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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法周:清末民初學術典范轉移的三個環節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29日

                        中國現代學術典范的轉移,是一個不太容易說清楚的課題,古今中西諸多復雜的問題交匯其間,其中不乏一些或關鍵或微妙的具體問題。比如,典范轉移過程中的主要癥結之所在、典范建立的邏輯關節點、新典范突破的實際策略。對這些具體問題的了解,或許有助于避免以己意進退先賢的一些宏論。

                         

                        “中西融通”重建學術典范合法性

                         

                        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顯著特征是西學東漸。自嚴復再三致意中國學術散亂無章,“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吸收西學就被彰顯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成為建立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必要條件。

                         

                        清末民初第一批新學術著述的主要特點即是借鑒西學的分科形式,對傳統學術作出分門別類的處理。如張鶴齡《京師大學堂倫理學講義》、王舟瑤《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科講義》、劉師培《經學教科書》和《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些著作對中國傳統知識的分類和處理,雖多停留在簡單比附層面上,但都不乏近代西方知識背景。

                         

                        隨著西學輸入的加速,清末民初出現了一批相對成熟的新學術著作,中西知識方法的整合邁出了一大步。如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以西方知識視角來改造中國正史系統,以進化論為線索來探尋國家興亡盛衰之跡。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論斷精辟見識卓越,從形式到內容均極具現代知識視野。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是戲曲史的拓荒之作,連素以挑剔著稱的傅斯年也對之贊許有加,稱此書“極具世界眼光”。這些著作均自覺地借鑒西學的觀念與方法,展示出近代學術專門化與學科化的著述特征,在價值層面亦多能彰顯平等、自由與科學觀念。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界已把自覺地吸收與融會西學,視為學術獲得時代合法性的主要表征。即使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知識架構中,西學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國粹派一邊斥責學界“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一邊從傳統中尋找與西方價值相契合的“國粹”;學衡派既“昌明國粹”又“融化新知”;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以本能、意欲、宇宙實體等構建新儒學。后來,傅斯年把“收容”西學當作消除中國學術思想“一切誤謬”的前提條件,而陳寅恪雖一方面堅持“本來民族之地位”,但另一方面明確指出,新學術“創獲”必須“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這些都說明借鑒西學已成為一種合法性指標,至少也是現代學術構建的一個必要性條件或前提性條件。

                         

                        對西學的推重自有其合理的邏輯依據。如梁啟超所謂“惟其日新所以全其舊”,章太炎所謂“光輝日新”以保存舊說,以及王國維所謂若要發揚光大孔孟之道,“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都肯定了中西學術之相輔相成。民國建立后,西學凌駕中學呈現出日益加速之勢,金岳霖認為此種趨勢在未來仍“不容易中止”,也說明吸收西學不僅是一種主觀訴求,也是一種歷史趨勢。

                         

                        當然,清末學者的中西學術整合大多是一種簡單對接,屬于傅斯年所說的“托身西洋學術”的狀況。這一狀況,通過借助學術原典而不是一般的時論文章,尤其是借助當時學人的切身體驗,才能深切體會。如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即有以西學簡單粗暴地駕馭中學史料之嫌,被學者稱為清末“用舊學比附西學以發明‘新理’的典型代表”。又如“舊學深邃”的章太炎,其最自得的《齊物論釋》,也主要是以釋解莊,與“用西學知識系統整理舊學”的要求距離甚遠。呂思勉說章氏學術在總體上“不過單辭碎義”,此說并不過分。所以,傅斯年說新史學建設“非留學生不可”,這一驚人論斷的背后,亦自有微妙而值得體味之處。

                         

                        理性區分神話與史實畛域

                         

                        清末民初的第一批新學術著作嘗試了中西學術的初步整合,但問題也相當明顯,最突出者莫過于史料處理上的嚴重缺陷。如夏曾佑著歷史教科書中有大篇幅的上古神話傳說,甚至有意忽視材料真偽而曲解史實,如孔子母與黑帝“夢交”,以“古義實如此,改之則六經之說不可通”強為之辭。即使最為精品的蔡元培著倫理學史,亦不能脫“史書必言上古”之囿,在史料處理上亦難免發生問題,如幾乎全部用戰國中后期作品《系辭》《序卦》來述論唐虞三代的“天之權威”“天道之秩序”等問題。

                         

                        上述問題普遍存在于清末民初學術著作中。當時,作為學界大熱門的中國哲學,仍溺于上古神話與經典注疏之中。如陳黻宸、陳漢章、馬敘倫等人的北大中國哲學史講義,無不充斥著大量神話傳說,以至于“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使聽課的學生普遍陷于迷茫而無力自拔。因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以霹靂手段剪除神話傳說,丟開三皇五帝,“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成為新學術建立的一個關鍵環節。當時,顧頡剛痛感其舊腦筋如遭重擊,如醍醐灌頂,促其新學術意識迅速覺醒。而在六十多年以后,馮友蘭仍說,見了這個手段,“覺得耳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

                         

                        蔡元培稱胡著有“四大長處”,但從顧頡剛、馮友蘭等人的切身體驗中,獨獨此種“扼要的手段”,才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此后,顧頡剛與傅斯年分別主導的古史辨派與歷史語言學派,將儒家古圣先賢的神圣光環逐步剝離,新史學研究也隨之日益卓立。而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也一并棄掉上古傳說,順理成章地從孔子講起,亦蔚成一代新學術典范。可見,脫離神話包圍,是新學術建立的一個重要關節點。

                         

                        神話傳說問題雖具體而微,卻最足于表征現代學術典范卓然挺立的標桿意義。而以可靠的證據推翻神話系統,其背后有一個超大邏輯,即新文化要求“一切拿證據來”,這是人類近代理性對于回歸經驗與科學求真的時代訴求。

                         

                        考據學:整合中西學術的土壤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不能一味地破舊立新,必須推陳出新,而非西學方法的簡單移植,必須在中國本土尋得一片方法論土壤。這塊土壤就是清代考據學。

                         

                        清代考據學是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之后又一新的學術形態,也是清末民初學術的一般方法論。章太炎說“音韻訓詁其管龠也”,王國維說“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正方興未艾,陳垣自稱其治學“參用于乾嘉諸儒考證方法”,都肯定了清代考據學為時人治學的基本方法。

                         

                        清末民初學者十分看重清代考據學和現代科學法則在方法上的“相通之處”。蔡元培稱乾嘉漢學“實以言語學兼論理學”,王國維肯定它是中國學術“繼往開來”的希望。梁啟超、胡適更是深謀遠慮地表彰清學方法,梁氏稱乾嘉學者與“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極相近”,稱其方法為“科學的古典學派”,胡適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修正考證學派的方法,用科學的知識論修正顏元、戴震的結論”,均試圖從中國本土學術傳統中挖掘出一個現代科學方法的平臺。

                         

                        考據學方法是中國現代學術典范轉移的關鍵性因素。例如,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考據文字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胡著在清代考據學的基礎上,以“名學方法”為中心,建構出一整套包括“明變”“求因”“評判”等方法步驟在內的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成為一部中國現代學術典范建立之里程碑式著作。胡著之創作,正值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年代,也正是新舊思想激烈沖突與爭鋒的年代。如果把現代學術從傳統學術中突圍比作一場戰役的話,那么胡適異常重視考據方法,就顯得是一種巧妙的戰略選擇。因為,此時國內學界的主流仍然是考據學,學界頂尖學者康有為、廖平、崔適、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等也多從事考經證史,故胡適從考據學入手,便于獲得學界的身份認同。

                         

                        胡適之后,考據方法仍然是現代學術典范建立的主要方法。顧頡剛的古史研究,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正》,馮友蘭以“釋古的方法”寫成的《中國哲學史》,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無不是建立在考據學方法上的現代學術典范之作。

                         

                        需要強調的是,清代考據學是清末民初學術通向先秦諸子與“文藝復興”的必經之途。清末民初學者有極力張揚周秦諸子者,稱“惟諸子能起近人之廢”,強調諸子學與西學“相因緣而并生”,實際上也是由清代考據學的內在邏輯而致。乾嘉學者由證“經”而證“子”,由儒家內部非正統的荀子,到被儒家視為“異端”的墨、管、老、莊,一步一步走向學術平等、兼容與開放的方向,而這也與歐洲文藝復興的內在發展邏輯類似。

                         

                        所以,蔡元培說“梨洲、東原、理初諸家為自由之先聲”,梁啟超說清學之歸納法“與歐洲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胡適強調,要從“創造了燦爛文化”的先秦諸子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學和科學最佳成果的合適土壤”,都是有意識地表彰清代學術潮流的“以復古為解放”。可見,清代考據學是清末民初學術通往諸子百家自由爭鳴時代的橋梁,也是通向現代學術堂奧的橋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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