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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廣波:抗戰后傅斯年與蔣介石關系研究(1945—1950年)

                        作者: 文章來源:《安徽史學》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2月13日

                        摘要:蔣介石、傅斯年在抗戰時期累積的良好關系在戰后得以延續、加深。蔣、傅在一二·慘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動,但他們在處置方式上有明顯分歧。傅采取一切辦法促使學潮早日結束,令蔣滿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場,傅斯年希望蔣介石能實行真正的改革,以維系國民黨政權并有效反共,為達此目的,傅堅持不加入政府,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對蔣犯顏直諫。國共戰局逆轉后,傅之反共立場益加堅定,傅之反共始終與抗俄緊密聯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蔣私誼亦日漸加深。

                         

                        關鍵詞:傅斯年;蔣介石;學潮;反共

                         

                        從抗戰勝利到1950年猝然辭世,是傅斯年生命的最后一個時段,也是國民黨敗亡、共產黨勝利的巨變時期。這期間,傅斯年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身政治。作為堅定反共的知識分子,他與國民黨軍政首腦蔣介石有著多方面的互動。但限于資料不足,對此期的傅、蔣關系,早前只在相關論著中略有論及[①],而無專門、深入的研究。認真研究這一問題,不僅是研究傅斯年政治立場及活動的極佳視角,也是探討歷史轉折期知識分子政治走向的極佳個例。筆者將利用挖掘到的新材料,將傅、蔣關系置于宏闊的歷史背景下,做一初步探討。

                         

                        為便于分析戰后之傅、蔣關系,有必要對二人此前之來往、互動做一簡要敘述。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是救亡問題,批評政府已成為次要的問題。具有強烈民族思想的傅斯年雖然對國民政府的退讓政策深為不滿,但他更堅信如果中國不統一,沒有一個堅強的政府,將更有利于日本征服中國。他一方面不斷將他在北平得到的有關日本侵華的信息及自己的對策通過王世杰等人轉呈蔣介石[②],一方面反對任何反蔣的行為,如他在西安事變爆發后極其強烈地譴責張學良等。傅之主張和行動,深為蔣介石賞識。他不但主動約見傅斯年,當傅1937年入川時還曾電告駐扎陜西的將領顧祝同照料傅。[③]全面抗戰爆發后,因傅斯年支持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傅對蔣的態度,可用蔣抗日、傅擁蔣六字表示),蔣亦重用傅,提名傅擔任國民參政員。抗戰爆發不久,傅即開始了他的倒孔(祥熙)活動。這里特別強調的是,傅之倒孔,有一明確初衷:為愛惜介公(蔣介石),不容不反對他。”[④]起初,傅之倒孔條陳并未引起蔣之足夠重視,但也未在二人之間產生芥蒂。蔣曾親批5萬元予傅斯年作特別補助費。[⑤]總之,在民族戰爭大背景下形成的傅、蔣關系是不斷加深的。

                         

                        抗戰勝利后,傅、蔣在此前累積的良好關系得以延續、加深。本文將圍繞傅、蔣在一二·慘案[⑥]善后中二人之互動、傅斯年促蔣改革、共同反共三個方面加以研究。

                         

                        一、蔣介石、傅斯年在“一二?一”慘案善后中的互動

                         

                        關于一二·慘案的善后研究,已有極多的成果,這些研究對蔣介石、傅斯年在其中的功過、得失有或多或少的論述[⑦],但無專門從蔣、傅互動的角度加以研究的。分析蔣、傅在慘案善后的互動,不僅是研究二人關系不可繞過的重要環節,還可為一二·慘案研究做點補充。

                         

                        傅斯年所以參與慘案善后,肇因于兩個多月前蔣介石任命他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抗戰勝利前,蔣提名傅繼蔣夢麟后任北大校長,但為傅堅辭,主要理由為由胡適任校長更有俾于大局[⑧]蔣納此議。但因胡適遠在美國,故最后的辦法是:發表胡為北大校長的同時,任命傅為代理校長。[⑨]蔣介石提名傅斯年任北大校長,顯示了蔣對傅之信任,是他們良好關系的反映。[⑩]

                         

                        慘案爆發后,作為北大代理校長、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職責所系(另一常委梅貽琦遠在北平,張伯苓常委則向不過問校事),于4日自渝飛昆主持善后。傅之前往主持,得蔣介石之充分認可與格外倚重。此點,在先行研究中強調并不夠[11],這可能與迄今尚未發現蔣直接命令傅前往的諭令有關。本文所以強調此點,基于以下理由:第一,126日,蔣諭令云南省主席盧漢,要求盧與傅孟真先生等切商之”[12],這等于是承認傅斯年善后事宜主持人的地位。第二,127日,蔣致函傅斯年,對其溫語慰問,要求傅為同人闡說其《告昆明教育界書》,以共同為國家、青年、校譽“負此職責”。[13]第三,慘案一發生,西南聯大即致電蔣介石并行政院長宋子文,要求派大員前來處置,但自始至終,均無所謂大員前來。這說明,蔣已把善后重任交付于傅,無需再派所謂大員。除以上理由,更可從善后過程中蔣、傅的互動顯現出來。

                         

                        傅斯年抵昆后即表態:將站在同學的立場上,事情不解決不離昆。[14]他首先是調查真相,結論是:李宗黃系主謀、主使,警備司令關麟徵代李受過。故他認為李該殺[15]既看到結束學潮的關鍵是罷免眾矢之的李宗黃,傅乃將其善后方案電請蔣介石實施:(一)先將李調開;(二)繼由教授會勸導學生復課。[16]同時又表示,除呈請中央嚴辦外,將循法律程序解決,對李決不寬容[17]但此請被蔣介石否決。12 11 日蔣致電盧漢稱:

                         

                        此時省府內部必須團結一致,如有人挾學潮以驅逐政府中之一人,則無異顛覆整個之政府,此法所不允也。今對關總司令已予以命令停職議處,政府已表示十分之容忍,不可再有其他讓步……如十五日尚未復課,則十六日必須完成集中軍訓之一切準備,待命實施可也。[18]

                         

                        同時蔣致電李宗黃:

                         

                        請兄安心任職,不可離昆,但言行務須特別謹慎,萬勿與人以口實。如必須來渝,亦須待學潮平息復課后再來也。[19]

                         

                        蔣介石如此袒護李并不是不知其罪責。針對直接引爆此次血案的1125日軍隊包圍學生并鳴槍事件,蔣曾在傅面前明確責備地方當局操切,傅認為蔣有此好表示事情好辦[20]126日,蔣在其《日記》中記道,慘案乃我黨干部軍政當局之無智識、無能力造成。129日,他聽了關麟徵匯報后,又記:所部無知,何以建國也。”28日又記:李宗黃、關麟徵等言行之幼稚,思之殊為寒心。”[21]由此可見蔣對李之真實看法。那么,他又為何不允處置李宗黃呢?這是由他在云南的人事布局和現實政治需要決定的。蔣介石當時最重要的安排就是消滅共產黨,在蔣看來,若處置了親信李宗黃,全國必仿而效之,地方大員,尤其是親信大員,誰還再為蔣賣命?結果必是蔣致盧電所說的“無異顛覆”整個政府。倘如此,其所謂“剿共大業”又如何能進行下去?蔣之不允罷李,說明他處理學潮完全不尊重事實、法律和正義,而是出于政治集團的私利,與其宣示的“當根據是非與法治作公平、負責之處置”[22]根本相反。

                         

                        此次慘案及由此引發的學潮令蔣介石惱火、憂慮(擔心被中共利用和引起連鎖反應),處理起來“用心最苦”[23],倍感煩悶苦痛[24]加之美國特使將抵華,他恨不得學潮馬上結束。其方針是:先復課,再談其他。這與罷課學生要求的先懲兇(特別是懲李),后復課根本沖突,學生明確提出:蔣之文告對懲兇問題未明確提及[25]這樣,學生與李之對立,已逐漸轉移為與蔣之對立。

                         

                        蔣之不允罷李,是蔣、傅在處置辦法上的原則分歧。傅對此毫無辦法,善后工作將陷于僵局。本來,傅抵昆后,敢做敢為”[26],學潮雖未平息,但也未再擴大。學生擬抬棺游行,經傅等勸導后緩行。9日,學生原則同意復課。針對中央社對學生之誣蔑、歪曲報道,傅斯年建議:由傅及盧漢、朱經農、霍揆章、熊慶來共同駁斥。[27]而他主張懲辦李宗黃,更得學生信任。蔣介石否決罷李方案后,失去了動員學生復課的良好前提。也就是說,給動員復課制造障礙的,不是別人,恰是希望學潮早日結束的蔣介石本人。

                         

                        至晚到126日,蔣介石已明確提出:如萬不得已時,即應解散其罷課各校。關于學生之安置,應準備集中軍訓。”[28]他又令盧漢參與處理學潮,派教育次長朱經農來昆[29],但是,這些安排都無法取代傅斯年在善后中所發揮的作用。因盧作為蔣之直接下屬,對蔣之命令只有無條件的執行,無絲毫討價還價的余地。對蔣不準有人挾學潮驅逐政府中人的命令,盧表態實無此事,省府中無排擠陋習。對于軍訓,他順蔣意表態:勸誡無效后,決以最后集中軍訓為結束[30]而這些做法,不僅不能使學生早日復課,必將更加激化矛盾。對此有深刻認識的傅斯年,與盧之惟命是從不同,他明確反對蔣解散聯大、學生軍訓的方案,傅129日致蔣電云:軍訓事項,此時似不便拿出。此事既因手榴彈案弄糟,以教授勸導復課為最好結束辦法。”[31] 為此,傅于10日、11日先后主持召開教授會議和聯大常委會議,均通過勸告學生復課的決議。[32]他嚴厲斥責學生提出的四項新要求后,乃對學生多方加壓力:托盧漢作最后之努力”[33],鼓動地方人士勸導復課。其打算是:在多方壓力下,學生還不復課,必引反感,教授或辭職,則學生失其立場矣。他向蔣重申:此時決不可有解散聯大、學生軍訓這種嚴厲辦法,并請求蔣許其“再作最后之努力”。 [34]他與12日返昆的梅貽琦達成一致:積極行使職權,如辦不到,自請解散;并繼續落實早前傅與云南大學達成的共識:十七日非一律上課不可。” [35]

                         

                        蔣介石看到傅在其不允罷李的前提下仍為復課艱苦努力,于15日電傅嘉勉:賴協力疏導,漸趨好轉,良以為慰……至盼本既定方針加倍努力,務求如期復課。”[36]自此,蔣不再堅持解散聯大、學生軍訓之主張。 

                         

                         17日,學生未復課。當日下午,梅、傅召集教授會同人談話,表示將退避賢路[37]這是他們以辭職相要挾,給教授會施壓力。聯大教授會隨即開會議決:勸導學生19日務必復課,否則,教授辭職。[38]教授會一面以辭職相要挾逼學生復課,一面又一再通過決議要求當局嚴懲禍首[39],這對學生而言也是莫大安慰。20日,有學生復課,26日,罷委會宣布復課。當然,學潮結束的關鍵因素,不止有傅斯年、教授會的勸導及施壓,還有中共的作用。后者發揮作用,主要是在幕后,不為當時人所知。

                         

                        綜上所述,從當局、校方的角度,影響慘案善后進程最大的,是傅斯年與蔣介石,蔣、傅之互動、分歧,與善后進程緊密相連。當然,蔣始終主張用強硬的壓制手段[40],而傅力主懲兇的基礎上采用勸導的方式。蔣之辦法不僅不利于學潮解決,而且成為傅斯年處置學潮最大的干擾因素。處在臺前的傅斯年,一面要頂住蔣介石的過激辦法,一面又要在蔣不允懲李的前提下勸導學生,其作用可謂舉足輕重[41]不管怎樣,學潮最終在不采用極端手段的前提下于短時間內結束,令蔣滿意。這又必然會加深蔣、傅間已有的良好關系。

                         

                        二、給蔣介石“施壓”,促蔣介石改革

                         

                        傅斯年自昆返渝后不久,作為蔣介石親自核準的代表之一,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稍后,蔣又極力動員傅擔任國府委員。3個多月后,蔣視察北平,約見傅,詢及北大復校及北平大學教育狀況,表示將盡力扶植教育事業,并暗含深意地同游文天祥祠[42],又約傅到南京時再晤。[43]而傅斯年為擴充北大校舍,也曾拜托蔣令北平軍政長官李宗仁等,邀同財政、經濟、交通三部特派員解決北京大學之校舍問題[44]其后,當史語所復員為交通工具犯難時,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又請蔣分電重慶行轅及交通部,準予將該所圖書、文物等提前運京[45]這些請求,雖均為公事,但對當時國內文教單位的負責人來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傅這樣直接上達天聽。這都體現了傅、蔣關系的不同一般。

                         

                        更重要的,在政治上,傅、蔣二人有根本一致的訴求:反共。抗戰勝利后,國共問題成為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傅之態度是: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46]“責備政府不可忘共黨暴行,責共黨不可忘政府失政[47]簡言之,一方面堅決反共、支持國民政府,另一方面要批評國民政府。這是1945—1950年傅斯年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動的最主要的兩個方面。反共、支持國民政府二者互為因果:反共本身就是支持國民政府;而支持國民政府以維護其不倒并有力量反共,“使中共不得勢”。這與一心剿滅中共的蔣介石完全一致,并且蔣對傅的反共態度也了如指掌。[48]這正是蔣、傅保持良好關系的政治基礎,也是蔣對傅寄予厚望,并屢屢勸傅加入政府的主要原因。

                         

                        關于傅之批評政府一節,表面上似乎與其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相左,事實上,傅批評之目的是為推動其改革——根本上仍然是支持蔣的政府。傅曾向蔣直言:今日之事,在政府與國民黨自身之努力。”[49]所謂自身努力,就是要切實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并就改革辦法建言。就改組政府而言,徒以為裝點以應國際情勢乎?抑誠欲政治之進步乎?而此事關鍵,全在國民黨能自身拿出人才,又詳陳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種種令人失望之處。[50]傅所以把國民黨的自身改革看得如此迫切,是因為抗戰勝利后,他已深刻洞見國民黨政府存在的各種危機,對大局“異常悲觀”,以為“經濟總崩潰”、“政治總解體”是“不免”的。[51]他曾說:把我們政府看得太好,這不是玩的。”[52]他對蔣介石的短處看得也很清楚,認為蔣法治觀念極微[53]中國在蔣手中絕不能走上法治[54]他認定蔣無改革誠意,并不想真正改變作風,拉名流入政府的做法,只因美國壓力,并強調蔣只了解壓力,不懂任何其他。因此,若真正推動蔣介石及其政府實行改革,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consolidated articulated,而成一種壓力[55]

                         

                        傅斯年認為,要在推動蔣和國民黨切實進行改革這方面奮斗,必須保持獨立的地位,永遠在野,以保證有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而一入政府,則無法奮斗[56]基于此,他堅決拒絕在蔣政府里做官。他說:我罵人慣的,一做官即為人罵,這是保持言論自由[57]而做官后,言語行動皆不自由,且不得行其道”[58]做官而不能辦事,乃沒出息[59]傅不做官的理念一直堅執,1948年蔣又請其出任考試院長,傅也辭卻。[60]不獨自己不做官,也堅決反對他尊崇一生的老師兼朋友胡適加入政府。1947年初,蔣介石希望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并請傅出面勸駕,傅當面向蔣力陳“不便”,強調“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61]他向蔣直言:胡入政府事,于事無濟,于己有損,其損亦國家之失[62]后來,蔣又親自勸胡并命他人勸說,胡適幾乎頂不住要答應了,在這關鍵時刻,傅寫一措辭極不客氣的長信與胡適,詳述蔣無改革誠意,而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63]胡得此函后,乃最終下定決心辭卻。此事最能顯示傅對知識分子獨立性的看重,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即使對蔣介石也從不屈從、遷就。

                         

                         在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用壓力時,傅斯年的態度堅決而不留情面。他不僅對蔣介石犯顏直諫,在公共場合批評國民政府也絲毫不顧蔣之顏面。他在國民參政會中主張嚴懲貪污人員[64],在報刊上撰文痛批國府之腐敗。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對行政院長宋子文的抨擊。他認為應該沒收孔宋家族的財產,并拋棄C.C.派。[65]在那篇著名的《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里,傅指出:國家、人民都吃不消他了我們要求他快走[66]其認識之深刻、用語之犀利,決不亞于共產黨。此文立得廣泛呼應。很快,宋子文被迫辭職,充分顯示了傅致力的“壓力”所產生的效果。此文雖令蔣介石“難堪異甚”[67],但蔣并未因此對傅產生芥蒂,這恐怕與他深知傅真心反共,真心希望國民政府能振作有關。半年后,已在美國的傅斯年對國民政府高層腐敗的情形,仍予以痛擊,他針對魏德邁評論中國的腐敗時說:國府腐敗雖僅限于少數官吏,但此少數官吏高踞財政,經濟重要職位,目前局勢若輩應負主要責任。”[68]這種激烈的態度,甚至不遜于共產黨。也許是這樣的原因,在某些時候,共產黨曾一度視傅為統戰對象。1946年初,中共支持傅出任教育部長,以打破國民黨員做教育部長之例。[69]1947年劉伯承率部攻占聊城前,曾下令保護傅斯年祖宅。《人民日報》盛贊傅是炮手常常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和官僚資本進行抨擊[70]那時,傅斯年并未全面、激烈、公開地反共,他反共的理念是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中國各階層所不深知的。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傅斯年在踐行反共、批評政府這兩大政治理念時,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側重亦不同。從抗戰勝利到19476月,在國共力量對比上,國民黨強于共產黨,因此,傅政治活動的重點,是通過批評國民政府促其改革,反共的活動和言論是相對次要的,但決不表示他已經忘記反共。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之前的一年里,傅常以實際行動支持蔣介石及其政府反共,比如,他對政協會議本無興趣,乃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不許辭,其理由是:假如傅斯年辭職,共產黨即提出人來補傅之缺。[71]為了不讓共產黨多加名額,傅乃接受國民黨之要求,打消辭意,并自始至終參加完政協會議。194612月中旬,國共內戰正酣,傅與丁惟汾、于學忠等山東籍參政員呈請蔣介石多派兵到山東剿共,并懇迅予撥發槍5萬枝、子彈500萬發,藉資充實地方武力。[72]半年之后,國共戰局逆轉,在新的形勢下,傅斯年政治活動的重點,從推動蔣介石和國民黨改革轉向了反共。

                         

                        三、傅斯年反共、擁蔣,不遺余力

                         

                        19476月底,戰局開始逆轉:國民黨從進攻轉入防御,而共產黨則由防御轉入進攻,戰場也從解放區轉到國統區;國統區已逐漸出現傅斯年1946年預言的那種經濟總崩潰政治總解體的局面。在這種情勢下,即使蔣介石愿意真正實行傅斯年所熱切推動的改革,歷史也不再給其機會了。基于此,傅不再多提促蔣改革事,偶爾提,也是諸如政府應下決心調查富人在美之財產,向富人攤派美金債券等具體建議[73],他已把關注的重點放在如何反共方面。

                         

                        在國共戰局逆轉之際,傅斯年于628日赴美治病。1947-1948年在美期間,傅依然處心積慮地進行反共、擁蔣活動。

                         

                        首先,傅斯年嚴詞指責蘇聯援助中共,而對美國援助國民政府只字不提。他指出,因蘇聯援助中共,致使國共之爭“已非眞正的內戰”。[74]而且,若蘇聯協助中共一日,則中國統一亦一日不能實現。[75]與此同時,他批評正奉命在華調查的魏德邁:對于中國應在東方反共及注視蘇聯有所舉動一點,未有充分之認識。”[76]并說,因美國援助國民黨不多,中國之統一會因此而延緩。[77]在傅看來:美國應支持國民政府反共。魏德邁嚴詞譴責國民政府的聲明發表后,時在華盛頓的傅斯年為之暴怒,與魏之支持者大罵一頓,他甚至因記掛國內的反共大局”準備返國。[78]

                         

                        其次,他還將在美了解的反共方面的材料及建議呈報蔣介石。他調查、分析了美國“中國通”與漢學家中左派分子的成長、壯大歷史,并請朱家驊轉報蔣:

                         

                        此間“中國通”與漢學家大致可分兩派,一派專治漢學,其中與燕大有關系者多。至于不專治者……幾乎全是在燕京之溫床生長的……及戰事起,羅斯福不怕左傾,國務部將Lattimore Taylor 等人引進據重要位置,于是這一般人又帶了一般人一齊占了對華各事之要津……于是而中國通絕大多數成了這一派,新的舊的使得持不同見解者幾不能立足。這些人有些顯然是共產黨之支持者……總而言之,燕京種下根,羅斯福時代國務卿發揚之,遂為今日中國之大敵。要轉移他們,決不可能。只有在言論界努力,尤在國家之自強耳。[79]

                         

                        另外,他向朱家驊、李惟果、陳雪屏等介紹在西美甚有力量、并能向“友邦”解釋誤會的陳受頤,更希望朱等安排陳與蔣介石會晤,“藉悉國內情形”。[80]這些作為,均反應出傅斯年在反共問題上的苦心孤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爭取美援問題上,傅與蔣也相互配合。傅在美期間,蔣介石及其政府已把爭取美援列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19471128日,駐美外交官皮宗敢向蔣介石建議:大使館應組織在美人士如傅斯年、潘朝英等統一步調作配合行動。[81]

                         

                        傅主動做的最典型的配合行動,是他根據美國大選的新形勢,提出爭取美援的新辦法,而為了實行這一辦法,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傅提出的謀策是:借美國大選之機,準備材料讓共和黨揭發民主黨在對華政策上的失誤,全力推動共和黨上臺,以改變美對華政策獲取更多美援。為達此目的,傅自愿承擔泄密之罪:

                         

                        目前看仍以杜威之可能為最大……他們任何人決不會直接以中國問題列入競選演說,但外交政策之范圍中必涉及中國,馬歇爾請共黨加入內閣等事,即謂美國出如此許多力把小日本打下,又一無代價把俄國請來代替其他地位……(對華政策)必然成為論戰。

                         

                        這一情勢對我們非常有利,因為美國人決不至于熱心到為中國援助中國,但為共和黨攻擊民主黨勢必涉及……此機萬不可失,若不失此機,須準備,一為策動,二為資料,三為方針……資料最重要的是東北問題之由來……中俄定約之前文之內幕,馬帥之堅持拉共黨進來等等。馬帥事關系最重要,必須以文件證明他確實堅持(用壓力給中國政府)拉共黨進來這事,如怕美國今日政府泄露,我一個人負責弄出來未為不可。弟因參加協商,有知其內幕與文件之可能,故為此事拿我來犧牲亦無不可(自然非此策為萬不得已可以為之而已)。此項資料必須確實至晚七月十日以前到此。[82]

                         

                        此函足顯傅斯年在爭取美元問題上良苦用心。此件于75日呈報蔣介石,蔣閱后,深以為然,立批照辦[83]79日,他指示王世杰:

                         

                        傅君所談意見,尚屬可取,應準照辦。茲查(一)關于開羅會議者,《開羅會議日志》一冊可密為摘抄參考;(二)關于德黑蘭、雅爾塔等會議者應由外交部查案準備資料;(三)關于中俄條約者。該項條約系兄親自主持,其交涉內幕可由兄準備資料;(四)美政府及馬歇爾元帥堅持我政府應容納共黨一節,沈司長昌煥均曾參加會談,可由沈司長準備材料;(五)此外關于史迪威案與羅斯福故總統來往各電亦可備參考,以上各項資料希即迫且分別準備,茲將本府所存有關資料附文隨發,并希摘抄、匯編轉寄傅君可也。[84]

                         

                        同時,他又電令朱家驊協同王世杰洽辦。[85]這足見蔣介石對傅議之言聽計從,充分顯示了蔣、傅之配合默契。盡管目下沒有發現傅斯年得到這些文件后所采取的進一步行動,因他在得到這些文件時必是在回國前夕。更重要的在于這次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并未勝選,所以,假如傅真正采取行動的話,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的。上述新材料,同樣顯示出傅反對中共革命的堅定決心以及與蔣介石的密切關系。

                         

                        除了在反共問題上互相配合以外,傅、蔣私誼也日益加深。單以傅赴美治病一事而論,就得蔣格外關照,尤其是經費方面。

                         

                        蔣介石于19457月得知傅打算赴美就醫后,甚關切,當面表示愿為其弄船票。[86]19473月,傅函托朱家驊以院長名義請之以治病為理由,不任職務在外[87]傅赴美前,蔣介石曾垂詢關切[88]蔣幫忙最大的,是最難解決的費用問題。以往,學界依流傳的因傅在中研院服務已歷十八年,故該院送其出國治病這一成說[89],認為傅之出國費用,出自中研院。但當時,中研院根本無力負擔傅之費用;若無蔣介石親批,費用根本無法取得,且蔣為傅撥款,也不止一筆。

                         

                        蔣介石一得朱家驊為傅請求經費(與李四光出國治病同時呈報)之呈文,即批:準傅、李各補助美金壹萬元以派遣兩君赴美考察名義[90]據此可知:蔣撥經費的名義是考察,不是傅、朱呈請的治病

                         

                        傅抵美后不久,即感費用不敷,只好再托朱家驊在教育部為其設法[91]朱乃呈文蔣介石,懇請特賜補助,并飭中央銀行速撥,以示愛護學人之至意。”[92]蔣即批5000美金,并指示速撥[93]朱家驊當即將此情電告傅,并告:如不敷當再續撥[94]1231日,朱又電傅:晉謁主席,報告兄之近況,甚高興,并盼康復后速返,又恐兄費用不敷,另撥五千美金想已收到。”[95]后來,不待傅開口,蔣又令匯5000美金與傅,傅得悉后復電不要。[96]傅回國前夕,蔣再通過朱家驊表示對傅之關懷若旅費不敷,可再匯”。[97]綜合以上材料,可知:傅赴美療病期間,蔣介石親為其撥付2萬美金。只是,傅只用了1.5萬美金,其余的5000美金又退還了。[98]由蔣親撥的這些經費,出自何處呢?筆者在臺北國史館所藏三十六年度軍事機密費動支清單里,發現有這樣一筆:傅斯年在美考察費”6000萬元,備注美金五千元折合數[99]顯然,這五千美金是蔣指示撥付的其中一筆。由以上材料可知:蔣對傅關懷之殷,非比尋常。當然,傅對蔣亦甚禮敬。19484月,蔣介石當選為首屆行憲總統,傅即致電敬賀[100]

                         

                         19488月,傅斯年返國時,國民政府徹底敗亡的結局已指日可待。傅返國之次日,朱家驊即向蔣介石報告傅之行蹤[101],這說明蔣對傅之行程頗為關心。在其后蔣、傅的晤敘中,傅進言最多者,是軍事問題。[102]他專門寫長函與蔣,談當前的軍事方略:集中兵力,作流動戰分地訓練,臺灣非練兵之地;徐州之布置;皖北之重要性;平、津、察、綏今后之形勢。又談須長期致力者:軍事長官必須專心軍事;官兵一體;軍費開支須有監管;嚴防匪諜[103]這些主張,多切中要害,也顯示了傅斯年這位手無寸兵的讀書人對軍事失敗的焦慮,但即便蔣有心采納,也難當解放軍摧枯拉朽之攻勢。傅斯年隨身備著安眠藥,準備城陷時吞下,“決不落在共產黨之手”受辱[104],以示反共到底的決心。

                         

                        隨著平津被圍,傅又在蔣支持下主持搶運平津學人南下計劃,但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失望已極,不想再走死路”[105],故傅的這一工作并未取得預想的成果。

                         

                        傅斯年生命中的最后兩年,恰是蔣介石一生中最黯淡、最感傷的時期。這兩年,傅所致力的有兩事:一是整頓臺大,一是反共擁蔣。他就任臺大校長時,恰值蔣被迫下野,傅致電慰問。蔣復電:甚感,并望珍重。”[106]國共和談時,傅專函李宗仁,指責中共為戰爭黨,認為和平運動應適可而止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107]這不僅與蔣介石不謀而合[108],也表明:傅并未因蔣之失敗而在反共問題上有所退縮、收斂,而是更加堅定。他似乎不再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而變成一個與蔣患難與共的反共殘余勢力中的堅定一員。1950年蔣介石復職后,他電促在美的妻兄俞大維盡快回臺就職:政局自總統復職后,大見好轉……無論如何兄不可辭,迅即回國,值此最緊要關頭,兄來能助大矣。”[109]他發表《共產黨的吸引力》一文,對中共極盡攻擊之能事。[110]他在臺大布告:要與共產黨作殊死戰,絕不放任共產黨的諜報人員。[111]他還隨時將有關中共的情報報告蔣介石,如蔣1950720日《日記》記他約見傅斯年、杭立武,知美國駐臺武官向其政府報告,國軍不僅有共黨滲透,隨時可以叛變,且戰斗力薄弱,不能有二小時之戰斗力。”另外,當大陸上的新政府有舉動時,他必發攻擊。如他就毛澤東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事評論道:他不相信“毛澤東和蘇聯之間真有摩擦”,“毛澤東一向跟著蘇聯走,是蘇聯的傀儡,所以毛蘇間真正的密約內容一定比汪精衛當年對日密約還要苛刻的多。”[112]傅的這段談話雖不合歷史事實,但卻能反映傅反共的堅決性,同時也顯現他反共的一個鮮明特點:把反共抗俄緊密聯系起來。傅這種主張在1946年初雅爾塔協定公布時極為強烈地表示出來。由英美蘇背著中國簽訂的這個秘密協定規定:承認外蒙獨立,中蘇共管中東、南滿鐵路,蘇聯租借大連、旅順。此協議一公布,傅斯年不僅與王云五等發表抗議聲明,斥責美英蘇三國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完整[113],又單獨撰文《我們要與東北共存亡》。1948年在美時,準備回國后擬即著書論共黨與流寇及俄國侵略[114]到了1949—1950年,傅更是把這一主張上升到理論高度,代表作是《我們為什么要抗俄反共?》一文。[115]眾所周知,蔣介石敗退臺灣后不久,即把反共抗俄定為執政方針,而前列傅在反共抗俄方面的種種作為,足見蔣、傅在此問題上的高度一致性。

                         

                        傅斯年堅定反共,自1920年代開始。他曾說,他與中共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116]1927年中共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時,時執教中山大學的傅斯年險些喪命,從此其反共立場更加堅定。關于傅之反共,已有不少研究。[117]抗戰勝利后,中國面臨采用什么樣的國體問題,傅明確主張要實行美國制度[118],蘇聯的一黨制絕對不通[119]除此之外,傅之堅決反共還基于其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他認為中共仰蘇聯鼻息”[120],是蘇聯的傀儡,若中共成功會使中國變成蘇聯的殖民地,不僅我們的國家存不下去,就是“我們的文化、家族、良心也不能繼續下去”。因而,“為蘇聯征服——其慘比日本征服尤甚”。基于此,他認定中共“是滅亡中國的”。[121]文章要特別指出的是,傅之反共,主要是自我選擇,受蔣介石影響不大。在反共問題上,傅、蔣是牢不可破的同盟軍

                         

                        傅與蔣之交往,是傅斯年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政治立場的具體表現。傅之政治理念有三:堅定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傅、蔣之良好關系,建立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戰勝利后,這種良好關系得以延續和進一步加深。在“一二·一”慘案善后事宜上,傅采取一切辦法促使學潮早日結束,令蔣滿意。傅斯年希望蔣介石能實行真正的改革,以維系國民黨政權并有效反共,為達此目的,傅堅持不加入政府。傅之“反共”始終與“抗俄”緊密聯系,這一方面基于其反共產主義的理念,一方面亦出于其民族主義立場。國共戰局逆轉后,傅之反共立場益加堅定,最終完全倒向了國民黨和蔣介石。傅這種選擇,有代表性,是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知識分子(其他如胡適、錢穆等)的共同選擇。

                         

                        注釋: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77—227頁;馬亮寬:《傅斯年:社會政治活動與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張玉法:《傅斯年的政治理念》,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99頁。

                         

                        [②] 按,筆者2016年從臺北國史館查到有關這方面大量電報。

                         

                        [③]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200-00175-043-001

                         

                        [④] 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477頁。

                         

                        [⑤]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9—21頁。

                         

                        [⑥] 1945121日,國民黨云南軍政當局制造的屠殺西南聯大等校學生4人、打傷多人的慘案。

                         

                        [⑦] 代表性成果有:楊奎松:《國民黨人在處置昆明學潮問題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后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聞黎明:《傅斯年與一二?慘案的善后》,王志剛 馬亮寬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5頁。

                         

                        [⑧]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128—129頁。

                         

                        [⑨]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640頁。

                         

                        [⑩] 按,蔣介石不僅在諸如宴請毛澤東等這類重要活動中邀傅出席,還經常有氣氛輕松的會見、餐敘。而傅對蔣亦評價頗好,認為蔣比以前現實,有大進步。參閱《新華日報》194593日;《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381648頁。

                         

                        [11] 僅有王汎森、楊奎松兩位學者略有道及。王指出:蔣邀傅來解決這一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202頁);楊指出:傅赴昆,系蔣介石授意請來協助善后。(楊奎松:《國民黨人在處置昆明學潮問題上的分歧》)。

                         

                        [12] 據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80200-00582-004

                         

                        [13]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182頁。

                         

                        [14]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1937—1946》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頁。

                         

                        [15]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60頁。李宗黃其人及其系罪魁一節,已研究的頗詳明。可參考楊奎松:《國民黨人在處置昆明學潮問題上的分歧》。

                         

                        [16]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651658頁。

                         

                        [17] 一二·一運動史編寫組:《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頁。

                         

                        [18]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10300-00057-065

                         

                        [19]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10300-00057-066

                         

                        [20]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56頁。

                         

                        [21] 按,本文所引蔣介石《日記》,均據友人抄自斯坦福大學之原件,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2]《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第64冊,臺北國史館2005年,57頁。

                         

                        [23] 《蔣中正日記》,1945128日之《上星期反省錄》。

                         

                        [24] 《蔣中正日記》,19451215日之《上星期反省錄》。

                         

                        [25] 《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下卷,第25頁。

                         

                        [26]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58頁。

                         

                        [27] 《一二·一運動史料選編》下卷,第28頁。

                         

                        [28]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80200-00582-004;又參考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頁。

                         

                        [29] 據蔣介石127日日《日記》,知朱經農赴昆,系蔣之所派。楊奎松在《國民黨人在處置昆明學潮問題上的分歧》中說朱家驊派朱經農赴昆,不確。

                         

                        [30]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90300-00016-087-002

                         

                        [31]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58頁。

                         

                        [32]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卷,第555—556407—408頁。

                         

                        [33]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59頁。

                         

                        [34]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60—1661頁。

                         

                        [35]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61頁。

                         

                        [36]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第131頁。

                         

                        [37] 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頁。

                         

                        [38]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卷,第557—558頁。

                         

                        [39]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卷,第562頁。按,自122日至22日的歷次教授會議中,幾乎都有要求政府懲兇的要求。22日教授會又決議:將17日教授會議請求政府將李宗黃立即撤職,改為以兩個月最大限度,否則教授全體辭職。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2卷,第552—563頁。

                         

                        [40] 按,1215日以后蔣介石不再提解散大學、學生軍訓18日,蔣電令朱家驊;將操縱學潮的少數反動學生一律開除學籍。這與解散大學相比,已大有讓步,但手段仍然是強硬的。

                         

                        [41] 聞黎明:《傅斯年與一二?慘案的善后》,王志剛、馬亮寬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86頁。

                         

                        [42] 《蔣中正日記》,194661日。

                         

                        [43]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07頁。

                         

                        [44] 《胡適研究通訊》2015年第4期(總32期),第30頁。

                         

                        [45]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19—1720頁。

                         

                        [46]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499—500頁。

                         

                        [47]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38頁。

                         

                        [48]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554頁。

                         

                        [49]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35頁。

                         

                        [50]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35—1737頁。

                         

                        [51]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86頁。

                         

                        [52]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3頁。

                         

                        [53]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498頁。

                         

                        [54]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6頁。

                         

                        [55]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2頁。

                         

                        [56]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2頁。

                         

                        [57]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73頁。

                         

                        [58]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56—57頁。

                         

                        [59]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73頁。

                         

                        [60]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61]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498—499頁。

                         

                        [62]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0頁。

                         

                        [63]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2頁。

                         

                        [64] 《申報》194676日。

                         

                        [65]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第502頁。

                         

                        [66] 《世紀評論》第7期,1947215日。

                         

                        [67] 《蔣中正日記》,1947221日。

                         

                        [68] 《申報》1947913日。

                         

                        [69]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73頁。

                         

                        [70] 《人民日報》1947110日。

                         

                        [71]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66頁。

                         

                        [72]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09-102-001

                         

                        [73] 《申報》1947628日。

                         

                        [74] 《申報》1947628日。

                         

                        [75] 《申報》1947716日。

                         

                        [76] 《申報》194791日。

                         

                        [77] 《申報》1947716日。

                         

                        [78]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07頁。

                         

                        [79]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46—148頁。

                         

                        [80]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71頁。

                         

                        [81]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5-352-001002-090103-00005-352-002

                         

                        [82]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1062000009065a001062000009066a

                         

                        [83]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1062000009075a

                         

                        [84]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1062000009075a001062000009076a

                         

                        [85]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1062000009077a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38頁。

                         

                        [86]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06頁。

                         

                        [87]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09頁。

                         

                        [88]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09頁。

                         

                        [89]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675頁。

                         

                        [90]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13頁。

                         

                        [91]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43—146頁。

                         

                        [92]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09頁。

                         

                        [93]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31頁。

                         

                        [94]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29頁。

                         

                        [95]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頁。

                         

                        [96]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51頁。

                         

                        [97]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51頁。

                         

                        [98]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51頁。

                         

                        [99]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543-168-001002-080200-00543-168-002

                         

                        [100] 臺北國史館藏檔,全宗號國民政府,卷名蔣中正當選首任總統慶賀電文,檔號:001011410004137

                         

                        [101]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784,第153頁。

                         

                        [102]  胡適1948929日《日記》,《胡適的日記》第16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原書無頁碼。

                         

                        [103]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41—1846頁。

                         

                        [104]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53頁。

                         

                        [105] 《夏鼐日記》第4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頁。

                         

                        [106]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28-056-001

                         

                        [107]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61—1862頁。

                         

                        [108]《雷震全集》第31冊,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74頁。

                         

                        [109]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4-00001-325-001

                         

                        [110] 《自由中國》第2卷第8期,1950416日。

                         

                        [111]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76期,1950715日。

                         

                        [112] 《中央日報》1950216日。

                         

                        [113] 《大公報》1946225日。

                         

                        [114] 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115] 《自由中國》第2卷第4期,1950216日。

                         

                        [116]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734頁。

                         

                        [117] 可參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179—180頁。

                         

                        [118]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檔號:Ⅲ990

                         

                        [119]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檔號:Ⅲ993

                         

                        [120] 《申報》1948821日;傅斯年:《我們為什么要抗俄反共?》。

                         

                        [121] 《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847—1852頁。

                         

                        作者簡介: 宋廣波( 1970-  ) ,男,山東章丘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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