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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朗:2016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研究 更新時間:2018年01月03日

                        作者簡介:王建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文章注釋刪除,如需查看請閱原刊。

                         

                        雖然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種中國近代史論著出版,但這必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所以,全學科“綜述”幾乎已經成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無論從哪個角度剪裁,都會有重要成果被遮蔽。在此,我們僅將2016 年中學者關注較為集中或較多新意之研究領域作為幾個略為呈現,供學界參考。依據慣例,僅限于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論著,且以論文為主。

                         

                        一、中共與抗戰

                         

                        “抗日戰爭”無疑是近幾年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排名第一的熱門關鍵詞。抗日戰爭中存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有國統區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然而,這是一場抵死反抗外來侵略的全民族戰爭,無論否定哪一方的貢獻,都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近年來流傳若干有關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網絡謠言,與中共相關者占很大比例。有的宣稱日軍飛機未曾轟炸過延安,有的力貶中共抗戰的犧牲與貢獻,有的暗喻中共與日方勾結,等等。這些謠言的傳播,嚴重沖擊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抗戰歷史貢獻的認識。卞修躍依據歷史事實對這些網絡謠言逐一進行辯駁,他指出: 有關中共抗戰歷史的網絡謠言,既有一切謠言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同時又都表現出了其根源于久遠年代之前的歷史糾葛及其對現實體制的否定隱喻。站在中國全民抗戰、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的角度來審視、認識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戰略地位與歷史功績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貢獻,是十分必要的; 抗戰烈士所流的鮮血,不應以黨派區別顏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的抗戰事跡與歷史貢獻,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光榮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頁。

                         

                        百團大戰是抗戰期間中共在華北戰場組織的一次較大規模的進攻戰。已有研究或注重具體細節的考證,或注重整體的宏觀描述,對于百團大戰中觀層面,即八路軍在戰斗中裝備、技術、戰術和作戰效能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齊小林主要依據各兵團給八路軍總部的報告和戰役總結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抗戰爆發不久,八路軍將襲擊尤其是伏擊作為主要戰術,規避日軍在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取得較高的作戰效能。百團大戰中,由于日軍嚴密防守、頑強反擊,八路軍的戰術由襲擊演變為攻堅,戰斗效能有所下降,彈藥消耗快速增加。從根本上講,裝備和彈藥的有限供給,制約了八路軍軍事技術技能的提升以及戰術的選擇。因此,百團大戰之后中共無條件轉向了全面的游擊戰。這對中共而言,既是無奈的,也是現實的、智慧的選擇。鄒鋮對于該文的中心論點提出不同意見,認為: 所謂百團大戰中八路軍改變既有戰術原則,以攻擊據點為主要作戰任務,作戰效能下降的論點,缺乏足夠史料支撐。總體而言,八路軍在百團大戰中遵循并盡可能發揮既有戰術原則,獲得之戰果亦不差。百團大戰之所以在黨內引起爭議,主因在于百團大戰令日軍更加重視八路軍,八路軍所處外部環境更趨惡劣。

                         

                        抗戰時期是中共大發展時期,也是進行自身建設的關鍵時期。黃道炫考察了抗戰時期中共干部大規模養成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個體、群體及政黨的多方互動。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使中共在堅持使用、提拔工農干部的同時,得以放手培養大批知識分子干部,促進干部群體的氣質變化及整體提升。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養成是一個系統工程,教育、培訓、考核、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多管齊下、交相作用,內的自覺是基礎,外的規訓是手段,形成動態而非靜態、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養成路徑。抗戰時期,是中共開展整風運動,從思想上、行動上進一步統一、改造全黨的關鍵期,“三八干部”的養成還打上了整風的深深烙印。趙諾從縣域建黨的層面,考察了抗戰初期太行根據地范圍內中共的組織擴張與干部任用問題,即所謂地方黨之“戰略展開”過程。中共組織規模在抗戰時期迅速壯大,大量農民被吸納入黨,這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基層黨員的意識形態。楊發源以減租減息運動為切入點,通過考察山東抗日根據地基層黨員在政治運動中的行為抉擇,發現重塑鄉村社會秩序的減租減息運動引發了基層黨員應具有的黨性原則和農民固有的鄉土原則之間的張力,基層黨員以不同的行為抉擇來應對黨組織在農村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基層黨員所表現出的角色認同上的矛盾性和行為選擇上的多元性、變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鄉村共產主義革命的復雜性。

                         

                        1939 1 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推行防共、限共政策后,山西王閻錫山與中共的關系也逐漸緊張。1939 12 月前后,雙方爆發了史稱晉西事變的嚴重軍事沖突,打響了抗戰期間國共軍事沖突的第一槍。楊奎松對于晉西事變前后中共方面特別是毛澤東的應對方針,和中共策略變動的復雜情況與背后的原因,做了考察、梳理與說明。以往學界對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決策的研究,由于資料的限制,多注重于國共兩黨的矛盾和中共中央決策的結果,未注意探究中共中央在策略謀劃方面復雜的變化過程。蘇若群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考察了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的演變,認為從1940 8 月至1940 12 月皖南事變爆發前,中共中央在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上,是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把蔣介石的降日與剿共聯系起來考慮的。圍繞蔣介石是否降日這條主線,中共中央的策略經歷了為主、預防”——堅持、準備”——爭取、考慮先打”——應對、以自衛這樣一個變化過程。總體上看,當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不會降日時,其策略支點主要放在維護國共關系上,即的方面; 當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準備降日時,其策略支點主要放在準備國民黨破裂合作關系上,即“打”的方面。

                         

                        抗日戰爭中及抗戰勝利前后中共與美國的關系受到多位學者關注。皖南事變后,中共曾嘗試向美英等盟國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真相。賈欽涵論述了周恩來在皖南事變后與羅斯福總統特使居里的會談。由于國民黨政府對中共長期實行封鎖政策,中共方面的政策主張和真實情況很難為英美等西方國家獲悉,而皖南事變的爆發在客觀上為中共打開對外交往局面提供了有利條件,周恩來與居里的這次會談實際上開辟了中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間的外交窗口。

                         

                        1944—1946 年是世界政治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過渡到冷戰的劇烈變動時期,也是建國前中共與美國官方交往最活躍、內容最豐富的時期。牛軍著重考察這一時期中共對美政策的演變過程及其主要特點。他認為,中共對美政策經歷了從尋求與美國合作到在國共斗爭中中立美國、再轉向與美國對抗的過程。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有三個重要因素推動著中共對美政策的演變: 中共與美方的互動、中共革命戰略轉變的復雜需要以及中共領導人對世界政治及其與中國革命之關系的宏觀思考。這三個因素在不同階段的互動決定著中共對美政策的演變方向和主要特點。

                         

                        戰時的國共關系與國際因素纏繞在一起,研究者也注意到這段歷史的復雜性。呂迅指出,在抗戰大語境下,中共積極對美宣傳, 1938 年以后,史迪威與中共保持良好的友誼,特別是1942 3 月至1944 10 月,史迪威及其政治顧問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乃至延安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中共的方針不僅影響了史迪威等人,而且也影響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史迪威的袒共言行加劇了蔣介石與其的矛盾,最終于1944 10 19 日被召回,從而嚴重影響了中美關系。賀江楓也指出,1943 閃擊延安前后各種國際因素共同塑造著國民黨的反共政治宣傳與軍事部署。對于蔣介石而言,對日、蘇沖突發展態勢的嚴重誤判導致“閃擊延安”的舉動暫時中止。隨后,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反對促使蔣介石改變制裁中共的方案。據此可見,國際因素成為蔣介石考量戰時國共關系的關鍵所在,但隨著美蘇深層次的介入國共沖突,國共關系及其實力的變化又轉而成為影響美蘇在華存在的重要變量。

                         

                        以往學界關于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敘述記者團組建的來龍去脈、參訪經過、西北之行見聞等。吳志娟以新聞輿論與政治關系為切入點,在論述國共兩黨圍繞中外記者所展開的激烈的輿論宣傳戰基礎上,分析雙方如何試圖通過新聞界來控制或引導國內外有關政治合法性及國共關系等問題的公眾輿論,以此探究新聞輿論與國共政爭之間的復雜關系。

                         

                        二、紅軍長征

                         

                        2016 年為紅軍長征勝利70 周年,與長征相關的歷史問題引起學者較多關注。相當長時間以來,蔣介石放水長征說流傳較廣,盧毅對此進行了辨析。他認為,或許蔣介石的某些決策在客觀上有利于紅軍突圍,但其主觀上從未有意放水。盡管蔣介石后來借追剿之機統一了西南,但卻不能倒果為因地反推他當初便縱共西竄。在蔣介石的內心,追剿始終是首要任務,并深以未竟全功為憾,解決西南問題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個收獲而已。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成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的不平衡而取得。黃道炫結合國共兩方面的史料,準確還原了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后與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國民黨軍在西南地區展開周旋并最終突出包圍的歷史經過。羅敏利用日記、報刊、函電等豐富的資料重建了1934 910 月間中央紅軍向西突圍后,西南地方勢力在失去了戰略緩沖空間的被動局面下,一方面試圖利用胡漢民在政治上的號召力迫蔣入川,緩解正面、直接的軍事壓力; 另一方面在軍事上積極部署出兵奪黔的過程。作者指出,看似一致的國民黨剿共背后,蔣介石和西南地方勢力各派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粵、桂、湘表面協商合作“剿共”,實際上卻是為了對抗中央勢力的滲透,結成三省攻守同盟。這可以說是對20 世紀30 年代國民黨地方勢力與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實情況的寫照。1935 年遵義會議后,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 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究竟成立于何時,一直以來眾說紛紜。楊奎松通過梳理中共中央設置新三人團這一決定生成發展的邏輯脈絡,探析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及原因,考察了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的軍事領導地位、權力變動的情況。劉統詳細描述了紅軍長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戰略抉擇上,黨中央和張國燾之間所展開的激烈斗爭。

                         

                        長征的親歷者和旁觀者均參與了長征形象的建構。1942 11 月由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在延安出版的《紅軍長征記》,是親歷者最早從個人觀察角度寫下的對于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相對完整的記錄,反映了中央紅軍長征的戰斗生活。于化民通過文本梳理和解讀,考察該書對于長征研究的重要價值。他認為,《紅軍長征記》不僅確立了長征敘事的基本框架,其中保留下來的大量珍貴信息,對于后人全面認識和感知長征的豐富面貌尤為難得。單明明則以《申報》為資料,梳理該報對紅軍長征態度的變化。《申報》對紅軍長征的報道,經歷了從預言紅軍必定在國民黨圍剿”中失敗,到報道國民黨重視紅軍有生力量、加緊“追剿”,再到正面宣傳長征的變化過程。《申報》報道對長征態度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統區群眾對中共形象的再認識。

                         

                        三、唯物史觀傳播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

                         

                        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接受和傳播有兩條基本脈絡,一是作為披堅執銳的革命指導理論,二是作為覃思精研的嚴密思想體系。過往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前一方面,近來則對后一方面多有關注。

                         

                        王憲明、楊琥指出,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并作出三大貢獻: 一是在北大等校開設唯物史觀研究等課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培養了第一代熟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骨干人才; 二是將唯物史觀當作一種真理,用來指導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道德重建問題; 三是運用唯物史觀來探索中國發展路徑問題,把中國引向社會主義道路。尹媛萍以吳恩裕為例,關注學院派知識分子與唯物史觀的黨外傳播。她指出,作為較早關注和受到唯物史觀影響的學者,吳恩裕青年學生時期在天津和東北地區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后來他經由清華大學至英國深造,在拉斯基門下繼續其對唯物史觀的研究,歸國后出版了這方面的影響廣泛的著作,可謂唯物史觀黨外傳播史上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吳恩裕及其研究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院派知識分子與中國人譯介、研究和傳播唯物史觀這一歷史過程之間的關聯。李政君考察了顧頡剛對唯物史觀的態度,指出顧在學術上并不排斥唯物史觀。早在20 世紀20 年代,他就對運用唯物史觀的史學著述表示贊賞;30年代初,更是在其日記中表示,愿意接受唯物史觀。他還積極支持《食貨》半月刊的創辦; 此后,唯物史觀更在其古史研究中有所體現。當然,他對社會史論戰也有所批評,但他的批評,主要針對論戰者將唯物史觀“定于一尊”的態度和“公式化”的弊病。他認為,民國時期顧頡剛對唯物史觀持一種兼容態度。尹濤考察了著名的國民黨三民主義理論家葉青早期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指出葉青自1920 年去法國勤工儉學到1927 年被國民黨逮捕之前,在中共方面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葉青以實地考察過西方國家的經歷,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多方位地分析和宣傳世界革命、中國革命和中共革命,有利于革命的發展。葉青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通過多種途徑獲得的,但他對馬克思主義實用性的理解、把握和運用,缺乏獨立見解,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王雪楠則分析了1918—1923 年中國知識界對唯物史觀的解讀,指出: 唯物史觀作為一戰后新思潮進入中國,隨即踏上其徘徊于物、心之間的理論妥協之旅。原有的經濟定命論思路,一再使人陷入物質與人力的互斥困局; 俄國革命卻以顯著事實證明著革命意志突破物質局限的強大力量。自理論本身來看,唯物史觀理性、物質化的推演邏輯,最終指向一個蘊含強烈情感刺激的兩極對立社會,暗示著以沖突換革新的有為心態。

                         

                        馮夏根、胡旭華以胡適等自由派學人群為中心,考察了20 世紀20 年代自由主義學人視域中的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觀。作者指出,自由派學人對蘇俄革命的關注涉及蘇俄革命的理論基礎、革命后蘇俄的社會狀況、中俄關系等多個層面,但其重心則集中于蘇俄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能否移用于中國、能否解決中國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核心問題。總體上看,自由主義學人對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諸多問題的認識呈現出復雜、歧異而多變的認知面相。此種現象,既與蘇俄革命及其影響下的世界革命浪潮興起的歷史局勢有關,也與自由主義者秉持的漸進改革、追求穩定秩序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對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學者討論甚多。如呂惠東、丁俊萍關注了20 世紀30 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譜系,指出,當時涌現出一批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史學家。他們創作了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初步構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譜系,具體表現為: 確立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并以此為指導,以回應和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為研究指向,探索并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開辟和拓展了諸多史學研究的新領域,細化和剖析了中國歷史研究的范疇和問題,這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體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李紅巖考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發展,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具有本土的學術根脈與源流,是對晚清新史學的超越與揚棄。它與中國革命史息息相關,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血脈相通,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緊密相連,以“中國社會性質”為話語之源,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學術形態。它實現了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的結合,第一次讓中國歷史顯示出其內在的規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命題,極大地豐富、深化了歷史認識,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為中國史學引入了科學的思想方法與研究方法。左玉河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創立以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品格。這種品格突出地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科學性( 求真性) ,以求真為目的,探尋歷史的真相,強調實事求是和具體分析,體現了歷史研究的科學屬性; 二是現實性(致用性) ,注重發揮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強調史學為現實服務,體現了歷史研究的實用屬性。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求真與致用、科學性與現實性,構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雙重品格。

                         

                         

                        四、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距今已逾百年。百年來,沒有任何其他思想文化運動或潮流像新文化運動這樣意義常新,幾乎從未離開世人尤其是知識界的視野,它所聚焦的中西新舊問題更成為百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爭論的母題。楊國強將新文化運動置于近代中西思想比較的脈絡之中,認為比起漫無邊際的民主和科學,新思潮的著力點和落腳處更在于個人主體和個人本位。由此,一方面新文化運動與歐洲人本主義對接起來,另一方面也為近代中國思想史帶來了一個不同于此前20 年維新思潮的時代; 這一過程中引入的人本主義成為一種新的眼光,繼而發現了種種問題,使得作為一個概念的社會”變得非常具體,并因之而進入了中國人的思想視野,于是有社會主義的討論繼起。汪榮祖將新文化運動重大而影響深遠之遺產概括為三: 提倡白話文、重創傳統文化、激揚浪漫風潮,指出須對這些遺產仔細辨析、嚴肅批判,并表彰了信奉新人文主義的溫和派學衡派的觀念和主張的歷史價值。與汪榮祖類似,高力克也反思了新文化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激進主義。他聚焦于《新青年》的反孔教運動,認為五四激進知識分子將現代與傳統視為黑白二分、善惡對立的二元文化整體,并因其重時代性輕民族性的進步主義文化觀,重變革而輕認同。沈衛威對北京大學新青年——新潮派”與東南大學的“學衡派”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不同立場、表現和觀點做了比較研究,認為這兩派的較量形成了實驗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精神路徑,激烈、改革與穩健、保守的兩大“學統”及“學分南北”的局面,但兩派在促進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高毅從另一角度反思了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性,認為其與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性密切相關; 當時中國盛行的法國崇拜實質上是對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那種激進革命文化的崇拜,而這種革命文化的激進性又源自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性,其根本緣由是法蘭西民族對于平等這一價值的強烈偏好。鄭大華以多元的文化觀念”這一概念來定位新文化運動的獨特之處,認為只有從新文化運動興起開始,人們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觀念下來認識中西或東西文化。同樣,對儒家思想文化的批判雖然早已有之,但只有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才真正從多元文化的觀念出發來進行批判。新文化運動不僅主張中國文化內部要“九流并美”,反對儒學獨尊,也對西方文化內部的各家各派持兼容并包的開放態度。韓水法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力量缺乏關于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充分知識,而從直覺和經驗出發,依照有關西方社會的簡單知識,對中國社會做出了基本負面的直至全盤否定的判斷,使得他們試圖用烏托邦主義的方案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問題。這就回避了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關鍵問題,即,新的認同的建立——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決。

                         

                        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引起的巨大沖擊對百年中國思想界的影響無時稍息,其在當時和稍后更是引起震天回響。羅志田的系列文章以梁漱溟為研究對象,考察了后五四時代中西文化的復雜纏繞。五四運動之后,梁漱溟曾因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暴得大名”。盡管梁漱溟對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觀念是接受并靠攏的,多數既存論著卻把他列為那時的“東方文化派”。其他不少被列為“東方文化派”代表的人,也大體贊同接受以科學和民主為標志的西方文化。這意味著那時的“東方文化派”及其維護的“東方文化”,都已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異化。在五四后梁漱溟引起的爭論中,很多參與討論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謂“東方文化派”兩方之中,而其觀念和態度,也很難拿新舊、東西( 中西) 這樣二元對立的范疇來概括。可知在民初的中國,東西文化在多層面、多方位互動和競爭,并與思想界的新舊纏結在一起,相當錯綜復雜。思想界在名詞口號上已經全國協調,卻又連托名全國一致都不能達到。然而趨新和守舊,又可并存于一人之身。梁漱溟在后五四時代提出了一個眾皆關注的問題,即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漸邊緣的中國文化如何翻身。其方案是先全盤承受西方文化并有所修正,然后以批評的態度重新拿出中國文化。但困窘的是他發現那個想要翻身的文化已經失語,不能自我表述。同時,文化翻身的實踐還面臨著“中國文化”和實體“中國”之間的緊張。整體看,梁漱溟的思路更多是過渡時代里一種涵容世界與中國的天下論述,即不僅效忠自己的國家,還負有對世界的責任,在此進程中重構一個可以自我表述的文化主體。鄭師渠將“知識界”放回到五卅運動到三一八運動這一國民大革命的序幕之中,分析了知識界在兩場運動中所起到的獨特的重要作用,并通過梳理知識界的內部分裂,呈現了歷史場景由對外交涉向拷問內政的深刻轉換以及原有黨派系別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的鴻溝,從而揭示了中國近代知識界歷史演化的一道重要分水嶺。

                         

                        五、宗藩體系的拆解與邊疆問題

                         

                        隨著西力東侵,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傳統“宗藩體系”受到西方列強主導的近代“世界秩序”的猛烈挑戰,并終于傾塌毀滅。清朝歷時150 余年,建立起龐大的宗藩體系。朝鮮李氏王朝自崇德二年(1637) 臣屬清朝后,歷年朝貢不絕,堪稱宗藩體系的基石。然而,從辛未洋擾開始,美、法、日等國陸續侵朝。清朝為了維持宗藩關系,保全朝鮮免受侵擾,盡力抵抗列強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但最終在甲午戰爭中失敗。

                         

                        韓東育從宏觀角度重新評價了同治十年( 1871) 清朝與日本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認為日本正是藉此條約開始拆解宗藩體系。條規的簽署,不但讓中方喪失了東亞的傳統核心地位,還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惡用下不得不棄琉保臺、棄韓自保直至割臺茍安。清政府藩屬國的次第喪失每每被處理成彼此無涉的孤立個案等研究現狀表明,中國學界對于條規本身的對等屬性問題缺乏體系性反思。甲午戰前的壬午兵變是朝鮮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響了中日兩國的對朝戰略。張禮恒認為,朝鮮方面是發動兵變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當了金允植、魚允中計策的執行者。朝鮮在清政府干涉朝鮮內政、強化屬國政策的歷史拐點中發揮了主體性作用。自光緒十年( 1884) 清朝派兵平定朝鮮親日派發動的甲申政變,至光緒二十年( 1894) 甲午戰起,朝鮮局勢波詭云譎。光緒十一年( 1885) ,中日簽訂《天津條約》,清軍撤歸本土。張禮恒指出清朝撤軍的根本原因在于恪守宗藩體制。尤淑君以《中朝商民水陸通商章程》為個案,重新探究了清朝強化宗藩關系的努力。作者認為,清政府允許朝鮮開國,由北洋大臣李鴻章主持與西方諸國通商事務,而朝鮮卻想趁機變通舊制,謀求與西方諸國同樣的平等地位。由于禮部暗中阻礙等原因,李鴻章的構想未能全部實現,只能單方面加重中國駐朝鮮商務委員監督朝鮮君臣的權力,但卻讓朝鮮更想脫離宗藩體制,尋求自主之路。《章程》并未真正強化中朝宗藩關系。徐忱對光緒十三年( 1887) 袁世凱為維護宗藩關系,驅逐慫恿朝鮮獨立自主的前美國駐朝臨時代辦福久( G. C. Foulk) 一事做了考察,肯定袁世凱竭力維持宗藩關系的努力。

                         

                        甲午戰爭是對宗藩體系的最后一擊。張志勇論述了赫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作用。赫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積極參與了清政府的備戰,幫助清政府籌措戰爭借款,幫助購買軍火,支持洋員參戰,并為清政府提供了各種戰況與情報。在中國連連失利的情況下,他又倡議英國調停。日本拒絕調停后,他一方面建議清政府繼續抵抗,另一方面卻更為積極地支持中日議和。甲午戰爭時期的“重慶”號事件有專論發表。戴東陽認為,清政府通過搜查英國輪船“重慶”號,破獲了一起重大的日本間諜案。王東研究19 世紀后期朝鮮電報線的建設,得出清朝力圖阻止日、俄攫取朝鮮電報通信利權,維護自身在朝電報通訊優勢,以應對朝鮮局勢的結論。清朝雖然在甲午戰爭失敗,但朝鮮人受歷史傳統影響,以及受清朝“懷柔遠人”之惠,仍對中國抱有感情。孫科志、劉牧琳回顧晚清朝鮮人在上海的活動,指出很多朝鮮人為反抗日本暴政而僑居上海,使之成為反日復國運動的基地。

                        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借口“保護”朝鮮僑民,挑起了“間島問題”。李花子細考中日雙方談判的過程,在中方堅決斗爭下,日本不僅承認“間島”是清朝領土、雜居朝鮮人裁判權歸中國,還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機構,但中方也付出了一定代價,承認了日本對商埠內朝鮮人行使領裁權及對雜居地朝鮮人具有領事“立會”和“復審”權。

                        比較而言,以往對于晚清中法越關系的研究相對薄弱。章揚定、倪臘松著文探討了晚清時期中法圍繞越南的交涉,認為,對于19 世紀中后期的法國侵越,清政府內部態度極為復雜。復雜的原因在于,三者關系既牽涉傳統宗藩關系,又牽涉近代中國對列強關系的認識及主張。清政府的主張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反映了中西體制的沖突和傳統體制本身的矛盾。楊雄威探討了20 世紀初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并從輿論與外交的背景之下加以分析。作者認為,媚外這一概念所催生的清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實基礎,另一方面又與事實存在出入。輿論界認為晚清政府以義和團運動為分水嶺完成了從排外到媚外的急劇轉變,但官員的轉變在時間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從排外到媚外,某種意義上只是敵我權勢天平急劇傾斜下官員的御夷之術在形式上的調適。由于民間與政府在外交問題上結構性的對立沖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斷被民間詬病,最終坐實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對其他藩屬國的研究包括以往關注不多的坎巨提和哲孟雄。位于帕米爾高原上的坎巨提( 一作乾竺特”) 自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加入宗藩體制后,至民國猶入貢不絕。李強、紀宗安認為,坎巨提之所以成為清代宗藩體系的最后遺存,是因為中、英、俄三角平衡關系。這種關系直到1937 年英國無力在中亞抗衡蘇聯、關閉英屬印度西北邊界為止。哲孟雄( 錫金) 在清代作為西南藩屬,臣屬中央與西藏地方政府,構成喜馬拉雅山宗藩關系中的重要一環。西藏與哲孟雄貴族間存在長達3 個世紀的聯姻傳統。扎洛利用西藏檔案館藏藏文檔案,考證了19 世紀哲孟雄王與拉摩家族的聯姻事件,以及駐藏大臣、噶廈政府在聯姻中的作用。哲孟雄與西藏的邊界有錯雜不清之處。張永攀對西藏與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卡隘、哲孟雄與其他鄰近地方邊界作出了考辨,認為清代前中期對藏哲邊界進行了嚴格的管理,但在晚清逐漸松弛。近代的邊疆問題越來越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臺灣建省是清代邊疆史上的大事。賈小葉探討了臺灣建省的過程,指出,由于清朝經費缺乏,自沈葆楨提出建省之議,到光緒十一年( 1885) 設臺灣省,經歷了十年的討論與反復,暴露出督撫的因循與朝廷的無能。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海防思想與實踐是學界關注的議題。李細珠論述了劉銘傳臺海防御觀的三個層面,即臺灣海防與東南海防、福建海防、臺灣陸防的關系,認為他的臺海防御觀是在列強入侵刺激下,立足臺海,關照東南海疆的積極防御觀,但限于當時的國際環境與清朝的國力,并沒有完全實施,也未能達成保衛臺灣的戰略目標。

                         

                        西北陸疆方面,光緒三十年( 1904)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因英軍侵藏,赴外蒙古避難。王婷婷、白·特木爾巴根考察了達賴喇嘛出走庫倫( 今烏蘭巴托) 的詳細情況,以及他對外蒙古的影響。烏蘭巴根梳理了庫倫駐京文報局的設置時間、經費,以及由此引發的爭執,揭示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深層矛盾。蘆婷婷稱臺站差徭繁重,是晚清蒙古三大弊政之一,蒙古各部因此日益貧弱。新疆建省后,改革地方行政制度。魯靖康、魏亞儒梳理了清朝收復新疆后,塔爾巴哈臺設廳的時間與具體建置。

                         

                        潘志平梳理了20 世紀三四十年代,麥斯武德、艾沙和伊敏三位先生與國民政府的互動。他們背景不同,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破滅后,相繼投靠國民政府,以贊同三民主義作為偽裝,鼓吹中國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論,在南京和重慶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在反共和反蘇問題上,南京國民政府與他們互相利用。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新疆解放,三人流亡海外,從事分裂活動。從治理邊疆的現實關懷出發,馬戎梳理了民國時期楊增新治下的新疆、馬步芳治下的青海、劉文輝治下的西康的史實。他認為,從民國時期軍閥治理邊疆的經驗出發可以為我們提供“歷史的智慧”,包括本地出生成長的官員在熟悉當地社會民情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邊疆主政官員的任期不宜太短、邊疆主政者的民族與宗教政策必須得到當地族群的認同、努力吸收并合理調配當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團隊、在選拔任用各族人才時,避免強調人才的“族群屬性”。

                         

                        對于海疆問題,學界日益關注。對近代中國南海九段線的形成,陳謙平從歷史淵源出發,詳細論述了自1887 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至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收復南海諸島的歷史過程,指出,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無可置辯的主權。譚玉華探討了1947 年永興島事件引發的中法西沙群島之爭。在事件交涉過程中,法國千方百計引導中國承認西沙群島存在主權爭端; 中國始終堅持法國無條件撤退珊瑚島駐軍,堅稱擁有西沙群島主權,不承認存在西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受永興島事件影響,中國強化了西沙群島的主權表達。不過,由于中國未采取有效的軍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國對珊瑚島的非法占領,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權益,影響了此后中法() 在西沙群島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琉球問題的研究近年來逐漸增加,在對國民政府對琉政策論證基礎上,學界亦開始關注民間輿論。高月提出,戰后中國的輿論通過歷史書寫,表達現實訴求,試圖建立中琉歷史關系與現實法理依據之間的邏輯關系。民族自決對當時中國輿論如何看待琉球歸屬產生了直接影響。雖然琉球問題受到官民各界的重視,但總體而言,官方政策與輿論態度之間并未形成互動。

                         

                        六、央地關系與制度史

                         

                        清末以降中央和地方的權力消長歷來備受學界重視,近年來,對民國時期的央地關系討論尤眾,對此,前文(“紅軍長征部分) 已有所涉及。

                         

                        閆存庭通過1924 6 月楊增新派人斬殺馬福興父子這一讓全疆震動、輿論嘩然的事件探討北洋時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楊增新之所以能長期控制新疆,在于其能游走于中央與地方、回漢等各種政治力量之間。事發后,楊增新及其控制的省議會屢次陳說馬福興的種種罪狀,回部全權總代表李謙和馬家人則痛斥楊增新濫殺無辜,目無國法。北洋政府對于地處邊陲的新疆無能為力,雖然屢屢表示不滿,卻對握有重兵的楊增新無可奈何。杜麗紅以1928 6 月到1929 10 月間,國民黨北平市黨部領導下的工會以及工潮作為研究對象,重建了當時政治生態中的國民黨中央與北平市黨部之間、黨軍之間、黨政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解釋了國民黨地方組織運作的諸多面相。她指出,發生在政權鼎革之際的這段工潮,隱含著國民黨地方黨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蛻變,從中可以窺見國民黨是如何在北平實現以黨治國方略的。馬思宇透過財政與軍政兩個視角,探討1928 年到1930 年間蔣介石與閻錫山在華北稅收權力分配、編遣政策制定及執行以及編遣公債的發行與使用等問題上均存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段金生再現了1935 年蔣介石的云南之行以及蔣、龍二人的相互觀感。對蔣的內、外政策,龍云都表示了相當的支持。1937 年抗戰爆發,龍云選擇了積極支持抗日,也可說是地方主義服從國家利益,或可說邊疆地方勢力參與國家行為’”,當然這也是地方獲得統治合法性的手段。

                         

                        與和平時期相比,戰爭催生了新的中央、地方關系,這也讓政治情形變得更為復雜。中共抗日根據地與國民政府的關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央地關系。文世芳通過對陜甘寧地區稱謂演變復雜歷史的考察,揭示了國共雙方圍繞根據地政權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并指出,雖然國共兩黨在談判中分歧很大,難以妥協,但雙方合作抗日的目標基本沒有動搖,都表現了極大的靈活性,這是抗日戰爭最終得以勝利的一個關鍵原因。

                         

                        抗戰時期的中共并非執政黨,但其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同樣存在層級關系。李金錚強調,要從多面“關系”的角度開展抗日根據地研究,并重點分析了抗戰時期中共中央與地方根據地的關系。他指出,抗戰期間中共中央與地方根據地之間主要表現為集中和分散、領導和服從的關系,但地方根據地又有一定的自主性、獨立性和靈活性,甚至地方創造有上升為中央決策的可能。與其他歷史時期中國政權的形態比較,抗戰時期共產黨的“央地”關系帶有明顯的戰時性和過渡性,但為其取得全國政權之后的政治體制建設奠定了基礎。解放戰爭開始后,延安整風以來黨的一元化領導原則下中央與地方的密切關系,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出現了變化: 因地方權力過大,產生了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主義和山頭主義等一系列問題,導致中央權力變小,政令不暢,核心領導力被嚴重削弱。為適應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開始推行黨內請示報告制度,建立新型的中央與地方政治關系。在以往學界關于請示報告制度研究的基礎上,王華玲以新發掘的史料為核心,具體分析了該制度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確立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以及在確立新關系的過程中中共中央舉措的特點。

                         

                        地方的軍政關系也引起了學者關注。陳默以戰時湖北為例,討論地方的軍、政關系,指出嚴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時尚能與第五戰區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軍嫡系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兼理湖北省政后,軍、政雙方迅速走向對立。圍繞著鄂東的人事任免問題和鄂北的軍糧征集問題,第五戰區與湖北省政府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和爭斗。結果,盡管戰時各地推行“軍人治政”,但是并未促進地方的軍、政關系融洽,反而因為軍隊“派系化”問題激發出嚴重的軍、政對立。周圣亮指出,借助抗戰的新形勢,在“軍政合一”的方針下,桂系李宗仁排斥打壓國民黨中央的CC 派,將安徽省政收歸治下。

                        楊天宏的《民初國會政制研究中幾個關鍵問題》一文,嘗試回答國會制度在中國失敗的幾個因素。其一,“中國代議制國會的創建與構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為國人所認知同步”,生不逢時;其二,《臨時約法》賦予國會單方面制衡行政的諸多特權是否合宜也成問題; 其三,民初缺乏支持國會及責任內閣正常運行的政黨。結果,在統一的名義下,國民黨一黨專政取代了國會制度。民國司法制度近年來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熱點。李在全指出,辛亥之后,在國體變異、政局一新的情形下,特別是在許世英上任司法總長后,司法官的任用資格有了新的規定,導致大批舊式司法官離職,大量法政新人成為司法官,人事變動甚巨。在考察司法官群體變動的基礎上,他認為,清朝到民國的“承續性非常明顯”,不過“某些隱性的‘革命'悄然發生”。類似事務官的司法領域,“除了關注‘承續’與‘斷裂'面相外,尚需留意‘專業’和‘層級’因素”。楊天宏《法政糾結: “羅文干案的告訴與檢審》一文認為,盡管羅案一直被學界視為是政治陷害,而史料卻表明告訴初始階段雖不盡規范,但國務會議聲請再議羅案經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斷程序合法,反而是維護司法獨立的抗爭,包括學潮和法潮,干預著獨立司法。在中、外和法、政之間的羅案反映出“近代中國司法實踐中程序違法干擾實體判斷系一普遍存在的現象”。張淑娟利用北京市檔案館藏刑事訴訟檔案,發現北京地方法院存在重故事輕證據的審判傾向,與最高法院以證據為中心的真相發現原則相對立。她認為外在原因是經費、人才、審結速度,而深層造因則是法官及其面對的社會大眾的思維模式。張海榮通過一個具體案例來反思司法獨立問題。1919 12 月,湖北督軍王占元指派督軍署軍法課長程定遠暫代省高審廳廳長,以武力脅迫原代理廳長交出廳印。這不僅是對司法獨立原則的粗暴踐踏,也是對中央權力的肆意挑釁。這隨即引起了中央司法部維護司法獨立的反擊,雙方圍繞司法行政權展開激烈爭論。總統徐世昌緩和調停,意在維護中央與地方的和諧,司法部也希望能協調湖北軍政當局的關系。不過“隨著軍閥勢力的不斷膨脹,身處武人政治與外國強權夾縫中的司法獨立,也只能如浮油一般漂浮在中國社會的表層,且境遇每況愈下”。

                         

                        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中,財政金融問題也是一個研究熱點。劉增合從財政監理制度的角度研究了清末的中央財政問題,認為雖然清末在財政監理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為其制度本身的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財政頹勢,其中的鑒戒意義不應忽視。舒滿君、曹樹基從一例個案中分析了太平天國后在安徽一地實行的抵征給歙縣田賦征收方式帶來的新變化,厘清了畝董、紳局的設置與歙縣固有的稅書、宗族、保甲的互動關系,展示了清末歙縣鄉村田賦征收機制的演變過程。李光偉考察了清末賦稅征信制度,指出清末中央和地方先后主張推行以征信冊為載體的信息公開,但缺乏試點和配套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以失敗告終。海關和洋稅的研究在本年受到學者關注。圍繞四年前發表于《近代史研究》的《晚清海關洋稅的分成制度探析》一文,學者展開了商榷和討論,王瑞成認為該文撇開海關制度系統討論洋稅分成的重要作用存在問題的錯置,而認為洋稅分成對解決中央地方信息不對稱和激勵機制不兼容的作用也存在誤讀; 該文作者陳勇回應稱,王文的批評多不能坐實,認為其材料誤讀一說不能成立,而其文中的關稅分成制與預算體制下的分稅制并非同一概念,所謂問題錯置一說也不能成立,對分成制不能作簡單否定。瑏瑠任智勇以江海關的洋稅為中心考察了江南制造局的早期經費來源及清末中央與地方關系,認為江海關撥付的二成洋稅成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經費來源。此外,雖然江南制造局經費充裕,但制造能力并不高,同時江南制造局內部賬目管理混亂,二成洋稅的數額在江海關奏銷折、制造局奏銷折和制造局內部賬冊三者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

                         

                        王梅對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劃分國地稅的改革進行了考察,指出國地稅改革受制于省制糾纏、立法與行政機關的對立以及持續的財政危機,最終迫使北京政府放棄了兩稅體制。雷家瓊梳理了遺產稅在中國的實施過程,認為雖然以美國專家為首的財政部設計委員會認定遺產稅不適合中國,但地方實力派和教育界等各方在出于解決各自經費的需求下一再呼吁開征遺產稅,最終促成了全面抗戰爆發后遺產稅迅速走完立法程序并付諸實施。抗戰時期的公糧征收問題近年來也引起了學者的注意,鄧廣考察了抗戰結束后初期膠東解放區公糧征收的加征與發還的過程及其機制。

                         

                        楊濤研究了民初北京政府整頓各省官銀錢號的問題,認為北京政府在將官銀錢號改組為省銀行的行動反映了其統一幣制與財政、推進金融近代化的決心,但由于洪憲帝制造成的政局動蕩和中央與地方矛盾,對各省官銀號的整頓始興終敗。馬建華則從匯兌層級體系分析了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國內金融市場圈,從宏觀層面上看,近代中國的區域金融圈表現明顯,長距離匯兌關系還比較少,全國金融市場的聯動性和傳遞性還是以區域為中心的。潘國旗從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視角重新審視了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公債。龔關考察了國民政府時期以設立合作金庫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演變軌跡。同時,國民政府金融政策和幣制改革近年來頗受學界關注,嚴立賢考察了20 世紀30 年代前半期江浙金融資產階級同南京國民政府在金融政策上的沖突,指出南京國民政府趁機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蝕和控制了江浙金融資本,確立了國民黨官僚壟斷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使中國走上了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賈欽涵研究了1935 年法幣改革決策過程中的紙幣兌現問題,認為國民政府決策層對于紙幣兌現問題有分歧,蔣介石本人為防止通貨膨脹,希望實現法幣在某種意義上的可兌現性。法幣兌現問題的爭論反映了中國社會在全球幣制大變革的背景下選擇自身經濟發展道路時所面臨的復雜性。

                         

                        周祖文討論了抗戰時期平津存銀問題,抗戰爆發后日軍占領平津,意圖染指國民政府在平津英法租界的數千萬存銀,在這場角力中,中國雖然在存銀上有所損失,但在戰略上中方以防止英日同盟為目標,并在歐戰爆發后逐步使中英日三國關系開始步入中方或者確切地說是蔣介石所設想的軌道。類似的,張秀莉在以往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1948 年金圓券改革決策的內幕。

                         

                        七、滿族歷史與人物

                         

                        清朝是由滿族建立的統一王朝,滿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長期享有特權,在社會生活、語言文化上又與其他民族尤其是漢族相融合。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運動令清朝統治者不得不倚靠漢臣漢將,滿漢關系進入了新階段。然而,迨至辛亥革命,革命黨人仍以“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鼓舞民眾。足見有清一朝,滿漢關系是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問題,滿漢關系的演變不僅決定了清朝的興衰,而且對中華民國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晚清滿族史,尤其是滿漢關系史研究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不少基本概念、政治人物和歷史事件尚待清厘考察。

                         

                        清末,源自英語世界的nation( 民族)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nation-state( 民族國家) 等概念傳入中國,出現了滿族”“旗族等稱謂,舊有的滿洲一詞也被賦予新的含義。這些詞匯的內涵與外延處于雜亂無序的混用狀態。定宜莊梳理了上述概念,指出滿族”“旗族分別來自清初的滿洲八旗,在清末民初并行于世。旗族因八旗組織覆滅而消亡,滿族雖然沿用至今,但在不同歷史時段含義不同,未可一概而論。

                         

                        清朝在近畿地區的統治有賴武力、經濟兩大支柱,即八旗駐防與莊屯制度。定宜莊、邱源媛梳理內務府的莊屯制度,考證了清代直隸地區的旗民( 滿漢) 關系。張建回溯滄州駐防史,探明咸豐三年( 1853) 太平軍攻陷滄州的實態,指出研究晚清滿漢關系史要從清初追溯,不可草率立論。

                         

                        晚清滿族政治人物歷來是研究重點。旗人李云麟是左宗棠賞識的名士,曾參與收復新疆。趙維璽認為左、李失和緣于李云麟出身旗下,抱持私心,對西征方略與新疆建省多有阻撓所致。榮祿作為晚清中樞重臣,才具為滿臣之佼佼者。馬忠文將他的一生置于晚清倏忽晦明的政治變動中加以考察分析,指出甲午戰后,淮系失勢,榮祿等滿洲親貴乘勢攬權,卻又難以應對內外交困之局,最終導致庚子之禍。從戊戌以至庚子的政治走向看,榮祿有其立場與抱負,不是純粹的頑固派。作者苦心孤詣搜羅第一手材料,對既有研究的謬誤多所匡正。“庚子國變”后,以載灃為代表的親貴崛起政壇,與以奕劻和袁世凱為首的政治勢力相互齟齬。載灃上臺,將袁世凱開缺回籍,引發政壇地震。周增光認為此舉是少壯派滿洲王公集權的必然后果,而載灃驅袁后,并未真正實現集權,反而招來朝野對其能力的質疑。孫燕京闡述少壯親貴在清末立憲中的心理與思想,認為他們突破了舊體制與專制思維的束縛,卻又極端利己,最終滿盤皆輸。

                         

                        清末宗室親貴秉政,權柄之重、攬權之廣,幾與清初相埒。親貴多無政治經驗,謀事定策,屢用親信微臣之議,成為光宣政局的特點。董佳貝勾稽隨載振出訪的部員唐文治日記,揭示載振訪英,決意振興商務,為上層所重視,隨之成立商部,以載振總管事務,并由唐文治擬定章程的歷史軌跡。清末立憲加速與親貴弄權并行,而在立憲與親貴身后,不乏留學生的身影。韓策考察負笈東瀛的汪榮寶參與肅親王善耆等親貴重臣的立憲籌謀及運作,指出親貴大臣與留學生小臣的結合實__為光宣之交一大政象,并提示清廷在決策與行政中用人取向與知識資源的轉變。樊學慶指出載灃開啟宣統朝親貴用事的格局,實與御史趙炳麟之言關系甚深,貽禍匪淺。民國成立,趙炳麟隱瞞他首倡親貴用事的記錄,其丑行遂難為人知。

                         

                        八、臺灣“光復”前后

                         

                        臺灣的法律地位和中華民國接收臺灣的過程素為學者所關注。李育民梳理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涉臺條約,并從國際法的視角剖析臺灣法律地位的演變,指出20 世紀40 年代簽訂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對臺灣歸還中國作了具有國際義務性質的認同和承諾,隨著20 世紀70 年代美、日等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之訂約建交,臺灣歸屬中國的法律地位得到進一步確認。侯中軍分析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至開羅會議前英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態度,側重分析英國對中國戰后處置計劃中有關領土部分的關注,指出英國認識到收復臺灣是國民政府的基本要求,但為求利益最大化,仍在不同場合不時拋出不同的論調,最后在美國的堅持下,英國承認中國為四強之一,并簽署臺灣光復的基礎性文獻《開羅宣言》。馮琳分別從蔣介石的復臺規劃及準備、提議組織三強會議、對日俘日僑及日產寬大處理三方面,進行了深入考察,并肯定了蔣介石對光復臺灣的歷史貢獻。

                         

                        臺灣當局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系是一個具有高度現實性的問題,歷史學家則側重從源頭考察相關問題。臺灣地區與西方大國“建交”的努力均未成功。20 世紀50 年代初期,臺灣當局曾謀求與西德建交,陳弢分析了西德最終未與臺灣建交的原因,包括西德對中國大陸市場的興趣、單獨代表權問題以及避免政治上卷入中國問題等因素,臺灣當局的建交努力雖不成功,但推動了雙方非官方關系的發展,并延續至今。姚百慧考察了中法建交過程中臺灣當局的外交努力,分析其應對決策與行動的內在關聯。臺灣當局堅持原則性與展現靈活性,重視個人外交”的作用,是臺法交涉的兩個特點,而臺灣當局對法“外交”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在對方“外交”中的權重完全不同。傅敏探討了臺灣當局內部圍繞滯留緬境國民黨軍的去留問題所產生的歧見,指出蔣介石將滯留緬境的國民黨軍作為“反攻大陸”的重要力量,是其決意拖延撤軍的原因,也是決定臺灣當局因應緬甸控訴案決策走向的根本因素。

                         

                        臺灣當局堅持釣魚島與南海主權,但在相關處置中,也受到諸多牽制。褚靜濤考察了20 世紀40年代以來臺灣當局對釣魚島問題的言行,指出臺灣當局在與美國、日本的交涉和斗爭過程中,初步形成了關于釣魚島主權的論述。栗廣圍繞發生在20 世紀50 年代的人道王國事件克洛馬事件,考察了臺灣當局與菲律賓和越南交涉的具體過程,指出臺灣當局一方面以外交抗議”“派艦巡邏等方式應對菲律賓、越南對南海諸島的野心,另一方面卻因首重反共,反對菲、越的侵犯態度不夠堅決,未能充分發揮其在捍衛南海主權中的作用。禇靜濤也探討了臺灣當局處理“克洛馬事件”的經過及美國政府的立場,指出美國出于反共的戰略需要,希望臺灣與菲律賓和平解決南沙群島爭端,并不反對臺灣軍隊駐守太平島,美國的中立態度有助于臺灣當局維護在南沙群島的權益。

                         

                        戰后臺灣經濟研究本年有較多成果。汪小平考察了陳儀治臺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主要內容以及施政效果,指出陳儀在財政治理上過分依賴統制經濟的途徑,而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力,是陳儀失敗的重要原因。黃俊凌就光復初期臺灣善后救濟分署平價出售救濟面粉的目的、過程、效果和存在的問題等進行論述和評價,指出雖然存在一些紕漏與不足,但由于各方監管到位,并非如個別臺灣學者所言存在嚴重的貪污舞弊行為,應該給予相應的肯定。

                         

                        土地改革是戰后臺灣最重要的社會經濟改革,而臺灣土改中的重要一環是土地金融。程朝云從中國地政學派的土地銀行構想及其實踐的脈絡出發,對中國近代史上首家土地專業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在光復初期的創設及運營進行了研究,指出地政學派的土地銀行構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落差,只有當國民黨政權堅定了土改的決心以后,土地銀行才能發揮其土地金融之義。1949 年國民黨撤臺時攜帶的大量黃金,對其遷臺初期進行金融改革穩定臺灣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馮健倫利用臺北國史館所藏檔案等資料,分析了遷臺黃金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臺灣光復前后的社會劇變,在一些文化人的日記中留下了重要史料。何卓恩利用《羅宗洛日記》,對中國政府接收改造臺北帝國大學過程中中國人與日本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系進行考察,指出前后經歷了從有“國界”、無“省界”,到“省界”顯、“國界”隱的潛變。圍繞光復初期臺灣文化重建問題,根據許壽裳日記等史料,楊彥杰從許壽裳的思想層面進行了梳理,考察了許壽裳在臺灣進行文化建設的前后思想變化,從一個側面呈現了光復初期臺灣文化重建的復雜歷程。

                         

                        李細珠則對許壽裳在臺灣的生活、臺灣省編譯館的人事關系、文化重建工作的意義等進行了研究,并重點討論了二二八事件與光復初期文化重建的關系,指出與其說文化重建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還不如說是二二八事件打斷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進程,并提醒今后在研究臺灣光復及相關歷史問題時,要高度警惕歷史悲情之下的過度詮釋與史觀錯位。

                         

                        對于光復后的臺灣獨立運動,大陸以往研究不足。廖文毅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倡始者,楊天石的《蔣介石父子招撫“臺獨大統領”廖文毅始末》一文,系統考察了蔣介石父子招撫“臺獨大統領”廖文毅的始末,彌補了大陸相關研究的不足。

                         

                        九、女性研究

                         

                        近代職業女性面臨多重社會壓力,其中知識男性對知識女性的敵意較少引起關注。萬瓊華指出, 1922 年湖南女性知識分子在面對男性知識精英的聯手圍攻時,采用了還擊和沉默的應對策略,揭示了民國時期職業女性面臨的尷尬處境及背后滲透的社會性別權力博弈。胡中生對清代徽州女性葬禮過程的再探討,揭示了葬禮中普遍存在著宗教信仰和堪輿風水觀念,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李鵬程對女性之間的性別暴力進行了研究,指出女性攻擊同性時,通常采用語言攻擊和間接攻擊方式,性侮辱與容貌丑化是女性同性攻擊中最常見的兩個主題。

                         

                        杜佩紅對民族主義、女性解放和商業文化推動下的旗袍如何成為“民國范兒”的代表,進行了歷史考察。她從社會史視角出發,在滿與漢、中與西、女性解放以及商業文化等諸種因素的復雜互動中解讀旗袍的興起、流行與形象演變。女性生存與城市空間布局形成之間的關系如何?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熊遠報提供了一份細致深入的思考和勾勒。作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處繁華鬧市,與眾多商業、娛樂設施毗鄰,在清代和民國時期北京城的空間結構中具有特殊的符號意義。這種布局結構在清代前期已經逐步形成,主要是受清初旗漢分住以及城市娛樂設施被逐出內城,外城實際上成為首都民眾日常社會服務區域的政策所致,同時也與這里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別比差大、流動人口與外來人口多有關。其后的民國北京市政繼承、細化了清末的管理條例,將“紅燈區”地處鬧市的這一空間特征固定下來。

                         

                        張瑋、王瑩探討了華北及陜甘寧抗日根據地女性英模的生成邏輯和組織機理,并從其日常生活實態著眼,多角度地展示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岳謙厚、王亞莉考察了戰時陜甘寧邊區的抗屬婚姻問題。抗屬是邊區鄉村婦女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其婚姻糾紛在逐年上升的婚姻案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影響了中共的婚姻秩序管控,動搖了抗日戰士的軍事信心,危及了鄉村社會穩定。中共既要遵循“婚姻自由”原則又要保護抗日軍人利益,故對抗屬婚姻做出嚴格限定。為了維護脆弱的軍婚,邊區政府本著“擁軍優抗”的主旨,從法律實踐、現實關懷及政治建構等多方面塑造出抗屬生產建家、甘愿為革命丈夫無私奉獻的模范形象,以此緩解抗屬家庭矛盾、調節軍政關系并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應。耿磊以太行地區涉縣的婚姻案為中心,考察鄉村婦女的婚姻狀態以及女性在新政權的權威下如何利用革命話語來進行自我利益爭取的博弈,展示了革命時期鄉村婦女解放歷程中的復雜面相。江沛、王微考察了根據地鄉村女性多數纏足的狀況及其婚姻實態,展現了戰時華北偏遠鄉村女性身體解放的復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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