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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志紅:“鬼話”東來——“紅毛番話”類早期英語詞匯書考析

                        作者: 文章來源:《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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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清英語在華傳播過程中,“紅毛番話”是較早記錄英語單詞或詞組的小冊子,最晚在19世紀30年代已經在廣東出現,成為在民間頗為流行的教授學習廣東英語的教材或工具書,直至19世紀80年代還屢有翻印和再版。本文以新發現的“五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為切入點,通過存世的6種“紅毛番話”刻本的對比,梳理了它們的翻刻軌跡、流布年代以及讀者群等內容,并由此透視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歷史圖景。

                         

                        關鍵詞: 廣東英語, 英語早期讀本, 五桂堂, 唐愿高

                         

                        英語在華早期傳播,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歷史課題。它不僅是明清以來中西語言接觸問題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整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極具基礎性的內容。以洋涇浜英語,特別是早期洋涇浜英語——廣東英語的研究為例,內田慶士、Kingsley Bolton、周振鶴、吳義雄、鄒振環、黃興濤等海內外學者,都對反映廣東英語特征的“紅毛番話”類英語詞匯書有所利用和介紹。內田先生甚至將其搜尋的5種“紅毛番話”類英語詞匯集(即大英圖書館所藏“成德堂本”、“璧經堂本”,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榮德堂本”、“富桂堂本”,以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以文堂本”)以資料集的形式影印出版,[] Kingsley Bolton的著作也附錄有大英圖書館所藏“璧經堂本”原本的影印全文,[]使得研究者得以窺見這些早期英語詞匯書的真容。緣此,存世的以“紅毛番話”命名的早期英語詞匯書刻本,學界基本判定為上述5種。本文擬以筆者在位于新西蘭達尼丁市的新西蘭長老會研究中心檔案館(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ew Zealand)新發現之五桂堂版《紅毛番話貿易須知》為切入點,對這6種“紅毛番話”類早期英語讀物進行整體性考析,進而以此透視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歷史圖景。

                         

                        一、從“鬼話”到“番話”:早期來華西人筆下的“紅毛番話”

                         

                        明清以降,雖然封建王朝施行閉關政策,厲行海禁,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仍尋求各種可能相繼來華傳教,與此同時,隨著中外通商貿易的迅速發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英、法等國的商人也先后來到中國的廣州等地從事商業貿易活動。來華西人在傳教與經商的過程中,開始了與中國人的接觸與交流。從1637年第一艘英國商船來到廣州,到17世紀中葉英國逐漸取得海上霸權,英語憑借權力優勢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和外交的優勢語言。傳教方面,自1807年英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來到廣州之后,英語亦逐漸取代拉丁文成為主流,而此時廣州作為全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的標簽已經維持了整整半個世紀。上述種種情形構成了廣東英語(Canton English)產生和發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基礎。據美國人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其名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的記載,廣東英語作為中英商貿的通用語言大約誕生于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正式設立商館的1715年。[] 此后,整個18世紀,一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廣東英語在一個多世紀的中外關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構成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語言基礎。[]“紅毛番話”便是教授學習這種廣東英語的民間讀物。

                         

                        資料顯示,最早留意到這類“紅毛番話”詞匯書并加以介紹和討論的是來華的外國商人和傳教士。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過中文的美國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18121891),19世紀20-40年代在廣州做生意期間,曾在商館附近的書肆購得一本名叫《鬼話》(Devils Talk)的小冊子。他對此本小冊子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882年在著述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廣州“番鬼”錄》)時,還特別著墨介紹了小冊子的封面,即畫著一個身穿18世紀中葉服裝的外國人——頭戴三角帽,身穿寬下擺外套,馬褲長襪,蕾絲褶皺袖飾,帶扣足靴,手上拿著一根手杖。[] 亨特的《廣州“番鬼”錄》是研究早期中外關系史的重要參考著作,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特別是其漢譯本內容經常為國內研究者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廣州“番鬼”錄》英文本自1882年初版后,相繼于1911年和1938年進行過再版。然而筆者參看英文版原文時發現,在描述《鬼話》小冊子的封面時,1938年版的文字比1882年初版以及1911年版有所刪減,[]而被學者經常征引的“戴著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裝飾的大衣,手上拿著一根手杖”[]的馮樹鐵先生的譯文,應該依據的是1938年版。[]上述有關《鬼話》封面細節描寫的差異雖然看似無足輕重,實則卻是反映早期中國人眼中英國人形象的重要線索。此外,根據亨特對《鬼話》內容所做的簡略介紹,可以看出,該小冊子在編纂形式上,是由粵語注音漢字與用漢字注出的英文發音合構而成;在編排順序上,至少有單音字、雙音節詞和短句的分類。[]

                         

                        1831年德國東方學家諾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在好友德國新教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1831年來華)的協助下,于廣州等地大量搜購滿漢書籍,帶回德國的圖書中就包括一本名為《紅毛(番)話》的小冊子。1840年德國漢學創始人碩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對這批新圖書進行清單并編目時,將其收錄在《御書房滿漢書廣錄》的“語言、文字與古禮”類中,并解釋道:“這是一本交際用的英文詞匯表。其英文單詞不是用字母拼寫,而是漢字注音,使用的是粵語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為‘金’在粵語里讀kom,而不是像官話那樣讀kim。”[]

                         

                        1837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1833年來華)重點介紹了一本刊刻于佛山、且無編者署名的英語小冊子,名為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即《紅毛買賣通用鬼話》,是“幫助中國商人與他們的‘紅毛’顧客打交道的語言工具書”。該小冊子共16頁,所收詞匯不到400個,分成四類目編排,分別是數目類、人與物類、會話用語類,以及食物名稱類。至于編纂形式,衛三畏沒有明確說明,但他指出該小冊子很有可能與同時介紹的另外一本《澳門番語雜字叢鈔》出自同一編者,循例是“(中文)詞匯分欄縱向排列,緊接其下用小號漢字注出發音”,同時他還列舉了包括兩(Tael/te)、夾克(Jacket/tik-ka)、一樣(Alike/a-loo-sum)、換過(To exchange/cheen-che)等28個詞匯及注音。[11]

                         

                        其實衛三畏在發現《紅毛買賣通用鬼話》之前,1836年時他就在討論廣東英語的起源與應用的文章中,介紹過一種當時在廣東很常見的英語詞匯書手抄本,也是用中文標注英語發音。[12]他還表示見過一種收錄有近3000詞匯、短語量的英語詞語集手抄本,堪稱“規模相當可觀”。[13]

                         

                        此外,1876年,美國人查理斯·李蘭德(Charles G. Leland, 18241903)在倫敦出版的《洋涇浜英語歌謠集》(Pidgin-English Sing-Song)中也介紹過一種名為《紅毛番話》(A Vocabulary of Words in Use among the Red-Haired People)的小冊子,共有1215頁。與亨特介紹的《鬼話》相比,李蘭德對這本《紅毛番話》封面的描述也相當詳細:首先是一個紅毛番人的全身肖像;其次,身上的禮服是英國格魯尼亞時期(Georgian period, 1714-1830)的風格;下身著半截褲與長襪;佩戴手杖與劍。李蘭德從未到過中國,他的這些描述應該是來自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岳父的轉述。[14]

                         

                        上述來華西人筆下的“紅毛番話”類英語詞匯集基本上有三種類型:一是亨特介紹的《鬼話》;二是碩特、衛三畏、李蘭德等人介紹的“紅毛番話”刻本;還有一種是衛三畏介紹的詞匯量較大的手抄本英語詞語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沒有出現英文詞匯。這些早期供中國人學習英語的讀本,今天基本上都已無緣得見。很多研究者都將亨特介紹的《鬼話》與衛三畏介紹的《紅毛買賣通用鬼話》估計為同一種小冊子,[15]但從編纂內容和形式上看二者還是有些微差異,因此尚無法判斷是否是同一種讀本。西人筆下的“紅毛番話”僅是只言片語,實際討論“紅毛番話”的出版、流通、使用、演化,以及所反映的廣東英語的特征等問題,必須借助這類“紅毛番話”的原本進行具體分析。

                         

                        二、從《紅毛買賣通用鬼話》到《紅毛番話貿易須知》:“紅毛番話”六種版本的演化軌跡

                         

                        前文已經指出,包括筆者在新西蘭達尼丁新近發現的五桂堂藏版《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在內,共有6種“紅毛番話”版本的英語詞匯集存世,盡管它們無論是在內容還是編纂形式上,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且均未標注出版年代和編著者,但從不同刊刻書肆造成的各自些微特點,依舊可以窺見此類“紅毛番話”的流布年代,以及英國人形象在晚清中國的變遷軌跡和廣東英語發展演變的某些片段。

                         

                        關于這一點,筆者首先對6種版本“紅毛番話”的異同做一具體的比較說明。

                         

                        (一)、《紅毛買賣通用鬼話》(榮德堂本)

                         

                        該小冊子封面右半部豎題“紅毛買賣通用鬼話”,左半部繪一西洋人頭戴三角帽(影印本效果無法判斷三角帽帽檐的紋飾情況),身著無領長外衣阿比(Habit),門襟和袖口有扣子裝飾,下擺外張,露出門襟有裝飾的貝斯特(Waistcoat),下身穿寬松式半截褲克尤羅特(Culotte),膝蓋以下被合身長襪套住。[16]西洋人右手持手杖,左手扶握劍鞘。人物像左下角有“榮德堂”字樣。全書正文816頁,每頁3個單詞為一列,按順序分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和食物雜用門4類,每門各收詞條數93個,除每門首頁收錄21個單詞外,其他頁每頁單詞24個,一共收錄372個英漢對譯詞匯。[17]可以看出,“榮德堂本”和上文衛三畏介紹的《紅毛買賣通用鬼話》的大致相似,甚至衛三畏列舉的28個詞匯,除了jacket/tik-ka一詞外,其他27個全部都能在“榮德堂本”中找到一一對應的詞匯。即便這細微的差別也無法將二者判定為同一本詞匯書,但基本可以判斷該小冊子應該也是19世紀30年代的產物。

                         

                        (二)、《紅毛通用番話》(成德堂本)

                         

                        周振鶴先生對此版本做過詳細的索解工作。[18]除了封面豎題“紅毛通用番話”,人物肖像左下角標注“成德堂”,刻本的字體稍有變化,以及將“榮德堂本”中的“賣/些”改為“賣/些淋”等這些細微的差別外,無論是封面人物(三角帽有清晰的花紋裝飾),還是頁面版式(每頁3個單詞為一列)、頁數(16頁)、所收詞條數(372個)、每頁單詞數目(21/24)、詞條分類及數目等(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和食物雜用門4類,每門詞條數均為93個),該小冊子與“榮德堂本”別無二致。[19]

                         

                        (三)、《紅毛通用番話》(璧經堂本)

                         

                        這一版學者利用的最多。Kingsley Bolton還原出至少370個對應的英文原詞,吳義雄、周振鶴、鄒振環、黃興濤諸先生也都對此版本有過利用和討論。[20]盡管在編纂內容與頁面版式等諸方面,該版與“榮德堂本”和“成德堂本”依舊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但差別也比較易見,如封面左下角豎題“璧經堂”三字上,橫寫小號字“省城”二字,首頁第一排下豎刻有“省城璧經堂梓”,甚至還存在著明顯的誤刻與漏刻,如將“十九/坭顛”誤為“廿九/坭顛”,“精致/痕甚”誤為“精/致痕甚”,“鋪/哮士”錯為“八鋪”。[21]根據Kingsley Bolton的考證,“璧經堂本”刊刻于1835年,372個具有廣東英語特征的英語詞條中,除大部分來源于英語以外,還有“一尺/溫布”、“一丈/顛哥步”、“公道/貢仙士”、“算數/干打”等22個來源于葡萄牙語,“柑/丫臂先”、“鴨/鶯架”、“火腿/圣加”、“牛奶油/士孖以”、“煙筒/卑罷”等5個來自瑞典語,以及“蕉/臂生”和“竹筍/嘛母”2個分別來自馬來語和印度語的詞匯。

                         

                        (四)、《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富桂堂本)

                         

                        內田先生收錄的此本影印本為殘本,僅有5葉半,11頁,應為巴黎國家圖書館保存不完整之故。所收錄詞條到言語通用門的“一句/溫忽”為止,共有詞條數207個,生意數目門、人物俗語門詞條數依舊是各93個。此版本最明顯的差別體現在封面的人物肖像上:西洋人頭戴筒形禮帽,上唇留有八角胡須,身穿細腰寬擺外套寬褲,足下平底鞋,左手捧書,右手握有手杖。人物像右下角有“富桂堂,只字無訛”字樣。[22]

                         

                        (五)、《紅毛 話貿易須知》(以文堂本)

                         

                        內田先生收錄的此本影印本亦不完整,明顯漏印二葉上和三葉下兩頁,而周振鶴先生認為刊刻質量最差、錯訛最多的這一版本實際上并非如此不堪。周先生的詞匯索解工作做得相當細致,但其在文章中照錄的“以文堂本”全文與實際內容實際上有著很大的出入。或許是錄入或編排的疏忽,諸如“大伙長/涉滅”誤為“大伙長/涉減”,“剃頭匠/吧罷文”誤為“弟頭匠/吧罷文”,“鯉魚/急非士”誤為“鰉魚/急非士”,“鞋扣/酥卜”誤為“難扣/酥卜”之類的錯誤,不一而足[23]

                         

                        “以文堂本”與“富桂堂本”的封面人物的造型風格完全一致,但右側豎題“紅毛 話貿易須知”7字,“毛”與“話”之間有空格,似乎是刻意將“番”字隱去。“以文堂本”最明顯的變化是編纂內容上。全書正文僅6葉,12頁,但每頁4個單詞為一列,首頁刻有“新刻紅毛番話 以文堂藏板”字樣,且每頁單詞數目不一,“食物雜用門”除了將“醬油”詞條更換為“大蝦”外,又在“鞋扣”后增加“豬肉”、“豬肚”、“鹿肉”等23個頗具廣東地方特色的詞條,因此全書共收錄詞條395個。[24]

                         

                        (六)、《紅毛番話貿易須知》(五桂堂本)

                         

                        “五桂堂本”是筆者在新西蘭達尼丁長老會研究中心檔案館翻閱唐愿高(Alexander Don)個人卷宗時偶然所獲。[25]唐愿高是何人?“五桂堂本”又是如何進入唐愿高的收藏呢?

                         

                        1871年前后的新西蘭南島奧塔哥(Otago)地區,因為豐富的金礦資源,吸引了大批做著淘金夢的華人礦工飄揚過海來此避難以及謀生,他們大部分是來自廣州番禹、四邑、增城等地的農民。華人礦工的悲慘境遇得到了當地新西蘭長老會的同情,自然也成為他們希圖傳教的對象。為了消除語言上的障礙,1879年新西蘭長老會派出年僅24歲的澳洲礦工的兒子Alexander Don1857 -1934)到廣州學習華人礦工的方言——粵語。[26]這位華人口中的端牧師自187911月來到廣州,到18813月返回新西蘭,至少花了10個月的時間專注地學習中國漢字和粵語,[27]他還給自己起了一個中國名字,即唐愿高。[28]以粵語標音的“五桂堂本”很有可能就是這一時期進入唐愿高的學習視野的。筆者看到的這本“五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在其封面的左上端,確有“Sept. 1880”的鉛筆標注,書中以粵語標音的英文對譯漢字也多圈注,這與唐愿高逗留廣州的時間和學習粵語的經歷十分吻合。至于五桂堂則是晚清民初廣州著名的書肆之一,創辦于光緒年間,從四書五經到木魚唱本,無所不印。[29]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至少到了晚清光緒年間,廣東地區仍有此類廣東英語民間讀本的流行。

                         

                        無論封面還是內容,“五桂堂本”與“以文堂本”都基本一致,也是612395個詞條,只有“泔多”、“唔要”、“公道”等少數詞條的粵語注音漢字有所不同。

                         

                        上述6種“紅毛番話”刻本具有極高的相似性。在編纂形式上,“紅毛番話”通篇沒有出現一個英文單詞,而是由漢字與對應的標記英語字音的粵音漢字合構而成。這種標記英語字音的粵語字音,語言學上定義為“英粵對音”。[30]在詞條分類上,基本上都分生意書目門、人物俗語門、言語通用門、食物雜用門四類。詞條總數從372發展到395個,詞條內容完全一樣。因此可以基本肯定,目前存世的這6種“紅毛番話”刻本是同一種“紅毛番話”詞匯書的不同版本。

                         

                        具體而言,“榮德堂本”、“成徳堂本”與“璧經堂本”屬于一種類型,代表了早期版本的特征(封面頭戴三角帽、手執手杖和劍的西洋人,16372個詞條的內容含量,以及每頁3個單詞為一列的頁面版式)。前文已經初步判斷“榮德堂本”為1830年代左右中國人的“杰作”,而“鬼話”這類帶有明顯歧視色彩的稱謂在其他5種刻本中都未再使用,由此可以估計“榮德堂本”《紅毛買賣通用鬼話》應為這6種刻本中最早的一種。根據李蘭德對《紅毛番話》封面人物肖像特征的具體描寫,他筆下的《紅毛番話》似乎應是“成徳堂本”或“璧經堂本”《紅毛通用番話》中的一種。且“成徳堂本”與“璧經堂本”均收錄有碩特注意到的“來/今”這個詞匯,因此判斷這兩種刻本流行的年代應在1830年以后。

                         

                        而“以文堂本”與“五桂堂本”屬于另外一種類型(封面頭戴禮帽的西洋人,12395個詞條的內容含量,以及每頁4個單詞為一列的頁面版式),是流行于19世紀7080年代的“新刻紅毛番話”,進一步強調貿易的功能與特征。“富桂堂本”殘本綜合了上述兩種類型的基本特征,呈現出從早期版本到新刻本的過渡形態。

                         

                        此外,這6種刻本還存在著“英粵對音”中“口”字旁漢字簡化的趨勢,以及不同刻本間訛誤繼承或糾正的情況,如下表:

                         

                        16種“紅毛番話”刻本詞匯舉隅

                        詞條數/

                        英文原詞[31]

                        榮德堂本

                        成德堂本

                        璧經堂本

                        富桂堂本

                        以文堂本

                        五桂堂本

                        37./ one hundred

                        一百/

                        溫慳頓

                        一百/

                        溫慳頓

                        一百/

                        溫慳頓

                        一百/

                        溫悝頓

                        一百/

                        溫悝頓

                        一百/

                        溫悝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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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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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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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演出上述6種刻本從“榮德堂本”《紅毛買賣通用鬼話》到“五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大致的刊刻軌跡。

                         

                        關于“紅毛番話”的封面人物形象,也是判斷“紅毛番話”流布年代的重要線索,其所呈現的不同的英國人形象,對于我們理解早期中國人如何認知英國與西洋,當不無助益。周振鶴先生敏銳地觀察到“榮德堂本”、“成徳堂本”與“璧經堂本”的封面人物,與同在廣州刊印的五桂堂本《澳門番語雜字全本》封面人像,均是取材于乾隆朝《澳門記略》卷下所附“男番圖”中的以葡萄牙人為代表的男性西洋人形象:服飾以黑氈為帽,檐折為三角;衣之制,上不過腹,下不過膝,邊緣以錦金銀鈕聯綴;袖屬于腕,折疊如朵蓮;袴襪用織文束迫;躡黑革履;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貴者握藤。[32]除了西洋人深目高鼻的面部特征有所潤飾外,其他輪廓、姿態等細節都幾乎完全一致。[33](見下圖:《澳門記略》“男番圖”與《紅毛通用番話》、《澳門番語雜字全本》封面人物比較圖)

                         

                         

                        結合前文亨特、李蘭德對“紅毛番話”封面人物形象的描寫,三角帽、長外套、半截褲、長襪、方扣足靴、手執手杖或劍,實為西洋服裝史上洛可可時期(18世紀)男性西洋人服飾風格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在乾隆時代的《職貢圖》、《萬國來朝圖》中也有明顯反映。[34]

                         

                        歷史上澳門長期為葡萄牙人盤踞,中國人在與英國人打交道之前,就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與葡萄牙人交往的經驗,澳門葡語便是中國人在澳門發明、主要用于中國人與葡萄牙人交流的一種混合語言,教授學習這種澳門葡語的民間教材就是《澳門番語雜字全本》之類的讀本。“五桂堂本”的《澳門番語雜字全本》刊印年代較晚,目前雖無法得知1830年代衛三畏介紹的《澳門番語雜字叢鈔》封面呈現的是葡萄牙人究竟是何種形象,至少《澳門番語雜字全本》的編撰者選擇《澳門記略》中的男番肖像作為葡萄牙人形象符號的做法,也是順理成章的。當時的中國人確是把《澳門記略》中的男番等同于葡萄牙人來認知的。

                         

                        盡管乾隆朝的《職貢圖》、《萬國來朝圖》已經對“英吉利人”、“荷蘭人”、“法蘭西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內的“大西洋人”的形象有所區分,代表了這一時期清廷對西洋人形象認知的最高水平,但“榮德堂本”等三種“紅毛番話”的封面顯示出,至少在民間,中國人對英國人乃至西洋人的認知還是模糊的,僅從西洋服飾外觀無法做出精確的區分。就像一開始中國人稱荷蘭人為“紅毛番”,英國人東來后,亦以“紅毛番”謂之,久成習慣。而且,《職貢圖》、《萬國來朝圖》此類宮廷繪畫深藏宮中,流傳范圍有限,《澳門紀略》的兩位著者卻都有著擔任澳門地方官的經歷,他們筆下的男番圖像也許更接近當時在澳門生活的普通西洋人或葡萄牙人的真實情形。此外,還有一種可能,廣東英語起源于澳門葡語,用葡萄牙人的圖像以為紀念。

                         

                        至于“五桂堂本”等3種“紅毛番話”封面的西洋人物形象,呈現出的是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的特征,從人物頭戴筒形禮帽,手執手杖,細長鞋尖的情形來看,應屬于1820年以后西洋人的穿著。封面人物圖像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當時中國人認知下的英國人形象與過去已經發生明顯轉變。

                         

                        簡單的結論

                         

                        以上,筆者將存世的6種“紅毛番話”類早期英語詞匯書刻本進行了文本意義上的考證研究,從封面人物服飾、版面樣式、詞條內容等諸方面,不僅與早期來華西人筆下的“紅毛番話”類讀本進行比對,試圖尋找可能的對應關系,還將這6種刻本進行整體上的比較分析,以期呈現出它們之間的翻刻軌跡與傳承關系。筆者認為,目前存世的6種“紅毛番話”類英語詞匯書刻本,與已知材料中描寫的“紅毛番話”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是其原本,而這6種“紅毛番話”刻本應該是同一種詞匯書的不同版本,且基本上是按照“榮德堂本”《紅毛買賣通用鬼話》、“成德堂本”《紅毛通用番話》、“璧經堂本”《紅毛通用番話》、“富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以文堂本”《紅毛 話貿易須知》、“五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這樣的順序依次翻刻問世的,每一種刻本都不夠完善,均有一定的錯訛。

                         

                        “紅毛番話”刻本之外,各種抄本也頗為流行。內田先生在大英圖書館還發現一種詞匯量雖比馬禮遜筆下的刻本減少一多半,但明顯大于刻本的55葉《紅毛番話》抄本。據周振鶴先生譯解,該手抄本共收詞匯1407個,與刻本不同之處還在于沒有嚴格的分類,僅有二字言語門、果子門、青菜門這樣簡單大致的分類。[35]

                         

                        目前所見的早期英語讀本中,通篇不出現英文,僅用漢字和對應的粵音注音漢字表示的特殊編纂形式似乎僅“紅毛番話”類英語詞匯書所獨有,不僅《華英通用雜話》(Robert Thom著,1843年)、《華英通語》(子卿著,1855年左右)、《英話注解》(馮澤夫等著,1860年)、《英語集全》(唐廷樞著,1862年)等這些同一時期各種以粵音、甬音等標音的英語讀本所未見,連比它們更早出現的、已初具廣東英語特征的乾隆朝官修《口英咭唎國譯語》都不曾采用。這種獨特的表現形式,同時也保留、豐富了早期英語在華傳播過程中的某些歷史細節。

                         

                        References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2, Dunedin: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5.

                         

                        Jia Jane Si, Circul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Speakers, Historical Texts, and a New Linguistic Landscape, Dudweiler :VDM Verlag, 2009.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 Dangqi, History of Western Clothing,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egan Paul, 1882.

                         

                            Young Tong Shing and Ding Shenzu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New Zealand,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Zhou Zhenhe, "A Decipher on 'Canton English'",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4(1998):145-151.

                         

                            Wu Yixiong, "Pidgin English and Sino-Western intercourse before the mid-19th centu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3(2001):172-202.

                         

                        Zhou Zhenhe, "A Decipher on Manuscript of 'Canton English' Kept in British Library ", Jinan History (2005):333-353.

                         

                        Zou Zhenhuan, "Compilation and Influence of Business English Readers Published in Canton during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cademic Research 8(2006):92-99.

                         

                        Uchida Keiichi, "Pidgin English as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2(2009):197-207.

                         

                        Si Jia,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4.3(2009):340-357.

                         

                            Huang Xingtao, "Compilation of Translated English Lexicon and Related Issues on 'Western Bureau'",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1(2010):150-159.

                         

                         The Introduce of "Devilish Language" to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Books such as “Words in Use among the

                         

                        [] 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白帝社,2009年,第183-228頁。此書系黃興濤教授所贈,特此申謝。該書收錄的“璧經堂本”前后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兩處印鑒,筆者贊同周振鶴先生的判斷,即應為大英圖書館之物。

                         

                        []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266-274.

                         

                        []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合訂本,區宗華等譯校,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6頁。

                         

                        [] 有關廣東英語的細致研究,詳見吳義雄:《“廣州英語”與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63.原文為On the cover was a drawing of a foreigner in the dress of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wide skirts, breeches, and long stockings, shoes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 "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Oriental Affairs, 1938, p.38.

                         

                        [] ﹝美﹞威廉·C·亨特:《廣州“番鬼”錄1825-1844——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馮樹鐵等譯校,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頁。

                         

                        [] 林樹惠先生是亨特一書的最早譯者,其摘譯本《廣州番鬼錄》收錄在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二部分“鴉片戰爭前英美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內,依照的英文原本確為1938年版。(參見威廉·亨特《廣州番鬼錄(摘譯)》,林樹惠譯,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9-274頁。)馮樹鐵先生譯本的校訂者之一章文欽先生,便是參考了林先生的譯著。(參見陳勝粦:《中譯本序言》,﹝美﹞威廉?C?亨特:《廣州“番鬼”錄》,第6頁。)

                         

                        []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p. 63-64.

                         

                        [] 轉引自張國剛:《柏林國立圖書館“漢學書庫”說略》,《漢學研究》(第五集),中華書局,2000年,第379383頁;《柏林德意志國立圖書館中國古文獻調查記——以鴉片戰爭前的圖書及其編目為主》,《中國古典文獻學》(第二卷),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5-47頁。

                         

                        [11]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 6 (1837, October), pp.276-279.

                         

                        [12]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9 (1836, Janury), p.432.

                         

                        [13]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6 (1837, October), p.276.

                         

                        [14] Charles G. Leland, Pidgin-English Sing-Song,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 1876, introduction, p.4.

                         

                        [15] 如吳義雄判斷《鬼話》是亨特在“廣州期間(18261844年)購買的,因此很有可能與衛三畏所介紹的是同一種,但他在介紹時將原書的書名做了簡化。”見氏著《“廣州英語”與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6頁。

                         

                        [16] 李當歧:《西洋服裝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頁。

                         

                        [17] 《紅毛買賣通用鬼話》,廣州榮德堂刻本。見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83-187頁。

                         

                        [18] 周振鶴:《大英圖書館所藏<紅毛通用番話>詮釋》,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系史:新史料與新問題》,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頁。

                         

                        [19] 《紅毛通用番話》,廣州成德堂刻本。見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7-201頁。

                         

                        [20]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pp.275-287;吳義雄:《“廣州英語”與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4頁;鄒振環:《19世紀早期廣州版商貿英語讀本的編刊及其影響》,《學術研究》2006年第8期;周振鶴:《大英圖書館所藏<紅毛通用番話>詮釋》,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系史:新史料與新問題》,第405-410頁;黃興濤:《<口英咭唎國譯語>的編撰與“西洋館”問題》,《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

                         

                        [21] 《紅毛通用番話》,廣州璧經堂刻本。見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05-209頁。

                         

                        [22] 《紅毛番話貿易須知》,廣州富桂堂刻本。見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1-194頁。

                         

                        [23] 周振鶴:《<紅毛番話>索解》,《廣東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24] 《紅毛 話貿易須知》,廣州以文堂刻本。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該書承趙曉陽教授復制相贈,特此致謝!

                         

                        [25] Alexander Don, Chinese posters, booklets ect. ND. 3/131. 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Z.

                         

                        [26] 楊湯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蘭華僑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頁。

                         

                        [27]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2,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5, pp.143,169. 唐愿高還是新西蘭長老會廣州鎮村傳教團(Canton Villages Mission,1898)的創始人,在中國廣州的傳教事業頗為成功。無論是在基督教史還是華僑史領域,學界至今尚未出現對唐愿高本人系統的研究著述。

                         

                        [28] 也有研究者記作唐原高。在Alexander Don的個人卷宗中,收藏有1886年至1890年間他寫給教友的中文書信,落款均為“唐愿高”。現藏于惠靈頓(Wellington)新西蘭國家博物館(Te PapaNew Zealand1884年的《烏施侖金山南島圖》(South Island N.Z. Goldfields Guide)繪注者之一也注明為“唐愿高”(CA000501/010/0001)。參見http://collections.tepapa.govt.nz/Object/693164

                         

                        [29] 梁威:《五桂堂書坊》,《嶺南文史》1993年第4期。

                         

                        [30] 黃耀堃、丁國偉:《<唐字調音英語>與二十世紀初香港粵語的聲調》,《方言》2001年第3期。

                         

                        [31] 詞條數及英文原詞系筆者標注。

                         

                        [32]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澳門記略》,趙春晨點校,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8-59頁、第122頁。該書系以乾隆初刊本為底本,校以嘉慶、光緒諸本,被學界公認為“最實用”之版本。

                         

                        [33] 有意思的是,民國上海進步書局印行的《澳門紀略》所附“男番圖”中西洋人的面部特征,反而更接近后二者。

                         

                        [34] 參見賴毓芝:《構筑理想帝國——<職貢圖><萬國來朝圖>的制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

                         

                        [35] 該抄本影印本收錄在內田慶市、沈國威:《言語接觸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45-273頁。相關研究參見周振鶴:《大英圖書館所藏<紅毛番話>抄本譯解》,《暨南史學》2005年第4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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