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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敏超:浙東抗日根據地統戰工作再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9期 更新時間:2018年11月18日

                        〔摘要〕抗戰中后期,浙江戰場呈現出日偽軍、國民黨軍、中共勢力三方角力與斗爭的狀態。中共在弱勢情況下制定了靈活務實、行之有效的戰略策略,成功地統戰了國民黨軍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張俊升部,不但使自身力量逐步壯大,建立與鞏固了四明山根據地,而且改變了浙東地區三方勢力的力量對比。可以說,不斷調整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的統戰工作方略,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是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浙東地區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浙東抗日根據地;浙東游擊縱隊;統一戰線

                         

                        〔中圖分類號〕D231K26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3-38152018-09-0021-13

                         

                        抗戰中后期,浙江省錢塘江以東、以南的浙東地區又有大片土地淪陷。19414月至5月寧紹戰役后,寧波和紹興淪陷,第三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沿浙贛路西撤。19425月至8月浙贛戰役后,日軍進一步推進至金華、衢州地區。至此,浙東的重要城市和大部分平原為日軍所占領。盡管整體上已經淪陷,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在浙江戰場上兵力有限,主要控制城市和交通線。而除寧紹平原外,浙東地區以丘陵和山地為主,所以日偽軍對浙東的占領并不廣闊、深入。抗戰中后期,浙東的基本態勢是:日偽軍、國民黨軍、新四軍、地方部隊和土匪等各種勢力相互交織,不斷角力,此消彼長。本文擬系統利用浙東抗日根據地已出版的史料叢書及海峽兩岸未刊檔案,在抗戰中后期浙東地區各種勢力發展與變動的背景中,細致考察中共對國民黨軍非嫡系部隊田岫山部、張俊升部的統戰活動,深入探討統戰策略具體運用中的各種關聯性、限制性因素,及統戰工作在浙東抗日根據地建立與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①]

                         

                        一、“多交朋友,少樹敵人”

                         

                        寧紹戰役開始后,中共領導層敏銳地意識到,這是進入浙東敵后地區、發展游擊戰的良好時機。毛澤東、朱德于19414月底發電報給劉少奇等人,希望將浙東發展成獨立戰略單位[②]516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具體指示新四軍第6師師長譚震林:諸暨、紹興、余姚、寧波已淪陷,該地群眾基礎很好,你們應抽派軍政干部去配合地方黨組織發動游擊戰。”[③]不久之后,這些指示即付諸行動。5月至9月,中共領導的浦東部隊——淞滬游擊隊第5支隊及其他一些部隊共計900多人,分幾批南渡錢塘江,來到浙東的三北地區。

                         

                        “三北”是指錢塘江南岸的余姚、慈溪、鎮海三縣之北部地區,其地理特征非常特殊。從地圖上可發現,這是一個向錢塘江明顯突出的地帶,由錢塘江泥沙積淀而成。這里北臨杭州灣,東瀕東海,西南以姚江為界,東南以甬江為界,四面環水,地理上相對獨立,距離杭州—紹興—寧波的交通要道也較遠。三北地區雖然名義上為日軍占據,但廣大腹地實為真空地帶。太平洋戰爭發生后,占領寧波地區的日軍獨立混成第20旅團部及直屬的工兵、騎兵、警犬各隊與下屬第106大隊、第103大隊一部,由旅團長池田直三率領調至上海。未調走的第20旅團第102103104105大隊及第22師團第86聯隊第2大隊,分駐寧波市區、奉化溪口、余姚陸家埠、上虞五夫、鄞江橋等地,總兵力約4400人。偽軍謝文遠部3000人駐奉化棲鳳及附近地區。[④]三北地區沒有日偽軍主要據點,由此成為中共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橋頭堡。

                         

                        浦東部隊到達三北后,考慮到客觀環境陌生、自身力量弱小,采取了較為靈活的生存方式。例如,不用新四軍名義和建制,不采用根據地一般政策,只在“堅持抗日”口號下進行斗爭。除廣泛、深入地開展群眾工作外,還和當地地主、資本家等各方建立密切聯系,以求生存。[⑤]當時,第三戰區淞滬專員平祖仁的秘書薛天白在余姚北部建立了宗德公署,但并無武裝力量。最先到達三北的浦東部隊即在薛天白處取得宗德第3大隊的番號。這些務實的政策使浦東部隊在三北地區逐漸站穩腳跟,但總體而言仍處在人數較少、力量較弱的階段。

                         

                        19425月,浙贛戰役爆發,給中共在浙東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531日,中共中央華中局領導陳毅和曾山電令譚啟龍、張文碧、劉亨云、何克希等新四軍干部,要求譚啟龍立即動身前往浙東主持工作,并指出:凡是敵軍到達的地方,我軍即應前去大量組織民眾,首先注意發展武裝發動游擊戰爭。”[⑥]新四軍軍政干部充實到浙東地區后,浙東部隊的領導力量明顯增強,有了更為明確的發展方向。

                         

                        當年7月,譚啟龍領導召開了浙東敵后第一次干部擴大會議。譚啟龍是江西永新人,曾長期在湘鄂贛蘇區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擔任中共蘇皖區委書記、皖南區委書記,深悉長江中下游地區敵我斗爭的復雜性。譚啟龍在會上分析浙東的形勢,指出:第一,浙東為山岳地帶,地理條件有利,與新四軍活動的蘇北等平原地區有天壤之別。第二,日軍兵力不夠,絕對無法對敵后作全面控制。第三,敵后各種頑固派別內部有矛盾,怕吃苦、怕犧牲,在比較困難的時期,他們是不能忍耐的,必然要逃跑、分化或者投降。第四,中共在華北、華中已有豐富經驗,在政策上、經驗教訓上、人力上,浙江將獲得上級很大幫助。[⑦]在這次會議上,譚啟龍還特別談到以后對待國民黨及社會相關力量的態度:對于與國民黨相關的各種力量,必須執行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對其抗日方面是聯合政策,對其反共方面是孤立政策。關鍵的一點是多交朋友,少樹敵人。具體而言,軍事方面,對任何地方武裝和外圍軍,不能去吞并,更不能新四軍化,不能把頑軍內部一切人看作是頑固分子。經濟方面,減租減息發動群眾時,既要照顧工農利益,又要考慮地主、資本家的利益。總之,對每個地方派別、地方領袖人士都需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討論其根本意向所在,了解其有何利益,再確定基本政策。[⑧]

                         

                        中共方面對于當時局勢的把握,準確地抓住了要害。以譚啟龍所述第二點,即日軍兵力不夠、無法對敵后作全面控制為例,在浙贛戰役爆發之初的19426月,奉化武嶺學校校務主任張愷向蔣介石匯報了當時的情況:鄞奉一帶,敵已抽調一空,新嵊、東陽等縣,均無敵蹤,惟匪氛甚熾。”[⑨]同年夏,日軍和國民黨軍兩方集中兵力進行浙贛會戰,日軍在已占領的寧波新嵊地區留置兵力不足,而國民黨的軍隊則已經退至天臺地區[⑩],這些給浙東地區中共力量的壯大帶來了非常好的時機。

                         

                        當時,中共浙東部隊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向何處發展壯大?三北地區雖然相對獨立,但大多是平原,且地域狹小,不利于游擊作戰和戰斗實力的保存。19429月,中共浙東區委和三北游擊司令部領導召開會議,作出鞏固與堅持三北地區,建立四明、會稽兩塊山地游擊根據地的戰略決策[11]。四明山區位于三北地區的南部,會稽山區位于三北地區的西南部,這三塊區域在地理上有天然的連帶關系。以余姚梁弄為中心的四明山根據地,后來發展為抗戰后期中共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核心地區。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事實上也非常重視四明山區,正是在1942年秋季,他指示顧祝同:四明山為國民黨軍寧紹游擊唯一之根據地,不得任意放棄為要[12]。但事實上,這里除了鄞縣縣長俞濟民領導的地方部隊外,并無國民黨軍的正規部隊駐扎。四明山區和會稽山區往北是寧紹平原,往西是浙贛鐵路線,由日偽軍控制;往南是金華永康天臺一線,由國民黨軍控制。相對于三北地區,四明山區和會稽山區有更為縱深的腹地,山高水長,物產富饒,適合開展游擊戰和建立根據地。

                         

                        在中共往南向四明山區發展的過程中,浙東區委基于自身力量較為弱小,而周圍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力量相對較強的狀況,繼續執行“多交朋友,少樹敵人”的方針政策。特別是對于那些挑起磨擦的國民黨系統的軍隊,不主動向其進攻,而是多方設法和解,寫信送禮,經中間人士聯絡溝通,恢復談判,改善關系。[13]對國民黨軍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張俊升部的爭取工作,正是其中較為典型的案例。

                         

                        田岫山,1909年生,河北人。原是國民黨第10集團軍新編第30師第88團團長。新編第30師的前身是獨立第45旅,旅長為張鑾基,直屬南京軍委會。1937年淞滬戰役中,獨立第45旅被打散,原為排長的田岫山收攏散兵,自稱大隊長,在浙江嘉興地區打游擊戰。張鑾基則與淞滬戰役中突圍出來的余部到達安徽屯溪。1938年春,張鑾基奉命到浙江上虞整頓部隊,之后投入蘇南、浙西的游擊戰。同年夏,張鑾基派自己的堂侄張俊升率兵找到田岫山,將田岫山部編為獨立第45旅的特務團,田岫山、張俊升分任正、副團長。[14]1939年,特務團改成第733團,與獨立第45旅所屬的第734735團一起打游擊。[15]1939年秋,獨立第45旅擴編為新編第30師,張鑾基任師長,田岫山任該師第88團(由第733團改編)團長,張俊升任第89團(由734團改編)團長。根據第三戰區向蔣介石的報告,該部在浙西游擊戰中表現一般,軍隊風紀亦不甚佳[16]。寧紹戰役后,新編第30師退守浙東地區。據張俊升回憶,194210月,師長張鑾基在浙江臨海被狙擊而死,開往天臺的田岫山第88團被浙江保安處處長宣鐵吾脅迫圍剿[17],新編第30師的番號亦在此時被取消[18]。這顯然是國民黨軍內部的一次角力,以張鑾基為代表的非嫡系部隊受到整肅。田岫山、張俊升兩部被迫轉移至四明山區,面對政治上何去何從的問題,田岫山部有北上寧紹平原投降日偽之意。

                         

                        這時,中共正面臨國民黨軍的“圍剿”。194211月,錢塘江北岸的忠義救國軍第1支隊艾慶璋部南渡,欲與中共浙東部隊發生沖突。中共決定與正在北上的田岫山部取得聯絡,最好是確保田岫山部不會趁火打劫。時任浙東軍政委員會書記的何克希[19],是中共浙東方面軍事上的最高指揮者。他是四川峨眉人,生于1906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組織和領導江南抗日義勇軍,具有豐富的敵后抗戰經驗[20]。何克希先派參謀張任偉帶著他的親筆信,找到正在行軍途中的田岫山部,探聽其下一步的意圖。田岫山自然不會向張任偉透露此次北上的真實目的,不過張任偉得知,田岫山即將前往的目的地是慈北三七市。他立即返回,向何克希、譚啟龍等報告。何克希、譚啟龍分析形勢,判斷田岫山很可能是要去投降日偽。何克希認為:“田胡子現在無路可走,他為報天臺三戰區排除異己殺死老師長張鑾基的一箭之仇,想投靠日偽茍延殘喘。當前田不敢四面樹敵,也不敢輕視我們的力量,需要留一條后路。”[21]何克希決定前往三七市,勸田岫山不要投敵,并爭取他不要和中共作對,在中共與艾慶璋的作戰中保持中立[22]。對于不要投敵的勸告,田岫山并沒有接受,他于1125日將部隊開進余姚城,接受日偽整編[23]。田岫山不愿意與中共合作的原因,很可能是覺得中共力量太小,不足以談合作。不過,這次何克希主動與田岫山會面,并在田岫山部住宿一晚,展現了中共對田岫山的坦誠與善意,并建立了初步聯絡。從客觀形勢上看,田岫山投敵后,在寧波、慈溪、余姚的日軍集中精力整頓田岫山部,客觀上減少了對中共浙東部隊的壓力,中共順利打退了艾慶璋部的進攻[24]

                         

                        日軍將田岫山部置于慈溪北部的周巷地區,對其采取一系列整頓與限制措施。面對日軍的整頓,田岫山“居安思危”,又產生了回到國民黨陣營的念頭[25],加上張俊升的勸導,遂決定起義。19434月,田岫山率部在周巷鎮反正。三北的中共部隊為配合田岫山部,主動對敵偽進行打擊[26],并派人掩護田岫山部南渡姚江。此后,田岫山部主要駐扎上虞下管、丁宅街一帶。當月,何克希親自到下管做田岫山的工作,后來還派黃源等人到田岫山部做政治工作[27]。田岫山反正后,和中共逐漸接近,與國民黨的關系則若即若離。一方面,國民政府因田岫山投降日偽,于19432月頒令褫奪曾經頒發給他的華胄榮譽獎章,并通緝在案[28]。田岫山也知道,國民黨軍并未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田岫山對于有朝一日得到第三戰區的正式收編和彈藥補給,仍心存希望。

                         

                        總體而言,1942年秋至1943年春,中共浙東部隊與田岫山之間的接觸較為順利。此時距離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僅一年有余,中共浙東部隊只有1500人左右,力量有限[29],為了站穩腳跟、顧全大局,必須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和友黨友軍[30]。當然,中共的想法如果是一廂情愿,也很難奏效。此時,兩個方面的客觀形勢對中共有利:一是隨著寧紹戰役和浙贛戰役的發生,國民黨軍向南、向西退卻,日軍向前推進的同時,沒有著力占領四明山區,這給中共力量的發展帶來了地理空間和歷史機遇。二是1942年,浙東的國民黨軍著力整肅部隊軍紀。張鑾基被殺,田岫山和張俊升被迫向北轉至四明山區。在地方內部出現爭斗的情況下,中共浙東部隊制定了“多交朋友,少樹敵人”的工作方針,將矛頭主要指向主動前來挑釁的艾慶璋部,對于以田岫山、張俊升為代表的國民黨軍非嫡系部隊,則以聯絡、勸說、遙相呼應為主。可以說,正是這一務實政策,使力量弱小的中共力量在三北地區和四明山區得以立足。

                         

                        二、從爭取合作到兵戎相見

                         

                        1943年是中共浙東部隊發展較為迅速的一年。當年1月,中共浙東部隊撤銷了淞滬游擊隊的番號[31],改組為三北游擊隊,何克希任司令,連柏生任副司令[32]。年底,三北游擊隊的直屬部隊發展到3600多人,武器數量和質量也有較大提升[33]

                         

                        面對這一情況,國民黨浙江方面隨即作出反應。19433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致電蔣介石,詳細匯報了一年多來中共武裝在浙東從無到有的發展情況。他寫道,1941年夏,連柏生帶領淞滬游擊第5支隊數百人來到鎮海。浙江省政府原擬剿辦,因第三戰區長官部不同意,未果。浙贛戰役后,連柏生部乘機擴充勢力。至1942年底,該部連同地方部隊等,共有四五千人,步槍3000余枝、輕機槍40余挺,重機槍10余挺,迫擊炮5門。而浙東淪陷各縣、國民黨軍駐守區縣自衛武力有限,不能防范制約該部。因此,黃紹竑希望設立專門的綏靖機關,請中央撥發經費和械彈,由國民黨軍、保安團隊及區縣自衛武裝互相配合,“剿滅”浙東的中共武裝。[34]從黃紹竑的報告可知:第一,浙江省政府早在淞滬第5支隊到達浙東時,便想予以剿滅,但沒有得到負責該地區軍事的第三戰區司令部的同意。黃紹竑把責任推諉到第三戰區身上,客觀上反映出國民黨在浙江的軍政兩方不能統一與合作。第二,對照中共方面的材料,黃紹竑將中共武裝的人數和武器數量有所夸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為了爭取設立綏靖機關,并獲得更多的剿共經費、武器支持。第三,黃紹竑對浙東中共武裝發展經過的描述大致符合實際情形,表明國民黨一直在關注中共浙東部隊的活動,并開展了相應的情報工作。當然也說明中共武裝在浙東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

                         

                        蔣介石很快將黃紹竑報告的情況轉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并責成其“指派有力部隊,限期解決”[35]。蔣介石還指示何應欽在彈藥和款項方面對浙東國民黨軍予以支持,并批準浙江成立綏靖公署[36]。顧祝同得到蔣介石的命令后,開始具體布置浙東剿共事宜。19437月中旬,國民黨方面在浙江天臺召開會議,由此時擔任浙東防務的第32集團軍司令李默庵主持。第32集團軍總部僅轄第88軍一個正規軍,以及李默庵1942年進駐浙東時帶來的第12突擊隊,每個突擊隊有五個加強營。[37]根據田岫山和張俊升給何克希的信,7月的天臺會議擬一邊“剿滅”中共武裝,一邊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削弱田岫山、張俊升兩部。國民黨軍的具體布置為:負責協同配合作戰的浙江保安第12團已經進入諸暨、嵊縣交界地區的長坑及紹興南部的王城附近,俞濟民部由奉化向四明山地區挺進,賀鉞芳[38]部則由新昌縣、嵊縣直撲王城、章鎮和梁弄[39]。為便于指揮和作戰,國民黨方面委任賀鉞芳為第3縱隊司令,田岫山為第4縱隊司令,張俊升為第5縱隊司令,另外加上第1突擊隊的部分力量。[40]中共估計,雙方一旦開戰后,形勢將非常復雜,對自己較為不利。一是國民黨軍約有主力4000人,大大強于中共。二是四明山區面積不太大,回旋困難。三是國民黨軍進入四明山區后,田岫山、張俊升可能更加動搖,并發生變化。尤其是張俊升與賀鉞芳部有舊交,賀鉞芳本人進入會稽后,即親至章鎮拉攏張俊升。[41]

                         

                        一年前,田岫山、張俊升與國民黨鬧翻,與中共武裝有一定聯絡,但這次又接受國民黨第45縱隊司令的委任,以獲得武器彈藥,如此反復無常,中共當然要制定相應對策。譚啟龍、何克希向軍部匯報說:爭取田張,先解決賀部,對我較有利。故決心以三、五支隊主力集結峙嶺,主力俟賀部進入后即予殲滅。另以小部堅持梁弄以南橫坎頭陣地,如田、張翻臉,則我讓出橫坎頭,解決賀部后再求轉而對付張、田,我以一部堅持峙嶺陣地,先行解決田、張,轉而對賀。如田、張能守中立,我們對他們保持友誼。”[42]也就是說,在沖突剛起時,中共希望穩住田岫山、張俊升兩部,先解決賀鉞芳部,同時也做好了田岫山、張俊升翻臉的應急準備。

                         

                        11月上旬開始,軍事形勢漸趨緊張。賀鉞芳兩個支隊約2000余人于1113日經嵊縣以北的仙巖鎮渡曹娥江東來,14日進攻北莊一線。田岫山、張俊升兩部自然也需要一起配合進攻。為了強調自己的進逼并非故意針對中共,田岫山讓中共派駐自己部隊的黃源帶信,說他守中立,只是在梁弄地區與中共對峙,等中共解決賀鉞芳部后,他會讓出梁弄。此時,田岫山、張俊升兩人還將賀鉞芳部的兵力、作戰計劃等轉告中共方面。面對國民黨軍的步步逼近,中共決定采取以少數部隊鉗制田岫山部和張俊升部,集中主力解決賀鉞芳部的方針。[43]應該說,這一方針是正確的,先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最頑固的敵人,然后田岫山、張俊升兩部必定動搖,對中共取合作態度。

                         

                        1119日,賀鉞芳部向中共三北游擊隊第5支隊駐守的蜻蜓崗陣地發起猛烈進攻,第5支隊堅守陣地。這標志著1943年冬至1944年春浙東國民黨和中共的武裝沖突正式開始。此時,張俊升部從側翼向第5支隊進攻,第5支隊兩面受敵,被迫退出戰斗。當晚,三北游擊隊第3支隊向大俞進擊,將賀鉞芳部主力第2支隊的一個營擊潰。1125日,三北游擊隊又在東西岙與賀鉞芳部決戰,獲得勝利。但是,蜻蜓崗和東西岙戰斗并未徹底打垮賀鉞芳部,該部暫時退到晦溪、東林一線,整理部隊、穩住形勢。[44]中共方面對賀鉞芳部未能跟蹤追擊、擴大戰果,不能徹底獲勝,這影響了田岫山和張俊升的態度。

                         

                        中共部隊與賀鉞芳部在蜻蜓崗激戰時,田岫山除以少數部隊留守梁弄外,決定執行天臺前進指揮部的命令,繼續北犯。事實上,他在坐收漁翁之利。此時,尚在田岫山部的黃源向他嚴正指出:這是不講信義的行為,違背了“挺四到梁弄為止的約定”。田岫山拿出賀鉞芳的信,說:“你叫我有什么辦法,等不到何司令的捷報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黃源表示不能再留在田岫山部了。田岫山未作留難,派人將他們“禮送出境”。在挺進第5縱隊工作的王文祥等人也被張俊升送走。后來,田岫山、張俊升部兩還襲擊了中共的后方機關和印刷廠、修械所等。[45]

                         

                        恰在1125日,還發生了一件事。中共四明區委宣傳部部長顧德歡和四明地委書記陳洪在余姚出席群眾大會時,遭田岫山部槍擊,陳洪當即犧牲。陳洪是中共部隊在浙東抗戰四年中犧牲的最高級干部。這一事件激化了中共與田岫山之間的矛盾。121日,當田岫山部從峙嶺回許岙時,中共決定在蜻蜓崗打伏擊。因戰士們帶著為陳書記報仇的滿腔熱血,作戰勇敢,斃傷田岫山部支隊長、大隊長以下百余人。田岫山逃回許岙。這是中共與田岫山部之間軍事上的第一次大沖突。[46]顧祝同向蔣介石匯報了這場戰斗,并夸大了國民黨軍的戰果,稱已將中共部隊擊潰[47]。事實上,中共是有備而來、主動出擊,戰斗進行得較為順利,但田岫山部也獲得突圍機會,中共部隊則并未跟蹤追擊[48]126日,譚啟龍、何克希上報新四軍軍部:賀鉞芳部退守晦溪,構筑工事固守;田岫山部經痛擊后退回許岙、前崗、太平山一線;張俊升部退回章家埠[49]。歷經十余日的戰斗基本告一段落。

                         

                        雖然經過第一階段的較量,賀鉞芳、田岫山、張俊升三方面部隊都暫時向后撤退,形勢似乎對中共較為有利。但事實上,中共部隊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危險:一方面,陳洪被田岫山部殺害、中共伏擊田岫山部后,田岫山部由中共的松散盟友變為敵人,張俊升部也隨之疏遠中共,更加靠攏賀鉞芳部。可以說,中共的對立面從賀鉞芳一部變為賀鉞芳、田岫山、張俊升三部。另一方面,第一階段軍事上主要打陣地戰,雖然打跑了國民黨軍,但沒有消滅其有生力量,特別是沒有按照原計劃消滅賀鉞芳部主力。[50]對于力量相對弱小的中共勢力而言,戰斗拖得越久,越對自身不利。

                         

                        經過第一階段的兵戎相見,浙東國民黨與中共的矛盾已經十分明顯和突出。19431222日,根據形勢的需要,新四軍軍部電令浙東抗日武裝,將三北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51]194418日,慶祝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成立大會在梁弄召開,正式公開了新四軍的番號。

                         

                        此時,國民黨部隊又調來羅覺元[52]率領的突擊總隊[53],下轄三個營,共2000人,加上賀鉞芳、田岫山、張俊升、俞濟民部,兵力達到6000人。19431220日,第32集團軍天臺前進指揮部向突擊總隊和挺進第345縱隊下達了第二次作戰命令,要求務必一舉消滅中共浙東部隊[54]。突擊總隊三個營是第32集團軍的精銳部隊,曾在西南干訓班訓練,裝備精良,作戰技術遠超一般國民黨軍。他們采取步步為營、筑壘深入、逐步推進的戰術,只要突擊營不分散,浙東游擊縱隊就無法與它作戰。

                         

                        在這種情況下,浙東游擊縱隊調整戰術,作出“避強打弱、先打田張”的決定。一方面,浙東游擊縱隊加強宣傳與政治攻勢,對田岫山和張俊升忘恩負義、被國民黨利用的行為進行控訴,提高群眾反對田岫山、張俊升的斗爭情緒。同時,加強對田岫山、張俊升部中下層官兵的宣傳工作,造成田岫山、張俊升屬下不愿打浙東游擊縱隊第35支隊的情緒,以達到分化、動搖、瓦解和爭取的目的。[55]另一方面,浙東游擊縱隊開始主動尋找作戰機會。12月下旬,浙東游擊縱隊兩次在梁弄、橫坎頭一帶與田岫山、張俊升兩部發生戰斗。[56]但在這兩次戰斗中,浙東游擊縱隊并未真正集中全力,沒能給兩部以沉重打擊。1944120日,浙東游擊縱隊又長途奔襲,攻占張俊升的挺進第5縱隊司令部所在地章鎮,繳獲大量彈藥。210日,獲悉田岫山的挺進第4縱隊就駐在梁弄以北的前方村,決定與之進行決戰。11日凌晨,第5支隊和警衛大隊從北往南攻,很快占領前方村的外圍陣地,第3支隊和金蕭支隊占領了鐵帽山,準備從南向北形成夾擊之勢,眼看田岫山部將落入包圍圈,就在這時,形勢發生逆轉,駐在田岫山部附近的國民黨軍突擊營趕來支援,這是浙東游擊縱隊始料未及的。這次戰斗開始時雖然給田岫山部以很大殺傷,但突擊營加入作戰后,作戰的“慘烈前所未有”,浙東游擊縱隊傷亡100多人,超過中共浙東部隊組建以來的歷次戰斗。[57]為吸取教訓、應對強敵,浙東游擊縱隊決定以分散的游擊戰爭堅持斗爭,果斷離開經營了一年多的四明山區,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后來的事實證明:浙東游擊縱隊主力避開強敵,北渡姚江,回到三北地區,是帶有戰略意義的行動,使其化險為夷,轉危為安。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中共與田岫山、張俊升的關系可以用“從爭取合作到兵戎相見”來形容。在戰斗爆發前和剛爆發時,正如新四軍軍部指示的那樣,爭取田岫山和張俊升,是堅持浙東斗爭的重要問題。浙東方面確實做了大量工作,總的方向是對的,但有時方法不太正確。19449月,何克希在一份總結中列舉了政策運用中的缺點。例如,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一視同仁,沒有區別對待。又如,沒有注意擴大田岫山、張俊升兩部與國民黨方面的矛盾,對于他們之間的結合聽之任之。另外,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開展具體工作時也不夠努力、到位,關鍵時刻應該登門勸說,而不是寫信溝通。[58]以上總結可謂中肯,但大多屬于實踐層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宏觀上統戰政策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開展具體工作時各個環節的艱難程度,畢竟田岫山、張俊升兩部的實力加起來是超過中共部隊的。即便中共在政策運用上更為慎重,面對國民黨集中力量、下定決心的清剿,其實也很難應對。這在根本上是由當時浙東方面國共雙方的實力所決定的。

                         

                        中共在浙東形勢的好轉,開始于1944年春。這時,日軍為策應豫湘桂戰役兩湖戰場上的作戰,在浙江的麗水、衢州發動進攻。國民黨軍本來用于圍剿中共的軍隊不得不轉用于應對日軍。根據國民黨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鳴濤的報告,敵陷麗水,周副指揮官(指周淘漉)率暫三十三師第三團及保一團調赴縉云,襲擊麗敵,剿匪兵力驟減,奸匪乘我部隊后調,卷土重來”[59]。可見,通盤而言,整個浙東戰場形勢的變化取決于日偽軍、國民黨軍和中共三方面的角力。1944年秋,中共得以從三北地區重新回師四明山區,并取得了快速發展。

                         

                        三、分而化之:消滅田岫山部,爭取張俊升部

                         

                        19453月,上虞日偽軍與挺進第45縱隊發生較為激烈的戰斗[60]。迫于壓力,當年5月,田岫山部第三次公開投敵。527日,田岫山部300余人在參謀長郭玉鑫率領下,出現在余姚第泗門據點的街頭。他們一律穿戴偽軍服裝,佩戴特遣部隊臂章。此時,他們已被日軍改編為中央稅警團第3特遣隊。日軍命令他們據守上虞豐惠、許岙、丁宅街和第泗門等地。一夜之間,由于田岫山部的投敵,這些地方變成了敵占區。為何在日軍江河日下的情況下仍要投敵呢?田岫山在對部下訓話時聲稱:中警的黃衣裳暫時穿一穿,中警的臂章也暫且綴著,等到機會一到,就可以把他們拉過來。”[61]這番話的中心意思是,自己搞的是假投降,目的是要曲線救國。田岫山是國民黨挺進第4縱隊的司令,但對于他的這次投敵,國民黨天臺方面竟未有所表示,而是采取默許態度。這與田岫山所說的到時把偽軍爭取過來,或許是互為表里的。

                         

                        也許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田岫山“假投降”的可能,但我們更找不到他“曲線救國”的有力證據。然而,田岫山部再次成了偽軍,這一點卻是確定無疑的。因此,浙東游擊縱隊決定對田岫山部進行討伐。此時,浙東游擊縱隊已經具備了相應的軍事實力。1945年夏,整個縱隊已有4500多人,武器裝備有所提高[62];而且在軍事實力之外,政治力量和群眾基礎也在不斷提升,1945年初,中共控制地區的人口達到220多萬[63]。中共在政治、軍事、財經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設使國民政府倍感憂慮[64]。同年4月,蔣介石致電黃紹竑,指出:浙東寧紹兩屬及三北奸匪益行猖獗,虞東姚南鄞西慈北竟成赤化,二月中旬奸匪在梁弄召開參議會,選舉省參議員,設立魯迅學院,并創設各種訓練機關……發行金庫兌換券。寧紹各縣地方部隊及挺進軍第四縱隊械彈通訊器材悉數被劫。”[65]可見,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開創的局面已頗具規模,今非昔比。

                         

                        更重要的是,從1945年初開始,新四軍軍部派部分軍隊渡過長江,南進蘇浙地區,在浙西天目山等地與國民黨軍展開戰斗。討伐田岫山,正好可以配合浙西地區的戰斗,新四軍有望將浙東浙西連成一片。當年113日,中央軍委電令成立蘇浙軍區,統一指揮江南、浙東部隊,粟裕擔任司令員。浙東游擊縱隊改編為第2縱隊(因中共來往文件仍稱浙東游擊縱隊,所以下文沿用舊稱),司令何克希,政委譚啟龍,下屬部隊番號不變。2月至6月,新四軍蘇浙軍區在浙西天目山地區與第三戰區的國民黨軍第62師、第192師、第52師、第79師、忠義救國軍等作戰,獲得較大勝利。519日,蘇浙軍區第4縱隊第11支隊在富陽西南湯家埠附近東渡富春江,與浙東游擊縱隊一部會師[66],打通了與浙東的聯系。[67]在這一背景下討伐田岫山部,是對浙西新四軍與國民黨軍天目山第三次作戰的戰略配合。

                         

                        田岫山部出現在第泗門的第二天,即528日,浙東游擊縱隊領導決定由劉亨云參謀長帶領第3支隊(缺第2大隊)、第5支隊和余上特務營執行討伐田岫山的任務。當晚,部隊從梁弄出發,包圍了田岫山部泗門鎮的駐地。29日拂曉,戰斗打響。當日下午,戰斗進入白熱化狀態。與此同時,來自周巷、庵東、余姚方向的400多名增援偽軍被一一擊退。這次戰斗斃傷田岫山部特務大隊100余人,俘其諜報參謀、副中隊長以下官兵14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2挺、步槍100余支、電臺1部及軍用物品一批,為整個討田戰役揭開了序幕。[68]

                         

                        第泗門戰斗勝利后,浙東游擊縱隊又先后取得鮑村、杜村、下管、老壩頭、上沙嶺等戰斗的勝利。64日,浙東游擊縱隊攻占田岫山部占據的丁宅街,基本上完成了掃清田岫山部外圍據點的任務,使田岫山部的兩個主要據點許岙、上虞陷于孤立。這樣,這兩個據點什么時候打、怎么打的主動權,就掌握在浙東游擊縱隊手上了。[69]浙東游擊縱隊與田岫山合作過,也發生過沖突。為何1942年田岫山投敵后沒有去攻打,而當他再次投敵時卻要馬上將其消滅?針對這種意見和想法,浙東游擊縱隊領導層在徹底剿滅田岫山之前,作了廣泛的思想動員和政治宣傳。

                         

                        一方面,浙東游擊縱隊公布了何克希與田岫山1943年至19455月的來往信件——《從信札里看田岫山》。這些信件表明,浙東游擊縱隊為了團結田岫山抗戰,曾經作過很多努力,而田岫山卻反復無常、背信棄義。浙東游擊縱隊還發表了題為《如此國民黨軍隊》的專論。文章列舉了田岫山三次叛國投敵的事實,公布了其與日偽軍秘密往來的電文,揭露了其國民黨軍、偽軍一身二任的事實。[70]

                         

                        另一方面,浙東游擊縱隊發布了針對內部的《告全軍同志書》和針對田岫山部官兵的《告田部官兵書》。《告全軍同志書》指出:“我們為爭取他抗戰,曾再三再四的勸告他,挽救他,希望他懸崖勒馬,改變反動的錯誤政策,為此,我們并對人民作了無數的苦心說服。現在,已經是仁至義盡,忍無可忍了!”“為了進一步鞏固我浙東抗日根據地,為了打通和軍區兄弟部隊的聯系,迎接盟軍登陸配合反攻,驅逐日寇”,全軍同志要“用一切力量來為浙東人民除害,來為自衛戰爭中慘遭田匪殺害的同志同胞討還血債”。《告田部官兵書》回顧了與田岫山部三年來的關系:“以前,你們大家都明白,我們花了多少力量幫助田岫山,無非是希望爭取他真正的抗戰,不要再殘害老百姓。因此,我們幫助你們周巷反正,掩護你們突出敵人的包圍渡江南來,幫助你們的物資錢糧,今年二月間又打垮偽三十六師解救你們被困上虞。弟兄們!天下有哪個部隊能像新四軍八路軍這樣的真心實意的對待你們?”[71]以上兩文表明,中共在對內和對敵的宣傳工作上都非常注意策略與方法,作了極大的努力。

                         

                        67日,浙東游擊縱隊進抵許岙前沿陣地,決定先攻打許岙,再攻打田岫山親自坐鎮的上虞城。許岙位于上虞城南20公里,是個四面環山的小村子,村內有大大小小的碉堡28個。田岫山模仿日軍據點的辦法,一個碉堡安排一個班或一個排的兵力,在地勢上互為犄角,在火力配置上互相交叉、互相呼應。浙東游擊縱隊確定了攻打許岙的具體戰斗部署:先打掉太平碉,突破敵前沿陣地;再打蔣山碉武德碉,控制制高點;爾后向敵縱深陣地發展,攻占田家山,消滅錦鋒碉。直至620日,經過14個晝夜的艱苦奮戰,許岙戰斗以浙東游擊縱隊的勝利宣告結束。[72]

                         

                        這時,國民黨軍從天臺北上,向浙東游擊縱隊進攻,具體部署為:北路暫編第33師(師長為周淘漉)兩個團,西路保安第3縱隊(包括保安第5團)兩個團,南路浙江保安第12團,東路俞濟民兩個團,突擊隊一部兩個團,共計十個團。不過,北上的國民黨軍并未先打中共部隊,而是首先向張俊升部開刀。國民黨軍提出,張俊升有兩大罪狀:其一,近半年來與浙東游擊縱隊關系密切,反共不力;其二,坐視田岫山被打而不救。621日,國民黨軍分頭襲擊張俊升部駐地章鎮、南堡和湯埠,張俊升部的一個支隊被消滅,其后方機關被迫轉移至中共浙東抗日根據地,在梁弄附近休息。國民黨軍則轉向北上,與田岫山取得聯系,并猛攻丁宅街。627日,國民黨軍占領丁宅街和官山村一線。晚7時,浙東游擊縱隊主力分兩路出擊,國民黨軍后退。28日,浙東游擊縱隊繼續發動攻擊,將國民黨軍擊潰。當晚,國民黨軍全部撤至曹娥江西岸。29日,浙東游擊縱隊進占章鎮、南堡。接著,副司令張翼翔率主力一部西渡曹娥江。30日,在嵊東之西謝、下岙一帶追上國民黨軍暫編第33師和浙江保安第5團,激戰五小時,俘獲300余人,剩余國民黨軍向南逃竄。[73]

                         

                        田岫山眼看國民黨軍增援已無希望,于630日凌晨率部棄城西竄,浙東游擊縱隊占領上虞城。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了討田戰役的消息,宣告浙東游擊縱隊解放了浙東的第一座縣城。新四軍軍部來電嘉獎參戰部隊,指出:此次第泗門戰斗,賴我指戰員奮勇頑強,殲滅頑特務大隊大部,獲得勝利,證明我浙東部隊已在歷年戰斗鍛煉中生長壯大,不僅會打游擊,而攻堅技術亦日益提高,能殲滅敵人,尤以此次許岙攻堅戰斗摧毀頑田堅固碉堡大小二十八座,深堪嘉勉。”[74]這一評價,恰當地反映了浙東游擊縱隊的成長和戰斗力的提升。上虞解放,使中共控制的三北、四明、會稽地區連成一片。

                         

                        討田戰役的勝利和國民黨軍攻打張俊升部,促使張俊升加速脫離國民黨軍體系。張俊升1934年畢業于黃埔軍校洛陽分校,1939年成為國民黨軍新編第30師第89團團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在洛陽分校鍍過金的人,卻依舊沒能改變國民黨軍非嫡系軍官的境遇。國民黨軍以抗日為名,行消滅異己之實,曾使張俊升部在1942年的浙贛戰役中差點全軍覆沒。194572日,張俊升在函復新華社記者時說:在我挺五縱隊遭受國民黨頑固派大軍襲擊后痛定思痛,深知只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軍隊,才有光明的前途;才是真正準備反攻,驅逐日寇,建設新中國的力量”。711日,張俊升聲明脫離國民黨軍隊,接受中共和新四軍的領導與指揮。713日,奉新四軍軍部命令,張俊升所部挺進第5縱隊改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第2旅,張俊升不僅兼任該旅旅長,還被任命為浙東游擊縱隊副司令員。[75]而浙東游擊縱隊的第1旅則是中共在四明山區的主力第345支隊。可見,中共給予張俊升及其部隊的待遇非常高,也說明將張俊升部統戰過來,對于浙東游擊縱隊而言十分重要。

                         

                         

                         

                        1941年春中共武裝力量到達三北地區時,兵力不到1000人,在三北地區幾乎沒有任何工作基礎。至1945年抗戰勝利時,浙東新四軍已發展到1萬多人,四明山根據地頗成規模,各項政治、經濟工作有序展開。在日偽軍和國民黨軍四面環伺、政治經濟上控制較強的浙東地區,能夠發展得如此迅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其中,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的統戰工作是實現這一奇跡的關鍵一環。當然,這項從結果看較為成功的工作,在具體進行過程中也是曲折復雜、有失誤、有漏洞的。但我們不能孤立地探討具體統戰工作的成敗得失,而是應該著力觀察抗戰中后期浙東地區中共部隊、日偽軍與國民黨軍各方力量的生存狀態及其之間的關系變化。對此,尚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地理上看,浙東地區的山川地形是需要強調的重要因素。三北地區緊鄰錢塘江,是錢塘江南岸泥沙積淀而成的相對封閉的新陸地。對于中共在浙東的發展來說,三北地區是一塊非常理想的跳板。該地區往南,越過日軍控制的杭甬線,即是四明山區,再往南是國民黨控制的天臺—永康一線。三北地區屬于“敵后地區”,四明山區位于淪陷區和國統區之間,屬于“敵頑結合地區”。四明山區海拔較高的主要山峰在500米至1000米之間[76],氣候適宜、雨量豐沛,盛產茶、毛竹和藥材,地勢低處可種水稻雜糧。這樣的地形便于隱蔽和開戰游擊戰,也能在遇到封鎖時生存下來。三北、會稽和四明三塊地區呈現“品”字形布局,四明山區的中共部隊受到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進攻時,往北可退到三北地區,往西可退到會稽山區。1944年初,浙東游擊縱隊被國民黨軍壓迫得最嚴重的時候,正是跳出四明山區、回到三北地區的正確決策,使部隊獲得了喘息之機,進而于當年秋季重回四明山區后,獲得進一步發展。

                         

                        其次,從中共浙東部隊的對手看,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部分兵力逐漸轉移出中國戰場,對于寧紹一帶采取守勢,雖然在1942年和1944年曾發起較為積極的進攻,但方向主要在浙贛路沿線,而非針對四明山區。所以,中共在四明山區發展遇到的最大阻力,實際上來自國民黨軍。中共向國民黨軍非嫡系部隊田岫山部、張俊升部開展統戰工作,正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事實上,在浙東地區,國民黨軍的實力雖大大強于中共部隊,但其對中共勢力的清剿受到諸多局限。浙江的國民黨軍政首腦——黃紹竑和顧祝同之間關系并不協調,在浙東中共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顧祝同才在蔣介石的命令之下著手“清剿”。而且,第三戰區并沒有使用駐守浙東與浙南的第32集團軍第88軍主力(包括第79師和新編第21師),而是用挺進第345縱隊,以及部分突擊營、暫編第33師和保安團的力量。其中原因,一是國民黨對于中共力量有所輕視。二是19441月至6月,日軍發起永康戰役、永(康)武(義)戰役、龍(游)衢(州)戰役,國民黨軍需要應對日軍的進攻[77]。三是用非嫡系部隊去打中共,是國民黨軍經常實行的戰略。國民黨軍的初衷是一箭雙雕——削弱非嫡系部隊,又剿滅中共力量,結果卻有可能是這些部隊被中共成功統戰。1945年夏受命前去攻打中共的張俊升挺進第5縱隊轉而被中共成功統戰,便是生動一例。

                         

                        再次,從中共方面看,從中共中央到華中局,再到浙東地方領導能夠團結一致、配合默契。寧紹戰役和浙贛戰役發生后,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十分敏銳,指示華中局向浙東發展,抓住了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的良好時機。華中局積極貫徹相關指示,先后派軍隊和領導力量來到浙東地區。此后,華中局領導層陳毅、饒漱石、賴傳珠等與浙東軍政領導譚啟龍、何克希保持了密切的電報往來。大多數時候,華中局的指示明確而細致,如194312月下旬,鑒于中共部隊和國民黨軍矛盾加劇,華中局決定,浙東軍隊改稱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194418日,又叮囑道:“浙東部隊用新四軍名義,不必對外作特殊鋪張的宣傳,只在部隊內部加緊階級教育與時事教育,因為此宣傳無特殊好的收獲。”[78]需要使用新四軍的名義,但不作過度宣傳,這種安排體現出華中局的審慎與用心。在特殊時刻,華中局又給了浙東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權。在19442月反頑戰斗最為緊張時,華中局指示浙東方面:我們因為情況變化不十分明白,無法作更具體指示。請你們自己根據當前具體情況與變化,迅速正確處理之。不必等我們指示,以免延誤時機。”[79]這一電示,可謂及時靈活。在戰斗失利時,華中局的來電充滿鼓勵,例如225日的電報指出:浙東我軍主力在數倍于己的國民黨頑軍的進攻下離開四明山區,這對于人數不多、歷史不長、經驗不多的浙東我軍來說是難免的……浙東、浙西敵后地區極大,你們仍有發展的可能”[80]。當然,華中局的指示也有不切實際或者使浙東方面難以執行的時候,例如希望在浙東沿海島嶼有所發展,等等。但一般而言,從可見的華中局與浙東方面的往來電文看,雙方在領導與被領導的前提下,保持了密切、良好、積極、坦誠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對于浙東中共力量從弱到強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最后,抗戰中后期,日偽軍、國民黨軍、中共部隊各種勢力之間存在著極為錯綜復雜的斗爭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與客觀看待。這一點,可以從田岫山部數易其主中得到充分體現。在1942年至1945年短短三年時間里,田岫山部從脫離國民黨軍,到投日、反正、與中共互通款曲,再到被國民黨軍收編、參與剿共,繼而再次投日,反復無常已達極致。除了很多回憶材料所提出的,田岫山是生性殘暴、道德敗壞的小人,浙東復雜的斗爭局勢也是其朝三暮四的重要原因。19447月,張俊升第89團(即挺進第5縱隊)魏顯庭部嘩變,時任中共金蕭地委書記的楊思一在日記中寫道:該部“此后究竟投敵、投偽、投頑、投我或獨樹一幟自成局面,尚不得而知”[81]。楊思一分析出五種可能的取向,正說明當時浙東地區各派勢力之間的斗爭極為復雜。在斗爭中,何為主要矛盾,何為牽制力量,何為突破點,可謂撲朔迷離、變幻無常。

                         

                        總之,中共進入浙東地區時間較晚、力量較弱,相對而言,此時浙江省的日偽軍和國民黨軍力量均較為強大。中共武裝在“隱蔽發展”的方針政策下,經歷了1942年至1943年的快速發展,隨后不可避免地遭遇國民黨軍圍剿。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艱苦戰斗中,中共果斷撤退、轉移,最終生存下來,不斷壯大,并再度發力,開展統戰工作。在與浙東各方面力量博弈、競爭的過程中,中共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化敵對力量為中性力量,甚至為友好力量,尤其對于國民黨軍田岫山、張俊升兩部,長期開展主動細致的說服聯絡工作,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和自身的力量大小,在“打”與“拉”之間不斷變化策略,至抗戰勝利時,獲得了較好的效果。浙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歷程與行之有效的統戰政策息息相關。消滅田岫山部,成功統戰張俊升部,不僅讓中共力量快速壯大,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浙東的勢力版圖,極大地有利于中共革命的發展。

                         

                        注釋:

                         

                        [①]有關抗戰時期浙東根據地的研究,代表性論著有浙江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編著《浙東抗日根據地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樓子芳主編《浙江抗日戰爭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的第七章和第九章、楊福茂《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討田戰役》(《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胡新苗《浙東抗日根據地上層統戰工作》(《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0年第2期)、龍元平《浙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統戰政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共中央黨校,2012年)。這些研究都涉及中共浙東部隊對田岫山部、張俊升部的統戰工作,但在深入探討統戰工作的艱難性與復雜性、宏觀把握時代環境與區域特征,以及系統利用海峽兩岸檔案資料方面,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②]電報具體內容為:“1941423日敵占寧波、奉化、溫州、福州如系久占,你們應注意組織各該地區游擊戰爭。有地方黨者,指導地方黨組織,你們派少數人幫助之;無地方黨者,由你們派人組織之。從吳淞經上海、杭州、寧波直至福州,可以發展廣大的游擊戰爭。參見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2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3頁。

                         

                        [③]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5頁。

                         

                        [④]《暫編第九軍在浙江四明山及曹娥江畔戰斗詳報》(194112—1942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12289

                         

                        [⑤]《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4卷,第7頁。

                         

                        [⑥]《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4卷,第11頁。

                         

                        [⑦]杭州大學歷史系、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江革命歷史檔案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頁。

                         

                        [⑧]《浙江革命歷史檔案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下),第89頁。

                         

                        [⑨]《報告浙東敵偽情形》(1942624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1-058100-0005

                         

                        [⑩]《報告四明山一帶敵匪情況并請辭職》(19421014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1-058100-0005

                         

                        [1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4卷,第42頁。

                         

                        [12]這是蔣介石在張愷報告下所作的批示。事實上,早在1941年春寧紹失陷后,蔣介石已經致電顧祝同,認為四明山地形、位置易守難攻,是國民黨軍返攻寧紹的良好根據地。參見《蔣介石電顧祝同》(19421018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1-058100-0005;《蔣介石電顧祝同》(1941517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106-00015-207

                         

                        [13]《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4卷,第43頁。

                         

                        [1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嘉興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嘉興市文史資料》第1輯,內部資料,1986年,第170頁。

                         

                        [15]關于1938年至1939年獨立第45旅(后改為新編第30師)下屬各部開展游擊戰的具體情況,參見《獨立第四十五旅所屬各部滬錫公路附近游擊戰斗詳報》(19385—1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12310;《獨立第四十五旅所屬各部滬杭路沿線平湖洙涇一帶戰斗詳報》(1939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12116;《新編第三十師于浙北嘉興平湖一帶陣中日記》(19397—9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15769

                         

                        [16]報告指出:獨立四十五旅張鑾基部進入地區已久,而行動遲緩,今尚達成初步任務,殊屬不合,擬請嚴予申飭等語,經查尚無不合。此外,1939年底,負責浙江軍事的第10集團軍司令劉建緒在向蔣介石的匯報中,也談到了張鑾基部軍風、軍紀差的問題。參見《顧祝同電蔣中正》(193951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200-00060-184;《劉建緒電蔣中正》(19391225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200-00053-249

                         

                        [17]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集粹》第2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4頁。

                         

                        [18]19429月,顧祝同向蔣介石匯報第三戰區的部隊整編情況:新30師素質低劣,紀律廢弛,擬將該師番號撤銷,編并于暫編34師,以資整飭。參見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258頁。

                         

                        [19]19428月,中共中央華中局在致浙東方面的電報中指出:同意以何克希、張文碧、劉亨云、連柏生四人組織軍政委員會,何任書記,統一領導浙東部隊。參見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7頁。

                         

                        [20]參見《何克希將軍》,內部資料,1993年,第362—364頁。

                         

                        [2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33—134頁。

                         

                        [22]《何克希將軍》,第3—4頁。

                         

                        [23]《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6頁。

                         

                        [24]《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5518頁。

                         

                        [25]19433月,張愷向蔣介石報告,第88團和第89頗有歸正之意,請飭顧長官再派人收撫。據張俊升回憶,田岫山曾寫信給顧祝同,表示自己脫離國民黨軍是事出無奈。顧祝同派自己的親信——時任浙江麗水警備司令部司令的朱楚藩到浙東,向田岫山表示籠絡之意。參見《張愷電蔣中正》(194339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07-119;《浙江文史集粹》第2輯,第206頁。

                         

                        [26]《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29頁。

                         

                        [27]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浙江省檔案館編:《浙東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327頁。

                         

                        [28]張俊升也因附逆有據,被褫奪陸海空軍甲種二等獎章。參見《褫奪勛獎章》(1943212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1-035100-0035

                         

                        [29]1942年冬,浙東縱隊有1455人,武器情況為:重機槍7挺,輕機槍41挺,手提式機槍2挺,步馬槍1332枝,駁殼槍5枝。參見《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2卷,第39頁。

                         

                        [30]19439月,中共浙東區委在一份指示中指出:要注意不要去得罪一般的中間分子、抗日友軍及地方人士,即使不能爭取其與我合作,對頑亦應爭取其中立;即使他有與頑合作共同對我之可能,我爭取其多中立一分鐘也是對我有利的;就是他已經與頑合作對我,我亦應取得其中下層干部與士兵對我同情……一切過左的行為,只有自己造成自己的孤立,而實際上幫助了頑固派。參見《浙江革命歷史檔案選編(抗日戰爭時期)》(下),第116—117頁。

                         

                        [31]此時,浦東部隊剛剛來到三北地區時掛靠的薛天白部,番號也已經被撤銷。19429月,顧祝同向蔣介石報告:淞滬游擊指揮薛天白部,擅自擴編部隊,騷擾地方,擬予剿辦。參見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1冊,第259頁。

                         

                        [32] 《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2卷,第5頁。

                         

                        [33]1943年冬,三北游擊隊共有3632人,其中直屬隊1121人,第3支隊386人,第4支隊296人,第5支隊735人,金蕭支隊354人,四明地區370人,會稽地區370人;武器情況為:各種炮4門,重機槍10挺,輕機槍74挺,馬短槍2032枝。參見《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2卷,第39頁。

                         

                        [34]《黃紹竑電蔣中正》(194332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04-330

                         

                        [35]《蔣中正電顧祝同》(1943414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23-075

                         

                        [36]《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上饒、鉛山與軍委會來往軍事文電(內有進攻新四軍文電)》(19435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4185

                         

                        [37]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閩浙贛抗戰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318頁。

                         

                        [38]賀鉞芳,江蘇丹陽人,1908年生,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1935年任浙江保安團第3團團長。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前率部起義。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東文史資料》第37輯,內部資料,1982年,第183—191頁;張仲田等編著:《起義風云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3頁。

                         

                        [39]《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0頁。

                         

                        [40] 19431028日,顧祝同致電蔣介石:本部已擬具寧紹地區剿匪計劃,指定突擊第一隊挺進第三四五三個縱隊及地方團隊,克日開始進剿,并預定半年完成。參見高素蘭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55冊,國史館(臺北),2011年,第233—234頁。

                         

                        [4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44頁。

                         

                        [42]《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45頁。

                         

                        [43]《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4546頁。

                         

                        [44]《何克希將軍》,第279—281頁。

                         

                        [45]《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84頁。

                         

                        [46]《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73—174頁。

                         

                        [47]顧祝同稱:張田兩縱隊各一部,東辰在青亭崗附近,將奸匪擊潰。是役生擒奸軍中隊長一、分隊長二、士兵廿余,虜獲輕機槍兩挺、步槍卅余枝、短槍七枝,手榴彈百余,地圖一捆,步彈千余發,我亦傷亡重大。此處的青亭崗即為蜻蜓崗日即為121日。在這份檔案中,顧祝同還報告了新嵊敵偽軍七八百人與張俊升部、余姚敵偽軍600人與田岫山部的戰斗,說明了12月初幾方混戰的復雜情形。參見《顧祝同致蔣中正》(19431220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23-041

                         

                        [48]中共方面將這場戰斗稱之為大嵐山戰斗。參見《何克希將軍》,第281頁。

                         

                        [49]《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48頁。

                         

                        [50]《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74頁。

                         

                        [5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52頁。

                         

                        [52]羅覺元,1906年生,陸軍大學第14期畢業,抗戰時期任突擊第1總隊總隊長、第32集團軍參謀長。1947年在山東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參見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下),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562頁。

                         

                        [53]1943年,國民黨軍在第1突擊隊和第2突擊隊之上成立突擊總隊司令部,由李默庵兼任司令,1944年擴編成立了第3突擊隊。參見《閩浙贛抗戰親歷記》,第318頁。

                         

                        [54]《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70175-176頁。

                         

                        [55]《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54頁。

                         

                        [56]19431225日,顧祝同向蔣介石匯報浙東地區的作戰情形:(一)亥哿匪首何靜率教導大隊、特務大隊及第三支隊共二千余竄擾橫堪頭、梁弄一帶,我田縱隊附挺五支隊向該敵分擊。馬寅,奸匪增加二千余,向田縱隊進逼,刻正與匪鏖戰中。(二)梗日張田兩縱隊已先會攻梁弄為消滅后進有利之據點。與此同時,國民黨軍同時與敵偽軍開展戰斗。18日,新嵊敵四百竄擾晉溪等處,與賀縱隊開展激戰。參見《顧祝同電蔣中正》(19431225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200-00081-110

                         

                        [57]《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76—178頁。

                         

                        [58]《何克希將軍》,第272—273頁。

                         

                        [59]《竺鳴濤電林蔚》(19441017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23-334

                         

                        [60]《顧祝同電蔣中正》(194534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200-00088-108

                         

                        [6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09312頁。

                         

                        [62]《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2卷,第39頁。

                         

                        [63]《張云逸年譜》編寫組、海南省檔案館編:《張云逸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171頁。

                         

                        [64]19451月,顧祝同在給蔣介石的兩封電報里匯報了中共在三北地區、四明山區、會稽山區等地的發展情形。參見《顧祝同電蔣中正》(1945125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200-00213-137;《顧祝同電蔣中正》(1945122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03-155

                         

                        [65]《蔣中正電黃紹竑》(1945420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13-140

                         

                        [66] 1945526日,顧祝同向蔣介石報告了中共浙東部隊試圖越過富春江、與浙西部隊會合的情況:浙東三北奸匪譚啟龍率警衛隊及一個大隊于灰日由余姚梁弄出發,至諸暨江藻,與偽蕭支隊蔡正誼部會合,欲越過富春江,現仍被我滯阻于東南岸之大章村。參見《顧祝同電蔣中正》(1945526日),國史館(臺北)藏,檔案號002-090300-00203-164

                         

                        [67]《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313—314315—348334頁。

                         

                        [68]《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09—310頁。

                         

                        [69]《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12頁。

                         

                        [70]《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13頁。

                         

                        [71]《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00103頁。

                         

                        [72]《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16317—319頁。

                         

                        [73]《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06320頁。

                         

                        [74]《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107頁。

                         

                        [75]《浙江文史集粹》第2輯,第199頁;《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321-322頁。

                         

                        [76]寧波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寧波市志》(上),中華書局,1995年,第147—148頁。

                         

                        [77]《李默庵擬呈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幕僚長作戰回憶錄》(1945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號787-6788

                         

                        [78]《張云逸年譜》,第126頁。

                         

                        [79]《浙東抗戰與敵后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第3卷,第67頁。

                         

                        [80]《張云逸年譜》,第130頁。

                         

                        [81]《楊思一日記》上冊,浙江省新四軍研究會金蕭分會編印,1997年,第106頁。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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