從容坐定廣東。”[34]在康有為的勸說下,吳佩孚最終接受其建議,派人赴香港與溫樹德談判,并同意助海軍以軍餉。192312月,溫樹德背叛孫中山,率海軍艦隊駛往青島,投靠吳佩孚,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無疑是巨大的打擊。這也是康有為在除孫中唯一一次成功運作。

                         

                        康有為的除孫方略,除在軍事上擬依靠吳佩孚外,在政治上擬利用吳佩孚的姻親張紹曾,并設想吳、張二人聯手,共謀統一。康有為看重張紹曾的原因,一是張主張國家統一。19228月,張紹曾曾發起廬山國是會議,呼吁各方共謀方案,解決時局問題,得到吳佩孚、蕭耀南、孫傳芳等人的響應。其次,張紹曾在新舊軍閥中均有良好的人緣,故康有為認為,張是實行統一的最佳政治人選。

                         

                        1921年冬,康有為就向吳佩孚、張紹曾二人提出了以兵定粵除孫的主張。1922年六七月間,廬山國是會議籌開前夕,康有為致電時任陸軍總長的張紹曾,在痛陳一番軍閥混戰、國家分裂的危害后,希望張紹曾與吳佩孚聯合,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虛心求是,或得人心悔禍,中國又有望也[35] 192210月,王永泉將李厚基趕出福建。康有為致電張紹曾,力陳閩變之危害:閩變牽動全局至大。許崇智梟悍絕倫,盡忠于孫;徐樹錚才氣政略當代少比,若不速定,過一二月,則羽翼已成,難搖動矣,統一從此已矣。認為宜選洛陽之心腹,猛將勁旅,卷甲疾趨”,呼吁張紹曾敦勸吳佩孚,迅速派兵救援,派時在廣西八部的沈鴻英“就近入閩,令其速定”,并與奉系言和,以防閩坐大。[36]

                         

                        直奉戰爭后,曹錕與吳佩孚在統一問題上的矛盾激化,直系中的津保派并借“羅文干案”以打擊吳佩孚。吳佩孚被迫回到洛陽。康有為致信吳佩孚,對其在“定粵”上的游弋表示極度失望:“昔奉戰平后,累請公專謀統一。先以力平南,但令偏師南下,粵可立定,則傳檄可定巴蜀,余如破竹。然后裁兵理財,眾建諸藩,國事大定。興學勸農,通商惠工。……惜公不采聽自誤,復議會,以外失人心,而內自縛束。未嘗求天下之才以自助。天下輕公侮公,報紙日訕笑公,大亂如麻,合而謀公。”并勸說吳佩孚接受伍莊、徐勤等人的建議,任命張紹曾為內閣總理以組閣,并輔以高恩洪等人,以解困境。“今為公計,仍用伍、徐、陳所陳。公不便入京,速用張敬輿總揆組閣。敬輿心術慈祥、正大,但廣搜天下人士有通中外之學識而有閱歷者,超拔之以佐之,如高君恩洪然,必能相助為理,乃亟以力平南,天下事猶可為也。”[37]吳佩孚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在吳佩孚的力持下,192314日,黎元洪任命張紹曾為內閣總理。隨即康有為又派弟子伍莊、女婿麥夢仲華等人赴北京游說張紹曾放棄和平統一政策,對西南用兵,并促張紹曾與唐敬堯聯合。

                         

                        康有為認為,在政治上可以利用的第二個人物,即是其弟子徐勤。徐勤是著名的報刊活動家,長期從事維新變法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維新派和華僑中具有較大聲望和影響。徐勤在思想上與康有為較為一致,也是康有為最忠實、信賴的門徒,被譽為“不是康有為的康有為”、“康氏之子路”,故康有為在實現君主立憲之路上,對徐勤寄予很高的期望。

                         

                        辛亥革命后,徐勤長期在香港、廣東活動,試圖恢復康黨勢力。1922年底,直系對南方用兵后,徐勤與沈鴻英親接提攜,沈并催徐勤首先發動,但徐勤因既無兵力,又無名號,不敢發動。康有為借機以孫傳芳不能來粵為由,向吳佩孚建議,任命徐勤為廣東省長,輔助沈鴻英進攻廣東:若放君勉長粵,眾軍益附,可大助沈,不致失機。……粵久亂,非有宏才碩望、深得人心者,不能定也。孫君傳芳既不來粵,則唯有徐勤助沈,乃可定粵耳。”[38]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后,康有為又向吳佩孚建議任命徐勤為廣東省長。但吳佩孚并未接受其建議。康有為又退而求其次,曾先后建議吳佩孚任命徐勤為僑工局總裁,或廣東宣慰使、宣撫使等職務。康有為希望吳佩孚重用徐勤的真正目的,其實是想借助吳佩孚的聲望,使徐勤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正如他給吳佩孚的信中所言“俾粵人知君勉為明公所倚畀,然后大眾來歸,軍心踴躍”。[39]

                         

                         

                        康有為本擬利用舊軍閥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達到“除孫”的目的,但他卻忽略了軍閥之間的矛盾,及其他們在明爭暗斗中對各自利益的權衡和考量,乃至于政治主張的不同。康有為更不懂用兵之計,其提出的“定粵除孫”的所謂方略,不過是書生的紙上談兵。

                         

                        吳佩孚是康有為“除孫定粵”中寄以厚望之人,但吳佩孚雖然贊成康有為的武力統一及消滅“赤化”的主張,行動卻受其他軍閥的制約。直系內部,津、保、洛三派之間爭權奪利、勾心斗角不斷。第一次直奉戰爭后,吳佩孚的威望及權勢達到頂峰,遭致津保派的嫉恨。吳佩孚又力主“恢復法統”,迎黎元洪復職,這讓迫切想當總統的曹錕嫉恨不已。隨后二人又在“先制憲”還是“先選舉”問題上產生分歧,吳佩孚與黎元洪主張先由國會制定憲法,再進行總統選舉;而曹錕當總統心切,與津保派力主先選舉總統,再由國會制定憲法。二人矛盾激化。為反對吳佩孚,津保派以索餉為手段,發動倒王寵惠內閣的行動,導致“羅文干案”的發生。1120日,吳佩孚電曹錕,指責其逮捕羅文干為違法。曹錕乃借交通總長高恩洪違規多撥經費給吳佩孚,指使津保派通電痛擊羅文干內閣喪權辱國、納賄瀆職,借以打擊吳佩孚。吳佩孚四面楚歌,不得不回到洛陽。

                         

                        另一方面,此一時期,吳佩孚與孫中山的關系頗為微妙。由于李大釗的提議,蘇俄試圖促成孫、吳合作,實現中國統一。為此,越飛在兩方之間居間調停,孫、吳雙方也各派代表相互接觸。在雙方協商下,8月,吳佩孚發表通電,請王寵惠組閣。但由于孫中山堅持不放棄與奉張聯合的政策,而吳佩孚堅持倒奉,雙方分歧嚴重,更為根本的是,二人之間缺乏合作的誠意,最終,孫吳聯合不過是當時的一種虛聲。[40]

                         

                        基于上述原因,雖然從1921年冬,康有為就提出以兵定粵除孫的主張,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后,康有為又頻頻催促吳佩孚乘勝定粵,但都未被采納。但從1922年底,形勢發生逆轉。10月,閩變的發生,嚴重危及直系的利益,吳佩孚緊急派陸海軍援閩。1923年初,滇桂聯軍驅除陳炯明。2月,孫中山回到廣州,并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開始北伐,從而形成奉、皖、粵共同夾擊直系的局面。以兵定粵除孫成為當務之急。大敵當前,曹、吳放棄紛爭,再次聯手,派孫傳芳援閩,沈鴻英定粵。218日,吳佩孚致電張紹曾,強硬要求內閣發表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命令。[41]3月,曹、吳又要求內閣下達討伐令,討伐孫中山。

                         

                        應該說,從1922年底,康、吳之間在以兵定粵除孫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康、吳二人意見分歧的焦點,集中在先定粵還是先定閩,以及派誰南下定粵等具體策略上。康有為始終認為,福建一地并不重要,其理由是,孫中山為廣東人,只能用粵人,故粵為孫之巢穴。若閩,則地非重要,人異語言,孫文不能用之;如果派孫傳芳入閩是為對付許崇智,則孫文已經連電催許還粵,無勞孫傳芳入閩。并認為爭不必爭之閩,而棄必當爭之粵,甚非策也,力主棄閩,徑派孫傳芳南下定粵。[42]

                         

                        康有為堅決反對派沈鴻英定粵的理由,一是沈鴻英力量弱小,二是沈鴻英非粵人,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更為嚴重的是,“定粵”必然威脅滇、桂軍閥的勢力范圍,遭致各派的反擊,沈鴻英非其對手。為此康有為致電吳佩孚,對于派沈鴻英定粵后的“亂情”詳分縷析,試圖說服吳佩孚改弦更張:“陳炯明令洪兆麟以兵械二萬降孫,而與許崇智合攻沈鴻英。沈雖才,而部眾只八千,非沈[]、洪敵也。加與滇爭,滇諸將妒撼,而皆附孫謀攻之。粵人既積怒桂軍,沈又擄魏邦平以怒粵人,致皆不附而歸心滇。滇、粵合謀沈,沈為智伯矣。且沈部下滇軍楊希閔已暗隸于孫,若李易標,亦欽廉人,實林莆田(林俊廷字——引者)同鄉之心腹。則沈名為擁兵,實為無兵,且又為客之桂軍也。以許、洪之勇悍,因粵、滇人之積怒桂軍也。但以粵人治粵相號召,而沈已不敵矣。況槍械兵眾之多寡懸殊。而孫、許為粵人,黨徒遍地,地理熟識。而沈人心皆失,黨徒寡少,地理不熟,則沈之必敗無疑。然則政府欲藉沈以定粵,必不能也。”[43]

                         

                        但吳佩孚認為定粵、定閩并重,并堅持派孫傳芳援閩,派沈鴻英定粵。為此二人曾有過激烈的爭執。康有為雖曾派伍莊去洛陽,試圖當面說服吳佩孚,但吳佩孚態度堅決,斷然“令憲子不必辯論此事”。[44] 19233月,北京政府發布由孫傳芳援閩,沈鴻英督粵令,康有為連發三電加以阻止,并于6月親赴洛陽面爭,但最終并未能說服吳佩孚。[45] 戰局不幸被康有為言中,吳佩孚雖調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南雄鎮守使鄧如琢、豫軍樊鐘秀等部援沈,但沈鴻英仍被滇、桂聯軍擊敗。以至于后來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吳佩孚敗走,康有為仍歸咎其是不用孫傳芳定粵的結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吳佩孚傾全力對奉,康有為仍然堅持要吳佩孚南下定粵,二人在定粵除孫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康有為赴洛陽再次面爭,引得吳佩孚頗為不快,毫不客氣地駁斥道:康先生之要求,不合理處頗多。予在夙時,避免與康先生談論有關時局問題,其原因正在于此。先生今天果然在此提出意外的要求,恕我不愿領教。老先生妄自焦躁于自我本位,暗中覬覦大局。君不見,古來統一中原之大計,均無一開始便向邊境用兵之例。中國人向來具有順應大勢的自然心理,故要想統一中國,通常皆著手掌握黃河一帶,從北漸南。此已為古代歷史所證明,想必精通經書史籍的康先生不會不知。今縱性慫恿我炫示武力討伐兩廣,這只是紙上談兵,空言勝敗而已。恕我不能用老先生之言。”[46]

                         

                        實質上,對于吳佩孚來說,“定粵除孫”只是形勢所然,即使沒有康有為的主張,吳也一定會實施這一行動。而何時除孫,以及用何方略除孫,僅是一個軍事指揮者的謀略罷了。

                         

                        康有為看重的第二號人物張紹曾,雖力持統一,但其方略卻與康、吳不同。作為老同盟會會員[47],張紹曾與孫中山頗為惺惺相惜。192319日,張組閣伊始,即公布《和平統一意見書》,提倡和平運動。24日,張又函邀孫中山,請孫中山及海外有力諸公派代表來京,商議設置國事協商會,共制大政方案,隨即并派蔡達生到上海與孫中山接洽。張氏和平統一的方針,立即得到孫中山的響應。116日,孫中山公開表示:余對于時局,主張和平統一,希望北方軍閥徹底覺悟。但又強調,對于是否設立南方政府問題,當以北方有無真正覺悟與辦法為斷,其責任并不在余。”[48]

                         

                        張紹曾的“和平統一”方針,無疑與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及曹錕急于當總統的心思公然相違。27日,張紹曾致電吳佩孚:為今日計,唯有開誠布公,謀各方諒解,庶可昭信天下,促和平統一之實現……,若操之益切,則國事前途更不可聞問。”[49]試圖勸說吳佩孚改弦更張。不僅如此,對于曹、吳與直系魯、豫、蘇、皖、贛、鄂六省督軍聯名要求政府下達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令,張紹曾先是以打太極的方式推三阻四,繼則公然拒絕發表。及至曹、吳派代表進京加以脅迫,張竟以內閣集體辭職相威脅。雖然張紹曾最終迫于曹、吳壓力,發表了任命令,但與曹、吳的矛盾也公開激化。隨后,直系各派以索餉為名,發起民國以來最激烈的一場倒閣行動。名為索餉,矛頭卻直指張的“和平統一”運動。66日,張內閣在四面楚歌中被迫辭職。

                         

                        張內閣的倒臺,實質上也證明康有為預想的吳、張聯手“以兵定粵除孫”方案的失敗。但康有為并不承認是自己“看錯”了人,卻認為是孫中山欺騙了張紹曾,誤導張氏推動“和平運動”,從而給了孫中山再起的機會。他在給吳佩孚的信中說:“孫文欺紿敬輿,謂不回粵立國,愿助和平統一,敬輿竟誤信之,派蔡達生來與訂和平統一之約,真受欺也。孫文受唐紹儀之厚恩,壬子得為總統,生平至交,去年尚監禁之于香山。以唐紹儀之才,俯首受禁,無如之何,何有于敬輿乎。彼欺敬輿,玩視之如小兒耳。”[50]“夫孫開大元帥府,發命令,既另立國,而中央政府尚以和平自欺,頻使媚之,徒張其勢。”[51]這不過是為自己辯解罷了。

                         

                        至于被康有為極力拉攏的林俊廷,不過是唯利是圖,見風使舵者。在康有為的說合下,林俊廷先是投靠吳佩孚,并于19233月,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廣西省長。但林俊廷并不滿足,一心想得廣東,1923年底,又投靠孫中山,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欽廉高雷瓊崖羅陽八屬軍務督辦。林俊廷的背叛讓康有為大驚失色,緊急致書勸阻,不僅在信中大肆詆毀孫中山,怒罵孫文涂毒吾粵,天怒人怨。近更力言共產,致同黨內裂。將才則腹心之許崇智叛之,文吏則心腹之胡漢民等去之。滇軍外似服從,而內實貳心。浙軍敗后來投,實思自立,出不得已,非有誠心,并痛斥林俊廷的背叛行為:“執事與洛陽相交至親,豈可于洛陽將定粵之時而忽投孫,為此至愚之計。對于審勢則不智,對于交義則不忠。不智則胡行妄走,以至敗滅;不義則反復顛倒,以致貽譏。”[52]其言語近乎于歇斯底里。

                         

                        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直系軍閥的失敗,康有為見吳佩孚不可恃,以前被其視為政敵的皖系、奉系等軍閥,又成為他乞援的對象。他曾先后致電張宗昌、閻錫山等人,呼吁出兵討伐馮玉祥、蔣介石,并援助吳佩孚“定粵”。19265月,康有為致電張宗昌,請其轉張作霖等人,望諸帥急夾攻馮軍,玉帥專討粵[53]甚至于以前被其罵為有洪水滔天之惡,擢發難數之罪的段祺瑞[54],康有為也放下顏面,致書和解,向段祺瑞表示:昔吾與公雖有意見,今為中國,舍公莫濟,懇求段祺瑞聯合張作霖討伐孫、馮,并希望能夠調和張作霖與吳佩孚的矛盾,同心討賊,以舊中國”。[55]

                         

                        綜觀康有為的“以兵定粵除孫”方略,不僅不切實際,也毫無章法,純屬文人囈語。用吳佩孚的“紙上談兵,空言勝敗” 八個字評價,極為準確。1927331日,康有為在青島去世。次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結束了北洋軍閥的統治,康有為心向往之的全國統一終于在形式上實現。

                         

                        20世紀2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工農運動的興起,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提出了聯俄、聯共的主張,形成國共合作的局面。康有為出于對革命的極端恐懼,將矛頭指向了孫中山,提出了以兵定粵除孫的政治主張,以期剪除新興的中國革命。這一主張雖是因政見不同而起,但也折射出康有為思想的頑固和落后。康有為以兵定粵除孫主張,如同其保皇主張一樣,最終仍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雖多種多樣,但最根本的一點,是其逆歷史潮流而動。從一個主張維新變法的著名人物,到最終成為歷史的絆腳石,并被歷史所遺棄,對于康有為的一生,不能不說是個悲劇。

                         

                        余論

                         

                        受吳佩孚的日本顧問岡野增次郎回憶錄的影響,長期以來,學界在理解康、吳關系上存在一種誤區,即吳佩孚看不起康有為;康有為對吳佩孚影響甚微;吳佩孚與康有為交往,不過是想借康氏的學問裝點一下自己武夫的門面。但考察康、吳二人在“以兵定粵除孫”中的交往和糾葛,不難發現,在一定時間內,特別是在二人主張一致時,康有為對吳佩孚影響頗大,如張紹曾組閣、林俊廷督桂,以及收撫溫樹德等等,從而對民國政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二人交往的初期,康氏不僅態度矜持,并不時有一種居高臨下之態。如果把1920年當作二人交往的開始,在這之后,康氏雖屢承吳佩孚“嘉招”,但一直以種種理由加以搪塞推脫,即使吳佩孚五十大壽,康氏也以他故為由,僅派弟子帶去賀禮。直至19236月,西南用兵在即,箭在弦上,為說服吳佩孚接受派孫傳芳定粵的主張,康氏才親赴洛陽。而這時,離康氏1920或能來游的許愿,已經過去了三年。為康有為的到來,吳佩孚在巡署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約請部屬高級軍官、幕僚,以及洛陽地方官、紳、商、學各界領袖參加,并致送厚禮,給予了很高的待遇。[56]而康、吳交往的更多真相,也有待于新資料的進一步發現。

                         

                        民國初年,文人參政成為一種趨向,不僅有蔡元培、胡適、丁文江等主張的好人政府,丁文江、王寵惠等人的入閣、組閣,也有康有為這樣的隱形推手,從而造成民國政壇波譎云詭、跌宕起伏的歷史。由此,不僅康、吳關系,也許民國歷史的諸多細節也有待于重新審視和考察。

                         

                         

                        注釋:

                         

                        [1] 相關研究有:[]竹內弘行:《康有為與吳佩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99-117頁;郭劍林:《吳佩孚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紀能文、羅思東:《康有為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孫中山:《復黃宗仰函》(190312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卷,第229頁。

                         

                        [3] 康有為:《致譚張孝書》(1904126日),《南溫莎檔案中有關刺殺孫文事》,張啟礽先生提供。

                         

                        [4] 《歐云樵致同璧書》(1904729日)、《陳岳崧致康同璧書》(1905 1 7日),《南溫莎檔案中有關刺殺孫文事》。

                         

                        [5] 康有為:《致康同璧信》(190510 20 日),《南溫莎檔案中有關刺殺孫文事》。

                         

                        [6] 康有為:《復北京裁兵大會書》(19225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183頁。

                         

                        [7] 康有為:《復湖南趙省長恒惕論聯省自治電》(19227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210-211頁。

                         

                        [8] 康有為:《復湖南趙省長恒惕論聯省自治電》(19227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206-207頁。

                         

                        [9] 康有為:《與吳佩孚書》(19249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338頁。

                         

                        [10]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電》(1923年),引自《康有為未刊函電稿》,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總127號,第126頁。以下注明《近代史資料》者,均引自該篇。

                         

                        [11] 康有為:《致吳玉帥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1頁。

                         

                        [12] 康有為:《致吳子玉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1頁。

                         

                        [13]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書﹞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5頁。

                         

                        [14]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書﹞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5頁。

                         

                        [15]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3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0頁。

                         

                        [16] 康有為:《致王揖唐電》(19241215日),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364頁。

                         

                        [17]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5114日),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384頁。

                         

                        [18] 康有為:《致孫傳芳書》(19262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414頁。

                         

                        [19]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6814日),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433頁。

                         

                        [20]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6集,第316-317頁。

                         

                        [21] 康有為:《致吳佩孚等電》(19261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407頁。

                         

                        [22] 康有為:《致吳子玉書》(1920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18頁。以往學者認為,康、吳正式建立聯系,是在1921年,根據是《萬木草堂遺稿》中收錄的1921916日康有為致吳佩孚的復函(見竹內弘行《康有為與吳佩孚》)。但該封康氏反對聯省自治的復函,從其內容無法確認是康、吳之間第一次書信往來。從目前這封1920年的信函可知,至遲在1920年前,二人之間已經有正式書信往來。

                         

                        [23] 沈云龍主編,趙恒惕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吳佩孚先生集》,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20頁。

                         

                        [24] 沈云龍主編,趙恒惕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吳佩孚先生集》,年譜,第227頁。

                         

                        [25] 康有為:《致吳巡閱使電》(1922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0

                         

                        [26] 康有為:《致吳子玉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0-121頁。關于伍莊、徐良拜謁吳佩孚一事,據徐良在《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序》(楊克己編:《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為梁任公先生啟超師生合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記載:予壬戌年歸國,……是年夏,予游贛楚湘蜀。冬又奉先生命同伍憲子丈入洛。吳玉帥歡迎先生游洛。有學者據此誤為1922年(見竹內弘行《康有為與吳佩孚》), 但這里的應為農歷,西歷在1923年初。另《致吳子玉書》中,頃陳逃,孫入,粵變尤甚”句,可以印證是1923年初。

                         

                        [27]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3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550頁。 

                         

                        [28] 康有為:《致吳玉帥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1-122頁。

                         

                        [29]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3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550頁。

                         

                        [30]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書﹝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5頁。

                         

                        [31] 徐良:《請莊士敦代奏康有為行蹤函》,轉引自胡平生:《民國初年的復辟派》,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第368頁。

                         

                        [32] 康有為:《致林俊廷總司令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32-133頁。

                         

                        [33] 《君勉來書》,《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7頁。

                         

                        [34]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6-127頁。

                         

                        [35] 康有為:《與張紹曾書》(192267月間),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194-195頁。

                         

                        [36] 康有為:《致張紹曾書﹝電﹞》(1922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30頁。

                         

                        [37] 康有為:《致吳巡閱使電》(1922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0頁。

                         

                        [38]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電》(1922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19頁。

                         

                        [39]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書﹝電﹞》(1924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8頁。

                         

                        [40] 參見邱捷:《越飛與所謂孫吳合作》,《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1] 上海:《時報》,1923219日,第1張,第1版。

                         

                        [42] 康有為: 《致吳佩孚電》(1923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第550-551頁。

                         

                        [43]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書〔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4-125頁。

                         

                        [44] 康有為:《致吳佩孚電》(19233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后》,第551頁。

                         

                        [45] 康有為:《致孫傳芳書》(19262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414頁。

                         

                        [46] 岡野增次郎:《吳佩孚》,第557-558頁,轉引自竹內弘行:《康有為與吳佩孚》,《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5輯,第110頁。關于岡野的這段回憶,被研究康、吳關系的學者廣泛引用,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包括竹內弘行在內的一些學者都誤認為是19236月康有為第一次赴洛之事,但岡野的書明確記為甲子年五月末,即1924年。揆諸康有為相關函電中涉及與吳佩孚的交往史實,也應是1924年。

                         

                        [47] 1906年宋教仁在東北成立中國同盟會遼東支部,張紹曾被委為支部負責人。參見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下),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752頁。

                         

                        [48] 《孫中山對時局又一表示》,上海:《時報》,1923117日,第3張,第5版。

                         

                        [49] 《統一問題之各方救洽》,上海:《時報》,192328日,第1張,第2版。

                         

                        [50] 康有為:《致吳玉帥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2頁。

                         

                        [51] 康有為:《致洛陽吳子玉電》(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26頁。

                         

                        [52] 康有為:《致廣西林督理書》(1923年),《近代史資料》,總127號,第134頁。

                         

                        [53] 康有為:《致張宗昌電》(1926512日),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431頁。

                         

                        [54] 康有為:《與人論段祺瑞之書》(19208月),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134頁。

                         

                        [55] 康有為:《致段祺瑞電》(19241213日),姜義華、張榮華編:《康有為全集》,第11集,第363頁。

                         

                        [56] 張鈁:《風雨漫漫四十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9225頁。

                         

                        (劉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審)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受惠于張啟礽先生提供南溫莎檔案中的相關資料,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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