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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民: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澳門研究》2016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31日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決定以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處置解放戰爭期間俘獲的140名日本戰犯和前蘇聯轉交新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195668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太原兩地審判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并分別判處他們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與戰后其他審判不同的是,沈陽、太原審判中日本戰犯主動認罪、真心悔過,并在寬釋回國后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這主要歸因于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成功改造。中國學界對此開展了一些研究,但成果尚不豐富,且較少關注和利用已經公開的中國外交部檔案、日文數據及相關成果,研究方法也比較單一。今后需廣泛挖掘相關史料,擴大研究范圍,拓寬研究思路,細化研究內容,不斷引入新的研究理論與方法,推動這一研究繼續向深度和廣度發展。

                         

                        關鍵詞:日本戰犯 沈陽審判 太原審判 戰犯改造

                         

                        1945815日,日本宣布投降,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了最終勝利。但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太平洋地區受害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戰爭災難卻已無法挽回,為徹底根除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防止侵略戰爭悲劇重演、維護世界和平,盟國之間根據戰爭期間達成的《開羅宣言》、《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中嚴懲戰犯的相關規定,首次以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罪名,在紐倫堡、東京、南京、伯力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犯審判,伸張國際正義。作為日本侵略戰爭最大受害國的中國,由于戰后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不徹底性,以及戰后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在新中國成立后,于1956年在沈陽、太原兩地繼續審判在押日本戰犯。與戰后其他審判不同的是,沈陽、太原審判中日本戰犯痛哭流涕、主動認罪,表明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改造較有成效。中國學界對此展開相應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筆者擬在梳理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分析其研究現狀與特點,探尋拓展和深化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的未來方向。

                         

                        一、新中國的日本戰犯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面對全國人民要求嚴懲日本戰犯的正義呼聲,開始了對日本戰犯的逮捕和審判工作,但虎頭蛇尾、草草收場,因而新中國成立后繼續逮捕和審判日本戰犯就顯得非常必要。嚴海建認為,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戰犯的寬大、寬縱政策,主要受制于戰后初期國內、國際現實因素的影響。具體來說,一是國民政府希望借助投降之日軍配合對淪陷區的接管;二是追隨美國轉變對日政策而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三是國民政府對戰時日軍罪行的調查不足,造成引渡、審判、懲處日本戰犯的實際困難,故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戰犯從政策層面看表現為寬大,但在實踐層面又不免失之寬縱。[①]據統計,戰后盟國起訴的各級各類日本戰犯總數為5,423人,其中僅乙、丙戰犯被判刑者4,226人,被判處死刑者941人。[②]與此相比,戰后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結果,與日本侵華戰爭最大受害國的客觀實際相距甚遠。不僅如此,僥幸逃脫正義審判的部分日本戰犯妄圖殘留中國,配合國民政府和地方實力派,阻撓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再次荼毒中國人民。[③]如在1949年解放山西的戰斗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約700名原日本戰俘和僑民,其中140人被認定為戰犯,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④]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首次訪蘇之際,與斯大林達成了接收19458月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所俘虜之日本戰犯的協議。1950720日,前蘇聯正式向中方轉交了969名日本戰犯,他們全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⑤]

                         

                        如何處置這些在押日本戰犯?新中國政府決定先調查取證、偵訊,并改造日本戰犯,再適時進行審判。1951116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最高人民檢察署、公安部發出《關于偵查處理在押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的通知》,但相關工作由于三反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而暫時中止,直至1954年初再次開始對日本戰犯的調查取證和偵訊工作。在切實掌握這些日本戰犯的罪證后,中共中央從戰后中日關系的大局出發,于19551228日決定對在押之日本戰犯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也是極少數,一般戰犯則不予起訴。[⑥]1956425日,毛澤東簽署《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對日本戰犯實施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1956621日、715日、816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根據其悔罪表現,分批釋放了335328354名,共計1,017名(另有47人在押期間病亡)在押日本戰犯。同時,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沈陽、太原兩地審判其余之45名日本戰犯。[⑦]

                         

                        二、沈陽與太原審判

                         

                        最高人民法院根據《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于1956年組建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負責審判日本戰犯工作。一些學者指出,沈陽、太原審判的順利進行,除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之外,還與周恩來總理、軍法上將陳奇涵、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庭長賈潛等人的指導和努力密切相關。卓愛平、王永貴指出,在處理日本戰犯問題上,周恩來從維護中日關系的長遠利益出發,提出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的政策,展現了中國人民不念舊惡的寬廣胸懷;[⑧]大澤武司指出,中共中央寬大處理日本戰犯這一政策面臨各種異議,尤其是在量刑上更有強烈不同的意見,而周恩來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做了大量的解釋和說服工作,最終于1956425日在全國人大通過了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的方針;[⑨]廖春梅介紹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軍法上將陳奇涵派遣九名軍法官參與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并給予悉心指導的事跡;[⑩]劉勤學回憶了抗戰時期自己的老領導賈潛,深受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信任,被毛澤東主席指名擔任審判日本戰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庭長的往事。[11]

                         

                        具體而言,1956年的沈陽審判和太原審判各有兩次。沈陽審判的兩次,第一次是69日至19日審判鈴木啟久、滕田茂等8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他們13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第二次是71日至20日審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他們12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太原審判的兩次,第一次是610日至19日審判富永順太郎,并判處其有期徒刑20年;第二次是612日至20日審判城野宏等8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他們8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新中國懲處日本戰犯的沈陽、太原審判,是抗戰勝利后盟國懲處日本戰犯的延續和發展,而且沈陽、太原審判中的日本戰犯主動認罪、深刻反省,并在他們獲釋回國后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政策和成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但是,截至目前,中國學界的研究主要是對沈陽審判、太原審判的回顧和介紹,其專題性成果并不太多。

                         

                        關于沈陽審判的文獻成果,主要是當年參與偵訊、審判日本戰犯者的回憶和相關報導。如1955年畢業于中南政法學院法律系的畬力,主動請纓到東北參與審判日本戰犯的工作。他回憶了沈陽審判兩次開庭審理的經過,指出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寬大處理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反響,并使這些被釋放的日本戰犯轉變為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的重要力量。[12]李甫山回憶了自己參與的偵訊工作,當時以大量的戰時罪行使日本戰犯低下了頭并表示真心懺悔。[13]王天平介紹了前蘇聯向中方轉交969名日本戰犯的過程和撫順戰犯管理所對這些戰犯的改造,以及沈陽審判審理和判決的經過。[14]王和利、張家安、趙興文介紹了中共中央組建東北工作團偵訊日本戰犯的犯罪事實,以及中央于1955年決定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特別是毛澤東主席簽署的《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犯罪分子的決定》,為審判日本戰犯指明了方向,認為中國政府審理日本戰犯所堅持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方針,既體現了法律尊嚴,也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博大胸懷。[15]

                         

                        在學術探討方面,學者們主要是通過沈陽審判與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京審判、伯力審判的比較,指出沈陽審判的特殊意義。沈宗艷在介紹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過后指出,沈陽審判是東京審判、伯力審判的繼續,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的正義審判,而且日本戰犯全都在法律面前承認侵華罪行。[16]趙朗、廖曉晴、張強將沈陽審判與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京審判進行對比研究,認為沈陽審判雖與東京審判、南京審判一樣出現了政治干預審判的情形,對日本戰犯實行特殊的寬大政策,但贏得了日本戰犯的誠心悔過,使其余生為促進中日友好而努力。這一方面可歸因于新中國政府的正確決策,另一方面則是緣于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京審判的優良傳統——依法辦事、靠證據說話,尤其是紐倫堡審判開創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等,為日本戰犯定罪掃清了障礙。[17]

                         

                        關于太原審判的探討,除了個別親歷者的回憶外,主要是一些介紹性文章。當年報導太原審判的馬明,介紹了太原審判中日本戰犯的情況,并回憶了他的親身經歷,認為這是正義壓倒邪惡的審判。[18]崔漢明介紹了太原審判開庭前日本戰犯的犯罪事實、為審判所做的準備、法庭上日本戰犯的悔罪和懺悔,以及對富永順太郎戰爭犯罪和特務間諜案的審判。[19]孫鳳翔簡要介紹了山西省日本戰犯的來歷,以及國民政府和新中國的兩次太原審判,指出國民政府的審判造成大批日本戰犯漏網,并殘留山西繼續毒害中國人民,而新中國的審判則促使日本戰犯主動認罪,發生巨大轉變,[20]表明新中國的審判較有成效。孔繁芝、張瑞萍分別介紹了國民政府和新中國政府在太原對日本戰犯的兩次審判,[21]肯定了太原審判對日本戰犯的改造和教育。谷峰描述了太原審判中日本戰犯認罪的誠懇態度,有些甚至跪地磕頭認罪。[22]

                         

                        雖然中國學界有關沈陽審判、太原審判的研究成果不多,但綜合性地研究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的成果則相對豐富一些。王戰平于1991年出版《正義的審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紀實》(2005年再版時更名為《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紀實》),紀實性地敘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準備、過程、結果和影響。[23]黃曉云重點回顧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歷史瞬間,強調這是一次正義的審判。[24]趙社民、孟國祥從戰時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成功改造日本戰俘的政策和經歷,以及戰后國共雙方在審判日本戰犯問題上的斗爭,介紹了新中國的沈陽審判和太原審判,指出這兩場審判是戰后盟國審判日本戰犯中較成功的一次,其審判懲治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成功實踐對中日關系的長遠發展具有特殊意義。[25]叔弓從新中國日本戰犯的來源,介紹了中國共產黨處理日本戰犯的政策,以及對這些戰犯開展的沈陽審判、太原審判。[26]高建介紹了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的歷史背景、審判準備和經過,以及審判的特征和意義,指出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27]

                         

                        李東朗和金恒薇高度評價了新中國的日本戰犯審判工作。前者指出,新中國創造性地將審判和改造有機結合起來,在偵訊、調查日本戰犯戰爭犯罪事實的基礎上,再重點進行思想教育,既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滔天罪行,伸張了正義,又將這些戰犯改造成反對戰爭、促進中日和平友好的骨干力量,同時將中國人民維護和平、反對戰爭,以及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傳播至世界各地。[28]后者首先總結了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的特點,指出審判地點原本設在撫順和太原,但中央領導考慮到沈陽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地,是日本大規模武裝侵華的開始,故將審判地點由撫順改為沈陽;考慮到個別戰犯長期臥病在床的身體情況,為照顧日本戰犯而將個別庭審設在了醫院,體現了人道主義的關懷;也正因如此,沈陽審判、太原審判徹底清除了這些戰犯的軍國主義思想,并將他們改造成中日兩國的友好使者。[29]

                         

                        三、改造日本戰犯

                         

                        東京審判、伯力審判、南京審判及其他各地審判日本戰犯時,往往遇到的是日本戰犯的無理狡辯、頑固抗拒,甚至認罰不認罪。為何在沈陽審判、太原審判中日本戰犯積極主動認罪,并痛哭流涕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其關鍵就是新中國對日本戰犯實施了“改造”,使他們不僅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的本質與目的,而且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更認識到自身參與侵略戰爭所犯下的暴行、罪惡與責任。

                         

                        鑒于此,中國學界開始關注太原戰犯管理所、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戰犯的成功經驗。關于太原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改造,葉曉欣、草世木總結了該所改造日本戰犯的主要措施,即注重對日本戰犯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尊重日本戰犯的人格和習慣,保持其應有的權利,尤其在日本戰犯的生活和醫療方面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懷,定期、不定期地組織日本戰犯外出參觀,了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情況和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并允許日本戰犯家屬來所探視;因此太原戰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戰犯的頗見成效,不僅使他們分清了是非,通過現在與過去的對比,認識到自己的罪責,表示甘愿認罪服法,而且在釋放回國后不忘中國人民的恩情,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積極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和為促進中日友好而努力。[30]武勝利介紹了太原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的生活和改造情況,指出這些日本戰犯通過在中國的游覽、參觀和學習,對比過去自己所犯下的戰爭罪行,更是愧疚有加;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態度,還直接影響了來華探視的日本眷屬對中國的認識;當他們被釋放回國時反而對中國產生了依依不舍的離別之情。[31]這些曾經的日本戰犯通過新中國的改造,終于脫胎換骨,由

                         

                        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成功改造,被稱作“撫順奇跡”,在當代中日關系史上都有一定影響。原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紛紛回憶當時改造日本戰犯的情況。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著有《從戰爭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戰犯的成功之路》、《奇緣——一個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的回憶》等,回憶自己擔任撫順戰犯管理所副所長、所長期間改造日本戰犯的經過,指出通過他們的努力,這些驕縱、不可一世的日本戰犯低下了頭,從戰爭狂人、殺人魔王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和中國人民的朋友。[32]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趙毓英回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生活艱苦、缺醫少藥的困難年代,從中央到撫順都高度重視日本戰犯改造工作,并創造條件從生活、醫療等各方面特殊照顧日本戰犯,促使他們從思想上轉變認識,深刻反省在中國犯下的種種罪行。[33]李正軍指出,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決定對日本戰犯采取法律與道德相結合、懲辦與教育相結合的辦法,充分給予其人道主義待遇,在思想教育和勞動改造的基礎上使他們自覺地認識自己的罪行,并將這些政策與措施概括為一個不殺、從寬處理,生活優待、尊重習慣,尊重人格、彰顯人道,救死扶傷、感化戰犯32字經驗,從而將這些曾經頑冥不化的日本戰犯感化成討伐軍國主義和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重要力量。[34]柳立敏、張澍軍認為,撫順日本戰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機制,是以傳輸知識為基點、以德性為根基、以社會實踐為催化劑,不斷匡正受教育者的理念,引導受教育者從自發上升到自覺,這即使對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35]

                         

                        一些學者根據對當年參與改造日本戰犯相關人員的采訪,發表了一些紀實性的改造日本戰犯論著。徐桂英、紀敏主編的《改造戰犯紀實——親歷、親見、親聞》,以親歷、親見、親聞者的回憶,回顧了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真實歷史。[36]劉寶軍、劉家常所著《戰犯改造紀實》,也是紀實性地介紹對日本戰犯的改造。[37]叔弓的《中國改造日本戰犯始末》,展現了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全景,指出中國政府從革命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尊重戰犯人格、保障生活供給、文明管理,促使戰犯由被迫服刑向自覺改造轉變,由壞人變為好人[38]郭長建等所著《日本戰犯的再生之地:撫順戰犯管理所》,介紹了關押和改造日本戰犯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以及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改造措施、改造故事和改造影響,稱其是日本戰犯的“再生之地”。[39]曾任撫順市政協文史委主任的紀敏通過對公安部、原東北公安部門等領導和各地戰犯管理所的知情者、親歷者,以及獲釋回國日本戰犯的采訪,指出周恩來為改造日本戰犯而親自主抓改造和釋放事宜,從中日世代友好的原則出發,堅持一個不殺、從寬處理的方針,最終成功改造了這些曾經在華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40]

                         

                        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影響和價值,也成為一些學者關注的焦點。李正軍指出,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政策堅持“一個不殺、從寬處理”,優待其生活,尊重其民族習慣與人格,甚至救死扶傷,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義精神,值得稱頌。[41]沈宗艷認為,新中國成功改造日本戰犯,是兩次世界大戰后處理戰后問題的典范[42]金恒薇、牟岱介紹了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歷史背景和主要措施,指出中國政府把思想改造作為工作重點,以改造促審判,從而有理有據,使戰犯們心服口服,全部認罪悔罪,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改造戰犯的奇跡,也是中國司法對國際法、國際慣例的創新與發展,因而具有深遠的國際影響,尤其是戰犯歸國后的現身說法,為消除日本人民對新中國的誤會、清除戰后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抵制日本保守右翼勢力美化侵略戰爭的歪理邪說等,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43]邵名正指出,新中國日本戰犯改造工作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尤其是日本戰犯改造所積累的經驗,不僅為國際上戰犯改造提供了借鑒,而且對于普通刑事罪犯的改造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44]

                         

                        當然,中國學界還有一些將審判和改造綜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成果。謝玉葉、趙月琴介紹了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偵訊定案、教育改造和嚴正寬大的處理,認為這一處理伸張了正義、維護了民族尊嚴,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力量,有利于中日兩國友好關系的發展。[45]劉國武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對在押日本戰犯采取以思想教育改造、清除其頭腦中的軍國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方針,生活上精心照料,管理上平等待人,并組織他們進行系統的理論學習、請受害者講述當年日軍的侵華暴行,而且在偵訊定罪后,實施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審判原則,這與前蘇聯采取苦役方式的懲罰和美國包庇大批日本戰犯的行為截然不同。[46]林曉光、孫輝認為,新中國政府從人道主義的基本理念出發,在伙食、醫療保健、文化活動等方面照顧日本戰犯,并以親情、人性感化他們,使他們認識到發動和參與侵略戰爭的罪行,且以懲罪不懲人的原則、方針,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為戰后重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以及東亞地區的和平奠定了基礎。[47]隋淑英指出,新中國審判在押日本戰犯并不僅僅從法律的角度出發,更是從國際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發,為爭取日本和影響日本人民,采取了寬釋日本戰犯的方針,這雖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達到預期目的;強調對外政策的成功與否是建立在對對方國真正了解的基礎上,而非單方面的良好愿望。[48]

                         

                        四、關于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的思考

                         

                        縱觀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個顯著特點:一是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研究成果,與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尚有不小差距。新中國成功改造和審判日本戰犯,不僅是洗刷近代中國人百年國恥的一種賡續,而且對當代中日關系的發展和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也為國際上成功處理戰犯問題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范例。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學界關于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介紹性、回憶性的文章多,學術性、研究性的成果少;個案性、局部性的文章多,綜合性、整體性的成果少,而且至今也沒有一部系統的、有分量的“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史”著作,即使是相關的學術論文也不多。二是研究內容主要局限于新中國日本戰犯的來源、沈陽與太原審判,以及撫順戰犯管理所、太原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改造,較少關注日本國內,尤其是日本政府對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反應,以及日本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三是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重點利用了當年參與改造和審判工作者的口述資料、回憶文章,但對外交部現已解密的相關檔案以及日方數據,仍然較少利用。四是主要運用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意在還原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歷史事實,較少從國際關系學、心理學的視角,深入分析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的國際因素,以及這些日本戰犯從抗拒到認罪、再到積極從事中日友好活動的心理變化。

                         

                        鑒于此,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需要繼續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就廣度而言,首先,廣泛挖掘與新中國審判、改造日本戰犯相關的史料。搜集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史學發展的重要前提。當年參與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工作者的口述資料、回憶文章,是資料匱乏時期研究這一問題的基礎性資料,現今仍然有必要鼓勵他們繼續撰寫相關的回憶錄,提供當年的日記,或者直接對他們進行口述采訪,以保留珍貴的歷史數據。隨著20世紀5060年代相關檔案文獻的解密,如中國外交部部分檔案的開放等,為從事新中國審判和改造日本戰犯研究的學者提供了良好機遇。其次,擴大研究范圍,避免就事論事式的研究。如這些被寬釋回國的日本戰犯,于19572月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出版《三光——燒、殺、搶》、《侵略——日本戰犯在中國犯罪的記錄》等書,在日本社會現身說法,揭露和證實戰時日軍的暴行。[49]這就需要我們一方面注意收集他們回國后的資料,另一方面關注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50]最后,在個案與局部研究的基礎上,可進行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史的宏觀整體性研究,以彌補當前中國學界的研究缺憾。

                         

                        就深度而言,可以繼續深入、細化新中國審判與改造日本戰犯研究。一是拓寬研究思路。如從近代日本的侵華擴張政策出發,結合日本侵華戰爭進程與戰時日軍暴行,深入分析這些日本戰犯從“人”到“鬼”的歷程,以及經過新中國的審判與改造又從“鬼”到“人”的再次蛻變。二是細化研究內容。如這些從“紅色中國”回國的日本戰犯,面對戰后日本社會的變化,能否真正融入日本社會?他們積極開展的中日和平友好活動在當代中日關系中究竟處于甚么位置?等等,值得我們深入考察和分析。三是不斷引入心理學、國際關系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如從國際關系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出發,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的變化,即世界范圍內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冷戰大幕的開啟,也是前蘇聯向新中國轉交所俘部分日本戰犯,以及新中國決定審判和改造日本戰犯的國際環境與重要原因。

                         

                        注釋:

                         

                        [①] 嚴海建:《寬大抑或寬縱﹕戰后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處置論析》,《南京社會科學》(南京)2014年第7期,第143146頁。

                         

                        [②] 李友唐:《二戰后日本戰犯是如何被審判的》,《中國檔案報》(北京)2010827日,第4版;王恩收:《二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文史月刊》(太原)2010年第3期,第38頁。

                         

                        [③] 孔繁芝、尤晉鳴:《二戰后侵華日軍山西殘留”——歷史真實與檔案記錄》,《抗日戰爭研究》(北京)2011年第2期,第124137頁;徐志民:《抗戰勝利后中國遣返日本僑俘研究》,《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州)2015年第5期,第15頁。

                         

                        [④] 孫鳳翔:《簡述山西日本戰犯的來龍去脈》,《文史月刊》(太原)1995年第3期,第5758頁;孫輝、林曉光:《新中國政府對侵華日本戰犯的審判與改造》,《百年潮》(北京)2005年第7期,第49頁。

                         

                        [⑤] 董玉峰:《接收日本戰犯》,《人民公安》(北京)2000年第7期,第6162頁。

                         

                        [⑥] 力平、馬芷孫:《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31頁。

                         

                        [⑦]45名日本戰犯,分別被判處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服刑期間除一人病亡外,其他44人均刑滿釋放或提前釋放。參見隋淑英:《20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與釋放》,《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煙臺)2006年第4期,第460頁;黃敏、郭珊玲:《歷史與正義的審判——侵華日軍戰犯的結局》,《文史精華》(石家莊)1995年第9期,第1012頁。

                         

                        [⑧] 卓愛平、王永貴:《周恩來與1956年寬釋日本戰犯》,《廣東黨史》(廣州)2005年第5期,第4648頁。

                         

                        [⑨] 大澤武司:《周恩來與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政策》,《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8年第4期,第6775頁。

                         

                        [⑩] 廖春梅:《陳奇涵:審判日本戰犯的軍法上將》,《湖北檔案》(武漢)2014年第3期,第3739頁;廖春梅:《軍法上將陳奇涵與審判45名日本戰犯》,《黨史文匯》(太原)2014年第9期,第2730頁。

                         

                        [11] 劉勤學:《毛澤東指令賈潛審日本戰犯》,《黨史博覽》(鄭州)2005年第5期,第3942頁。

                         

                        [12] 畬力:《審判日本戰犯親歷記》,《源流》(廣州)2009年第6期,第6364頁。

                         

                        [13] 李甫山:《我參與偵訊日本戰犯始末》,《黨史博覽》(鄭州)2008年第5期,第3136頁。

                         

                        [14] 王天平:《沈陽審判日本戰犯始末》,《中國檔案報》(北京)2001914日,第1版。

                         

                        [15] 王和利、張家安、趙興文:《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審判日本戰犯始末》,《江淮文史》(合肥)2001年第1期,第164173頁。

                         

                        [16] 沈宗艷:《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簡述》,《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沈陽)2009年第1期,第9496頁。

                         

                        [17] 趙朗、廖曉晴、張強:《沈陽審判與紐倫堡、東京、南京審判比較研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沈陽)2009年第6期,第6369頁。

                         

                        [18] 馬明:《太原審判日本戰犯報導的回憶》,《新聞采編》(太原)1996年第2期,第4445頁;馬明:《正義壓倒邪惡的審判——太原審判日本戰犯親歷記》,《黨史文匯》(太原)2005年第8期,第1418頁。

                         

                        [19] 崔漢明:《正義的審判》,《文史月刊》(太原)1995年第3期,第2753頁。

                         

                        [20] 孫鳳翔:《簡述山西日本戰犯的來龍去脈》,《文史月刊》(太原)1995年第3期,第5468頁。

                         

                        [21] 孔繁芝、張瑞萍:《山西太原對日本戰犯的兩次審判(上)》,《山西檔案》(太原)2007年第6期,第4951頁;孔繁芝、張瑞萍:《山西太原對日本戰犯的兩次審判(下)》,《山西檔案》(太原)2008年第1期,第4952頁。

                         

                        [22] 谷峰:《太原審判:日本戰犯跪地磕頭謝罪》,《山西老年》(太原)2014年第6期,第1920頁。

                         

                        [23] 王戰平主編:《正義的審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紀實》,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

                         

                        [24] 黃曉云:《正義的審判——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回顧》,《中國審判》(北京)2009年第4期,第4951頁。

                         

                        [25] 趙社民、孟國祥:《中共審判日本戰犯工作述評》,《南京社會科學》(南京)2009年第8期,第96101頁。

                         

                        [26] 叔弓:《1956,中國審判日本戰犯實錄》,《縱橫》(北京)2006年第6期,第2025頁。

                         

                        [27] 高建:《新中國審判日本戰犯研究》,《日本侵華史研究》(南京)2014年第3期,第4146頁。

                         

                        [28] 李東朗:《論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理》,《理論學刊》(濟南)2005年第8期,第49頁。

                         

                        [29] 金恒薇:《從二戰后審判國際戰犯中探析新中國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特點》,《中國校外教育》(北京)2011年第1期,第1747頁。

                         

                        [30] 葉曉欣、草世木:《太原戰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戰犯紀實》,《文史月刊》(太原)2007年第1期,第712頁。

                         

                        [31] 武勝利:《太原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俘》,《文史精華》(石家莊)1995年第9期,第2024頁。

                         

                        [32] 金源、邵名正等:《從戰爭狂人到朋友——改造日本戰犯的成功之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年;金源:《奇緣——一個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的回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金源:《再生之路——改造日本戰犯的回憶》,《人民公安》(北京)2000年第8期,第5863頁。

                         

                        [33] 《改造日本戰犯——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趙毓英自述》,《當代護士》(長沙)2005年第11期,第711頁。

                         

                        [34] 李正軍:《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改造及影響》,《黨史縱橫》(沈陽)2011年第3期,第4345頁;李正軍:《撫順戰犯管理所對日本戰犯的改造》,《黨史博覽》(鄭州)2012年第6期,第4850頁。

                         

                        [35] 柳立敏、張澍軍:《論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機制》,《思想教育研究》(北京)2013年第6期,第9497頁。

                         

                        [36] 徐桂英、紀敏主編:《改造戰犯紀實——親歷、親見、親聞》,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

                         

                        [37] 劉寶軍、劉家常:《戰犯改造紀實》,北京:中國國際出版社,2003年。

                         

                        [38] 叔弓:《中國改造日本戰犯始末》,北京:群眾出版社,2005年。

                         

                        [39] 郭長建等:《日本戰犯的再生之地:撫順戰犯管理所》,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

                         

                        [40] 紀敏:《周恩來與改造日本戰犯》,《文史精華》(石家莊)2011年第12期,第411頁。

                         

                        [41] 李正軍:《新中國對日戰犯改造政策中的人道主義精神》,《蘭臺世界》(沈陽)2011年第3期,第3637頁。

                         

                        [42] 沈宗艷:《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是兩次世界大戰后處理戰后問題的典范》,《大連近代史研究》(大連)第9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2520頁。

                         

                        [43] 金恒薇:《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國際影響》,《蘭臺世界》(沈陽)2010年第23期,第4647頁;金恒薇、牟岱:《新中國改造日本戰犯的國際影響研究》,《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沈陽)2014年第5期,第3941頁。

                         

                        [44] 邵名正:《論改造戰犯的歷史性價值》,《政法論壇》(北京)2001年第1期,第6471頁。

                         

                        [45] 謝玉葉、趙月琴:《我國教育改造處理日本戰犯工作的偉大勝利》,《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6期,第2534頁。

                         

                        [46] 劉國武:《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改造和審判》,《衡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衡陽)2001年第4期,第102107頁。

                         

                        [47] 林曉光:《中國共產黨對侵華日本戰犯的審判處理和改造》,《黨史研究與教學》(福州)2004年第4期,第2733頁;孫輝、林曉光:《新中國政府對侵華日本戰犯的審判和改造》,《百年潮》(北京)2005年第7期,第4855頁。

                         

                        [48] 隋淑英:《20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與釋放》,《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煙臺)2006年第4期,第459462頁。

                         

                        [49] 徐志民:《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9091頁。

                         

                        [50] 代表性的成果有新井利男、藤原彰:《侵略の證言——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戦犯自筆供述書》;東京:巖波書店,1999年;荻野富士夫、吉田裕、岡部牧夫:《中國侵略の證言者たち——“認罪の記録を読む》,東京:巖波書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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