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新聞快訊>>最新消息>>正文內容
                        最新消息 【字體:

                        宋廣波:胡適與蔣介石(1949-1950)

                        作者: 文章來源:《安徽史學》2017第5期 更新時間:2017年11月07日

                        摘要:在中國政局發生巨變的1949-1950年,胡適、蔣介石在面對失敗危機時,有著極為密切的合作。蔣介石對胡適極為倚重,他委托胡適赴美活動,后又委任胡為外交部長,都是為討好美國,以獲得美國援助。胡適對蔣介石的支持和擁護是無條件的。他受蔣之托前往美國宣傳、游說,爭取美援為蔣辯冤白謗,竭力維護蔣介石的反共領袖地位。在敦促美國和國際社會不承認中共政權方面,胡、蔣也配合默契。胡適還以思想、文化為陣地從事反共斗爭。胡、蔣所以能親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訴求外,還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選擇的結果。

                         

                        關鍵詞:胡適  蔣介石  合作

                         

                        近年來,伴隨著蔣介石檔案及《日記》的解密,對胡適、蔣介石關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1]筆者所以要專門考察1949-1950年的胡、蔣關系,是因為:在世界和中國局勢均發生巨變的這一時段,是蔣介石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也是胡適一生最苦悶的時期,更是胡、蔣交往30年來合作最密切的一個時期。他們在共同應對亡國危機時,配合默契,有著極為良好的互動。研究他們的多維互動關系,不僅有助于了解1949-1950年這一重要時代節點復雜的歷史,也有助于加深對互動雙方的認知和理解。遺憾的是,對這一特殊時段的胡、蔣關系,較少有人提及。拙文擬將胡、蔣關系置于當時中國和世界局勢發生巨變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從臺北“國史館”、胡適紀念館等處搜覓到的新材料,對此問題略作探討。

                         

                        一、胡適受蔣介石之托赴美

                         

                        1949年是蔣介石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這一年,他苦心經營了22年的國民黨政權垮臺,不得不退守臺灣,而解放軍隨時有打過來的可能。在蔣最艱危、最悲慘之時,作為中國自由主義領袖的胡適堅定地站在了蔣介石一邊,他不僅多次表示:無論局勢多么艱難,他都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介石;而且,以實際行動竭力支持蔣、擁護蔣。而這種支持和擁護,是無條件的。

                         

                        1948124日夜,北平已被圍城,胡適對北大九位主要負責的同事說:他將于五十周年校慶后辭去校長,離平去南京,不是去做官,只想做一點我能做的有用工作,以示支持政府。他對過去一、二年因醉心于《水經注》研究而忽略了思想戰線上的斗爭深感痛悔。而今,國共內戰將見分曉,國民黨將面臨難以挽回的慘敗,他便毅然決定放棄學術事業而從事反共工作,以支持蔣和他的政府。[2]

                         

                        蔣介石對胡適也極為重視,他125日致函胡適(派陳雪屏持函到平面交),請胡南下,函詢設置國策顧問委員會的設想,還談到胡適南下后如何位置的問題。胡適10日復函表示元旦后即南下。伴隨著局勢日緊一日,擔心胡適淪陷在平的蔣介石又多次電胡南下,并于15日派飛機將胡接到南京。隔日蔣介石親自為胡祝壽。當時蔣曾說:胡適頂幾十萬大軍[3]這期間,蔣介石力勸胡適到美國開展民間外交。194918日,蔣再度懇勸: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4]面對軍事、政治方面的慘敗,蔣急欲在外交方面打開困境,因此,他安排王世杰以私人資格前往英國,安排胡適以私人資格前往美國。[5]蔣此舉,是看中王、胡在這兩個國家有著很高的聲望和廣泛的人脈,他也深知:在外交活動中,私人關系能夠發揮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對蔣之囑托,胡適未經太多躊躇即接受,當月31號就辦好了簽證,并訂好39日赴美的威爾遜總統號船票。[6]為了更好地在美開展工作,他曾與外交次長葉公超商量,希望讓長子胡祖望以助手身份隨行幫忙,并照應胡適起居,理由是自己年紀大了,又有心臟病。但因外交部無法給胡祖望辦理護照,他只有只身前行。[7]由此可見,胡適此次赴美,表面上雖無外交官的身份,只是所謂的私人資格,但卻是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委派的。胡適對此從不諱言,他曾公開說:1949年初大陸危急時,政府要我到國外去。”[8]

                         

                        胡適忙于辦理赴美手續時,恰是蔣介石被迫下野之際。此時的蔣介石,可謂內外交困:他寄以厚望的美國決定拋棄他;[9]國民黨內的各派系大多也認定今日之敗局系由蔣一人造成,紛紛吁其休息出洋[10]與此呼聲相對,胡適明確反對蔣石退休,[11]他認為如果蔣被迫退休,則中央政府將解體,而共產黨將按他們的條件接收政權。[12]出于同樣的考慮,胡適出國前一日還通過翁文灝向李宗仁轉達蔣介石的囑托:務必不要在聯合政府問題上與共產黨妥協。[13]

                         

                        胡適此行,也是平生第二度以民間使節的身份赴美。第一次是在19379月,他接受政府的征召到歐美神圣的民族抗戰作宣傳;而這一次卻是為一個即將覆亡的政權奔走。1937年出國時,雖亦困難重重,但他的心情是興奮的;而這次出國之前,胡適已洞見國民政府必敗的結局,深感太晚了,沒有法子了。他也料到這次赴美不會有多大作為,因此決定出國后,又不愿走開,兩次將船票改期,[14]最后才于46日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輪成行。

                         

                        二、胡適為美援奔走

                         

                        蔣介石所以能發動內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美援”做后盾。伴隨著軍事上的節節敗退,蔣更把“美援”視作挽救危亡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把爭取美援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上。194812月,在美活動的宋美齡向美國提出3年內提供30億美元、向華派遣軍事使團等要求。但宋受盡冷遇。5個月后胡適抵美時,南京已失守,時局更艱難,但胡適仍密集與美國朝野的老朋友們會晤,為獲取美援四處游說,但這些友人都覺得一籌莫展510日夜,胡適到華盛頓與曾極力主張援助國民政府的魏德邁(A.  C. Wedemeyer)長談,但魏氏也是有心無力”,[15]并認為福建、廣東都守不住。次日,胡適就將會晤情形函告蔣介石:

                         

                        ……我嚴重的對魏將軍說:臺灣止有七百萬人口,臺灣的工業經濟又不是可以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臺灣是不夠做我們復興的基地的。我們必須在大陸上撐住一個自由中國的規模,維持一個世界承認的正式政府。

                         

                        ……我報告此段談話為的是要請先生明了,只要我們能撐住,將來的援助可能取的形式的一種。

                         

                        ……到此邦已二十日,日日憂心如焚,而實在一籌莫展。我的看法是今日我們決不可撇開美國當國的領袖(白宮與國務院)而另向在野黨(共和黨)與輿論做工夫。用在野黨與輿論來壓當局諸公,徒然使他們更感不快而已。最好的目標是使對華政策也變成兩黨協力的政策,至于應如何做法,尚未有具體下手方式,當續有所陳述。[16]

                         

                        此信告訴我們:胡適當時的最大訴求是請求美國能幫蔣介石在大陸上維持住一片國土,并得到國際承認。胡適判斷,只要蔣能“撐住”,就有轉機的可能。他說:“苦撐三個月,有三個月的功效,苦撐六個月,功效更大。若能苦撐一年,就可以收很大的功效了。”[17]簡言之,就是在苦撐中待變,在苦撐中待援。他認為這是應對危局的唯一辦法。故力勸蔣苦撐

                         

                            事實上,蔣介石又何嘗不想苦撐?但是,面對解放軍秋風掃落葉般攻勢,就演成了這樣的局面:苦撐本不易,而要靠蔣介石的殘余力量來苦撐,就更加萬難了。[18]而美國的棄蔣政策伴隨著蔣的加速潰敗更加堅定。即使在此情形下,胡適仍多方尋求獲取美援的可能性。比如,他在上函中主張對朝野兩黨同時下功夫,使美國對華政策變成兩黨協力的政策。他還經常參加駐美大使顧維鈞舉行的各種商討尋求美援的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他也曾接受顧之拜托,在拜訪國務院官員時探問美援的可能性。[19]胡適根據與美國朝野接觸的實際情形,并與國民政府駐美外交官們充分討論得出的結論是:若想獲得美援,要具備三個前提:國民政府內部團結、合作,有抵抗共產主義的決心,能真正實行改革。

                         

                        基于此,胡適與顧維鈞、蔣廷黻、宋子文、于斌等人多次聯名致電蔣介石、李宗仁,希望蔣、李能夠合作,因他們已深刻洞察到:蔣、李不和乃至摩擦不斷升級,不僅是戰場上慘敗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成了美國拒絕援助的借口之一;蔣、李之間的合作,仍需外力推動。56日,由顧維鈞起草,而由胡適幾乎全部重寫的致李宗仁等長電,特別強調:必須使世人全知我國軍政黨各派已能精誠團結,一致反共,一致為民族國家奮斗。”[20]618日,胡適又與蔣廷黻、宋子文聯名電蔣,提出了聯合國內各方領袖發表反共宣言的建議,目的是向美國表示內部精誠團結,有與共黨奮斗到底”的決心。電文說:

                         

                        美國朝野軍政領袖,是否加強精誠團結,決心與共黨奮斗到底,尚多懷疑。故同情于我之有力人士,至盼我有明白表示,或可使美國政府有一個機會作轉位方向之表示。故擬請公約各方面主要領袖,發表宣言大致如下:“在共黨統治之下,國家絕不能獨立,個人更難有自由,人民經濟生活亦絕無自由改進之希望。中國民族當前之危機為有史以來最大之危機。吾人有鑒于此,決定與共黨奮斗到底。因特相約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并放棄個人利害之意見,以求吾人共同目標之實現,即全國共黨毒禍之消滅。切望國人與政府團結一致,共同奮斗到底云云。”再,以上宣言簽署人,除國內外重要份子外,擬請將西南、西北及臺灣各軍政與在美之于斌、曾琦及適加入,仍請卓裁。[21]

                         

                        蔣介石得此電,“閱之甚慰”,當即電復采納,并與王世杰等商討具體辦法。[22]隨后,蔣加緊與國內各方領袖函電聯絡,并聯名發表宣言。

                         

                        胡適等人所做的以上努力,只是為獲取美援創造條件,以便蔣介石集團能多撐幾個月。但無論他們如何努力,美國只同意完成原有的援助項目而拒絕答應新的龐大的援助請求。其理由是:共產黨不是靠武力就可以被消滅的;[23]國民黨已失掉人民的信任,又拒絕任何政治、軍事、經濟改革;[24]進一步援助不但不會挽救國民黨,而且會把美國牽入中國內戰并進而連累美國政府;[25]國民黨的失敗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26]而戰場上的失敗,使得大量的美援裝備和物資都白白送給了共產黨。也就是說,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與否、援助多少,也主要是從美國的實際利益出發,并不完全是從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出發。在這種情形下,胡適無論如何都無法完成蔣介石“獲取美國精神與道義之聲援”的囑托了。胡適奔走數月后,也對此有了深刻認識,因而在8月初做出我們不應對美援前景太抱樂觀的判斷。[27]而隨著《美中關系白皮書》的發表,蔣介石也對日思夜盼的美援徹底死心了。[28]

                         

                        三、蔣介石安排胡適任外交部長

                         

                        蔣介石所以派胡適到美國,主要是看中其“為美國朝野所信任”這一點。19496月閻錫山組閣時,蔣又安排胡適任外交部長,仍然是希望借重胡的這一優勢以討好美國,以便獲取美援。

                         

                        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政府一直希望蔣介石能進行政治、軍事和經濟改革,[29]杜魯門還特別提出:希望中國自由主義分子被容納進政府。[30]到了歷史轉折的1949年,美國朝野幾形成一個共識:由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人士出面組閣,是挽救國民政府一切所謂腐化無能之說的唯一辦法[31]當然,美國人更深信:只有像胡適這樣的徹底親美派執掌政府,才能全面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并在中國實行美國版的政治改革。[32]而這種共識一旦成為事實,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援助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蔣介石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竭力安排胡適出任外長。與此同時,當時在美的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們(包括非官方的)更是深諳美國人的這種心理,因而極力推動胡適出面組閣。推動此事最力者是顧維鈞、蔣廷黻、宋子文等,顧維鈞曾頗為詳盡地記述了他推動此事的理由及各種努力。[33]蔣廷黻則通過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向李建議,請胡適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在美活動一個月,然后回國正式就任院長。[34]宋子文向蔣介石電陳美援獲得條件是:國民黨團結一致,中國自由主義分子執政,特別是適之出面組閣并以廷黻、孟馀、大維、國楨等參加,國內外影響必佳。適之現雖謙讓,但如去秋鈞座曾囑某君轉請其擔任行政院長,當時如令彼之好友傳言,彼亦可從命。現在國難日深,彼必不惜羽毛,至如何達成目的是否請其先就外長,或即直接組閣……”[35]顧維鈞等人的積極推動胡適出面組閣,足可證明蔣介石令胡適任外長的安排是一項審時度勢的舉措,[36]這也更加堅定了蔣介石力促胡適入閣的決心。

                         

                        閻錫山組閣時最初擬議的外長人選本非胡適,而是邱昌渭,但蔣介石認為這是“以國事為兒戲”。他在與閻錫山商談新組織行政院之施政方針及重要閣員人選時,“聞其稱李薦邱昌渭為外交部長,不禁失笑,彼仍不知外交與國勢之嚴重而以國事為兒戲也。余明告其軍事財政外交政治各項要著七條,囑其參考之。”[37]他一面令閻錫山向胡適促駕,一面又親自致電胡適懇勸:伯川兄或將提先生為外交部長,想必堅辭。但為國家與政局,促成閻內閣早日成立計,則不能不請先生加以考慮,至少亦須請暫勿表示決辭,而容予考慮。”[38]閻錫山本準備胡適未到任時自兼”,但蔣介石認為,如由閻兼代,“不如派次長代理部務,實際上即由院長主持一切。如此則較自兼名義為佳……”[39] 612日,閻內閣名單公布:胡適為外交部長;胡適未到任前,由政務次長葉公超代理部務。以上資料說明:胡適的外長一職,完全是蔣介石一手安排的。

                         

                        誠如蔣介石所料,胡適611日得蔣電后,即堅辭,并薦王世杰自代。胡適力辭不就的原因有三:第一,自己沒有做官治事的能力,遇事就發愁著急”[40],他向蔣介石解釋道:去年親見翁閣中師友依然推行新幣政策,竟使政府失去全國中產、小產階級之人心。適因此更覺悟,無能書生不應擔任國事職權。”[41]第二,自己有心臟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胡適認為,在危難之際用其名望與影響,以私人資格為國民政府辯冤白謗,更為有利。[42]

                         

                        對胡之堅辭,蔣一再苦勸。他得胡適建議發表反共宣言的電報后,認為胡“甚積極,似有入閣之可能”,就令閻錫山“不許其辭”;[43]同時又親電胡:惟為轉移友邦態度振奮人心計,內閣人望亦甚重要。適之、廷黻兩先生最好能毅然返國入閣,現時各部人事盡可再行調整,以容納其他為美國朝野所信任之人士。愚意百川與適之兄必能充分合作,如適之先生能充任副揆兼任外長一席,或外長由廷黻兄專任均極相宜。如兩先生能大體同意,中擬與李代總統暨百川院長晤商一切。大局已屆極嚴重關頭,見危受命為兄等之素養……”[44]當蔣介石從宋子文來電得知適之昨謂李代總統迄今未來電邀就外長,又云百川與彼恐難合作”[45]時,就拜托李宗仁勸胡就職。[46]由此可見,蔣介石之希望胡適入閣,是誠心的,絕非像顧維鈞判斷的,是蔣介石不愿意胡適接受外長職務[47]

                         

                        蔣介石既明了胡適的決心,乃退而求其次:“在商決前如不能對外作任何表示”[48]不堅請收回成命[49]在這一點上,胡適顧全大局地默認了,因他深知:假如公開表示不就外長,那將對新內閣產生嚴重打擊。這也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格外擔心的,恰如王世杰在勸胡電中所說:在此中共承認問題暨美國對華新態度將定未定之際,李、閻尤以政府威望將因兄之堅拒而受打擊為慮。”[50]因此,到10月宣布任命葉公超為外長止,胡適始終沒有公開表白不就外長。當然,蔣介石用無賴的方法,再三勸胡不要向外發表不干外長的事令胡適十分苦悶。[51]612日他面對記者時只以未接正式通知,不愿有所論議含糊作答。后來,則索性不見記者。716日,胡適又通知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和國會的領袖;這樣做,一方面固在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52]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避免以外長身份講話、出席活動。

                         

                        美國朝野都希望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人士來組閣,以在中國實行政治改革。但是,蔣介石無絲毫改革的決心和行動。他之安排胡適擔任外長,完全是討好美國的權宜之計;假使胡適應命赴任,甚而出面組閣,也絕無改革的空間,也仍然得不到美援,仍然改變不了國民政府即將覆亡的命運。

                         

                        四、力促美國和國際社會不承認中共政權

                         

                        在解放軍占領南京后,外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成為令蔣介石擔心的首要問題。“阻止美國承認共產黨中國”,成了國民政府外交的重中之重。[53]但此時,國務院內主張承認中共政權的呼聲頗為強烈。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拒絕國民政府一再要他遷往廣州的請求,滯留南京;他在南京被中共占領后第三天就開始起草準備承認中共的備忘錄;他就此問題與英、法、印等國大使密集討論后達成的共識是:承認中共是大勢所趨。他多次表態,希望美國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他還通過他在中共內任職的學生黃華與中共進行商談。[54]不獨美國,作為唯一隨國民政府遷移大使館的大國蘇聯,則在“對日和議”問題上拋出“以中美英俄四國為主體”的主張,蔣介石對此議的解讀是:蘇聯所指之中國,乃中共之政府,如此則中俄聯為一集團,以與英美相對。[55]對此深表憂慮的蔣介石乃于當天致函胡適:此時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此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于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于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在他看來,承認中共政權,就是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徹底拋棄。他要求胡適協助顧維鈞在這方面下功夫。[56]胡適復蔣函云:

                         

                        適來此邦……每對美國朋友問我“美國如何可以幫助中國?”我總說,只有三句話:

                         

                        第一,消極的,不承認主義(即斯汀生主義)。第二,積極的,精神的援助。例如一種政策的宣言,使中國人知道美國人同情于中國,并沒有放棄中國。第三,倘能使精神援助與物質援助(經濟的與軍事的)作陪襯,那當然更好了。

                         

                        此意與先生信上說的“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于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于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正相符合。[57]

                         

                        由此可見,在此問題上,胡與蔣想法完全一致,而且,胡已積極為此做出各種努力。在蔣致函胡適的前三天,胡適在會晤國務院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官員巴特沃思(Walter Butterworth)時,就試探過美國對承認中共政權的意向。他得到的答復是:目前美國尚無意承認中共政權。”[58]與司徒雷登有良好私交的胡適,對司徒氏力主承認中共的觀點深不以為然,并很感傷心。”[59]而早前他在會見美國副代理國務卿時,曾坦白指正司徒大使[60]令胡適傷心和蔣介石更加憂心的是,司徒雷登于612日到上海看望美國僑民(或許蔣、胡尚不知司徒此行是得到中共協助的)時再度表示:將建議美國政府承認中共。蔣介石認為,司徒氏這一談話,系國務院授意的,目的在試探其內部之反響。而假如美國承認了中共,則必將給其反共事業“加重無限之困窮,”其直接的致命傷,是解放軍將借蘇聯的幫助建立空軍,慮及此,蔣決定:以全神破壞國務院“反蔣之毒計”[61]

                         

                             事實是,美國終究沒有承認中共政權。但這不是蔣介石集團及胡適們全神破壞的結果,而是美國基于其國家利益、全球戰特別是當時形勢做出的選擇。在19495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電司徒雷登,提出承認中共政權的三個條件。其中第二條是:政府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擔其國際義務,也就是說即將建立的中共政權必須承認國民政府與美國和其它國家簽訂的一切條約。這與中共一再堅持的廢除國民黨時代與外國簽訂的一切賣國條約有著根本的沖突。6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宣示:新中國將一邊倒(向蘇聯)[62]這樣,美國不僅不可能承認中共新政權,而且還要阻撓其它盟國承認了。

                         

                            至此,令蔣、胡擔心的美國承認中共問題,已不成問題。1949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胡適仍為國際社會不承認新中國奔走。當時,印度是傾向于較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胡適得悉后,即寫一封謙恭的長信給印度總理尼赫魯,誠懇勸告尼氏不要承認新的共和國。胡函云:一些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印度已考慮承認中共政權的報道深感不安,自由中國正在開展的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統治中國的斗爭,是一個非常艱難而又理應得到所有亞洲國家同情和道義支持的斗爭。中共目前的成功不過主要是軍事上的勝利,并不意味著會得到民眾自愿的廣泛支持。胡函指責中共“受到蘇俄的支持,是好斗的帝國主義的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手臂,構成對亞洲所有人民和平與自由的最大威脅;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對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缺乏信心,須依賴極端的軍國主義和最殘暴的治理方法來維護政權,這一運動最終無法勝利。[63]

                         

                           一周后胡適在杜威的生日晚宴上見到了尼赫魯,尼氏表示:他尚未見到胡信,他要等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Ambassador Panikkar)回國報告之后,才能決定應否承認新中國。胡適即寫長信給與他有交往的潘尼迦,姑盡人事[64]信中,胡適主要借陳垣、費孝通公開信來說明中共的本質,并說明自己及中國人反共的決心,吁潘不承認中國的共黨政府[65]胡適還將這兩信的副本寄給同時策動印度不要承認新中國的羅家倫,供羅參考。但所有這些努力都無濟于事了,195041日,印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種違背歷史潮流的努力雖系徒勞,但足可顯示胡適在反對承認中共政權上與蔣介石的共同心曲。至于他本人,一度因憂慮美國可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準備久居美國,[66]他還退出了自1930年代以來就關系密切并由他擔任主席的太平洋關系學會,他的理由是該組織親共。后來,他則與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都盡可能地疏遠。[67]

                         

                        五、胡適為蔣介石辯冤白謗,維護蔣之反共領袖地位

                         

                        盡管在爭取美援、拒絕承認中共政權等方面連遭挫敗,但胡適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和努力并無絲毫減損。針對美國的“棄蔣”、旁觀、抽身政策,胡適不遺余力地為蔣介石“辯冤白謗”。

                         

                        胡適不止一次地在公開講演中批評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沉默、懷疑以及批評態度,他認為美國和馬歇爾在抗戰后力促國共組織聯合政府的努力是“操之過急”。他在會見馬歇爾、副國務卿魯斯克(Rusk)時曾當面直言不諱地指出;[68]他還不止一次地指正司徒雷登的親共作為。美國棄蔣的同時,也積極尋找新的代理人(如李宗仁、李濟深等)以取蔣而代之。胡適也是他們理想的人選之一。1950623日魯斯克提出支持胡適領導反共人士而取代蔣介石的設想后,被胡適斷然拒絕。[69]因他堅信,在領導反共斗爭上,任何人都不可取代蔣介石。應該承認,此論大體不差,因熟悉國共斗爭史的人都知道:只有毛澤東才能制服蔣介石,也只有蔣介石才堪作毛澤東的對手。

                         

                        胡之擁蔣言論、行動,也導致國務院的不滿。胡適抵美之初,就通過顧維鈞向國務卿艾奇遜轉達會見的意向,作為胡適的崇拜者[70]兼老朋友的艾奇遜起初對胡極為客氣,表示愿意會面。但他知曉胡適一再為蔣介石喊冤、辯白之后,揚言胡適已為蔣介石收買,并拒見胡。艾奇遜的態度雖令胡適惱怒,但他為蔣辯冤白謗的努力并未停止。是年,國務院成立遠東問題檢討委員會,因其人選系胡適的好友翟塞浦(philip C.Jessup)及其助手,胡適便擬留此與彼輩多所接觸解釋[71]對美國參議員康納利提出蔣介石攜帶巨款逃往臺灣的指控,胡適認為駐美大使館應該發表聲明駁斥。美國拋出《美中關系白皮書》前夕,胡適表示:他將為《白皮書》忙碌一番,而且還要與蔣廷黻聯名寫文章在紐約發表;[72]819日胡適見到核心內容為對付共產黨革命的戰略上的失敗歸咎于蔣介石政權的基本弱點的《白皮書》后,更覺得我前所謂辯冤白謗,實有需要。”[73]之后,胡適連續五個月沒有去華盛頓,以示抗議。

                         

                        為了駁斥《白皮書》對蔣之指責,胡適于195078月間發憤寫成《史達林雄途下的中國》一文[74],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這是從歷史、理論層面為蔣辯冤白謗的重要文章。胡適撰此文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蔣辯護。他說,此文的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里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敗。”[75]其大要是:史達林的策略,是明目張膽的武力擴張策略,與馬、列的經濟理論毫不相干,在實行過程中又輔之以各種方式的巧詐和欺騙;蘇俄介入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等事項,是嘗試史達林世界革命的策略;紅軍的組織受命于克里姆林宮;長征使紅軍得以留存,這歸功于史達林“退卻的戰略”,“聯合戰線”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保存紅軍而玩的“戲法”;西安事變是歷史轉折點,史達林所以命令中共推動“釋蔣”,是為得蔣氏的力量抵抗日本,由此紅軍得以保全;國際戰爭給紅軍提供了無限發展的機會;抗戰后中共軍隊借蘇俄的幫助占據大片國土;假如沒有世界戰爭,史達林和共產黨世界不可能取得成功。要之,蔣介石的失敗不是如《白皮書》所說的由其政權的根本弱點所致,而是經過了長期的艱苦的反對史達林的斗爭后的“光榮的失敗”!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成長、壯大乃至奪取全國政權的斗爭中,確實成功借助了蘇聯的幫助,但其堅持的依然是獨立自主的道路,絕不像胡適判斷的那樣成為蘇聯的附庸。而蘇聯所以援助中共,更加看重的是在遠東的話語權和本國實際利益,這一訴求訴求遠甚于基于共產主義理論的“輸出革命”。

                         

                        此文不止為蔣介石“辯冤白謗”,還對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美、蔣關系產生正面影響,體現了胡、蔣之間在新形勢下的良好活動。該文之寫作與發表,正值朝鮮戰爭爆發不久,蘇、美兩大陣營冷戰升級之際。從冷戰格局觀察世界的胡適,對美國出兵朝鮮感到無比興奮,他將此舉定性為“自由世界”反對蘇聯、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行動。在國共內戰的后期,在對待蔣介石政權問題上,美國朝野分成鮮明的“援蔣派”和“棄蔣派”。前者代表人物有魏德邁、杜勒斯等,他們從強烈的反對共產主義立場出發,主張盡最大努力援助蔣介石反共。而主政的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以及司徒雷登等人卻認為蔣介石擔當不起反共的重任,而拒絕進一步援蔣(當然這并不表示“棄蔣派”不反共)。胡適一直認為,美國的“棄蔣派”對共產主義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的前種勢力聲勢增強,善于審視世界大局的胡適不失時機地發表此文,就把蔣介石的反共斗爭與美國反共產主義戰爭聯系在一起。胡適既然將蔣介石的失敗看成是反史達林擴張的失敗,而今,美國也直接從事了反蘇反共的戰爭,在這種新形勢下,美國就沒有理由不援助蔣介石,而且應把蔣介石殘余勢力納入到以美國為首的反蘇、反共大陣營里。這種論調,無論對美國的“援蔣派”、還是對蔣介石來說,都可看做是一種“遙相呼應”。至于美國的“棄蔣派”,胡適認為也必然隨著形勢的變化改變對蔣的態度(而事實也確實如此),所以胡適興奮地認為美國出兵朝鮮“是世界史的一大轉機”[76]

                         

                        此文對胡、蔣關系的正面意義,還有一層,就是它對蔣介石敗退臺灣后長期推行的“反共抗俄”理論形成具有深刻影響。此點,黃克武教授已有翔實、真確之研究,這里不再申論。僅略引黃氏主要觀點:“反共抗俄”理論是1949年后臺灣統治精英與自由主義者的共識,《史達林雄途下的中國》以及胡適圍繞此文寫給蔣介石的信對蔣的反省與改造都有影響。

                         

                        基于以上理由,此文甚得蔣介石首肯:“中以為此乃近年來揭發蘇俄對華陰謀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對我國之人士非淺,豈啻敘史翔實、謹嚴而已?”[77]我們可以這樣說,《史達林雄途下的中國》的發表,使蔣、胡之間的良好關系,達到了頂點。

                         

                        胡適在外交舞臺上為蔣“辯冤白謗”,旨在維護蔣之反共領袖地位。不獨在外交方面,在國內政壇上,胡適亦堅持此點。可以二例說明之。

                         

                        在蔣介石、李宗仁之間,胡適站在蔣一邊。前文已述,胡適等曾力勸蔣、李團結合作,但這些努力并未發生多大效果。[78]伴隨著194912月李宗仁赴美就醫,蔣、李爭斗白熱化,公開化。在李宗仁飛美的第二天,黃少谷即致電時在美國的前國民黨宣傳部長李惟果等,希望胡適、于斌等以大義勸李,勿作出格行動,以免貽羞國際。”[79]胡適的《日記》有到醫院探視李宗仁的記載,[80]但詳情卻不載。據顧維鈞轉述,胡適曾當面勸告李宗仁不要租房子,也不要住在酒店或朋友的家里,因為這有失中國行政長官的尊嚴。他還勸李宗仁不要通過美國朋友安排會見美國總統,而應委托大使館辦理。[81]在蔣介石復職問題上,胡適也是明確支持蔣介石的,他在10月底或11月初,就很希望蔣能復職。[82]胡適為此事曾向李宗仁建言:盡管憲法條文對終止代理狀態的規定不夠明確,但他認為最理想的安排是由李宗仁自行宣告停止執行總統職責并請委員長予以收回[83]這恰是蔣介石所希望而李宗仁不答應的。蔣復職后,胡適立即電賀,并祝健康。”[84]胡適還一再勸李不要公開發表譴責蔣介石的聲明。在李、蔣都極看重的會見杜魯門一事上,胡適曾建議顧維鈞由顧親自擔任李、杜談話的口譯。為了支持蔣,胡適后來自動疏遠了李宗仁。當時,曾有人撮合李、胡聯合反共,[85]對此,胡適毫無興趣,他甚至回避與李宗仁晤面。據胡自述,他從1950211日以后,就沒有見過李宗仁。后來,則索性與李斷絕了往來。[86]

                         

                        1949年前后,胡適對國際局勢的基本判斷是:整個世界已經劃分為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兩大對立的陣營,在這種大背景下,絕無第三勢力出現或存在的可能。這種判斷是正確的,因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中共與毛澤東,也都認為第三條道路沒有存在的可能。胡適對受到美國扶植的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取激烈反對的態度,并拒絕參加其活動。[87]此胡適的基本邏輯是,要么走共產主義的路,要么走反共的路。應該承認,這也是一種客觀的判斷。不過,胡適堅決支持的,是蔣介石。

                         

                        六、胡、蔣密切合作原因之分析

                         

                        中共組織的批胡文章曾說,胡適與蔣介石是“一文一武,難弟難兄”。[88]通過上文研究可知,此說亦頗有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胡適與蔣介石在1949-1950年能如此密切合作?

                         

                        首先,胡、蔣有共同的反共目標。蔣介石、胡適都是極端反共的,盡管他們反共的目的、出發點略有不同。蔣之反共,是為保住其政權,后來則是為奪回已失的政權。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領袖,胡適極端仇視共產主義。他認為,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共產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兇惡”,其強行極權統治時又“無情殘忍”,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和“逆流”,[89]他認定共產主義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是要剝奪人類包括信仰、思想、言論在內的一切自由的,[90]故判定該運動一定會失敗。作為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胡適一直主張社會進步需要一點一滴的改革,并堅決反對用暴力取得和維持政權,抗戰勝利前夕他曾致電毛澤東,希望中共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由此,他把國民黨的失敗歸咎于靠暴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頭上。顯然,這不符合歷史的實際。因為自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政府的喪失民心、政治腐敗、軍隊喪失斗志并不是共產黨造成的,而這些恰是導致這個政權覆亡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蔣政權所以被推翻,有歷史的必然性。此點,連國民黨內的開明人士都不否認,連曾支持它的美國政府都看的明明白白。從某種角度說,是國民黨的種種惡政給共產黨制造了機會。胡適似乎沒有關注到這些,他的反共立場,卻伴隨著戰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而日益強烈。強烈的反共使命感,使他立定決心:“愿意做任何挽救國家的事。”[91]胡適除了為蔣介石奔走呼號以外,還領導了自由中國運動,在思想陣地上從事反共斗爭。[92]他的理由是:與共產黨作思想斗爭必須以自由自由主義為惟一的出發之點,亦必須以自由自由主義為惟一的歸宿處[93]因這一運動明確宣示要幫助蔣介石,故也得到蔣之支持。[94]

                         

                        其次,胡、蔣所以能密切合作,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選擇的結果。

                         

                        從蔣介石方面來說,他需要胡適的支持與幫助。胡適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特別是有美國的背景。在這一點上,沒有第二人可取代胡適。美國政府一直看好胡適,希望胡適能被蔣介石重用。而在蔣介石對美援寄以厚望的特殊情勢下,他對胡適的這種特殊作用自然也格外重視。前文所述蔣派胡到美國為其宣傳辯護,爭取美援,阻止承認中共政權并安排其任外長等,都是看重胡適的美國背景以討好美國,并進而為爭取美國支持打算的。此外,作為當時無人可代的中國知識界領袖,胡適能影響一大批知識分子,蔣介石需要胡為其振臂一呼,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來擁護他和他的政府。簡言之,無論在國內、國外,無論在精神上還是輿論上,胡適對蔣介石而言,都是很“有用”的人,蔣介石熱望胡適能切實幫助他。

                         

                        從胡適方面來說,也需要蔣介石,其所以如此不遺余力地支持蔣介石,理由如次:

                         

                        第一,終生篤信、宣傳民主、自由的胡適認定共產黨是要不得的,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絕無包括他在內的自由主義者的生存空間。面對共產黨的勝利,他有一種切實的亡國之恨。[95]當時,他認為能領導反共力量與共產黨對抗,并能引中國走向非共產主義道路的,只有蔣介石。他很明白的向司徒雷登表白:蔣介石雖有缺點,還是應該予以支持,因為蔣看清了共產主義的兇惡與殘忍,且不妥協地抵抗共產主義,又因蔣幾乎是國民黨領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國官場任何貪婪與其它典型罪惡的人。[96]1947年他在給一位青年學生的信中曾高度評價蔣:蔣介石先生有大長處,也有大短處……世界所謂大人物,也都是有長有短,沒有一個是天生的全人。蔣先生在近今的六個大巨頭里,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97]此外,胡適對1946年出臺的以民主自由為核心的憲政體制頗為推崇,他認為,在此體制下,蔣介石有可能被引導到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去。基于此,他支持并擁護蔣介石,努力為蔣創造條件,簡直是必然的。

                         

                        第二,從歷史上看,胡適與蔣介石在二十多年里,基本上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關系。胡、蔣之間有不和諧是1928-1930年胡適為爭取人權、自由、法制與國民黨的沖突,但當時胡適并不是針對蔣介石,而是針對整個國民黨。且九一八事變后,胡適的對日態度與蔣介石有很大的共同點,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派胡適到歐美從事民間外交,后來又委任胡適為駐美大使。其間,兩人關系不斷改進。1946年胡適回國后,蔣介石曾多次希望胡適能進入政府,1948年又力促胡出來競選總統,盡管胡適謝絕了這些好意,但他認為,蔣的這些舉動都是真心誠意的,并對此深表得意與感激,[98]甚至產生一種報恩的情懷。

                         

                        基于以上理由,胡適必然選擇支持蔣介石。就是在1949年蔣慘敗的情形之下,在胡適助蔣的種種努力處處碰壁的情形下,他無條件支持、擁護蔣介石的信念也從未動搖過。

                         

                        七、簡短的結語

                         

                        面對1949-1950年的中國所發生的天崩地坼般巨變,中國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和執掌國民黨實權的蔣介石之間的多維互動、密切合作,使二人已有的良好關系在特殊的背景下發展到頂點。作為富有政治經驗、善于實際政治操作的蔣介石,從現實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充分利用胡適為美國信任之長,把胡適派到美國為其游說。在爭取美援、為蔣辯護、呼吁美國不承認中共等方面,胡適都最大限度地做出了努力。作為虔誠的自由主義者,更加看重歷史長遠的胡適從民主、自由的理念出發,誠心擁蔣、助蔣,希望蔣在擋住共產主義的前提下走上美國式的民主道路。但,這不過是胡適的一廂情愿。因為,蔣、胡之根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蔣專制、獨裁、自私,而胡適是徹底的民主自由派。胡適對蔣之本性認識不足,他看到蔣介石是一心反共的,就竭盡全力擁蔣、助蔣,顯現地是一位純正學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事實上,蔣之反共,完全是為其政權,其高喊反共產主義不過是為維護其政權的口號,絕不是為了捍衛胡適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在蔣介石的政治理念里,并無“民主、自由”,他也不可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幾年后,伴隨著臺灣逐步獲得安全保障,胡、蔣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和沖突。蔣介石為了一己之私,縷縷摧殘言論自由,不惜違憲、制造冤獄、打壓異己,終使胡適對蔣本性有了深刻認識。關于此點,則需要另文研究了。

                         

                        (感謝匿名評審人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耿云志教授、朱東安教授、黃道炫教授對論文初稿提出寶貴意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注釋:

                         

                        [1]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楊天石:《蔣介石提議胡適參選總統前后——蔣介石日記解讀》,《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任育德:《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館館刊》第30期,2011年。

                         

                        [2]胡適復蔣介石函,19481210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80200621083;司徒雷登致馬歇爾函,19481221日,載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印:《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912頁。

                         

                            ,胡適辭北大校長的打算,實際上未成事實;直到1950年代,胡適仍以北大校長自居。

                         

                        [3]李士華致胡適函,1959620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1-062-002

                         

                        [4]見胡適是日《日記》,《胡適的日記》第16冊,手稿本,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原書無頁碼。本文所引胡適日記,均據遠流本,以下不再特別注明。

                         

                        [5]蔣介石1949120日《日記》:與雪艇談話,商討駐英大使問題,彼尚不愿擔任,故囑彼與適之先生先以私人資格前往英美。本文所引蔣介石《日記》,均據斯坦福大學所藏者。

                         

                        [6]辦護照事見1949131日《日記》;訂船票事見胡適致蔣廷黻,1949310日,據鄒新明:《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胡適給蔣廷黻的一封信》,載《胡適研究通訊》2013年第4期。

                         

                        [7]胡適致江冬秀函,1949529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4-014-005

                         

                        [8]胡適:《在〈自由中國〉雜志三周年紀念會上的致詞》,載《自由中國》第7卷第12期,19521216日。

                         

                        廣波按,正因有這樣的背景,胡適在美的活動會得到蔣介石的資助。陳紅民根據《蔣介石日記》及“國史館”所藏有關電報統計,自1951年至1955年,蔣介石通過俞國華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陳氏認為,以過去所理解胡適的個性與為人,他絕不會無端受祿,輕易接受嗟來之食’”;陳文又進而引申到:“‘智者也在利用強者謀取個人(團體)的利益與空間等等。恰如陳文所說,依胡適的個性,是絕對不會接受嗟來之食的。但胡適旅美期間接受蔣之資助,絕不是嗟來之食,而是宣傳、游說活動的經費。陳氏依據其發現的檔案統計出蔣介石曾支付胡適45千美元,有一點可以斷言:在1949-1950年,胡適也肯定從國民政府那里支領過活動經費,想必會也在有關檔案里有所記載,只是現在未發現而已。

                         

                        本文在這里詳述胡適赴美系蔣所派,而不是到美國去做難民,那么胡適所有旅費、用費理應由蔣支付。此外,“國史館”還藏有一份王世杰呈給蔣介石的《中國游說組織譯文摘要》,頗為詳盡的記述了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資助旅美人士為國民黨活動的文件,可為佐證。此文件的檔號為002080106032009

                         

                        [9]正如深諳美國外交政策的駐美大使顧維鈞在回憶錄里說的:假如蔣介石辭職,美國不會流一滴眼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22頁。

                         

                        [10]司徒雷登1949年上半年的日記曾記載何應欽、白崇禧、閻錫山等人要蔣出洋并交出全部權力的一手資料。(司徒雷登著,陳禮頌譯、傅涇波校訂:《司徒雷登日記》,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

                         

                        [11]雷震1949121日《日記》,載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89年,125頁;又見司徒雷登致馬歇爾函,19481221日,載《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911頁。

                         

                        [12]司徒雷登致馬歇爾國務卿函,19481221日,載《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911頁。

                         

                        [13]雷震194945日《日記》,載《雷震全集》第31冊,174頁。

                         

                        [14]胡適致蔣廷黻,1949310日。

                         

                        [15]胡適致趙元任函,1949522日,載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179頁。

                         

                        [16]胡適致蔣介石,1949511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28113

                         

                        [17]胡適致蔣廷黻,1949310日。

                         

                        [18]徐大春致胡適函,1949511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2-005-020

                         

                        [19]《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11頁。

                         

                        [20]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0冊,39-40頁。

                         

                        [21]“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31059

                         

                        [22]“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31059;蔣介石1949620日《日記》。

                         

                        [23]魏德邁1947822日講演,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302頁。

                         

                        [24]司徒雷登19481022日、810日給國務院的報告,美國駐天津總領事1949312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324-325頁;341頁。

                         

                        [25]司徒雷登1948116日、1022日給國務院的報告,駐華美軍顧問團巴大維將軍19481218日給美國陸軍部的報告,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330頁、327頁,376頁。

                         

                        [26]艾奇遜致杜魯門信,1949730日,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38頁。

                         

                        [27]《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224頁。

                         

                        [28]這與蔣介石的某些對策極為相近,蔣在《白皮書》發表后,即訓令宋美齡和顧維鈞:對美暫不請援,即使國會中的援華方案也不立即催詢(轉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14bfc0100cf3u.html。)

                         

                        [29]可參考:《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288-290頁、317頁、320頁。

                         

                        [30]《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316頁。

                         

                        [31]可參考:《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18頁。

                         

                        [32]這正如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所說:我們所關心的只是,中國有沒有希望成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司徒雷登日記》,194913日,44頁)

                         

                        [33]《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18-119142146-147207-212頁。

                         

                        [34]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962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43045

                         

                        [35]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9617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90103006152

                         

                        [36]閻錫山內閣宣布胡適為外長后,在美國得到良好反響,也可證蔣介石專門為討好美國人的安排是恰中美國人的心意。可參考《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143頁。

                         

                        [37]蔣介石194965日《日記》。

                         

                        [38]蔣介石致胡適電,194968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28133

                         

                        [39]蔣介石致閻錫山電,194968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601000253008

                         

                        [40]胡適致江冬秀,1949624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4-014-003

                         

                        [41]胡適致蔣介石電,19497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29006

                         

                        [42]胡適致閻錫山電,1949621日。據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2095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43]蔣介石致閻錫山電,1949620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31062

                         

                        [44]蔣介石致宋子文、胡適、蔣廷黻電,1949620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31059

                         

                        [45]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962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43045

                         

                        [46]“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60100254029

                         

                        [47]按:顧維鈞后來回憶說,他在勸胡適接任外長職務時,胡適曾提醒他說,蔣介石知道胡不會接受,但只要求他不要公開拒絕。因而,顧維鈞判斷:關于胡不會接受外長職務的這樣一個假設可以理解為委員長不愿意他接受。我想胡正是這樣理解的。(見《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144頁。)

                         

                        [48]蔣介石復胡適電,1949719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400029027

                         

                        [49]王世杰致胡適電,19496月,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901406017414

                         

                        [50]王世杰致胡適電,19496月,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901406017414。又可參考《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160頁。

                         

                        [51]胡適致趙元任函,1949816日,《胡適書信集》(中),1181頁。

                         

                        [52]胡適:《越清算越了解》,載《胡適作品集》第26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190頁。

                         

                        [53]《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12頁。

                         

                        [54]有關研究,可參考郝平:《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77-388頁。

                         

                        [55]《蔣介石日記》(手稿),1949528上星期反省錄

                         

                        [56]蔣介石致胡適函,1949528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4-008-001

                         

                        [57]胡適復蔣介石,194962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00202010400029006

                         

                        [58]《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11頁。

                         

                        [59]胡適覆Pardee Lowe函,1949827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2-007-012 

                         

                        [60]閻錫山致蔣介石電,19497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002020400031069

                         

                        [61]《蔣介石日記》(手稿),1949618上星期反省錄

                         

                        [62]相關研究可參考陶文釗主編:《中美關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407-409頁。

                         

                        [63]胡適致 Jawaharlal Nehru函,19491013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2-008-009

                         

                        [64]胡適致羅家倫函,1949116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印,《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七冊,198812月,275頁。

                         

                        [65]胡適致K. M. Panikkar 函,1949114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US01-006-002

                         

                        [66]胡適致沈怡函,195043日,載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 2134頁。

                         

                        [67] 1952年,胡適本已接受牛津大學邀他擔任講授東方哲學和宗教的斯波爾丁教授聘書。但他回信后,又慮到英國政府已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又覺遲疑。于是寫信給葉公超,請他同王雪艇、羅志希商量,如必要時,可問總統蔣公的意見。如他們覺得我不應該接受,我可以去信取消。很快,葉就回復胡適:王、羅、蔣都不贊成胡接受這一教職,并建議胡婉言謝絕。于是,胡適乃取消前約:由于我本人在自由中國中被公認為是反共產主義思想的領袖,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去英國生活,可能要經受許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痛苦。(參考胡適1952830日、911日、913日《日記》)

                         

                        [68]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157193202頁。

                         

                        [69]詳參:余英時《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載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一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122-124頁。

                         

                        [70]可參考:蔣廷黻復胡適,1949313日。蔣氏在此函中透露,艾奇遜對胡適在中美友誼中所做的貢獻贊不絕口,并認為中國政府令胡適卸任駐美大使是中國政府的大錯

                         

                        [71]皮宗敢致蔣介石電,194983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2010400029036

                         

                        [72]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237頁。

                         

                        [73]胡適致杭立武電,1949820日,載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2099-2100頁。

                         

                        [74]按,本文引用此文所用版本,為195011月出版的《自由中國》第3卷第10期刊載的中譯本(聶華苓翻譯)。

                         

                        [75]胡適致傅斯年夫婦,195096日,載《中央日報》19501019日。

                         

                        [76]胡適195111日《日記》,據遠流本《胡適的日記》第17冊。

                         

                        [77]蔣介石復胡適,1951923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4-008-003

                         

                        [78]《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403437頁。

                         

                        [79]黃少谷致李惟果電,1949126日,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901040001010

                         

                        [80]胡適《日記》,19491213日 、195014日,(手稿本)第16冊。

                         

                        [81]《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567頁。

                         

                        [82]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2107頁。

                         

                        [83]《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599頁。

                         

                        [84] 胡適、梅貽琦致蔣介石電,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002090106017405

                         

                        [85] Frank L. Meleney致胡適函,195123日,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US01-010-006

                         

                        [86]按,1951年中秋以后李宗仁曾三次電約胡適,要拜訪胡,但胡適直到十月初才約他來。為了避免給人以口實,胡適刻意地不去回拜李。即便如此,還是有人造出胡、李會晤兩次的謠言。(施問樵:《第三勢力抬頭?》,《新聞天地》第44期,1951116日)看到這則謠言后,胡適曾慶幸當初沒有回拜李(胡適19511113日《日記》)。

                         

                        [87]可參考:19521111日《中央日報》載胡適談話;胡適19521119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談話(載《胡適言論集》乙編)。

                         

                        [88] 不具名:《三點建議》,載《人民日報》1954129日。

                         

                        [89]胡適:《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大公報》,194781日,又將前因胡適致尼赫魯函,19491013日。

                         

                        [90]胡適:《三百年來世界文化的趨勢與中國應采取的方向》,《自由中國》83期,195321日。

                         

                        [91]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2066頁。

                         

                        [92]包括:為陳獨秀的最后論文和書信作序,以陳之轉變來說明自由主義的前途。此外,他臺北、華盛頓等地講演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中國歷史上爭取自由的故事,號召國人繼承中華民族爭自由的傳統。當然,其最有影響的計劃是發起創辦《自由中國》雜志。該刊是胡適與雷震、杭立武、王世杰等反復研商后創辦的,他不僅是這個刊物命名人,而且親擬了《自由中國社的宗旨》。胡適的意圖是,以該刊為基礎,發起一個自由中國運動。(毛子水致辭,《自由中國社第一次座談會記錄》,《自由中國》第24期;雷震:《重申我們說話的態度》,《自由中國》第2110期。)因他認定宣傳自由主義的工作要在國內做(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2-005-021),至晚在19496月間胡適即已決定回國(1949621日宋子文致蔣介石電云:適之告職,數星期后,當回國一行云云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檔號0020204000310611949624日胡適致江冬秀函說:我還是決定要回國。臺北胡適紀念館藏檔,檔號:HS-NK04-014-003)。但國民黨潰敗的速度實在太急驟,各種設想不及實行即已成昨日黃花。

                         

                        [93]雷震:《創刊自由中國的宗旨》,載《自由中國》第16卷第6期,1957316日。

                         

                        [94]雷震194944日《日記》,載《雷震全集》第31冊,173-174頁。

                         

                        [95]胡適常說:“……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楣的時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胡適:《越清算越了解》,載《胡適作品集》第26冊,189頁。)

                         

                        [96]司徒雷登致馬歇爾國務卿函,19481221日,載《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一輯),911頁。

                         

                        [97] 胡適復鄧世華函,載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1103頁。

                         

                        [98]可參考顧維鈞轉引胡適的談話:他告訴我委員長曾經真心誠意地希望胡適被提名為總統,只是因為遭到國民黨內的反對才不得不作為罷論。他說1947年秋和194812月,曾兩次請他出任駐華盛頓大使,兩次他都予以謝絕……總之,我感到胡適對委員長建議由他出任總統頗為得意,并且深表感激。(《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第95-96頁。)

                         



                        上一篇:中俄學術圓桌會議“近代中俄茶葉貿易史”在近代史研究所召開 下一篇:【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中共革命的理念、行動及特征”會議日程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