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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細珠:改革開放40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路向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06日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40年,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期,也是遭遇進一步發展困境和面臨新的挑戰的時期。改革開放前后及1980年代,在學術上撥亂反正的基礎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榮發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1990年代初,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行,發生研究范式轉換,從革命史范式向現代化范式轉變,出現革命史研究淡化與邊緣化而改革史研究成為熱點的現象。本文擬在宏觀檢討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指明其可能發展的路向,以期進一步推動晚清政治史研究。

                         

                        [關鍵詞]晚清政治史革命史改革史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

                         

                        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社會經濟走向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繁榮,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不例外。對此,已有學者進行了具體總結,茲不贅述。這里僅就40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趨向略做梳理,在宏觀檢討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就其可能發展的路向略陳淺見,以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學術上撥亂反正:革命史范式重建

                         

                        如果把新中國建立以來70年的當代中國學術史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那么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改革開放正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界標。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階段性也可以在這個宏觀視野中得以清晰地呈現。此前30年基本上承繼延安時代以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學術典范,初步建立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但因文革的沖擊而支離破碎,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軌道,走向了影射史學的邪路。文革結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開始從學術上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為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后40年既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榮期,也是遭遇進一步發展困境和面臨新的挑戰的時期。

                         

                        改革開放前后及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在學術上撥亂反正的基礎上,晚清政治史研究一度繁榮發展,重建了革命史研究范式。

                         

                        這個時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特點主要有三:一是清除“影射史學”的流毒,對“文革史學”進行撥亂反正。“文革”時期是史學政治化的極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史學成了任人涂抹的對象,歷史事實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文革”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撥亂反正,就是把曾經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

                         

                        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王慶成、史鳴相繼撰文,批判“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羅思鼎利用歷史反黨,歪曲歷史,把一部太平天國史納入“儒法斗爭史”,肆意篡改;并指出必須徹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幫”污蔑農民革命斗爭、篡改中國歷史的卑劣伎倆和反動罪行。

                         

                        在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領域,張玉田、王致中撰文認為,要肅清林彪“四人幫”在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中的流毒;同時批判戚本禹之流借義和團之名鼓吹封建蒙昧主義,指出“林彪、‘四人幫’一類騙子閉口不談反對封建主義,正說明他們是有心病的。”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樊百川撰文,認真清算了“四人幫”把辛亥革命史扭曲為“儒法斗爭史”的流毒。隨后,章開沅發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對于進一步研究辛亥革命史提出了新的認識。他提倡要發揚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客觀公正地評價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在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推動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二是研究熱點集中,學界熱衷討論歷史基本線索、階級屬性、歷史作用與意義等重大理論問題。關于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曾經是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實,無論是“兩個過程”論、“三次革命高潮”論,還是四個階梯論、民族進步論等等,都基本上是政治史的框架,都是從政治史角度對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宏觀思考。具體到晚清政治史專題研究領域,爭論的重要問題是有關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的性質等問題。

                         

                        關于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問題。一般認為太平天國政權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革命政權,但對此學界也有不同看法。王天獎撰文認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從本質上看無疑是一次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但在天京建立政權之后,便逐漸蛻變成為一個地主階級封建政權。孫克復、關捷提出商榷,認為太平天國政權不是封建政權,而是“一個和清朝封建政權對峙十余年”的“農民革命政權”。針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提出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說法,朱東安撰文認為,根據斯賓諾莎關于神權政治的原義,并參照中世紀西歐的情況,太平天國不但沒有推行神權政治,而且其各項做法正好符合斯賓諾莎開出的結束神權政治的處方。

                         

                        關于戊戌變法與改良主義的關系問題。早期研究者一般認為戊戌變法是一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但有一定的進步作用。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大都不贊成把戊戌變法定性為“改良主義”。陳旭麓引述列寧的觀點,認為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來反對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是一種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戊戌維新運動與國際工人運動中產生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活動的背景并不相同,是一個要求作較大革新的改良運動,與改良主義迥然不同。林增平也認為,將戊戌維新和改良主義等同起來,是忽略了時間、地點和歷史條件的差別所產生的一種誤解。湯志鈞則堅持認為,戊戌變法是十九世紀末葉發生在半殖民地中國的改良主義運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發生在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不能因為列寧批判過的與機會主義等并稱的改良主義,就認為稱戊戌變法為改良主義是“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

                         

                        關于義和團運動與反封建的關系問題。學界對于義和團運動是一次以農民為主體的大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關于義和團運動是否反封建的問題,則看法頗有分歧。李侃認為,義和團從來沒有提出過明確的反封建的綱領,更沒有觸及過土地和政權問題。榮孟源認為,義和團的確沒有近代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反封建的政治綱領,但義和團在各地農村都打擊地主,抗租抗糧,正是農民自發的反封建斗爭。戚其章認為,判斷義和團運動是否具有反封建的性質,首先要確定反封建性質的標準問題。他認為,農民起義的反封建性,就是反抗封建的統治,主要表現為反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根據這個標準,可以判斷義和團運動具有反封建性。丁名楠具體分析作為義和團行動綱領的“扶清滅洋”口號,認為義和團主觀上不反封建,但客觀上確實起了反封建的作用。

                         

                        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大陸學者基本上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有臺灣學者認為是“全民革命”,而外國學者有人認為是“國內民族革命”或“中國對外國革命”,也有人認為是士紳革命,還有人認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變革。對此,劉大年、章開沅等撰文進行了精細的辯駁,堅持大陸學者普遍認可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并對各種奇談怪論進行了辨正析疑。

                         

                        三是重視宏觀綜合研究,重建革命史話語體系。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各領域專題研究均不同程度地走向繁榮,并出現各專題綜合性通史著作。

                         

                        太平天國運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4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這是羅爾綱一生研究太平天國史的總結之作,也是新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是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3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反映太平天國史綜合研究水平的通史性學術著作。

                         

                        戊戌變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湯志鈞著《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全面論述了戊戌變法的全過程,并揭示了從改良走向革命的歷史必然性。二是王栻的遺著《維新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基本上反映了戊戌維新運動的全過程,重點剖析相關人物的思想是其顯著特色。

                         

                        義和團運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廖一中、李德征、張璇如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詳細敘述了義和團運動興衰的全過程,是第一部學術性的義和團運動全史。

                         

                        辛亥革命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三:一是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3冊,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用豐富的史實,建立了一個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體系,是其最顯著的特色。二是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2冊,中華書局,1981-1982年版),把辛亥革命史作為中華民國開國前史,較多關注革命的對象清政府,尤其是深入剖析立憲運動,是其明顯的特色。三是金沖及、胡繩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年版),是兩位辛亥革命史研究專家協力撰述的專著,利用豐富的報刊資料,思想靈動,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這個時期,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還基本上是附麗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之內,其獨立研究只是略現端倪。清末新政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張連起著《清末新政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第一部簡要概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立憲運動研究的代表性通史著作有二:一是韋慶遠、高放、劉文源著《清末憲政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系統研究清政府預備立憲史頗有分量的專著,為有關預備立憲史研究的必讀參考書。二是侯宜杰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其學術價值不僅在于征引資料豐富,論證具體,尤其是對立憲運動與預備立憲兩者互動關系的研究,為此課題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毋庸諱言,以上各種綜合性通史著作的出現,基本上指向了一個目標,那就是革命史話語體系的建構。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進展,也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另外,在出現眾多綜合性研究著作的同時,也不乏專題實證研究。與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均有眾多研究者簡直不勝枚舉的情形不同,孔祥吉對戊戌變法史的研究值得關注。孔祥吉在故宮博物院發現《杰士上書匯錄》等珍貴文獻,對康有為《戊戌奏稿》改篡的基本情況進行認真考訂,使長期以來懷疑康有為作偽的公案終成定讞,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在此基礎上,孔祥吉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康有為與戊戌維新運動研究的成果,主要匯集成兩本專題研究論著:《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和《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這些成果,在1980年代整體追求宏觀問題討論的學風之下頗為引人注目。

                         

                        二、研究范式轉換:從革命史轉向改革史

                         

                        學風隨著世風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縱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歷程,改革開放以來40年間,大概在1990年代便開始一次重要的學術風氣轉變。有人說,199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思想家淡出,學術家凸顯的時代,學術界的時尚已不再以談論思想的新奇為高,而以論學術功底為尚。這樣一次學術研究風向轉軌,預示著學界開始追求理性實證研究的路徑,從而更加有助于學術研究的正常發展。晚清政治史研究,實際上也是深受此種學風轉向的影響。

                         

                        隨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發生明顯的轉向,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呈現出新的特點,主要表現有三:一是進入具體問題的實證研究,各專題領域得以拓展深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從單純的政治史轉向政治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路徑。

                         

                        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批專題研究著作。鐘文典主編“太平天國史叢書”1713冊,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在1991-1997年陸續出版,大都是各個具體領域的專題史著作,如郭毅生著《太平天國經濟史》(1991年版),華強著《太平天國地理志》(1991年版),祁龍威著《太平天國經籍志》(1993年版),張一文著《太平天國軍事史》(1994年版),郭存孝著《太平天國博物志》(1997年版),等等。

                         

                        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也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末,路遙、程歗著《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齊魯書社1988年版),就是一部重要的專題研究論文集。1990年代以來,重要的專題研究著作如林華國著《義和團史事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及其修訂本《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黎仁凱、姜文英等著《直隸義和團運動與社會心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相藍欣著《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這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更為典型,其中朱英、馬敏、虞和平、桑兵關于近代紳商、商會與新式社團的實證性專題研究,最為引人注目。這些理性實證的研究論著,既深化拓展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視野,又影響了年輕學人相關研究的選題與方法、路徑,是一代學風轉向的明顯標志。

                         

                        二是研究范式轉換,從革命史范式向現代化范式轉變,研究領域從革命史轉向改革史。

                         

                        199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行的過程中,學界開始引進現代化理論,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逐漸從革命史范式向現代化范式轉變。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范式轉變,只是用現代化范式補充革命史范式,兩種范式實際上具有互補功效,而并不是用現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具體到晚清政治史研究領域,以往學界在革命史范式主導下,主要是以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所謂三次革命高潮為主線,在現代化范式被引進之后,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與立憲運動等改革史也受到足夠的重視,從而使那段歷史顯得更加豐滿。

                         

                        隨著近代史研究領域發生范式轉變,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出現明顯的轉向:革命史研究有日漸淡化與邊緣化之勢,而改革史研究則逐漸成為熱點。

                         

                        以往較長一段時期內,由于以革命史范式為主導,學界研究力量主要投入太平天國運動史、義和團運動史與辛亥革命史領域,使革命史研究發展迅速,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相關研究論著。新世紀以來,與革命史研究相關的各專題領域形成所謂“學術高原”,實際上陷入了難以突破瓶頸的新困境。如桑兵著《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夏春濤著《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吳寶曉著《京畿義和團運動研究》(學習出版社2016年版)這樣有深度研究的學術專著,已不多見。

                         

                        相比較而言,在學界日益重視現代化范式的情形下,以往關注較多的革命史研究領域逐漸被冷落,日趨淡化與邊緣化;與此同時,較多的研究力量轉而投入改革史研究領域,從而使戊戌變法史、清末新政史與立憲運動史一時成為研究熱點,并有日漸細化與深化之勢。

                         

                        關于戊戌變法史研究,茅海建的成就最為引人注目。在發表一些列重要學術論文的基礎上,已結集出版《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5年版)、《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三聯書店2011年版)、《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三聯書店2014年版)三種,并出版專著《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9年版)。茅海建充分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大量檔案材料,完成了一些重大史實的精心考證與重要場景的細密描述,舊說的認知、補證與修正,新說的展開、論證與建立,充分證明其刻意追求的所謂“史實重建”的學術宗旨。另外,馬忠文著《榮祿與晚清政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賈小葉著《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康黨為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均不乏新見,也頗值得關注。

                         

                        關于立憲運動史研究,遲云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從1999年完成博士論文,持續修改10多年,出版專著《清末預備立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從清政府的層面對預備立憲進行了全面系統而且深入的研究,尤其對清政府預備立憲的具體措施,諸如中央官制改革、地方官制改革、憲法與三權分立等剖析精詳,是一部對相關研究頗有參考價值的厚重的學術著作。另外,還有沈曉敏著《處常與求變:清末民初的浙江諮議局和省議會》(三聯書店2005年版),彭劍著《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潘崇著《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也是相關研究的重要著作。

                         

                        關于清末新政史研究,最值得關注的是關曉紅的研究。她的《晚清學部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中央政府機構與官制改革研究的范本。其在發表系列重要論文的基礎上,出版的專著《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和《從幕府到職官:清季外官制的轉型與困擾》(三聯書店2014年版),是科舉制度改革與直省行政制度改革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研究著作,如李細珠著《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和《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劉增合著《鴉片稅收與清末新政》(三聯書店2005年版)和《:清季財政改制研究》(三聯書店2014年版),劉偉、彭劍、肖宗志合著《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等等,均在不同專題研究領域有新的創見。韓策著《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則可謂新生代學人重要的代表作。

                         

                        三是貶低甚至否定革命的逆流不時沉渣泛起。晚清政治史研究領域的范式轉變,有助于重新詮釋歷史,豐富、完善歷史認識。但遺憾的是,有人卻走向了拔高改革史而貶低甚至否定革命史的極端,把嚴肅的學術研究引向了歪路。所謂“告別革命”論、太平天國“邪教”說與“光榮革命”論就是三個典型的案例。

                         

                        “告別革命”論出現在1990年代中期。論者宣稱要告別一切革命,否定辛亥革命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有謂: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暴力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中國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康、梁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之路;一是孫中山主張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現在看來,中國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這不是嚴肅的學術研究,其實是一種政治宣言,但其影響滲透到學界,具有較大的誘惑力。正本清源,張海鵬撰文,嚴正批駁其歪曲、誣蔑近代中國革命的錯誤論調。告別革命論者為了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價值,罔顧歷史事實,大肆鼓吹立憲派的改良主義道路。其實只是一廂情愿的妄想。客觀歷史事實是,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朝君主專制統治,而立憲運動與清末新政的道路均走進了死胡同。時人對于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均有敏銳的觀察和驚人的預測,有謂:“朝廷力行新政,原以圖富圖強圖存,而不料轉以速貧速亂速亡。”“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可見,正是因為清政府的新政與預備立憲失敗,最終走向了革命。辛亥革命的爆發,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新世紀之初,有人肆意攻擊太平天國宗教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性邪教”,甚至誣蔑太平天國是“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引起學界多方面反擊。夏春濤撰文,針對太平天國宗教是“邪教”一說,就洪秀全是否是一個借宗教起家的“騙子”和“淫棍”,如何理解洪秀全在起義前夕所發布的恐怖性宗教預言及其“造神”舉措,如何理解洪秀全對內部所實行的嚴格控制,圣庫制度與邪教斂財是否是一回事等逐一進行了辯駁,對借“邪教”說全盤否定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偏向提出了質疑。戴逸、李文海、張海鵬等人也嚴肅地參與了討論,從不同的角度論證太平天國宗教不是邪教。

                         

                        所謂“光榮革命”論出現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當時,有人利用《清帝遜位詔書》,把辛亥革命說成是中國版的光榮革命,認為袁世凱的權力來自清帝和平禪讓,其真實意圖就是要貶低辛亥革命。比如,論者雖然標榜并不是要全然否定辛亥革命的意義,但卻高度贊頌所謂和平禪讓,認為以《遜位詔書》這份契約性文件所規定的清帝遜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標志著中國歷史的古今之變以一種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啟下的歷史性轉型,最露骨的是對國民革命大革命的丑詆,有謂:上個世紀20年代發端的大革命潮流,是民國憲制失敗最為微妙而丑陋的寫照。”可見,所謂“光榮革命”論者一方面神乎其神地美化《清帝遜位詔書》,另一方面又不遺余力地痛貶辛亥革命,恰是一種“告別革命”論的借尸還魂。這種炫人耳目的非歷史主義論調,只能混淆是非,并無助于真正的學術研究。

                         

                        三、再出發的新路徑:整體反思與多元取向

                         

                        改革開放40年來,晚清政治史研究取得長足進展,但與此同時,又遭遇了進一步發展的困境。這個困境首先來自內部,各專題研究領域出現所謂學術高原,以至于形成難以突破的瓶頸,甚至有從實證研究走向碎片化的傾向;同時也來自外部,就是受到新社會文化史與民國史等新興強勢學科的沖擊,既使不少學者紛紛離開晚清政治史研究,也使年輕學人望而卻步。

                         

                        晚清政治史研究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從整體上進入所謂“學術高原”的狀態,但并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新世紀以來,有關晚清政治史海量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出版,為進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據不完全統計,國家清史工程就出版了檔案叢刊19881冊,文獻叢刊682221冊。其中有大量晚清史料,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原始檔案影印本《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40冊)、《清代軍機處隨手登記檔》(180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三輯457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清代稿抄本》(6300冊),上海圖書館藏私人檔案《盛宣懷檔案選編》(100冊),以及一些重要歷史人物文集《李鴻章全集》(39冊)、《袁世凱全集》(36冊),日記如《越縵堂日記》(18冊)、《徐世昌日記》(24冊),等等。不僅如此,其他相關史料如《申報》《東方雜志》等大量報刊的整理出版以及數字化也是空前的繁榮。這些海量史料,正是推動晚清政治史研究再出發的重要基礎。

                         

                        具體而言,究竟如何進一步推動晚清政治史研究,謹提幾點參考意見如下:

                         

                        其一,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體反思,克復碎片化傾向。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大致經歷了一個從宏觀論爭到微觀實證的過程。1980年代基本上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期,學術上也是如此。學界熱衷于討論各個重大事件的性質、歷史意義等宏觀理論問題,往往因歷史評價問題爭論不休。而在1990年代以后,學界進入較理性的實證研究,學者研究選題大都關注具體的問題,明顯對宏觀理論探討缺乏興趣,幾乎沒有多少共同對話的學術問題,更不見曾經熱鬧非凡的學術爭鳴場景,甚至流入令人憂心的碎片化境地。其實,通過近30年來的專題實證研究,晚清政治史各領域均有較大的進展,許多歷史事件的細節得以充分而清晰地呈現,這正是進一步開展宏觀反思的基礎。只有對晚清政治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進行整體的宏觀反思,對于學科體系與研究理論及方法進行深層次的宏觀檢討,才能更進一步深化拓展相關研究,而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碎片化傾向。

                         

                        其二,突破革命史與改革史藩籬的一般政治史研究。改革開放40年來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一個明顯的學術轉向,就是從革命史研究轉到改革史研究。改革史領域的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與清末新政成為研究重點,而革命史領域的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有從社會史角度進行相關邊緣研究的趨勢。但是,如果只是在革命史與改革史范圍里打轉,也必然是自設藩籬,畫地為牢,而終究難以自我突破。其實,在革命史與改革史以外,還有更加廣闊的天地,就是一般政治史研究,包括一般社會政治問題、地方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勢力集團的政治活動等,都是新的學術增長點。如何文平著《變亂中的地方權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崔岷著《山東團匪:咸同年間的團練之亂與地方主義》(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馮志陽著《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均是值得關注的一般政治史研究的典型個案。

                         

                        其三,整合政治史與社會史研究方法,關注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的研究。晚清政治變革的基本趨向是制度轉型,在此背景下發生社會變遷。制度轉型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一方面,從政治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角度研究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各種政治事件,可以獲得全新的觀察視角;另一方面,走出單純事件史的路徑,充分關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及其演變態勢,將有一片更加廣闊的天地,使原本紛繁復雜的歷史盡顯其豐富多彩的本相。

                         

                        其四,從事件史回歸制度史研究,把典章制度與人事關系有機結合起來。中國史學傳統向來重視制度史研究,但晚清政治史研究長期側重事件史,主要關注“八大事件”。其實,晚清時期正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制度變革與轉型的關鍵時期,回歸制度史研究,或可使晚清政治史研究進入新境。政治是各種勢力集團根據各種制度規則分配權力與利益的人事活動。政治爭奪的核心是權力,權力的背后是利益,權力與利益分配的原則有各種制度與規則,具體則涉及復雜的人事關系。典章制度與人事關系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內容,準確把握兩者之間復雜的微妙關系,政治史研究或可登堂入室并更進一境。

                         

                        參見曾業英主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崔志海等:《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晚清政治史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如果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所謂八大事件都歸于其中,似亦無可厚非,但這幾乎是一整部晚清史了。本文主要關注晚清政治改革與革命的歷史。晚清改革史的起點至少應該從洋務運動算起,但因洋務運動時期的變革主要在技術層面與經濟領域,故一直是晚清經濟史研究的重點;而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又主要是晚清中外關系史研究的內容。因此,本文將重點關注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立憲運動與辛亥革命研究的學術史。

                         

                        王慶成:《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封建性質不容否定——駁梁效、羅思鼎對太平天國歷史的歪曲》,《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史鳴:《顛倒歷史是為了亂今奪權——四人邦對太平天國歷史的歪曲》,《廣西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

                         

                        張玉田:《應當全面看待義和團運動——談義和團的籠統排外主義》,《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王致中:《封建蒙昧主義與義和團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樊百川:《辛亥革命是儒法斗爭嗎?》,《歷史研究》1977年第1期。

                         

                        章開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王天獎:《太平天國與地主階級——兼論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中州學刊》1981年第1期。

                         

                        孫克復、關捷:《太平天國政權性質問題商榷》,《社會科學輯刊》1981年第1期。

                         

                        朱東安:《太平天國“推行神權政治”說質疑》,《歷史研究》1990年第5期。

                         

                        陳旭麓:《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原載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華學術論文集》),見《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頁。

                         

                        湯志鈞:《戊戌變法與改良主義》,《學術月刊》1982年第1期。

                         

                        李侃:《義和團運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教學》1979年第2期。

                         

                        榮孟源:《義和團運動評價管見》,《東岳論叢》1980年第3期。

                         

                        戚其章:《關于義和團運動評價的若干問題》,《東岳論叢》1980年第4期。

                         

                        丁名楠:《義和團運動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81年第1期。

                         

                        劉大年:《論辛亥革命的性質》,見《赤門談史錄》,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1頁;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問題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晉陽學刊》1982年第2期。

                         

                        馬勇:《50年來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3年版;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馬敏:《過渡形態: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三聯書店1995年版;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103頁。按:該書1995年出版第1版,作者在第5版前言中特別聲明:除了增加新篇(輯六:若干提問)之外,我們對原來版本的內容,一字不改,全部保持原樣。

                         

                        張海鵬:《“告別革命”說錯在哪里?》,《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

                         

                        胡思敬:《請罷新政折》(宣統二年五月二十日),《退廬疏稿》卷2,南昌,問影樓1913年版,第43頁。

                         

                        《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立憲必先正名不須求之外國折》(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37頁。

                         

                        潘旭瀾:《太平雜說》,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史式:《讓太平天國恢復本來面目——為金田起義150周年而作》,《開放時代》2001年第1期。

                         

                        夏春濤:《太平天國宗教“邪教”說辯正》,《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戴逸:《太平天國拜上帝會不是邪教》,《江海學刊》2007年第1期;李文海:《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國的上帝教看作邪教”————夏春濤<天國的隕落>評介》,《中華讀書報》2006628日,第9版;張海鵬:《關于太平天國是否邪教的一點思考》,中華文史網首發,轉引自近代中國研究網2007825日,http://jds.cssn.cn/ztyj/wqzzs/201605/t20160506_3323656.shtml

                         

                        以上引述有關內容見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00102115153頁。

                         

                        詳參拙著《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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