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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慶云:近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理論問題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蘭州學刊》2017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7年09月22日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對于宏大理論問題漸趨淡漠,理論建構不足。[1]李懷印對此表示憂慮,稱之為中國史學的內卷化’”,他認為中國史家在21世紀面臨的根本挑戰是擺脫外來的理論和方法的依賴,并且不再滿足于純史實的研究,在擯棄20世紀的舊詮釋架構之后,獨立自主地建構中國近現代史的詮釋架構” [2]。雖然近年來理論爭鳴已然難復1980年代的盛況,總體上趨于波瀾不驚;但理論探討畢竟并非一片沉寂,仍有一些問題引起學界比較廣泛的關注。茲擇其要者,綜述如下。

                         

                        一、唯物史觀及社會形態問題

                         

                        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指導,這一問題持續引起學界的關注與討論。李文海指出,當前的歷史研究對唯物史觀有兩種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一是用不屑一顧的態度予以排斥和否定;二是將唯物史觀作為史學論著中空洞的標簽,而不是分析歷史進程的有力的工具。[3]面對各種新興的理論沖擊,金沖及強調:實踐證明馬克思主義最經得起檢驗,因此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指導歷史研究。盡管馬克思主義學說需要隨著加以豐富和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決不能拋棄。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可以吸收百余年來世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確方法和成果。[4]張海鵬亦指出,有遠見的歷史學者在注意吸收各種有價值的西方史學理論的時候,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世界觀”[5]。步平強調,中國近代史學術界應該與西方學術界展開平等對話,發揮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領域的主導地位與主流影響。[6]

                         

                        在新的條件下如何才能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在當前可能更為當務之急。瞿林東指出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1、進一步營造研讀馬克思主義原著的理論氛圍。2、運用唯物史觀進一步總結、闡釋中國史學的理論,使其成為當今中國歷史進程的養料和助力。3、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實際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獲得新的結論,是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的有效途徑。[7]

                         

                        王和尖銳指出,從方法論上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最本質處在于,它是一種實事求是地解釋人類發展過程的歷史觀。能夠使唯物史觀重振雄風的唯一途徑,就是腳踏實地、切切實實地多出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不是進行空洞的理論說教。唯物史觀絕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觀的影響”來實現振興,把“批判唯心史觀”作為提升唯物史觀地位的猛藥良方,從主觀意愿講僅為一廂情愿,從客觀效果看實為南轅北轍。[8]

                         

                        吳英認為,我們對唯物史觀的一些基本理論的理解存在簡單化的傾向,未能把握住馬克思在相關問題認識上的復雜性。因此回到馬克思,準確解讀原著,對唯物史觀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進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重新做出解釋,并運用新的解釋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做出解析,已成為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也是恢復唯物史觀活力及影響力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重塑唯物史觀對歷史學的指導地位,一再延誤的負面影響將無從挽回。[9]李振宏認為,馬克思主義學派一方面需要在和其他學派的爭鳴中得到發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內部不同學派的爭鳴中煥發活力。[10]薄潔萍提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呼喚著人的創造精神,而基于此所理解的歷史發展則始終存在著無限開放的可能性空間,存在著內在的選擇和創造的機制,從而充滿了豐富性與復雜性。[11]

                         

                        近代以來,前輩學人在相激相蕩的多種學術思潮中,選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建立了現代學術話語體系。時過境遷,當今學術研究范式多元并存,馬克思主義面臨著其他學術思潮的嚴峻挑戰。唯物史觀如何豐富和發展其內涵,如何結合當代中國實踐生發出新的形態,如何在史學研究中進一步深化其方法論意義,成為史學理論工作者必須加以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近年來,學術界對于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給予了高度關注,否定、質疑“五形態理論”的議論此起彼伏。[12]有學者明確表示,只有走出五種社會形態的誤區,具體地、細致地分析研究各個時期的社會結構,才能真正科學地認識社會、理解歷史和設計未來[13]與此同時,主張堅持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聲音也頗不少。

                         

                        王偉光指出,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沒有因時代的變遷而喪失理論光彩。從學術的角度看,作為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歷史趨勢,馬克思主義關于五種社會形態的概括,只反映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性規律,而具體的歷史發展不是單一的、直線的、絕對的。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存在特例、偶然的情況。馬克思主義從來不以認識歷史過程的一般規律為滿足,而是努力進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符合一般規律的特殊發展道路。[14]龐卓恒亦認為:馬克思所列舉那些形態和更迭順序都只是作為大體上講的歷史例證,用以說明人類社會形態有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不是認定其中每個形態和更迭順序都是各個民族“普遍必經”的階段,也不是要描繪那樣一個“一般發展道路”的公式。[15]

                         

                        王偉光、龐卓恒等學者強調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對“五形態理論”持肯定態度。但他們同時均強調,不能將“五種社會形態”做為歷史研究的教條和圖式,而應立足于各個國家的歷史實際,揭示其具體發展道路和模式。

                         

                        總體說來,對于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持堅持與反對態度的兩派學者,仍缺少從學術層面的對話與交鋒。欲獲得共識,仍需要進行更多的理論探討。由于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性,可以想見,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它仍將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問題。

                         

                        對于中國古代是否為“專制”的爭論,亦受到相當的關注。侯旭東提出,20世紀以來用專制主義專制政體稱述中國歷史上從秦代至清代的帝制政治制度,只是亞里斯多德以來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偏見,是西方學術外鑠和中國人自我東方化的結果;延續兩千余年的皇權制度并非專制制度。[16]黃敏蘭撰文從歷史事實與研究方法上對之進行反駁,指出中國古代專制說既有深厚的中國本土思想資源為基礎,也經過眾多學者長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國歷史的特征。接受和傳播中國古代專制說并非中國人的自我東方化自我殖民,而是中國人為了改造傳統社會去深入認識中國社會。[17]

                         

                        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曾展開一場持續近十年的論戰,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簡稱兩半論)獲得相當程度的認同。其后經毛澤東在其著作中進一步闡發,[18]“兩半論成為唯物史觀派中國近代史詮釋體系的理論基石與核心命題,也是中共民主革命理論的基本出發點。長期以來在學界被視為定論,無人提出異議。但這種一致并無牢固的基礎,對此概念也并無深入探討。1980年代中期起,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和挑戰。但一直眾說紛紜,難有定論。[19]不過堅持兩半論仍不在少數。張海鵬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學理上去分析,也可以從歷史實踐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學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歷史實踐。脫離了歷史實踐的分析,都是書生之見。自歷史實踐來看,“兩半論”應該是切合近代中國實際的。[20]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學界對于秦漢以后為“封建社會”的質疑,則使“兩半論”中的“半封建社會”受到根本意義的沖擊。因為,近代中國是由古代中國發展而來,“封建社會”既然名不符實,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也無從談起。

                         

                        早在1986年,何新就曾提出,中國史學界稱秦漢以后為封建時代,是照搬歐洲歷史模式而造成的概念和術語的錯亂[21]馮天瑜在1990年對秦以后封建社會說加以辨析并提出質疑。[22]此后,學界陸續出現一些質疑中國封建社會的文章。[23]2006年,馮天瑜出版40萬字的《封建考論》,對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由來和發展進行了系統考察,將秦以后屬于封建社會的觀點說成是一種泛封建觀,批評它既不符合封建古義西義,也與馬克思封建社會的原論相悖,是概念的誤植,因而要循名責實,正本清源。他并提出以“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代替“封建社會”一說。[24]“封建社會的名實問題關系重大,此書引起相當的反響,將封建問題的討論推向高潮。200610月武漢大學召開封建社會再認識討論會;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與《歷史研究》編輯部在200710月召開“‘封建社會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學術研討會;200812月蘇州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召開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討論會。

                         

                        隨著對中國秦以后是封建社會的質疑升溫,封建堅持論者也不乏其人。2007年李根蟠撰文對馮天瑜的著作提出批評。他認為,封建概念在實踐中向前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封建觀是馬克思、列寧封建觀的發展。他還強調,封建社會名實問題不僅牽涉對秦以后兩千多年來社會基本性質的認識,而且牽涉到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理論的評價,牽涉到用什么歷史觀進行研究的問題秦以后是否封建社會,從來就不僅僅是書齋中的問題,因為它牽涉到肯定還是否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肯定還是否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25]郭世佑則對李的這種說法表示質疑:“能否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來反證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歷史觀的科學性,在我看來也值得斟酌……如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來論證毛澤東的近代史論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絕對科學性,將不適當地夸大意識形態的作用,最終偏離馬克思主義”。[26]黃敏蘭則明確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定性,并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己對中國社會歷史作認真研究后得出的結論,而是蘇聯人——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中國施加的影響。而當時列寧對中國社會的復雜情形并不了解,在并不了解中國情形的情況下做出的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究竟會有多少科學性呢?”“為了維護這樣一種對中國近代社會并不可靠的論斷,而不惜損害中國古代的歷史,豈不是有違歷史學求真的原則嗎?”[27]

                         

                        關于“封建社會”名實問題的討論,依然無定論。而此問題的認識,無疑又與近代社會性質問題關聯起來,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則又事關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這其中學術與政治的糾結,的確相當復雜。因而有學者呼吁請為封建社會理論研究松綁,對古代社會性質重新加以概括,提出新的概念,學術研究必須跨越政治,突破已經凝固的框架,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28]

                         

                        二、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之爭

                         

                        1980年代,學界曾對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1990年代后,基本線索問題討論漸趨停歇,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的爭論頗受關注。基本線索討論與范式討論前后相繼,緊密關聯。近十年來,范式之爭雖然熱潮已過,仍然余波不斷,并有新的反思和進展。

                         

                        鄭師渠提出,引進“范式”這一主要應用于自然科學的概念,固然有助于開拓視野,但在歷史研究中若刻意強調整齊劃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卻難免簡單化。所謂“現代化范式”在當下還僅是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與新的探索,而遠非業已形成的客觀存在。同樣,所謂“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爭鳴,還僅是部分研究者范圍內的一種概念上的討論,而非在實踐層面上兩種范式的真正角力。[29]

                         

                        步平認為,兩種范式之所以產生爭論,與對中國近代史上“現代化歷程”與“革命歷程”孰輕孰重的判斷有緊密關系。而這種孰輕孰重的判斷并非產生于主觀性的政治立場的動搖,而是源于客觀的時代變化。兩者并不是對立與排斥的關系。他也指出,“范式”是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理論框架,所以需要將“范式”的討論加以一定的學術限制,否則就會產生負面效果。[30]

                         

                        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并非對立,不能相互取代,而可以“兼容并蓄、相互借鑒與共同繁榮”。[31]曾業英指出:倡言以現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這種以偏糾偏的思維方式,對正確解釋中國近代歷史的發生發展過程并無多大幫助,甚至還可能是有害的。”[32]步平認為:“‘現代化范式弱化了革命史范式側重于從政治史角度對歷史發展的解釋,而更重視歷史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邏輯合理性的論證,關注經濟史、社會史與文化史。……事實上并不存在以一種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種范式的可能。”[33]蔡禮強也認為:“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之間并不是一種簡單的更新或取代關系,而是一種互相競爭但并非完全排斥的不同理論體系,雙方都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34]馬克鋒則提出,兩個范式可以在中國近代史不同的分支領域并行不悖,各擅勝場:革命史范式側重于從政治史角度對歷史發展的解釋,現代化范式更重視歷史與中國現代化之間的邏輯合理性的論證,更關注經濟史、社會史與文化史,二者正可以互為補充、相互促進。[35]

                         

                        還有學者力圖超越研究范式的爭議,認為“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之爭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之爭,現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條主義化的革命史范式,而革命史范式所能反擊的也是教條主義化的現代化范式。此兩種范式的合理性限度固然都應該繼承和發揚,學科體系的有效進展又要求對之皆予超越”。[36]更有學者力圖以唯物史觀對范式之爭加以整合:所謂革命史觀,所謂現代化史觀,都不是指導歷史研究的正確的史觀。指導歷史研究的正確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37]

                         

                        “范式”之爭的始作俑者德里克亦表示:“在史學領域,出現一種支配性范式是既無可能又不可欲的。”[38]他明確提出,就目前來說,最有可能的結果是兩種范式的共存,雖然這種共存可能不太和諧。他由此又闡述了中國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擴散問題。[39]

                         

                        “革命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并存似成共識,但以何者為主,仍存在爭論。《近代史研究》雜志主編徐秀麗評判說,“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均試圖以己為主體而包納對方。這種爭論持續有年,“事實上不大可能說服對方,達成共識。而且,任何解釋系統都應該有自身的界定,‘無所不包’常常導致自身意義的稀釋”。[40]

                         

                        也有學者對這兩個范式都提出批評。李懷印認為,“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都是“歷史學家集體想象的產物”。[41]胡成認為:對反帝反封斗爭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強調都是在基于侵略/反抗,或在近代/傳統的二元對立,這多少是在重復當年殖民統治者在被殖民者中蓄意設置的文明’/‘愚昧骯臟’/‘干凈先進’/‘落后開放’/‘保守的簡單區分,不管其主觀目的怎樣,客觀上都在中華民族內部制造了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歧視、對立和仇恨,而對實際歷史自然也有太多的歪曲、遮蔽。”[42]

                         

                        至于如何構建新的近代史研究范式,也有學者作了探討。夏明方提出建立“新革命范式”。其具體內涵為:1、從歷史的長時段探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程,著重解決歷史的連續與斷裂問題;2、把中國置于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進行考察,著重解決中國歷史變遷的內在動力與外部沖擊的相互關系問題;3、關注被以往研究所忽視的地理環境問題,為建設生態文明社會提供歷史的智慧與借鑒;4、以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資料集成與數據庫建設為重點的新史料觀。[43]

                         

                        李懷印則提出“在時與開放”史觀:“重寫中國近現代史不僅僅意味著在中國發現過去曾被目的論史學所遺棄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拋卻型塑現存敘事的結果驅動之視角,而將近代中國不同時期的各種暫時‘結果’解釋為一系列發展跡象,代表著引導中國邁向其‘近現代史’之終極目標的多種可能性,盡管此一目標尚未被明確定義。我把這種方法稱為‘在時和開放’的歷史。”在時、開放史觀的長處,在于它“在解釋近現代中國不斷演進中的各項發展之原因時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于過去的客觀實際。”[44]

                         

                        趙慶云則認為,“在時、開放史觀”只是提供了一個新的制高點來重新觀照近現代歷史、現實中國及其未來,提示了一種構建近代中國敘事的思考方向,而并未給出某種確切的詮釋方案。而且“開放”史觀同構建“主敘事”之間似存在某種固有的矛盾:若欲構建中國近代史主敘事,又難免需要對現實及未來作某種判斷。將“開放”作為思考方向的“開放”史觀似仍缺乏建設性。他進而指出,“新的主敘事還需從過去歷史事實出發來提煉概括,整合‘革命’與‘現代化’似仍可以成為選擇之一。”[45]

                         

                        正是在近代史的范式之爭中,人們看到兩種范式的局限,開始探尋建構新范式。“盡管這些新范式還不夠成熟甚至有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視野下重建中國特色理論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為進一步建構成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鑒。中國學者沿此方向繼續探索,會在為時不太長的將來建構起全新的更加符合歷史真相的中國近代史解釋框架和敘事方式。”[46]

                         

                        三、對中國中心觀的反思與批評

                         

                        美國學者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新的認識。柯氏此著出版后得到國際學界高度關注。1989年中文版在大陸面世,很快對大陸學界產生相當的沖擊。其所提倡的中國中心觀雖然只是對美國學界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逐漸發展起來的研究取向之歸納,并非一套完整和規范的解釋框架和嚴密的方法體系,且較少直接涉及中國史學界,卻在大陸學界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贊賞與共鳴,在中國發現歷史成為流行的口號。近年來,中國中心觀給中國學界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及其理論本身存在的偏蔽也引起一些學者的反思和批評。

                         

                        吳懷祺則指出: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其實還是以“沖擊與回應”為基本思維框架,不可避免牽涉到內因與外因問題。與內因、外因論相通是其合理之處,能豐富我們對中國近代社會變化的認識。他同時認為,柯文未能對內因、外因的辯證關系作深入探討,其“矛盾的內心也是缺乏一以貫之的理念”,因而“思想活躍有余,但縝密不足”。[47]

                         

                        耿云志指出,“中國中心”模式“過分高估了傳統文化內部某些變動的程度及其意義”;“外因與內因的關系,絕不是某一個總是主要的,另一個總是次要的。何者為主,何者為次,完全要看具體的情況。”[48]

                         

                        羅志田指出,在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實踐中“已經產生某種不可忽視的誤會,不少人開始較為封閉地考察近代中國”。[49]而在近代中國,不僅政治,多數文化、思想、學術、生活、經濟等方面的變化,處處可見外來的影響。如果外來沖擊退隱或淡出,則所見僅為一個虛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國。因而必須保持充分考慮近代在中國的各類外來因素的開放取向,并希望時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無意識的封閉傾向。西方學者所長本在中國之外,柯文所歸納的方向使其向中國之內傾斜,自然非常適合。我們本相對更長于內,同樣跟著再向內轉,便可能未受其利而反見其弊;若在關注中國當地的同時,側重在地之外來影響,則更適合自身的特點,或可收揚長避短之效”。[50]

                         

                        羅志田所強調者實為相當關鍵的一點,即必須考慮柯文提出“中國中心觀”主要為糾正美國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之偏,以展現中國歷史獨特的一面,有其特定的學術語境和針對性。作為“局外人”的西方學者試圖用“移情”之方法而以中國為主體研究中國近代史,與中國本土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天然具備的主體意識,二者實不可同日而語。

                         

                        近年來,學界仍有對“中國中心觀”的討論,且學理批評逐漸走向深入。夏明方結合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實踐,對“中國中心觀”展開反思和批判。他指出,在“中國中心觀”的理論主導下,學界走上了對18世紀中國現代性的發現之旅。即采用愈益寬泛的現代性定義,發現中國歷史內在自發的現代性。在他看來,這種作法與其反映了歷史的真實,不如說是這些學者的思想對中國歷史的發明[51]而且,這類研究又無不以反西方中心論為旨趣,卻因其針鋒相對的邏輯,一方面難免滑向中國中心主義的老路,另一方面又為西方中心的延續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就國內學者而言,這樣一種力求在中國本土尋找現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卻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中國學理論,結果在沖擊以往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同時,又逐漸走上了一條新教條主義的道路”。[52]

                         

                        夏明方進而將“中國中心觀”體現于近代中國史觀的三大核心內容歸結為“柯文三論”:在歷史變化動力上的“去沖擊論”,在歷史變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論”,以及在歷史變化主體上的“去帝國主義論”。“中國中心觀”對中國史自身之“劇情主線”的揭示,意在通過一種看似超然的歷史連續性把人們習慣上理解的中國近代化過程化解于無形,亦即在打破“傳統”與“近代”的界限的同時,又將“近代”與“傳統”一起從現實與理論中統統抹掉。“中國中心觀”“如此針鋒相對,勢必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致在激發人們歷史想象力的同時,又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在夏明方看來,柯文的理論存在著內在困境:他以打破傳統與近代二元對立的所謂歐洲中心論模式為目標,但他用以破解這一模式的邏輯工具卻是“極其純粹的導引近代化潮流的現代科學分析方法”,因而“這實際上是以一種方法論上的現代性來消解現實歷史中的現代性”。“中國中心觀”自身潛在的矛盾,是其走上新教條主義的內在根源。[53]

                         

                        李學智認為,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是從史實出發,如果過分強調某種“模式”,則很難避免用公式去剪裁歷史的弊端,具有很大風險。即使要運用某種模式,這種模式也應該是建立在對這一階段歷史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礎之上。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弱化乃至否認近代西方世界與中國之間存在的重要差異,否認西方列強的侵略對近代中國所造成的沖擊,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國的改革思想與活動”與此前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區別,對中國近代史和近代中西關系做了背離史實的闡釋,因而難以成立。中國近代史研究還是要從歷史事實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預設某種取向,限制住研究者的視野和思維。[54]

                         

                        朱滸則通過分析“中國中心觀”指導下的研究實踐,以把握這一取向達致的研究后果及其缺陷:追尋內在連續性的迷途、作繭自縛的地方史路徑、以及反東方學的東方學措辭。“中國中心觀”在看待中國歷史的時候,無非是將自己從原先東方學式命題中的西方立場,轉移到中國一邊,它既沒有真正顧及中國自身的問題,也沒有放棄那種作為代言人的身份。“中國中心觀”對原有認識框架的挑戰,在實踐上更多采取了某種單向度逆反立場。它其實未能形成對外部與內部、整體與局部、上層與下層、西方與東方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超越,而是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從迄今為止的研究實踐觀之,“中國中心觀”所累積的認識誤區,必須引起研究者的警惕。[55]

                         

                        熊月之研究指出,柯文介紹的“中國中心觀”,無論是1949年以前還是以后,都可以說是固有家法。中國中心的理路追溯至1949年前的陳衡哲、王毓銓、陳翰笙等人的研究,后來華裔學者何炳棣、蕭公權、張仲禮、瞿同祖等人的研究亦一脈相承。因此中國中心實際上可以概括為陳翰笙——何炳棣——孔飛力的脈絡。從學理上來說,沖擊——反應中國中心并不構成互為否定、截然對立的兩極,二者實際上可以并行不悖。柯文將本是共時并存的兩種研究取向,處理成新陳代謝、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中國學界對中國中心觀不假思索的仿效、移用,是一種盲目受容、缺少批判的懶漢做法。[56]

                         

                        對“歐洲中心論”的反思與警示無疑是必要的,但如果僅以“中國中心”取而代之,勢必產生以偏糾偏的問題。夏明方、李學智、朱滸、熊月之等人對“中國中心觀”的反思與批評,剖析柯文方法與邏輯的內在矛盾,指陳其理論上存在的根本缺陷,確實“表明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在與外國學者進行學術對話時的心態,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成熟和深刻了許多。”[57]就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取向而論,巴勒克拉夫的論述或許不無助益。他認為,推進當代歷史研究不僅在于集中批判歐洲中心論,而且還必須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樣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種族的局限性”,必須“拋棄中心和邊緣的觀念,不論這個中心是位于歐洲還是位于中國”。[58]

                         

                        四、后現代思潮對史學研究之影響

                         

                        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形成了嚴峻挑戰,在西方學術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后現代史學以實踐效用而不以客觀存在的過去作為真實性標準,易走向隨意虛構歷史的極端。后現代主義者提出了很多極端性的結論,但我們更應該重視后現代史學對現代史學的認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對新的人文知識認識論基礎的更新與探討,即應更多看到其“立”的方面。

                         

                        趙世瑜認為,中國大陸學術界雖然也先后有一些關于后現代主義史學的介紹和討論,但只是死水微瀾,未能引起學者們的重視。他認為,后現代史學的意義并不在于它關于歷史認識論的驚人之語,而在于它對近代以來主導性歷史話語的批判意識,其意義不容忽視。值得對這一史學思潮進行深入探討。[59]張耕華認為,后現代史學理論的某些結論,看似顛覆解構性的,但其實際的影響,毋寧說是建設性的。借助后現代的挑戰,正好有助于我們重新闡明歷史學的學科牲和史學演變的本質,為史學史找到一個新的視角。[60]

                         

                        近年來,在人們的爭議聲中,后現代思潮已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帶來的挑戰也引起中國史學界的深入反思。《歷史研究》2013年組織以史學中的后現代主義為主題的筆談,不少學者各抒己見,不乏觀點碰撞與交鋒。

                         

                        于沛指出,后現代主義全盤否定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將理性主義的歷史認識論引入困境,徹底推翻了歷史認識的前提和基礎。在當下的中國學界,后現代思潮對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的歷史認識理論構成挑戰,后現代史學否定歷史的客觀實在性,否定歷史矛盾運動的規律性,隨心所欲地解讀歷史,導致歷史研究中的“宏大敘事”消失,是一種倒退。[61]

                         

                        黃進興認為,后現代主義史學呈現“語言迷戀”或“文本崇拜”的傾向,與歷史實在論唱反調,與中國傳統的“秉筆直書”及西方“陳述事實“的史學精神也迥然不同。后現代史學雖有其偏頗之處,但絕非一無是處,譬如它能激發史家重新去省思文本與史實之間的關聯,尤其在開發新的史學領域方面功不可沒。[62]

                         

                        董立河認為,后現代主義取消了歷史敘事與文學虛構的分野,否定重構真實過往的任何可能性,從而使歷史寫作的客觀實在性不復存在。但是他強調“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對于史學實踐是具有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后現代主義有助于打開認識和書寫歷史的多種可能性。因而不能將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作為虛無主義加以抨擊。而應對之加以辯證的批判或“揚棄”。[63]

                         

                        錢乘旦則從歷史認識論角度闡發了自己的思考。他并不認同一些后現代論者的立場,強調歷史研究的出發點仍然是“求真”。但也須認識到,“過去發生的事”通過記錄與敘述留下許多混雜的“碎片”(即史料),歷史學家在寫歷史時是依據某種特定的標準有選擇地去挑選“碎片”的。人們所看到的“歷史”就不是一個純客觀或純“真”的“過去”,而是主觀和客觀的交融,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寫歷史是一個人類智慧的創造過程,不是單純的還原,也不是簡單的“歸真”;寫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梳理與重新認識,是人類對“過去”的挑選與判別,體現著每一代人對“過去”的不斷理解與不斷思考。[64]

                         

                        王路曼通過梳理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史學界的研究實踐,著重指出:后現代主義為歷史研究帶來了積極影響。在認識論上,通過不斷質疑和挑戰現有歷史敘事的“真相”,并重視被傳統歷史敘事所忽視的事件與弱勢群體,從而有助于更客觀地還原歷史真相;就方法論而言,后現代史學鼓勵研究者透過史料表面挖掘其背后權力構建與對真相的掩蓋。總而言之,以語言學和文化學轉向為標志的后現代主義給歷史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擴充了歷史寫作的視野和維度。同時其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65]

                         

                        繼《歷史研究》2013年組織以史學中的后現代主義為主題的筆談后,2014年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討論進展到了-后現代史學理論階段。所謂-后現代史學理論,指的是反思語言學轉向影響下的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提出若干需要進一步辨析的基本概念。

                         

                        大約從上世紀末尤其是從本世紀初開始,西方史學理論家(包括一些后現代主義者)開始冷靜反思“語言學轉向”,嘗試探索一種新的史學理論范式,有些學者稱之為“后-后現代史學理論。董立河根據近年來的相關論著,對-后現代主義出現的理論背景、主要論題和學術指向作了述論。他指出,在-后現代史學理論階段,西方學者除了繼續探究敘事等后現代問題外,更為關注記憶經驗在場行動者證據普遍史等問題。[66]

                         

                        歷史記憶問題是后現代思潮給史學研究帶來的新課題。彭剛認為,歷史與記憶既密不可分,又存在區別。兩者都基于時間而存在,在時間意義上,兩者是密不可分的。記憶基于經驗感受,歷史基于合理推論。歷史與記憶的最重要區別,就在于它的可證實性。因此,將歷史和記憶簡單等同或者徑直對立,都是不對的。其次,歷史記憶與歷史真理并不簡單等同。從認知科學角度而言,記憶并不是對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的完整如實的記錄,而是一個積極的、有選擇性的建構過程。正是基于這一前提,對記憶的研究就不應該是一種對錯研究,而應關注記憶產生的過程,以及如何理解其動力和意義。[67]

                         

                        筆者以為:近年來,后現代主義已從一個時髦的概念轉而成為切實影響到中國大陸史學研究的史學思想。雖然不少研究者否認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但從其論題選擇到研究成果的表述,又多少體現出后現代的印跡。總體說來,大陸史學界完全認同極端化后現代主義立場者應是少數,而更注重發揮后現代主義給史學帶來的積極效應,如進一步拓展論題,關注失語的弱勢與邊緣人物;對研究中的主觀因素增進警惕,注重對史料的辨偽。雖然也有些不如人意之處,但總體來說似乎無須過于擔心后現代主義會摧毀史學“求真”的根基。相對主義史學在中國,雖然對傳統實證史學形成沖擊,但是對于歷史事實與歷史故事之間的差異,一些史家還是有比較清醒和深入的思考。后現代史學對中國未來的史學研究到底會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尚難逆料,但中國史學界對其應作認真分析,發揮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積極意義,一味盲目跟風或深閉固拒均非科學態度。

                         

                        五、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

                         

                        近年來,所謂“碎片化”問題引起近代史學界廣泛關注。如何一方面從事實事求是的微觀研究,同時能注意大的歷史視野與歷史的延續與斷裂,是近代史學界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碎片化”這一概念,源于1987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他在此書中對年鑒學派及其新史學作了尖銳的抨擊,指責其第三代領導人背棄了先輩注重總體史的傳統,而使歷史研究歸趨碎片化,并預言新史學的危機與終歸瓦解。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確實切中了整個西方歷史學界的時弊。后現代主義史學解構宏大敘事,否定任何歷史的統一性與認識歷史真實的可能性,造成歷史學碎片化、虛化,對歷史學產生了有力的沖擊。改革開放以來,致力于與國際史學界接軌的中國史學界,也難免不受這一潮流的影響。前些年已有學者對近代史研究選題日趨細碎表示擔憂。2012年度,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引起學界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和熱烈討論。《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連續發表多篇關于碎片化問題的筆談,不少學者對此問題從不同角度貢獻了真知灼見。

                         

                        對于中國學界是否已呈現如多斯所批判的“碎片化”,換言之,來自西方學界的“碎片化”概念多大程度上能切中中國史學界的弊病,學者們的認識存在一定分歧。

                         

                        一些學者認為,就目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而言,所謂“碎片化危機”言過其實。鄭師渠指出,“碎片化”的語義有兩層理解: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二者的區別,在價值取向上不同:前者的目的只在于碎片化本身; 后者的目的卻在于追求新的綜合化。緣于史家的個性與秉賦,事實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綜合與宏觀的研究。當下我國近代史研究中出現的所謂碎片化,是新舊思潮更替在特定階段上的應有之義,本質是積極的。因此,所謂碎片化,并非危機化,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醞釀大突破的征兆。多斯提出的“碎片化”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歷史的總體性。但就當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實情來看,“依然堅持追求總體史的傳統,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評的現象”。因而,在當下的語境下,應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但同時也應看到,歷史家作為個人,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是他的自由;但歷史學界作為整體,若大多數人都對總體性、綜合性與理論問題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失去興趣,只滿足于具體細碎問題的研究,也會使歷史研究偏離正確的方向。[68]

                         

                        羅志田認為,現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能說已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碎片化”的面貌,因為并非每一史家的每一題目都必須闡發各種宏大論述。越來越多的近代史研究涉入更具體的層面,或許是一種欣欣向榮的現象。在他看來,第一,史料本有斷裂和片段的特性,則史學即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第二,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需要探討的,毋寧是怎樣從斷裂的片段看到整體的形態和意義。[69]

                         

                        王笛也認為,在現階段的中國歷史學界,碎片化未必真的成為了一個值得我們擔憂的問題。整體化研究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傳統,1949年后的中國歷史學界,史家們或熱衷于發現歷史規律,或實現指點江山的抱負,而將復雜、豐富多彩的歷史簡化成若干重大課題。縱觀現存的中國史學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細節了解得少。而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是一種有偏差甚至謬誤的整體史。從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和弊病來看,應該容忍或者說寬容所謂碎片化的研究。碎片化并不是消極的,它與整體化共存。總體說來,“碎片化”在目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語境中,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研究小問題、研究“碎片”的歷史,不過才開始,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等十幾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了,再來糾正也不遲。[70]

                         

                        王玉貴認為,從史學研究的發展規律來看,總是由宏觀逐步走向微觀和具體,大而化之的宏觀和粗線條研究終究要被細致入微的精深和細部研究所取代。所謂“碎片化”問題,難以經受嚴格的學術考究和深層次的學術反思,“碎片化”在當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并不是一個問題。[71]張太原提出,史學研究,應先以大看小,然后以小見大,進而以無數之小呈現不可言狀之大。就是先要有全局的視野和充分的學科知識背景,再進行具體的研究,而通過小問題得以發現大道理,這樣綜合無限的有形個體逐漸呈現全體。在這個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長時間積累的個體研究。[72]

                         

                        李金錚提出,只有當歷史研究陷于瑣碎、微觀,且缺乏整體史觀念時,才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體史關懷,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碎片與碎片化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碎片是整體形成的基礎;碎片與整體不是完全對立,而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項成功的碎片或微觀史研究,不在研究對象之大小,而是取決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聯系和以小見大的整體史意識。宏觀史學仍是整體史的最高追求,它強調對碎片研究的整合。大多數人從事碎片研究,少數偏重宏觀史學,這是常態。目前來說,碎片研究不是應該削弱而是應該進一步增強。隨著碎片研究的擴大,宏觀史學才能水到渠成。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及其作品,會遵守歷史研究的基本規則,基本不存在所謂碎片化問題。現在真正最應該治理的,應是大量沒有學術味道的“垃圾”。[73]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當前史學研究——尤其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深感憂慮,并呼吁回歸總體史,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

                         

                        章開沅認為,就學術評價而言,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并無高下之分。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由成千上萬的細節組成,然而組成歷史的細節畢竟有主次與層次之分,隨意摭拾羅列的細節仍然難以重現真實的歷史情景。襲取后現代皮毛者,將原本已清晰完整的歷史撕裂成為碎片,然后又給以隨心所欲的“解構”。這是學術工作流于商業化與娛樂化的可悲結果。有必要嚴格區分嚴肅的“細節研究”與刻意追求的“碎片化”。因此要重視細節研究,同時拒絕“碎片化”。[74]

                         

                        行龍則強調,“碎片化”在當下應引起重視,克服“碎片化”,關鍵在于回歸“總體史”,具體而言,一要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二要重視“長時段”,三要以歷史學為本位的多學科交叉。[75] 王學典更指出,細部的歷史越來越清晰,而整體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這是今天中國歷史研究的真實寫照。選題一味求小,研究領域愈發狹窄,重敘事、重考證、輕闡釋等現象的大量存在,確實讓當前中國的史學難避碎片化之嫌。當今中國史學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失重和失語,其深層原因都可歸咎于碎片化的流行。他還強調,改革開放后的30年來,一些攸關歷史進程本身的理論問題長期無人問津,因而在局部知識點上,有長足進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顛覆性認識,但在歷史學的整體面貌上卻未能實現根本改觀,依然在前30年所形成的基本認識上打轉。中國近代史的蓬勃發展,很大程度受益于來自海外的理論建構,而本土的理論創新卻顯得貧乏。處在歷史三峽的中國,迫切需要那種能貫通古今的大歷史。而能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貫為一體的,往往是歷史發展的大脈絡、大趨勢、大線索、大走向。因此,當前的歷史學必須往處走,尤其要關注社會、經濟、思想等方面的大規模變動,從整體上探究其深化動力及深層結構。唯有如此,才能擺脫“碎片化”的困窘。[76]

                         

                        長期從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學者李長莉指出,中國史學出現了“碎片化”趨向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碎片化”尤其在近二十多年來新興的社會史和社會文化史領域表現得最為突出。隨著越來越多的學人進入這些新興領域,紛紛選擇具體而微的專題作為初入學術的門徑,群相跟進,勢成風氣,使這種“碎片化”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碎片化”的具體表現為:1、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2、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3、論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如何矯正碎片化的方法?李長莉提出,在具體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還要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構”,以描述和展現具體事象背后的隱性、無形、抽象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形態。這種“實證”與“建構”結合有以下幾種路徑:1微觀實證宏觀聯系相結合。2、強化聯系觀點,多作綜合性研究。3、強化問題意識,多作中觀研究。4、加強建構性思維,力求理論概括與提升。[77]

                         

                        以上所列近代史學界關于“碎片化”的討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一定共識,也有分歧。對于“碎片化”這一現象的判斷,見仁見智在所難免,且各人論述自有其側重和針對性。竊以為,綜合上述學人的看法,有幾點值得注意:

                         

                        1、肯定碎片研究,或曰細節研究對于歷史學發展的基礎性價值。對碎片碎片化應有所區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史學碎片化類似于剪刀加漿糊的堆砌史料的做法。只有經過一番連綴編排的功夫,碎片才會變成整體結構中的要素。史學的任務之一便是整齊碎片,使之條理化。

                         

                        2、在新興的社會文化史領域,確實一定程度存在碎片化現象,研究論題過于瑣屑,而完全放棄對于歷史總體性認識,對于歷史意義的追尋,這確屬后現代主義所導致的偏頗。雖然這種現象在中國史學界可能還并不十分嚴重,但若由高明者提醒其偏蔽,糾正其風氣,指示治學的正途,對于新進學人有所裨益。

                         

                        3、不應完全放棄對于歷史總體認識的追求。雖然從終極意義上,歷史整體認識只是理想,可能永遠存在于追求的過程之中,但畢竟不可放棄這一理想。碎片、細節研究自當構成推進整體歷史認識努力的組成部分。

                         

                        六、公眾歷史學與大眾化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世俗化、大眾化,普通大眾日益對歷史產生興趣;同時因信息技術的發展,博客、微博等自媒體的興起給歷史學帶來深遠的影響。自媒體時代,由精英左右歷史寫作的格局受到有力沖擊,公眾積極參與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正成為一個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近年來,公眾歷史學(public history)和史學大眾化問題日益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也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

                         

                        在當下中國,公眾史學尚屬新生事物,還停留在探索階段,但相關實踐近年來已頗為興盛。20135月重慶大學主辦了公共史學研討會20139月,上海師范大學成立了公眾史學研究中心,與社會力量聯合舉辦了首屆全國公共歷史會議。與會的不同高校歷史系的人士達成共識,將陸續成立與公眾史學相關的研究中心,以之作為平臺,啟動公眾史學研究。將計劃于2014年在上海師范大學開展高校公眾史學師資培訓,邀請海內外公眾史學教授開設課程。[78]

                         

                        陳新認為,相對于社會公眾對高質量歷史內容的渴望,歷史學界的努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史學界作為整體,對于公眾的歷史需求是相對冷淡的;另一方面,史學界在從事艱深的學術研究之時,對于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方式變遷如此迅速未能很好地適應。長此以往,會加劇史學界與公眾之間的鴻溝。[79]在他看來,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對于歷史學學科帶來的機遇要遠大于危機。公眾史學產生的大量涉及歷史內容的文化產品需要一個去蕪存精的篩選過程,這需要職業歷史學家來完成。職業歷史學家也可以直接介入公眾史學領域,將歷史研究中的史實實證分析、歷史事件源起來影響的專業闡釋,通過運用公眾易于接受的表現手法,直接為公眾提供可讀、可思、可感的歷史作品。[80]

                         

                        王利紅亦指出,全球化、多媒體使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主體最大化。人們在將研究歷史與寫作歷史當作一種樂趣時,也在瓦解職業歷史學的權威性。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主體是全體社會成員。但在此進程中,歷史學家可以成為重要的引領者。歷史學家需放下“精英”的架子,以更平和和更切實的行動推進歷史知識大眾化。[81]公眾史學與傳統史學發展相輔相承,并不矛盾。職業歷史學有方法和技能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歷史知識的批判、分析、比較,需要長期嚴格的專業訓練。歷史的嚴謹、客觀并不能因公眾的參與和自媒體的介入變成消遣。[82]

                         

                        張文濤強調,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新興分支學科,公共史學的價值目標不應當在于為某一個人、某個組織、某個團體提供什么樣的服務,而在于以一種新的認知與表達手段增加人們的歷史認識與體驗”。[83]焦潤明則著重提出了網絡史學的問題。他認為,網絡史學是從資料到成品皆直接或間接通過互聯網運作的一種新興的歷史學邊緣交叉學科。網絡史學適應互聯網時代,將在互聯網上傳播的被虛擬化的歷史內容納入研究對象,擴充了傳統史學的研究范圍。同時,網絡史學更熱心于公共史學領域的研究,這與它的研究對象的特點有密切關系。[84]

                         

                        2014年年底,《史學理論研究》雜志針對近年來成為熱點的公眾(共)史學,組織了一輯學者筆談。王希認為,公共史學想要在中國史學界立足,最為關鍵之處是得到專業史學界的支持。公共史學落地生根的起步階段,一方面要仿效美國,利用好博物館、展覽館、檔案館、歷史遺存、方志辦公室等已有的基礎設施和資源,使上述資源迅速成為傳播信息、提供公共教育和專業知識的平臺。另一方面可先考慮利用現有的教學體制開展公共史學的教學和人才培養。口述史研究作為公共史學的一個內容,也可循此思路進行。[85]

                         

                        徐善偉認為,在高校發展公共史學大有可為。中國史學一向有“求實”和“致用”的追求,公眾史學即是“致用”的一種途徑。過去,高校史學學科的高度專業化,導致了史學人才的“就業危機”,開設公共史學專業,則能打破史學高度專業化的樊籬,推動學院史學向新的方向發展。

                         

                        口述史具有公眾史學的特征,近年來日趨興盛。左玉河認為,歷史記憶是呈現口述歷史真實的一種主要方式,口述歷史的真實性主要取決于歷史記憶的真實,而歷史記憶儲存及其呈現方式的局限,則影響了口述歷史的真實性。經過歷史記憶加工、歷史敘述呈現及口述文本整理三重阻隔后而形成的口述歷史文本,與歷史記憶有較大的距離,與客觀的歷史真實距離更遠。但是,口述歷史工作者不應悲觀,因為歷史的真相或許是惟一的,但對它的記憶及其呈現出來的面相則是多樣的。口述歷史不能呈現全部的歷史真實,只能反映部分的歷史真實,歷史學家應該著力發掘記憶之真而減少記憶呈現的阻隔,無限逼近歷史的真實。[86]

                         

                        將公眾歷史學納入主流史學的范圍,并使之逐步學科化、規范化。這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須引起學界重視并為之付出切實努力的一個發展方向。筆者以為,這也正是專業史家關注社會現實、承擔其社會責任的一條重要途徑。

                         

                        七、數字技術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

                         

                        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便捷、高效、準確的史料搜索和加工整理工具,日益成為治史利器。數字史學在歐美史學界已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領域。幾年前,就有學者利用北京大學、蘇州大學的本科生信息電子數據庫,對兩校學生的社會來源進行大數據分析,[87]所發表的成果引起廣泛關注。

                         

                        李中清等學者高度評價利用數據庫進行歷史研究的價值,認為量化數據庫推動的是“求是型學術”,即通過統計分析從大規模系統數據中挖掘新事實、產生新認識。量化數據方法對分析大規模的系統性、連續性歷史材料非常有效,在擴展史學研究門類材料范圍的同時,為克服史料繁蕪提供重要思路,對“大人口”、“長時段”的整體史學研究頗有幫助。這種新的研究范式不僅有助于歷史學科自身發展,更能夠促進跨學科、跨國界的學術交流與融合,并為全面深入認識中國社會歷史特征、平衡東西方學術發展作出貢獻。[88]

                         

                        周兵認為,數字史學依托計算機信息技術手段,反映了歷史學不斷開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學科界限和話語壟斷的趨勢,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以數字形式被發布在網絡上,任何人均可以通過網絡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研究成果。數字史學表現出非線形的特點,具有強烈的互動性和參與度。數字史學呈現出開放性、平民化、多樣性和互動性等特點,體現了時代車輪推動下的大勢所趨。他也指出,數字資料的考釋、辨偽是一個相當艱巨的課題。數字資料的收集、保存還涉及法律、政治、社會等一系列現實問題尚待解決。[89] 周祥森提出,在電子文明時代,由于時間感的麻木,歷史學家從過去的熱衷于研究時間性的線序“過程”轉向考察空間性的塊面“場所”或“平面場中的布局”。電子傳媒技術推動下的當代史學形態出現“空間轉向”。[90]

                         

                        在不少學者對數字史學給以歡呼的同時,更多學者對此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提醒學界必須重視并正確處理系統讀書和按需搜集資料之間的關系。

                         

                        王子今認為,實現有顯著推進性的突出學術進步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先進思路的開拓和新出資料的公布,并不在于計算機技術作為研究手段的簡單應用。[91]喬治忠指出,中國歷史研究因電子資源的擴展,帶來巨大變化,史料查閱搜集空前便捷,傳統治學方式受到沖擊,并因此而啟發新的探索、新的思維。但是歷史研究不能單單依靠電子資源,特別不能因為電子資源便于利用,養成懶于尋求其他各種文獻的作風。不過總體來說,歷史學電子資源的建設與擴展,對于史學發展是利大弊小的好事,可以興其大利同時除其小弊。[92]王文濤指出,現在有些人以檢索代替讀書,用關鍵詞檢索,不認真讀書也能查到資料,拼湊出文章。但是這樣的文章很可能只是一孔之見,不可能成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此外,我們還應充分利用計算機綜合統計、歸類分析的強大功能,增強從海量史料中發現知識的能力。[93]

                         

                        陳爽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當我們以數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圍內窮盡史料之后,我們所期待的“史料大發現”的時代卻并沒有到來,我們依舊要在那幾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間尋求突破。技術手段的更新,也并沒有帶來終極意義上的學術思維革命。數字化時代的史學論著呈幾何級增長,學者成為批量生成“個案研究”的工匠。借助先進的電腦網絡手段,我們可以快速、便捷地檢索到大量史料,而受到知識結構、學術積累和理論修為的局限,我們卻無法確保自己能夠準確分析鑒別和合理地運用史料。因此,在數字化時代,我們有必要提出回歸傳統:其一,“讀書得間”,數字檢索不能替代讀書,電腦網絡所能夠檢索到的,只能是研究者預設了關鍵字詞標簽的“顯性史料”,而那些出乎研究者預設范圍之外的“隱性史料”往往深藏于史籍的字里行間。其二,要有意識地探究史源。其三,要重視異說,消化反證。要對電腦檢索搜集到的龐雜資料做細致的篩濾工作,不利自己論戰的史料,不能忽視或忽略。其四,慎用數理統計。其五,要強化文獻學的知識訓練。其六,要重視文法。計算機技術有利于我們獲得史料,但從占有史料到駕馭史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94]

                         

                        無須諱言,重實證、輕理論是近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主要趨向。但理論與實證本為史學之兩翼,可以有所側重,卻不宜偏廢。如前所述,近十年來學界對近代史的理論問題仍不乏深入探討與爭鳴,這一定程度得益于《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史學月刊》等幾個有影響的史學刊物的組織、引導。學術刊物在理論爭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我們應充分認識并給予肯定的。

                         

                        注釋

                         

                        [1] 參見徐秀麗:《從引證看中國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第270頁。

                         

                        [3] 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 金沖及、張燚明:《金沖及先生治學答問》,《史學月刊》2014年第5期。

                         

                        [5] 張海鵬:《六十年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確立與發展》,《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

                         

                        [6] 步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9月版。

                         

                        [7] 瞿林東:《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推動中國史學走向新的發展》,《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1期。

                         

                        [8] 王和:《再論歷史規律——兼談唯物史觀的發展問題》,《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l期。

                         

                        [9] 吳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2期;吳英:《重新解讀唯物史觀的緊迫性與可能性》,《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1期。

                         

                        [10] 劉克輝:《第二屆史學理論前沿問題春季論壇綜述》,《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11] 薄潔萍:《唯物史觀與歷史研究》,《光明日報》201015日第12版。

                         

                        [12] 其中王和具代表性,連續發文提出質疑。王和:《再論歷史規律》,《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實事求是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為中心的探討》,《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

                         

                        [13] 葉文憲:《走出社會形態的誤區,具體分析社會的結構》,《史學月刊》2011年第3期。

                         

                        [14] 王偉光:《深人研究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

                         

                        [15] 龐卓恒:《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四次論說及歷史哲學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

                         

                        [16]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7] 黃敏蘭:《質疑中國古代專制說依據何在——與侯旭東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萬昌華亦撰《一場偏離了基點的知識考古”——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說的知識考古〉一文駁議》(《史學月刊》第9)與之商榷。

                         

                        [18] 1938—1940年間,毛澤東相繼發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作了系統論述。他指出:自從一八四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頁);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毛澤東:《戰爭與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頁)。

                         

                        [19] 倪玉平:《近20兩半問題研究述評》,《學術研究》2008年第10期。

                         

                        [20] 張海鵬:《60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有關理論與方法問題的討論》,《歷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1] 何新:《中國古代社會的重新認識》,《讀書》1986年第11期。

                         

                        [22] 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著:《中華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230頁。

                         

                        [23] 主要有周東啟:《中國有封建社會嗎》,《求是學刊》1993年第5期;方兢:《走出史學研究的樊籬論中國歷史上沒有封建社會》,《文化中國》1998年第2期;葉文憲:《封建和封建社會新論》,《浙江學刊》2000年第4期;趙利棟:《近代中國的封建與封建主義》,《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等;侯建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24] 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2007年擴充至52萬字再版。

                         

                        [25] 李根蟠:《封建名實析義評馮天瑜<“封建考論>》,《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2期。

                         

                        [26] 郭世佑:《封建半封建的理解與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史學月刊》2008年第3期。

                         

                        [27] 黃敏蘭:《封建:舊話重提,意義何在?封建名實之爭的理論探討》,《史學月刊》2009年第8期。

                         

                        [28] 劉志琴:《請為封建社會理論研究松綁》,《讀書》2009年第6期。

                         

                        [29] 鄭師渠:《近代史教材的編撰與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0] 步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9月版。

                         

                        [31] 王也揚:《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并不對立》,《北京日報》2008331日第19版。

                         

                        [32] 曾業英:《實現了本所幾代人的夙愿<中國近代通史>有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3] 步平:《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34] 蔡禮強:《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兩大基本理論范式》,《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35] 馬克鋒:《近五年來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評》,《教學與研究》2010年第11期。

                         

                        [36] 紀寶成、劉大椿主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報告(2010-2011)文理滲透與方法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頁。

                         

                        [37] 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評價和方法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1214日第7版。

                         

                        [38] 【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

                         

                        [39] 【美】阿里夫·德里克:《歐洲中心霸權和民族主義之間的中國歷史》,《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2期。

                         

                        [40] 徐秀麗:《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530日第7版。

                         

                        [41]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8頁。

                         

                        [42] 胡成:《全球化語境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問題的歷史敘述》,《中國學術》2003年第1期,第161—162頁。

                         

                        [43] 夏明方:《中國近代歷史研究方法的新陳代謝》,《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4] []李懷印著,歲有生、王傳奇譯:《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8-279頁。

                         

                        [45] 趙慶云:《近代中國主敘事的源起流變與重構》,《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

                         

                        [46] 左玉河:《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爭與超越之路》,《史學月刊》2014年第6期。

                         

                        [47] 吳懷祺:《內因與外因:柯文中國中心觀的解析》,朱政惠主編:《海外中國學評論 第4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89-105頁。

                         

                        [48] 耿云志:《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導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

                         

                        [49] 羅志田:《近三十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6期。

                         

                        [50] 羅志田:《近三十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變與不變》,《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6期。

                         

                        [51] 夏明方:《十八世紀中國的思想現代性”-“中國中心觀主導下的清史研究反思之二》,《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

                         

                        [52] 夏明方:《十八世紀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中國中心觀主導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第6期。

                         

                        [53] 夏明方:《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柯文三論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4] 李學智:《沖擊-回應模式與中國中心觀-關于<在中國發現歷史>的若干問題》,《史學月刊》2010年第7期。

                         

                        [55] 朱滸:《范式危機凸顯的認識誤區》,《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4期。

                         

                        [56] 熊月之:《研究模式移用與學術自我主張》,《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57] 步平:《改革開放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8] 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49頁。

                         

                        [59] 趙世瑜:《后現代史學:匆匆過客還是余音繞梁》,《學術研究》2008年第3期。應該看到,前幾年學術界對后現代主義史學思潮有所引介,如我國學者王晴佳、古偉瀛的《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美籍德裔著名史學家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等。《史學理論研究》、《山東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和《文史哲》等,其中尤引起人們注意者,是山東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東岳論叢》雜志,該刊特設了一個后現代主義與歷史研究的專欄,從2004年第一期到第六期連續發表了多篇后現代史學的文章。

                         

                        [60] 張耕華:《后現代與史學史的新視角》,《學術研究》2008年第3期。

                         

                        [61] 于沛:《后現代主義和歷史認識理論》,《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

                         

                        [62] 黃進興:《后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

                         

                        [63] 董立河:《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理性與史學實踐》,《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

                         

                        [64] 錢乘旦:《發生的是過去寫出來的是歷史”——關于歷史是什么》,《史學月刊》2013年第7期。

                         

                        [65] 王路曼:《后現代主義歷史學五十年述評》,《史學月刊》2013年第11期。

                         

                        [66] 董立河:《后-后現代史學理論:一種可能的新范式》,《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

                         

                        [67] 彭剛:《歷史記憶與歷史書寫——史學理論視野下的記憶的轉向》,《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68] 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9] 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70] 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71] 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2] 張太原:《個體生命與大歷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3] 李金錚:《整體史:歷史研究中的三位一體》,《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4] 章開沅:《重視細節,拒絕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75] 行龍:《克服碎片化  回歸總體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6] 王學典:《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7] 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78] 《公眾史學的中國式境遇》,《社會科學報》201412日第5版。

                         

                        [79] 《公眾史學的中國式境遇》,《社會科學報》201412日第5版。

                         

                        [80] 陳新:《自媒體時代的公眾史學》,《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81] 王利紅:《試論歷史知識社會化》,《歷史教學問題》2013年第5期。

                         

                        [82] 李娜:《美國模式之公眾史學在中國是否可行——中國公眾史學的學科建構》,《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

                         

                        [83] 張文濤:《在場感與公眾史學》,《甘肅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84] 焦潤明:《網絡史學與公共歷史問題》,《甘肅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85] 王希:《把史學還給人民——關于創建公共史學學科的若干想法》,《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4期。

                         

                        [86] 左玉河:《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期。

                         

                        [87] 梁晨、李中清等:《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88] 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數據庫與歷史研究》,《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89] 周兵:《歷史學與新媒體:數字史學芻議》,《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90] 周祥森:《空間轉向:電子傳媒技術與當代史學形態》,《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91] 王子今:《史識與計算機利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92] 喬治忠:《歷史研究電子資源運用的興利除弊》,《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93] 王文濤:《信息時代的文獻閱讀和史料檢索》,《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94] 陳爽:《回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史學月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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