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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玉河: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近現代史前沿微信公眾號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26日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趨向,是傳統文化史的復興、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躍。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趨活躍,改變了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進了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帶來了文化史學科屬性與研究方法的困擾。傳統文化史與新文化史兩者之間是完全可以調和的。而調和之道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采用傳統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實;另一方面,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來進一步解釋文化史實。這樣,便將傳統文化史與新文化史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新文化史的視角和方法探究傳統文化史的內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史實問題,又著力解決了“為什么”的文化解釋問題,深化了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將求真的歷史學方法與求解的文化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結合起來,將“白描”與“深解”結合起來,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的關照下得以深入。

                         

                        關鍵詞:傳統文化史  社會文化史  新文化史  深度解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與新文化史的興起。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在“文化熱”討論中重新起步,并圍繞著文化史研究的熱點問題進行探究,產生了許多有分量的學術成果。隨著傳統文化史向社會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的轉向,文化史研究內容日趨廣泛,研究方法日趨多元,研究深度不斷強化,創建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文化史理論體系的條件逐漸形成。

                         

                        一、文化史研究的復興

                         

                        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復興,是由思想解放運動直接引發的。人們從思想解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出發對文化問題進行反省,對中國傳統文化、近代以來的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關系進行思考,由此在1980年代出現了一股強大的文化熱。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近代以來中西文化關系等問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出版了諸如龔書鐸的《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張岱年的《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等有影響的學術著作,發表了多達600余篇學術論文。這些學術論著關注的論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重新認識中國文化近代化歷程中的敏感問題,如對洋務運動及其思潮的重新認識,如對“中體西用”論的重新評價,如對五四精神的重新審視等;二是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及其與現代化的關系,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新見解,如力圖從傳統文化中發掘現代因素以謀現代化的“儒學復興”說,如觀念形態必須重建的“文化重建”說,及以多元開放的心態建立中國本位的“化互為體用”說,等等。

                         

                        隨著1990年代國學熱的興起,文化史研究的領域逐步拓寬并向縱深發展。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近代知識分子、社會風俗風尚、中西文化關系等領域的研究逐漸深化,并出版了諸如鐘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吳廷嘉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王金铻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軌跡》、許紀霖的《智者的尊嚴:知識分子與近代文化》、章開沅的《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等有特點的研究成果。從文化近代化視角重新評價中國近代文化人物,成為學術界的趨向,郭嵩燾、章太炎、辜鴻銘、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瞿秋白、張東蓀、曾國藩、李鴻章、杜亞泉、陳序經等,均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并出現了眾多的學術論著。此外,社會風俗、宗教、教育、科技、新聞、出版等過去比較忽視的領域,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出現了諸如嚴昌洪的《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忻平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等研究成果。

                         

                        正是在文化專題史研究深入的基礎上,全面反映近代文化發展風貌的綜合性文化通史著作陸續出現。其中比較重要者有史全生主編的《中華民國文化史》、龔書鐸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化概論》、鄭師渠主編的《中國文化通史》、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及丁偉志的《中國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冊)等。其中由史革新主編的《中國文化通史》(晚清卷)和黃興濤主編《中國文化通史》(民國卷),在體例和觀點上有較大突破,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領域權威的通史性著作。耿云志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系列著作分為9卷:《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耿云志著)、《社會結構變遷與近代文化轉型》(鄭大華等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西學東漸:迎拒與選擇》(鄒小站著)、《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鄭匡民著)、《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王中江著)、《人的發現與人的解放:近代中國價值觀的嬗變》(宋惠昌著)、《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左玉河著)、《中國近代科學與科學體制化》(張劍著),系統地研究中國近代文化轉型問題,緊扣近代文化轉型的主題,從多學科、多視角、多層面比較立體地展現出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進程,比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轉型的基本軌跡,既顯現其總體演變的軌跡,又顯現出若干具體領域文化轉型的軌跡,并提出了諸如公共文化空間形成的意義、近代學術體制化的趨勢、政治與文化互動的復雜關系等許多新見解,為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點。

                         

                        此外,包括京派文化、滬派文化、湖湘文化等在內的近代區域文化史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并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既有像袁行霈等主編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那樣的宏觀性著作,也有像陳伯海主編的《上海文化通史》、曲彥斌主編的《遼寧文化通史》、劉碩良主編的《廣西現代文化史》、金海主編的《從傳統到現代——近代內蒙古地區文化史研究》、朱漢民的《湖湘文化通史》等各地編撰的當地文化史著作,區域文化史研究出現了迅猛發展的勢頭。

                         

                        二、社會文化史的興起

                         

                        1990年代以后中國文化史發展的新趨勢,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勃然興起。劉志琴于1988年發表的《復興社會史三議》一文,首次論述了文化史與社會史之間的連帶關系,并提出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相交織的社會文化社會的文化史概念。此后,社會文化史的學科理論建設和研究實踐逐漸展開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來越多研究者的興趣,使這個新學科得到迅猛發展。劉志琴主編的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出版后,長期無人問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領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間宗教、民間意識與觀念、文化心態、公共空間、新詞語與觀念變遷、歷史記憶、身體性別史、社會風俗等,均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出現了許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會史與文化史,以文化視角透視歷史上的社會現象,或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上的文化問題。其研究的重點集中于社會與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的領域,如社會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習俗風尚、禮儀信仰、大眾文化(大眾傳播、公共輿論)、民眾意識(社會觀念)、社會心理(心態)、集體記憶、社會語言(公共話語、知識)、文化建構與想象、公共領域(公共空間)、休閑(娛樂)文化、身體文化、物質文化、區域文化等。

                         

                        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問題,是1990年代以后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并出現了兩種研究途徑:一是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出發,辨析中西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差異,概括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的狀況和特點,循此途徑從事研究的學者可稱之為文化派,以蕭功秦、楊念群等人為代表;二是運用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理論框架,論證具有中國特色的近代中國公共領域市民社會,依此途徑從事研究的學者可稱之為商會派,以馬敏、朱英等人為代表。盡管兩派差異較大,但都認為近代中國的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是一種良性互動關系,與強調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歐洲近代市民社會有著根本區別。近代茶館、公園、劇院等城市公共空間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瞿駿的《辛亥前后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研究》一書,圍繞清末民初上海的開放私園、街頭、店鋪、茶館、戲園、車站、碼頭、會館等城市公共空間展開,研究范圍包括輿論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輿論變遷、新革命英雄譜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會的現實情境、革命形象在生意中的呈現與流變、革命后的上海城市亂象與城市控制、民眾日常生活等。王敏等編《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一書,選取了1843-1949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間的幾種典型類型,如公園、戲園、電影院、游樂場、咖啡館、跑馬場等,敘述其沿革興衰的歷史過程,著重探討其與上海城市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一書,試圖再現成都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勾畫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層單位上日常文化的完整畫面,并通過挖掘在成都茶館中所發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構茶館和公共生活的歷史敘事和微觀考察,從而以一個新的角度觀察中國城市及其日常文化。他的另外兩部著作《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和《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則著力關注底層的大眾文化,對下層民眾公共空間與日常生活關系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分析。

                         

                        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社會心態史引起中國學術界的注意并出現了眾多研究著作,如樂正的《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周曉虹的《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王躍的《變遷中的心態:五四時期社會心理變遷》等。伴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民眾社會觀念也發生了嬗變,學術界對中國近代社會觀念史研究呈現出新的氣象。方維規對近代中國的“文明”、“文化”觀念進行了追蹤式考察,劉慧娟對近代“國家”觀念的考察、蔡永明對“外交”觀念的考察、董叢林對太平天國時期“讖謠”的考察、金普森等人對“國貨年”運動的考察及丁賢勇新式交通對人們時間意識影響的考察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楊念群的《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一書,探研了清朝“正統觀”建立的復雜背景及其內容,并考察江南士人在與清朝君主爭奪“道統”擁有權的博弈過程中,如何逐漸喪失自身的操守,最終成為建構“大一統”意識形態協從者的悲劇性命運。金觀濤、劉青峰的《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一書,通過中西現代觀念差異的比較研究,總結出不同于史學界公認的另一種劃分中國近代、現代和當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特別是通過數據庫的應用,突破了過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為分析依據的局限,開啟以例句為中心的觀念史研究新方法。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變—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商人觀念研究》一書,則關注了近代商人觀念及法律意識、政治意識等演變。魏光奇的《選擇與重構--近代中國精英的歷史文化觀》、羅福惠的《辛亥革命時期的精英文化研究》等著作,則關注精英知識分子文化觀念的演變。許紀霖的《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一書,從傳統的天下觀念遭受現代性沖擊入手,討論了儒家、晚清立憲派與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認同和個人認同、五四的世界主義、文明與富強之間的競爭、民族主義等等中國近現代思想革命中的嘗試,最后提出了“新天下主義”的認同模式。此外,郭雙林對辛亥革命知識界平民意識的考察,李恭忠對晚清“共和”表述的考察,孫燕京對清末立憲派政治心態的考察,羅檢秋對知識界關于“文明”認知的考察等,均從不同側面揭示了近代社會變遷與觀念變動之間的復雜關系。

                         

                        近代中國的新名詞問題,長期以來是語言學的研究范疇。但隨著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史學界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并將新名詞與新思想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黃興濤從新名詞與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變革的關系入手,嘗試著揭示近代中國新名詞形成、傳播之豐富微妙的思想史意義;馮天瑜對清末民初中國人對新語入華的反應及“封建”概念作了初步考察,郭雙林等人對“國民”與“奴隸”二詞的淵源及其在清末從古典意義向近代意義轉化過程作了考察,劉學照就清末上海報刊輿論、話語轉換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作了論述,薛恒從歷史語言考察和語言解釋學的角度對“封建”概念在中國近代的興起和含義變化的過程進行了探討,章清從近代中國思想演進的脈絡探討“自由”觀念,徐時儀從語義學和傳播學角度出發考辯“民主”的成詞及其詞義,探討西學新詞對于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影響,都是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黃興濤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從語言、文學、性別、觀念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對字的現代性與社會認同進行了詳細解讀,堪稱學界有關新名詞研究的代表作。劉集林對晚清留學一詞進行詞源考察,侯旭東從思想史的角度對近代中國流行的專制詞語及其中國古代專制說產生、傳播的歷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等,都體現了這種從文化視角揭示近代新名詞的研究趨向。張帆對“科學”一詞涵義的考察、桑兵對近代“華南”一詞演變的考察、郭衛東對“北洋”一詞進行的分析,均著力發掘新名詞背后的政治、文化內涵,展現了文化分析的獨特魅力。

                         

                        三、新文化史研究的活躍

                         

                        在中國社會文化史興起之際,國際學術界出現了所謂“文化轉向”,新文化史在西方學界悄然興起。新文化史家著力從文化的角度解讀歷史,正如伊格爾斯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學》中所云;“文化不再被理解為是精神階層所專享的知識和審美的領域,倒不如說是全民都在經歷的體驗生活的方式。”作為一種新方法和新視角,文化研究可以運用到歷史學的諸多領域,一切歷史現象均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加以審視,都可以用文化分析方法加以解釋。意義、話語、敘述、表象、文本、語境等,成為新文化史研究的工具。新文化史家強調的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歷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必然導致文化史研究范圍的空前擴大。日常生活、物質生活、性別、身體、形象、記憶、語言、符號、大眾文化等,均被納入文化史研究的視野而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

                         

                        西方新文化史引入中國并與社會文化史研究趨向結合后,出現了從傳統文化史向社會文化史及新文化史轉向的新趨勢,產生了許多頗具新意的新文化史學術論著。如湛曉白的《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一書,把時間制度與觀念的演變置于晚清民國社會近代化整體變遷的過程中去考察,梳理了以公歷、星期制、標準時、時刻分秒計時制等為主要內容的近代時間體制在中國傳播和建立的歷程,以及近代時間為歷法所賦值,為節慶禮儀所演繹,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種種豐富的歷史形態,并努力解讀了其中所內蘊的政治和文化意義。再如張仲民的《出版文化與政治》一書,從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晚清生理衛生特別是生殖醫學書籍的出版與傳播,進而探討人們生理衛生觀念、生殖觀念乃至性觀念的變化。他的另一部著作《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這重點關注了清末民初中國的閱讀文化建構及與之相關的接受政治問題、來自歐美與日本的新知識在中國如何再生產的問題及其產生的派生意義與社會效果。再如黃東蘭主編的《新史學》第4卷《再生產的近代知識》及張仲民、章可編《以教科書為中心: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政治》等著,著重探討近代以來國人業已熟知的各類知識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即知識的建構性,內容涉及歷史、地理、生活、語言、醫學、社會等多個方面。而傅榮賢的《中國近代知識觀念和知識結構的演進》一書,這在歷時性分析近代知識觀念與知識結構的總體演化軌跡及其譜系變革的動態特征的基礎上,探討了知識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

                         

                        醫療社會史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學術界出版了諸如楊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胡成的《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跨國和跨文化視野之下的歷史研究》、馬金生的《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梁其姿的《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及《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等有代表性的著作。余新忠、杜麗紅主編的《醫療、社會與文化讀本》一書,通過選取醫療社會史方面代表文章,強調將社會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詮釋結合起來,不僅還原和描繪醫療史實演變的具體過程,更要挖掘這些現象背后的社會關系、權力關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義。

                         

                        大眾文化是近代以來通俗文化、傳播文化、消費文化、商業文化的復合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點之一。《史學月刊》2008年第5期推出的筆談《近代中國城市大眾文化史研究筆談——讓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王笛對成都娛樂空間與大眾文化關聯的細致考察,姚霏對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的文化分析,姜進等人在《娛悅大眾——民國上海女性文化解讀》中對上海都市文化和現代城市公眾空間的性別和階層問題所作的探討,葉文心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對民國時期京滬兩地大學不同的辦學風格、校園文化及其與上海經濟、民國政治互動關系的考察,趙世瑜的《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對中華帝國晚期民間廟會的深入分析,均展現了從文化視角入手并以文化分析為手段探討大眾文化多重面相的新文化史趨向。

                         

                        符號、儀式與節日紀念是新文化史特別關注的領域,同樣引起了中國學界的關注并出現了許多成果。郭輝的《民國前期國家儀式研究(1912—1931)》一書,探討國家儀式本身及背后所蘊藏的政治文化內涵,探尋國家儀式與合法性建構之間的復雜關系、國家儀式舉辦的主觀動因和客觀功用。何卓恩對國民黨雙十節紀念的分析,陳金龍、李軍全對中共節日紀念及中共紀念中肖像政治的研究及李恭忠、陳蘊茜等人對民國政治符號的解讀,均有新意。李恭忠的《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一書,從陵墓、葬禮和紀念儀式等方面考察了孫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過程,并將之與國民革命和“黨治國家”體制建立過程結合起來分析,展現了現代中國政治文化變革進程當中一個相對隱晦的側面。陳蘊茜的《崇拜與記憶:孫中山政治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關注了孫中山政治符號的建構,認為孫中山崇拜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威崇拜的遺存和延續,又是國民黨政權在構建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號、藉以整合社會、鞏固其威權統治的一大創制。賴德霖的《民國禮制建筑與中山紀念》一書,通過考察民國早期禮制建筑及紀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設計、中山紀念堂等問題,重新認識了中山紀念建筑作為政治符號和文化象征符號的深刻意義。此外,武洹宇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骷髏符號的釋讀,李俊領對民國時期泰山政治文化建構的探究,均注意發掘文化事物背后的政治內涵和文化意義,充分展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趨向和特質。

                         

                        歷史記憶與政治活動及社會生活的關聯,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趨向。孫江主編的《新史學》第8卷《歷史與記憶》,從喚醒的空間、記憶之殤、記憶中的歷史、殖民與后殖民記憶等方面探討歷史記憶問題。楊琥編《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及忻平主編《歷史記憶與近代城市社會生活》均關注近代歷史記憶與政治活動、社會生活問題的關聯。羅福惠等主編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一書,以民國以來各級政府、辛亥革命參與者、民間組織、學術界對辛亥革命的記憶與詮釋為研究對象,以期加深對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并透過百年來對辛亥革命的記憶與詮釋,加深對近現代國家與社會的理解。此外,王先明從紳權角度考察了歷史記憶與社會重構問題,郭輝、羅福惠還提出了“中共記憶史”設想,馬建標關注了一戰國恥記憶并對其進行政治文化闡釋,候杰等人關注賽金花的集體記憶問題,孫江考察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等等,都是值得關注的中國近代記憶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代社會生活紛繁復雜,自然引起近代史學界的高度關注。上海辭書出版社陸續推出的《上海城市生活史》叢書20余部,涉及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諸多方面。胡俊修的《民國武漢日常生活與大眾娛樂》、熊月之的《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忻平主編《城市化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李長莉等著《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等著作,對近代的衣食住行、社會生活、風俗習尚、文化娛樂等諸方面的變遷軌跡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力圖揭示近代社會生活變遷的文化意義。姜進的《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一書,則關注了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以演員和觀眾的訪談及越劇戲目的研究為基礎,重新構建一個對于演員和觀眾充滿意義的越劇的世界。韓曉莉的《被改造的民間戲曲:20世紀山西秧歌小戲為中心的社會史考察》一書,以秧歌小戲為關注焦點,在北方農村社會百年變遷的大背景之下,展現民間戲曲的生存狀態,尤其重點關注國家如何對民間戲曲加以改造過程及其背后涵義。

                         

                        性別與身體史解讀也是新文化史關注的熱點問題。楊興梅的《以王法易風俗:近代知識分子對國家干預纏足的持續呼吁》關注了知識分子對反纏足的呼吁,認為國家權力對纏足的干預與控制呈逐漸增強之勢,但這并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導而主要出自知識分子的要求。侯艷興的《上海女性自殺問題研究》一書,力圖揭示近代上海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殺的社會性別意義,曾越的《社會·身體·性別——近代中國女性圖像身體的解放與禁錮》,考察纏足由盛轉衰(倡導“天足”)、提倡“天乳”與“曲線”的革命、女體的公開、近代女性服飾的選擇,以及女性與家庭的關系等問題。王雅娟的《權力話語下的身體規訓與社會變革》從近代中國社會特殊的國情出發,借助權力和規訓等新文化史理論,以身體之服飾、辮發、纏足為三個思考維度,通過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探討近代以來“身體”與國家命運之間的關聯。

                         

                        四、文化史的困惑與理論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趨向,是傳統文化史的復興、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躍。改革開放初期復興的傳統文化史,是與經濟史、政治史并列的以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它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領域,并以史學研究方法為主。傳統文化史研究堅持歷史學的求真宗旨,著力弄清近代文化發展的基本歷程及其情況,進而揭示文化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傳統文化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歷史學的方法,尤其重視歷史考證法,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視“解釋性研究”,所采用的解釋框架主要是社會經濟對文化影響的因果式關聯性框架。復興后的傳統文化史研究領域、廣度和深度都得到發展,但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視“解釋性研究”,這種傳統式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并沒有得到較大突破,故傳統文化史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顯得比較平穩。

                         

                        真正激蕩起近代文化史研究高潮并促使其向縱深發展的,是社會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社會文化史雖然提倡從自下而上的新視角審視文化現象,但在是否仍然將其視為一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學科問題上有較大分歧。部分學者仍然將社會文化史研究對象確定為特定的文化現象并將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加以建設,并不否認文化史作為獨立學科的存在,所不同的僅僅是研究領域的擴大和研究方法的變化。但更多學者不贊同將社會文化史視為一種獨立的史學分支學科,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作為新視角和新方法意義上的社會文化史,實際上與西方新文化史理念基本相同。新文化史翻轉了學界對傳統文化史的認知,不再將文化史視為具有特定研究對象的史學分支學科,而是將其視為歷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和新方法。在新文化史看來,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歷史都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加以審視,這樣便出現了文化史研究范圍的空前擴大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趨活躍,改變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進了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帶來了文化史學科屬性與研究方法的困擾。傳統文化史將文化史視為有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的學科一種歷史學的分支學科。作為學科的文化史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以求真為目標,以歷史學的實證方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史研究及作為學科建設的文化史的主流。但存在的弊端是:研究深度不夠,研究方法陳舊,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文化史,可以弄清“是什么”的問題,但無法進而弄清文化現象“為什么”的問題,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視“解釋性研究”,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文化分析的方法難以運用。新文化史將文化史研究視為一種新視角和方法,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進行文化分析,彌補了傳統文化史研究方法成就和分析不足的弊端,但新文化史研究領域異常廣泛,不再將“文化史”視為一門獨立的分支學科,根本否定了文化史的學科屬性,因而“文化史”研究就喪失了起碼的研究領地。這樣,文化史研究出現了因學科屬性差異而導致的方法困惑,出現了傳統文化史偏重學科屬性而忽視方法屬性、新文化史偏重方法屬性而否認學科屬性的兩難問題。傳統文化史研究范式與新文化史范式在對于文化史的學科屬性和方法屬性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嚴重困擾著當前的中國文化史研究。

                         

                        傳統文化史與新文化史兩者之間能否協調?這實際上關涉中國文化史研究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實際上,兩者是完全可以折中調和的。而調和之道在于兩個方面:

                         

                        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仍然以傳統文化史所確定的對象和范圍為限,不能像新文化史所強調的那樣將一切歷史都視為文化史研究的對象,而是仍然將文化社會研究限定于文化現象及其發展情況,不能無限擴大文化史研究的范圍。這就是說,仍然將文化史視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承認其有獨立的學科屬性和學科地位,不能僅僅將文化史視為一種研究視角或研究方法而不承認其有特定的研究領域,而是首先將其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和范圍,然后再在這個確定的研究范圍內作為方法加以審視。作為一門歷史學的分支學科,文化史研究采用的方法首先仍然是歷史學的方法,注重實證性研究,以歷史的求真為目的,充分重視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重建史實,在史實層面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問題,發揮其“實證科學”的特性。

                         

                        其次,文化史研究要采用新文化史的視角、理念和方法,對傳統文化史研究對象和范圍進行深度的文化解釋,用新文化史所強調的文化分析、文化解釋來研究被限定的文化現象(對象),著力發掘文化事項的內涵及意義,充分關注新文化史“解釋性研究”的特性,將文化史研究作為一門“解釋科學”加以重視,在歷史學重建史實的基礎上,注重文化解釋,重點解決“為什么”問題,對文化現象作深度解釋。概括起來說就是:一方面,采用傳統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實;另一方面,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和方法來進一步解釋文化史實。這樣,便將傳統文化史與新文化史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新文化史的視角和方法探究傳統文化史的內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史實問題,又著力解決了“為什么”的文化解釋問題,深化了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將求真的歷史學方法與求解的文化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結合起來,將“白描”與“深解”結合起來,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的關照下得以深入。

                         

                        為此,新文化史關照下的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三個基本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用白描(淺描)的方法,將社會生活(文化事項)的表象呈現出來,回答并解決是什么的問題;第二個層面,要用淺層解釋的方法,說明社會生活表象的直接原因和表層意義,回答并解釋為什么的問題;第三個層面,要用深度解釋的方法,揭示社會生活現象背后隱藏的文化內涵及文化意義,回答并解釋怎么樣的問題。既要關注社會生活,因為這是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立足點,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隱含的文化意義,這是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采用新文化史所強調的深度解釋并著力于發掘文化事項背后的意義,是文化史研究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徑。

                         

                        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取得豐碩成績,但目前的中國文化史研究還處于“白描”及“淺釋”層面,缺乏“深解”的理論自覺。文化史研究從“白描”階段提升到“淺釋”階段,進而發展到“深解”階段,是從傳統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為此,必須將“尋求意義”作為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標,從“深度解釋”入手尋求歷史活動的深層意義。深度解釋,是深化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徑。作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社會文化史及新文化史必將在較長時期內成為史學新觀念和新方法的重要生長點,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將會加強,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思想史與觀念史的結合研究將進一步受到重視。學界同仁已經有了許多年的探索實踐并作了初步思考,創建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社會文化史理論體系的條件逐漸成熟。

                         

                        原刊《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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