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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大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07日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進步。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末,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復“文革”前建立起來的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回歸學術研究,基本結構還是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在在思想觀點和研究對象上多有創新。90年代以后特別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他們的研究興趣和精力轉到了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和思想史視野下的新聞報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同時關于思想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在進入新世紀后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今后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要繼續加強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學科意識”、學科理論建設,擴大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屏除對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理解和運用,對引進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要加以“中國化”或“本土化”。

                         

                        【關鍵詞】改革開放  中國近代思想史  思想解放  “文化熱”

                         

                        我曾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迄今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劃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七年間(19491966),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奠基階段;第二個時期,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困頓與挫折階段;第三個時期,從改革開放到80年代末,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復與發展階段;第四個時期,從上世紀的90年代初到現在,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不斷走向繁榮的階段。我們這里講“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實際上包括了第三個和第四個時期。由于這兩個時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復與發展和不斷走向繁榮的階段,其內容十分豐富,要在短短的10000字內對這兩個時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進行全面回顧是要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只能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則,粗線條地將其脈絡勾勒出來,這樣掛一漏萬,就在所難免,希望廣大作者、讀者理解和批評指正。

                         

                        (一)

                         

                        “文革”結束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知識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隨之進入恢復與發展的新時期。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熱”中,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耿云志的《胡適研究論稿》,黎澍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王元化倡導的“新啟蒙”等,都對學術界尤其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的思想解放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與開拓,學者們沖破“左”傾思想的影響與教條主義的束縛,并糾正了局限于革命話語與階級定性的簡單化傾向,在繼續以革命和進步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框架,繼續從政治革命立場、從反帝反封建的視角評判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運動與思想人物的同時,學者們也開始嘗試從思想啟蒙的角度、從學術史的角度、從中西思想和文化碰撞與融合的角度來解讀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運動與思想人物,梁啟超、魯迅、陳獨秀等思想家的中西文化觀、文化哲學紛紛成了學者們的研究對象,對于過去“立足于批”的洋務思想、立憲思想、改良思想以及曾國藩、李鴻章等思想人物給予了新的一定的肯定評價,以往被視為研究禁區的領域,在八十年代卻成了學術新的生長點,如耿云志、易竹賢等人對胡適的研究,方克立、郭齊勇等人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錢理群、舒蕪等人對周作人的研究,都具有引領學術風尚的開拓性意義。

                         

                        八十年代出現的“文化熱”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時的“文化熱”的思想主題與基調有兩個:一是與官方“清除封建主義思想遺毒”的提法相適應,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即后來概括的“反傳統”;二是與對外開放的大環境相適應,提倡借鑒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受此影響,近代史上的反傳統思想、啟蒙思想和西化思想受到學者們的格外關注,一些學者全盤否定傳統,力主西化,而另一些學者則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出“中國文化復興論”、“儒學復興”論,并圍繞電視政論片《河觴》的評價,雙方展開了激烈論戰。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學術隊伍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梁漱溟、馮友蘭、侯外廬、蔡尚思、馮契等老一輩學者,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進行著各自的總結性的工作,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侯外廬的《中國近代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綱》,馮契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蔡尚思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論》等相繼出版;陳旭麓、李澤厚、王元化等一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逐漸成長起來的出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年學者成了學科的中堅,在當時整個學術界、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一批改革開放后逐漸成長起來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新銳學人開始嶄露頭角。高校紛紛開設了《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等本科課程,還招收了相關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

                         

                        “文革”結束到80年代末,多本中國近代思想史通史性質的教材、著作相繼出版。此類著作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時間上、下限為18401919年的叫“近代政治思想史”,時間上、下限為19191949年的叫“現代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教材、著作主要有:邵德門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6年),桑咸之、林翹翹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朱日耀的《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和姚鳳蓮、鄭裕碩的《簡明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現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著作主要有:林茂生、王維禮、王檜林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嚴懷儒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簡編》(北京出版社1985),彭明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十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高軍、王檜林、楊樹標主編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評要》(華夏出版社1990),王金鋙 、李子文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陳旭麓主編的《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世平的《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除上述這些著作外,80年代還出現了三本以“思想史”命名、論述近代思想史的論著,即:王永康的《簡明中國近代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張錫勤的《中國近代思想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李華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80年代還出版了一批專門思想史通史性著作:趙靖、易夢虹重新修訂的《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中華書局1980年版),張晉藩的《中國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胡逢祥、張文建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郭朋的《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巴蜀書社1989年版),熊月之的《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葉易的《中國近代文藝思想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等。

                         

                        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永恒主題。“文革”結束到80年代末的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以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為主線來架構的。這一時期,學術界對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之前一些被批判、被完全或基本否定的人物,如中共黨史上的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洋務運動時期的曾國藩、李鴻章,五四時期的胡適、梁漱溟,都得到了較為全面、實事求是的重新評價,體現了學術上的撥亂反正;二是強調把對思想家的認識和研究建立在尊重史實、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堅實基礎上,思想家文集與其他史料因而得以大量整理和出版;三是思想人物的研究內容得到了拓展,除政治思想外,還注意到他們的哲學思想、文化思想、經濟思想、人生觀等各個方面,其中,與八十年代的“文化熱”相適應,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格外受到重視;四是對人物評價避免簡單化的定性,而注意以發展的、多元的、多把尺子的綜合衡量;五是進入研究視野的思想人物有了顯著增加,如鴉片戰爭時期的徐繼畬、包世臣,洋務運動時期的劉錫鴻、張樹聲等過去未被注意的人物,都相繼有人開展了研究,并取得成果。

                         

                        “文革”結束到80年代末,對中國近代思想進程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恢復“文革”前建立起來的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回歸學術研究,基本結構還是政治思想史,基本線索還是以進步思潮為主依次論述鴉片戰爭時期地主階級的社會改革思想﹑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戊戌時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清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后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等,但去掉了政治性的標簽與教條式的語言;另一方面在“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針指導下,在思想觀點和研究對象上多有創新,如對洋務思想、立憲思想的認識有了較大的調整,尤其是以前很少涉及的三、四十年代中間派別的思想開始為學者們所關注,顧關林的《論中間派的歷史性轉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和沙健孫的《論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的中間路線》(《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就是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二)

                         

                        進入90年代后,受89政治風波、蘇東事件和學術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重心發生變化,從80年代研究思想啟蒙到90年代研究保守主義,從80年代研究思想家到90年代研究學問家,從80年代研究革命進步思想和運動到90年代對革命進步思想和運動的批判,即所謂反激進主義,并出現了所謂“思想家淡出,學問家興起”的局面。與此同時,隨著西方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等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引入,進入21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他們的研究興趣和精力轉到了觀念史、新文化史、社會史和思想史視野下的新聞報刊史的研究上,并取得了豐碩成果。關于思想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在進入新世紀后也日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相繼發表了一大批討論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起點、歷史分期、發展動力等問題的文章,在某些問題上學者們取得了一些共識。這一切,都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在80年代恢復與發展的基礎上開始走向繁榮。

                         

                        這一時期,因自然規律的作用,梁漱溟、馮友蘭、侯外廬、蔡尚思、馮契等老一輩學者先后退出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隊伍;陳旭麓、李澤厚、王元化、等一批為80年代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學者,同樣為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走向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中陳旭麓、王元化等先生因積勞成疾,先后辭世,這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界的重大損失,健在的李澤厚等先生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一批80年代已嶄露頭角的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學者以及比他們年輕十到二十歲左右、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學者成了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引領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趨向;一些以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國近代哲學史和西方近代哲學史為專業的學者在這一時期也先后(或某一時段)加入到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隊伍行列,并以他們的跨學科優勢,豐富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內容。

                         

                        具體來說,在資料整理方面,文集、日記、年譜、學術史資料等各種文獻大量出版,魏源、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孫中山、蔡元培、胡適、李大釗、梁漱溟等重要思想家的全集紛紛面世,尤其是文獻資料的數字化,為研究者利用資料與掌握研究動態提供了便捷的條件。宏觀體系的構建有了新的探索,與80年代以前的通論性教材、論著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不同,進入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后,通論性教材、論著則多以“思想史”或“思想史論”命名,如許紀霖等主編的《20世紀中國思想史論》,王爾敏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續集》,汪榮祖的《從傳統中求變——晚清思想史研究》,黃順力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論》,湯奇學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鄭大華的《晚清思想史》、《民國思想史論》和《民國思想史續論》,朱小玲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汪學群、武才娃的《清代思想史論》、啟良的《20世紀中國思想史》,雷廣臻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等,這反映了學者們試圖匡正以往思想史偏重于政治思想,或者說思想史與政治史學科界線不清的缺陷或不足。

                         

                        隨著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在80年代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學術界對近代思想家或思想人物的思想研究取得了兩方面的顯著進步:第一,在思想家的選擇上,研究者的視野越來越開闊,許多過去沒有或少有人關注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所謂保守型、落后型的思想家,如倭仁、張之洞、林紓、梁漱溟、林語堂、杜亞泉、章士釗、張君勱、張東蓀、羅家倫、傅斯年、吳宓、陳序經、儲安平等,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取得了顯著成果,如鄭大華的《張君勱傳》(中華書局1997)和《梁漱溟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力克的《杜亞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左玉河的《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李細珠的《倭仁思想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鄒小站的《章士釗社會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劉集林的《陳序經文化思想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謝泳的《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高旭東的《梁實秋與中西文化》)(中華書局2007年)、張世保的《陳序經政治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第二,對過去研究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進一步深化、細化,并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思想家的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了對學術、政治、文化有自己的見解外,其對生活、交友、接人待物、家庭婚戀等也有自己的認知,這些認知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除了對學界與政界等有影響外,思想家還可能因為自己的社會活動與社會渠道滲透到民間社會中,探尋精英思想是通過什么方式和渠道滲透到民間社會以及他們的思想與民間的互動關系也是新世紀以來思想家研究的一個重要思路。例如,尤小立的《胡適的婚姻及其新婚時的心態》(《民國檔案》2005年第1期)、徐希軍的《角色沖突:胡適思想多歧性的一個社會學解釋》(《安徽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李建軍的《“多黨民主”與“國民黨自由分化”:胡適的“大膽假設”與“小心求證”》(《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以及胡明的《胡適思想與中國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在對胡適的文學思想、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文化思想細致、具體的研究上,對胡適的心態變化、家庭婚戀、人際交往等進行了關注,展現了一位更加立體和生動的胡適。

                         

                        在中國近代思想進程的研究方面,90年代以來,學術界在80年代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或從宏闊的視野出發,對思想進程展開新的研究,如對洋務思想,涉及到了鴉片戰爭前后洋務思想的萌芽、甲午戰爭后洋務思想的發展、反洋務思想的興起等多個方面;或從新的角度分析、評論近代思想進程,如從近代社會轉型、近代思想轉型和近代學術轉型的角度來討論嘉(慶)道(光)年間經世思潮的發展的和影響,從傳播西方政治思想、動員人民參加社會運動的角度重新評價清末的立憲思想和革命思想;或從史實考訂入手,對一些思想史上的文化事件進行考訂、厘清,如有的學者對是否真發生過作為戊戌思潮興起的標志性事件——“公車上書”提出了質疑,并引發了學術界的熱烈的討論,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或根據從時代發展獲得的靈感,對近代思想進程作多元的解讀,全新的闡釋,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原因、發展進程以及歷史意義的多重解讀。

                         

                        (三)

                         

                        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風起云涌,但此前的研究多以思想家個案為主,思潮研究的成果比較非常有限,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思潮研究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近代思想史著作也多地以社會思潮來構架。吳劍杰的《中國近代思潮及其演進》、吳雁南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史》,胡維革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黎仁凱的《近代中國社會思潮》,高瑞泉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郭漢民的《晚清社會思潮研究》和《中國近代思想與思潮》、周積明、郭瑩的《震蕩與沖突——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潮和社會》、丁守和的《中國近代思潮論》,鄭師渠的《思潮與學派: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龔鵬程的《近代思潮與人物》,丁偉志的《中國近代文化思潮》等等。彭明、程歉主編的《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雖然沒有用“思潮”命名,但就內容來看也是“一本反映近代中國百年思潮演變發展的著作”。與此同時,一些重要思潮,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三民主義、西化思潮、現代新儒學等的專題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版了一大批這方面的著作。思潮是某一時期具有群體特性的思想傾向,反映了該時期普遍的民眾心理和思想文化的發展方向,以思潮史構架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無疑具有突破性的學術意義。隨著研究的發展和深入,思潮史研究也由宏觀研究向更為具體的專題研究拓展,這為我們更好地把握近代中國思想史演化的軌跡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空間,可以說思潮史研究的異軍突起并取得豐碩成果,是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走向繁榮的標志之一。

                         

                        除了思潮史研究的異軍突起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榮的另一標志,是學術思想史研究熱的興起,并漸成顯學。這股學術史研究熱在興起之初,便顯示出了強勁的勢頭,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其強大的生機與活力,除了一批重要的學術典籍,如上海書店出版社的《民國叢書》、東方出版社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的《20世紀中華學案》、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民國學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近人學術述林》以及大量學者的著作、文集或全集重新出版或整理出版,從而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外,并且先后推出了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學術史》(多卷本)、朱杰勤主編《中國學術思想史》、陳平原主編的《學術史研究叢書》一批學術史著作,以及研究中國近代史上著名學者,尤其是那些長期以來由于各種非學術原因被有意無意忽略了的或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學者的系列成果,其中由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國學大師叢書》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學者傳記叢書》影響較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步走向繁榮的又一標志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他們的興趣和精力轉到了觀念史研究、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新文化史與思想史結合研究以及報刊史研究等領域,并取得了豐碩成果。首先,在觀念史研究方面,先后發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民族”、“國家”、“民主”、“自由”、“科學”、“國民”、“公民”、“個人”、“社會”、“革命”等中國近代新名詞、新詞匯的成果,如陳建華的《“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馮天瑜的《“封建”論考》、金觀濤、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和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考證與認同研究》便是這些成果的代表者。其次,在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研究方面,學術界改變了過去的那種非新即舊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開始關注“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社會與思想的復雜關系,并通過對新舊變遷的社會格局當中“權勢轉移”的討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有機聯系在一起。2008年出版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叢書》(耿云志主編),是這一時期研究思想文化與社會轉型的標志性成果。該叢書由九種既相互聯系、又各自獨立的著作組成,它們從不同方面論述了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轉型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比如耿云志在《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中提出,“世界化”和“個性化”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兩個主要趨勢”:所謂“世界化,就是以開放的文化心態處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系”;所謂“個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個性,解放個人的創造精神。”第三,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方面,除關注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外,這一時期學術界還特別重視對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與此同時,其研究也不再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倫理道德觀念,而涉及到他們的生活趣味、朋友交際、家庭婚戀、情感心態、意志品質、價值抉擇等方方面面,知識分子的形象栩栩如生。第四,在新文化史與思想史結合研究方面,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響,從對象到方法,從視野到理念,這一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都發生了明顯變化,這就是從研究社會上層的精英人物,到研究社會下層的小老百姓;從研究高大上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文化思想,到研究下里巴人的民間(或大眾)文化和社會心態,從研究社會改良、革命和政權變更,到研究節慶儀式、公共空間以及廟會、醫療、身體、性別和物質文化。第五,在報刊史研究方面,在繼續推進對《民報》、《新民叢報》、《新青年》、《獨立評論》、等報刊研究的同時,學者們也開始了對《大公報》、《時務報》、《申報》、《益世報》、《觀察》、《努力周報》、《改造》、《甲寅》、《太平洋雜志》、《現代評論》、《再生》、《時代公論》、《今日報》等其他報刊的研究,這些研究一方面表現了思想史研究領域的擴大及細化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則更顯示了當今學術界打通社會史與思想史的努力。學者們除了運用傳統思想史研究方法對報刊進行解讀外,不少人還試圖引入西方社會學中關于公共空間與市民社會的研究范式對其進行新的解讀。

                         

                        (四)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如何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這是大家比較關心、常要考慮的問題,自己近幾年來也一直在作這方面的思考。現借此機會,將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相法提出來,供大家批評。

                         

                        第一、要繼續加強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學科意識”、學科理論建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提供理論引領。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是五四以后隨著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近100年歷史。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歷史雖然不短,但學術界卻一直缺乏理論上的自覺,缺乏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自身理論的研究,學者們對思想史究竟應該寫些什么,沒有統一的認識,許多思想史著作寫進了哲學史的內容,甚至以哲學史為主,學科界限混淆不清。新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自身理論的研究已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們要推動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必須繼續加強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自身理論的研究,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或內容)、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開端和分期、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通過討論以求得共識。因為只有這些重大的思想史學科自身理論問題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才有可能。

                         

                        第二、要繼續擴大研究的領域和視野,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拓展新的生長空間。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歷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夠不斷取得發展和進步,是與其研究領域和視野的不斷擴大分不開的,如從思想史研究以思想家個案為主,到思潮史研究的異軍突起,近代思想史著作越來越多地以社會思潮為主線;近代學術史流變中的傳統學術思想的近代走向和現代學術之建立等問題為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受西方社會史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視線的下移,等等。既然研究領域和視野的擴大,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能夠不斷取得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化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繼續擴大研究領域和視野,尋找新的增長點,就非常必要。根據目前研究的狀況,我們可以推測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未來趨向是:(一)思想家研究仍是重點;(二)思潮史研究將向專題研究方向發展;(三)學術思想史研究會繼續得到加強;(四)思想史與其他學科的會通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五)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的自身建設將得到進一步的重視。

                         

                        第三、要繼續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但同時要屏除對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理解和運用,加強對思想家個人的生命歷程、生存狀況和生活環境的研究。進一步深化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首先就要繼續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要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賴以產生的思想淵源和社會歷史背景,考察思想家與其時代、思想的產生與物質的生產之間的相互關系。當然,我們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同時,更要屏除對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理解和運用。實際上,馬克思主義講的社會存在,是廣義的社會存在,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外,還包括思想家的生命經歷、生存狀況和生活環境。在同一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之下所以會產生不同類型或性質的思想家,這與思想家們個人的生活經歷、生存狀況和生活環境的不同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在研究某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時,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外,還應加強對他的生活經歷、生存狀況和生活環境的研究,看他有過什么樣的生活經歷,到過那些地方,經歷過那些事件,經濟狀況如何,有什么樣的社會地位,喜歡和那些人交往,其親朋師友尤其是師友的思想是怎樣的,對他產生過那些影響等。

                         

                        第四、要繼續引進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但要加以“中國化”或“本土化”,避免對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的生硬套用。近年來,隨著西方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傳入,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借用西方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思想史研究中引用西方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對推動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擴大了文獻資料的使用范圍;其次,非文獻資料和口述資料得到重視和利用;再次,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的書寫方式。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我們也應看到,西方社會史以及西方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傳入,也給研究者帶來了一些問題與困惑:首先,是對史料與理論關系形成顛倒的錯誤認知;其次,是闡釋的“過度”與概念的“濫用”。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要繼續引進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但在引進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的研究實際,將西方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中國化”或“本土化”,從而建立本土化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理論、方法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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