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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道炫:“二八五團”下的心靈史——戰時中共干部的婚戀管控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9年02月12日

                        內容提要:抗戰和三年內戰時期,為保持自身的戰斗力,中共對軍隊和黨政干部婚姻實施限制措施。中共中央沒有為此頒布統一的規定,多由各根據地自行決定,但這些規定顯然有中共中央的暗中支持。婚戀本屬個人權利,限制措施對于已經適齡的普通干部而言,當然會形成煎熬,但中共實施這樣的措施,也有其內在的理路。通過懲戒和引導雙管齊下的管控,這一措施實施堪稱平穩,沒有激起大的波瀾。在中共政治權力強力推進的過程中,婚戀意外成為個性與黨性、個人與集體碰撞與交融的著力點之一。

                         

                        關鍵詞:二八五團;中共干部;婚戀;根據地;黨性

                         

                        作者簡介:黃道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44年秋,八路軍干部劉榮[1]奉命走向前方。行至拒馬河畔,順坡而下時,猛一拐彎,突然與一位青年姑娘碰頭。她細高個兒,妙秀動人,問了道,彼此看了幾眼相背而馳,走了很遠她還是深刻地在我腦子里印著[2]

                         

                        這是劉榮日記中記述的一個場景,相逢中一點心意的激蕩,最能撥動青年人的心弦。戰爭年代,朝花夕逝,生死無常,這一點點美好尤足珍貴。抗戰時期,中共自身的塑造和管理都空前嚴密,政治權威深入內心世界,也滲入個人情感等私領域,加之戰爭的緊張形勢,中共普通干部的婚姻已處于約束之下。劉少奇說:“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應該首先想到黨的整體利益,都要把黨的利益擺在前面,把個人問題、個人利益擺在服從的地位。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3]根據這樣的原則,當干部婚姻被認為有可能影響到中共抗戰期間的大局時,對之實行管控實屬順理成章,而這樣的管控難免使正血氣方剛的青年干部有愛和性的苦悶。有意味的是,這樣一個牽涉極廣的措施,在中共的控制體系內,幾乎沒有遇到什么阻力就順利落地,甚至中共中央都無需出面做出正式規定。盡管對軍人的婚姻管控在中國并非始于中共,但中共對婚姻管控達到的程度,卻是其他政治力量無法想象的。

                         

                        戰時婚姻限制的規定主要影響的是抗戰期間加入中共陣營的新干部,即通稱的“三八干部”群體,這一結果亦饒有意趣。[4] “三八干部普遍具有較高的知識程度,相應地亦具有充沛的個人情感,恰恰是這樣一批人,卻需要面對嚴厲的婚戀限制,可以想象,這中間將會呈現怎樣的復雜關系。在婚戀限制風起青萍之末時,正值整風運動浪成微瀾之間,整風運動將共產主義運動獨具的思想斗爭特質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思想匯報、交心、學習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體制化的思想改造,形成集體主義不可移易的邏輯,而革命陣營向黨的傾心靠攏,又是整風得以順利推進的基礎。就整風本身言,或許并沒有針對婚姻限制的意圖,但正如時人所言:“整風就是整的我們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應該貫串到一切問題上,即使是夫妻間的關系問題上也應該如此。”[5]整風為在婚戀限制中陷入困惱的年輕干部群體提供了一定的化解苦悶的思想資源。當研究者批評中共歷史研究中過于簡單化的政策效果模式時,卻又可以在這里看到另一番景象,即政策的溢出效應,政策推行過程中邊界不斷拓展,甚至達到事先未慮及的范圍。實際上,在中共的歷史上,這樣的案例并不鮮見。

                         

                        當然,即便有紀律懲戒和思想教化雙管齊下的舉措,即便有革命陣營傾心向黨的自覺,婚姻限制對于干部群體產生的沖擊仍然不是那么容易完全消解,心靈的震蕩還是在當事者的內心不斷上演。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場強調觸及靈魂的運動,這決定了對共產黨人心靈史的探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而在婚姻限制中充分暴露的內心掙扎,正提供了就近觀察的極好素材。這些,由于關涉個人的復雜情感,長期并不為我們切實了解,甚至很難找到可以一窺究竟的門徑,幸運的是,當年一批中共干部的日記,或許已經微微向我們敞開了大門。[6]

                         

                        一、“二八五團”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兩性關系融入世界主流的認知,一直在穩步推進。這其中,中共作為一個具有國際主義背景的政黨,一個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力量,對兩性平等、愛情和婚姻自由尤為堅持。一直生活在大后方的馬千里到延安后在日記中寫道:“到延河洗浴,有一青年男子赤身露體洗浴,旁邊的女同志一點也不在乎。封建殘余在延安解放了的男女身上被掃除得凈光,可喜。”[7]兩性的禁忌通常以神秘化的方式表現出來,要打破兩性間的禁忌,破除性的神秘自然是一條重要途徑,在這方面,中共以一個雷厲風行的革命黨的決絕,走得比其他政治社會力量更快、更遠。

                         

                        愛和婚姻自由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取向之一,然而,當婚姻自由遇上戰爭,向來走在婚姻自由前列的中共,也不得不選擇了現實的道路。和之前倡導婚姻革命相比,中共抗戰時期的婚姻政策明顯具有了變化,下面一段話大致是戰時中共婚姻政策的體現:“①經常進行關于包辦婚姻及早婚之害的宣傳,并強調政府婚姻法之正確及莊嚴。②對一般人不要強調自由戀愛,對身感痛苦之婦女,揭露舊社會制度之罪惡,使積極參加解放事業。③對一般的婚姻糾紛,應采取息事寧人、促進家庭團結的態度。”[8]從法律、穩定的角度而不是從激烈革命的角度對待婚姻、家庭,不要強調自由結婚,不要去幫助他們離婚”[9],成為這一時期中共家庭、婚姻政策的主流。當然,這也是抗戰時期中共社會政治政策總體趨向緩和的一部分。

                         

                        戰時中共婚姻政策的最重要變化,就是后來被稱為“二八五團”的婚姻限制性規定。所謂“二八五團”,即各根據地對干部和軍人結婚條件做的限制的簡稱,這些限制包括年滿28歲、達到5年黨齡、擔任團級及以上干部等。因為中共中央沒有做出統一規定,具體條件各地不完全一樣,也有規定25歲、8年工作歷史、團級干部的,在后方的陜甘寧邊區,級別可以放寬到營、連級。因此,各地簡稱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區稱為二五八團”“二五八七團等。不過,無論具體條件如何,結婚需要滿足年齡、工作歷史或黨齡、級別三方面的條件則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出于鞏固自己隊伍的考慮,按黃克誠的說法就是:“因處在敵后環境中,結婚干部過多影響斗爭和工作,故必須作一定的限制。”[10]

                         

                        中國眾多規制都出現于國家權力逐漸伸展的近代,對婚姻的限制也和國家近代化的趨勢相應。傳統中國軍隊沒有形成關于婚姻的規制性條款,20世紀20年代,當有人注目于此時,幾成笑柄。當時雜志寫道:馮玉祥前于開封發表訓話,對所部之婚姻,嚴加取締,一時傳為趣談。”[1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軍人管理逐漸向近代化方向靠攏。19312月,軍政部發布《陸軍軍人婚姻規則》,規定軍人訂婚時須報告呈候所屬長官審查核準一、在戰時或在防務吃緊時,二、結婚后其應得收入尚不足以維持軍人相當生活時,可停止訂婚人結婚。配偶有下列情況禁止訂婚:“一、非中國國籍者,二、反革命確有證據者。”[12]193412月,在規定實行義務兵役制的《兵役法》公布一年后,國民政府公布《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大體沿襲了陸軍的規定,增加條款為:陸海空軍學生暨一年以內短期訓練之學員,在肄業期間,及現役初年兵、二年兵,均不準結婚。”[13]這是中國以中央政府名義限制軍人婚姻的首個條款,其與義務兵役制差不多前后腳出臺,當非偶然,是國家權力下沉、國家管控要求逐漸增強的結果。

                         

                        不過,國民政府公布的婚姻規則只是限制了新兵結婚,老兵和軍官不受約束。1930年陶孟和對山西一個警衛旅的調查,在925人中,已婚者249人,未婚者676人,已婚比例達到26.9%[14]國軍官長結婚比例更高,在2005年的一個訪談中,抗戰時期住在浙江桐廬的吳淑芳回憶:國民黨軍隊里好像還有隨軍的家眷。記得我家住進過一支國民黨部隊,帶頭的是一個團長,廣東人,他把他的父親以及妻子都帶在了身邊。”[15]攜帶家眷有可能導致的后果,王林[16]日記有所揭示。1940年,八路軍和朱懷冰的第97軍發生沖突,國軍官兵妻妾成群鬧出許多荒唐事:“一連太太二十多,宿營二日不能辦公,馬弁皆忙著為太太老爺找房子。”這樣的部隊,姨太太成了最大的掣肘,“一連長指揮隊伍作戰,一手舉著手槍,高呼:‘打啊打啊!’兩個姨太太拉著皮帶嚷:走,走,我怕我怕!’”[17]國軍戰斗力不彰固然受多種因素影響,家屬隨軍不能不說也是原因之一,中共在這方面嚴加限制,和這種近在眼前的教訓或不無關系。對此,國民黨本身也有反省,陳誠就曾設想:戰場不許住家眷,以軍為單位,分配地區駐扎。”[18]

                         

                        相比國民政府在婚姻方面的有限控制,中共的權力邊際要遠為寬泛,也遠為深入,體現在婚姻問題上也是如此。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嚴密的組織意味著嚴格的紀律。盡管在大多數時候,紀律不應抹殺個人的私生活,但作為一個強調無條件獻身的政黨,尤其是一個高度重視內部組織純凈的政黨,對黨員實行全方位的管控實屬內在要求,戰爭環境更予這種管控以更大的邊界。1937年黃克功案后,毛澤東到抗大作革命與戀愛問題講演時,提出共產黨人的婚戀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和自愿的原則。[19]毛澤東提出的這三個原則,成為戰時中共黨人處理婚戀問題的指針。1940年,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作報告,根據毛澤東的三原則對黨員的婚姻問題做出更明確界定:第一,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同是黨員或是同情者);第二,要工作上能互助;第三,要相互有愛情。”[20]以此,政治上的共同基礎成為先決條件。結婚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組織行為,應該報告組織并得到組織批準。在長期有父母包辦婚姻傳統的中國,這樣的措施實施起來的確也不是那么突兀。按照聶榮臻的說法:我們目前正處在最艱苦的斗爭環境中,就是討老婆也是絕對不應該的。我們的干部在這些地方必須以身作則。如果每一個人討一個太太式的老婆,弄到一個特務員,背個駁殼槍,那就等于把八路軍的傳統拋到九霄云外去了。”[21]

                         

                        從現有材料看,抗戰時期,中共各地黨組織對干部和軍人結婚已有限制。19408月,中共在縣委以上機關設立干部科,負責管理干部,日常任務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干部檔案:地方上區級以上干部的文件(表格、履歷、證明書等等),須送區黨委保存。軍隊中團級以上干部的文件,須送師或軍政治部保存。”[22]這一措施,主要是為配合干部的考核、選拔、鑒定,但完善的檔案制度的建立,無疑也有助于干部婚姻的管理。正是在此前后,限制干部婚姻提上日程。鄧子恢1941年談道:在軍隊中一般的不應該結婚,應該自己克服;但有特殊情形者,可以照八路軍的三個條件:第一,經過長期斗爭;第二,年齡三十歲以上,第三,對黨有特殊功績。”[23]這里講到的30歲方可結婚,似比一般的標準更為嚴格。相對而言,黃克誠1942年談到的條件比較有代表性:對干部婚姻問題,除毛澤東同志所指示三個條件外,必須團級或科長以上干部,男年齡在二十八歲,斗爭歷史五年以上者,女子二十一歲以上者才準結婚。”[24]不過,此時各地政策不一,晉察冀等地要求嚴格,有些地區則比較寬松。1943年,一二九師的報告中談到:對于干部婚姻問題上,只要對方政治背景不復雜,而又在男女雙方自愿原則下,按政府婚姻法令,一般是可以的,不能以一些條件來限制。不能規定以哪一級干部及年齡為標準。”當然,該報告還是強調干部結婚需得到批準,而且希望“抗戰勝利以后再結婚較好”。[25]

                         

                        抗戰結束的勝利聲中,結婚限制出現松動,以致發生“亂找對象,欺騙組織和隱瞞年齡,不經批準就結婚等”現象。194512月,冀南軍區三分區發出《關于干部婚姻問題的補充指示》,予以嚴厲制止。該條例規定:在今后六個月,緊張工作時期對營以下干部婚姻一般的不批準……干部人員要求結婚找對象,必須先報分區組織科及黨委會考慮批準才能進行。”[26]和各地普遍限制團以下干部婚姻不一樣,這個規定只是限制到營,這既有可能和抗戰結束整體氛圍比較寬松有關,也和婚姻限制沒有統一標準,更像是中共中央和地方之間出于共同判斷下的一種政策互動相關。大規模限制干部婚姻和中共秉持的婚姻自由理念相悖,以中央名義制定正式的婚姻限制條款多有不便。在此,中共的機動靈活和上下通暢的運轉發揮了作用,各地自行出臺的婚姻規定自覺承擔起為中央把關的責任,而共產黨人的紀律及自覺又能保證這種沒有得到中央公開授權的規定能夠順利實施。有意思的是,后來取消這些規定時,卻用了中央的名義。1949年年底,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指示,提出:黨員干部婚姻問題,過去規定要有6年黨齡,8年工作歷史、縣團級干部等條件方準結婚,已不適合于今天情況,這種限制應予取消。”[27]一立一廢之間的微妙區別,頗堪玩味。

                         

                        三年內戰爆發后,戰爭形勢緊迫,各地出臺了更為明確的相關規定。19469月,東北局發出通知,闡明限制干部結婚的理由:為鼓勵全軍斗志,以便集中全力打擊敵人,為保障我黨我軍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之鞏固與純潔,嚴防腐化墮落現象之發生和不使一個奸細分子混入或利用男女問題作鬼,因此,對于干部結婚要求不能不有所限制,結婚條件亦須略微從嚴。具體條件包括:(一)從本決定發布之日起,八個月之內禁止結婚。(二)八個月期滿后要求結婚者,需具下列條件:甲、軍隊為現任團級或相等于團級之干部,地方現任縣級之干部,黨齡七年以上,年齡二十八歲以上者。乙、結婚對象最好是共產黨員,至少是政治純潔,來歷清白,且有可靠證明者。未成年(年滿十八歲為成年)之女子禁止與男子結婚。”滿足條件者結婚也需經相應機關批準:“男女雙方均需經縣委以上黨部,團以上政治機關作政治審查,經批準后方可結婚。批準之權,屬于地方黨政人員者經地委批準,屬于軍隊人員者,在地方部隊屬于分區政治部,在主力部隊屬于師、旅政治部,在軍區縱隊各直屬機關屬于軍區縱隊政治部,總部直屬隊人員由總政治部依情形臨時酌定之。”[28]東北局的文件發出后,影響重大,下屬地區參照東北局的條文對本地區結婚條例作出規定,比如冀熱察區的規定中明確說是“根據東北局分局總政治部指示”制定本地區規定。內容大體參照東北局,稍有變動,延長了禁止結婚的時間,“在一年內一般干部禁止結婚與訂婚”。同時規定:“絕對禁止與當地地主富農之女兒結婚(已是共產黨員而參加工作者例外)。”[29]

                         

                        戰爭狀態下,直接和士兵發生緊密聯系的中下層軍官能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相當程度影響到部隊的凝聚力,限制中下層軍官的婚姻,既可以排除其家庭的雜念,又可以讓普通士兵感受到官兵平等的氛圍,不能不說是一個容易想到的辦法。而中共的集體主義邏輯及管控能力既予這樣的規定以精神支撐,也保證其能夠得到有效執行。正因此,即便符合結婚條件的帶兵軍官,結婚后也特別注意夫妻相聚有可能帶來的影響,如新四軍金蕭支隊的楊思一[30]妻子來聚時,宿至半夜,怕老百姓有反映,又找到老百姓家去睡了[31]而按照中共追求的軍地一體原則,限制了中下層軍官,卻不限制地方,就難免造成地方和軍隊間的不公,予前線將士以不好的觀感。何況,中共一直強調軍隊和地方的融合,軍地之間本來就經常處于相互轉換之中,地方開了婚姻限制的口子,勢必給軍地轉換造成困難,因此,在中共的運作邏輯下,干部婚姻實施全體的一刀切限制,勢成必然。

                         

                        二、性苦悶

                         

                        盡管中共實施婚姻限制有其充足的邏輯,但具體到每個個體,在當年的社會,28歲(或25歲)、5年黨齡、團級干部的確是一個不低的門檻,大量適齡干部因此被擋在了婚姻門外,為此焦灼、苦惱。劉榮在日記中寫道:在下級干部中關于婚姻問題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痛感,有時充滿胸懷。”[32]這種不滿情緒甚至會以一種講怪話的方式反映出來,張南生張南生(1905—1989),福建連城人。1930年參加紅軍和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的日記中記載,精兵簡政期間,面對可能被精簡的威脅,就有干部在發言中提出:“建議首長艱苦奮斗,也不要結婚,渡過兩年苦難,因結婚是一種浪費。”[33]

                         

                        從當時一些中共干部的日記中不難看到因為愛和性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惱,這是活生生的人的苦惱:這幾天,總是想理想中的對象,有時想得厲害時,同樣也反映到夢中,往往在夢中是那樣美滿,醒來時令人多么失望難過。推想在革命隊伍中的青年,戀愛問題是頭等大問題,這個問題適當解決,對于精神上的安慰、工作的積極心及進取心都有很大幫助,這個問題又不能適當解決,確實是常常心神不安。

                         

                        性的問題不能解決,往往會手淫,或遺精,但仍然解決不了問題,形成精神上苦悶。我自己生長在不幸的社會里,今天雖已擺脫,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主要因戰爭關系)。[34]性的沖動難以抑制,劉榮日記中有不少手淫、遺精的記載:不知怎么一回事,性欲沖動,手淫了一次,本來這在決心禁絕之內,然又犯了。一個人下決心容易,實現決心真是一件難事。”[35]“昨晚走馬不痛快,加之打防疫針,終天精神悶悵。”[36]甚至白天見到了女性,晚上也會遺精:怪得很,昨晚又跑馬,終日精神惆悵。

                         

                        此由昨天參加大會目睹女同志故,神經驅使,一片進取心,將休于此,實不甘心。意志關系?還是生理關系?倘若意志關系,曾數度下決心,若生理關系真是無奈了。[37]劉榮的坦率給后人留下了性苦悶的真實記錄,不僅他自己,日記中還可以看到其他人苦悶的嘆息:李志慧同志躺在床上長吁短嘆說:生殖器長到咱身上沒有用處了。’”[38]中共干部中,像劉榮這樣坦率留下性要求的記載不多,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晉察冀八分區二十團團長竇尚初到延安后反省自己找老婆的標準:“‘我的條件有三:一、人,二、活人,三、女人。雖然是玩笑,但可以代表我很著急的思想。”這種著急的心情導致他在整風學習時也常常走神:“心想蘇杭二地的美女,假若到了新四軍,豈不早就解決了嗎?家鄉(安徽)婦女也多呀!”[39]作家王林情感更為充沛:性的問題,有時沖動得非常厲害,渾身好似觸了電般的麻木許久,這一時期恨不抱著個女人把她抱酥了,并且急得胡思亂想,尋找任何發泄的可能”[40]我見到小鬼,我便混身痙攣地用力摟著她,撫著她那嫩白的面肉,混身感到多么緊張和電力啊!嗐,真是到時候了,真是感到沒L無法混下去了。同時對于別的異性也特別敏感地起感應。人究竟是被動的動物。”[41]

                         

                        對愛和異性的渴望,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見到女同志總要看幾眼,不由得精神所驅使,青年人想對象差不多,哪一天都不能例外,自己差不多十天就有九天都是在想”。[42]時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的張子珍[43]在日記中自省,劇組排演《沁源圍困》,他積極提意見,目的則是想多接近些人,特別是女同志[44]日常生活中,年輕未婚男子向往異性的明顯表現就是湊在一起談論異性和性的話題,劉榮日記中有不少相關的記載:昨晚同室幾個人扯了很久關于女人問題(包括心理方面、南方女人是浪漫情形、男女間性交問題等),大家都很有興趣談和聽。走馬,終日頭暈。”[45]

                         

                        長期缺乏異性的環境,還可能影響到性取向。王林日記提到:“亞六放哨的一排戰士,多山西人,入伍大約一年多。他們有點性的變態表現,例如摸年幼而漂亮的小同志的臉蛋,摟抱打鬧,胡罵。他們表示親愛就用這法。”[46]如果說這還只是稍顯曖昧,晉察冀一分區地委整風訓練班上干部的坦白更為直接,91人中,坦白曾發生過雞奸的僅部隊中共9人,地方干部沒有[47]晉察冀軍區的王紫峰[48]日記中記有一個悲劇性的案例:二營第八連連長黃士昌今天上午服毒自殺。原因是政治上不進步,與通訊員發生不正確的舉動,上級首長發覺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本人感覺不好意思,因而服了毒。我們想盡各種辦法替他解毒無效,因而死去。”對此,王紫峰迅速做出反應,“指示教導員羅永祥立即召集干部會議,開展反對黃士昌可恥行為的斗爭,以克服可能出現的錯誤意見”。[49]

                         

                        不僅僅是男性,戰時根據地的女性也在承受著愛和性的煎熬。一位婦女干部觀察到:“在這次開會中,見到區縣干部有些表現使她驚異,她們敢說出叫她也覺得扎耳朵的話來。我想這是下級干部生理上的苦悶,戰爭環境,生死斗爭予人的過度刺激,有如大兵生活般的了,要求刺激。這主要是性的主使。”[50]王林的日記記載了一些婦女干部特殊的愛戀狀態:抗戰中產生了這種女性,政治上相當進步,但是歲數大了,生理上要求戀愛,平日克服著,內心總在斗爭著。突然有一天生理戰勝了政治自持心,立刻饑不擇食地抓一個男性。弄一個時期,政治自持心又起了作用,同時再發覺了對方有弱點,于是又冷淡了。”[51]他進一步發現:今天我到老黃居處,見房東數婦女,其表情態度完全近于性的狂放。她們歌唱,她們放聲嘻笑說話,用一種色情的眼神看人——真是像吃了男子般的。據說有抗屬。

                         

                        抗戰中,一部分男子得不到老婆的交合,同時又有大部分女人老守空房。同時這光棍男子又與守空房的婦女日夜見面,這中間必然弄成反常的表情和反應。[52]房東婦女的反常表現,更多代表的是下層婦女的反應,緣于后方男女比例的失調,女性遠遠多于男性。相對而言,干部陣營的男女比例則恰恰相反,女性比例遠低于男性。正因此,女性干部結婚條件只有一定的年齡限制(各地規定不一,多從18歲到21歲),以及要求結婚對象為黨員。當許多男性干部為結婚限制而苦惱時,女性干部更多表現的是對結婚的恐懼。中共革命倡導的男女平等予女性以強烈的自我實現要求,革命陣營中特別強調的“進步”觀念又讓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生出爭先恐后的強烈追求。問題是,由于歷史、現實及女性生理本身的特點,女性仍然面對許多或明或暗的束縛,特別是需要在生育上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面對婚姻,女性多會生出一種“怕”的情緒,這種“怕”不完全是針對婚姻生活本身,更多是緣于婚后有可能的不進步。后來成為王林夫人的劉燕瑾[53]在與王林談婚論嫁時,不期然就產生了一種無形的恐怖結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沒有半點的成就,結了婚以后又怎么辦呢?不久再懷上孩子又怎么辦呢?”[54]李銳的夫人范元甄[55]婚后感嘆:生孩子,對于女人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關頭……帶孩子,妨害自己。”[56]作家茅盾的女兒沈霞[57]到延安后和青年文藝工作者蕭逸相愛,她在面對婚姻時,寫出了內心的曲折和掙扎:現在大眾目光中,一個年青女孩子的結婚代表著什么?除此之外,實際上也是這樣的,會墮落,會沒出息而滿足!我不能肯定說我自己有把握結婚后仍可以飛快地進步……我對于我們將來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時常想到爭吵、發膩、無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這些我害怕,閉著眼睛看到這些影像我就戰栗,心都收縮起來了。”[58]

                         

                        女性面對婚姻的困惑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由于革命陣營男女比例的失調,以及女性在權力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女性常常會有意無意中成為資源分配的籌碼。年齡和資歷限制,造成這樣的結果:“許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強解決婚姻問題,客觀條件又明擺著,夠條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時期的老干部,年齡又大,文化又低,進步較慢,不善于鐘愛……勉強結婚終是悶悶不樂。”[59]王林日記中記載了一個嫁給老干部的女性的表現:她舊歷年節剛同何明結了婚,我問她何政委什么地方人,她說是陜西的,山西的?鬧不甚清。我問她說字是念什么音時,她一苦笑似的直白地說:誰知道呢,我對他也沒有什么印象!”[60]《小兵張嘎》作者徐光耀[61]在聽到有些地區為遷就干部,勉強批準其結婚后想到:以照顧某些干部為名,馬虎地批準其結婚,這不但是對干部落后思想的遷就,而且是一種對女人的不尊重。很顯然地是把他們當作了玩物的,而沒有看見,或忽視了其政治地位。”[62]這是來自知識分子一方面的反應。不過,老干部也有老干部的想法:老婆問題,根據這期黨校營級以上老干部中迫切要求解決這一問題的人占百分之四十六,營級以下干部問題則更為嚴重,他們覺得新干部知識分子都有老婆了,就是自己沒有。南征北戰的結果是寡人一名,家庭被國民黨殺光了,革命一輩子將要斷種。為革命已流了血,還有一滴要保留著。在問題解決上覺得困難:自己是軍人危險性大,自己又粗魯,女同志不喜歡,鄉下人黨又不批準,這是絕路了。”[63]女性、新干部、老干部,面對婚姻限制,可謂各有一本難念的經。

                         

                        嚴格的婚姻限制措施不可能不激起一些反彈:“有的干部填表時說自己‘為無產階級奮斗’,但到他涉及老婆問題時,他對和他談話的秘書長和處長說:‘我的老婆問題不解決,我安不了心。’”[64]劉榮日記中也吐露了干部的一些心聲:當抗戰初期之時,經過許多曲折轉彎抹角,首先到革命部隊中來的一批青年男女……這些熱心革命的青年男女,抱有很大的理想,同樣在婚姻問題上也具有高度的理想。然而,這樣的理想由于條件的限制,受到很大挫折:抗戰六年有余了,都在抗戰大熔爐里經過考驗,差不多今天均投奔在軍營里,大都是下層工作,雖然稱心快意,為資格所限幾家能夠?許多青年男女在婚姻問題上苦悶著。”[65]在劉榮看來,造成苦悶的原因就是婚姻條件的限制,軍區規定那種所謂團級以上干部才準結婚,因此一般青年在未達到團級干部而進行戀愛則認為是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不良的,被批評,縱或兩人情投意合也不能解決。這樣引起許多同志,差不多普遍的不滿,影響到情緒的不安、工作的消極,甚至發展到動搖地步……蕭副司令講過:人到三十歲不結婚是最大的痛苦事情。我最近幾年來,也往往苦悶于性的問題了[66]

                         

                        整風之后,盡管黨內政治空氣日益嚴肅,內部的討論仍然得到鼓勵,限制婚姻由于涉及眾多干部的利益,經常成為討論的話題:“小組會討論黨的婚姻政策問題,大家一致的想法,黨的婚姻政策即:一、政治奮斗目標相同。二、不妨阻工作。三、雙方自愿原則下可以自由結婚……但晉察冀軍區特以規定團級以上才準結婚。我始終反對這個團級規定,因為它會產生下列弊端,促成階級地位觀點、造成對工作上不滿不安、婚姻問題形成不正常。”[67]當然,這些看法也會遭到激烈反駁,紅軍老干部王紫峰記下他在干部會上就婚姻問題的爭論,很可以代表無條件維護黨的利益的聲音:昨天開分直機關干部論戰會,爭論過去的婚姻政策。有些同志對黨限制軍隊干部結婚年齡憤憤不平,提出了許多不成理由的理由來反對。什么違背了政府的法令呀,是提倡復古呀,經黨審查批準是封建包辦呀,什么歐戰死亡率太大需要繁殖人口呀,損失了多少人的青春呀等等。

                         

                        我認為這些人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個黨員,忘記了我們是處在戰爭的環境,特別是敵后這樣的環境。換句話說,就是要黨的利益服從他個人的利益。為此,我昨天連午睡都無法入睡,吃飯也不如平日有味,直到今天痛痛快快給以駁斥后,才睡得比較舒服些。[68]其實,對結婚限制提出質疑者,并不就要否定集體利益,像劉榮所說:許多男女青年,客主觀條件夠相當,不僅與毛主席之原則相符合,而且雙方經在長期斗爭中有了深刻了解,由戰友感情發展到永久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坦途中伴侶,把政治結合和自然結合融化為一體。唯有一條組織上不允許,甚至于理由就是資格不夠,沒有到團級干部。”[69]一些干部抱怨的只是這樣的規定。不過,當王紫峰以集體主義的原則對這樣的抱怨予以批駁時,另一方很難有繼續質疑的空間,所以王的發言最終以大家哄笑而大獲全勝。[70]而且,包括劉榮自己也發現,盡管私下里存在著種種議論,但在討論中他的批評意見立即成為眾矢之的:我在小組會上發表意見時很沖動,偏重壞的列舉,別同志以為從自己利益出發,我不服。”[71]畢竟,隨著整風的深入展開,組織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很多人在個人和組織之間會做出更加符合組織利益的選擇性表態。微妙的是,這中間當然不無被動的政治正確站隊,但是,確實也有黨的利益和個人利益遭遇沖突時,自覺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黨的利益的忠心。組織在許多中共黨人心中,有著無上的地位。

                         

                        三、組織的兩重面貌

                         

                        愛欲是人之常情,共產黨人當然承認人的感情和欲望,但是更要求感情和欲望的升華,愛是有階級性的,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婚姻戀愛問題最重要的一個定位。愛戀不僅僅是個人情感問題,尤其形之于家庭組織的婚姻,更不是私領域所能范圍。抗戰時期曾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的朱瑞專門撰文討論革命和戀愛的問題,結論是:“在過渡的階段下,我們的戀愛要服從政治,政治指導著戀愛,政治的愛與兩性的愛,這是密切不可分離的一個事物的兩個因素或兩面。對于前進的男女,沒有政治的愛,不能形成兩性的愛;不但不能,而且是不應該。”正因此,“戀愛之最高的政治原則,就是革命者應與革命者結婚。它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是革命者不與反革命者結婚,這是絕對的條件”。[72]

                         

                        強調愛的階級性出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抗戰時期的中共黨人,在愛的階級性前提下,特別強調婚戀必須符合集體利益,婚姻要有利于事業,這是共產黨人集體主義邏輯在戰爭年代的放大。坦白運動中,甚至“要求每個人必須審查自己的愛人”。[73]彭雪楓給新婚妻子林穎的信中寫道:今天開了一個會,剛才散,費了八個鐘頭,解決一個同志的黨性問題。一個女同志——他的愛人,在會上對他的錯誤是蔭蔽的,是不去盡情暴露的,因為他們是夫婦。她,這樣態度的她,不是我的愛人!我所祈望著的穎,是熱愛著你的愛人而同時又更熱愛著黨!”[74]黨和夫妻之間,黨應該無條件放在前面,這某種程度可以視作彭雪楓寫給新婚妻子的期許。新婚三天后,林穎就離開彭雪楓繼續獨立工作,而彭雪楓也予以支持,此后到彭雪楓犧牲的三年多時間里,兩人聚少離多,一起相處時間只有半年。共產黨人集體主義的邏輯,當年浸潤于中共政治文化中的干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干部多能心領神會,無論是愛情和婚姻,他們都非常重視集體利益,非常重視自身情感是否符合革命陣營的期待。范元甄在給李銳的信中尖銳提出:“假如我的愛人有一天轉向了,我該如何來戰勝自己。”[75]當李銳被錯捕后,她又很堅決地在日記中表示:政治斗爭竟是這樣可怕,以至于對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了。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問題的!我是有足夠決心的。如果在他身上真是革命——反革命的區別問題,我是站得穩的。”[76]

                         

                        日常生活中,集體主義精神的具體落腳點常常就是組織。當年的結婚申請報告和批復中,可以清楚看到黨組織的身影。1943年,新四軍一旅干部萬海峰和趙政提出結婚申請:我倆意相合,要求結婚,絕不妨礙工作,希首長批準。新四軍一旅黨委批復:黨為了愛護久經戰斗的老同志,批準你們結婚。希望在黨的領導之下,更加強黨的觀念,一切服從黨的利益為要。”[77]組織的影響力在這一來一往中展現無遺。從時人的日記中可以看到組織決定著干部戀愛的命運。1939年,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在日記中寫道:到曾科長那里玩,看了他與一個女青年談戀愛經過的日記。他愛這個女青年,這個女青年也愛他,可惜這個女青年政治上來歷不清,黨不允許結婚,以致沒有成功。這里一個教訓,結婚首先對于政治上的考查非常重要。”[78]陳伯鈞的日記中也記載了他觀察到的婚戀失敗的案例:今天使我不好過的,就是有兩對夫婦離婚,一系感情不合,一系來歷不清,而其共同原因,都是事前未審慎考慮所致,可見戀愛之事絕對不能輕易處之。”[79]

                         

                        從小在茅盾影響下成長的沈霞,進入革命陣營后內心還不無浪漫的想象,在日記中寫道:“有些時候,想起自己曾赤心地愛過一個人,而且不管他的出發點是什么,終究還是愛著我的時候;我就很難受。我為我曾那么追求過的幸福,為我曾享受過幾分之幾的幸福難過。”[80]但是,當其戀人蕭逸提出結婚要求時,她還是毫不猶豫地把政治生命的考量放到重要位置:我不能訂婚或結婚,因為我對你不了解,歷史上不清楚。當訂婚是表示著一個人的真實生命與政治生命要永遠地和另外一個人聯系起來時,我不能不考慮……作為一個黨員,自己的注意力與感情首先應該放在自己的事業上,自己的發展上。”[81]沈霞日記中記載的夢境尤其別具意味:我想起組織上對我說的話:他有問題,因此你不能和他來往。我離開了他的懷抱,站起來,恐慌的情緒占著我的心,筋肉都緊張起來了。”[82]沈霞之所以在夢境中會有如此巨大的恐懼,緣于其內心的感情與現實有可能產生的落差,當時蕭逸正在接受組織的審查,前途未卜。沈霞既希望忠實于自己的感情,又要忠實于自己的組織,當年,兩者間的沖突有可能在人們內心中掀起的風暴,是后人難以想象的。

                         

                        在一個本質上屬于私領域的婚姻問題上,讓長期征戰的軍隊和地方干部接受限制性條件,需有森嚴的紀律作支撐。中共對戰時男女關系問題高度警惕,強奸女性受到嚴厲處置,高魯高魯(1912—1989),四川隆昌人。抗戰爆發后到根據地參加八路軍,曾任太行詩歌社社長等職。日記記載:夜晚4團的一個同志想強奸老百姓的女人。他影響了群眾關系,被扣押起來。”[83]即便是普通干部和女性約會也受到嚴密監督,違規者將付出犧牲政治生命的代價:幾天前,吉星與房東的女兒約會,被房東發現。這事被柳林部長知道了,吉星說是因到文藝科看畫報而回來晚了。深夜,吉星逃跑了。房東的女兒因此在全村婦女大會上被斗爭了……吉星之所以逃跑是面子上下不來,他是干部而不是戰士。他的政治生命算是完結了。”[84]對男女之間越軌接觸的防范甚至到了如此地步,有個干部到了綏德后單獨住一個房子,他生病了,一個女同志去看他,接了一個吻,這樣他在支部會上挨了斗爭[85]婚姻限制的規定及執行中的嚴厲措施,使男女之間形成微妙的關系,平西形成了男的不敢與女的接近、談話,在表現上看彼此不理、討厭,實質上雙方都愿意接近而不得……在革命部隊中形成了男女接近授受不親了。平等何在?解放何在?”[86]

                         

                        和一般政黨的組織懲戒措施通常只是組織及于個體不一樣,中共既強調組織的超越性權威,又強調組織的大家庭意義,個體的成長需要組織大家庭的幫助,組織大家庭也對每個個體成長負有責任:“生活中的一切全等待著公家,冷著餓著,反正組織上你得給我想辦法,我自己就是把這樣一個人交給你了。”[87]因此,小組會、支部大會等集體會議,成為幫助、批評犯錯誤者的重要場所。馬千里的日記記下了小組討論中的批評:小會討論黃××同志的戀愛觀。他的戀愛觀充滿資產階級的觀念,外加流氓習氣。他反省了:看到順眼的女人便去追逐等。”[88]劉燕瑾參加支部斗爭會后在日記中寫道:“支部大會上,又解決著一個犯紀律的問題——斗爭T.I,并且給了嚴重處分,并經大家討論,主要是男女關系不正確。這里面也聯系著我自己,由于她的錯誤實際上即教育了我,使我更應警惕了。我很怕,我看見了她,我就很怕我自己是不是將來也可能走她同樣的道路,如果現在不從思想上整頓割尾巴,從新認識、了解、處理這些問題,也就會有脫離、違反黨的可能,也就會產生把握不住立場、不服從組織紀律的現象,所以我很怕。”[89]正因此,當導演凌風[90]向劉燕瑾表達愛意時,實際已經愛上凌風的劉燕瑾首先聽取的是組織的意見:“組織告訴我還應該慎重的考慮考慮……一個黨員和一個群眾,這是組織原則問題,我們又是一個黨軍的劇社,而不同一個群眾團體,這樣的事情是絕對的不可分辯的。”[91]由于革命陣營里男多女少的現實,女性資源顯得尤為寶貴,女性干部的結婚對象應為黨員,凌風的非黨員身份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

                         

                        嚴格的限制下,也不是沒有波瀾,據冀魯豫水東獨立團1943年統計,連以上干部私自結婚的有5人。[92]即連劉榮,1947年也未經組織批準,與一正辦離婚的農村婦女結合,引起當地組織不滿,指責他霸占貧雇農老婆[93]自暴自棄放縱自己的也不少,山東渤海區黨委書記景曉村記有:男女關系發生些比較嚴重的現象婦女干部不胡搞者很少[94]還有人因此悲觀絕望:曾有過因戀愛不能解決而自殺的,有一個指導員(平遙的,系高中學生),估計自己不能升到團級干部,而永無結婚的可能,因而提出退黨。”[95]歷史之樹總會有著無數的枝枝杈杈,盡管中共的懲戒措施越來越嚴厲,管控越來越嚴格,然而,對這種感情領域的問題,懲戒和控制終究有其限度,正如劉燕瑾所言:“誰能強迫著我和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做愛人呢?當然別人沒有這種權力。”[96]中共是一個強調平等的政黨,組織可以規定什么是不可以的,也可以引導和規勸,但還是會尊重個體在合格的婚戀對象上選擇的權利。另外,由于兩性關系的隱秘性,還有另外一重難以管控的區間。《小兵張嘎》作者徐光耀曾在日記中寫下一段經歷:剛才房東女人向我吊膀子!過去有人說:大丈夫坐懷不亂。我常拿這句話來衡量自己,我能否坐懷不亂呢?每次這樣自問的結果是‘不能’!現在我心里就有些微的沉不住氣,坐懷不亂是很不容易的,那真是大丈夫。”由此引發他的下一段議論:“我常想投機取巧,找個女人搞一下子。我知道是不對的,是上級不允許的,是腐化行為。我也覺得這是可恥思想和行為,做了是要受處罰的。可是我又常想,如果找個機會,極為秘密地,不讓另外一個人知道,搞一下子,事后不向別人說,這樣隱瞞下去,不是不會受到懲罰嗎?”[97]徐光耀的這段話說出了一個問題:婚姻限制可以從組織措施上限制干部的婚姻,卻并不一定能夠管束住男女關系上的越軌行為。戰爭狀態下,人員流動,管理困難,充滿各種不確定性,比如,流動的狀態,不僅對流動中的群體產生生理和心理上的沖擊,也增加了邂逅的機會以及愛的期待,一次邂逅,甚至一個笑顏,都可能激起綿綿不斷的想象。劉榮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和一個鄉村姑娘邂逅并互有好感的經過:我也以眼光遇她時,雖然好像沒有話講,但是也要以滿臉笑容回答。她利用一切機會接近我。她知道我是指導員,那么也就知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以后從她父親談話里和她的談話里,從她和家人對部隊的熱愛、擁護、幫助,特別是說話,可以斷定她也是一個共產黨員。

                         

                        她在家里很當家,一切事情除父親掌握辦理外,差不多要算她了。她在待人接物上、處事上很自然很大方,她家的作風、她的作風在山溝里與眾不同,真有類似冀中平原的那種作風。[98]同樣,王林的日記中也記有他路經一個村莊,見到一個少女的場景:忽從場上發現一少女,穿著本地織的花布,花巾線兒中帶著紅線紋的褂褲,臉兒紅潤得放光彩,真是絢燦奪目,令人想一直看,又怕影響不好,脖子便發起僵硬來了。心想若有機會結識此美好少女,真乃一生中幸運也。——但又發愁哪里姻緣,哪里時間!”[99]

                         

                        然而,無論是劉榮還是王林,這樣的邂逅都僅僅只是邂逅而已,劉榮進一步寫下了和少女的離別:“她利用一切說話機會打聽我動向,瞅了一個機會問我:‘你今天走嗎?’回答:‘走。’她面孔上立刻呈現無限難過,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和我談,但是并未再談一句話……我走出了門,幾位同志送著,她獨立預先站在院內,問了聲:‘你走啦?’然后說她沒有權利送我,就這樣內心很難過地別了。”[100]

                         

                        邂逅如流水而去,原因復雜。無論劉榮還是王林,都算得上知識分子干部,對未來的愛人都有理想的期盼,比如劉榮就坦承:“鄉下姑娘特別具有樸實、苦干、活潑的風度,也是可愛,不過文化太低。”[101]內心中,他們還是期望找到一個更能相互理解的知識女性。當然,橫亙在劉榮面前的還有現實的阻礙,那就是他和姑娘臨別時想到的:平淡中每逢我開口她總是眼不倒眼地看,像是在發問:你聽懂我的話嗎?’‘懂!當然懂!’——可哪里有這樣的條件呢?”[102]盡管內心中不無愛的企求,組織的原則卻會讓他們止步,這也就是劉榮和王林都在日記中說到的:“理想中對象雖然不是那么絕對,但應該有一定條件和一定原則,絕不能輕舉妄動,雖然自己從未輕舉妄動,喪失自己共產黨員的道德精神,但是卻常常輕易地在腦筋里起那種愛的思想。這種愛往往是一點的或者現象的,過后經理智地思索才棄之九霄云外”[103]事一到眼前,一切顧忌便都來到了,于是一切沖動又受到了打擊,臨時動搖,裹足不前,于是別人說我是好人[104]這種理智的力量,每每在關鍵時刻產生無形的約束力,形成中國傳統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的制約力量,自然,這其中有紀律約束下的自覺,但干部群體長期養成的對黨的意志衷心的服膺和遵循,不能不說亦是能夠自控的重要因素。

                         

                        四、誘導和皈依

                         

                        規則的實施既需要懲戒,也需要誘導,“二八五團”亦不例外。作為意識形態政黨,中共在實施懲戒同時,更高度注意思想上的誘導,如中共干部總結的:“沒有整風的覺悟與積極熱情,沒有正確的學習態度,再好的領導者,對之也會事倍功半的。”[105]經由長期的督促、灌輸及紀律熏陶,中共干部普遍具有自覺遵守紀律的學習意識,高魯日記中寫道:一是組織問題,二是學習,三是戀愛。這三個問題我想是一般青年的問題。”[106]年輕人對于組織的渴望、學習的掛念,在一定程度可以遏制愛戀的影響,如時人在日記中說到的:拋棄一些阻撓自己進步的思想(如找愛人問題,這的確給我很大的影響),適當地處理這些問題,一心一意地抓緊時機進行學習。”[107]

                         

                        仔細分析“二八五團”的限制性條件,可以看到,戰時干部婚姻的限制,主要涉及的是抗戰初期加入革命陣營的新干部,亦即所謂“三八干部”群體。“三八干部”多是懷著強烈的民族救亡情懷投身中共革命,在他們的回憶和自述中,“九一八”“一二·九”是出現得最頻繁的關鍵詞,劉榮在思想自傳中說:“‘一二·九’偉大的學生愛國運動,我也參加了。多年不敢喊的口號今天大喊而特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響亮的口號震撼大城市,廣大的行列就在那中山大馬路上游行,對我的刺激深刻極了。”[108]這應該是那一代知識青年的普遍心聲。在民族危機中集聚在中共旗幟下的這批知識青年,衷心服膺中共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號召,也愿意改造自己以適應黨的要求,如劉榮所說:“真正是受壓迫的青年或知識分子,當他已經覺悟——舉起反抗黑暗社會的鐵拳來,下決心為革命事業而奮斗到底的時候,他唯一的要求是進步,是嚴整活潑生動的政治生活,這是一般青年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吧。”[109]這樣的心理狀態,既構成為整風運動能夠迅速深入干部靈魂深處的著力點,也是中共的婚姻限制措施可以順利落實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中共的誘導和三八干部群體的靠攏,是一種良性互動的正相關關系。

                         

                        就普遍的人類而言,欲望和苦悶之間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欲求不得實現,苦悶,可是欲望又永無止境,單靠實現欲望消解苦悶,毋寧說是抽刀斷水水更流。中共黨員以組織和集體主義的力量化解個人欲求,盡管不一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終極方案,起碼在當年,的確起到了相當程度的作用。劉榮曾經寫下自己心理的變化:“自己過去有自私打算,和黨不是完全一條心,若克服了為自己那半條心,完全與黨同呼吸、同黨保持一致時,自己就會感到無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兩年內心痛苦,此故。”[110]沈霞的說法和劉榮相互印證:只有當我能一心一德向著黨時,我最快樂,在我想到私人問題時,我就煩惱。”[111]

                         

                        自我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卻也是人類痛苦的根源,“無我”畢竟只是理想的境界。1944年,參加坦白反省大會后,受到觸動的劉榮在日記中說:今天開始真正理解到只有在黨的發展前提下,才能有人發展的精神與實質,這是思想上同認識上質的變化。黨將成為我的腦子了。”[112]第二天,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最近幾年來,腦子里差不多三天兩頭都在想的兩件事情:樂于到戰斗部隊中去和想愛人,往往白天想,晚上也想,自個靜靜時候想,甚至于會議或別的集體場合下自己也靜靜地想起來。從進步上說也能講得通,從自私方面講也能連得上。不論怎樣,在人的性格與本性上講的話,是個實際問題。”[113]應該相信劉榮前一天表態的真誠,也可以理解他第二天的個人要求,在認同黨的利益前提下,并不需要完全泯滅個體,盡管體制運行的慣性的確會不斷強化組織和紀律的約束力。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劉燕瑾的日記中看到。19436月,她參加劇社批評戀愛至上主義會議后寫道:違反原則的、沒有條件的熱愛,是不是戀愛至上主義?是不是反黨反革命的?是不是影響工作、生活?……是的,我的良心已經無條件的默認了。”[114]盡管反黨反革命的判斷不無夸張之嫌,但劉的自我警示是可信的,她美麗、熱情,愿意給周圍的人以愛的熱誠,但也招致了誤會、困擾,所以她在日記中反復強調良心,把因自己熱誠造成的誤會當成了自己的“罪惡”。[115]然而,當愛情真正到來時,劉燕瑾仍然脫不出愛的纏繞,她和凌風的戀情被組織否決后,癡情地等著凌風:她追求著一個人,很愿意為對方做一些小事情,哪怕是最細微的一點點,只要對方高興。時間是無情的過去了很多,差不多已經有三個年頭,任何一個人全不知道,甚至連對方自己也不曾覺曉……但是她卻很愉快,因為她有這樣的決心,她一直追求他到墳墓里。”[116]愛的情感默默縮進角落,卻意外地堅韌、頑強,集體主義凱歌行進的鼓點,亦無法遮蔽那一點點不時冒出的執拗的低音。

                         

                        無我難,唯其難才要無我。正處上升期的中共,似乎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困難。八路軍干部張子珍的日記提供了以黨的事業設法消解個人欲求的案例,他記下了求愛、被婉拒、自己說服自己的過程:“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嘗試——寫信給一女同志征愛。這件事使我的情緒隨之轉移,高興為此,消沉為此,甚至為此兩夜輾轉失眠。”[117]一段時間后,回信來了:一個軟釘子,碰到了頭上。就這自己還不死心,還抱有許多幻想。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影響自己的工作、學習,因為這是黨予自己的任務,而那一問題僅是自己私生活中的問題,不能因此而妨害黨的利益。”[118]黨的任務,成為張子珍說服自己接受被婉拒的重要理由。然而,個人感情畢竟不可能完全由理性駕馭,情感波動不可避免牽絆工作和學習,張不得不在日記中警醒:這樣下去,黨的工作受到障礙,學習大受影響,那真是特大的錯誤。從今天起,把這一問題索性拋開,努力工作和學習,老婆問題是很容易得到解決的。”[119]

                         

                        張子珍當時在延安學習,延安整風期間,干部的日記常被調閱乃至互看,19436月,身在延安的馬千里在日記中寫道:下午會上決議:為了忠于黨、忠于革命,將每人手邊存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東西(包括文件、日記等等)向黨和群眾公開。”[120]此后,延安互看日記成為風氣,這種環境下的日記寫作多少會受到影響,很容易有意識地向規范化靠攏,日記中的自我暴露和自我反省或許不無向黨交心的成分。相比之下,劉榮因深處平西敵后,軍事緊張,整風開展相對滯后,像延安這樣的調閱日記尚未普及,劉榮日記中呈現的狀態更為坦率一些,但兩者盡力依靠組織擺脫個人情感的努力則是一致的,劉榮的日記清楚地顯示了這種努力:到政治部這幾個月內,只有三次想法完全是革命,十次想法為革命同時聯系著為個人,其次完全為個人打算。為革命打算在良心發現與感動之下,共產黨員應該毫無條件與顧慮勇敢地為黨工作,站在黨與革命立場之上才是。若都為個人打算,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之上,那么和小資產階級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有何區別呢?革命哪里還能干得成功呢?那十次是覺得為革命好好干自己可以出名,這時和那種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和地位觀念密切聯系著,并非純粹出于為革命和黨而想,是非常壞的思想。為個人所打算的,第一是老婆問題。[121]這則材料談到了內心想法的三個層次:完全為革命的,為革命同時聯系著個人的,為個人的。劉榮非常期望自己能夠做一個純粹的革命者,對自己不能時時刻刻想著革命很不滿意,尤其對經常把革命和個人利益攪在一起感到痛心,批評這是非常壞的思想。不過,劉榮同時又很坦然地面對著自己純粹為個人打算的想法,這些想法中就包括老婆問題,潛意識中,或許認為想老婆天經地義,當然,當他說:若都為個人打算,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之上,那么和小資產階級以及反動的資產階級有何區別呢?事實上又在否定著這種個人打算。劉榮衷心期望自己能完全符合黨的要求,自覺按照黨的標準要求自己,可是內心世界的自我又常常不經意中顯山露水,尤其是老婆問題,更難釋懷。黨性中的組織皈依和個性中的自我滿足,在這里既糾結又交融,前者在不斷克服后者,而后者在不斷倒向前者的過程中還不時會冒出頭角,這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

                         

                        一個不斷要求自我進境的環境,的確可以造就一個不一樣的群體,劉榮曾經自問自答:“我軍中戰士為什么不嫖、賭呢?并非不會,而是環境關系。”[122]李新也在回憶中說:雖然我們也常談性、談女人,食和色總是我們青年人談笑的兩大主題,但在男女問題上,我們一直是很嚴肅的。”[123]正因此,在性愛問題上,除了可以看到和常人相似的欲求和苦惱,更處處可以發現中共革命道德的烙印。比如,劉榮的一段日記前面是普通的性問題的談論:天已黑了,我們幾個不知不覺扯到男女關系問題上,細雨蒙蒙中,蔡也走來了,參加了這個問題的扯淡。他就成了主談者,大家就靜聽。他談了許多經驗,第一點關于兩性的愛情問題,進行性的生活,兩方應該互相照顧遷就……”接下來,劉榮的表態就可以明顯看到中共政治文化的痕跡,由上述性經驗的談論中,他生發出來的感想是:“外面那種窯區玩弄女的流氓思想,感到這種思想對青年毒害很大。到此我很痛恨舊社會那種反動黑暗情形,若在前幾年知道這些的話,那不會去手淫。”[124]日記中這兩段話初看似嫌跳躍,仔細追索,卻不無潛在的理路,大致邏輯是:性應該是男女雙方共同的責任,像舊社會那樣玩弄女性不可取,手淫也不可取,新社會的性愛應該建立在男女相互體諒的基礎上,這樣的性生活才是有益的。這其中,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對女性的尊重,視女性為伙伴而不是玩物,在有著長期男權傳統的中國,并不容易,如將之與國軍參謀因日本姨太太服侍舒服而動搖了“一妻主義的觀念”[125]相比,更是如此。當然,劉榮的書寫或許也不無刻意拔高的成分,即以政治正確的話語沖淡濃厚的性興趣的痕跡,賦予興致盎然的性談論以道德意義,然而,在性的話語中注入政治的成分并且最終使之落腳于政治和道德,本身就是中共政治文化全面覆蓋的體現,這種選擇性的講述本能和需要背后,顯現的正是政治力不斷揳入人的內心世界的努力。

                         

                        在劉榮心目中,作為一個革命者,理想的愛情應該是這樣的:“大家的團結和愛是建筑在有才有德上面的(無限地忠實于黨和人民解放事業和在工作上對敵斗爭上有辦法)。什么錢呀、官呀則為大家所不齒。在男女戀愛上,有才有德則成為擇選對象的最高原則了。就在鄉村,一般婦女結婚時首先了解對方階級成分、抗日堅決程度、工作積極性等。”[126]可是,這樣的愛情不僅無法輕易得到,甚至一開始就被規定封上了大門,愛的渴望以及欲的本能,時時敲打著他的內心,劉榮在日記中記下一段經歷:昨天晚上起鋪,這時靜靜地,萬籟無聲,遙望一家小窗戶,明晃晃的燈光反射在街口,好奇心下就跑到窗前去窺視,正是一對中年夫婦在進行他們的愛,兩個人赤裸裸地抱在一起,急促呼吸下發出微微話聲也在戰栗著,旁邊還有一個小孩兒卻在很甜蜜地睡覺。引起回去后好久睡不著,也跑了馬。馬上蘇醒,感到既無愛又損身的難過。”[127]

                         

                        可以想象,此情此景對劉榮造成的沖擊,接下來,他的一大篇議論,就是消解這種沖擊的思想路徑。他首先談到的是宗教:“信佛教之和尚與信天主之神父,他們把終生的幸福、精力思想用于迷信上帝、神!能夠不結婚(雖然有些是假的),違背自然法則,一心一意致力于他的理想——死后到天堂。在劉榮看來,如果說宗教徒都能做到這一點,共產主義者就更應該可以做到:我們共產主義者是為科學的共產主義事業,為人類為社會進步、文明、自由同幸福、平等去奮斗,為什么不可去堅持去實現這種理想?這理想和主義又是人類唯一的最正確的道路,為什么不能耿耿在心、時時在念,一心一意去實現它呢?有時還做復雜混亂想法?說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自己,今天思想上還有混亂之處,不夠澄清——今后在革命中,努力于思想上的澄清當是首要任務。”[128]

                         

                        共產主義當然不能和宗教簡單類比,但追求理想、強調獻身和犧牲確實有某種形式上的相似性,劉燕瑾在談到整風時也講道:“有一種看不見、摸不住的力量在促使著每一個人,比一個最純真的教徒還要誠摯的向黨坦白著他的一切。他們的誠摯感動著一切的人,有誰能對這樣的運動不嚴肅呢!誰也知道只有這樣黨才會給他以力量,他才能得救!”[129]劉燕瑾講到的這種看不見、摸不住的力量,實際就是思想、信仰、意識形態的力量,安格魯·帕尼比昂科將此解釋為:意識形態起到的重要作用(在眾多功能中)是,把個人成功的志向合理化、神圣化。一個人的地位的不斷提高與‘事業’的‘崇高需要’以及政黨的‘更高需要’有關。”[130]日常生活中,政治權力的運作更多是一種不平衡的互惠關系,即領導者掌握資源的分配,追隨者則以資源的滿足程度決定其忠誠。而意識形態則通過目標激勵把這種互惠關系盡可能導向單一關系,這可望大大減輕資源的消耗,增加組織的效率和控制力。通過個體和黨的事業的聯結,個體融入集體,從集體汲取力量并承擔責任,生發這樣的感嘆就順理成章:共產黨員不是平常人,他擔負著領導全中華民族以至全人類解放的任務,應該時刻檢查反省自己夠不夠資格。”[131]這樣的集體榮譽感和使命感在遇到重大事件時會油然激起,比如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在正面戰場遭到慘敗,劉榮立即記下自己的感覺:“熱血沸騰起來,馬上認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更重大了,在黨的正確政策指引之下,不僅要誓死同日寇周旋到底,把它趕出國土,而且要同國內法西斯反動派周旋到最后勝利。”[132]從國民黨對日作戰的失敗中,立即看到中共勝利的曙光,如果這是長期處于多方博弈中的高層領袖,當然毫不足怪,一個八路軍普通干部卻也具有這樣的思路,讓人不能不為之驚嘆,正所謂:我們都是些小人物,但對國家大事都很關心。”[133]這樣的結果,源于長期的教育,源于對黨的信任和忠誠,源于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篤信,這是當年中國其他政治組織難以想象的。

                         

                        五、結語

                         

                        歷史和現實中,兩性關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難題。戰爭年代,中共對干部婚戀的限制簡易直截,不無對個人情感的抑制,卻達到了讓整個軍隊和干部群體相對穩定的效果,普通士兵、基層干部以及與他們發生密切聯系的中下級軍官、干部在婚姻問題上處于同一狀態,讓整個隊伍形成同甘共苦的感覺。應該說,對軍人實施一定程度的婚姻管控,是和近代以來國家權力伸展的方向相應的,只是共產黨人把這一方向推向了其他政治力量無法想象的深度。之所以如此,和共產黨人的集體主義、效率優先、官兵平等的思路及強大的執行力當然無法分開。婚姻限制的實施,基本可歸類為“三八干部”的一批新干部需要做出犧牲,而這正是中共黨人中最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一群人。他們多懷抱著理想進入革命陣營,隨著中共的不斷教化,已自覺進入中共的解釋體系中,在宣導和懲戒并用的情境下,盡管內心不無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卻努力以維護黨的利益的要求和自覺予以相當程度的釋放和消解。事實上,在后來很長時間內,處于高層和基層中間的這批干部,常常扮演的都是自我克制的角色,中共平等的理念及在民眾中形成的觀感,正是由這批人予以落實。他們的確可以說是中共革命中負重前行的中堅,婚戀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浪花而已。

                         

                        然而,問題也有另外一面,從中共建政后即迅速改變婚姻政策可以看出,戰時的臨時措施終究不是他們的目標,人類的基本情感需得到尊重,共產黨人并不會忽視這一點,這也就是劉少奇講到的:“黨允許黨員在不違背黨的利益的范圍內,去建立他個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134]當然,如果作為一個一般的討論,或許可以爭辯說,戰時允許普通干部結婚也未必就會損害黨的利益,但是對于共產黨人而言,紀律性的要求就決定了是否有利于黨的利益應該由黨的組織而不是個體決定,而黨往往會傾向于組織利益最大化的選擇。頗具意味的是,盡管中共在建政后很快改變了戰時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在戰時產生的效果仍然予其以深刻印象。1949年后,戰時政策的不斷重現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比如禁欲的宣傳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一度重新上演,吊詭的是,在新的環境下,這些政策產生的效應實際卻呈現遞減趨勢,這提示了一種趨向,即通過管控個人情感獲得的效能終究有其限界。中共干部曾經總結道:只要革命不革命與如何革命的問題解決了,生活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若干地方的經驗證明,單獨在吃苦與享樂主義的問題打圈子是想不通的,至多是得出了禁欲主義的結論來。”[135]這里面的革命、生活、享樂、禁欲,已經隱隱然提示出后幾十年歷史不斷形成緊張關系的幾對關鍵詞,這種本不一定必然出現的緊張,和整個中國20世紀歷史的走向,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從戰時婚戀管控的這段歷史中,或許很難得到一個十分明確的答案。我們看到了中共的效率和宣導能力,卻也體察到其下隱藏的個人情感不得其出的奔涌暗流;我們尊重當年那些愿意犧牲、懷抱充分理性選擇的革命者,卻也同情潛存于人類靈魂深處、時時要露出頭角的感性力量。中共在婚姻限制中幾乎可說是創造了又一個奇跡,即在達到限制干部婚戀,保持革命陣營戰斗力目標的同時,還讓整個群體保持嚴明的紀律,侵犯婦女現象少發。能夠做到這一點,固然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干部群體對黨的意志的自覺認同和接受大大減少了規制性措施落實的障礙,而經過灌輸和教化不斷刻印在頭腦里的思想資源,也可能發揮了超出我們估計的作用。如果說,中國傳統的慎獨也具有自我克制和修行的意義,那中共的道德教化則將之連接到了崇高的革命事業,并有人類未來的光明前景相伴,形成完整的大我替代小我的解說路徑。這樣的路徑,需要一個完整的內外環境予以支撐,不可能隨意復制,但在當年,其順利運轉時所激起的能量,的確還是指示了那一個時代運行難以阻遏的趨向。

                         

                        (責任編輯:胡永恒)

                         

                        注釋:

                         

                        [1] 劉榮(1919—1978),河南陜縣人。1937年參加紅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大隊指導員、連指導員等職。

                         

                        [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022日,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頁。

                         

                        [3]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頁。

                         

                        [4] 關于三八干部群體的討論,參見拙文《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本文主要依以討論的劉榮、高魯、王林、劉燕瑾、凌風、范元甄、張子珍、徐光耀等均可歸類于三八干部

                         

                        [5] 璐:《對于一個具體問題的檢討》,《晉綏學訊》第1期,1943315日,第43頁。

                         

                        [6] 相對而言,朱鴻召的《延河邊的文人們》(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及裴毅然的《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版),對此有比較集中的討論。

                         

                        [7]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156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頁。

                         

                        [8] 《魯西婦救總會關于今后婦女工作的決議》(194161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0頁。關于中共蘇維埃革命時期的婚戀政策,拙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有所論述。

                         

                        [9] 鄧子恢:《在淮北第一次婦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4197日),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淮北分會等編:《鄧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頁。

                         

                        [10] 黃克誠:《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1942210日),《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頁。

                         

                        [11] 《又有一個取締軍官婚姻者》,《坦途》第6期,1928116日,第24頁。歷史上,太平天國實施男營、女營制度,嚴格管控男女性關系,近于禁欲,這和近代以來實施的婚姻資格限制相去甚遠。

                         

                        [12] 《陸軍軍人婚姻規則》,《軍政公報》第103號,1931610日,第20—21頁。

                         

                        [13] 《陸海空軍軍人婚姻規則》,《國民政府公報》第1628號,19341229日,第1—2頁。

                         

                        [14] 陶孟和:《一個軍隊兵士的調查》,《社會科學雜志》第1卷第2期,19306月,第105頁。

                         

                        [15] 《烽火歲月中的記憶:浙江抗日戰爭口述訪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16] 王林(1909—1984),河北衡水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參加一二·運動。1937年到冀中參加抗戰,曾任冀中文建會副主任等職。

                         

                        [17] 王林:《抗戰日記》,194058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頁。

                         

                        [18] 《胡宗南日記》上,194492日,臺北,國史館”2015年版,第374頁。

                         

                        [19] 毛澤東講話原文似尚未公布,轉見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之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頁。1937105日,抗日軍政大學教官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槍殺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決定處以死刑。12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20] 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擴大干部會議上的結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冊文獻選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頁。

                         

                        [21] 聶榮臻:《幾個月來支持華北抗戰的總結與我們今后的任務》,《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冊文獻選編),第119頁。

                         

                        [22] 《中央關于審查干部問題的指示》(19408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頁。

                         

                        [23] 鄧子恢:《關于四師三年來在豫皖蘇邊區斗爭總結(節錄)》(19417月),豫皖蘇邊黨史編寫組編:《豫皖蘇抗日根據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頁。

                         

                        [24] 黃克誠:《目前軍事建設中的部隊政治工作》(1942210日),《黃克誠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

                         

                        [25] 《蔡樹藩同志在一二九師組織工作、地方部隊政治工作會議上的結論》(19434月),《一二九師晉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室1962年編印,第619頁。

                         

                        [26] 《關于干部婚姻問題的補充指示》(19451220日),《冀南黨史資料》第3輯,冀南革命根據地史編審委員會1988年編印,第317頁。

                         

                        [27] 《中央組織部關于黨員干部婚姻問題的指示》(19491228日),河北省檔案館藏,245/1/50,轉見張志永《建國初期干部婚姻問題辨析:以1950—1956年河北省干部群體為例》,《政黨與近現代中國社會研究——“中國政黨與近現代社會的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頁。

                         

                        [28] 《中共遼東省委轉發東北局關于干部結婚的規定》(1946927日),《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遼東省委檔案文件匯集(1946—1947年)》,遼寧省檔案館1986年編印,第235—236頁。

                         

                        [29] 《冀熱察區黨委組織部、軍區政治部關于干部婚姻問題的決定》(19471025日),《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河北省婦聯1983年編印,第278頁。

                         

                        [30] 楊思一(1901—1957),浙江諸暨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任諸暨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寧紹特委書記。19427月任浙東區黨委組織部長兼會稽地委書記,組建金蕭支隊。

                         

                        [31] 《楊思一日記》上冊,194586日,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金蕭分會1997年編印,第188頁。

                         

                        [3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81日,第190頁。

                         

                        [33] 《張南生日記》,1942129日,出版者不詳,2007年,第281頁。

                         

                        [34]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418日,第143—144頁。

                         

                        [35]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1215日,第88頁。

                         

                        [36]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527日,第157頁。

                         

                        [37]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91日,第204頁。

                         

                        [38]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414日,第142頁。

                         

                        [39] 竇尚初:《學風學習初步總結——1944817日在二部大會的發言》,延安中央黨校整風運動編寫組編:《延安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第1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234頁。

                         

                        [40] 王林:《抗戰日記》,1939924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13—114頁。

                         

                        [41] 王林:《抗戰日記》,1939919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09頁。

                         

                        [4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527日,第157頁。

                         

                        [43] 張子珍(1918—1967),山西應縣人。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山西決死第一縱隊連指導員,第57團總支書記等職。

                         

                        [44]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724日,中共雁北地委黨史辦公室、應縣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1984年編印,第75頁。

                         

                        [45]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528日,第157—158頁。

                         

                        [46] 王林:《抗戰日記》,193988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82頁。

                         

                        [47] 《中共晉察冀一分區地委第一期整風訓練班總結報告節錄》,中共晉察冀分局整風委員會編:《整風通訊》第3期,1944720日,第10頁。

                         

                        [48] 王紫峰(1905—1994),湖南耒陽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曾任冀中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等職。

                         

                        [49]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067日,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頁。

                         

                        [50] 王林:《抗戰日記》,19401121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05—206頁。

                         

                        [51] 王林:《抗戰日記》,1940111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05頁。

                         

                        [52] 王林:《抗戰日記》,19401121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06頁。

                         

                        [53] 劉燕瑾(1925—2012),北京人。1938年到冀中根據地,進入冀中軍區火線劇社。1946年與王林結婚。

                         

                        [54]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6725日,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頁。

                         

                        [55] 范元甄(1921—2008),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1939年與李銳結婚,后兩次離婚。

                         

                        [56] 《范元甄信》(1940420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第1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頁。

                         

                        [57] 沈霞(1921—1945),茅盾之女。1940年到延安,1942年加入中共。1944年與蕭逸結婚,1945年因人流感染而死。

                         

                        [58] 沈霞:《延安四年》,1944628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頁。

                         

                        [59]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3日,第93—94頁。

                         

                        [60] 王林:《抗戰日記》,1941126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50—251頁。

                         

                        [61] 徐光耀(1926—),河北雄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曾任冀中軍區警備旅政治部除奸科干事,1947年畢業于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

                         

                        [62] 《徐光耀日記》第2卷,1948121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63] 《從整風來看干部思想與今后的干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室1962年編印,第708頁。

                         

                        [64] 《改變我們事務工作的作風——龔子榮同志在秘書會議上的講話》,《晉綏學訊》第7期,1943915日,第29頁。

                         

                        [65]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3日,第94頁。

                         

                        [66]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327日,第133頁。

                         

                        [67]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824日,第199頁。

                         

                        [68]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562日,第162頁。

                         

                        [69]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3日,第94頁。

                         

                        [70] 王紫峰:《戰爭年代的日記》,1945610日,第163頁。

                         

                        [71]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824日,第199頁。

                         

                        [72] 朱瑞:《論婦女解放與婦女干部的修養》,膠東新華書店1946年版,第96頁。

                         

                        [73]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1943105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頁。

                         

                        [74] 《彭雪楓書信日記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頁。

                         

                        [75] 《范元甄信》(1940722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第1卷,第250頁。

                         

                        [76] 《范元甄信》(19421221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1938—1949——李銳、范元甄通信集》第1卷,第391頁。

                         

                        [77] 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3頁。

                         

                        [78] 《王恩茂日記——抗日戰爭》下,1939111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頁。

                         

                        [79] 《陳伯鈞日記·文選》中,194093日,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578頁。

                         

                        [80] 沈霞:《延安四年》,1944124日,第145頁。

                         

                        [81] 沈霞:《延安四年》,1943412日,第91頁。

                         

                        [82] 沈霞:《延安四年》,19431214日,第139頁。

                         

                        [83] 《高魯日記》,1939827日,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

                         

                        [84] 《高魯日記》,1942105日,第337頁。

                         

                        [85] 《高魯日記》,1942429日,第221頁。

                         

                        [86]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716日,第180頁。

                         

                        [87]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826日,第116頁。

                         

                        [88]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4316日,第727頁。

                         

                        [89]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3618日,第78—79頁。

                         

                        [90] 凌風(1917—1999),即凌子風,生于北京。1938年到延安。曾任火線劇社副社長。

                         

                        [91]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313日,第96頁。

                         

                        [92] 《水東獨立團1943年工作報告》,睢杞太黨史編寫組:《睢杞太地區史料選》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頁。

                         

                        [93] 梁山松、呂建偉編著:《戰火里的青春——劉榮戰地日記選》,19471023日,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87頁。

                         

                        [94] 李克進、李維民編校:《景曉村日記》,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渤海分會2012年編印,第677659頁。

                         

                        [95]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327日,第133頁。

                         

                        [96]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5914日,第198頁。

                         

                        [97] 《徐光耀日記》第1卷,194451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頁。

                         

                        [98]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224日,第111頁。

                         

                        [99] 王林:《抗戰日記》,194592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339頁。

                         

                        [100]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225日,第111—112頁。

                         

                        [101]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1226日,第91頁。

                         

                        [10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225日,第111—112頁。

                         

                        [103]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29日,第241頁。

                         

                        [104] 王林:《抗戰日記》,1939924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113—114頁。

                         

                        [105] 斌:《加強思想領導的經驗》,《晉綏學訊》第1期,1943315日,第12頁。

                         

                        [106] 《高魯日記》,194235日,第192頁。

                         

                        [107]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67日,第49頁。

                         

                        [108]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年思想自傳,第122頁。

                         

                        [109]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11219日,第22頁。

                         

                        [110]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729日,第188—189頁。

                         

                        [111] 沈霞:《延安四年》,19431127日,第137頁。

                         

                        [11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731日,第189—190頁。

                         

                        [113]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81日,第190頁。

                         

                        [114]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3614日,第74頁。

                         

                        [115] 劉榮和劉燕瑾的反省都產生于參加會議之后,應該不是偶然,中共集體會議的形式,有助于造成個體心靈上的震撼。

                         

                        [116]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828日,第117頁。

                         

                        [117]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131日,第27頁。

                         

                        [118]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215日,第29頁。

                         

                        [119] 張子珍:《生活日記》,194457日,第38頁。

                         

                        [120]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363日,第655頁。

                         

                        [121]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527日,第157頁。

                         

                        [12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626日,第57頁。

                         

                        [123]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71頁。

                         

                        [124]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48日,第139頁。

                         

                        [125] 《新130師師部參謀處參謀洪淦棠的日記》,1946421日,《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日記——從江南到東北1946—1948》,華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頁。

                         

                        [126]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312日,第119頁。

                         

                        [127]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579日,第283頁。

                         

                        [128]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579日,第283頁。

                         

                        [129] 劉燕瑾:《火線劇社女兵日記》,1944322日,第99頁。

                         

                        [130] 安格魯·帕尼比昂科著,周建勇譯:《政黨:組織與權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頁。

                         

                        [131]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353日,第43頁。

                         

                        [132] 梁山松等編:《烽火晉察冀——劉榮抗戰日記選》,19441128日,第236頁。

                         

                        [133] 《崢嶸歲月——馬千里抗戰日記選》,19441129日,第698頁。

                         

                        [134]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選集》上,第135頁。

                         

                        [135] 《從整風來看干部思想與今后的干部教育問題——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磐石同志在19448月會議上的報告》,《一二九師暨冀魯豫軍區抗日戰爭戰史附件之二·資料選編》第3卷(1943—1945),第7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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