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新聞快訊>>最新消息>>正文內容
                        最新消息 【字體:

                        汪小平:嚴家淦與兩蔣權力交接初探

                        作者: 文章來源:《晉陽學刊》2018年第5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10日

                        全文下載

                         

                        內容摘要  嚴家淦是國民黨退據臺灣后重要的財經技術官僚,是臺灣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推手。他早年幫助蔣經國歷練經濟事務,獲得蔣氏父子的信任。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權力交接過程中,他因技術官僚的背景且無門無派而被蔣介石選為“過渡人物”。之后,他逐漸放棄財經官僚的專業角色,轉而作為一個權力的配合者,直到蔣經國最終任“總統”。以嚴家淦為典型的技術官僚是臺灣文官體系穩定的重要力量,有利于國民黨政權最后和平轉型過渡。

                         

                        關鍵詞  臺灣 嚴家淦 蔣經國 接班

                         

                         

                         

                        兩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權力交接在臺灣現代政治史有重要意義。國民黨退臺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除了所謂“反共復國”外,臺灣政治另一個重要的特征是蔣氏父子的強人統治體制。因此蔣經國是否“接班”、如何“接班”長期都是當時政治觀察者感興趣的議題,也是后來歷史學者關心的問題。嚴家淦是國民黨退臺初期的重要財經官員,曾任“財政部長”、“臺灣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與“總統”。在蔣經國“接班”過程中,嚴氏為政治上“過渡人物”。當嚴家淦被蔣介石選為“行政院長”代替陳誠時,他已經是一個十分干練的財經技術官僚,且長期都是陳誠非常倚重的下屬。作為技術官僚,嚴氏易于控制,成為蔣介石挑選“過渡人物”的最佳選擇。之后,他逐漸放棄財經官僚的專業角色,轉而作為一個權力的配合者,直到蔣經國最終任“總統”。由于嚴氏本人長期低調,無門無派,使得外界對他角色、作用和影響研究甚少。影響蔣經國“接班”的因素很多,是個宏大政治史問題,如蔣介石和蔣經國個人因素、國民黨的體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等等,都是學者喜歡著眼觀察的角度。本文擬從嚴家淦的從政經歷出發,探討蔣經國“接班”的過程,以期豐富蔣經國“接班”研究。

                         

                        嚴家淦與兩蔣的淵源

                         

                        嚴家淦生于1905年,江蘇吳縣人。他仕途順暢,最初成名于福建。時任財政廳長的嚴家淦,抗戰時期率先在福建推行田賦征實,頗受外界好評。[1]臺灣光復初期,隨老上司陳儀接收臺灣,初任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長,不到半年又改任財政處長,此為嚴氏與臺灣的關系的淵源。194511月,陳儀派嚴家淦飛重慶向交通部述職。接著,他奉命到南京面見蔣介石,詳細報告臺灣接收以后交通運輸的修復狀況。這是嚴家淦第一次見蔣介石。[2]不過當時嚴家淦的角色只能算是“黨國青年精英”,離蔣介石財經決策圈還很遠,并未給蔣介石留下多大印象。嚴家淦處事干練,一直執掌臺灣光復初期的財政大權,歷經陳儀、魏道明和陳誠三任省主席而不倒。

                         

                        1949年初,內戰中失敗的蔣介石決議退據臺灣,他將心腹陳誠任命為臺灣省主席。陳誠作為軍人,不懂財經,經濟政策上完全依靠嚴家淦。上任不久,陳誠就攜時任臺灣財政廳長嚴家淦飛赴杭州見蔣介石。[3]當時,穩定臺灣的經濟的最迫切問題是要進行幣制改革。嚴家淦建議陳誠去杭州面見蔣介石時,就提議幣制改革,要求中央銀行從上海帶過來的黃金中撥付80萬兩,做為發行新臺幣的準備金。[4]1949315日,陳誠又帶嚴家淦赴奉化見蔣介石,商討財經問題。[5]此行給嚴家淦莫大機遇,得以有機會接近權力核心,施展才干。與嚴家淦主張在臺灣實行幣制改革不同,其時宋子文主張東南沿海一體改革,而不是單單進行臺幣改革。蔣介石最后拒絕了宋子文,采用了嚴家淦的建議。1949615日,陳誠、嚴家淦宣布即日實施臺幣改革,發行新臺幣,收回舊臺幣。[6]幣制改革隔斷了臺灣與大陸貨幣聯系,避免了臺幣崩潰的命運。由于幣制改革的成功,嚴家淦獲得了蔣介石重視。

                         

                        19496月蔣介石到臺灣,在陽明山擬設立總裁辦公室,81日總裁辦公室成立,力推國民黨改革。總裁辦公室下面設立九個專門小組,吳國楨為第二小組組長,負責經濟建議。1949年底,吳被任命為臺灣省主席,嚴家淦接替他成為第二小組組長,儼然成為核心財經幕僚。[7]不久,陳誠任“行政院長”,任命嚴家淦為“財政部長”。19543月,陳誠升為副“總統”。“行政院長”由所謂“宮廷派”俞鴻鈞接任,嚴家淦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保安司令。“財政部長”和臺灣“省主席”當時都被看作是負責經濟的重要職位,嚴家淦在這兩個位置上先后任職,可以說一時風光無兩。毫無疑問,嚴家淦才干已獲得蔣介石的充分信任。

                         

                        除了獲得蔣介石的信任,嚴家淦作為陳誠的干將,在陳誠和吳國楨的政爭中,幫助陳誠斗敗吳國楨,鞏固了他作為首要財經技術官僚的地位。

                         

                        國民黨遷臺初期的財經人事布局,主要由蔣介石、陳誠、吳國楨之間的權力博弈產生。吳國楨曾經敏銳地覺察到,蔣介石任用自己為臺灣“省主席”是為了解決臺灣的財政困難。他認為錢和劍是蔣介石政權的最主要的基礎。[8]195031日,蔣介石“復行視事”,陳誠組閣。蔣介石在財經人事上,主要是平衡“行政院長”陳誠和“省主席”吳國楨之間的關系。吳國楨上任后用任顯群為臺灣省財政廳長,任氏有非常卓越的財政能力,在任期間發明統一發票,對加強稅收有非常關鍵的作用。陳誠旋即任命嚴家淦為“財政部長”,以便與臺灣“省政府”爭財權。吳國楨得知嚴家淦任“財政部長”時,極為不滿,要求自己兼任“財政部長”。蔣介石得知吳國楨的要求后,判斷“其多半當受美國在臺之使館人員之影響也”。蔣不為所動,最后仍照原定名單提案通過,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9]不久,吳國楨卷入臺灣銀行秘密濫發鈔票案,使得陳誠有機會反戈一擊。[10]這個案子由陳誠面告蔣介石,最后用發行電力股票收回多發新臺幣。[11]陳誠的這個動作,當然離不開嚴家淦的工作。1952411日蔣介石任命俞鴻鈞為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在與陳誠政爭中最終落敗。在陳誠與吳國楨之間的權力博弈之中,主要還是反映所謂“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之爭。陳誠此時依靠嚴家淦決定財政,但是主要賦稅收入仰賴臺灣一省。吳國楨則依賴任顯群處理財政,處處受到陳誠的掣肘。嚴家淦和任顯群都是非常出色的技術官僚,雙方的財經政策也大同小異。因此這場財權爭奪,無非還是權力博弈。吳國楨試圖挾洋自重,以此斗倒陳誠。吳氏此舉犯了了蔣介石的大忌,蔣介石為了美援,隱忍不發,在財政有所好轉之后,果斷剪除吳國楨。吳國楨離臺去美國后,“中央”成功接收了臺灣省的多數財經權力,嚴家淦也就自然的成了最炙手可熱的財經技術官僚。

                         

                        在嚴家淦仕途上升之時,蔣經國的仕途也快速上升,但兩人起初并無交集。嚴氏比蔣經國年長五歲,蔣經國主要任職軍政部門,起初在意收攬軍政大權。蔣介石退據臺灣后,一開始就極力拔擢其子蔣經國,表明蔣介石有意傳位于子。在中國這樣的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社會,民主的根基微乎其微,威權人物傳位給子女也未嘗違反國民黨的內部政治倫理。但是傳子能否成功,取決于蔣介石對政權內部的處置和蔣經國個人的政治經驗與才能。退臺初期,蔣介石的聲譽和權力下降到最低點。蔣介石“復行視事”,蔣經國被任命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接著蔣經國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幫助其父鞏固權力。國民黨改造后一年,蔣經國又被選為國民黨常委,成為蔣介石權力集團的核心。蔣經國在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時,就兼任特設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他在這個位置上既可以命令“臺灣保安司令部”等相關部門執行具體命令,又可以通過對情報特務機關人事任免的備案,掌握全島特務名單。[12]而且,蔣經國為了培養自己的班底,于195210月,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由蔣介石掛名團長,他任副職,實際控制。[13]蔣經國一直擔任副團長達20年,把救國團建成他培養接班班底的重要機構。

                         

                        蔣經國的這些工作履歷基本上都是軍政工作,幾乎不管經濟。雖然他在大陸時期有過贛南地方工作經驗,但在臺灣的經濟和地方治理上缺少經驗。蔣經國之所以不插手經濟,與當時臺灣特殊經濟形勢有關。國民黨當時經濟不能自立,極其依賴美援支持。蔣經國此前并無與美國經濟官員打交道的經驗,也不懂現代經濟治理,很難插足。對于經濟工作,國民黨退臺初期,技術官僚治理處于特別重要的位置。在美國經濟援助臺灣時期,美方一直逼迫蔣介石使用技術官僚來推行她的經濟改造計劃。負責分配美國經濟援助的美援會一開始就是美國駐華共同安全分署之相對機構,是原國民政府的行政部門之一支。國民黨退臺后,臺灣當局的美援會主任委員,按規定由“行政院長”兼任,行政院內各主要經濟職能的部門,如經濟部、財政部、中央銀行等主要負責人,另及臺灣省主席,均為其委員。[14]該會的實際地位遠在“經濟部”、“財政部”等常規經濟職能的部門之上,其職權和影響力遠超出美援運用范圍之外,成為當局推行發展戰略和制定宏觀經濟計劃的重要部門,整個20世紀50年代,美援會是指導臺灣經濟的中樞機構,堪稱臺灣的“超級經濟部”。

                         

                        1950126日,嚴家淦調升“經濟部”部長,3月“行政院”改組,陳誠調嚴家淦任“財政部”部長,4月兼美援會副主任委員。陳誠是主任委員,但他對美援也是外行,美援會的實權掌握在嚴家淦等技術官僚的手里。1954年,嚴家淦任職“臺灣省主席”,仍兼任美援會委員。由于嚴家淦熟悉美援分配流程,有關美援事項,嚴家淦都參與討論。當時國民黨兵源老化,當局財源有限,希望借助美援實現“國軍”退伍就業和安置。因此,當195411月,蔣介石任命蔣經國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為嚴家淦),培養蔣經國在經濟工作方面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這是嚴家淦與蔣經國首次供職一處。“退輔會”的工作主要由蔣經國在做,嚴家淦只是掛名。19554月,嚴家淦委托“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蔣經國代理主委職務。6月,嚴家淦又辭“退輔會”主委兼職,由副主委蔣經國真除。從后來政局變化來看,此事對嚴家淦影響非常大。對嚴家淦來說,他已然明白蔣介石培養兒子的決心,不僅放手“退輔會”,而且積極幫助蔣經國取得政績。彼時,嚴家淦是美援會的委員,對如何利用項目爭取美援得心應手。嚴家淦利用影響力,積極幫助爭取美援。蔣經國擬定了一個計劃,與美磋商,所提出計劃由美援會先后于195411月及19552月提送安全分署。隨后,美國政府同意于1955年會計年度移撥1億美元,供增加臺灣軍經援助之用,其中經援項下用于退除役官兵計劃者計4200萬美元。[15]計劃項目包括:增設大同合作農場10處及海埔地開墾、伐木造林及采集松香、漁殖;省建設廳下成立榮民工程處承辦建筑工程、設立技術訓練機構;興筑橫貫公路;建立各科醫院等九項計劃;設立職業檢定中心及職業介紹機構;興筑榮民之家10所。[16]蔣經國風餐露宿,與老兵共患難,獲得外界好評,贏得親民的形象。這些工作當然都有“省政府”各部門共同推動,嚴家淦實質為蔣經國取得政績創造了諸多便利。

                         

                        嚴家淦在“蔣陳之爭”中的角色

                         

                        19545月,陳誠擔任“副總統”。按照“憲法”,“副總統”是備位,本身并無實權。11月,陳誠又兼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2月,又兼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當時“反攻大陸”喊得震天響,雖然這兩個職位也不擁有實權,但卻有指標意義,似乎意味著是真“備位”。19568月,陳誠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10月,中國國民黨總裁提名,經“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陳誠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國民黨過去歷史上只有汪精衛當過這個職位,給外界“陳誠就是接班人”的強烈暗示。此時,蔣介石已年近古稀,外界都在傳他的接班人問題。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里,處于權力頂端的威權人物與中國封建時代的君主一樣,繼承問題是所謂“國本”。但是,作為所謂“革命民主”政黨的國民黨本身并沒有完善的制度,它既不能按照民主制度選舉產生,也不能明言按照君主制直接血統繼承。因此,外界紛紛熱議國民黨政權在繼承問題上的態度,來觀察臺灣當局的政治動向。

                         

                        早在國民黨退臺之初,陳誠與蔣經國就有隔閡。陳誠反對蔣介石在軍隊設置政工制度。陳誠當然知道蔣介石用政工的目的無非是監軍。美國國務院情報局的官員就注意到“在中央改造委員會和‘國防部’之間的陳誠與蔣經國之間的私怨。這些無法解決的矛盾的存在造成了局勢的不穩定,并且呈現出潛在的爆發態勢” [17]這個所謂爆發態勢最后并沒有發生,不過陳誠與蔣經國之間已然形成接班人爭奪的暗中較量的態勢。

                         

                        19539月,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所又作關于蔣經國的分析,指出:

                         

                        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國政治王朝中的重要地位源于他的職位:(1)“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2)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成員;(3)“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利用這三個組織的功能和活動,小蔣能夠在政府和黨務運作中擴大其個人權力,他已經成為他的父親的合法接班人之一。

                         

                        ……蔣經國的首要對手是陳誠,他是前 “行政院長”和蔣介石的忠誠副手。[18]……

                         

                        1957年底,“行政院長”俞鴻鈞遭到“監察院”彈劾。俞鴻鈞是所謂蔣介石核心權力圈子“宮廷派”成員,與宋子文和孔祥熙關系密切。很顯然,“監察院”這個舉動有損蔣介石的威權。經過長達六個月的政治喧囂,蔣介石終于不得不接受俞鴻鈞的辭職,改任陳誠以“副總統”的身份兼任“行政院長”。

                         

                        19578月,嚴家淦因“劉自然事件”辭臺灣省“省政府主席”,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美援會主任委員、經安會副主任委員。嚴家淦原來就與陳誠合作良好,陳誠隨即請示蔣介石調任嚴家淦任“財政部長”。

                         

                        很顯然,作為技術官僚的嚴家淦,盡管派系色彩淡薄,也不得不卷入當時國民黨政權最核心的問題——繼承人問題之爭的漩渦之中。

                         

                        嚴家淦在陳誠與吳國楨的政爭中站在陳誠一邊,此次再次任職“財政部長”,勢必要在接班問題中站邊。

                         

                        陳誠回任“行政院長”前后,就已和蔣介石在人事上產生分歧。嚴家淦的任職如陳誠所愿,與蔣介石并無分歧,但在“教育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的任命上,未能如陳誠意。蔣對陳強調,未來政策需與人事配合,“教育最為重要”,并提出希望“教育部長”一職由張其昀留任,而陳卻屬意清華校長梅貽琦,蔣介石最后勉強同意陳誠提名。后蔣介石發現,陳誠提名梅貽琦是胡適的主意,大為不滿。[19]陳誠回任“行政院長”期間,與蔣介石在諸多政策上有分歧,罅隙不斷,已不復往日關系。

                         

                        隨著第三次“總統”選舉日期臨近,島內各界對要求蔣介石遵守“憲法”不再當“總統”的呼聲頗高。不過蔣介石決定通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執意重選“總統”。19603月,蔣介石當選第三屆“總統”,陳誠任“副總統”。此前,臺灣政壇有所謂憲政難題的風波,但是波瀾不驚,根本無法阻止蔣介石再次擔任“總統”。1963年底,蔣介石和陳誠攤牌,陳誠欲辭去“行政院長”。1123日,蔣介石接“副總統”陳誠辭行政院長函,日記記載:

                         

                        接辭修辭職密函,以其最近心理病態如狂自大,會前各種刁難特予容忍,而在大會期中對余提商名單竟置之不理的態度,至此再難忍受,只有準其辭去“行政院長”,否則必將使之公私兩敗。召見岳軍(張群)轉示此意。[20]

                         

                        121日,蔣介石決定嚴家淦為“行政院長”,日記記載:

                         

                        與岳軍談“行政院長”問題,辭修尚勸嚴靜波(家淦)不要干,但嚴已遵令不辭,乃決以嚴為“行政院長”也。……下午召見嚴家淦,面令其準備籌組“行政院”,受命而退。……晚,辭修亦來參加我結婚(紀念日)宴會,當其臨別時即告其余已令嚴繼任其“行政院長”之職,囑其輔助之。[21]

                         

                        這段日記頗值得注意,嚴家淦是陳誠內閣中最為關鍵的技術官僚。陳誠事前準備辭去“行政院長”職時,已經通知嚴家淦一體辭職,以示共進退。顯然,陳誠把嚴家淦當作自己派系人來看待。不過,嚴家淦此時顯示出他從政精明一面,選擇站在蔣介石一邊。這估計是蔣介石最終選擇嚴家淦繼任“行政院長”的最主要原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嚴家淦雖然已經當了多年“財政部長”且當過臺灣“省主席”,但是嚴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還是很低,甚至都不是中央常委。在準備提名嚴家淦任“行政院長”的前一天,國民黨匆匆提報嚴家淦為中常委。“行政院長”在臺灣當局的體系里,位置重要不言而喻。陳誠作為位高權重的軍人,出任“行政院長”頗負人望。嚴家淦作為一個派系色彩不濃的技術官僚,擔任這個職位,當然倍受質疑,輿論一片嘩然。

                         

                        嚴家淦“組閣”后,投桃報李,旋即提名蔣經國為“國防部”副部長,其時“國防部長”是學者將軍俞大維。俞大維已任“國防部長”多年,深得蔣介石信任。嚴家淦和俞大維皆為技術官僚,蔣介石任用這兩位無派系人物,外界已經確信他將傳子。19651月,俞大維請辭,由蔣經國接任“國防部長”。

                         

                        嚴家淦、蔣經國之間財經權力的交接

                         

                        196312月,嚴家淦接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先任“國防部”副部長,再任部長,掌握軍權,“軍國大事”繼續皆由蔣氏父子掌控。蔣介石年老,此時的蔣經國實際已掌握實權,但在經濟領域還是尊重技術官僚治理。1969年蔣經國任“行政院副院長”開始經營財經權力,直到1972年他任“行政院長”完成財經權力的交接。蔣介石晚年與技術官僚們相處融洽,可以說整個60年代真正掌握臺灣經濟建設方向的是嚴家淦這樣的財經技術官僚。此時,世界經濟處于快速發展的時期,發達國家的跨境投資越來越活躍,臺灣的經濟發展在島上或國際上都處于好時機,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19631973年臺灣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11.13%,工業生產增長18.5%,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5倍。外貿特別是出口貿易發展較快,1972年的出口額比1963年增長了18倍。隨著出口增長,國際收支狀況大幅改善,1971年實現貿易順差,扭轉了1952年以來18年的逆差。工業占出口比例也在1972年大幅提高,超過80%。這表明,經過10年經濟治理,臺灣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發展,工業已成為臺灣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22]這其中,嚴家淦作為經濟推手的角色功不可沒。

                         

                        1965227日陳誠病逝,蔣經國在臺灣當局政壇已經沒有競爭力的對手,接班將順理成章,所謂接班人爭議至此落幕。1966年,蔣介石提名嚴家淦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被提名以后,蔣介石曾說了兩句意義深長的話替嚴家淦宣傳,他說:“嚴家淦同志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我的長處,也正是嚴家淦同志的短處。”[23]提拔“新進”,自然要排除元老級的張群、孫科、何應欽等人,專心要他們關注“黨務和軍事”。但是還是有很多老國代不聽蔣介石勸告。33日,蔣介石與張群談論選舉事宜,日記記載:

                         

                        又關于“副總統”選舉事,不良代表乘機向“行政院”嚴“院長”要求平民新建住宅須與優先權等狡詐。此等民意代表存在,不僅無法實施“反攻”計畫,而且只有妨礙“國家”進步也,可痛之至。[24]

                         

                        結果,嚴家淦得票782票,僅以微弱多30多票,勉強過關。蔣介石本意要得千票以上為預期之標準,因此頗為懊喪。[25]蔣介石認為谷正綱在國民大會中,反對國民黨政策與決議,不愿貫徹政策,以致影響選票,應負重大責任,并指“彼不自知其貴,而且必于強占大會秘書長職務,把持‘國大’,其居心自私,已陷于危險境地”,“為使其自反、自省、自覺,不陷于自絕之境,故決明令撤職以平公憤”,決定罷免谷正綱。[26]“副總統”選舉糾紛表明,殘存的民主機制對威權人物還是有牽制作用。正因為這樣,蔣介石在蔣經國接班的問題上,對“行政院”系統官僚的安排也破費心思。

                         

                        嚴家淦當選“副總統”后,又兼任“行政院長”。這一屆“閣員”中,黃少谷任“行政院”副院長、魏道明任“外交部長”、徐慶鐘任“內政部長”、蔣經國任“國防部長”、陳慶瑜任“財政部長”、閻振興任“教育部長”、李國鼎任“經濟部長”、鄭彥芬任“司法部長”、沈怡任“交通部長”、郭寄喬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秘書長為謝耿民。[27]李國鼎、沈怡都是出身美援會的技術官僚,陳慶瑜則是財經系統的官僚,長期在財政部門工作,屬于遷臺第一代財經官員。196711月,蔣介石對“行政院”進行局部改組,決定以年青的俞國華接替年長的陳慶瑜,出任“財政部長”,與蔣經國交好的孫運璇則接替沈怡。至于“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里排在副院長之后的三號人物),蔣介石要求嚴家淦換蔣彥士接任謝耿民。但是嚴家淦拒絕換謝,拖延不決。蔣介石獲知后,“殊出意外”,指責他“不求新、求行與科學化之決心,毫不容懷,非僅不動其心而已”。1126日上午,蔣介石接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指示其“即以所定人事辦法以陶聲揚〔洋〕、蔣彥士二人,任嚴(家淦)擇其一人為秘書長之意轉告,以及調整各部長,亦一并明告”,如果嚴不同意,則告以“準備其辭職,另選‘行政院’長之決心”。晚間,張群向蔣介石報告,嚴已照蔣介石“所示辦理”。[28]

                         

                        個性圓融、行政干練的嚴家淦很少與蔣介石有沖突。因此,蔣介石對嚴家淦“抗旨” “殊出意外”。不過,蔣介石仍然給嚴家淦留了面子,他建議任用陶聲洋目的是安撫嚴家淦。陶聲洋也是美援會出身,研究兵器,是著名的技術官僚,與嚴同為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蔣彥士則是農復會系統的技術官僚,與嚴家淦交集不多。1127日,“行政院”發布公告,擬以俞國華為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長”,查良鑒為政務委員兼“司法行政部”部長,孫運璇為政務委員兼“交通部”部長,蔣彥士為“行政院”秘書長。[29]可見,在蔣介石壓力之下,嚴家淦干脆服從上意,不在人事上過多糾纏。但“行政院長”連一個秘書長都決定不了,嚴家淦的權力實際上大大削弱。這之后,嚴家淦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蔣經國接班的過渡人物。其所擅長的財經治理,也逐漸轉移到俞國華和李國鼎等新一代技術官僚。1968年初,蔣介石頻頻接見俞國華,12日,蔣介石與俞國華商談“整理財政與歲收增加問題”,指其與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周宏濤“皆為奉化,如不能澈底整頓有效,則無以為政”。[30]13日,蔣介石接見“國防部長”蔣經國、“財政部長”俞國華與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周宏濤三人,令他等負責整頓財政,并指示要領。[31]可見蔣經國已經開始插手“行政院”財經系統的人事安排和工作。

                         

                        俞國華是浙江奉化人,很早就和蔣經國熟悉,是他的中學同學,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曾任職南昌行營。1961年,俞國華轉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并兼任“中國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是個非常有經驗的財經官僚。蔣介石用他擔任“財政部長”護駕蔣經國的意圖不言而喻。至于孫運璇,則因為背景單純而干練被蔣經國看中。

                         

                        孫運璇的教育背景和蔣經國有部分類似,孫氏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學校是蘇聯訓練中東鐵路人員而設立的,學校大多是俄羅斯教師,全部是俄式教育。這和蔣經國接受蘇聯教育的情況類似,兩人有共同語言。作為一個技術官僚,孫運璇在臺電工作頗有名聲。另一方面,孫運璇與經安會、美援會等并無淵源關系。蔣經國屬意孫運璇,顯然也在意他的無門無派。[32]

                         

                        至此,嚴家淦就漸漸淡出財經決策圈。1972年,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后不久決定啟動十大建設。嚴家淦予以支持,并建議核電建設列入。核電是他1963年考察訪問美國時就希望引入臺灣的基礎建設項目。除此之外,再也難以見到他的財經治理建議。

                         

                        嚴家淦作為“過渡人物”的角色

                         

                        197545日,蔣介石病逝。國民黨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迅速做出兩項決議:其一,嚴家淦“副總統”,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繼任蔣介石遺缺;其二,蔣經國以“從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會提出辭呈:“經國不孝,侍奉無狀,遂致總裁心疾猝發,遽爾崩殂,五內摧裂,已不復能治理政事,伏懇中央委員會衿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準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職務,是所至禱。”中常會責以“效死勿去”,“銜哀受命,墨绖從事”[33]。第二天,嚴家淦發布一篇對外通函,表達“國喪”期間不接受外界恭賀升任“總統”:

                         

                        天不整遺,故總統蔣公遽告崩殂,遺大報難,降任于藐躬。自維德薄能鮮,殊有春冰虎尾之懼,矧茲國喪期間,憂傷未釋,豈敢受賀。渥承藻飾,益增惕厲。所望時抒嘉猷,以匡不逮為望。耑此函及,茲頌勉綏。[34]

                         

                        這篇通告與國民黨中央發布的決議文一樣,把蔣介石去世宣傳成傳統時代的皇帝駕崩。嚴家淦很明白自己這個“總統”的性質,無非是讓他演“周公輔成王”的戲碼。就任“總統”兩星斯以后,嚴家淦在418日上午約見當時擔任“新聞局長”的錢復。嚴、錢兩家是干親家,嚴家淦的三女嚴雋菊是錢復母親的義女,錢復算起來是晚輩。嚴家淦很客氣,請錢復坐下來,跟他透露心聲:“我這個位置是暫時坐坐的,將來我要順利地交給蔣經國兄。”[35]嚴家淦就任“總統”以后,“行政院長”蔣經國曾經跟他商量,要在臺北近郊芝山巖外雙溪ー帶,撥出一塊土地,為他建造“總統”官邸。嚴家淦立即婉拒了這個建議,他指著在附近護衛的李連庚說:“你去擬一個安全警衛計劃,這里很安全的沒有問題!”[36]嚴氏盡量低調,以便突出蔣經國這個“核心”。嚴家淦之子嚴雋泰回憶,19754月,蔣介石過世后,蔣經國當選為國民黨黨主席時,嚴家淦特別向蔣經國致意,表示將親自到蔣經國住的七海官邸向他道賀。蔣經國對嚴家淦的這番盛情,投桃報李,他在電話中告訴嚴家淦說:“‘總統’!應該我來看您,我到官邸去看您”。[37]

                         

                        按照所謂“中華民國”體制,“總統”本來就是偏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元首,權力在內閣。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某種意義上其實是越權。嚴家淦擔任“總統”反而回到了偏向內閣制的本來原貌。外交、兩岸事務,屬于“總統”權力,錢復回憶,當外交人員向他匯報外交問題,他只聽不做決定:“你去和經國先生講”。[38]

                         

                        197817日,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同意嚴家淦建議,決議向十一屆二中全會提案,提名蔣經國為第六任“總統”候選人。在這之前,蔣經國幾次到嚴家淦家中,懇請他“留任”,扮演穩定力量。但他一直以年事已高拒絕。[39]

                         

                        1978311日,“國民大會”選舉蔣經國為“總統”,謝東閔為“副總統”。這場早已安排好的權力交接程序和儀式中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古今中外很多強人政權在權力繼承過程當中,經常發生血雨腥風的變局,以致生靈涂炭。對于嚴家淦來說,和平過渡就是對當局的最好交代。臺灣當局當然不會放棄機會粉飾太平,媒體一陣熱鬧宣傳。雖然嚴蔣交接被外界認為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游戲,嚴家淦只是作了表演,沒有實質影響力。但是就歷史傳統而論,和平交接在現代臺灣政治史上還是有著重要的意義。嚴家淦是臺灣文官系統中的代表人物,和平交接既表明了蔣經國權力基礎穩固,也表明了臺灣的整個文官系統正常的運行。

                         

                        結語

                         

                        《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對蔣介石挑選嚴家淦作為“過渡人物”時寫到:

                         

                        蔣先生為什么看中這位“新人”呢?說穿了,見怪不怪。我們認為的嚴的缺點,正是嚴的優點,嚴沒有野心,沒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漢獻帝型,也是林森型。天時、地利、人和,使嚴因緣際會,扶搖直上。[40]

                         

                        江南稱嚴家淦“沒有野心,沒有班底”,誠然如此,但說他“庸庸碌碌”也與事實不符。嚴家淦是國民黨遷臺后技術官僚的典型。嚴氏專業、精明強干,在建設臺灣經濟上貢獻很大。他受制于政治強人,配合多余獨立。作為有名無實的“副總統”、“總統”,實際上掩蓋了嚴氏作為臺灣重要經濟推手的歷史形象。但從制度穩定的角度來說,嚴家淦這樣的技術官僚是臺灣文官體系穩定的重要力量。以蔣經國為代表的強人政治在1980年代后期謝幕,但是臺灣整個文官體制并未發生巨大變動,而是和平轉型過渡,避免了社會大動蕩,其中當然有以嚴氏為代表的技術官僚的貢獻。

                         

                        注釋:

                         

                        [1] 參閱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臺北“國史館”印行,2013,第32頁。

                         

                        [2] 參閱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38頁。

                         

                        [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大事記》下,眾文圖書公司印行,1968,第176頁。

                         

                        [4]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46頁。

                         

                        [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大事記》下,第177頁。

                         

                        [6]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825頁。

                         

                        [7] 關于總裁辦公室的情形和來龍去脈,參閱馮琳《中國國民黨在臺改造研究(1950-1952)》,鳳凰出版社,2013,第41-46頁。《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一書認為嚴家淦在總裁辦公室成立之初就已經任經濟小組組長,有誤。參閱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44頁。

                         

                        [8] 參閱吳國楨口述,裴斐、韋慕庭整理:《從上海到“臺灣‘省主席’”(19461953)——吳國楨口述回憶》,吳修垣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32頁。

                         

                        [9]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5035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篇》第九冊,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印行,2015,第462頁。

                         

                        [10] 吳國楨口述,裴斐、韋慕庭整理:《從上海到“臺灣‘省主席’”(19461953)——吳國楨口述回憶》,吳修垣譯,第111頁。

                         

                        [11]陳誠:《陳誠回憶錄——建設臺灣》,東方出版社,2011,第390頁。

                         

                        [12] 毛德傳:《蔣經國統馭臺灣情報特工》,《軍事歷史》2004年第2期。

                         

                        [13]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社,1984,第256頁。

                         

                        [14] 參閱周銹環:《嚴家淦與美援的運用(19481965)》,載吳淑鳳、陳中禹編《轉型關鍵——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臺北“國史館”印行,2014年。

                         

                        [15] 參閱趙既昌:《美援的運用》,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第10頁。

                         

                        [16] 《四十五年度美援計劃說明》,1955年,《嚴家淦檔案》(以下稱《嚴檔》),原檔號:Art12315-032018,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17] 《國務院情報研究所關于臺灣國民黨政權形勢的評估》(1950821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編《臺灣問題》,東方出版中心,2009,第307頁。

                         

                        [18] 《國務院情報研究所關于蔣經國之閱歷、權力地位及執政能力的評估》(195398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七編《臺灣問題》,第329頁。

                         

                        [19] 參閱陳紅民:《臺灣時期蔣介石與陳誠關系探微(19491965)》,《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0]《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1121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印行,2015,第707頁。

                         

                        [21]《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31123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第707頁。

                         

                        [22] 參閱張敏:《戰后臺灣經濟的發展及其戰略調整》,《南京建筑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

                         

                        [23]江南:《蔣經國傳》,第412頁。

                         

                        [24]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633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272頁。

                         

                        [25]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633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274頁。

                         

                        [26]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634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293頁。

                         

                        [27] 郭傳璽主編:《中國國民黨在臺灣40年》,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第53頁。

                         

                        [28]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71126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469頁。

                         

                        [29] 參閱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470頁。

                         

                        [30]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196812日,轉引自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1968482頁。

                         

                        [31] 參閱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二冊,第483頁。

                         

                        [32] 蔣經國和孫運璇過去曾經有過接觸,因為蔣經國希望長子孝文進入國有公司工作,所以當他被任命為總經理時,除為子找一份工作外也希望孫運璇能看緊蔣孝文。但由于蔣孝文身份特殊,一般單位難以任用他,于是孫運璇調蔣孝文擔任臺電桃園區管理處長,專門查緝追討軍隊、眷村偷電、積欠電費的事務。參閱谷正文:《牛鬼蛇人——谷正文情報工作檔案》,書華出版社,1997,第287288頁。

                         

                        [33] 參閱江南:《蔣經國傳》,第446頁。

                         

                        [34] 《“總統”嚴家淦復謝“中央”民意代表恭賀繼任“總統”之通函擬稿》,197546日,《嚴檔》,原檔號:Art128149-112046

                         

                        [35]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157頁。

                         

                        [36]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163頁。

                         

                        [37] 《嚴雋泰伉儷訪談錄》,載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408454頁。

                         

                        [38]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393頁。

                         

                        [39]歐素瑛等訪問、記錄,陳立文主編:《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第 167頁。

                         

                        [40] 江南:《蔣經國傳》,第402頁。

                         



                        上一篇:高士華:關東軍當然是侵略軍——澄清網上為日本關東軍開脫罪責的錯誤說法 下一篇:美國加州大學郭安瑞副教授在青年讀書會作學術報告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