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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春凌: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原作底本問題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安徽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7年06月16日

                          要:1898年,《昌言報》連載曾廣銓采譯、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含《論進境之理》《論禮儀》兩文。二者均出自斯賓塞《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原篇名分別為《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禮儀與風尚》。太炎迻譯《斯賓塞爾文集》是社會進化學說早期影響于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事件。之前學界未將《斯賓塞爾文集》所據原作底本當作一個學術問題予以關注,故所據斯氏原作與太炎譯著之真實底本相比,有或多或少的差繆。將太炎譯文與斯賓塞原作對讀,可最終確認:經斯賓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國發行,1868年由英國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鉛印版《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一卷,乃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的原作底本。斯賓塞本人前后期的思想有所變化,這體現在不同時期出版的斯氏著作中。因此,確定太炎譯著的原作底本,為進一步剖析斯賓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層面以及如何影響了章太炎,乃至深入晚清相關思想史,奠定了扎實的立論基礎。

                         

                        關鍵詞:章太炎;斯賓塞;《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曾廣銓;《昌言報》;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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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是英國十九世紀后半葉以進化為主題的哲學運動的知識領袖[1],其進化學說對中國近現代影響甚深。嚴復和章太炎都不是最早引介斯賓塞學說的中國人。在他們之前,顏永京就譯有史本守《肄業要覽》,其原題為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什么知識最有價值?》)[2]1889年,上海格致書院春季格致科由李鴻章擬定的考題,便是西方格致學從希臘阿盧力士讬德爾到英國的貝根”“達文、施本思的發展情況[3];而鐘天緯的答案頗中肯綮,亦顯示彼時有相當了解斯賓塞的中國學者。1895年,嚴復《原強》大為推崇錫彭塞的群學”[4]1897—1898年,先是嚴復在《國聞匯編》一、三、四冊上刊發譯自《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斯賓塞爾勸學篇》(大致為《群學肄言》第一篇《砭愚》);之后,《昌言報》一至八冊(第七冊未刊)連載曾廣銓采譯、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含《論進境之理》《論禮儀》兩篇作品。史本守”“施本思”“錫彭塞”“斯賓塞爾等,均為“Spencer”之音譯。后來中文世界對Herbert Spencer的譯名逐漸穩定為斯賓塞”[5]。而中國知識界關注斯賓塞的焦點也從頗有洋務運動色彩的格致,漸次轉向社會進化、變革等契合戊戌維新變法的命題。以翻譯斯賓塞為嚆矢,在十九世紀末,嚴復與章太炎推動社會進化學說叩開中國知識界的大門[6]

                         

                        《斯賓塞爾文集》對章太炎早期思想的影響,學界評價極高。如謂章氏早期代表作《訄書》《儒術真論》的整個知識圖景,包括“宇宙和生物進化學說”,“文化和文明在人類進步中的作用”,古代神權與王權、語言和文字、法律與諸制度、宗教、各種禮儀風俗的形成和演變,以及“變革、變法的理論和歷史實踐”,均受到斯賓塞之啟迪,其文化觀是以斯賓塞學說為起點而形成的[7]。章太炎不懂英文,文意的紹介依賴另一名譯者曾廣銓[8],但譯文遣詞用語、凝合成完整的思想表述等,顯然都籠罩著章太炎的色彩,與太炎同期作品的思想傾向及語言風格高度吻合[9]。太炎不僅是域外思想的迻譯者,而且是思想的生產者,斯賓塞學說不斷介入他之后的思想發展。相較于單純貫通文字的曾廣銓,此前研究幾乎都從思想家章太炎一側來考察此次譯介及其影響,因此本文也常以“太炎譯”來指稱曾、章的合譯行為——太炎之迻譯斯賓塞,與林紓之迻譯西方小說,形式上頗為相似。

                         

                        章太炎與曾廣銓合譯《斯賓塞爾文集》所含《論進境之理》與《論禮儀》兩文,均出自斯賓塞《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原篇名分別為《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禮儀與風尚》(Manners and Fashion),這是可以確認的事實。然而之前學界并未將《斯賓塞爾文集》的原作底本作為一個問題予以關注,往往只是隨機選擇手邊的《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或者斯賓塞其他選集,將它默認為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所用底本。此前關注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問題的有姜義華、黃克武、韓承樺、王天根等學者。姜義華《章太炎評傳》交代太炎譯著之原作底本云:“昌言報館所購得的《斯賓塞爾全集》,是倫敦一八九三年出版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10]韓承樺《斯賓塞到中國——一個翻譯史的討論》,與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太炎的譯作為例》,在涉及《斯賓塞爾文集》所收《論進境之理》的原作底本時,在注釋中均注明:“Herbert Spencer, ‘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New York: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Vol.Ⅰ”;又謂《論禮儀》出自斯氏《論文集》同一版本之第三卷[11]。王天根《嚴復與章太炎社會學思想的對峙與交流》《章太炎對本土經驗的強調與早期西方社會學中國化》兩文,自述所參考的原作是“Herbert Spencer, Spencer’s Essays,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First issue of this edition, 1911, Reprinted of this edition, 1941;1966”[12]。這些選擇往往是有差繆的,即便正確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事實上,《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一書由斯賓塞本人認可或修訂的幾個版本,跨度有數十年,改動甚大。這就意味著,要進一步討論太炎譯文與斯賓塞原文的差異,剖析斯賓塞思想究竟在哪些層面以及如何影響了章太炎,把握中國知識界初期如何理解和接受社會進化學說等,確證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所據原作底本是必需且首要的研究工作。

                         

                        本文厘清了《斯賓塞爾文集》所含文章之數個原作版本的流變,明確各版本的異同,將太炎譯作與斯賓塞原作逐句對讀,最終確認:經斯賓塞本人同意,曾在美國發行,1868年由英國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入重印的鉛印版《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一卷,乃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的原作底本。與該版在分段、文字上有區別的,是最早結集出版的《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一卷1858年版,以及經斯賓塞本人晚年大幅度修改的1891圖書館版”[13]

                         

                        二、譯著《斯賓塞爾文集》原作版本之流變

                         

                        曾廣銓采譯、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包含兩篇文章:《論進境之理》與《論禮儀》。《論進境之理》對應的原作是《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最初刊發于18574月的《威斯敏斯特評論》(The Westminster Review);《論禮儀》對應的原作是《禮儀與風尚》(Manners and Fashion),最初刊發于18544月的《威斯敏斯特評論》。1858年,這兩篇文章和斯賓塞另外6篇大論文、9篇小論文一起,被收入倫敦Longman出版社發行的《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本文有時將它簡稱為《論文集》),該集中的《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只對原刊本進行了部分文字訂正,《禮儀與風尚》則在原刊本基礎上增加了少量內容[14]。由于斯賓塞之后陸續發表大量各種主題的論文,1863年,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二個系列,亦即第二卷。因此,1858年出版的《論文集》又被稱為《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一個系列或者第一卷。1875年,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又推出《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三卷。這就是斯氏《論文集》三個卷次的最初來源。

                         

                        1898年《昌言報》第一冊在第一次刊發譯著《斯賓塞爾文集》時,登《本館告白》曰:斯賓塞爾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夥,專討求萬事萬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說,顯微妙之理,實為考究新學者不可不讀之書,早為歐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國聞匯編》譯其《勸學篇》,讀者莫不心饜意愜,惜未及譯全。茲本館覓得其全集,特按期譯登報端,以餉同志。其文新理絡繹,妙義環生,當亦諸君所深許也。”[15]很明顯,《昌言報》選擇的《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及《禮儀與風尚》之原作底本,不是發表于《威斯敏斯特評論》的原刊本,而是斯氏《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告白》所謂“覓得其全集”云云),特別是和該書第一卷相關。

                         

                        《論文集》第一卷1858年首版后,歷經變化。由于倫敦1858年出版的第一卷和1863年出版的第二卷售罄,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1868年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直接引入美國發行的《論文集》第一、二兩卷之鉛印版。美國版《論文集》第一、二卷和之前倫敦出版的《論文集》第一、二卷在編排上有較大調整(涉及篇目、文章分段以及頁眉解說)[16],其中《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禮儀與風尚》兩文便是如此。就是說,這兩篇文章,1868年版與1858年版在正文文句上沒有變化,變化只出在篇目編排、文章分段及頁眉的解說上。在1858年版《論文集》第一卷中,《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及《禮儀與風尚》分別被排在第一篇和第三篇,中間的第二篇是《鐵路道德與鐵路政策》(Railway Morals and Railway Policy);而在1868年版的《論文集》第一卷中,二者分別被排在緊鄰的第一、二篇,《鐵路道德與鐵路政策》被從第一卷撤出,挪至第二卷,被編為該卷第七篇。且在1868年版中,這兩篇文章被重新分段,段落較1858年版變得更多。除此之外,1868年版在每個單數頁頁眉處擬加了小標題,提挈這一部分的內容,為1858年版所無[17]。總之,兩文之1868年版與1858年版在內容上沒有變化,變化的是其外觀和形式。

                         

                        兩文內容出現重大調整的是1891年版。該年,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推出由斯賓塞本人修改校訂的三卷本《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并在扉頁上標明圖書館版Library Edition)。1996年,Routledge/Thoemmes出版社(在倫敦、紐約都有發行所)重印了1891年版的三卷本《論文集》,這也是當前各大圖書館通常收藏的版本。1891年版的三卷本《論文集》增加了1882年之后作者的七篇新論文,其他文章以附言和跋的形式增添了內容,有些新增內容甚至與原文篇幅相當。此外,各篇文章均增刪了段落,調整了參考文獻和引文,文字也再次作了校訂。該版三卷一共收入43篇文章,斯賓塞兼顧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以及主題上的關聯性,對各卷篇目作了全新編排。其中,第一卷12篇論文,主題是以一般或專門的方式討論進化觀念essays in which the idea of evolution, general or special, is dominant);第二卷16篇論文,主要處理哲學問題、抽象或具體的科學問題以及美學問題essays dealing with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wi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science, and with aesthetics),雖然這些論文都持心照不宣的進化tacitly evolutionary)立場,但它們體現的進化主義觀點呈現為附帶而非必然的特征an incidental rather than a necessary trait);第三卷15篇論文,有關倫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主題(the et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essays),這些文章的大多數也都是“以進化的立場來書寫的”(written from the evolution point of view),但它們往往出于更即時的目的,從直接的實用角度對這一學說進行闡述。在每一卷中,各篇論文則基本遵循時間順序編排[18]

                         

                        1891年版《論文集》中,《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禮儀與風尚》兩文不僅文字內容有很大變化,而且不再屬于同一卷。前者被編為第一卷之第二篇,該卷第一篇是作者更早的論文,即1852年發表的《發展假說》(The Development Hypothesis);后者則被編為第三卷第一篇。單這種編排形式,該版就和1868年版兩篇文章作為第一卷第一、二篇的情況截然不同。

                         

                        以上是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兩篇作品之原文在185818681891年斯氏《論文集》三個版本中的總體流變情況。

                         

                        三、譯著《斯賓塞爾文集》原作底本之審定

                         

                        由于1858年版、1868年版在文字上幾乎沒有差別,這里先拿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論進境之理》,分別比較1868年版、1891年版之斯氏原作《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筆者發現,至少有七處涉及人、地、物等具明顯特征的內容,同時出現在太炎譯文和1868年版原作中,而沒有出現在1891年版斯氏晚年修改的同一作品中[19]。這七處內容分別如下:

                         

                        1)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論及地質變遷,云:“It is now generally agreed among geologists that the Earth was at first a mass of molten matterand that it is still fluid and incandescent 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miles beneath its surface.”p.5)(今天,地質學家一般都承認地球最初是大量的熔漿物質;在地表之下的許多英里處,它仍舊是流動而熾熱的。”)

                         

                        斯氏《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1891年版將上引文字刪改為:“It is now generally agreed among geologists and physicists that the Earth was at one time a mass of molten matter.”(pp.11-12)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地學家云,地球之初,化镕之流質也。故今時下于地面十數里,猶有陰火潛蟄,其土壤尤若流質焉。”(《昌言報》第一冊,第3頁)

                         

                        2)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論語言之進步,云:“In the gradual multipl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out of these primary ones —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erbs into active and passive, of nouns into abstract and concrete — in the rise of distinctions of mood, tense, person, of number and case — in the formation of auxiliary verbs, of adjectives, adverbs, pronouns, prepositions, articles — in the divergence of those orders, genera,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parts of speech by which civilized races express minute modifications of meaning — we see a change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 And it may be remarked, in passing, that it is more especially in virtue of having carried this subdivision of func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completeness, that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superior to all others.”p.17)(語言在基本要素之外,其他部分逐漸增加——動詞分化出主動與被動,名詞分化出抽象與具象,出現語態、時態、人稱、數與格的區分,形成助動詞、形容詞、副詞、代詞、介詞和冠詞,區分目、屬、種,以及文明種群用各種各樣的語言來表達精微的語義差別,我們看到了從同質性向異質性的變化。并且,可以順帶地說,由于具備在功能上更大程度的細分和完備性,英語語言是勝過其他所有語言的。

                         

                        斯氏《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1891年版將上引文字刪改為:“In the gradual multiplication of parts of speech out of these primary ones —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erbs into active and passive, of nouns into abstract and concrete — in the rise of distinctions of mood, tense, person, of number and case — in the formation of auxiliary verbs, of adjectives, adverbs, pronouns, prepositions, articles — in the divergence of those orders, genera,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parts of speech by which civilized races express minute modifications of meaning — we see a change from the homogeneous to the heterogeneous.”p.23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其后支流余裔,日以繁賾,記動靜者,析動靜為二;記名物者,分虛實為二。其氣之緩急,時之先后,事之等級,物之盈歉,又各為標識,則又有以連語譬況者,有定其形勢審其位次者。有助動靜附動靜代名物者。辭氣既備,人始得以言道意,大抵語言文字之變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國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昌言報》第二冊,第67頁)

                         

                        3)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指出,文字、繪畫、雕塑三者同時發生,最初都是建筑的附屬品,和神權政治有直接聯系——雕塑是從具繪畫性質的淺浮雕衍生出來的。其言曰:“Greece repeated the leading stages of this progress. As in Egypt and Assyria, these twin arts were at first uni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parent, Architecture, and were the aids of Religion and Government.”p.21)(希臘重復了這種進步的主要階段。就如同在埃及和亞述,這兩種姊妹藝術首先彼此結合在一起,并與它們共同的母體——建筑結合,乃是宗教與政治的輔助品。

                         

                        斯氏《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1891年版將上引文字刪改為:“Greece repeated the leading stages of this progress.”p.27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希臘效埃及、阿西利亞之制。”(《昌言報》第二冊,第69頁)

                         

                        4)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指出,詩歌、音樂和舞蹈有共同起源,野蠻人的舞蹈伴隨歌唱和打擊樂。其言云:“there are measured movements, measured words, and measured tones; and the whole ceremony, usually having reference to war or sacrifice, is of governmental character.”p.24)(于是有節奏的運動,有節奏的詞語和有節奏的聲調;而整個儀式,往往與戰爭和祭祀相關,具有政治的特征。”)

                         

                        斯氏1891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將上引文字刪改為:“there are measured movements, measured words, and measured tones.”p.30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則聲音抗墜,筋骨廉制,皆于是乎出;然非祭與戰,莫適用也。”(《昌言報》第二冊,第70頁)

                         

                        5)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指出,在宗教節日的歷史記載中能看到詩歌、音樂和舞蹈一起出現的情況,且臚列若干例子。其言云:“There was an annual dance in Shiloh on the sacred festival; and David danced before the ark. Again, in Greece the like relation is everywhere seen.”p.25)(每年在夏洛的祭祀都有舞蹈,大衛在方舟前跳舞。在希臘,到處都能看到這種類似的關系。”)

                         

                        斯氏1891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將上引文字刪改為:“Again, in Greece the like relation is everywhere seen.”p.30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每歲喜羅必舉歌舞禮,猶太王答非,嘗躬與跳舞,以昭事靈爽。希臘盛時,斯禮猶在。”(《昌言報》第二冊,第70頁)

                         

                        6)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論樂器之進步,云:“As argued by Dr. Burney[20]and as implied by the customs of still extant barbarous races, the first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without doubt, percussive — sticks, calabashes, tom-toms — and were used simply to mark the time of the dance; and in this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 we see music in its most homogeneous form.”p.26)(就如同伯尼博士所論述以及現存的野蠻種族的習俗所暗示的那樣,最初的樂器無疑是打擊樂——棍子、葫蘆、手鼓——它們被用來簡單地標注舞蹈的時間;在這種聲音的持續重復中,我們看到了音樂在其最同質形式的狀況。

                         

                        斯氏1891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將上引文字刪改為:“As implied by the customs of still extant barbarous races, the first musical instruments were, without doubt, percussive — sticks, calabashes, tom-toms — and were used simply to mark the time of the dance; and in this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 we see music in its most homogeneous form.”p.32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白尼氏曰:上古之樂,木杖革鼙以為節奏祖,故其音專壹,命曰孑聲之樂。”(《昌言報》第三冊,第137頁)

                         

                        7)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認為,同樣的胚胎根據不同的外在環境會發展出不同的形式,它舉了工蜂幼蟲在早期喂食蜂后幼蟲的食物,會成長為蜂后的例子,之后又舉絳蟲的例子云:“Even more remarkable is the case of certain entozoa. The ovum of a tapeworm, getting into its natural habitat, the intestine, unfolds into the well-known form of its parent; but if carried, as it frequently is,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system, it becomes a sac-like creature, called by naturalists the Echinococcus—a creature so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e tape-worm in aspect and structure, that only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s has it been proved to have the same origin.”p.44[“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寄生蟲的例子。絳蟲的卵,如果是在它通常的寄居地腸臟,顯示的就是和親本一樣的著名形狀(按:長條形);但它經常進入身體的其他部分,它就變成了一個囊狀的生物體,被博物學家稱為棘球絳蟲,這是一種和絳蟲在外貌和結構上都極不相同的生物,只有通過仔細的調查才能證明它們共同的起源。”]

                         

                        斯氏1891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在舉了工蜂幼蟲的例子后,全部刪除了關于絳蟲的段落。(p.48

                         

                        譯作《論進境之理》對應部分作:“絳蟲之卵,自煩氣生者也,其在胃胵,則為袤形矣;竄逸之他,則為圓形矣。其形之短長既殊,其質性亦殊。非審于蟲學者,必二物視之。”(《昌言報》第四冊,第202~203頁)

                         

                        上面七例中下畫波浪線的文句,都出現在斯氏1868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的原作和曾、章所譯《論進境之理》中,而沒有出現在1891年斯氏修改版中。事實上類似內容遠不止這七處,但是,這七處涉及如下具體的人名:(5David(譯文作猶太王答非)、(6Dr. Burney(譯文作白尼氏);地或地名:(1at the distance of a few miles beneath its surface(譯文作今時下于地面十數里)、(2English language(譯文作英國)、(3Egypt and Assyria(譯文作埃及、阿西利亞)、(5Shiloh(譯文作喜羅);事物名稱:(4war or sacrifice(譯文作祭與戰)、(7tapeworm(譯文作絳蟲)。這些對象及其相關敘述如果未在原作底本中出現,譯作無論如何不可能通過勾連上下文而將它們想象出來。至此,譯作《斯賓塞爾文集》之原作底本為斯氏《論文集》1868年或1858年版,而非其1891年版,已是無可置疑的了。

                         

                        那么原作底本究竟是斯氏《論文集》1858年版,還是其1868年版?如前文所述,1858年與1868年兩版文字內容雖然相同,但是分段不同。觀察《論進境之理》的分段情況,最終可以判定,譯著《斯賓塞爾文集》的原作底本并非斯氏《論文集》之1858年版,而是其1868年版。

                         

                        譯著《斯賓塞爾文集》,特別是《論進境之理》一篇,相比于原作,做了不少刪改,也有一些內容沒有翻譯。但它基本是按照原作順序逐段翻譯的,并非選譯或節譯,幾乎原作每一段落,譯者都進行了翻譯處理。

                         

                        《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指出,進步的原因,在于“每一個作用力產生不止一個變化——每一個原因產生不止一種效果”(“Every active force produces more than one change — every cause produces more than one effect”1868年版,p.32);太炎譯為:凡一力所生,必不止一變,就其一變計之,則所歧出者,又鈲析而不可數(《昌言報》第三冊,第138頁)。斯賓塞舉天體演變為例,論證該原因所導致的進步體現了從同質性向異質性的轉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ogeneous into the heterogeneous, is that in which Progress essentially consists”1868年版,p.3)。他最先舉出的例子是,根據星云假說(Nebular Hypothesis),地球從最初的熾熱狀態逐漸冷卻,引發了種種地質學和地理學的結果。在1858年版(以及1891年版)中,這段文字從第一句“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at first have been incandescent”,到最后一句“Thus endless is the accumulation of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ults slowly brought about by this one cause —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arth”,是在一個完整的段落之中[21]。然而在1868年版中,這一整段的內容被切分成四個段落,各段首句分別是:(1“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at first have been incandescent”從星云假說可以推論,地球最初一定是熾熱的);(2“Let us now, however, observe the multiplied changes afterwards arising from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one cause”讓我們現在來觀察這么一個原因的持續所導致的多重變化);(3“But we have yet to notice another kind of heterogeneity of surface similarly and simultaneously caused”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地表另外一種異質性相似地并同時地產生);(4“Once more, this double change in the extent and in the elevation of the lands, involved yet another species of heterogeneity — that of coast-line”此外,陸地這種在范圍和高度上的雙重變化,牽涉另外一種異質多樣性,即海岸線的異質多樣性[22]。這四個段落在章譯《論進境之理》中呈現為三個段落,其中的(2)(3)兩段被合為一段,而這三個段落的首句,與1868年版斯氏《論文集》(1)(2)(4)段之首句完全一樣:(1由此以推,則地球之初,必有光輝,而不論散點積成之說,亦無由知之;(2熱度漸減,則變相爭競以出”;(3又觀之水陸之交(《昌言報》第三冊,第140~141頁)。

                         

                        更奇妙的是,《論進境之理》在《昌言報》第四冊上連載時,從第一段到第六段的六個段落,與1868年版斯氏《論文集》對應部分的分段方式完全一致,堪稱嚴絲合縫。而在1858年版(以及1891年版)中,這六個段落的文字則同屬于一個段落。相關部分的具體內容,是討論一種作用力如何在成年的生物體上產生眾多變化。斯氏列舉了諸如驚恐的聲音對人的影響、天花病毒進入人體后人體的反應、人體每一種器官的變化導致其他器官的變化,以及外在發育環境對于動物成體的影響等例子。在1858年版中,它們呈現在同一個段落,首句是“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out, in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回到我們闡述的線索,我們下面要描繪有機物的演變如何遵循這個同樣的普遍原理),末句是“All we aim to show, is, that given a germ possessing these mysterious properties,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sm from it, probably depends upon that 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the cause of progress in general, so far as we have yet traced it”所有我們打算呈現的是,假如一種胚芽具有這些神秘的性能,生物體從它而開展的進化,就如同我們所追溯的那樣,很可能依靠效應的增加,而這就是普遍的進步的原因[23]。具體說來,在1868年版中,這一個段落被劃分為六個段落,首句分別是:(1“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out, in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2“Observe, first, how numerous are the effects which any marked change works upon an adult organism — a human being, for instance”首先來觀察那些在成年的生物體——人類起作用的變化其效應是多么的大);(3“Now it needs only to consider that the many changes thus wrought by one force upon an adult organism…”現在只需要考慮這些由一種力量施加于成人生物體所產生的眾多變化……”);(4“Still stronger becomes the probability of this view when we call to mind the fact, that the same germ may be evolved into different form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當我們來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同樣一個胚芽由于環境的不同可以發展成不同的形式時,這個觀點的可能性就變得更加強大);(5“Indeed, we may find a priori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 evolution proceeds after this manner”事實上,我們也許可以找到一個先驗的理由來主張進化就是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6“We have marked how multitudinous are the effects which one cause may generate in an adult organism”我們已經論述了一個原因是怎樣在一個成年的生物體上產生如此眾多的效應[24]。《昌言報》第四冊連載的《論進境之理》第一至六段,與這六段的內容完全對應,各段首句分別譯為:(1論至于秋毫之末,則活物質之進境,亦無逾于此;(2壯夫之骨節,其土性鹽類已多而堅強矣;(3夫以目見之狀夫,因一力而有斯變;(4活物質點,必因時易形;(5動植物之生機質點,泯然若寥天一,欲參驗其形,不可得已;(6一體以力少致多變,及同類之種可以改形,且變化至不可訾量,則既甄明之矣(《昌言報》第四冊,第201~203頁)。

                         

                        譯著《斯賓塞爾文集》與斯氏1868年版原文在分段上如此大范圍契合,不能用偶然相似來解釋,只能歸結于其所據原作底本的段落排布本來如此。《斯賓塞爾文集》所據原作底本是1868年版,而非文字內容與它相當的1858年版,至此已十分顯豁和確鑿。

                         

                        根據斯賓塞自己的說法,“鉛印版”《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第一卷原在美國發行,1868年由英國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引進,重印刊布;該版1868年后又有重印[25]。雖然不能確定曾廣銓、章太炎手中用書,究竟是該鉛印版之前在美國的印本,還是1868年倫敦推出的本子,抑或1868年版后來的重印本,譯著《斯賓塞爾文集》所據原作底本與1868年倫敦Williams and Norgate公司發行的鉛印本完全相同,都是確鑿無疑的。這也解釋了為何《斯賓塞爾文集》最先翻譯的,是《論進境之理》與《論禮儀》兩篇。只有在1868年版斯氏《論文集》第一卷中,它們對應的原文《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禮儀與風尚》才緊鄰排布,分列第一、第二篇,曾、章兩人不過是按照原作底本中的文章順序依次翻譯而已。可以設想,如果時局平穩,他們也許會順次將整部《論文集》譯出。18989月戊戌政變發生,章太炎受黨禍牽連,避走臺灣,《昌言報》在刊行十冊后戛然而止,《斯賓塞爾文集》的后續翻譯難以為繼;此后,章太炎所受域外思想逐漸從西學向東學轉移。《斯賓塞爾文集》之翻譯工作的不正常終結,其實象征著太炎思想新的發展時期的開始。

                         

                        四、發現《斯賓塞爾文集》原作底本的思想史意義

                         

                        《斯賓塞爾文集》原作底本的發現,可以糾正此前相關研究的如下差繆:第一,有的學者誤以1891年版斯賓塞《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為譯著《斯賓塞爾文集》之底本,因而忽略了該版從內容到形式與太炎譯著真正的底本(1868年版)的差異。第二,有的學者以1911年首版的斯賓塞論文選本《斯賓塞論教育和相似主題的論文集》(Herbert Spencer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為太炎譯作之依據,進而展開比較研究。經筆者對比,這一選本所收《論進步:其原因和法則》及《禮儀與風尚》兩文,碰巧出自1868年版的《論文集:科學的,政治的和推斷的》,但該選本是流而非源,且1898年進行翻譯工作的曾、章斷無可能穿越到將來的1911年來選擇底本。以1911年選本作為觀照太炎譯作的依據,碰巧使用了較為正確的選本,卻忽視了斯賓塞幾次修改文章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的思想變動。并且,1911年選本所收《論進步:其原因和法則》《禮儀與風尚》兩文,內容雖來自斯氏1868年版的《論文集》,卻刪除了該版每個單數頁頁眉的小標題,終究不是原作底本的本來面目。因此,研究太炎迻譯《斯賓塞爾文集》的相關問題,1911年的選本并非理想的原作依據。

                         

                        事實上,明確章譯《斯賓塞爾文集》的原作底本,對考察太炎翻譯斯賓塞的意義不可小視。這首先是由《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在斯賓塞作品中的重要性及其對太炎思想的深刻影響決定的。該文原刊于1857年,是斯賓塞思想發軔期的代表作,它的觀點和例證最終都融入斯氏十卷本《綜合哲學》中提綱挈領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2),濃縮式呈現了斯氏進步哲學的整體設想[26]:從天體、地質、生物的演化發展,論及人類社會以及文明諸表象的演變進步(涉及語言,文字、繪畫、雕塑,詩歌、舞蹈、音樂,藝術、科學、工業等),歸納這些進步背后共同的法則和原因。嚴復謂“斯賓塞氏此篇之論,乃其少作,為天演先聲,全書嚆矢”,該篇“欲牢籠萬化,并為一談”[27]。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對《論進境之理》最為用力。斯氏該文多次推薦星云假說,演繹基于機械論(Mechanics)的宇宙觀念圖景,凡此均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章太炎,在傳教士西學的呼應下,助成了太炎早期的宇宙觀。太炎對斯氏描摹的原始社會,尤其是源于宗教的文明演變,興趣十分濃厚,他依照這一觀念框架,征引中國經典,全新闡述了六經的意義。而涉及種群、語言進化的譯文最明顯地介入了他自己的著論。凡此方方面面的影響,需另外撰文詳論。無論如何,論定太炎譯文之原作底本,都是展開研討的第一步,甚至是整個立論的基礎。今暫扼要提示如下:

                         

                        如前所述,《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一文1868年版的正文內容與1857年原刊本無異,差別主要出在1857年原刊本與1891年修訂本之間。英國知識界在這三十幾年間發生了深刻變遷,令斯賓塞必須就自己的核心觀念作出調整或回應。例言之,1857年斯賓塞寫作、發表《論進步》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尚未問世,《論進步》所持的是拉馬克主義獲得性性狀遺傳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理念。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達爾文所倡生物進化原因在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觀點逐漸蔓延開來。在1891年版,斯賓塞以注釋的方式,回應了如何把自然選擇的理念納入自己原先對生物進化的判斷中[28]。太炎翻譯斯賓塞的時間是1898年,此前此后,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諸家論說通過各個渠道(諸如英譯中、日譯中或者轉述),混雜不清、疊床架屋般傳到了中國。之前相關的研究一般以為章譯的原文底本是1891年版,其實只有回到章譯斯賓塞1868年的原文底本,才能明了太炎早期思想,包括社會進化在內的觀念,究竟有哪一些可以真正歸到他直接接觸的斯賓塞頭上,并弄清拉馬克主義獲得性性狀遺傳”的理念如何在清末思想界發生效力。

                         

                        又如,斯賓塞早年堅信歐洲人是人類進化的高級階段,在體質、思維、情感能力、文明程度上均優越于其他下等人種。然而隨著他反省歐洲虛偽的尚武主義與殖民主義,對于歐洲人道德上勝過土著人,他越來越失去信心,兩者道德上的平等性甚至有使其進步哲學脫軌的危險[29]。這種變化也部分見諸《論進步》1857年原刊本與1891年版的差異之中。1868年版論及語言進步時,斯賓塞有些驕傲地稱:并且,可以順帶地說,由于具備在功能上更大程度的細分和完備性,英語語言是勝過其他所有語言的。斯賓塞晚年對自己原來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稍覺羞愧,這句話被1891圖書館版《論文集》完全刪除。然而太炎譯文所用原作底本卻是1868年版,他將此句譯為:大抵語言文字之變愈繁,其教化亦愈文明,英國所以表西海者,其以此夫。該譯文反而強化了英國作為文明最高國的優勢所在。此段譯文后來又進入《訄書》初刻本《訂文》篇,激發了太炎格外強烈的奮起直追、變革文字的訴求。

                         

                        綜上所論,1898年章太炎翻譯《斯賓塞爾文集》,其所用原作底本為鉛印版1868年斯氏《論文集》第一卷。這意味著,在斯賓塞晚年思想發生改變并影響于他修訂過往作品的時期,章太炎接受的卻是斯賓塞早年思想的影響。這種歷史錯位造成的思想張力,特別值得留意。

                         

                        此外,斯氏1868年版《論文集》第一卷與其1858年版、1891年版都不相同的地方,是頁眉有提示性的小標題。以《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為例,該文共60頁,從第3頁開始,在單數頁上共設置了29個小標題,依次是:In what progress consists進步包含什么);Ge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Earth地球的地質進步);Progress of terrestrial life 地球生命的進步);Advance of the animal races動物族群的發展”);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ed races文明種族的發展);Early evolution of governments政府的早期進化);Industrial development工業發展);Development of language語言發展);Pictorial germs of language文字的繪畫萌芽);Origin of Christian art基督教藝術的起源);Evolution of painting and statuary繪畫和雕塑的進化);Evolution of music and poetry音樂和詩歌的進化);Evolution of music and poetry(按:與前同);Evolution of literature文學的進化);Necessary nature of the cause原因的必要屬性);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效應的增加);Effects of the Earth’s incandescence地球的熾熱的效應”);Changes produced by air and water由空氣和水產生的變化);Effects of a subsidence of the land陸地下陷的效應);Chemical effects of decreasing heat熱力漸減的化學效應);Multiplied organic effects增加的生物體效應);Multiplied organic effects(按:與前同);Changes of the Earth’s flora and fauna地球動植物群的變化);Increasing divergence of the animal races動物種群趨異性的提升);Social differentiations社會分化);Multiplication of Industrial effects工業效應的增加);Effects of the locomotive engine機車蒸汽機的效應);Vast applicability of the principle原理的廣泛適用性);Necessary limits of investigation調查的必要限制)。這些小標題對于譯者理解原作文意,無疑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它們也應該成為考量譯者如何譯介和接受原作思想的參照。

                         

                        一言以蔽之,確定太炎譯著的原作底本,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太炎思想乃至晚清相關思想史奠定了扎實的立論基礎,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注釋

                         

                        [1] W. R. Sorley, A History of English Philosophy,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21, p.260. 如非特別說明,本文所涉英文著作的翻譯,均為筆者所譯。

                         

                        [2] []史本守:《肄業要覽》,顏永京譯,上海:美華書館,光緒八年十月。《什么知識最有價值?》是斯賓塞關于教育學的論文,該文論證科學才是最有價值的知識,顏永京提挈其意為:總而言之,不拘歸于何用,格致學最為汲汲耳。(《肄業要覽》,第53頁)

                         

                        [3] 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丙戌至癸巳年分類匯編)第二冊《格致類》,光緒戊戌年(1898)仲春上海富強齋書局仿足本重校石印,第8頁。

                         

                        [4] 嚴復:《原強》(1895年),汪征魯、方寶川、馬勇主編:《嚴復全集》卷7,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6頁。后來的《原強》修訂稿(1901年)將錫彭塞改譯為斯賓塞爾(《嚴復全集》卷7,第24頁)。

                         

                        [5] 在嚴譯、章譯之后,《萬國公報》第121冊(1899年)刊有企德原著、李提摩太與蔡爾康編譯的《大同學·今世景象》,內稱英國才人施本思,或譯作斯賓塞爾,第128冊(1899年)所刊李提摩太、蔡爾康《〈性理學列傳〉小序》謂英人施本思,表明彼時兩種譯名都被承認(參見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612頁、658頁)。而《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冊(1903年)有彗廣的《大哲斯賓塞略傳》,此時譯名殆已穩定為斯賓塞

                         

                        [6] 董家遵:《清末兩位社會學的先鋒——嚴幾道與章炳麟》,《社會研究》第1卷第3期,19371月。該文較早并稱嚴、章為清末社會學先鋒,此后關于中國社會學學科史的著述大體也承認這一定位,如姚純安《社會學在近代中國的進程(1895—1919)》(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7]參閱姜義華《章太炎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27~39頁)、王天根《章太炎對本土經驗的強調與早期西方社會學中國化》(《東方叢刊》2004年第2期)。

                         

                        [8] 曾廣銓幼年隨父親曾紀澤在英、法等國生活,懂英文,1893年被委任為駐英使館參贊。他曾先后擔任《時務報》《昌言報》的英文報譯工作,譯有小說(如《長生術》)、時論等,其譯文平平(參閱郝嵐《從〈長生術〉到〈三千年艷尸記〉——H. R.哈葛德小說She的中譯及其最初的冷遇》,《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4期)。正因為曾廣銓難以駕馭斯賓塞難度極大的思想性文本,主辦《昌言報》的汪康年才邀請章太炎擔任筆述,將譯文書寫董理成形。

                         

                        [9]《斯賓塞爾文集》用語力求古雅,大量用詞取自先秦兩漢典籍,殊難索解,而這恰是章太炎此時期文章的風格。《斯賓塞爾文集》兩篇譯文的大量古語,和章氏其他作品中的用語相同。人的語言風格很難改變,由此可見章太炎對譯文的經營。這里僅舉幾例。比如《論進境之理》謂聲音抗墜,筋骨廉制(《昌言報》第二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329,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第70頁。本文所引《昌言報》均為該本,以下間或隨文夾注);《訄書》初刻本《儒墨》篇則有儒者之頌舞,熊經猿攫,以廉制其筋骨(《章太炎全集·〈訄書〉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頁)。《論進境之理》謂又觀之水陸之交,其地舄鹵(《昌言報》第三冊,第141頁);太炎《代議然否論》則謂:墮高堙卑,舃鹵化而膏澤(《民報》第24號,19081010日,第17頁)。《論進境之理》謂則又以愛惡相攻,而變相亦自是繁矣(《昌言報》第四冊,第202頁);《訄書》初刻本《獨圣》(上)則有天地之間,非愛惡相攻,則不能集事(《章太炎全集·〈訄書〉初刻本》,第102頁)。

                         

                        [10]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第28頁。按,筆者未曾找到1893年倫敦出版社的Mr. Herbert Spencer’s Works,曾就此向姜義華先生請教。姜先生回信稱,昌言報館的書后來去向不明,他已記不清是在上海圖書館還是復旦圖書館讀到該版本。

                         

                        [11]韓文載(臺北)《編譯論叢》第3卷第2期,20109月(其說見第60頁);黃、韓之文載沙培德、張嘉哲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其說見第143頁)。

                         

                        [12]王天根二文分別見《廣西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東方叢刊》2004年第2期。按,經筆者核對,該版本原題為Herbert Spencer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可譯為《斯賓塞論教育和相似主題的論文集》),Introduction by Charles W. Eliot(London: Dent, New York: Dutton, 1911)。該《論文集》乃斯賓塞文章之選本,1911年收入普通人圖書館Everyman’s Library)系列首次發行。其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收錄論教育的四篇論文,第二部分收錄包括《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禮儀與風尚》(On Manners and Fashion)兩文在內的其他五篇論文。

                         

                        [13]這是經過斯賓塞本人認可或修訂的三個版本,其他本子都是以這三個本子為基礎的重印本。經筆者比對,姜義華、黃克武、韓承樺選擇的版本乃1891圖書館版,而王天根選擇的1911年選本實際上依據的是1868年的鉛印版

                         

                        [14]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15] 《本館告白》,《昌言報》第一冊,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1898817日),第61頁。汪康年起意翻譯《斯賓塞爾文集》,和嚴復的引介有關,參閱王天根《嚴復與章太炎社會學思想的對峙與交流》(《廣西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以及黃克武、韓承樺《晚清社會學的翻譯及其影響:以嚴復與章太炎的譯作為例》(沙培德、張嘉哲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

                         

                        [16] 斯氏《論文集》1868年版在封面后一頁的《通知》中說:由于美國的編輯對論文集進行了重組,以至于每一卷都和在這里(按:指倫敦)發行的第一、二卷不一致。除了兩卷被重新編排的差異外,美國版還有一個區別,即添加了一篇比其他都更晚近的論文,標題為穆勒與漢密爾頓——真理的檢驗” “Noti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1890年,斯賓塞重新修改編輯三卷本《論文集》時,在《前言》中也解釋之前引入美國鉛印版的情況,說:那時,前兩卷的原始版本售罄,不同定名以及論文不同編排的美國重印本已經產生出來了,從經濟層面考慮,我接受了輸入美國鉛版直接印刷出可以連續供應的兩卷《論文集》。而第三卷,則根據需要,在這邊印刷,部分來自美國版,部分來自英國版。”Herbert Spencer, “Prefa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III.

                         

                        [17] 最初在《威斯敏斯特評論》刊發時,這兩篇文章在每個單數頁的頁眉處都有小標題概括該部分之內容,但這些小標題和1868年版斯氏《論文集》擬加的小標題并不相同。

                         

                        [18] Herbert Spencer, “Prefac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III-V.

                         

                        [19] 譯著《斯賓塞爾文集》和原著相比,刪除、裁剪了大量內容,或者說有大量內容沒有翻譯。譯作中沒有出現,但在斯氏《論文集》18681891年兩個版本中均出現或者均未出現的內容,不足以說明譯作所用原著底本問題;只有譯作出現,且斯氏《論文集》某一版本也出現,而另一版本卻沒有出現的內容,才能證明譯作所用之原著底本。除此之外,譯作《論進境之理》與譯作《論禮儀》相比,前者更加完整。兩文原作之篇幅原本相當,但前一譯作占《昌言報》四個半冊的版面(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冊與第五冊一半),后一譯作則只占《昌言報》兩個半冊的版面(即第五冊一半與第六、第八冊)。所以本文以前者為主體,來考證譯著《斯賓塞爾文集》所用的原作底本。下文用以比較的斯賓塞《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1868年版和1891年版分別為: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Vol. I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reprinted fro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Vol. I。波浪線為筆者所加。

                         

                        [20] “Dr. Burney”指英國音樂史家、作曲家、音樂家查爾斯·伯尼(Charles Burney1726—1814)。

                         

                        [21]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31-33. 按:1891年版該段文字略有調整,首句是“It follows as a corollary from the Nebular Hypothesis, that the Earth must once have been incandescent”;尾句是“Thus, multitudinous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results are slowly brought about by this one cause —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arth”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39-41.

                         

                        [22]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pp.35-37.

                         

                        [23]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8. pp.38-41. 按:斯氏《論文集》1891年版該段文字有所調整,其首句是:“Returning to the thread of our exposition, we have next to trace, throughout organic progress, this same all-pervading principle”;尾句是:“All we aim to show, is, that given a germ possessing those particular proclivities distinguishing the species to which it belong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organism from it, probably depends on that multiplication of effects which we have seen to be the cause of progress in general, so far as we have yet traced it”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91, pp.46-49.

                         

                        [24] 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in Herbert Spencer, 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pp.42-46.

                         

                        [25] 筆者手頭有這一版1875年的重印本,其正文完全與1868年版相同,唯書前有“Mr. Spencer’s Recent Works”(即斯賓塞先生近期著作)一則廣告,其中提到的《描述的社會學》(Descriptive Sociology)第四卷非洲種族,出版于1875年。

                         

                        [26] 斯賓塞自己在1891年版《論進步:其法則和原因》之正文前,有按語稱“the ideas and illustr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essay were eventually incorporated in First Principles”這篇文章的觀點和例證最終都并入了《第一原理》),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Ⅰ(1891), p.8。斯賓塞的研究者都承認,1850年代是斯氏思想的醞釀期,《論進步》體現了他進步哲學的整體構想。《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第十六卷關于斯賓塞的條目對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譯為《進步:其規律及原因》)作了詳細介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9頁)。

                         

                        [27] 嚴復:《論譯才之難》(1898年),汪征魯、方寶川、馬勇主編:《嚴復全集》卷7,第88頁。

                         

                        [28] 關于進化的觀念史,參閱Peter J.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Revise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89。關于斯賓塞、達爾文進化觀念的差別,參閱Derek Freeman, 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Charles Darwin and Herbert Spencer,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15, No.3, 1974。斯賓塞研究者Mark Francis指出,斯賓塞與達爾文進化觀念的差異有幾個要點:(1)斯賓塞的進化理論并不聚焦于物種演變;(2)斯賓塞對進化具有進步性質的信心并不來自于自然選擇和競爭;(3)斯賓塞并不接受現代個體和社會通過生存競爭持續取得進步的觀念。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Stocksfield: Acumen Publishing, 2007, p.2.

                         

                        [29] 相關討論參見Mark Francis,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 pp.192-193, p.279, pp.28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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