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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朗:201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近現代史研究動態微信公眾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25日

                        2017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繼續平穩進展,并在若干專題上有所推進,研究更為細化,成果更加豐富。作為一項基礎性的學術研究,沒有大起大落,緩慢然而堅實地推進,用學術態度和學術話語回應現實問題,應該就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社會中學術演進的常態吧。本文對201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提供粗線條的概觀,全面固然絕不可能,取舍得當也只是理想。一如往例,本文僅列舉中國大陸研究,并限于論文。

                         

                        一、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學界繼續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表現及其危害進行解剖和批判。周良書提出,只有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取信于人,以史識凝聚人心,以史學教育人民,以史觀正本清源,才能從根本上清除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消極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抵御各種錯誤思潮的強大思想武器。吳英通過對馬克思創建唯物史觀初衷的考察、對唯物史觀通過實證研究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考察,以及對唯物史觀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中接受檢驗并發展自己的考察,闡明唯物史觀是一門真正的實證科學,它還同時具有歷史哲學的品格。

                         

                        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面,涂成林指出,建構唯物史觀的歷史闡釋學,必須在堅持歷史事實的客觀性與先在性的前提下,注意克服歷史評價的主觀性、相對性和多元性的羈絆,尋求人類建立共同歷史價值觀、書寫人類共同歷史的可能。郭雙林利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所藏張學良藏書目錄,闡述張學良在幽禁大陸期間不僅對馬列主義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自覺地運用其理論和方法去觀察、分析問題。李政君關注顧頡剛對唯物史觀的看法,指出1949年后,顧頡剛面臨的主要學術困境,不是要不要接受唯物史觀,而是如何論證考據工作具有正確的階級性和革命性,以獲得主流認同。這一時期,顧頡剛在古史研究中運用了唯物史觀,但他對中國古史層累造成的基本認識,并未因此改變。他對唯物史觀的運用,主要是將之作為一種解釋工具。王日根分析了傅衣凌對唯物史觀的體認、接受與應用,指出傅衣凌在中國社會形態的演化,中國社會新舊因素的并存,中國社會的階級斗爭、社會矛盾、農民戰爭與佃農抗租斗爭,歷史人物評價,中國商業史以及海洋貿易史等多個方面的研究中,堅持論從史出”“實事求是的治史路徑,堅持書齋文獻與實地社會調查相結合的治史方法,從而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由體認自覺升華”的根本性轉變。朱慈恩關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形成了學術共同體,他們一方面從理論上闡發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則將唯物史觀運用于研究實踐中。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流派的論爭中實現了革命性和科學性的統一。趙慶云研究了范文瀾與中國通史編纂。范文瀾窮半生之功潛心于中國通史撰著,在同時代史家中并不多見。《中國通史簡編》在求真致用之間求得平衡,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系統敘述中國歷史,同時又體現出濃厚的民族特色,開創了一個全新的中國通史體系。趙慶云還論述了榮孟源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榮孟源對唯物史觀有深入鉆研,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方法從事近代史研究,多有建樹;同時對版本目錄、校勘輯佚、考證辨偽等傳統學問頗有根柢,數十年潛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訂編纂,卓然成家。

                         

                        有多篇文章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的史家。張立芹、周文玖討論王韜的史學成就。王韜是較早試圖全面研究西方歷史的學者,也是近代第一個沒有官方背景走出國門對西方進行實地考察的中國史家。他撰寫了許多西方史地著作,對當時東南亞、非洲、歐洲和日本的政治狀況、社會風貌也做過比較全面的考察和描述。朱浩關注章太炎的信史觀,認為章太炎的史學思想首以信史為其特色,提出了一整套著作信史的原則和方法,是近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極具代表性的一派。周少川研究陳垣的史學思想。以考帶論是陳垣表達史學思想的重要途徑,他的考史論文善于由小見大,從小問題中透視社會歷史的變動;他的史學專著或在貫通史實之后作出系統綜合的分析,或以表微的形式展現由歷史考證求得的通識。賈紅霞考察了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金毓黻任職國史館期間,制定了以紀、傳、志、表、錄為主的新型國史體例,并針對史官的選拔方法、職能分配以及史料的搜集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并先后編撰了幾部史學著作,對后來修史者具有借鑒意義。

                         

                        學者對近代的通史撰寫也多有討論。李科翔、王東提出,20世紀初葉,正值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急劇轉折關頭,在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下,“國史不僅在政治層面被理解為養成國民之國家民族意識的概念工具”,而且還在歷史的觀念與意識層面被賦予了類似于西方普遍史通史的嶄新意涵。劉巍關注錢穆的通史研究。他認為,錢穆的通史路徑,來自中國近代史的獨特困境及其中國歷史文化意識之迷茫的刺激與挑戰。錢穆一生的學術成就可以總括為一種可稱之為中國主義的歷史文化論述,主要包括求的歷史認識論、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綿延性的堅守與固執、“民族”“文化”“歷史”三位一體的“中國人”論述之闡發等基本內涵。

                         

                        公眾史學和口述史近年來頗為活躍。王記錄、張嘉欣認為,中國公眾史學在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建構上,必須考慮中國國家與社會的特點及公眾史學與專業史學的復雜關系,繼續進行多學科對話,深化理論探討,以豐富的實踐催生原創性理論。口述史似乎門檻很低,實則不然,從事者需要很高的專業素養。左玉河認為,作為方法論的口述歷史具有明顯的雙重主體特性,歷史研究者和歷史當事人均為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體。這種特性決定了歷史研究及其書寫,不再是歷史研究者的專利,歷史當事人也可以通過口述訪談的方式參與歷史研究和書寫,因而改變了以往歷史研究的既定模式,有可能帶來史學研究形態的變革。

                         

                        “大數據”時代的歷史學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張寶明指出,大數據一方面減少了傳統以勤補拙之功夫治學的成本,讓歷史學處于最好的時代;另一方面又在無形中增加了諸多自擾的成本,譬如知識的易得、便捷、碎片化,動搖了知識的確定性、真實性與可靠性。在這個時候,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能力顯得更為緊要。李伯重也指出:資料爆炸,必將引起舊史學研究方法的革命,反過來說,研究方法的變革也會引起史料的重大變化。很多材料原來不被視為史料,現在卻變成了重要史料。

                         

                        二、晚清政治史

                         

                        晚清制度史的研究繼續受到關注和重視,內容涉及清末新政、科舉制度、教育制度、財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各個議題。

                         

                        李俊領以清末仿行憲政新形勢下禮部新設機構禮學館為切入點,對其修訂禮儀制度以及介入法律修訂事務的過程和結果進行探討和反思。1907年設立的禮學館,旨在修訂符合憲政要求的禮儀制度,但該館總理陳寶琛與曹元忠等纂修排拒憲政理念,僅對《大清通禮》的細節略作調整。在修訂禮制時,禮學館與修訂法律館幾經爭議、妥協,最后擬出暫時保留禮教內容的新法律。督辦政務處是清政府在新政期間新設的重要機構,趙虎發表系列論文,探討督辦政務處與清末新政的關系:辛丑回鑾之前,督辦政務處職能廣泛,為統匯新政之樞紐,且與京內外各部門關系密切;丙午改制后,督辦政務處改組為會議政務處,成了朝廷為暫緩組建責任內閣而設立的過渡性機構,在預備立憲中發揮關鍵作用。

                         

                        清季終結的科舉制,是一個在考試教育、官僚選拔、分層配置、人才流動等方面有著豐富內涵的綜合性機制。楊念群從晚清士子閱讀史的角度,將科舉制置于王朝與地方治理的脈絡下,對晚清科舉制由“改”而“廢”的進程及其社會影響重新加以審視,指出科舉制在選拔人才方面實際具有人文與經世訓練并重的雙重職能,科舉制的廢除,導致傳統社會由“學”選“官”路徑的終結,士紳社會由此消亡,中國式的“代議”現象也在鄉村中消失殆盡。關曉紅則從官僚選拔的層面上,對清代科舉取士、銓選舉官這兩種文官選舉制度在選舉方法、規則、標準等方面的聯系與區別,以及從清初至晚清時期的變化軌跡進行了細致考察與辨析,指出清代銓選多途并進,相互滲透,加之終清一代滿漢復職的官制設置,使得科舉取士只是漢人選官渠道之一途,科甲出身者對官場的實際影響受限。

                         

                        在晚清法制史研究方面,吳佩林依據四川南部縣衙司法檔案,對清中后期縣衙堂審記錄“敘供”文書和訴訟實踐中“違式”遞呈進行考察。作者指出,州縣司法檔案中的堂審記錄實際上呈現出不同的文種,明及清初常見的形式為“招狀”,清中后期演化為“敘供”。書寫結構的變化,顯示了地方司法責任漸趨明確化、規范化的特征。“遵用狀式”是清代縣衙維護地方訴訟秩序的一項基本規定,但在訴訟實踐中,“違式”呈狀的現象時有發生,且成為訴訟者的一種訴訟策略,而地方官府對此類“不遵用狀式”遞呈的受理,反映了他們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理訟觀。

                         

                        除制度史外,晚清政治史在其他領域也都有重要成果發表。馬忠文利用總理衙門總辦章京顧肇新與其兄顧肇熙的書信資料,對1897年中德膠州灣交涉、1898年春張之洞入樞受阻、翁同龢開缺原因、總署議復康有為《第六書》、政變后張蔭桓革職原因及光緒皇帝征醫等問題,做了新的研究,糾正了一些訛說。賈小葉就《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一文的作者展開深入的史事考辨,認為實為金梁寫出的這篇內容酷似康黨宣傳的忤逆上書,背后折射的是戊戌乙亥年間清廷與康黨”“新黨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朱英、唐論對奕劻在庚辛中外議和中的活動和作用進行考察和分析,指出奕劻臨危受命,在“懲兇”“賠款”等條目上有所爭取,尤其是在中俄專約問題上,更是力陳己見。庚辛議和,成為奕劻政治生涯的新起點。劉強、李文儒系統梳理了庚子后清廷上諭中有關“母子一心”提法的背景與臣工反應,以及慈禧、光緒帝二人為實現“母子一心”政治默契所做的努力,指出在內憂外患的政治背景下實現皇權利益的最大化,是“母子一心”的根本目的。韓策從庚子西狩、東南互保的權力格局中系統探討張百熙等朝臣與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督撫就鄉試展期問題的明爭暗斗,以及士紳輿論的反應,作者認為此次論爭既反映了庚子亂后當局協調穩定與變革的兩難處境,又顯示了新政伊始主張漸改與急改的不同趨向,同時說明清廷決策受到東南督撫嚴重限制,劉坤一、張之洞堅持鄉試展期的舉動實為東南互保的延續。張海榮以1902年慈禧太后為醇親王載灃指婚榮祿之女瓜爾佳氏為切入點,考察載灃娶妻背后的政治聯姻行為。載灃婚姻的變故叢生,既是戊戌政變和庚子事變的共同產物,更是清末后黨專權的結果。

                         

                        19077月,徐錫麟襲擊安徽巡撫恩銘,發動安慶起義,又稱丁未皖案。安東強、姜帆對丁未皖案在推動清末政局進程中發揮的作用加以探析,指出這次突發性事件對之后丁未政潮的政治走向,清末資政院的設立,諮議局的籌辦,乃至長江防務的重新調整,都產生重要影響,顯示了清政府、革命黨與地方督撫等政治勢力的相互角力與博弈。。190912日袁世凱被清廷罷免是清末重大政治事件,已有豐碩研究成果,但也形成一些遮蔽。馬勇認為,袁世凱遭到罷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確患有足疾,也與他派遣唐紹儀推進中美關系抵制日本的外交戰略有關聯。回籍養疴”期間,袁世凱并不是被禁錮,他一方面安心養病,操持實業,另一方面與朝野各界保持著必要的聯系,這也為他后來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筆。桑兵對袁世凱的《請速定大計折》作了詳細考辨,揭示了袁世凱與清廷、擁清勢力之間圍繞清帝退位問題的博弈。李細珠對清末權力結構的變動問題做了進一步闡釋和論證,揭示了清末“內外皆輕”的權力格局對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響。

                         

                        三、民國政治史

                         

                        撲朔迷離的民初政治近年來引起較多關注。桑兵討論了辛亥前十年間“漢奸”一詞的轉義與泛用。時勢變化引起漢奸判斷尺度的差異,不但造成各地光復政權之間的裂痕,而且使得領袖與基層出現嚴重分歧。隨著五族共和的實現,“滿奴”“漢奸的指稱總體上趨于減少,“漢奸一詞逐漸回到賣國求榮的原意。武洹宇借助文化符號和意義網絡研究視角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道的骷髏符號加以釋讀。辛亥革命前,骷髏主要象征民眾苦難和為了改變此種現狀的志士義舉,到了民國初年,前一意涵得以延續,而象征志士義舉的情感意蘊則發生了極大逆轉——由視死如歸的膽氣和希望轉變為生命虛無的失落與彷徨。黃花崗烈士墓的骷髏設計,通過凸顯先烈之死的慘烈與驚怖,追問個體生命的終極價值和辛亥革命的根本意義。

                         

                        孫中山研究方面有多篇論文。李育民高度評價了孫中山的國際觀念。他認為,孫中山從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尋找積極因素,吸收中國古代大同思想,構筑人類社會美好的國際愿景,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和實踐意義。趙立彬關心民國初年孫中山對牽涉個人名譽事件的因應之策。他指出,孫中山對名譽事件的反應剛柔兼備,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標和條件。深町英夫討論了孫中山對外宣傳的靈活性:對于蘇俄人,他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對于英、美、法等西方人,他強調民主主義和基督教;對于日本人,他強調“同種同洲”之親。馬建標從媒介與政治的角度探討了19188月至19208月兩年間,吳佩孚如何實現從北洋師長政治領袖的身份轉型。這一轉型,除了吳氏擁有的軍力因素之外,還與其借助大眾媒介的宣傳造勢有關。楊天宏研究羅文干案的系列文章在本年度收尾。他指出,該案的政治及外交因素的作用未可忽略。被告得以躲過法律制裁,六一三政變后反直三角同盟形成、直系內部矛盾緩和,外交上又不得不起用作為連帶被告的顧維鈞等外交系領袖有關;列強借關稅會議、法權會議對中國施壓,也是司法處置朝著有利于被告方向變化的因素。

                         

                        關于國民革命和國民政府的研究有多項成果。馬思宇重建了省港大罷工發生、發展、收束各階段的過程,揭示了省港罷工與國民政府建政之間復雜深刻的互動過程。他指出,由于共產黨的“半政黨化”與國民黨的“向左轉”兩股潮流的結合,在國民政府成立至“中山艦事件”發生期間,國民政府能夠與省港罷工密切配合,為省港罷工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而省港罷工委員會開了社會組織政治化、政權化的先河。李翔討論“三二〇”事件后蔣介石與黨軍體制的變易,以及國民黨內黨軍、文武主從關系的變動。體制的變易,既是黨軍、文武兩對主從關系變化的結果,又強化著軍主黨從和武主文從,并給黨政軍各方的未來命運埋下了重大隱患。馬飛比較了1930年代初反蔣運動中形成的國民黨擴大會議派設計的訓政模式與孫中山晚年、廣東國民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的訓政模式,認為擴大會議派的訓政路線其實更符合國民黨訓政的價值追求,更有利于達到訓政理念所預期的效果。劉文楠討論了新生活運動中蔣介石的外國想象。蔣介石將外國現代文明視為反映中國傳統道德的鏡像,從而解決了新生活運動既要求民眾行為西化和現代化,又要求復興民族固有道德的內在張力。而新生活運動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話語中文明野蠻”的對立關系,則將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霸權,內化為國民黨政府對國民居高臨下的態度,因此無法真正動員民眾。劉曉藝對敗退臺灣之后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文宣系統如何詮釋西安事變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闡述。為交代因何丟失大陸,國民黨文宣系統運作出臺了《蘇俄在中國》一書。在其成書過程中,蔣介石就西安事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親筆寫下了8頁意見。將蔣氏手稿與成書后的《蘇俄在中國》進行比較,可以鑒知當面對以蔣氏第一人稱來落筆的文本時,為何國民黨文宣尤需用曲釋操作。探研陳布雷、陶希圣等蔣氏文膽的個人生平,亦可窺見他們身為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文宣“曲釋”生涯面前的選擇困境。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內政外交近年來有很多討論。包巍、劉會軍考察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學生、南京國民政府以及中共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前后的較量。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時與學界勢不兩立。隨著日本侵華態勢日益緊張,中共中央北方局調整工作方式,加強對學生運動的引導,并開啟對冀察政委會的統戰工作。正因為冀察政委會受到中共統戰工作的影響,較好地處理了和學生運動的關系,七七事變拉開了全民族抗戰的序幕。黃天華探討了戰時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后,在誰主四川問題上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對抗。他認為,持續不斷的川政風潮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大后方的穩定,影響了抗戰大局,也呈現了戰時中央與地方之間復雜多變的關系。為因應戰爭的需要,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領導架構有所調整。19381月,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不到2年之后孔又辭任這一職務。汪朝光透過此事解釋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的政治弊端,認為蔣介石施政不當、任人唯親、不能嚴控下屬與其戰后迅速失敗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吳景平以宋子文使美為中心探討了戰時外交體制。宋子文以蔣介石個人代表的身份長駐美國,直接對蔣介石本人負責,對美交涉成就顯著,是戰時外交體制靈活、高效、保密且成功運作的范例。蔣介石的最高決策地位,既是戰時外交體制的基本特征,也是這一體制得以維系運作的重要因素,但戰時外交體制運作過程的穩定性也因此難以保證。吳敏超通過紹興出其不意的淪陷考察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抗戰正面戰場的軍事、政治和社會狀況。紹興淪陷所反映的前線軍政疲沓之情勢,在抗戰中后期的正面戰場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羅敏探討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戰爭后期以及戰后初期國際形勢不斷變化的背景下積極參與戰后亞洲秩序締造的過程。蔣介石關于戰后越南問題的構想與實踐的巨大反差揭示出作為戰時大國的中國在戰后亞洲秩序重建過程中的真實處境與地位。

                         

                        四、革命史

                         

                        19204月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傳入中國后,對五四后中國思想界友俄及走俄國人的路這一轉變起了關鍵作用。周月峰通過梳理宣言傳入中國的具體過程及中國輿論界的反響,指出蘇俄在中國思想界的形象,原本是毀譽參半的社會革命的代表,宣言之后更有了主動主持世界正義的英雄形象。蘇俄新形象的確立,不僅直接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的正義使得其內政進一步正面化,從而為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鋪就了道路。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的光輝起點。何友良指出,南昌起義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事、軍隊領導的兩個轉變。前者第一次將軍事斗爭上升到宣示和實行中共政治主張、支撐和展開土地革命的地位,在中共的全部工作中,軍事斗爭由邊緣向中心地位演進;后者第一次建立中共直接領導的軍隊,顯示出黨與軍隊關系由輔助向主導的演進。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面對國民黨的暴力,中共在各地發動武裝暴動,延續革命斗爭。長期以來,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中共高層政策路線的轉變。近年來,社會動員視角的研究逐漸興起,中共的組織生存狀態日益為學界所重視。李里則通過分析武裝暴動初期中共內部槍械概況、補給方式以及槍械觀念,探討槍械問題在中共武裝暴動初期對中共的暴動實踐、組織運作以及暴動觀念的深刻影響,加深了學界對于裝備、技術在中共組織轉型中重要作用的認識。

                         

                        將環境史納入蘇區研究視野是學界的新嘗試。蔣淵以1931年中共湘鄂西蘇區的水災和革命策略調適為中心,考察這一地方政權在長江特大洪災的背景下,如何在革命與秩序之間,亦即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平衡。作者通過將中共湘鄂西蘇區的革命納入其與國民黨、堤工和災民相互連接的關系網之中,從論述水災后四者相互關系的變化來揭示革命的地方狀況。1930年中共推行會師武漢計劃期間,紅軍與英、美、日等國駐華海軍多次在長江中游流域發生武裝沖突。周斌通過全面考察沖突的緣起和概況、中國社會各界的反應以及沖突對中共與列強的影響等問題,還原歷史真相,揭示沖突的根源并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于列強嫉視共產主義并推行維護其在華特權的炮艦政策。既往學界關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后黨內斗爭的研究,偏重于勝利者王明這一派,對于試圖通過抗爭取得中央領導權但最終失敗的羅章龍、何孟雄派,研究不夠深入。張永通過梳理反對派從形成到失敗的基本史實,嘗試分析當時中共在組織上面對的尖銳矛盾。

                         

                        紅軍長征尤其是長征過程中與各對手方之間的關系,是近年來討論的熱點問題。羅敏關注1934年蔣介石與西南地方實力派在剿共問題上的爾虞我詐。西南地方實力派利用胡漢民的政治影響力迫蔣入川,減緩來自紅軍的軍事壓力。不過,在貴州,蔣介石成功地利用剿共重塑地方政治生態,從而形成包圍兩廣的態勢。張爾葭認為中央紅軍出湘入黔的成功是多方力量互相制約和互相作用的結果。蔣介石欲借剿共削弱地方軍閥,湘、黔、桂三省負責剿共的地方軍閥在蔣介石和紅軍的雙重壓力下,自知實力有限,更注重自保而不是取得戰果。不過,對蔣介石放水長征路”的說法應當慎提。楊奎松指出:關于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以削弱南、西兩線防御,并以強化或遲滯北、東兩路的推進,有目的地壓迫、誘導,促使中共紅軍依其預定計劃、時間和方向,突圍西去,現在恐難找到任何史實上的證據。盧毅也認為,蔣介石之所以未派更多中央軍參加“追剿”,是由各種復雜因素造成的。在這個決策過程中,雖然不乏蔣介石的工于心計及其與地方實力派的相互博弈,但仍不宜簡單斷言他有意“放水”。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在各地的組織建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劉宗靈考察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四川的恢復重建工作。他指出,四川黨在抗戰初期的發展整頓歷程及其外在呈現,可謂這一時期大后方中共地下黨組織演變的一個代表性縮影。抗戰過程中,包括四川黨在內的大后方各地下黨,基本上實現了由抗戰初期的救亡動員型群團式政黨向抗戰中后期具有鐵的紀律與嚴密組織的秘密活動性革命政黨的再次轉變。抗戰初期在華北敵后的力量擴張,是中共從危機中復起的關鍵轉折點。趙諾對太行根據地中共黨組織在抗戰初期的發展與調整作了具體研究,認為在政治力量發展、擴張過程中,外來者與本土勢力的融合是關乎興衰成敗的關鍵之一。

                         

                        隨著中日戰爭相持階段的到來,中共敵后根據地生存困難。中共如何通過與日軍周旋,達成看似搖搖欲墜卻又堅持不倒的“弱平衡”,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黃道炫的研究再現了當時曲折復雜的歷史情境。他指出:這種“弱平衡”的狀態,除了中共的努力外,還取決于多種因素的支持,包括戰爭的廣泛性質及廣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靈活的斗爭策略則是達成弱平衡的關鍵。他并以河南密縣為例,詮釋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統一戰線政策下中共的生存實態,認為抗戰時期中共在密縣的發展與人情政治、結構裂縫、權威漂移等背景息息相關。抗戰時期,因地方“淪陷”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刺激了各派勢力的角逐與爭奪,形成了敵我難辨的灰色場域,公眾之行為選擇亦因此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曖昧性。對于中共而言,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創造、利用“灰色地帶”以擴大影響,自然成為一種實際的斗爭策略。石希嶠的研究揭示了魯南地區的中共武裝如何采取“涂灰”策略,將日軍“愛護村”的保甲長轉變為兩面派,保持其“偽化”的表象而使其實際上輸誠于八路軍。魏曉鍇、李玉考察了抗戰時期以徐永昌為代表的國民黨高層對中共從“敬佩”到“敵視”的態度變化及其對國共關系歷史走向和抗日戰爭整體進程的影響。

                         

                        既往研究在討論抗戰時期宣傳或話語斗爭時,較多關注國、共的言論,甚少將淪陷區的言論納入共時性的探討之中。夏清以1943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議解散共產國際這一事件為中心,考察國民黨、汪偽、中共三方對此的不同敘事,探討各方如何將這一事件置于各自謀劃中國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論及敘事背后的意識形態。

                         

                        孟良崮戰役是中共在華東戰場粉碎國民黨軍重點進攻的關鍵性戰役。既往研究主要從戰略和戰術層面展開,王安中則從雙方武器裝備水平、構成、戰術運用以及后勤保障等多角度進行深入考察,并分析國共雙方武器裝備對戰爭勝負的影響。鄧廣以內戰時期的山東解放區為對象,基于當時的歷史情境,對于中共的財糧需求狀況、征收量和征收政策在不同時期的變動,以及農民實際負擔與生存狀態的變化情況,作了具體、微觀的考察梳理,并嘗試分析山東解放區戰時財糧征收機制及其危機應對方法的內在邏輯。

                         

                        1945年末,中共開始入主大城市,由此引發了對舊人員的處置問題。為保證京津等大城市的完整接收和順利接管,中共提出對舊人員實行包下來的政策。這一政策涉及龐大的群體,影響深遠。曹佐燕揭示了包下來政策的來龍去脈及其在不同階段的內涵變化,試圖全方位透視中共對舊政權公務人員處置政策的演變及其邏輯。

                         

                        五、中外關系史

                         

                        從世界秩序的變遷中觀察中國,是近年來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著眼點之一。王建朗指出,對國際秩序的關注,是外交史研究題中應有之義。由于我們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也由于我們曾經有過悲痛的歷史,在我們與世界的交往中,既存在“天下中心”的自大情結,也同時存在著缺少自信而對外部世界心存恐懼的心態。這兩種看似矛盾的來自兩個極端的思想,甚至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并存。吳義雄提出了晚清時期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三個視角:國史、國際關系史與全球史。從國史角度而言,需要從整體上利用晚清史研究進展所帶來的知識、理念和方法;從國際關系史而言,還需要擴展到除美國以外的國家,并竭力使用外文史料;從全球史的角度,要打破國家民族界限,探討晚清史在更廣大體系中的意義。

                         

                        郭衛東對晚清對外關系中中央和地方外交并存的二元化現象以及地方外交從廣州外交到天津外交,進而到東南外交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做了較為系統的考察,指出晚清中外關系經歷了從東方朝貢關系到中西貿易關系,再到國家條約關系的演變,顯示了國人認知從“夷務”到“洋務”再到“外務”的三段式進階,表現了從廣州貿易體制到口岸通商體制,最終到中央外交體制的轉型。邱志紅以早期廣東地區英文學習教材及工具書為對象,對存世的“紅毛番話”課本進行梳理分析,討論了它們的翻刻過程、流布年代及讀者對象等,由此透視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特征及早期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歷史圖景。

                         

                        中英關系方面,王濤對鴉片戰爭前后英軍在中國沿海的水文調查活動及影響做了系統考察和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英軍的水文調查改變了其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影響到戰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戰略戰術的實施,這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趙欣利用英國原始檔案和報刊資料,對“門戶開放政策”在英國的緣起、出臺、實施、變革及影響等內容做了重新梳理和解析,指出該政策最早由英國提出并推行,后來轉手于美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華的主要外交政策。

                         

                        中法關系方面,《中法會議簡明條款》是中法戰爭過程中雙方試圖取得妥協的一個和約。張振鹍對影響和戰的關鍵性文件“福祿諾節略”進行了史實考辨,指出1884517日李、福會談后,李鴻章并未將福祿諾提交的這份法國執行天津簡明條款的路線圖報告清政府;北黎沖突后,又刻意制造節略中關于清政府撤軍日期等內容在李、福會談時即由福祿諾涂抹的假象,并蒙蔽英報記者,使其加以報道宣揚。1898年的上海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晚清中外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葛夫平認為,清政府在該案交涉過程中,利用地方外交以夷制夷策略,雖然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為總理衙門減壓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國政府最終放棄浦東和南向的擴界圖謀,但其作用終究有限,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顯得進退失據,直接導致上海法租界的擴大。

                         

                        東亞國際關系方面,戴東陽對日本學者高橋作衛的高升號事件研究進行了系統的學術史梳理,指出高橋的研究有著深厚的官方背景,其目的是為日本浪速艦行為正名。學界對其核心觀點開戰責任說及事件過程已有辯駁和新的研究,但有些方面仍存在高橋影響的痕跡。李花子認為,“間島”地理名稱是近代朝鮮人向圖們江以北地區移民、開墾的產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鮮人向這一地區滲透時借用了間島概念,統監府派出所界定的間島假定區域,不但包括海蘭河、布爾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還包括二道松花江流域。然而外務省在簽訂《間島協約》時不得不調整其范圍,特別是將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出“間島”范圍。張禮恒對光緒七年(1881)清朝駐日使領與朝鮮朝士視察團在日期間基于宗藩體制的特殊規制開展的交流活動做了具體考察,指出,雙方圍繞國際大勢、中朝兩國的困境與出路所做的討論,以及對待日本明治維新的全方位評判,都帶有明顯的中國印記,展現了中朝兩國在全球化運動中的艱難抉擇。尤淑君以樸定陽違制事件為切入點來分析朝鮮的自主訴求,指出樸定陽使節團使得中朝兩國的爭端趨向表面化,也讓朝鮮決心引入日本勢力,而這埋下了甲午戰爭的隱患。

                         

                        陳開科對1891年俄國皇太子尼古拉旅華事件做了系統論述和分析,認為此一事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俄國對華政策以及晚清中俄茶葉貿易的發展。張志勇論述了晚清中葡通商條約談判過程,并注意到赫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赫德所提在澳門設關收稅與收取澳門租金的建議成為總理衙門壓迫葡萄牙公使放棄不合理要求與討價還價的重要條件。而赫德反對按照原議換約,并提出購買澳門的計劃,導致中葡換約最終失敗。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中國外交引起較多關注。尚小明利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的總統府秘檔,指出袁世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采取拖延、泄密等策略,與他在開議之初便掌握了日方的密函有一定關系。作者認為,袁世凱向日方妥協與其試圖復辟帝制之間并沒有因果聯系。五四運動前后駐華英美人士的反日運動少有專論,高瑩瑩的論文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五四運動時期,濟南基督教青年會和齊魯大學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積極投身于山東當地的反日運動,他們的反日活動雖不能認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無疑與其背后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華洋一體納稅問題受到關注。于廣通過1928年前后卷煙統稅的開征討論華洋納稅問題,認為卷煙統稅的開征,確立了華洋一體納稅的原則。魏文享亦關注所得稅征收中的外僑納稅問題。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開征所得稅。中國政府、民間社會及西方各國間圍繞租稅主權、稅負公平、條約體系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與外交交涉。國民政府雖經努力,但仍難在稅務行政范疇內解決問題,根本出路還在于中國與西方條約國家外交政治關系的重構。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外關系史,對南海海疆問題有突出關注。陳謙平對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收復南海諸島主權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考論,并指出,在中國政府收復南海諸島主權的過程中,美英政府實際上采取了默認政策。栗廣提出,戰后初期,美國不再支持將南海諸島進行國際托管,也不支持任何聲索方對南海諸島的主權要求。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美國希望南海諸島問題的處理盡可能模糊化,且不能有利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舊金山對日和約》僅規定了日本放棄南海諸島,卻沒有規定具體的接收方。

                         

                        六、經濟史

                         

                        近代經濟史研究中量化歷史研究方法得到較多運用,經濟史與政治史、社會史等分支學科的融合趨勢較為明顯。林矗利用中國18264個府的相關數據,考察通商口岸促進近代經濟長期發展的具體效應和機制:距離通商口岸越近的地區,城市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勞動生產率越高;通商口岸為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現提供了條件,留學生、新式學堂和教會學校等新生事物首先在通商口岸興起,再向內地輻射,促進了近代人力資本的發展。王哲梳理了歷史空間數據的可視化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發展脈絡,并以清代南方糧價空間分布和糧食運銷網絡為例,分析得到清代南方地區米價從東到西的四個空間梯度。云妍借助電子檢索手段對清代中央檔案進行了全面搜索,確認了超過2000起抄家案例。這些抄家案例以18世紀雍正、乾隆兩朝和19世紀光緒朝發生頻次最高;虧空和貪腐是最常見的罪名;對官員的抄家,與清代律例規定關系并不密切,而與皇帝個人意志、偏好和選擇密切相關。

                         

                        財政史研究方面,任智勇關注道咸時期粵海關的體制演變,從人事、關稅政策、收入、支出四個方面系統探討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1843年)至上海小刀會起義(1854年)期間粵海關的關稅制度變遷,認為清政府中樞和廣東方面都有明顯的回到原來一口通商制度的意愿,而外部格局的變動與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使這種努力終成泡影。劉增合立足于晚清長時段的戰時財政運作模式,對同光年間左宗棠的西征籌餉問題進行了重新探討,指出左宗棠西征時期戶部酌撥地位明顯上升,總理衙門與戶部共同調控海防與塞防的爭款糾葛,使晚清戰時財政供餉模式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廖文輝考察咸豐朝的戶部銀庫,對歷年戶部銀庫實銀收支數據進行重新統計和分析,指出咸豐朝的戶部銀庫不僅在具體的收支內容、數量、規模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在全國財政運作與經費調度中的重要性也大為降低。作者認為這種變化反映了內外合力作用下清政府因應財政危機的能力,以及財政運行逐漸脫逸舊軌的變化趨勢。針對太平天國善后和“同治中興”的標志性事件——江蘇減賦,周健在重建1780—1900120余年間江蘇起運交倉漕額大數據的基礎上,從事件史、政治史以及財政史的角度,重新進行了探討,指出督撫司道在該事件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為重賦壓力下的地方官員減負,是同治減賦的重要動機。

                         

                        金融史研究中,幣制改革成為關注熱點。崔志海聚焦于清末的幣制改革,從中美關系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視角重新審視1904年美國貨幣專家精琪(JWJenks)來華及其幣制改革方案,認為清政府最終拒絕精琪主張導入金匯兌本位制的貨幣改革方案,不能將其簡單歸咎于晚清貨幣發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而是在于該方案沒有顧及中國主權和利益,以及受限于相關主客觀條件。潘曉霞全方位探討了1935年法幣政策的出臺背景。她指出,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經濟困難尤其是美國推行白銀政策后導致的白銀危機,是法幣改革的直接催化劑;中國貨幣體制與外部世界日漸暌違,也不斷刺激著國內幣制的改革要求;進一步言之,法幣改革的實施,與中國經濟基礎逐漸增厚有關,各界對彈性貨幣政策形成一定期待。柯偉明指出,法幣改革以往被視為統一全國貨幣的標志性事件,但實際上各地改革步調并不一致。陳濟棠軍事割據是國民政府在廣東推行法幣政策的最大障礙。后來廣東券幣比率的最終確定,是各方經過博弈后在國家與地方利益之間達成的一種平衡。

                         

                        商業貿易史方面,李曉龍注意到民國初年長蘆鹽業的自由貿易改革,其運作過程實際上反映的是近代新舊制度、東西方思想之間的博弈與互動。以張弧為首的中國官員與商人利用前清鹽業舊制的邏輯來包裝新政策,借自由貿易之名,行包商壟斷之實。李佳佳討論了抗戰時期的西北驛運,認為國民政府的戰時驛運制度有效彌補了近代西北現代交通運輸能力不足的問題,但在驛運制度實行過程中,存在管理體制不健全、征雇運力困難、經費捉襟見肘以及運價、力價與物價背離等問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驛運的效果。李玉銘探討了抗戰時期的上海遠洋航運。從全面抗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遠洋航運的繁榮程度甚至超過了戰前。這是因為日本為達到“以戰養戰”目的,將上海作為一個物資來源的中轉站。保持上海遠洋海航的暢通,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本因為完全壟斷長江航運而與美、英、法等國形成的緊張關系。有學者嘗試將商貿史與金融史結合。燕紅忠和高宇探討了晚清時期東北的豆品期貨市場。東北的豆品期貨廣泛存在于口岸市場、大集散地市場、產地集散市場和產地市場四級市場網絡之中,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支撐著整個集散市場乃至外貿體系的有效運行。

                         

                        近代土地所有權尤其是非農土地所有權問題引起眾多關注,抗日根據地農業稅和減租減息問題也有多篇文章涉及。杜正貞利用浙江龍泉和建德兩縣的檔案,指出民國山林國有化、契稅和不動產登記等一系列政策,對兩縣山林的確權產生了不同影響。原來以契約為主要確權憑證的習慣以及由冊書把持的、通過升科納糧獲得山林所有權的方式,都遭到了挑戰,國家與山區民眾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加緊密。劉志剛考察了晚清至民國洞庭湖圍墾區地方權力結構的生成與變遷。光緒年間,清政府在洞庭湖淤洲實行官墾政策,對遵章承佃的紳民優容有加,地方社會展現出官紳“共贏”的權力格局。清末民初,政府與精英都發生了裂變,形成縣府與下層精英結合、省府與上層精英勾連的利益“共謀”關系。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這一區域下層土著精英的訴求與湖南省治運動大潮相激蕩,惡化了社會秩序,最后遭到國民大革命的清算。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強化中央集權的手段重塑地方秩序,但始終無法深入基層。周祖文認為,統一累進稅與減租減息構成了華北抗日根據地新的社會經濟背景。晉察冀邊區政府通過統一累進稅和減租減息兩個政策來汲取資源,爭取地主和農民的支持。就實際效果言,減租減息可視為對繳納統一累進稅的農民的一種補償。地主處于統一累進稅與減租減息的雙重夾擊之下,游走于去地與收地之間。胡榮明分析了抗日根據地農業稅的結構,認為根據地政權不僅通過征稅實現對地權的保護,同時通過對課稅對象的選擇、對納稅主體的確立以及計稅標準的設計,有效地將地權持有、地權收益、地權交易等環節納入征稅范圍,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均衡的地權型稅收體系,實現了稅收的合理公平負擔。

                         

                        七、社會史

                         

                        開放、融合、多元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特出優長。常建華指出,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呈現出開放與多元的趨勢,其中歷史人類學與區域社會史研究日趨緊密,研究概念與方法相互借鑒;對社會生活的研究轉向,逐步顯現出明顯的社會文化史形態;對于史料處理顯現出與傳統史學不同的理解與態度,在民間文獻、歷史人類學和日常生活三個層面展開理論構架與研究實踐;以中國歷史上生命、生計和生態意識,融合生命史學、環境史學和日常生活史學,構成“三生”問題意識。與此相對應,多個傳統學科也開始借鑒社會史的觀點和視野,拓展其研究方法和范圍,其中革命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采用社會史視角和方法,形成“新革命史”闡釋途徑,引人注目。李軍全指出政治宣傳是中共開展革命運動過程的重要環節,鄉村節慶與政治傳播的結合,成為中共政治宣傳異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一個鮮明特征和政治優勢。徐秀麗以個案形式討論了1949年革命勝利后,個人空間的存在與表現形式。1949年后,中國曾長期處于繼續革命的氛圍中,然而,貼近考察這一時期的個人生活史,不難發現,也許正因為國家大環境重精神輕物質,私人領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質;家庭往往是人們可以調動的基本資源,家庭成員互為可靠的物質后盾和堅強的精神支柱。

                         

                        鄉村史是社會史研究的新生力量。趙旭東和張潔從理論層面分析了鄉村社會生活秩序的再調試過程,指出在文化轉型背景下,中國鄉土社會的秩序變化遵循著從“差序格局”到“文明之別”,再到“國家權力下行”的路徑。張俊峰通過“土默特文書”分析了清乾隆至民國初年內蒙古土默特地區水權交易的主要特點,指出從以土地為中心到以水為中心,凸顯了明清以后北方區域社會日益強烈的水權觀念,是理解鄉土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的新路徑。

                         

                        城市史和日常生活變遷史領域近年來迭有新作。湛曉白指出星期休息制度在近代中國的普及,不完全是民間習染和被動順應的結果,而是凝聚著國人多方面的理性認知和主動選擇,背后反映出近代中國保守與求新、民族主義和世界化、內地和大都市不同立場之間的對抗。魏兵兵以上海華人劇場建筑為對象,探討了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體制下城市公共空間演進過程中多元錯綜的利益折沖和政治博弈。

                         

                        醫療史的研究結合了史學和醫學,屢有創獲。李秉奎探討了近代以來中西醫之間延續至今的理念爭論。20世紀30年代,圍繞中醫廢存之爭勢如水火,雙方陣營中出現國醫科學化倡議,圍繞國醫走向科學的可能與前景展開熱議,而國醫科學化旨在借科學之解中醫之,并有領導世界醫學走一條新的徑路之意。肖安淼在分析1950年的綏遠梅毒防治時指出,新政權梅毒防治過程中只將綏遠地區民眾的生理健康視作防治成功的標準,而忽視了身體對于當地人的復雜意義,忽略了現代醫學理念與宗教醫學觀念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國家“階級解放”的意識形態和扭轉人口下降趨勢的主觀意愿的雙重推動之下,導致了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微妙關系。原本意在團結”“解放善政演變成一場波及內蒙古、華北、東北等廣大地區的割蛋謠言風波。

                         

                        將宗教與社會變遷相結合,是近年社會史研究的新方向。高力克分析了陳獨秀宗教觀的表現與理論來源,指出陳獨秀的科學主義與法國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的關系沒有被學術界重視,孔德的“神學—玄學—科學”三時代進化論,強化了陳獨秀的無神論觀念,認為一切宗教都是虛妄的迷信,是文明進步的障礙,相信終將“以科學代宗教”,相信唯物史觀完全可以解決人生問題。

                         

                        趙曉陽以新西蘭華人華僑為例,探討了19世紀中國海外移民在移居地的社會行為及在當地居民中的印象。這些只夢想掙錢后葉落歸根、不愿意被同化的過客華人,在海外備受排斥和歧視,引發了世界性、嚴密苛刻的排華活動。究其原因,與華僑在這些國家因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認知和差異形成的被印象密切相關。

                         

                        八、思想史

                         

                        觀念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引人注目。近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國人產生了日漸明確的“國恥”意識和“亡國”焦慮。李帆分析了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恥”與“亡國”話語,認為出于對中國在世界進化位置的焦慮,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國家以擺脫困境的現實需求,“國恥”與“亡國”兩種話語在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中有較為充分的表達。它表明進化史觀及線性歷史觀在其時的“新史學”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在民族主義敘事大行其道的背后,中國固有的鑒戒史觀發揮著作用。馬建標探討了一戰前后中國人國恥記憶的形成與演變,分析各派政治勢力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及其目的,認為國恥記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對普通民眾進行救亡啟蒙的作用,蘊含著時人關于如何救亡的集體潛意識。王奇生討論了中國現代思想話語、學術話語中影響深廣的“階級”話語。他認為五卅之后,中共在將馬克思主義原理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的同時,存在著階級概念泛化的問題。近20年來,階級階級斗爭話語逐漸淡出中國政學兩界的視野,又呈現出去階級化的趨勢。他提出,無論是將階級的概念泛化,還是去階級化,都是不恰當的。陳紅娟則從概念史的視角,考察了階級1920年前《共產黨宣言》譯文中的原初指涉與多元化表達,認為這一概念經歷了不同文化間的語義旅行,在偏移原初內涵的同時與中國文化、中國實際相結合,獲得了中國化的語義。此外,在《宣言》實現文本中國化的過程中,“階級”概念的社會功能經歷了從服務于等級協作的封建禮制到彰顯社會分化的嬗變。郭雙林對19世紀初年開始風行于英美等國,并伴隨殖民主義的擴張流傳至世界各地的文明等級論追根溯源,分析其產生的背景、流派、影響,并對其殖民主義話語進行了批判。黃克武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文明文化兩個詞匯在近代中國的來源、演變以及對歷史書寫與思想論辯的影響,認為近代中國思想經歷了從以西方中心、線性演化論為基礎的“文明論述”轉變為強調中國文化具有精神價值、民族個性之“文化論述”的過程。鄒小站探討了清末民初思想話語中的“民權”與“國權”概念,認為當時人使用這一對概念時,其所指相當復雜。概念不明,一方面因概念本身內涵豐富,人們在使用時各有側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概念的使用者在思想主張上存在分歧,不免突出強調概念的部分內容,而有意排斥另外的內容。周月峰探討了五四后“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認為這一名詞流傳之初,既是一種革新運動的主張,又是描述現狀的概念,其含義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學理的思想文藝探討,也區別于稍后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革命;“五四后”,這一名詞被時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會改造方案,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新文化運動”的概念。在由天下觀念到近代國家觀念的轉折之中,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對于中國近代國家建構、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相關研究近年來受到學者重視,年內已經有重要專著問世。關于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潮,鄭大華接續多年研究,從“民族復興”話語的視角探討了近代中國思想中的“民族精神”論,以及抗戰時期圍繞民族建國問題的討論。

                         

                        近代以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內核的家族主義與家族倫理遭遇重大挑戰,中國人的家庭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鄒小站探討了晚清修律中的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爭,認為當時的論爭主要圍繞家族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追求國家富強是否必須破壞家族制度與家族主義;國家的目標是實現其道德價值還是追求國家自身的富強;立法創制是依順歷史與習慣,還是可以更多地發揮主觀能動性等問題,爭論雙方關注的焦點實質上在國家富強,而于家族倫理的倫理價值以及對于個人生命的意義,則缺乏深入的討論。易明、陳先初分析了從清末到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對于家族制度的批評,認為其批判敘事大要從兩個維度切入:一是政治的,一是道德的。前者一方面展示出在近代國家救亡圖存、政治秩序建設、個體自覺和文化變革上,傳統家族制度所存在的不適;另一方面也見證了在文化人的思想變遷上,家族制度的評論和質疑起到了接引西方觀念的橋梁作用。后者則一方面將對家族制度的認識推向了深入,另一方面也讓新舊道德更張的吁求得到了具體的載體。李維武探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家庭觀,認為他們的家庭觀主要圍繞四個相關問題展開,并產生了四位代表性人物:(1)以唯物史觀揭示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說明家庭制度形成與變化的根本原因,李大釗是其代表性人物;(2)以女性問題作為解決家庭問題的切入口,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解決家庭問題的正確道路,陳獨秀是其代表性人物;(3)從人類學古史研究維度探討家庭史脈絡,說明家庭演變與社會變遷的內在聯系及其前景,蔡和森是其代表性人物;(4)從女性社會運動維度闡發新女性觀和新家庭觀,以改造中國和婦女解放來解決家庭問題,向警予是其代表性人物。這四個問題,形成了由批判舊家庭到走出小家庭的基本走向。左玉河探討了抗戰時期國民黨人、戰國策派以及現代新儒家對忠孝觀念的闡釋。國民黨著力闡述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強調忠于國民黨及其領袖;新儒家從學理上闡明了忠孝觀念與家族制度的關聯,重忠輕孝,強調忠于民族國家。戰國策派從所謂大政治時代的世界的角度闡釋忠孝觀念,強調先忠后孝、忠在孝先原則,主張擴大忠之范圍,局限于家庭之中。這些闡釋,顯然具有為抗戰服務的現實目的。

                         

                        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傳播與影響近年來也引起學者的關注。傅正以章太炎、嚴復為中心,研究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對清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并分析中國人的自由觀與斯賓塞自由觀之差異所在,認為斯賓塞的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是對立的,而在中國,二者則具有同一性,這也決定了斯賓塞學說在中國的命運。

                         

                        九、臺灣史

                         

                        2017年的臺灣史研究,就研究時段而言,清代及清以前以及戰后時期研究成果較多,日據時期相對薄弱;就研究主題而言,傳統的政治史、兩岸關系與臺灣對外關系史依然吸引了眾多的學者,經濟史、軍事史則較為欠缺。

                         

                        臺灣政治史研究中,近年來荷據時期至清代臺灣史受到較多關注。林少駿、謝必震回顧了沈葆楨在“臺灣事件”后的治臺方略,認為走向海洋必須要有全面的海洋發展戰略。傅德元梳理了鳳山淮軍昭忠祠的修建過程,論述了淮軍為抵御侵略、保衛及開發臺灣所做的貢獻。岳忠豪比較了日方提出的《馬關條約》的三種文本,指出出讓主權的前提在于擁有其主權,這恰恰證明日方高度承認中方對于臺灣等地的主權擁有,也坐實了日方自1874年以來以臺灣屬于生番之地,不屬于中國為由而進行的屢次挑釁實屬無理。楊齊福考察殖民統治初期臺灣士人的政治認同和行為抉擇,認為臺灣士人政治認同的模糊性與行為抉擇的多樣性,與其在價值判斷中重視利益、漠視道德倫理、混淆滿漢矛盾與中日敵對關系有關,與部分赴臺人士的不當言論也不無關系。李理指出“上海臺灣反帝同盟”是由“上海臺灣青年團”更名發展而來的臺灣青年革命組織,存在時間雖短,卻是兩岸共產黨人緊密合作的先驅。

                         

                        關于光復初期政治史研究,“二二八”事件歷來是關注重點,2017年適值二二八事件發生70周年,論著和資料集的出版更為密集,但以臺灣學者的成果較多。張曉宇通過解讀林獻堂日記,指出二二八事件中臺灣民眾追求的主要是優良省治,呼吁的也是體制內改革,絕非當代臺獨分子所宣稱的“‘臺獨運動之源泉。關于1949年以后的臺灣政治,潘建華梳理了國民黨政權在退臺初期一島兩府的特殊環境下,蔣介石與吳國楨、陳誠之間圍繞省政府與行政院的人事、職權等問題的互動博弈。張朝暉指出軍事審判權屬性的嬗變,是貫穿臺灣地區軍事審判制度發展改革歷史進程的一條主線,隨著“統帥權說”向“司法權限說”的演變,臺灣地區軍事審判制度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經濟史方面,徐曉望對晚清帆船貿易進行了研究,指出輪船進入臺灣海峽航線之后,傳統大帆船貿易受到打擊,但在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很快復蘇。汪小平對“二戰”結束后美國在華推行土地改革的主張進行了梳理,指出當時臺灣的土地改革,與其說是經濟政策,還不如說是冷戰之初所發生的一項政治運動,目的是為了防止所謂“共產主義擴張”。程朝云探討了在特殊的戰地環境下,金門軍政當局何以要進行土改以及如何進行土改的問題,指出其推行土改的動機,與當時的財政經濟困難有直接關聯。

                         

                        兩岸關系和臺灣的“對外關系”特別是美臺關系及其對兩岸關系的影響,一向是臺灣史學科的熱點問題。王永男指出,臺美關系一直是蔣介石處理“五二四”事件的主軸,盡管蔣介石“禍引”中共,使之得以“完滿”解決,但“五二四”事件的發生對美臺關系仍有創傷。馮琳考察了美日臺三方圍繞奄美群島“歸還”一事的考慮與博弈,指出奄美群島予日是戰后日本逐步占據琉球的開端。

                         

                        臺灣史研究的其他問題包括少數民族、宗教、教育等方面。李細珠通過對日裔臺灣學者傅琪貽著作的解讀,指出傅著所述的血腥事實足以證明,武力征討、掠奪、威脅、欺騙、屠殺、滅社,就是所謂“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的真相。董建輝、鄭偉斌指出日本殖民政府文化治理術的內在邏輯,是通過建立在統治權力之上的文化霸權,對臺灣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宗教史方面,周翔認為臺灣少數民族的盤瓠神話屬于治病型,源自我國大陸地區。郭榮剛認為基督教在臺灣少數民族中的傳播,加快了原始社會的解體,亦造成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變遷,更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傳教士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造成臺灣基督教長期分化的格局。劉大可系統考察了臺灣客家人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民間信仰的基本情況,并探討臺灣客家民間信仰對大陸客家民間信仰的繼承與發展等問題。楊磊、劉佳雁指出,20世紀6070年代臺灣佛教的復興既是全球宗教復興運動的組成部分,又展現出鮮明的自身特色,是傳統漢傳佛教在全球化、現代化大背景下進行的現代轉型和探索,并將對未來佛教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黃俊凌對光復初期臺灣教育視導制度進行了研究,指出教育視導的實施,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重建政策和臺灣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思想文化史方面,周楊認為臺灣族群認同經歷了“中國化”“鄉土化”“在地化”三個階段的變化,一方面反映出臺灣社會內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政治斗爭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況,另一方面這種轉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嚴重影響,是“邊陲—核心結構”影響下的產物。語言始終關聯著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問題。朱雙一系統考察了臺灣日據時期日語推行,光復初期國語推行,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臺語運動興起和國族認同之間的關系。

                         

                        關于臺灣歷史上的各種思潮,孔蘇顏、劉小新論述了20世紀20年代臺灣左翼思潮的興起、發展及其知識圈的建構與交流互動。張高杰以《自由中國》雜志刊登的文章為研究對象,對自由主義思潮進行了研究,指出以《自由中國》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群體提出的政治理念,在當時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啟蒙作用,也對日后臺灣社會興起的民主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常千帆、畢昆通過對光復后臺灣儒學三種基本形態——“官方儒學”“民間儒學社會、生活層面的儒學的梳理,揭示其在遏制文化臺獨、建構兩岸共同文化認知體系過程中的作用。李琳對20世紀60年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進行了研究,考察其推進臺灣社會“再中國化”的相關舉措,并分析其對臺灣地區保存和傳承中華文化產生的影響。

                         

                        此外,歐陽月姣將光復初期的臺灣去殖民化歷程作為重點考察對象,指出目前慣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闡釋框架尚不足以界定或解釋光復初期臺灣面臨的去殖民化難題,破除國族魅影的障眼法,是尋求臺灣去殖民化的必經之路。彭韜考察了《中華雜志》有關中華的論述。陳小沖通過觀察蔡孝乾的早期歷史,認為缺乏堅定革命信仰和工作中的被動性,是其最大的特點或弱點,此或為其日后變節行為埋下些許伏筆。

                         

                        2017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點。

                         

                        第一,制度史研究受到極大關注。晚清政治制度、財政制度、科舉制度的變遷,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均有較多重要論述。制度是已經凝固的規則,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潛隱而關鍵,其“興”或“因”或“變”或“革”均牽連廣泛而深遠。對制度史的重視,是史學研究深化的一個顯著標志。

                         

                        第二,多學科融合已進入較為成熟的階段。不僅社會史與史學各分支學科融合無間,從政治看經濟或從經濟看政治都已習以為常,革命史研究中引入心理學、符號學、美學等視角和方法也取得不俗成績。事實上,筆者在寫作這篇綜述的過程中有一個突出的感受:按照相關學科劃分撰寫年度學術綜述事實上已經不很適當,有些文章在各部分反復出現,難以歸類。

                         

                        第三,“器物”和“技術”研究日見廣泛。近年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對物質文明的闡發大放異彩,近代史則主要關注“西器”和“西藝”,相關研究引人入勝。從2017年的學術進展觀察,今年會有更多這方面的成果發表,給近代史研究帶來新的生機。

                         

                        作者簡介:王建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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