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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細珠:再論“內外皆輕”權力格局與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作者: 文章來源:《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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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辛亥鼎革之際,清朝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已演變為內外皆輕的權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時期清廷中央集權對地方督撫收權的結果。關于權力流向問題,在清末民初從君主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變遷與重建的過程中,清政府的統治權力經由南京臨時政府與南京臨時參議院,最終轉移到袁世凱北洋集團。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對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響,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與地方督撫權威一并衰落之際爆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乘勢而動,從軍人干政到軍人主政,試圖重建統治權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離析,導致民國初年的軍閥政治。民初軍閥不是清末地方督撫勢力自然增長的延伸,而是掌握軍隊尤其是新軍的新生勢力的崛起。

                         

                        關鍵詞:清末新政  內外皆輕  權力格局  辛亥革命  北洋軍閥

                         

                        幾年前,筆者在研究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課題時,曾提出清末新政時期中央與地方權力格局演變為內外皆輕,在一定程度上補充或修正了自羅爾綱先生以來所謂內輕外重權力格局說。[①]“內外皆輕說的提出,在學界引起了某些關注。孫燕京教授曾撰文鼓勵并提出質疑,[②]促使筆者繼續思考,深感有必要進一步闡釋和深入論證。本文即因此而作,謹就教于孫教授及學界同仁。

                         

                        一、“內外皆輕”含義再釋

                         

                        所謂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核心意涵,具體涉及清末新政時期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問題。

                         

                        首先必須明確什么是權力權力作為社會學與政治學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權力是指對事物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大致可分為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兩類;狹義的權力指國家權力,就是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利益和建立某種統治秩序而具有的制度性支配力。這種制度性支配力,實際上就是制度設計的產物,是制度的規定性效力。權力是一種某個職位的占有者可以使用而非必須使用的東西,它反映的是一種潛在能力而非實際現象。”[③]可見,權力與制度規定的職位相關,其實際效力取決于對相關制度執行的程度。權力的大小關鍵在于對制度的掌握和利用的程度,也就是掌握和利用制度發揮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程度。如果能有效地掌握和利用制度而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就可謂權力大(或曰“重”),反之則可謂權力小(或曰“輕”)。本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清末權力格局的“內外皆輕”。

                         

                        關于晚清權力格局問題,一般都是在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的框架之內討論,學界長期以來多持內輕外重說。這個說法最早源自太平天國史研究大家羅爾綱先生。羅先生從湘軍的興起,論證咸同以后兵為將有的起源,指出將帥各私其軍而出任疆寄,造成外重內輕以致于分崩割據的局面,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督撫專政說,認為地方督撫既擅兵柄,又握有地方上的財政、民政等政權,于是他們便上分中央的權力,下專一方的大政,便造成了咸同以后總督巡撫專政的局面”[④]。羅先生的這個觀點在學界有非常廣泛的影響,但也不斷受到挑戰和修正。從王爾敏、劉廣京到劉偉,基本上贊同晚清權力格局出現“外重內輕”局面,但還不至于到“督撫專政”地步。[⑤]邱濤則全面修正羅先生的觀點,認為在晚清既沒有形成內輕外重的局面,也沒有出現所謂督撫專政[⑥]值得指出的一點是,既往相關研究在時段上主要局限于太平天國興起的咸同時期,至多延伸到庚子事變,而對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時期則缺乏實證研究,籠統地談論晚清只不過是邏輯推論而已。

                         

                        筆者的研究重點是清末新政時期地方督撫權力的變化與清廷中央集權的關系,在時段上正可彌補既往相關研究之不足。庚子事變時期的東南互保是地方督撫權力的最高峰。清廷在庚子事變之后開始實行新政,進行各項制度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中央集權,尤其預備立憲,明確標榜大權統于朝廷。其時,清廷之要中央集權,就是要調整和收束自咸同軍興以來地方督撫增大的權力。通過對清末新政時期地方督撫權力變化的研究,筆者認為,辛亥鼎革之際,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實際上已演變為內外皆輕的權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間,隨著新政尤其是預備立憲的開展,清政府不斷加強中央集權措施,地方督撫的權力被收束而日益變小,其干政的影響力也有一個逐漸減弱的趨勢。但與此同時,清政府中央集權的實際效力卻并不顯著,反而隨著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勢。這便形成“內外皆輕”的權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沒有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國的軍權與財權,中央集權有名無實;另一方面,各省督撫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軍權與財權,在地方已沒有強勢督撫,更沒有形成強大的地方勢力。清末新政從制度上使權力交接失控。武昌起義前夕,正是地方督撫權力明顯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權尚未強固之時,在此權力轉換臨界的關鍵時刻,革命爆發,清廷中央不能控制地方,地方無力效忠清廷,清王朝最終覆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形成,是清末新政時期清廷中央集權對地方督撫收權的結果,適應時段在清末新政時期,尤其是武昌起義前夕。職是之故,內外皆輕說的提出,不是對羅爾綱先生內輕外重說的顛覆,而只是一定程度的補充或修正。準確地說,要討論咸同以來到宣統末年所謂晚清時期權力格局的演變,可以說有一個從內輕外重內外皆輕的轉變,發生此種轉變的轉折點就在庚子事變。

                         

                        對于筆者所謂清末權力格局內外皆輕說,孫燕京教授在鼓勵之余,進一步質疑地方督撫權力究竟是還是。她認為:在中央全力集權的過程中,地方督撫們是否乖乖就范,老老實實地交出了手中的權力?對朝廷特別是少壯派親貴的虎視眈眈,督撫們是否束手無策?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隨后,她提出了五點疑問:一、督撫是否乖乖就范?二、督撫的應對;三、忠與非忠;四、為什么集權之后中央還無法控制地方?五、權力的流向。(第145頁)所謂權力的流向問題留待下節討論。前面四點疑問,按照孫教授的解答,基調是肯定督撫權力之“重”。她認為,在清末新政時期,中央與地方權力爭斗異常激烈,面對清廷中央的收權,督撫們絕不肯乖乖就范,而是想方設法做了保留,以便繼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掣肘”中央,至少是不合作;督撫應對方式是聯銜上奏,如果不以“要挾”理解的話,至少也是“聚眾壯膽”;督撫并不是無力效忠,而是無心、無意,就是“離心離德”。在她看來,“清末的‘外重’不一定以‘權重’的形式出現,而是以‘離心離德’的形式呈現。”她進而認為:

                         

                        關鍵性的解釋漏洞出在中央無法控制地方這一句上。清末新政設立了名目繁多的職能部門,收走了督撫手中的權力,應該說當即生效——控制。但結果卻是無法控制,這就說明收回的權力沒有生效(用李細珠的話是實際效力并不顯著),那就是說有不能。這是一種什么局面?只能以督撫坐大了、尾大不掉、指揮不動解釋。換一句話就是,表面上權已不在手,但大、能量大,是另一種。用一種或許欠妥的比喻,就像督撫身邊存有巨大的黑洞或者暗物質。有了它,誰能說權已不重了呢?(第146-147頁)

                         

                         

                         

                        這一段的關鍵還是說的地方督撫權力之“重”。

                         

                        對于孫燕京教授的質疑,筆者并不認同,下面擬作三方面的解釋:其一,清廷通過新政確實從制度上收回了地方督撫一些重要的權力。咸同軍興以后地方督撫權力增大的表征,主要是兵為將有就地籌餉,就是軍事權和財政權的擴大。庚子事變之后清廷實行新政,在調整和收束地方督撫的權力方面,首當其沖者也是軍事權和財政權,另外還有司法權、外交權、人事權、行政權,等等。在新政與立憲的過程中,清廷中央集權的手法,主要是通過在中央設立軍事、財政等各職能部門,相應地在各省設立下級機構,垂直掌控,直接剝奪了地方督撫在軍事、財政、司法、外交、人事與行政等方面的權力,從制度設計上把地方督撫的相關權力收歸中央,逐步加強了中央集權,而使地方督撫權力越來越縮小。在此過程中,無不遭到地方督撫的激烈抵抗,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激化,但結果大都是督撫不得不退讓。現實中,部臣不斷侵奪疆吏之權,如時人所謂:“頃歲以來,學部保提學使,度支部設監理財政官,民政部保巡警道,農工商部保勸業道,法部保提法使,各安置私人,攘奪地方一部分之事,內外直達,守法之官骎骎干預行政,欲墮壞行省規制,而侵天子用人之權。……復見度支部尚書載澤奏定鹽務章程三十余條,將鹽運使以下各官歸其任用。夫一省之大,至重要者只此數事,而皆畫界分疆,一任部臣包攬而去,督撫孤居于上,已成贅疣。”[⑦]從制度設計上看,清廷通過中央集權舉措,由中央各職能部門分割了地方督撫的多種權力,使地方督撫權力逐漸縮小,是不爭的事實。

                         

                        其二,清廷中央集權并沒多大實際效力,沒有實際掌握從督撫手中收回的各種權力。清廷從制度上收回地方督撫不少重要權力,但因為親貴專權,內部矛盾重重,政出多門,實際上破壞了中央集權的效力,未能真正掌握這些權力。一個顯著的事例是,清廷通過中央集權,把新軍的指揮權、調遣權收歸軍諮府、陸軍部,但事實上,軍諮府、陸軍部并不能有效地指揮和調遣新軍。新出監國攝政王載灃日記記事非常簡略,但對收緊軍權記載很詳細,諸如載灃自代宣統皇帝為全國海陸軍大元帥,載濤、毓朗為軍咨處(府)大臣,載洵為海軍大臣,廕昌為陸軍大臣,載濤、毓朗、載搏為訓練禁衛軍大臣,[⑧]等等,均認真抄錄有關上諭,可見其用心之良苦。他還特別記錄了把北洋新軍六鎮指揮權、調遣權收歸陸軍部的事實:宣統二年(1910)八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第一、二、三、四、五、六鎮均歸陸軍部直接管轄。’”二十九日,直督奏二、四鎮辦法,代朱批:覽悉。嗣后遇有調遣,準由該督一面再電奏請旨后,方可暫由該督節制。余著仍行懔遵前旨辦理。’”[⑨]北洋新軍六鎮收歸陸軍部管轄,但事實上陸軍部并不能有效指揮。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派陸軍大臣廕昌督師進剿,但廕昌不能如意指揮前線軍隊,這些軍隊恰恰正是袁世凱的“北洋舊部”。在這種情況下,清廷才不得不召回廕昌,而被迫起用蟄伏多時的袁世凱,并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諭令:“所有赴援之海陸各軍,并長江水師,暨此次派出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此次湖北軍務,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⑩]此所謂軍諮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之說,正說明在武漢前線,軍諮府、陸軍部已經被迫自動放棄了軍權,清廷中央集權之效力可想而知。所謂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只是清廷實際上不能掌控收回來的權力,并不是督撫坐大而權,不能簡單地推論是:只能以督撫坐大了、尾大不掉、指揮不動解釋。換一句話就是,表面上權已不在手,但‘勢’大、能量大,是另一種‘重’。”

                         

                        其三,地方督撫在制度上失去許多重要權力,在實際上處于無能為力狀態。清廷通過新政加強中央集權,相應地削弱了地方督撫權力,使督撫在地方辦事艱難。如時論所謂:自中央集權之說中于中央政界之心理,而督撫之權日削,而外省之力日瘠,迄于今幾無一款之可籌、一事之能辦,疆臣憤不能平,則相率托詞乞退。嗚呼,其流毒之巨有如是也。”[11]仍可以軍權為例。清廷收回各省新軍的指揮權、調遣權統歸軍諮府、陸軍部,使地方督撫雖有節制新軍之名義,而沒有指揮、調遣新軍之實權。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督撫應對無方,正如御史陳善同所說:各省督撫,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為數千萬人民之所托命,萬不可無調遣兵隊之權,以資震攝。茍既命以如此重大之任,而復靳兵權而不予,是不啻縛其手足而使臨民上,欲求無事不可得也。疑其人而罷其督撫之任可也,任之而復疑之,縛其手足不可也。今各省會城之變,大抵皆坐此弊,則兵權集于中央之說誤之也。……今則各省陸軍皆一律歸部直接管轄矣,各該督撫均不能直接調遣矣,若不速為變計,亂未已也。”[12]直隸總督陳夔龍感同身受,曾痛陳疆臣失去兵權之害,有謂:余于宣統己酉臘月,履直督任,所轄北洋第二、第四兩鎮,兵力甚強,足以建威銷萌。新黨不便,慫恿京師權貴收歸部中直轄,監國貿然允之。疆臣職司疆土,直隸尤屏蔽京師,一旦驟失兵柄,其何能淑。疏凡再上,以去就力爭,卒未能收效果。”[13]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面對革命,除少數順應世變潮流以外,盡管可能有多數督撫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無力而已。獨立各省督撫既無法控制新軍,也不能籌集軍餉,大都成為無兵無錢的光桿司令,只能消極應對革命形勢。

                         

                        概而言之,地方督撫之權,是清廷通過新政實行制度變革的結果。對此,時人有深刻的體察。資政院議員于邦華認為,清廷實行中央集權措施是地方督撫無權辦事的癥結,有謂:現今各省諮議局與督撫沖突事件,不能說是民氣囂張,而歸咎于各省諮議局,實緣議決之事各省督撫不去執行,所辦之事又不能洽于民心,心之不平,其氣益不可遏。然亦不能歸咎于各省督撫,我國行政機關有種種牽掣,況近日民間搜括殆盡,財政無著,又有中央集權之說使督撫愈不能辦事,是以對于議決之事往往不能執行,甘受人民唾罵,則督撫自有督撫難處。”[14]御史胡思敬更是尖銳地指出,清廷中央集權直接導致各省“都成散局”的嚴重后果,有謂:“自中央集權之說興,提學使為學部所保之員,巡警道為民政部所保之員,勸業道為商部所保之員,皆盤踞深穩,不敢輕言節制。而又司法獨立,鹽政獨立,監理財政官氣凌院司,亦骎骎有獨立之勢。一省之大,如滿盤棋子,都成散局。將來天下有變,欲以疆事責之督撫,而督撫呼應不靈;責之學使以下各官,而各官亦不任咎。”[15]胡思敬不幸而言中,武昌起義之后地方督撫無力效忠朝廷的慘痛事實可為明證。調兵不動,籌款不成,辦事不能,誰能說督撫還是權

                         

                        二、所謂“權力流向”問題

                         

                        所謂權力流向問題,涉及權力的轉移或再生,與制度建設直接相關。

                         

                        孫燕京教授認為:從廣泛意義上說,權力大致是常量,一個變輕,另一個(相對待的一方)自然趨重。那么,內外皆輕便于理不通。(第145頁)這只是簡單的邏輯推論,與實際史實并不相符。關鍵在于權力不是物質的東西,也不是實際的能量,如前引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所謂只是一種潛在能力而非實際現象,作為一種制度的規定性效力,這種效力只有在掌握和利用制度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出來,否則就是無效力。可見,權力不是常量,并不簡單地遵循此消彼長的規律。所謂權力流向,既與制度的掌控和利用相關,也與制度變遷相關。

                         

                        接下來的問題是,清末中央與地方權力關系形成內外皆輕格局之后,權力到哪里去了?這是孫教授與一般讀者問得較多的問題。筆者有一個比較概括的說法:當清廷中央與地方督撫的權威一并衰落之時,軍人勢力崛起,從而出現軍人干政局面。(拙著《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第410頁)也就是說,權力從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撫轉移到軍人勢力。話說簡單,但要深入探討還有較大空間。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權力具體究竟是如何轉移的呢?

                         

                        孫燕京教授也認為:如果我們放大視野,觀察一番清末中國的政治格局,那么,權力的流向就清楚了,那就是清王朝衰弱了,其他政治勢力不斷崛起,比如革命排滿、擁護共和的革命黨;比如反對流血、提倡立憲的立憲派;比如壓抑已久支持改變的廣大民眾;當然最大的獲益者還是心機特重、善于權術的袁世凱。(第147頁)這是對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政局變動非常到位的觀察。需要追問的是,最后的贏家為什么是袁世凱?要理解這個權力流向問題,關鍵還是要解剖革命之后的制度變遷與重建問題。

                         

                        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表明:政權崩潰之后出現的是權力真空。……如果在舊政權消失之后,余下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強弱相差很大,那么最強大的社會力量或社會力量的聯盟也許只需相對說來較少地擴大一下政治參與,便能夠填補這一真空并重建權威。”[16]武昌起義之后,清王朝政權土崩瓦解,革命黨人、立憲派與舊官僚等多種勢力紛起競爭,最后是作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或社會力量的聯盟的袁世凱北洋集團收拾殘局,并試圖重建統治權威。這個邏輯思路很是清晰,清末民初歷史演變事實也大體如此。

                         

                        具體來說,辛亥革命之后制度變遷與重建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兩步:革命與和談,正是這兩步比較完整地完成了權力轉移過程,用非常粗線條的圖式表示,就是:清政府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北洋政府。

                         

                        第一步:革命,就是通過武裝起義,革命黨人、立憲派與舊官僚聯合勢力在各獨立省區建立革命政權,以此為基礎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分享了部分國家統治權力,與北方清政府形成南北對峙局面。武昌起義后,湖北、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四川十五省區相繼獨立。為什么不能一鼓作氣奪取全國政權,這既與此次革命沒有統一領導與規劃的分散性特點有關,也與各獨立省區內部矛盾狀況有關。從各獨立省區革命的實際情況來看,各地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大都各自為政,相互聯系與支持的情況不多,尤其是各地革命政權的建立情況較復雜,多少都摻雜了革命黨人、立憲派與舊官僚等多種勢力的爭斗,本來并不強大的革命力量卻內耗很嚴重。如首義省份湖北,革命黨人鼓動新軍起義,以諮議局為代表的立憲派人士被迫附從,結果卻推舉新軍協統黎元洪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再如首先響應省份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等人建立革命政權,立憲派勾結舊軍官發動政變,諮議局議長、立憲派首領譚延闿繼任都督,湖南革命政權完全落入立憲派手中。即使在革命派內部,其實也不無分歧和矛盾,如上海,本是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同盟會中部總會與光復會的活動都頗為活躍,但在起義之后,同盟會派陳其美成立滬軍都督府,光復會首領李燮和大為不滿,轉而另立吳凇軍政分府,革命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充分顯露。不僅如此,各省區革命政權之間也有矛盾,以至于在南部中國地區形成武昌與上海兩個政治中心:武昌為首義之區,革命力量集聚較多;上海為東南重鎮,資產階級與立憲派頗為活躍。正是以此兩地為中心,各派政治勢力為籌建統一中央政府而展開了激烈的爭斗,甚至出現所謂“政府設鄂,議會設滬”[17]的妥協議案。直到革命領袖孫中山回國,被各省代表會議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表面上暫時解決了獨立省區內部各革命政權之間的權力爭斗,但南北兩個政權對峙,并沒有達到革命的最終目的,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只是占有半壁江山,還不足以充分享有完全的國家權力。孫中山當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某種意義上頗有無奈的意味。其中“臨時”一詞頗可玩味,實際上充分表明了這個革命政權的過渡性意義。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時,就曾致電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之心,有謂:“文前日抵滬,諸同志皆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問其理由,蓋以東南諸省久缺統一之機關,行動非常困難,故以組織臨時政府為生存之必要條件。文既審艱虞,義不容辭,只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18]孫中山在就職典禮上宣誓更是明確表示: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19]雖然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通過革命的方式,從清政府手中取得了各獨立省區的統治權力,但這只是暫時的,隨時都在準備交給袁世凱,只要袁世凱達成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革命目的。

                         

                        第二步:和談,就是通過所謂南北和談,袁世凱依靠北洋集團,借革命之力,迫使清帝退位,繼任臨時大總統,建立南北統一的中央政府,攫取了全部國家統治權力。南北和談在革命之后不久就開始啟動,甚至與革命交叉進行,只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而一度出現波折,但南北雙方事實上始終沒有真正放棄議和,交易仍在秘密進行。代表會形式上取消,而南北運用,未曾停止,仍由伍、唐在內幕溝通商洽。”[20]袁世凱在唐紹儀辭去代表職務后便與伍廷芳直接通過電報聯系,唐紹儀也仍在上海與伍廷芳不斷地進行秘密交涉。這個時期,雙方交涉的主要內容集中在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的交換條件上,即孫中山在清帝退位后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并推舉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對此,南方各派政治勢力基本上贊同,孫中山也并不反對。在和談期間,袁世凱對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和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頗為不滿。他致電伍廷芳詰問:“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為君主立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亦即取消?”[21]他還通過唐紹儀詢問伍廷芳:孫君肯讓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詳示。”[22]迫切希望得到南方的切實保證。孫中山通過伍廷芳向袁世凱明確表示: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3]袁世凱得到孫中山的這個保證后,便開始加緊進行逼宮,迫使清廷退位。此后南北和談的核心內容是清帝退位優待條件。1912212日,清帝接受優待條件,宣告退位。13日,孫中山向南京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并舉袁世凱以自代。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新任臨時大總統。3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隨后組織臨時統一政府,完全攫取全國統治權力。

                         

                        需要特別解釋兩個問題:一是袁世凱何以能成為最后的贏家,也就是說清政府的權力最后為什么會轉移到袁世凱手中?孫燕京教授對于袁世凱是否軍人發跡軍人起家的問題多有辨析(第147頁),不無道理,但有點偏離筆者討論問題的重心。無論對發跡起家如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北洋新軍是袁世凱在清末民初政壇崛起與縱橫捭闔最大的政治資本。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武昌起義之后,被黜多年的袁世凱能夠迅速東山再起,并實際控制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就是因為他手中掌握著一支強大的北洋新軍。北洋新軍是清末中國陸軍的核心,與南方民軍相比,雖然在數量上可能并不占優勢,“可是作為一支戰斗力量來說,他們統一的指揮、訓練和劃一的裝備,都使他們優于民軍”[24]。當時,一些外國軍事觀察家通過對廣州、上海、蘇州、武昌和南京等地駐軍的研究后,認為:革命軍隊顯然不如忠于清皇朝的軍隊。……除了極少數例外,革命軍隊一般都是軍紀渙散的烏合之眾。如果北洋軍隊全力支撐清皇朝,革命軍隊將不是它的對手。”[25]南方民軍的情況到底如何呢?據曾任廣東軍政府都督和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長的胡漢民回憶說:南京軍隊隸編于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斗力。……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蓋當時黨人對于軍隊,不知如法國革命及蘇俄革命時所用之方法,能破壞之于敵人之手,而不能運用之于本黨主義之下。由下級干部驟起為將,學問經驗,非其所堪。又往往只求兵數增加,不講實力,此為各省通病,而南京則尤甚也。”[26]顯然,南方民軍要戰勝北洋新軍是相當困難的。正因為有強大的北洋新軍的存在,才使南方革命勢力對袁世凱不敢等閑視之。

                         

                        其時,國內外多種政治勢力都期待著袁世凱重新出山。據英國《大陸報》特派員觀察認為:其時只有一個人可以應付時局,只有一個人能在與南方軍對壘時可以使北方軍隊服從,這個人就是被貶的袁世凱。”[27]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轉述日本武官青木宣純的話說:袁世凱的權力時時刻刻在增長。他會擁有獨裁權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條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國有信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唯一可望從目前的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28]慶親王奕劻向攝政王載灃提議起用袁世凱時認為:此種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絕對不能承當,袁有氣魄,北洋軍隊都是他一手編練,若令其赴鄂剿辦,必操勝算,否則畏葸遷延,不堪設想。且東交民巷(各國駐華使館——引者注)亦盛傳非袁不能收拾。”[29]當時形成非袁不可的局面,關鍵就是袁世凱擁有北洋新軍。清政府無法駕御北洋新軍,不得不起用舊臣袁世凱。

                         

                        袁世凱被起用后,很快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并迫使攝政王載灃退歸藩邸,攫取了清朝行政大權。庸弱的隆裕太后也不得不把清廷命運完全交付袁世凱,在召見袁世凱內閣時,有謂:頃見慶王等,他們都說沒有主意,要問你們,我全交與你們辦。你們辦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辦不好,我亦不怨你們。皇上現在年紀小,將來大了也必不怨你們,都是我的主意。”[30]在革命黨炸死良弼后,隆裕太后聞訊頗感絕望,禁不住當朝掩面而泣曰: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31]其時,袁世凱正在暗中操縱南北和談。為了攫取民國大總統權位,袁世凱不惜犧牲清廷,與南方革命政府磋商優待條件,迫使清帝退位。清廷無可奈何,發布上諭:著授袁[世凱]以全權,研究一切辦法,先行迅速與民軍商酌條件,奏明請旨。”[32]一紙上諭,使清廷完全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袁世凱。袁世凱毫不猶豫地以清廷為籌碼向南方革命政府換取了民國大總統的權位。

                         

                        二是袁世凱的統治權力來源問題,即袁世凱是直接繼承了清政府的統治權力還是攫取了新生的中華民國政權的統治權力?也就是說清政府的權力是如何轉移到袁世凱手中的呢?袁世凱在辛亥鼎革之際玩弄兩面手法,一面挾清廷以對抗革命,一面借革命以逼迫清帝退位,從而登上民國大總統寶座,成為最后的贏家,時人謂之新式曹操”[33]。亂世梟雄曹操,是篡位竊國的代名詞。關于袁世凱的竊國,也即其統治權力來源問題,歷來有兩種說法:遜清遺民認為袁世凱所竊之,是大清[34];與清朝遺民不同,后世論者則從革命史的角度立論,認為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所竊之“國”是新生的“中華民國”[35]。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辛亥百年之際,學界有人翻出塵封久遠的《清帝遜位詔書》,把清帝退位描述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認為清政府的統治權力是通過《清帝遜位詔書》轉移到袁世凱手中,意即袁世凱直接繼承了清朝的統治權力。此似是而非之新說,實不脫遜清遺民立論之窠臼,甚至還不如某些殉清遺民如胡思敬之流看得明白。胡思敬所著《大盜竊國記》,認為袁世凱篡竊之志蘊蓄十余年之久,其之所以利用南北和談的方式迫使清帝退位,其意蓋以大清之亡,非亡于袁氏,而亡于革黨;袁氏之取,取于革黨,非取于大清也”[36]。胡思敬指破袁世凱的狡猾之處,其本意是要揭露袁世凱竊取了大清朝,但確實也指明了清朝被革命黨推翻及袁世凱從革命黨手中攫取國家政權的史實,也就是說袁世凱不是直接繼承了清朝的統治權力。

                         

                        事實上,在《清帝遜位詔書》中有謂: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37]據新出《袁世凱全集》收錄一份袁世凱《手批清帝遜位詔書稿》可知,袁世凱確實做了手腳。此處文字原稿是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38],袁世凱把與民軍三字后移,意思大變。《清帝遜位詔書》頒布后,對此說辭,時人與后人多有誤解,往往擔心甚或認定清廷把統治權直接交給了袁世凱。胡漢民回憶與張謇之子張孝若的記載較有代表性,他們認為:胡漢民請張謇起草清帝退位詔書,并由唐紹儀轉電袁世凱。袁擅自在后面加入“授袁世凱全權”一語,狡猾地自以為乃是從清政府取得政權。孫中山發現后,大怒責其不當,但袁與唐推諉于清廷,“且以其為遺言之性質,無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39]。孫中山也曾致電袁世凱嚴正指出: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節。執事明于理勢,當必知此。”[40]袁世凱先是委托心腹梁士詒等人通過唐紹儀致電孫中山做了如下解釋:清諭有全權組織字樣,南方多反對者。實則此層系滿洲王公疑懼,以為優待條件,此后無人保障,非有此語,幾于旨不能降,并非項城意。故奉旨后,亦未遵照組織政府。清諭現在已歸無效。若欲設法補救,除非清諭重降,自行取消不可。又萬萬無此辦法。南方若堅持此意,實為無結果之風潮。”[41]在此,梁士詒等人清楚地說明所謂清諭有全權組織字樣,并非袁世凱之意(非項城意),袁世凱奉旨后,亦未遵照組織政府。稍后,袁世凱又親自致電孫中山、黎元洪、各部總長、參議院、各省都督、各軍隊長,直接說明:孫大總統來電所論,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極為正確。現在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然總未遽組織者,特慮南北意見因此而生,統一愈難,實非國家之福。”[42]袁世凱也不以清帝委任為然,而總未遽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后人也許會認為這些均不無狡辯之意,但實際上梁士詒等人與袁世凱所說大致還是實情,最關鍵的一點是當時袁世凱確實還沒有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盡管他也曾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袁的名義發布布告,但很快就改為新舉臨時大總統袁的新身份發布命令。[43]他對后者的認同更甚于前者,是顯而易見的。

                         

                        至于袁世凱的統治權力到底來源于何處?可從兩個方面進一步具體分析:一方面,袁世凱的統治權力并不是來自清政府。如梁士詒等人所謂袁世凱實際上并沒有遵照《清帝遜位詔書》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袁世凱自己也認為如此,是以袁世凱是否擅自加入全權組織字樣,已沒有實際意義;而且《清帝遜位詔書》還明確地說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44],也沒有說要直接交予袁世凱。可見,袁世凱并沒有直接繼承清政府的統治權力。另一方面,袁世凱的統治權力實際上來自南京臨時參議院,是對南京臨時政府的直接繼承。孫中山在清帝退位之后第一天便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并推薦袁世凱自代。就在清帝退位之后第三天(191221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新任臨時大總統。參議院致電袁世凱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次日,袁世凱回電參議院,欣然表示接受,電稱:承貴院全體一致正式選舉,凱之私愿,始終以國利民福為歸。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何敢以一己之意見辜全國之厚期。”[45]38日,袁世凱將受職誓詞電告南京臨時參議院,得到參議院的認可,并由原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通電布告全國。3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誓詞稱: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愿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愿望,蘄達國家于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愿,率履勿踰。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46]袁世凱登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隨后,袁世凱根據孫中山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經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組織了新的南北統一的中央政府。可見,袁世凱繼孫中山之后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其統治權力直接繼承了南京臨時政府,與其說是來自清政府的“委任”,不如說是來自南京臨時參議院的授權。[47]

                         

                        綜上所述,關于清末民初的權力流向問題,實際上是從君主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變遷與重建的結果。清政府的權力并沒有直接轉移到袁世凱,尚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中間環節,那就是南京臨時政府與南京臨時參議院。一方面,南京臨時政府通過革命的方式在各獨立省區建立政權,分割了清政府的部分統治權力;另一方面,南京臨時政府通過南北和談的方式,與袁世凱合力迫使清帝退位,使清政府交出了另一部分統治權力,這一部分統治權力是清政府在接受優待條件的同時交給了南方革命政權,實際上還是暫時歸于南京臨時政府。由于清帝退位之后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最后這兩部分統治權力都由南京臨時參議院授予新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可見,清政府的統治權力經由南京臨時政府與南京臨時參議院,最終轉移到袁世凱北洋集團。

                         

                        三、“內外皆輕”與民初政治走向

                         

                        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對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響,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與地方督撫權威一并衰落之際爆發,掌握軍隊尤其是新軍的軍人勢力崛起,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乘勢而動,從軍人干政到軍人主政,試圖重建統治權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離析,導致民國初年的軍閥政治。

                         

                        這期間值得注意的有三個重要環節:第一,軍人干政使清政府乖乖就范。武昌起義爆發后,新軍勢力成為清朝中央與地方政府難以控制的力量,以至于出現軍人干政局面。其時軍人干政有兩個顯著的事例:一是張紹曾灤州兵諫立憲。清政府推行預備立憲本有抑制革命的目的,但一再拖延敷衍反而加速了革命的進程。就在清政府忙著調兵遣將應對前線緊急軍情之際,立憲派在資政院內也要求加快推行立憲步伐,張紹曾灤州兵諫更是火上澆油。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八日,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第三十九協統領伍祥禎、第四十協統領潘矩楹等人電奏清廷,以各軍將士名義請愿改革政治,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十二條政綱,強烈要求年內即開國會,由國會改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國務大臣由總理推任,皇族永遠不得充任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還明確提出軍人有參與解決現時規定之憲法、國會組織法及國家一切重要問題之權。[48]在軍人通電干政等多方面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下詔罪己,取消皇族內閣,并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清廷妥協退讓,是頹勢盡顯的標志,如陳夔龍所謂帝位雖存,大權業已下移”[49]。灤州兵諫開啟軍人干政之先河,后果不堪設想。如王錫彤有謂:“朝廷之所以號召天下震懾群庶者,威信而已。今朝廷失信之事已更仆難數,此詔一出,更示天下以弱。現任兵官尚可迫脅,何人不可迫脅乎?威嚴盡失,何以立國?亂事之起,靡有涯已。”[50]金梁有云:然以朝廷遽發信條,為軍士所輕,卒啟軍人干政之舉,后且合詞請退位矣。”[51]王錫彤、金梁之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二是段祺瑞電奏請愿共和。就在灤州兵諫三個月之后,十二月初八日,袁世凱為了迫使清帝退位,加緊逼宮步伐,指使北洋將領段祺瑞、姜桂題、倪嗣沖、段芝貴、曹錕、王占元、王懷慶、李純、張懷芝、潘矩楹等50人電奏清廷,強烈要求清廷接受優待條件,贊同共和,并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52]。此奏氣勢凌人,明顯是要逼迫清帝退位。有人把北洋將領段祺瑞等人請愿之電與革命黨人彭家珍炸良弼之彈相提并論,以為實乃祛除共和障害之二大利器也”[53]。的確,袁世凱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逼迫清帝退位,并攫取民國大總統權位,得力于段芝泉率前敵將士一電,請愿共和之最有力者也”[54]。無論是張紹曾灤州兵諫立憲,還是段祺瑞電奏請愿共和,都是軍人干政的典型事例,軟弱的清政府無可奈何,只能順從地滿足其政治意愿而不敢有絲毫的違背。

                         

                        第二,袁世凱重建統治權威企望落空。袁世凱在北洋軍人的支持下順利地接掌了新生的民國政權,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實際上是一個軍人集團——北洋集團操控的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北洋政府的統治權威,袁世凱不斷地采取措施籠絡立憲派、舊官僚,打擊革命黨人,企圖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結果卻走了一條從臨時大總統到正式大總統、獨裁大總統、終身大總統乃至于洪憲皇帝的不歸路。袁世凱通過鎮壓二次革命打敗革命黨勢力以后,政治野心進一步膨脹,希望去掉臨時性質,做正式大總統。1913106日,在北洋軍警的威逼之下,國會通過三次投票勉強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隨后,袁世凱便以“亂黨”為名宣布解散國民黨,并撤銷國民黨黨員之國會議員資格,繼而又以“幾釀成暴民專制之局”為名,宣布解散國會。[55]與此同時,袁世凱策動增修《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此特設造法機關——約法會議,并提出增修約法大綱案,咨交約法會議討論。其增修約法之理由是:臨時約法適應于臨時大總統,已覺有種種困難,若再適應于正式大總統,則其困難將益甚。其主旨是改內閣制為總統制,盡可能擴大總統權限。約法會議遵照此意,制定新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要義在建立以總統集權為核心的“強有力之政府”。約法會議咨復文宣稱:

                         

                        方今共和成立,國體變更,而細察政權之轉移,實出于因而不出于創。故雖易帝制為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于政府者獨重,而責望于議會者尚輕。使為國之元首而無權,即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群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此以歷史證之,而知應含有特性者也。世界各共和國,其幅員皆不及我國之廣大。蓋地狹則治之也易,地廣則治之也難。中國橫亙東亞,方二萬萬里,而且五族各異其性,南北各異其宜。茍無一強有力之政府提挈全局,各自為政,不相統一,勢必以內部之破壞,妨及國際之和平。此以地理證之,而知其應含有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開自古未有之創局。建設未遑,飄搖風雨,綱解紐絕,無可遵循。當此千鈞一發之時,即遇事過為審顧,已有稍縱即逝之虞,若設法牽掣多方,將不免立見危亡之禍。乃臨時約法于立法權極力擴張,行政權極力縮減,束縛馳驟,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謀,徒滋紛擾,貽害全國,坐失事機。夫國家處開創之時,當多難之際,與其以挽救之責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議會,其收效緩而難,不如得一強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況人民政治知識尚在幼稚時代,欲其運用議院政治,竊恐轉致亂亡。此以現在時勢及風俗習慣證之,而知其應含有特性者也。本會議基此理論,勒為成文。以統治權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設總攬機關。以議會政治之萬不宜于今日之中國也,于是以總攬統治權屬之于國家元首。以重大總統之權而又不能無所限制也,于是有對于全體國民負責之規定。以國勢至今,非由大總統以行政職權急起直追,無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規之須經院議,任命國務員、外交官以及普通締結條約之須得同意等項,皆與刪除;凡可以為行政之助者,如緊急命令、緊急財政處分等,悉與增加。以國權脆弱亟宜注重軍防也,于是特定陸、海軍之統率及編制權,以揚國威而崇兵備。以共和建設來日方長,非策勵殊勛不克宏濟艱難也,于是設各項特別榮典,以符優待而勸有功。以大總統之職責既重,必須有審議政務機關以備咨詢也,于是有參政院之設,以維持共和立憲之精神。……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降大總統之權,即實以重大總統之責。[56]

                         

                        經過約法會議修訂而成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又稱“袁記約法”),規定大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事實上賦予了大總統獨裁統治的權力。但是,袁世凱對于做這樣一個獨裁大總統仍不滿意,又指使約法會議修正《大總統選舉法》,改變原有大總統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的規定,確定大總統任期十年,得連任(無限期),以及每屆大總統選舉時,由現任大總統推薦三個候選人,先期親書其姓名于嘉禾金簡,密儲金匱,藏于大總統府特設之石室。[57]這便實現了大總統終身制,并可能傳給子孫后代,大總統選舉法已無限接近皇位繼承法。袁世凱如此肆意妄為,并沒有多少阻力,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以致演出一幕洪憲帝制的丑劇。帝制終歸逆潮流而動,袁世凱重建統治權威的迷夢隨之灰飛煙滅。

                         

                        第三,北洋集團分裂與軍閥割據。袁世凱在護國戰爭的炮火聲中憂郁去世,北洋集團迅速面臨著樹倒猢猻散的境地。盡管袁世凱一世梟雄,在清末民初政壇上縱橫捭闔,甚至倒行逆施,但時人對袁世凱的慘淡結局不無哀婉之意。惲毓鼎從遜清遺民的視角評論袁氏,有謂:(袁氏)固一世之雄也,一誤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誤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結果如斯:眾叛親離,赍恨長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憲,奉宣統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筦內閣,攬大權,削平東南巨亂,何慚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終以總統制治世,為民國第一任開先,亦不失為英杰。初衷忽變,為德不卒,忠信兩失,實左右群小誤之也。”[58]許寶蘅從民國仕宦的角度品評袁氏,有云:項城生平懷抱極闊,大欲建功立名,果敢堅強,乘時際會,當國五年,訾毀者雖多,要非群材所能比擬也。星命家多言其今年不利,其果然耶?國事如何,黝冥莫測,不獨為逝者哀,實可為斯民痛也。”[59]與惲毓鼎哀婉袁世凱個人聲名上晚節不保的情形不同,許寶蘅更擔憂國家與人民的前途命運。毋庸諱言,袁世凱在辛亥鼎革之際之所以能攫取民國大總統的權位,確實是非袁莫屬的結果,有如許寶蘅所謂非群材所能比擬的過人之處。袁世凱在世時,雖然北洋集團內部各派系不免矛盾重重,但因為有這個主心骨而不能不說尚有較高的凝聚力;同時,正是由于袁世凱的存在,而使其他非北洋勢力不敢輕舉妄動,從而暫時維系了全國表面上的統一性。袁世凱突然去世,誰能繼承他的衣缽就成了極大的政治問題?黎元洪雖然以副總統名義直接上位大總統,但并非北洋系的黎氏完全沒有統攝北洋集團的名望與實力。段祺瑞與馮國璋則大致勢均力敵,結果不但不能恢復北洋集團的最高統治權力,反而只能分裂為相互對立的派系而爭斗不已。據曹汝霖日后回憶,對于段祺瑞與馮國璋爭斗致使北洋集團分裂頗感惋惜,有謂:“所惜者,合肥自討復辟以后,中外稱頌,人心擁護,又得日本借款為助,而南方局面,亦適值混亂之時,若使北方團結一致,一鼓作氣,確有南北統一之可能。合肥謀國家統一,而馮河間挾其一得之見,又不能控制全局,從中阻撓,破壞合肥政策,使統一終成虛愿,北洋團體,從此分裂,誰實為之,孰令致之,馮國璋應尸其咎!”“合肥自武力統一失敗后,深感北洋軍隊,已成個人軍隊,不聽中央指揮,綱紀蕩然。”[60]段祺瑞沒有完成統一大業,曹汝霖歸罪于馮國璋的阻擾破壞,是非對錯姑且不論,其所謂北洋集團由此走向分裂則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北洋集團分裂為段祺瑞的皖系、馮國璋的直系,張作霖的奉系后來加入,以及西南軍閥等各地方派系紛起,整體構成了北洋時期的軍閥割據局面。

                         

                        最后需要著重說明的是,民初軍閥不是清末地方督撫勢力自然增長的延伸,而是掌握軍隊尤其是新軍的新生勢力的崛起。如孫中山在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曾非常痛心地反省說:排滿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61]事實上,不僅有不少參加革命的新舊軍人成了軍閥,參與鎮壓革命的北洋新軍將領及各地新舊軍事首領,在進入民國以后也大都成了軍閥。美籍華人教授齊錫生認為:各省督軍很少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管轄領地。有許多小軍閥、師長、地區駐軍司令,甚至旅長,都急于爭奪地盤。這些勢力較小的軍人不管有沒有正式宣布,實際上都是獨立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62]加拿大籍華人教授陳志讓認為:如果以旅長以上這一個時期的軍人為軍閥,我們應該考慮的有一千三百個軍閥。”[63]顯然,民國時期的軍閥主要是軍人出身者。

                         

                        關于近代軍閥的起源問題,羅爾綱先生早年討論咸同時期兵為將有督撫專政時曾認為,由于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一脈相承,晚清督撫專政的直接后果,便是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遂演分崩割據之局”[64]。后世學者關于曾國藩、李鴻章與湘淮軍史研究,及其對于晚清民初政局的認識,大都秉承了羅先生由督撫專政軍閥割據的基本論斷,并不同程度地予以較深入的闡述。他們立論的基本邏輯是,清末督撫專政,地方主義抬頭,地方勢力增大,在民初便直接蛻變為近代軍閥,甚至把曾國藩、李鴻章看作近代軍閥的鼻祖。這個邏輯推論似是而非,并不符合歷史實際。

                         

                        其實,民初軍閥主要是清末軍人尤其新軍將領,而不是地方督撫。進入民國以后,前清督撫大都步入遺老行列,而新舊軍事將領則在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異常活躍。從袁世凱統治時期(1912310日至191666日)各省軍政長官出身背景統計分析,便可略見其端倪。據相關資料統計分析[65],可得出兩點重要認識:一是新舊軍事將領占絕大多數。在袁世凱統治四年多時間里,各省軍政長官59人,有36人來自新舊軍事將領,包括新軍統制、協統、標統、管帶、督隊官、教官與清朝提督、巡防營統領、管帶等,占總數61%;另有革命黨人即職業革命者7人,占12%;舊官僚與立憲派包括督撫、部院大臣、布政使、勸業道及諮議局議長16人,占27%。可見軍人勢力之強大,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張勛、段芝貴、倪嗣沖、張懷芝、靳云鵬、王占元、陳宦、李純、趙倜、閻錫山、陸榮廷、唐繼堯、湯薌銘、陳炯明、龍濟光、劉顯世、楊增新等著名的北洋時期軍閥頭目均赫然在列。二是地方督撫勢力甚微。舊官僚包括督撫10人,其中未獨立省份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吉林巡撫陳昭常、署黑龍江巡撫宋小濂、署山東巡撫張廣建、河南巡撫齊耀琳、新疆巡撫袁大化,均由袁世凱于1912315日電令改稱都督,同時山西巡撫張錫鑾改署直隸都督。他們大都任職較為短暫,如趙爾巽年底即請辭退隱,陳昭常、宋小濂在次年“二次革命”前后辭免,張廣建改稱都督僅14天便調任,齊耀琳改稱都督僅8天便請假后辭職,袁大化更是托病請免而并未就職。另外,江蘇巡撫程德全是武昌起義后第一個改稱都督的巡撫,但在二次革命之后,遂退出政壇,閉門誦佛,不問政事。署直隸總督張鎮芳出任河南都督,安徽巡撫朱家寶出任直隸都督,都是因為與袁世凱親近的關系。這些督撫在民國時期大都少有作為,與上述軍人勢力幾乎不可同日而語。

                         

                        總之,從民初軍閥并非清末地方督撫而多為新舊軍事將領的事實可知,近代軍閥的起源并非地方勢力的興起,而是軍人以武力控制地方的結果。在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之下,中央與地方權威一并衰落,軍人勢力乘間而起,以致出現軍人干政局面。袁世凱正是依靠北洋新軍的力量,進入清廷權力核心,從中央而不是從地方控制清政府,借革命之力,迫使清帝退位,并攫取新生的中華民國政權。本來,袁世凱企圖建立強有力的政府,重建統治權威,扭轉清末以來內外皆輕的局面,但卻逆潮流而動,走上了帝制自為的不歸路。袁世凱去世后,沒有強有力的核心人物能夠牢固地控制最高統治權力,北洋集團四分五裂,各自為政,全國演變為軍閥割據局面,涌現無數大大小小的軍閥。這些軍閥,并不是先來就有地方根基,實際上只是因掌握一定的軍隊而控制相應的地盤而已。全國性軍閥如皖系段祺瑞、直系馮國璋為北洋重要將領從中央控制地方,地方軍閥多為軍事將領掌握軍隊后控制地盤,如東北張作霖(后來走向中央成為全國性軍閥)、山西閻錫山、廣西陸榮廷、云南唐繼堯、廣東陳炯明等,都是如此。他們各自盤踞一方,為爭奪地盤和統治權力而互相廝殺。早在曹錕發動北京兵變時,有人感嘆:“五代驕兵之禍,將見于共和世界矣。”[66]歷史無情地重演了,近代中國政治在袁世凱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軍閥混戰之局。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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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Zhang Daiyun etc.,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1989.(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Wang Er-min. The Record of Anhui Army.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7.(王爾敏:《淮軍志》,中華書局,1987年)

                         

                        Wang Shijie, Qian duansheng. Comparison of Constitu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1999(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1999年)

                         

                        Li xizhu.“Further Study on the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oncurrent Weaknes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32012):1-29.(李細珠:《晚清地方督撫權力問題再研究——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9頁)

                         

                        Li xizhu.“The Courses of Action Chosen by Governors-General and Governors in the 1911 Revolution—Also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Weak Inside and Weak Outside” Power Configura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2012)89-108.(李細珠:《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的出處抉擇——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89-108頁)

                         

                        Liu Kuang-ching. “Discussion on the Power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in Late Qing Dynasty.” Proceeding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6.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Taiwan, 1985:341-386.(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6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341-386頁)

                         

                        Luo Er-gang. “The Origin of Soldiers were Owned by Gener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Vol.5, 2(1937)235-250.(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第235-250頁)

                         

                        Sun Yanjing. “‘Strong Inside and Weak Outside’ or ‘Weak Inside and Weak Outside’?——Commenting on Local Governors and the New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by Li Xizhu Also Discussing Studies on Late Qing Political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2014)140-149.(孫燕京:《內輕外重抑或內外皆輕——評李細珠<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兼論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0-149頁)

                         

                        [作者簡介]李細珠(1967—),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①]參見拙文《晚清地方督撫權力問題再研究——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9頁;《辛亥鼎革之際地方督撫的出處抉擇——兼論清末內外皆輕權力格局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89-108頁。又見拙著《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晚清權力格局再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443頁。

                         

                        [②]孫燕京:《內輕外重抑或內外皆輕——評李細珠<地方督撫與清末新政>兼論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0-149頁。按:文中引述此文僅夾注頁碼。

                         

                        [③]〔美〕安東尼?奧羅姆:《政治社會學》,張華青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3頁。

                         

                        [④]羅爾綱:《清季兵為將有的起源》,《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5卷第2期,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376月,第235-250頁;《湘軍新志》,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232頁。

                         

                        [⑤]王爾敏:《淮軍志》(成書于1967年),中華書局1987年據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219812月版影印本,第376-385頁;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原載《清華學報》新10卷第2期,轉見《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6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341-386頁;劉偉:《晚清督撫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2-403頁。

                         

                        [⑥]邱濤:《咸同年間清廷與湘淮集團權力格局之變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48頁。

                         

                        [⑦]胡思敬:《劾度支部尚書載澤把持鹽政折》(宣統二年三月十一日),《退廬疏稿》卷2,南昌問影樓,1913年,第19-20頁。

                         

                        [⑧]愛新覺羅?載灃:《醇親王載灃日記》,群眾出版社,2014年,第330-331374-376393-394410-411頁。

                         

                        [⑨]《醇親王載灃日記》,第366頁。

                         

                        [⑩]《宣統政紀》卷62,宣統三年九月上,《清實錄》第60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11321140頁。

                         

                        [11]《時評·其一》,《申報》,宣統二年八月九日,第1張第6版。

                         

                        [12]《宣統三年九月初七日御史陳善同奏折附片一》,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73頁。

                         

                        [13]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華書局,2007年,第122頁。

                         

                        [14]《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議場速記錄》第9號,宣統二年九月二十日。

                         

                        [15]胡思敬:《請罷新政折》(宣統二年五月二十日),《退廬疏稿》卷2,第37頁。

                         

                        [16]〔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云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290頁。

                         

                        [17]《張謇等致莊蘊寬密函》,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0頁。

                         

                        [18]《致袁世凱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576頁。

                         

                        [19]《臨時大總統誓詞》,《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頁。

                         

                        [20]張國淦編:《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東圖書公司,1980年,第297頁。

                         

                        [21]《袁世凱電責南京組織政府電》,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開國規模》,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第536頁。

                         

                        [22]《致孫文黃興電》,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下冊,中華書局,1993年,第440頁。

                         

                        [23]《復伍廷芳電》,《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頁。

                         

                        [24]參見〔美〕拉爾夫··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陳霞飛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25298頁。

                         

                        [25]參見〔澳〕馮兆基:《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郭太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4頁。

                         

                        [26]《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總45號),第59頁。

                         

                        [27]〔英〕埃德溫·丁格爾:《辛亥革命目擊記:〈大陸報〉特派員的現場報道》,陳紅民等譯校,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56頁。

                         

                        [28]《致達··布拉姆函》,〔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莫理循書信集》上冊,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67頁。

                         

                        [29]張國淦編:《辛亥革命史料》,第108頁。

                         

                        [30]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1冊,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中華書局,2010年,第385-386頁。按:紹英當天日記記載與此大致相同,有謂:皇太后垂淚諭袁總理大臣云:你看看應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你。即皇上長大,有我在,亦不能怨你。參見《紹英日記》第2冊,宣統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64-265頁。

                         

                        [31]鳳岡及門弟子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出版地不詳,1947年,第111頁。

                         

                        [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7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15頁。按:上諭中“[世凱]”括號里兩字原空缺,為引者所加。

                         

                        [33]《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總45號),第58頁。

                         

                        [34]如胡思敬:《大盜竊國記》(《退廬全集》本),南昌,退廬,1923年。

                         

                        [35]陳伯達著《介紹竊國大盜袁世凱》,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人民經過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但革命的果實卻沒有落在人民的手里,而被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竊而去。(華北新華書店,1946年,第49頁,該書后來再版名為《竊國大盜袁世凱》,筆者見有新華書店1949年版)黎澍著《辛亥革命與袁世凱》,專列一章論述袁世凱的竊取權力(三聯書店,1948年,該書后來更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胡繩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力圖揭破袁世凱在清朝與革命之間大耍兩面派“陰謀”,最后依靠“帝國主義者的支持”而取得“勝利”(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版,第120127頁,該書寫于1947年)。李宗一的《袁世凱傳》則著力描述袁世凱攫取民國總統職位的陰謀活動,其結論是:南北統一的歡慶聲中,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篡奪。(中華書局,1980年,第181208頁)

                         

                        [36]胡思敬:《大盜竊國記》(《退廬全集》本),第13頁。

                         

                        [3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7冊,第432頁。

                         

                        [38]《手批清帝遜位詔書稿》,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19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45頁。

                         

                        [39]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第155頁;《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總45號),第56-57頁。

                         

                        [40]《孫中山致北京袁慰庭先生電》,《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18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編輯:《辛亥革命資料》(《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總第25>),中華書局,1961年,第144頁。

                         

                        [41]《唐紹儀致南京孫大總統電》,《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20號,《辛亥革命資料》(《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總第25>),第163頁。

                         

                        [42]《致臨時大總統孫文等電》,《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577頁。

                         

                        [4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7冊,第435-436頁。

                         

                        [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37冊,第432頁。按:據袁世凱《手批清帝遜位詔書稿》,此處原文是將統治權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袁世凱先是把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改為完全公諸全國,隨后又把完全兩字圈掉,顯得更加模糊。參見《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544頁。

                         

                        [45]《致南京臨時參議院電》、《附錄 臨時參議院來電》,《袁世凱全集》第19卷,第578-579頁。

                         

                        [46]《孫文關于袁世凱受職誓詞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2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5頁。

                         

                        [47]學界早已見及于此。王世杰、錢端升所著《比較憲法》在征引清帝退位詔書之后評論道:據此諭文,則未來中華民國的政府,將不獨為清廷的延續,抑且出自清廷的創造;民主立憲之政制,亦為清廷所給予。但這只是清廷方面的見解。實則清帝退位以前,民軍的共和政府已經成立于南京;清帝退位以后,袁世凱之繼孫中山先生任總統,亦系出自南京參議院的選舉。參見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03頁。按:該書出版于1927年,以后多次增訂重版;本文所引版本系根據商務印書館19373月增訂第5版重排本。

                         

                        [48]張國淦編:《辛亥革命史料》,第197-198頁。

                         

                        [49]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第122頁。

                         

                        [50]王錫彤:《抑齋自述》,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4頁。

                         

                        [51]金梁:《光宣小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38-39頁。

                         

                        [52]張國淦編:《辛亥革命史料》,第305-306頁。

                         

                        [53]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北京,陸軍編譯局印刷所,1912年,第72頁。

                         

                        [54]王錫彤:《抑齋自述》,第179頁。

                         

                        [55]《解散國民黨令》(1913114日)、《布告解散國會原因文》(1914110日),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2卷,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500-501512頁。

                         

                        [56]《公布中華民國約法之布告》(191451日),《袁世凱全集》第26卷,第209-212頁。按:標點多有調整。

                         

                        [57]《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令》(19141229日),《袁世凱全集》第29卷,第636-637頁。

                         

                        [58]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1頁。

                         

                        [59]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第2冊,第582頁。

                         

                        [6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86187頁。

                         

                        [61]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385頁。

                         

                        [62]〔美〕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楊云若、蕭延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7頁。

                         

                        [63]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三聯書店,1980年,第6頁。

                         

                        [64]羅爾綱:《湘軍新志》,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244頁。

                         

                        [65] 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9-81237-278頁;孫寶銘編:《北洋軍政人物簡志》,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6卷,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352-565頁;徐景星等編:《北洋軍閥人物小志》,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第5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389頁。

                         

                        [66]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第2冊,第5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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