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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志海:正確看待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19日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西方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一直不斷提出各種研究范式或理論,對國內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如何正確看待歐美學者的研究范式或理論,這是國內學者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毋庸諱言,國外的研究范式或理論固然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和導向,對豐富和深化我們的歷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分析工具,這些范式和理論都存在將近代中國歷史簡單化和片面化、削足適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代表了西方學者的立場,各有其產生的時代和學術背景。對此,我們必須加以警惕。

                         

                        以挑戰—回應范式與“中國中心觀”范式來說,前者突出和強調近代西方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據,近代中國歷史與以往中國歷史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被強行卷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與世界發生密切關系。但是,挑戰—回應范式體現出來的西方中心論偏向及傳統與現代、中學與西學的二元對立觀,嚴重忽視或遮蔽了中國歷史內部的活力和影響,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思想。“中國中心觀”作為挑戰—回應范式之否定,提倡從中國內部和中國角度考察近代中國歷史,應該說具有一定的糾偏意義,但因此忽視西方沖擊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顯然也是矯枉過正。

                         

                        以革命范式與現代化范式來說,前者注重革命,固然遮蔽了歷史的其他一些層面及主題,在評價上也存在偏頗,但它所敘述的歷史無疑是真實的,是不容否認的,革命確乎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主題。現代化范式固然可補革命范式之不足,但它實質上也是“西方中心論”的翻版,是挑戰—回應范式的具體化。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樣也是不可取的,無法反映和揭示近代中國真實的歷史。事實上,革命與現代化這兩個范式在很大程度是可以互為補充,不相排斥的。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革命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路徑、一個前提。只有通過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實現之可能。

                         

                        西方“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作為一種分析工具運用于近代中國歷史研究,固然對拓展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它顯然有郢書燕說之嫌,忽視了近代中國所出現的公共領域同強調維護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之間存在的根本差異,并將近代中國的廣大農村社會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國家—社會”范式有意避免挑戰—回應和現代化范式的偏頗,從“中國中心觀”的視角看待晚清以來的中國近代歷史,研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張力,拓寬和深化了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外部因素對中國近代國家與社會變動的影響。當它將“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理論作為其理論根據時,又自覺或不自覺地重蹈西方中心主義窠臼,將西方市民社會的歷史經驗及其觀念作為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經驗和觀念,力圖在中國歷史中找出與西方歷史的相似之處,或對中國不符合西方市民社會的現象進行批判,企求中國未來也出現一個與國家相對立的“市民社會”,實現中國的政治現代化,表現出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美國“新清史”學派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國中心觀”的一個發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張重視利用滿文檔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張重視滿族的主體性和滿族認同及滿族在創建清朝中國中的貢獻,提倡從滿族視角看清朝歷史,這對以往學界只講滿漢同化、貶低滿族和清朝歷史有一定的糾偏意義。但是,“新清史”學派因此否定滿族漢化的歷史事實,否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以滿族認同否認清朝的中國國家認同,片面制造或夸大滿漢對立的歷史,這顯然在方法論上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癥,同時也暴露出一些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近代歷史問題上的非學術偏向。

                         

                        再如,后現代主義史學提倡微觀史學,呼吁加強對非主流社會群體和一些地方性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強調注意歷史的多樣性、隨機性、獨特性和歷史學中的語言學問題,這些主張對修正和拓寬既有歷史研究不無啟示意義。但是,后現代主義史學由此滑向歷史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歷史發展規律和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及科學性,既不研究近代中國的革命,也不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及民族國家的形成,將這些研究都當作線性的進化史觀加以否定,將歷史的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絕對對立起來,將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絕對對立起來,主張以他們所提倡的微觀研究取代歷史研究的宏觀敘事,甚至混淆歷史學與文學的界限,將歷史編撰看作一種詩化行為。這只能更加降低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導致歷史研究的隨意化、娛樂化和碎片化。

                         

                        總之,對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論,我們不能不顧中國近代歷史的實際情況,盲目套用,人云亦云,喪失研究主體性,而應持一種批判態度,只吸收其中有益成分,為我所用。就中國近代史研究來說,最具有指導意義的還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在研究中我們不能因為被一種新范式和理論所迷惑而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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