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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檢秋:清代漢學家的學術精神片論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18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03日

                        摘要:清代漢學是傳統學術的高峰,源遠流長。不僅其學術規范影響深遠,而且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在目前相關研究中,人們對漢學精神的認識大體局限于“實事求是”,而對許多漢學家淡泊利祿、鍥而不舍、和而不同的學術精神鮮有論及。本文略述要旨,以期進一步探析、認識清代漢學的底蘊,這或許對后世學術風尚和繁榮亦不無啟示。

                         

                        關鍵詞:清代漢學家;學術精神;淡泊利祿;和而不同;治學韌性       

                         

                        清代漢學匯集眾流,為傳統學術的高峰,至晚清雖受經世思潮和西學浸染,仍不失生機。清代漢學家勤于著述,許多精深的經、史、諸子學論著前無古人,后少來者,至今都是不能忽視的學術資源,但其政治地位歷經坎坷。清前期,朝廷標榜以理學治國,逐漸興起的漢學只是民間學術。其開創者或如顧炎武自居遺民,或者如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等人以布衣終老,甚至如臧琳等人死而無聞。這與當時理學名臣繼起,甚至死后從祀孔廟的榮耀形同天壤。乾隆年間,朝廷崇尚經學,漢學地位迅速提升,出現了畢沅、王引之、阮元等漢學官員。但絕大多數漢學家并無一官半職,如惠棟、江聲、余蕭客、沈彤、江永、汪中、焦循、臧庸等人久困場屋,甘居林下。許多家境貧寒者,晚年只能以游幕、授徒為生,甚至貧病交加,赍志而終。晚清以降,理學經世派迅速崛起,漢學仍有余暉,而政治地位再度邊緣化。

                         

                        顯然,清代漢學的繁榮,根本上不在于政治地位。漢學的魅力和成就,是與學者的治學精神分不開的。嘉道校勘學家顧廣圻曾區分漢學、宋學和俗學:“予嘗反復尋求,閱歷數十年而后得,請以三言蔽之曰:漢學者,正心誠意而讀書者是也;宋學者,正心誠意而往往不讀書者是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尚讀書者是也。”[1]他所分未必恰當,卻提示了漢學尊德性與道問學并重的傳統。

                         

                        乾嘉漢學家如錢大昕、汪中、阮元、凌廷堪等人的文集、書札均楬櫫“實事求是”旗幟。道咸以降,學術潮流因時而變,“實事求是”仍然是漢學家的基本理念。比如,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凡例》表明:“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2]端木國瑚也說:注經只求其是,以心安理足為要。”[3] 清代漢學家將實事求是精神發揮到極致,后世闡發其旨的論著不勝枚舉,毋須贅述。但如果對漢學精神的了解僅囿于此,則不能完全領悟其尊德性”“道問學并重的豐富蘊含。清代漢學家在皓首窮經的歲月中,還形成了一些獨具魅力的學術精神。它們與實事求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些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本文略述要旨。

                         

                        置重學術  淡泊利祿

                         

                        相對于佛、道二教,儒家具有鮮明的入世傾向。在專制主義的鉗制下,科舉成就與儒學修養不能完全等同。士大夫的人格多被仕途扭曲、異化,許多人不講修身立品,學問也只是謀取利祿之資。不少人迷戀仕途,期望以此光宗耀祖。但儒學的精神傳統并沒有完全斷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4]董仲舒則云: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還以此描述孔門弟子之行。[5]這類理念在清代仍然薪火不絕,影響深遠。

                         

                        清廷入主中原后,廣大士人在精神上沒有完全臣服。有清一代,滿族很大程度上漢化了,而滿、漢之間的民族隔閡始終存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劇長期留在清初士民的記憶中,接踵而至的文字獄更是讓讀書人生活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江南士人對政治的恐懼增強了遠離官場的取向。與此同時,清代漢學在興起之初,一直是有別于廟堂理學的民間學術,其“治平天下”的文化功能隱而不顯,故不為統治者青睞,也不能像理學那樣迅速官學化。這既使得許多漢學家遠離權利中心,淡化經世致用,而又在較大程度上傳承了儒學重義輕利的精神傳統。

                         

                        清代漢學家雖然有人在“尊德性”方面仍有欠缺,甚至不無利祿之心,但絕大多數人“明其道不計其功”,一生守望學術凈土。清中期沈彤、余蕭客、臧琳等人潛心學術、布衣終生,卻是建立漢學的基石。一些人游移于仕、學之間,而價值重心仍在學問。錢大昕早年入仕,曾得乾隆帝賞賜,“將大用,而先生淡于榮利,以識分知足為懷。慕邴曼容之為人,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里后,即引疾不出”[6]。他40歲以后專注于著述、講學,時人為之惋惜。而他認為,做官不如著述,唐代隴西、趙郡位居宰相者數十人,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膴仕,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字,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揅精覃思,兀兀窮年而不悔也”[7]。這是錢大昕的人生感悟,也踐履于行動之中。歷代許多人入仕之后,荒廢學業,專攻心術,甚至連官場文書都委之吏屬,敗壞了仕風。故錢大昕強調士大夫的學術素養,并以史為鑒: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亡祖,籍父所以無后。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佑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鑒》為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8]他認為,處理好仕、學關系不僅影響個人成就,而且關系國家安危。錢氏成為一代儒宗,學傳久遠,與其淡薄利祿、置重學術的志向無疑密切相關。

                         

                        一些漢學家像錢大昕一樣,明智地抉擇于仕、學之間。乾隆十四年,清廷令各地督撫保薦經學人才。惠棟被兩江總督薦舉,因故未能赴京。又有朝官薦舉戴震之師江永,而江氏“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游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他致函戴震表示“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強起”[9]。金榜高中狀元,授職后即告歸,沉潛于《三禮》之學,晚年臥病而著述不輟,終為禮學名家。

                         

                        王念孫久值諫垣,任御史已滿四年后,例當出任知府。為了潛心學術,他請辭更利仕途的外任,仍供京職,后來長期屈居六品。任大椿與王念孫志趣相同,而機遇不濟。他少以文章名,自少至壯,起居食息、舟車道路無一時不究心典籍,精研考據。乾隆三十四年成二甲第一名進士。按例當改庶吉士,卻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該司工作繁重,無暇學問。他求座師朱筠設法移司閑曹,以便竭半日一夜之力讀書,于是十年守官,仍可大半讀書。朱筠說:“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大椿唯唯以退。[10]每日自官署歸,輒閉門讀書,如諸生時,不以仕廢學。類似學者還有凌廷堪,成進士后,例選知縣,而心向學術的他自請改為教職,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遂選寧國府學教授,“孝悌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著《禮經釋例》等書。[11]受錢大昕學術熏陶的錢坫也在成進士后,請求由知縣改為江寧府學教授,以便從事撰述。

                         

                        有的學者疏離仕途也體現了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汪中早年曾赴科考,30歲以后絕意仕途。被謝墉選為拔貢后,卻不赴朝考。汪中的才學深得朱筠、朱珪兄弟賞識。乾隆五十年,朱珪主江南鄉試,放言必得汪中為選首。但他未應試,曾致書孫星衍表明心跡: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榮親則為實際。某每聞人致語云:一舉登科日,泊然無所動心也。繼云:雙親未老時,則聞而瞿然。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學術觀其會通,行業歸于平實,是所望也。”[12]一天,汪中過訪焦循居所,感嘆湖光山色都娛目,請焦循作對為楹帖,焦循遂聯以和璧隋珠勿動心”。這副聯語其實表明二人心向學術、不圖利祿的精神默契。汪、焦“行業歸于平實”,既考慮了自身特長,又是向往自由精神。他們學思深厚,卻不能迎逢官場習氣,即使勉強入仕,未必能坦途如意。清代成進士者數以萬計,而像汪、焦那樣的學術巨匠則寥寥可數。

                         

                        一些學者比汪中、焦循的科舉順利,仕宦生涯也有聲有色,但有的學者型官員人在仕途,而心系學術。洪亮吉致信孫星衍:“至吾輩艱窘之況,亦須稍受之,況既以出門,自當委運,日讀書數卷無苦也。惟上則縈心堂上,次則系念故人,尚勞勞耳!”[13]洪、孫二人入仕而不廢學,一有機會便投身于學術事業,潛心學問。他們晚年專注學術后,成就卓著。在清代漢學家中,這類情形并不少見。

                         

                        清代漢學家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曾給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太炎針對清末士風云:“曩者凌曙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14]梁啟超也贊揚清代學者的人格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15]清末民初,章、梁已不能為學問而學問,卻崇尚漢學家的精神風骨,多少帶有文化托命的憂思。他們針砭世風,也為后人了解、闡釋漢學精神提供了線索。

                         

                        刻苦治學  鍥而不舍

                         

                        中國學術代有演進,各顯優長。漢賦、唐詩流芳百世,宋、明理學高明深邃。但就治學之勤奮而言,則清代漢學家可謂首屈一指。清代漢學名家輩出,著述累累,卻并非天才濟濟。其中不少學者天資平常,少無才華。比如,閻若璩“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沉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生平長于考證,遇有疑義,反復窮究,必得其解乃已”。[16]正是窮究疑義的韌性,使閻若璩的辨偽研究成績斐然,成為漢學興起的重要環節。章學誠自述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于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17]章氏以勤補拙,堅持不懈,終成史學名家。

                         

                        清代漢學家多無名位,常年以著書、授徒、游幕為生。著述雖勤,而刊印不易,有幸得到盧文弨、畢沅、阮元等官員助刊者為數有限,故他們生前刊行著述者并不多見。即使付梓,也幾乎無利可圖。惠氏弟子江聲享譽學界,在嘉慶初年被舉為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但生活貧寒。孫星衍曾寄銀數十兩接濟,江聲謝云:“接奉手函及《明堂考》,且奉厚惠十金,竊念閣下愛我,謝非筆所能馨也。計閣下貺我,于今四次矣。去年曾致書閣下勿復見賜,不至傷惠,俾聲亦不至傷廉……心實歉仄,感愧交并也……自計昔為刻書受錢頗多,方患實不副名,前此既不可追,后此宜深自厲,見利輒取,毋乃累乎?”[18]江聲清貧的著述生涯于此可見。

                         

                        考經證史耗費心力,出版又不易,許多漢學家一生貧病交加,默默無聞。比如,張星鑒師從陳奐,屢應秋闈不中,以諸生終。他以游幕為生,歷經皖、鄂、豫等省,與咸同年間校書者多有交往,所撰《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得河南學政之助刊行,其余則難以面世。同治年間,張星鑒曾去金陵書局拜訪戴望、劉恭冕,于治學的艱辛頗有同感。自記云:“時局中刻諸史,任校讎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寶應劉君叔甫,各以文章、學術雄視一時。子高好讀毗陵莊侍郎、劉禮部書,為先漢今文家學。叔甫系端臨先生從孫,考證經、史,能不墜其家法。與之言論,慨異學之鼓簧,嘆經生之不遇。”[19]張星鑒晚年學益邃,境益困……未嘗一日稍得志。光緒三年,倦游返吳,老而貧,貧而病,里居困瘁……有子先卒,身后蕭然,家徒壁立。親友為營喪葬事既畢,其戚朱硯生給諫……搜訪遺文,將以付梓,得《仰蕭樓手稿》二卷[20]乾嘉漢學一度得到官方扶持,但對朝廷來說,經學的價值始終體現在工具層面。故有清一代,嘆經生之不遇者絕非少數。劉恭冕學有淵源,逝世前得中舉人,而一生境遇并不比戴望、張星鑒優裕多少,而續完的《論語正義》成為一代名著。這類刻苦治學的情形在清代中下層士人中屢見不鮮。

                         

                        盡管如此,許多學者仍不計功利,數十年沉潛于學術,死而后已,茲舉乾嘉漢學家數例:

                         

                        余蕭客早年師從惠棟而能傳其業,深疾鑿空之談。“幼有異稟,尤攻苦自勵。家甚窶貧,而書卷不啻千計,皆奔走數十里,或扁舟,或柴車,聞一異書,必假抄寫,或得觀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中歲得目疾,畏風日,構一室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巨案周其室,書冊鱗比,誦習之寒暑弗間也”。[21]他以布衣終老,有暇則讀《十三經注疏》,并摘錄注疏,欲求補缺。自乾隆二十四年秋始,依《十三經》經文編次,孜孜不倦,晝夜手錄,至二十六年,左眼幾近青盲。二十七年二月,目疾日甚,多方治療,至四月仍未愈,以至頭不得俯、不得回,行走不能活動,否則眩暈耳鳴,通晚不止。是年九月,終于成《古經解鉤沉》30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為33卷。是書成稿后,余蕭客告祀先圣及文昌之神,學友為詩以紀其事。

                         

                        任大椿精于漢代禮制和名物制度,官“四庫館”及監臺之余,精研《禮經》,著有《弁服釋例》等書。他好輯錄佚書,撰《小學鉤沉》,輯小學書籍38種,于諸家異說多所考證。又撰《字林考逸》8卷,共輯一萬五千余字,超過原書字數。輯佚之事,艱苦繁雜,以致他經常帶病操勞。乾隆四十年,他正帶病輯考《字林》,特來探望的章學誠記云: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挐,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22]是書于乾隆四十七年完稿。

                         

                        章學誠治學也是孜孜不倦,毅力堅強。晚年眼病目盲,仍著述不輟。自己不能寫字,則口授兒子代寫。針對漢魏以降士大夫好編文集、總集、別集之風,他強調“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后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后有專門之授受”[23]。他主張寫專門之書而反對編文集,體現了漢學家的學術取向,即好作專門的經史考證,而疏于作文。清代一些著名漢學家,如吳縣惠氏、高郵王氏、常州莊氏等都潛心撰寫專門之書,留下的文集篇幅很少。然而,許多經學、子學專著不得不耗費作者數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心血,其鍥而不舍的學術追求是不言而喻的。

                         

                        焦循中舉后,發奮著書,成為《易》學、《孟子》學和天算學大家。自述從41歲以《十翼》及上、下兩經參互融合,五年三易其稿,至45歲那年三月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朖朖于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為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于此經,所以昏瞀之中,開牗其心,陰示厥意[24]從此,他不憚寒暑,不與應酬,不赴科考,專心《易》學。焦循著《孟子正義》則先令其子焦廷琥抄錄專說《孟子》之書,加上雜見他書者,編成《孟子長編》30卷,然后以己意裁成損益,撰寫《孟子正義》。廷琥記云: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引注)十二月初七日,開筆撰《正義》,自恐

                         

                        懈弛,立簿逐日稽省,仍如前此注《易》……每夜三鼓后不寐,擁被尋思:

                         

                        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天將明,少睡片刻,日上紙窗,府君起盥

                         

                        漱,即依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考之……府君之心血,竟以著書耗矣……

                         

                        病中猶以未能錄完為憾,語不孝曰:《孟子正義》無甚修改,惟所引書籍,

                         

                        仍宜逐一校對,恐傳寫有誤耳。[25]

                         

                        焦循家居18年,刻苦著書300卷,在完成《孟子正義》后不久,便于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去世了,僅58歲。焦循著書而死,而其子廷琥發揚家學,沉溺于學術,加之體弱多病,父卒半年后也因病早逝了。

                         

                        道咸以降,社會動蕩,治學環境每況愈下,而許多學者治學不懈。績溪胡氏以學術成就享譽晚清,而勤奮治學也是胡氏家風。史載胡秉虔,“好學之心孜孜不倦。咸豐辛未之歲,已成進士十二年。先生從侄竹村先生計諧來都,與先生同寓。每夜讀書必盡燭二條,或日間酬應紛紜,而夜課不減。勤學不輟,無異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26]其侄胡培翬(竹村)的《儀禮正義》為傳世之作,而撰寫過程更加艱苦。他致信陳奐云:弟自秋間背生一疽,臥床數月,近日始能起坐,然尚未復元。《儀禮疏》稿寫出僅止一半,今歲在舍,耽延日多,俗務紛集,又復遭此災厄,精神頓減,成書未知何日,焦甚。”[27]然而,胡培翬仍以頑強的毅力撰成了此書。

                         

                        黃式三自少癖嗜讀書,一生治學不輟,生前僅有《論語后案》刊行。他對漢學家的“求是”理念不敢自信,但堅持“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而求其是”[28]。這種好學精神滋潤后代,其子黃以周闡發家學,精研《三禮》,詳考禮制書,晝夜研索,多正舊說之誤,釋后人之疑,著《禮書通故》百卷,列為五十目。[29]黃氏成為晚清學術名家,而刻苦治學也傳為家風。

                         

                        戴望出身儒門,幼年孤苦,寡母節衣縮食,助之向學。他曾從陳奐、宋翔鳳問學。學未大成,卻遇上太平天國戰爭,只得奉寡母避居蘇州城南之東林山。清軍收復江寧后,戴望受聘入金陵書局校書,閑時研究經、子,學識益進,撰成《戴氏論語注》20卷,輯《習齋顏氏學記》10卷,撰《管子校正》24卷。又為《古文尚書述》,屬稿未半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江寧數病,病稍間,即改所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為以卒,年僅37歲。[30]這類事例在清代漢學群體中不勝列舉。

                         

                        清代漢學家沉潛于研經考史,表現出頑強的學術韌性。王國維謂治學的第二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在清代漢學群體中,許多人豈止是憔悴而已,以學術為生命者可謂不乏其人。正是這種刻苦治學、鍥而不舍的精神鑄就了實證學風,延續了清代漢學的輝煌。

                         

                        平等立言  和而不同

                         

                        清代漢學家的門戶觀念不如宋、明理學家深重。乾隆年間,惠棟等人倡導漢學之時,注重獨立門戶,凸顯壁壘。但嘉慶以降,調和、兼采漢宋的局面逐漸形成,門戶觀念趨于淡化。盡管漢學家之間也有師承或意氣之爭(后者如段玉裁與顧廣圻論校書),但大抵以實事求是為宗旨,表現出和而不同、平等立言的態度,學術上沒有不可冒犯的偶像。鄭玄、許慎是漢學宗師,自然也是學術典范,但如何認識二人的學術風范?焦循認為:“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眾家,兼收異說。鄭氏……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于前,而以‘元謂’按之于后。《易》辨爻辰,《書》采地說,未嘗據一說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31]“和而不同是焦循對許、鄭學術精神的總結,實則反映乾嘉漢學家的治學態度。清代漢學群體中,學術上爭鳴立異、推陳出新是普遍情形。惠棟、戴震、錢大昕等人以學問精博、蔚為宗師而載諸史冊,而他們的一些見解在當時即遭受質疑。

                         

                        與此同時,漢學家進行學術爭鳴的態度多如錢大昕所云:“愚以為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后學。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32]討論古學尚且如此,與當朝人切磋更需謙謹。錢氏面對他人的學術質疑,總是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其大量書札留下了這類記錄。比如,盧文弨推崇錢大昕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楷模。但對于錢撰《熊方后漢書年表序》反對更改熊書的主張,盧氏持有異議。在反復考核之后,他指出熊書的數條失誤,[33]還指出錢著《續漢志》中的幾處訛誤。錢大昕復信云:來教謂《續漢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當是‘心半’,非‘心二半’。仆初校時,但據閩本添‘二’字,初未布算,茲以《四分述》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淺矣。惟是尊教云中與節相距之度,不過十四、十五之間,則恐未為定率。”[34]這類平實討論在漢學家之間實在是習以為常。

                         

                        “四庫館”成為漢學家的大本營,也象征著漢學擠身于清學正統。館中聚集了不少一流學者,但他們并非不可置疑的學術權威。戴震作為學術大家享譽士林,而從嘉道年間開始,戴震的《水經注》案爭論就已開始,其后持續百多年。王念孫早年師從戴震,卻像汪中一樣否定戴震“光被四表”的解釋,這一見解后來收入王引之的《經義述聞》。錢大昕與戴震書札往返,力辨西人歷算學之非,指出戴震之師江永“乃創為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光輔)、郭(守敬),以傅會西人”。[35]與此同時,王念孫對錢大昕的經史考據也多有辨駁,如《史記雜志序》《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后》等篇。[36]

                         

                        揚州學者王念孫、汪中、劉臺拱、李惇(成裕)等人為至交好友,而學術觀點多有出入。汪中致信劉臺拱云:“中在府城中,嘗與成裕相知,處四五日,其心折于足下者甚至。至于學術同異,則誠不可以口舌爭也。”[37]他們的學術異同不只是考證見解,而且體現在儒學宗主。王念孫、劉臺拱兼尊宋學,汪中、李惇則不遺余力地排斥宋學,而汪、李對于劉臺拱兼尊宋學也頗有微辭。汪中曾致書臺拱: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之說為恨。君子之學如蛻然,幡然遷之,未審比來進德修業,亦嘗發寤于心否?示知為望。”[38]但劉臺拱并未改變自己的學術特色。汪中、李惇還曾為考辨明堂制度反復辯論,求同存異。這些學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39]不相依附是漢學家的學術理念之一,不僅見之于同鄉好友間,也流露于師徒之際。

                         

                        焦循對待學術批評的態度也有典型意義,他說:“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余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40]在設館授徒之余,他嘔心瀝血,于28歲撰成《群經宮室圖》50篇,倉促付梓后,疏漏自不能免。江聲讀后,寫信反復辯難。焦循將江聲手札保存下來,贊賞江氏德性之醇穆,并感慨:

                         

                            嗚呼!人有撰述以示于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閱之矣。于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41]

                         

                        焦循闡明了學者對待學術批評的應有態度,“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否則開誠布公地辨明。這是博大胸懷和學術自信的體現。

                         

                        劉恭冕、戴望是《論語》學朋友,而學術路向大相徑庭。戴望對劉氏兼采漢、宋不以為然,曾致書張星鑒云:“叔俛兄經學雖有所得,唯惜其漢、宋雜糅,與蘇、常諸老派別實異,求如洵美、泳之之謹守家法,自二三君子外,不可多得也。”[42]劉恭冕則不完全認同戴望的今文經學,曾致信劉壽曾云:冕于《春秋》欲昌明左氏,辨漢人左氏不傳《春秋》之誣(擬為文十篇),現撰文四篇,俟后鈔出求教(一辨衛蒯瞶、輒父子爭國事,一辨王壬秋《莊子》中有公羊說之誤,一論何劭公用緯說《公羊春秋》之誤,一論公羊家微言之辨)。”[43]盡管如此,劉恭冕的《何休注訓論語述》除了多引劉逢祿、宋翔鳳的見解外,也直接引用戴望的《論語注》,且關心其遺著出版。

                         

                        結 語

                         

                        上述學術精神與“實事求是”理念相輔相成,還有待于今人認識和闡發。其實,清代漢學家的治學精神遠不止此。此外如謹慎立言的學風,被稱為“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正如阮元所云:“我朝儒學篤實,務為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發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44]清代漢學家不好立宗旨,淡化道統,似乎做著無用之學,但不僅取得了輝煌的考證成就,而且在廟堂理學之外詮釋儒學本原,自建了學統。盡管清代漢學不無繁瑣之弊,思想建構較兩宋儒學遜色,卻是醫治空疏學風之良藥。這些都是前代儒家未能達到的境界,對于清代學術的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進而言之,矻矻考據的清代漢學家并沒有局限于“保身”“謀生”,后世也不應以此來認識其精神境界。他們淡化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少談心性之學和綱常道德,卻仍然有其德性追求。漢學家在治學生涯中展現的學術精神,正是其德性修身的重要體現。學者們沉潛踏實的學術風尚,較之束書不觀、奔走利祿的士風,其高下之分不言而喻,其中德性蘊含也不容忽視。

                         

                        作者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清代民國的思想文化史、社會史。

                         

                        [1]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一三《壤室讀書圖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491冊,第105頁。

                         

                        [2] 劉寶楠:《論語正義·凡例》,《諸子集成》(1),上海書店影印本,1986年,第1頁。

                         

                        [3] (清)端木國瑚:《端木國瑚致徐迪惠》,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中(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461頁。

                         

                        [4]《論語?述而》,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中國書店影印本,1985年,第29頁。

                         

                        [5]《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4頁。

                         

                        [6]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四《錢竹汀先生事略》,同治八年刊本,第32頁。

                         

                        [7]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一《益都李氏宗祠記》,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7-328頁。

                         

                        [8]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八《士大夫不說學》,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7頁。

                         

                        [9]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一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434冊,第546頁。

                         

                        [10]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八《任幼植別傳》,吳興劉氏嘉業堂1922年刊本,第12頁。

                         

                        [11] (清)阮元:《揅經室二集》卷四《次仲凌君傳》,《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29年,第26頁。

                         

                        [12] (清)汪中:《新編汪中集》附錄一《容甫先生年譜》,廣陵書社,2005年,第31頁。

                         

                        [13] (清)洪亮吉:《洪亮吉致孫星衍》,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上(修訂本),第275頁。

                         

                        [14] (清)章太炎:《與王鶴鳴書》,《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4頁。

                         

                        [1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第78頁。

                         

                        [16](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二《閻百詩先生事略》,第16頁。

                         

                        [17](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六》,第73頁。

                         

                        [18](清)江聲:《江聲致孫星衍》,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上(修訂本),第113頁。

                         

                        [19](清)張星鑒:《贈丁詠之序》,《仰蕭樓文集》,光緒六年刊本,第20頁。

                         

                        [20](清)陳倬:《仰蕭樓文集序》,(清)張星鑒:《仰蕭樓文集》卷首,第1頁。

                         

                        [21](清)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一《余仲林墓志銘》,《清代詩文集匯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2頁。

                         

                        [22](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八《任幼植別傳》,第13頁。

                         

                        [23](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六《文集》、《文史通義》內篇六,第3頁。

                         

                        [24] (清)焦循:《雕菰集》卷二四《告先圣先師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489冊,第363頁。

                         

                        [25] (清)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叢書集成三編》第8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8-19頁。

                         

                        [26] 胡蘊玉:《胡秉虔傳》,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卷四,《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第一百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3年,第997冊,第9頁。

                         

                        [27] (清)胡培翚:《胡培翚致陳奐》,(清)陳奐輯,吳格整理:《流翰仰瞻:陳碩甫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1頁。

                         

                        [28] (清)黃式三:《求是室記》,《儆居集·雜著四》,光緒十四年刊本,第26頁。

                         

                        [29] 繆荃孫:《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續碑傳集》卷七五,《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第九十九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3年,第989冊,第3頁。

                         

                        [30](清)施補華:《戴君墓表》,()戴望:《謫麐堂遺集》卷首,宣統三年刊本,第2頁。

                         

                        [31](清)焦循:《里堂家訓》卷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951冊,第529頁。

                         

                        [32]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五《答王西莊書》,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603-604頁。

                         

                        [33]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九《與辛楣論熊方后漢書年表書》,《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第1432冊,第705頁。

                         

                        [34]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四《答盧學士書》,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590頁。

                         

                        [35]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戴東原書》,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566頁。

                         

                        [36] 參見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1925年刊本。

                         

                        [37](清)汪中:《致劉端臨書之三》,《新編汪中集》,第434頁。

                         

                        [38](清)汪中:《致劉端臨書之四》,《新編汪中集》,第436頁。

                         

                        [39](清)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新編汪中集》,第480頁。

                         

                        [40](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六《里堂道聽錄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第273頁。

                         

                        [41] (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八《江處士手札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第298頁。

                         

                        [42] (清)戴望:《戴望致張星鑒》,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下(修訂本),第934頁。

                         

                        [43] (清)劉恭冕:《劉恭冕致劉壽曾》(第二通),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下(修訂本),第803-804頁。

                         

                        [44] (清)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揅經室一集》卷一一,《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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