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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長莉、孫穎: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近現代史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26日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從萌動、復興到發展成熟,研究重心由政治及上層向民間社會及民生論題轉移,研究范式相繼出現現代化、本土現代性、國家與社會、社會治理的轉換,研究方法有開掘民間史料及借鑒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不斷探索。雖然已經取得顯著成績,但也存在同質化、碎片化、平面化、狹窄化的缺陷。突破瓶頸的方向,選題應在全球化視野下,著眼于中國社會改革面臨問題,從學術鏈的缺環和薄弱環節入手,研究方法多元化,注重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理論解釋與概括,目標是為解決當今中國社會改革及人類發展面臨的問題,提出本學科的系統知識闡述與多層面的理論解釋。

                         

                        關鍵詞:中國近代社會史 研究重心 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四十年,中國近代社會史是伴隨改革開放而啟動、復興的新興學科,走過了從無到有、發展成熟的歷程,作為中國近代史領域改革創新的生長點,成為發展最快、最有創新活力、開拓空間最為廣闊的研究領域。回顧與反省是推動學科不斷深入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各個時段都有業內學者對學科的發展狀況進行總結與反省,對學科的不斷探索前行、調整方向、深化創新起到了促進作用。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面臨著學術內部理論創新與外部時代課題的雙重挑戰,反省學科的發展歷程與現狀,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與薄弱環節,成為阻礙理論創新、深入發展的瓶頸。本文對四十年來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發展歷程作一概括梳理與反省,進而對于當今面臨挑戰和發展瓶頸之下尋求理論創新與突破路徑作一探討。

                         

                        一、起步-開拓期(1978-1995年)

                         

                        1978年改革開放,思想解放,被左傾錯誤和政治運動長期干擾扭曲的史學研究開始轉向學術軌道。反省中國現代化何以艱難遲緩是當時學術界、思想界關注的中心問題,史學界出現從文化上加以反省的文化熱,進而延伸到對中國社會的反省,社會史研究出現萌動。但中國近代史長期形成以革命史為主線、以政治運動及重大事件為專題領域的學科框架和研究路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萌芽的社會史,則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術受到排斥,不被作為獨立領域,這種狀況一時還難以改變。如1979年創刊的中國近代史專業權威學術期刊《近代史研究》,每年末附刊前一年“國內論著目錄”,其分類即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直至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等十余個政治專題(這一政治專題分類至1997年廢止),輔以經濟史、思想史、中外關系史為專史補充,并無社會史門類,一些社會史相關內容附于政治專題之內,如附于農民戰爭中的秘密社會,婦女運動中的女性研究,革命運動中的社會團體、社會階層、群體研究等。最早出現社會史獨立發展的萌動,也是從這些原屬革命史框架下的研究領域開始。如從農民革命話語中開出秘密社會史,198410月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中國會黨史討論會,討論了會黨的起源、性質、地位、作用等問題,會后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會黨史研究》(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這次會議可以說是第一次中國近代社會史專題研討會。

                         

                        1986年首屆中國社會史學術研討會在天津召開,首次樹起社會史獨立學科的旗幟,成為社會史復興的標志,也是作為斷代史的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復興的起點,從此走上至今三十余年的學科獨立發展道路。此后,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隊伍開始聚攏與擴大,相關研究逐漸展開,并以新領域、新視角、新方法,成為中國近代史學改革和創新的生長點。

                         

                        專題論文是最快反映研究動向和學術前沿的成果形式,據閔杰《中國近代社會史論著目錄》統計,開始注錄的第一年1987年論文只有十余篇,后逐年增多,到1995年時已近百篇,九年總計論文570余篇,平均每年60余篇,出版著作總計179部。從論著數量來看,與政治史、思想史、經濟史等成熟學科相比還很少,可以說處于起步階段和邊緣地位。進入90年代后,隨著社會史論著數量明顯增多,學科地位也逐漸得到學界認可。如《近代史研究》附刊論著目錄,至1991年開始將社會史列為獨立學科門類,與經濟史、思想史等專史并列,可視為學科獨立地位得到學界認可的一個標志。

                         

                        通史性著作也是一個專史學科確立的標志之一。中國近代社會史起步以后經過數年積累,到1992年同時出版了兩本通史性著作:一是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人民出版社),二是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以橫向的社會構成、社會生活、社會功能為框架建構了一種近代社會史體系;后者則以縱向、歷史變遷階段為框架建構了另一種近代社會史體系。這兩本書分別代表了橫向與縱向兩種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體系構想,堪稱這一新興學科的奠基之作。但兩書所述時段仍然沿襲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狹義近代史劃分,沒有包括1919年之后的內容,因而還只能說是小通史。

                         

                        社會史作為一個新興學科,開拓一個新領域,首先面臨的是學科理論建設,因此學科概念、研究對象等成為初興時期集中討論的問題。

                         

                        關于學科概念界定的討論,可歸納為三種意見:其一,專史說”——認為社會史是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專史并立的一個專門史。其二,總體史說”——認為社會史是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領域及其相互聯系的大社會的綜合史。其三,新視角說”——認為社會史是以社會為本位考察歷史的新視角。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有人也用新史學來指稱社會史。這三說分別從研究領域、社會性質和研究視角等不同角度,基于社會史的一些不同特性,試圖對社會史在已有歷史學學科體系中進行學科界定和定位。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隨著社會史研究的快速發展,社會史作為與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史學分支學科的概念界定和學科定位,日益被學界所認同,社會史研究者也不再固執于社會史概念的某種界定限制,而是根據具體研究對象而展開研究,以具體研究成果自行顯示社會史的學科特征,關于社會史學科概念定義的爭議和討論也漸趨沉寂。

                        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學者們一致的看法是,改變以往以政治為重心而注重上層的歷史研究模式,轉而以民眾為主體的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即“目光下移”。但對這一研究對象的具體內涵和內容,學者們又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表述,可歸納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者認為社會史研究對象是社會整體,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社會功能、社會過程等。狹義者認為社會史研究對象是以社會生活為中心的社會體系,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組織、人口、社區、物質與精神生活習俗等。90年代以后,涵蓋比較寬泛的社會整體說得到學界的基本認同,業內學者開始在社會史旗幟下,在與社會相關的廣闊領域展開研究,關于社會史研究對象的討論也漸趨沉寂。中國近代史是具有較大變動性、處于社會急劇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因而更加注重社會變遷這一歷史特征,因此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對象可歸納為:中國近代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社會運動、社會現象、社會問題、社會生活、社會風俗、社會心態、社會意識等狀況及其變遷過程與機制。社會史研究對象豐富且復雜,使其研究范圍十分寬廣,給研究創新與拓展提供了廣闊空間,研究對象也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開拓而擴展和細化。

                         

                        專題論文的論題反映了研究的內容和對象。據前述閔杰《中國近代社會史論著目錄》統計分析,在社會史初興九年間570余篇論文,論題涉及內容廣泛,包括社會階層和群體、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基層社會與社會控制、社會生活與民眾文化、社會問題與社會保障、社會觀念與理論等,基本覆蓋了社會基本方面和基礎問題,表明社會問題已經成為主要研究對象,反映了社會史已經擺脫政治史依附性研究,而轉向社會問題為主體。

                         

                        專題論文集中的論題反映了研究者關注的重心所在。綜觀這一時期論文數量居前列的論題為“城市社會”“秘密社會”“吸禁鴉片”,表明這些問題是這一時期研究集中的重點。這三個論題都是從以往政治史衍生出來的,“秘密社會”由農民革命話語衍生而來,“吸禁鴉片”由反帝話語衍生而來。也正因如此,這類論文許多還不是從社會問題的視角,而是帶有一定的政治史話語印跡。“城市社會”既與資本主義話語有關,也與現代化有關,因此成為初期社會史由舊向新的一個路徑,持續受到關注。一些與政治沒有直接關系的論題,如“救災與慈善”“生活與休閑”“鄉村社會”等,也已開始出現研究成果,表明這類論題已進入研究者視野,只是論文數量較少,處于邊緣和起步階段。

                         

                        中國近代社會史開辟新研究領域,由于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的轉換,研究理論和方法也有新的開拓,并成為學科的突出特色。基于某一中心問題及核心理論而形成的研究路徑、認知范疇及理論分析框架,可稱為“研究范式”。社會史復興是從反省現代化起步,“現代化”成為初期許多研究論著的主題和關鍵詞,“現代化范式”成為主流解釋理論,其主要理路是以西方現代化模式為標本,對照品評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得失優劣。研究者在這一范式主導下,主要圍繞中國社會近代化狀況、傳統社會元素與現代化的關系、社會現代化變革的艱難曲折、與西方模式相比的缺失等展開研究,作出了一批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而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推動了學科的初期發展。

                         

                        “現代化范式”的價值主要體現為:將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目標確立為現代化,使研究重心由以往政治斗爭、革命運動轉向社會本身,重點研究社會狀況及社會要素與現代化變革的關系。研究視角和關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層精英階層,轉向社會與民眾,使研究領域大大擴展。但“現代化范式”也顯現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現代化論,導致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國社會,而忽視中國社會發展的本土特性和內在邏輯。二是以“從傳統向現代”的目的論線性發展概括中國近代社會變遷過程,忽視了社會變遷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三是以“傳統-現代”“中國-西方”“落后-進步的二元對立價值論評判社會現象,失之于簡單化和絕對化。

                         

                        社會史開拓一個新領域,以往舊框架下的傳統史學方法已不能滿足需要,還需探索開拓相適應的新研究方法和路徑。對此學科初興時期也有過集中討論,同時在研究實踐中也不斷探索、開拓,這一時期有以下幾個富有學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第一,發掘利用民間史料。以往以政治和精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歷史研究,比較注重利用官方檔案、官書公文、人物文集等史料,而社會史由于研究視角轉向社會與民眾,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需大力開掘利用以往不被看重的民間史料。大量出自民間、反映民間社會和民眾生活的資料被納入到可資利用的史料范圍,如報紙、方志、日記、筆記、家譜族譜、書信、賬本契約、民間讀物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擴大到碑刻、圖像、口述等非文本資料。

                         

                        第二,社會調查法的運用。社會史研究對象轉向社會下層、民間社會與民眾,而與此相關的文字記錄往往并不完備,運用社會調查方法,走入民間,收集散落在民間的文本及非文本資料,彌補單純文本史料的偏重上層、文字書面等的局限,大大擴展和豐富了歷史資料范圍和種類。

                         

                        第三,借鑒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不再局限于文獻考證、史實記述等傳統史學方法,而更多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如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如有借鑒社會心理分析方法,對一些社會群體社會心理、心態進行研究,如商人心理、市民心態、農民心理的研究,形成“心態史”。有些重點借鑒某一社會科學理論方法進行研究,形成具有跨學科色彩的新學派。如較多借鑒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民族志記述法、深入訪談法等,形成“歷史人類學”學派。有結合社會史與文化史,致力于從文化視角透視社會問題,從社會路徑探究文化特質,形成“社會文化史”學派。此外還有“社會經濟史”等。

                         

                        二、探索-發展期(1996-2005年)

                         

                        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第二個十年,進入快速發展期。從研究成果數量來看,據《近代史研究》附刊論著目錄統計,1996年發表論文80篇,后逐年增長,1999150篇,2002210篇,2005310篇,十年共計1700篇,年均170篇,比前十年增幅近一倍半。十年間出版專著共約580部,比前十年增幅三倍多。1996年出版了龔書鐸主編的自先秦至民國8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以歷代社會結構、社會運行、社會變遷為主要內容。這是第一套由斷代社會史組合而成的中國社會通史著作,其中史革新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和朱漢國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民國卷》,共同組成了第一部1840-1949年百余年完整的中國近代社會通史。這些都反映了學科更加發展成熟。

                         

                        第二個十年論文集中討論的論題在前后兩半期有所變化。據《近代史研究》論著目錄統計,前半期論文數量排在前列的論題“城市社會”和“吸禁鴉片”是延續前一時段的老熱門論題,原來居后位的“生活、休閑與大眾文化”也升至前列,這一論題屬于民眾生活,反映了這時期的研究擺脫政治而關注民間、民眾的趨向。這一趨向到后半期更加明顯,居前三位的論題已經是“商人及行會商會”“區域與鄉村社會”“災荒、慈善、醫療、生態”,完全成為社會本位論題。可以說到這一時段,社會史研究重心已經完全擺脫了政治依附而完成了向社會本位的回歸。研究重心轉移的另一個表現是,前一時段論文數量排在前位的一些政治衍生論題,如“秘密社會”“吸禁鴉片”,到這一時段排序下降,反映了研究視角由政治史向社會史轉換之下,這些政治相關度較高的舊論題受關注度下降。

                         

                        這一時期研究重心轉移,還反映在出現兩個熱門領域。一是城市史。近代城市興起是社會現代化變革的火車頭,城市社會自然成為研究重心。首先是近代較早開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史研究,起步較早、成就突出的是上海史研究,如有上海社會心態史、生活史專著,1999年出版了熊月之主編15卷本《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史甚至成為海外中國學的一個熱門領域。此外天津、武漢、北京等城市史研究也取得開拓成果。城市史后續發展興旺,至今仍然是一熱門領域。

                         

                        第二個熱門領域是區域史,即以一定地域范圍的地方性社會狀況及社會各元素之間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考察地方社會結構、民眾生活、關系網絡、制度運作等。一般以行政區劃、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等形成的具有某種共同性的區域為研究單位,以鄉村及基層社會為重心。較早作出顯著成果的有華南研究、山西區域研究等,后擴展至更多地域。區域史避免了以往全域史忽視地區差別而過于籠統泛化的弊端,便于對相對獨立的區域社會網絡進行具體和系統的考察,以揭示中國基層社會的生態與運作方式。區域史以注重田野調查、發拙民間資料為突出特色,將以往忽視的鄉村社會為主要對象,顯示了貼近鄉土、空間廣闊的優勢,成為長期興旺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

                         

                        從理論分析框架方面,這一時期一些學者力求矯正現代化范式西方中心偏向,開始轉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國社會自身資源與現代化變遷的關系。這一思路注重傳統與現代的連續性,重在考察傳統社會內在元素與現代性的契合度或連接轉化,可稱之為本土現代性范式。在這一范式之下,研究出現由宏觀漸入微觀、由籠統走向具體的趨向,區域史和微觀研究的興起,就是這一范式的實踐反映。本土現代性范式是對現代化范式的深化與超越,體現了立足于中國本土、貼近社會實際探索中國自身現代化道路的認識提升。但也顯現出一些缺陷:一是許多研究往往偏重還原史實的具體描述,而缺少宏觀觀照和理論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二是有些個案研究過于細碎、零散,缺少問題意識、整體性與普遍聯系的觀照,因而缺乏普遍性價值。

                         

                        一些研究者在反省“本土現代性范式”平面化、碎片化弊病基礎上,引入政治社會學“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理論,形成“國家與社會”研究范式,注重基于公共權力的國家干預與基于個人權利的社會自治之間的互動關系。較早運用這一范式的研究集中在商會組織、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國家與社會互動等主題,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業、社區、公園、娛樂場所等“公共空間”,研究行會、商會、學會、民間組織等“公共領域”,研究公共交通、公共衛生、慈善等“公共事業”,研究城市商業生活及大眾娛樂生活的“公共生活”,研究報刊、集會、演講等“公共輿論”等等。“國家與社會”理論注重探討國家與社會的聯系與互動,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對近代社會狀況及其變遷提出了理論層面的解釋,使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達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因此,這一理論至今仍然是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中被廣泛運用的一個熱門理論。但這一范式也有缺陷,如運用這一理論的研究集中于大城市市民社會,而難以適用于考察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這一時期借鑒社會科學方法的探索更加多樣化,一些社會科學新方法被引入而形成新的研究分支。如一些學者運用詞語分析法進行研究,形成“概念史”。有學者對中國近代出現的一些新詞語或具有一定標志性意義的關鍵詞,進行語言翻譯學、傳播學、語義學、文化建構等方面的分析,揭示這些新詞語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相互關系。

                         

                        還有學者借鑒“文化建構”理論,對近代一些社會文化現象進行建構性分析。如“民族國家”是近代形成的一個重要政治觀念和國民意識,有學者對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觀念如何建構的過程進行研究。一些研究者運用文化建構理論,分析民國時期一些新禮儀、新節日的出現、確立、意涵及其社會作用。還有學者運用文化建構方法研究一些特定群體的形象與身份建構,如知識女性、職業女性、新女性、女學生、革命女性、女明星、留學生等。

                         

                        三、成熟-深化期(2006-2018年)

                         

                        20058月,由全國多所高校及研究單位聯合舉辦首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有海內外學者百余人參加研討,反映了學科已經形成了一支初具規模的研究隊伍,并以一個獨立學科搭建起國際學術交流平臺。此后這一會議以學科年會形式每兩年舉辦一屆,每屆參加者百余人,并編輯出版會議論集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集刊系列。年會至今已經舉辦七屆,形成了業內學者定期交流的大型平臺。

                         

                        近十余年來研究成果也大幅增長,《近代史研究》附刊論著目錄“社會史”門類論文2005年超過300篇,此后逐年增多,2009年超過400篇、2013年超過500篇。有統計的2005-2008年每年出版著作都有80-90部。而且自2006年始,社會史論文數量超過了經濟史、中外關系史,與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列為中國近代史領域論文數量居前列的三大學科。2014年后沒有了專業論著目錄可供統計比照,但近年社會史興旺發展的態勢仍一直持續,此為業內共識。

                         

                        隨著研究成果數量增長,研究領域也更加擴展和細化,形成更多研究分支。除了此前已有的城市史、區域史、歷史人類學、社會文化史等繼續深化擴展之外,還有一些新的分支陸續開拓并初成規模,如災荒史、疾病史、衛生史、生態史、日常生活史、社區生活史、個人生活史、身體史、家族史、口述史、影像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呈現日益多元化、精細化發展的態勢。

                         

                        從這一時段論文總體狀況來看,研究者關注較多、論文數量居于前列的論題為“災荒、慈善、醫療、生態”“區域與鄉村社會”,這是民生、民間社會和基層社會領域,還有“知識(官僚)階層”即社會精英群體,是連接社會的紐帶、引領社會的關鍵群體。民間社會與精英群體,是社會構成主體,也是支撐社會穩定與導致變革的雙輪兩翼,成為研究者長期關注的重點領域,反映了社會史已經形成以民間社會及上下層互動為重心的學科格局。在第一時段學科復興初期論文數量居前列的熱門論題“秘密社會”“吸禁鴉片”論文數量已居后位,且研究視角已經轉為“民間信仰”“民間組織”“禁毒”等社會問題的治理而政治性色彩退化,體現了以社會為中心的學術話語體系,這是社會史學科已形成獨立、完整學術體系的反映。

                         

                        縱觀中國近代社會史復興以來三十余年間研究重心的轉移,有以下三個總體趨向:第一,由政治衍生論題向社會民生論題轉移;第二,由上層(精英階層)向下層(民間社會)轉移;第三,由社會特殊問題向社會基本問題和普遍問題轉移。

                         

                        研究理論范式也有深化。在“國家與社會”理論框架下,深入思考國家與社會權力互動關系的實際效能,則不只是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系發生作用,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考察何種因素參與社會互動、以怎樣的方式綜合發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樣的社會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會效果,形成良治社會,概括這一過程的一個理論概念就是“社會治理”。一些研究者開始從“社會治理”視角選擇切入點,將“社會治理”、“社會管理”、“社會控制”、“社會秩序”等相關系列概念作為研究論題或中心問題,形成以“社會治理”為中心的新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近十余年來,從“社會治理”視角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的成果逐漸增多,漸成規模,開始形成引起關注的新研究路向。已有成果比較集中的領域有鄉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社會問題治理等。

                         

                        “社會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對“國家與社會”范式有所深化,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關注點從國家與社會的權力互動關系,轉向這些互動作用對社會發生的實際效能與效果;二是從國家與社會二元互動關系,擴展為更加多元、多層、細化、復雜因素綜合作用關系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影響;三是不再以“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價值觀評判參與社會治理的社會因素,而是以超越傳統與現代的區分,考察多元因素的綜合作用,分析社會治理的實際效能,即從價值評判轉向綜合效能評估。這一研究范式至今還處于探索與拓展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隨研究的擴展、深化與細化,借鑒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更加普遍與靈活,也更趨多樣化、綜合化,研究者往往不再刻意標榜或拘泥于運用某種方法,而是根據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綜合運用多學科多種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且更加注意與史學方法的有機融合,避免生硬的概念化,顯示出學科研究方法的包容與自信。研究方法的另一個新動向,是電子化資料的開掘,大數據運用,在這方面年輕一代更具優勢。海量電子化資料為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開拓空間,大數據也為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與此同時,社會史理論方法也在向外擴散影響,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等學科的研究者,也紛紛借鑒社會史理論方法輔助其研究,擴展了其研究空間,增加了研究的立體感。學科之間相互借鑒、相互滲透,跨學科研究已成趨勢,各學科之間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出現更多重合地帶。

                         

                        結語:發展瓶頸與尋求突破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社會史學科從萌動、復興到發展成熟的歷程,已經取得了突出成績,顯示出一個新興學科的旺盛生命力和創新活力。但如果站在回應當今時代課題的高度來審視學科的現狀,還存在著一些缺陷與薄弱環節,成為阻礙理論創新、深入發展的瓶頸,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研究成果雖數量增多,但同質化嚴重。許多研究成果從選題、主旨、思路、方法、框架、文風,甚至結論,多有雷同,同質性個案研究太多,只是具體論述內容的載體略有不同。因此有不少屬于重復性研究,對于學術創新和深入推進價值不大。

                         

                        第二,研究論題碎片化。許多研究論題日趨細化、碎化,或為缺乏社會意義與歷史價值的細枝未節,或為缺乏社會歷史聯系的零散碎片,難以形成系統化、條理化的問題研究知識鏈。

                         

                        第三,成果平面化,多史實描述而缺少理論思考,更少理論創新。許多研究成果僅止于對某種社會事象的具體描述、機械式還原,只運用歷史學實證方法描述、還原社會現象的原貌,滿足于“講故事”,而缺少社會理論的解釋與剖析,缺乏“講道理”的層面,使研究成果缺乏深度。

                         

                        第四,研究視野狹窄,往往局限于論題所限的具體事象、地域,就事論事,缺乏從國家社會整體,特別是從全球化視野的宏觀觀照,使得“地方性經驗”難以上升為“普遍性意義”。

                         

                        上述缺陷阻礙了學科的深化與提升,限制了理論創新能力,形成學科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對此近年來學界多有批評與改進的呼吁,但迄今尚未見有明顯突破與改觀。中國近代社會史未來應向什么方向尋求發展與突破?在此提出一些思考。

                         

                        首先,從學術內在發展脈絡、提升學術質量方面:

                         

                        第一,研究論題應避免填空式、零碎化,避免簡單同質化和碎片化的個案研究,超越“分頭挖坑、遍地栽樹”的拓荒式研究模式,而要充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鏈條的各個環節,尋找學術鏈的缺環和薄弱環節入手,使論題的研究成果與前人成果形成系統、充分的知識鏈,并發掘知識鏈條關鍵環節的獨特價值,由此促使中國近代社會史形成比較系統、充分、立體、多元的知識體系。

                         

                        第二,避免平面化敘述,跨越純實證性研究,而在充分的實證研究成果基礎上致力于更加深入的理論解釋與概括,尋求對中國近代社會變革各方面問題提出不同層次的解釋理論。

                         

                        第三,在學科理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更多創新與突破,形成多元開放、適應多層面研究中國近代社會變遷歷程的研究范式和學術流派。

                         

                        其次,從回應現實挑戰、提升學科創新力和影響力方面:

                         

                        第一,中國近代社會史作為與當今社會轉型變革聯系緊密的學科,研究者不應回避時代責任,在一只眼瞄準學術內在發展的同時,另一只眼還要瞄準現實需求。從面臨的現實社會問題著眼選擇論題,從學科的獨特角度,力求對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和發展道路提出多層面的解釋理論,并能得到學科內外的認可,為解決當今中國改革及人類發展面臨的問題,提出本學科的有效知識和本土理論,特別是對當今困擾國內外思考者的“中國道路”這一難題,充分發揮本學科的優勢,提出系統的知識闡述與可信的理論解釋。

                         

                        第二,當今全球化趨勢及“全球史”興起,我們需開闊視野,將近代以來的“中國道路”和“社會治理”等課題,放到全球視野和坐標中予以考察,更多地進行國際比較、世界各國不同社會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較。特別是中國近代社會本身就是對世界開放,在社會變革中有世界多種元素的交互作用。在這種世界坐標中考察,更能突顯中國特色及中國社會的本質特性,這應是中國近代社會史的時代課題及未來需努力的方向。

                         

                        原刊《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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