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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秀麗:革命年代的飲食兒女——讀章瑞榮家信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06月15日

                        摘要:1949年后,中國曾長期處于繼續革命的氛圍中,集體至上,精神第一,家庭觀念、個人主義、物質享受均成為批判革除的對象。然而,貼近考察這一時期的個人生活史,不難發現,也許正因為國家大環境重精神輕物質,私人領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質;青年男女的婚戀過程,匹配的通常仍是各種各樣的條件,而城市年輕夫婦的生育率已大為下降。無論物質生活的調劑還是婚姻問題的解決,家庭往往是人們可以調動的基本資源;在家庭的價值被否定、遭破壞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擁有非常強大的凝聚力,家庭成員互為可靠的物質后盾和堅強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即使最親密最有能力的家庭,所能騰挪的空間也是極其逼仄的。

                         

                        關鍵詞:家庭;精簡下放;計劃供應;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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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學界對當代社會史的關注持續提升,并業已提煉出不同的分析框架。[1]其中對當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主要關注單位、村莊、里弄等群體生活,對于集體化、單位化生存狀態下個體生活、個體經驗的論述相對不足。[2]而且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在古代社會史和近代社會史研究中備受重視的家庭,在當代史研究中甚至比對個人還缺少關注。這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當代中國,國家管理機制直達基層,家庭的社會細胞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單位和村莊、居民委員會所取代。第二,近代以降,家族制度受到強烈沖擊,家庭基本成為負面價值。到文革”時期,“階級意識”高于一切,“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對“家庭觀念”的批判和背離達到高峰。但是,中國當代社會遠遠未達消滅家庭的階段,而且有時情況正好相反,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嚴苛的戶籍制度下,農村人民公社的農民面對的生存環境極類似于他們的祖先,實際上可能比他們的祖輩更需自給自足,與此相應,他們可以調動的基本資源仍是血親、姻親、鄰里這些世代相傳、十分熟悉的東西[3]而家庭,無疑是私人領域中最為重要的組織單位。美國學者周錫瑞在研究他的妻族葉氏家史時也發現,在葉家幾代人的生命旅程中,家庭功能和凝聚力存在相當大的差別。當19世紀中葉太平軍占領安慶時,葉家作為一個群體一起避難;抗日戰爭爆發后,家中的年輕人一個一個地跟著他們的同學走了,朋友、同學、同志比兄弟更重要了;在共和國時期,家庭和國家的關系變得更復雜一些,一方面,國家和黨比較懷疑家庭關系,家庭觀念黨性構成沖突,另一方面,黨又特別重視家庭關系,強調老子英雄兒好漢,政治斗爭的時候最能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家里人,這就讓家庭更凝聚在一塊兒了。[4]

                         

                        學術研究(尤其是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可供使用的資料決定的。單位制、集體化時代遺存最多的自然是單位、集體的資料,而當個人和家庭資料被關注、發現、搜集、整理、開放之后,對家庭和個人進行研究成為可行。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保存了大量個人資料,為學者分析當代個人(以及家庭)生活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本文即利用這批資料中的“章瑞榮信件”寫成。該中心將這批信件編為184封,其中1950年代20封,1960年代113封,1970年代41封,1980年代5封,另有幾封日期不詳(因個別信件在編號時被分成兩個文件,所以實際數量稍少)。收信人絕大部分為保存者章瑞榮,也有少量為其弟瑞銓(或兩人同收)、其妻顧文權(來自顧父,有時兩人同收)、其母,寫信人為其父、弟瑞銓瑞安,姐菊庭,妻顧文權,及少量同學同事。

                         

                        章家是個和愛家庭。父母對兒女一視同仁,均予以無微不至的關愛,姐弟四人也不分彼此,不別厚薄。這個家庭有一個松散的“共財”系統,兒子們在婚前將一部分薪金交由父母統一支配或存貯,以保證家庭所有成員的需要,但如他們有特別支出,父母都予支持;兒子婚后,這種共財關系更為松散,父母主動建議小家庭建立自己的財務系統,不再要求他們寄錢;他們還經常相互寄送錢物糧票等,給予家人貼心周到的關懷。家庭成員關系親密,家信頻密(父母要求子女每月至少寫兩封信),所談各事,大致能夠相互呼應和印證。章家二十多年的通訊中,一貫平和、理性,油鹽醬醋,兒女情長,留下了大量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印跡。

                         

                        身不由己的遷徙

                         

                        中共1949年建政后,隨即開始了全方位的、徹底的基層社會組織和管理工作,工商業從業人員由單位管理,城市非單位人口由居民委員會管理,農村則經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逐漸將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和鄉政府合并為基層政權。這些組織架構與個人消費品的計劃供應,尤其是與1958年之后采取的嚴格限制人口遷徙的戶籍政策相配合,加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進行強勢意識形態宣導并對干部隊伍反復篩選汰洗,基層政權成功嵌入社會,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高度重合,個人基本上被限制在一定地域、一定單位或生產隊、里弄,到別處工作、生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到異地走親訪友也受到極大限制。

                         

                        當然,如果“國家”要求個人遷徙,個人并不能抗拒。

                         

                        章家父親即在1961年遇到了精簡下放”[5],夫妻倆由北京崇文區遷徙到老家浙江紹興上虞縣百官崧廈西華章家村。[6]

                         

                        在這批通信開始的1950年代后期,章家是北京居民,家住崇文區鞭子巷19號。父章

                         

                        采堯,單位不詳,信中有時稱呼“廠”,有時稱呼“社”,屬出版系統。章母的面目在這批書信中比較模糊,只要夫妻同在一處,父親的家信均署“父母字”,但整批通信未留下母親只字。可以確定的是,她是一位時刻牽掛兒女的慈母;她是一位家庭婦女,1960年她回老家探親,返家時北京正大搞人民公社,街道居民委員會曾動員她參加工作;她是浙江上虞人氏,其母一直在老家生活;她不能融入北方的生活,對走出家庭的憂慮一是身體多病,二是北京食堂小菜吃不慣,與北方人共同工作,言語不通”[7];從章父幾次提到你母不同意看,她還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章家有四個兒女,長女菊庭陪伴外婆在上虞老家生活,是位小學教師;長子瑞榮、次子瑞銓分別在復旦大學物理系、南京大學物理系就讀;幼子瑞安在北京上中學。

                         

                        章父是一位非常享受家庭生活的慈父,對他的工作并不熱愛。他本在單位做統計工作。長子曾來信勸其鑲牙,父說,“鑲牙問題,因工作忙,沒有時間去,因為鑲牙要跑不少次數去。我的工作不比別人,一天做一天事。我的統計工作,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做二天,后天就要做三天工作,你告假越多,積壓越多,沒有第二個人代你工作。”(父致榮,1960318日,0461961調任文書工作后,同樣有諸多抱怨:每天收發文件,以及與各室、組、車間聯系或通知的文件,既要抄寫和整理,又要來來往往的跑腿,這種任務,對你父來說,實在不適宜,一則眼睛有病,一天到晚多用目力,難免病態加重,二則年老力衰,上下跑腿,難以持久。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反來反去還是反不掉,工作人員吃苦不好說,你說了,就犯了不聽領導的話(引注:中缺數字)問題的毛病,所以只好等到眼睛看不見了,身體做得不能起床了,再作計較而已。”(父致榮,196157日,106

                         

                        但這樣味同嚼蠟的工作,也并不能高枕無憂。1958年,城市正在急速膨脹之中,章父卻面臨下放邊遠地區的壓力[8],領導曾要求其下放內蒙或貴州,令其痛苦。由于邊區工農業的發展都向中央要求下放干部前去支援,你父先被領導指名下放到內蒙古在呼和浩特集中,再行分配到各地去。因你父年老,眼病尚未痊愈,你母不同意,領導派了四次人(你金榮老伯也來勸說)前來說服,你母不肯答應。后改放到貴州貴陽。貴陽地方,你父曾在抗戰時期到過住了一個多月,比內蒙古好得多。你父為了服從組織分配只好答應去,但是你母不肯答應。現在將這情況,由領導向上級出版局反映,再作處理,所以只好靜待處理。”(父致榮,1958714日,060

                         

                        這次“干部下放”最后沒有成行,說明相關規定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彈性,母親的“不同意”生效;但不久之后的“精簡職工、下放城鎮人口”大潮將章家裹挾而去,再無任何博弈余地。

                         

                        1960年初,因長女做產,章母回老家照料,回京時火車因動員臨時戶口返鄉,非常擁擠(父致榮,1960318日,046)。可見在大規模疏散城鎮人口的精簡下放運動之前,已經開始通過疏散臨時戶口減輕城市供應壓力。但他們不會想到,自己不久就將成為這擁擠火車上的返鄉乘客。

                         

                        雖然章父在19615月份就受到了下放的壓力,但真正面臨回鄉,仍忙亂倉皇,不但需要快速決定,而且這當中真是天天變,天天不定,叫人難以捉摸,領導解釋又前后不一,長子長女遠在上海和浙江,通信需要時日,幼子瑞安還是個初中生,幸虧二子瑞銓在家(此時他正在等待畢業分配),遂由父子二人應對這一巨大變故。瑞銓事后向大哥詳細報告此事始末:729日決定退職下放,31日談退職金,領導開始說按新評的工資發放(引注:章父的保留工資102元,評級工資62元),并以工齡16年算(指本企業工齡,當中取消6年,因父在昆明開過小店,不作工人),只有1400元。父親不同意,說不久前(4月份)別人按保留工資算,怎么現在按新工資算?領導說,你到農村有什么事好做?你已比別人多領了幾個月工資。父聽了很不服氣,發了牢騷。第二天,領導指父講錯話,要其檢討,引起家人擔心。當天下班時,父在汽車上碰到一位同事,說起可提早退休,所以決定申請退休試試看。83日,黨委書記同意其退休,并按保留工資打對折算,即每月領50元零些。這消息讓家人極為高興。但5日有人來叫父開會,說55歲或50歲退休是指喪失勞動能力的;工資須按新工資算,分四、五、六折三種,父工齡超過15年,享受六折,這樣每月也只有37.2元。領導說,退職還是退休由你自己決定,而退職金又轉為按保留工資算,可發2300元。要求當天決定退職或退休。

                         

                        來不及征求長子長女意見,在京家人考慮:“退職金雖多,但只是眼前的,且是死的,以后要用,一個個少下去,總要用光,又拿得去。鄉下人民公社也一定要你投資,別人也一定要借的,多招搖,再加我們兩人工資還不多,一時也不會加,錢拿來就用,總要少下去。而退休每月有保障,是長遠著想,而且生起病來,醫藥費也可報銷,直至老為止,雖然少是少,尤其在城市比較難維持,因為還要負擔安弟一人的讀書問題(退職金正好是五年的退休金),不過有我們兩人工作總還可解決,以后也會好起來的。所以我也認為退休好,且鄉下不會牽連,可以不工作,有話可講。”(銓致榮,196185日,020

                         

                        最終,章父享受退休待遇而返鄉。對照相關規定,既有不合,也有符合。最大的不合在于,國務院的相關規定并未要求退休、退職工人、職員返鄉或下鄉,而章家卻被迫返鄉。從這點看,章父既屬退休,又屬精簡(他們自己的說法是“下放”),因為政策要求精簡下來的職工主要安置在農村。第二,章父尚未到退休年齡,他對工作固然缺乏熱情,但也不屬于退休政策規定的未滿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的情形,在“精簡”潮中將其剔出單位,有欠公正。第三,1961-1963年間被壓縮下放的城鎮人員,主要是大躍進時期進城的農民,章父也并不屬于退職范圍。國務院公布的安置辦法根據職工“參加工作”年限分別規定相關待遇,只區別為“1958年以來參加工作的職工“1957年年底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后一類顯然不包括老職工,因為該文件同時分別規定了對符合退休條件不符合退休條件的老、弱、殘職工的安置辦法。章家父母親1961年同為56歲,章父符合退休條件中男年滿五十周歲、女年滿四十五周歲的工人、職員(引注:正常退休年齡須男年滿六十周歲,女工人年滿五十周歲、女職員年滿五十五周歲),連續工齡滿五年,一般工齡滿十五年的規定,該條規定的后半段設置了限定條件,即身體衰弱喪失勞動能力,經過勞動鑒定委員會確定或者醫生證明不能繼續工作的”,可見他在單位已成“多余的人”,但讓其退休,也算有依據。瑞銓信中提及的退職金和退休金的數量附合國家規定。退職金的計算方法,工齡的第1-10年,每年發1個月的本人工資;第11年以上,每年發1.5個月;最高不超過30個月。章父工齡16年,按保留工資計算為1938元,按評級工資計算為1178元,瑞銓說的2300元和1400元,應包括回鄉途中及安置的費用和補貼在內。退休工資參照退休條件按60%執行,也符合規定。[9]

                         

                        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退休、退職的相關規定中,對本人和他們的供養直系親屬前往居住地點途中所需的車船費、旅館費、行李搬運費和伙食補助等,要求原單位按現行行政經費開支規定辦理,但并未要求辦理戶口遷移。但是,章父退休與精簡潮同步,“退休”和“精簡”兩類政策在他身上同時發生作用,返鄉一年后,夫妻二人在生產隊落戶,后本人轉為“居民”,章母則一直保持“農民”身份。

                         

                        從章家的這段經歷可知,基層單位對國家政策的執行存在隨意、含混、多變情形,而且極不透明,干部工作方法僵硬,個人和家庭完全被動。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家庭,在不可抗拒的壓力面前,在十分有限的資訊條件下,他們做出了最有利的選擇。章父選擇“退休”,無意中保護了自身的權益,享受了國家提供的較大優惠,并在日益加劇的城鄉鴻溝中站到了有利的一邊。他們也曾努力不回鄉下,認為“像到紹興等中小城市總可以”,瑞銓還聽說單身漢父母出來也可申請房子,讓瑞榮試試能否讓父母戶口落在上海。當然也自知不大可能,實際可行的只有回上虞老家。(銓致榮,196185日,020

                         

                        一退休,8月份的薪金立刻沒有了,在北京難以維持生活,所以準備9月份就回老家,但被幼子瑞安的安置問題耽擱。當時,章家三個兒子中,長子已在中國科學院華東技術物理研究所(在上海)工作,次子不久也將進入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雖然很快即被調到海南島,但工作關系仍屬中科院。他們都已成為單位人,而且居于社會結構金字塔的上層。只有幼子瑞安還是個中學生(初三),如何求學,以后如何發展,成為與下放相伴而生的問題。一家人為此殫精竭慮,努力保護他不隨父母向下流動。

                         

                        把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獨自留在北京,不會這家人的最佳選擇,但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優先考慮大城市,因此最初方案中也包含了把他留在北京的選項;隨父母“回鄉”則是排在末位的選擇。從北京轉學到別的大城市很難辦。兩位兄長一人在上海聯系同濟大學附中,一人雖已從南京大學畢業,仍聯系了南京十中,均未成功。如果留在北京,他們準備聯系地質部子弟學校,“因一方面屬于地質部好照顧(引注:章家在地質部有何特別關系不詳),且有住宿”。因瑞安的轉學問題無法解決,父母只好在已經沒有工資收入的北京多停留了一些時日,家具已經賣給鄰居,只得轉而借用。他們回鄉的日期應該在1962327日之前,因為這天寫給長子的信,是從老家寄出的。但過了一年多之后,他們才在當地落戶。章父在19636月的信中提到,我家已于七月份編入農業戶口了,并已從生產隊分到7月份少得可憐的口糧。(父致榮,1963617日,123)至此,結束了父輩的向下流動。

                         

                        瑞安于1962年下半年考上崇文師范學校,解決了住校問題。但他獨自遠在北京,畢竟令家人牽掛,尤其是這個十幾歲的男孩不會安排生活,以致衣服、鞋襪都破(父致榮,1963325日,097)。因此,1963年暑假將臨時,不得不再次考慮他的轉學問題,這一次,他們的選項只有上虞老家。上虞有一個著名的中學春暉中學,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等名師均曾在該校執教,蔡元培、葉圣陶、李叔同、黃炎培、張聞天等知名人士到春暉講過課或做過演講,大姐菊庭、姐夫維正又在當地教育系統工作,父母與長女夫婦的一致意見是瑞安在崇文讀完一年級,“憑崇文的學期成績報告單和轉學證明書,或可能轉入春暉高二”。姐夫維正熟悉春暉,他認為“如安兒成績好,他可要求試考高二,能考中最好,考不中,仍可讀高一”。比較成問題的是崇文師范沒有物理、外文二科。對此,維正提出“他可設法借到高一年級全部課本,叫安兒在暑假期內補習,作為預備”。之所以不更早辦轉學,是考慮到糧食供應的銜接問題。父母被編入農業戶口后,“我們三人(引注:另一人是外婆)共分到小麥94斤,系七月份口糧。……我們口糧,據生產隊規定,你父全年為510斤,你外婆和你母均為377斤。以上均系稻谷斤量〔兩〕計算,若計算米,還要打72折。這樣一來,我們的口糧更少了,吃不飽,只有買黑市米來補充而已。顯然,瑞安的口糧銜接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如安兒讀完這一學期,約在七月中旬放暑假,則八月份糧票就可先領,倘若提前辦手續回來,則七八兩月糧票難以領到,春暉方面要九月份開學,才能供應糧票。為了以上原因,所以還是叫安兒讀完這一學期課程為妥。(父致榮,1963617日,123

                         

                        家中大人都同意瑞安于1963年秋季轉入春暉中學,他自己倒有所顧慮。與兩位兄長的志趣不同,瑞安興趣偏,而且多才多藝,書法、國畫有較高水準,后又跟老師學習手風琴、小提琴,大城市的文化環境顯然對他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利于其將來發展。十幾歲的少年表示愿意轉學,但擔心春暉質量差影響以后考大學。瑞銓觀察到,他現對畫國畫非常感興趣,總想買一些這方面書模仿、參考。我給他買了幾本書,但尚不能滿足欲望,可惜書都太貴了。如他想買《芥子園畫譜》(4本,約13元多,每本3元多些),因任何畫家都從此集入手的。我說只有慢慢再說。他對吃、玩都不大感興趣,一般星期天也畫圖或練書法。”瑞銓認為“春暉方面質量差總差些,但也只好轉此,比以后做小教的希望總強”,何況還很可能被分配到鄉下。(銓致榮,1963623日,122)春暉開設的物理、外文兩科,崇文師范并未開設,信中也未提及哪些科目春暉不如崇文,但一家人仍認定春暉的教學質量較差,大城市的優越感,有時幾乎是不由自主的。

                         

                        盡管一家人思慮周全,但瑞安轉學春暉的計劃很快擱淺,原因是戶口和糧食供應無法解決。當地“糧管所對外地轉學學生,如家里是居民,允許戶口轉入校里,供應口糧和食油,倘家里是農民,不允許戶口轉入校里,不供應口糧,只好自己背口糧去,自己帶食油去。”瑞安父母已編入農村戶口,他們落戶的“生產隊不允許戶口遷入,更說不到供應口糧。這是政策問題,毫無辦法,只好仍回北京繼續讀師范而已”。[10](父致榮,19638月,047

                         

                        留在北京讀師范的瑞安在父母兄姐無微不至的遠程關懷下,除了日常生活較馬虎,心身兩方面都健康成長。1965年師范畢業后他果然當了小教,任教學校是東城區胡家園小學。1972年,他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以他的年齡和修為,他將在改革開放后開啟新的人生。如果他在1963年成功轉學春暉,若轉入高二,他有機會參加1965年的高考;若轉入高一,只能回鄉務農。無論哪一種,他的人生都將走上另一條路。

                         

                        在嚴密的戶籍管理和計劃供應體制下,個人流動的自主性幾乎喪失殆盡,章家的父母親不能選擇不回老家,兒子瑞安則不能選擇轉學回老家。然而,總有一些人,他們因為夫妻兩地分居,因為父母年老需要照顧,因為工作特別需要,或者因為別的特殊原因,需要離開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相關政策對此有所補救,但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多樣性需求。為應對遷徙難局,當時曾經出現“工作對調”這種一定程度上屬于個人與組織合謀的流動方式。不用說,這種供需全不對稱、基本屬于個人與體制博弈的行動,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1963年,瑞榮的中學同年級同學(與瑞銓中學同班、大學同年級同系)陶靈虎來信,向他打聽復旦大學1964年招考研究生之事,順便向您打聽一下復旦物理系是否還需要物理老師?在物理系中是否有老師其家愛人或子女在鎮江、南京、揚州、常州等地的而愿意來此工作的,如有這樣的人,我想與他調換工作崗位。如復旦沒有這樣的人,其他學校的物理教研組是否有?如一時沒有,以后您知道了也請通知我,我等待著以后的機會。(陶的工作單位是鎮江農業機械學院物理教研組。1963720日,074)這種廣撒網式的努力,收獲的機會很小,只能說是在無奈之下姑且試上一試。

                         

                        瑞銓各處流動,難以安家,“調動”之念常在心中。1967年前后,兩兄弟所在的中科院醞釀體改,轉歸國防科工委領導,研究人員入伍,但文革對聶榮臻等國防科工委領導造成沖擊,此事遷延不決。瑞銓當時在武昌造船廠做單位的駐廠代表,他不想再去南站了,但又感覺身在外地不便提調動事,也不知找誰對調,只好以后再說。(銓致榮,1967121日、1968521日,16316619722月,瑞銓在信中提到,現我站在穗人員不多,主要是幾個家在廣州的人(四五個人,其中有一個還是從北京所里來的,以出差名義想留在我站在廣州工作,而與我站出差北京想留在所里——愛人在所里工作擬對調)。”(銓致榮,1972226日,043

                         

                        瑞榮還保留了幾封宋林松的來信。宋應為中科院物理所磁學組研究人員,信中的關鍵信息是想“對調”到上海。在第一封信中,他描述了“對調”的具體人員和單位,“我們所三室有一個姓范的(57年,也是復旦畢業),他愛人(姓王,58年東北人大畢業)在上海一個研究所工作,上海單位已同意放王走,但我們所不要(王原也在物理所),她倒不一定非物理所不可,北京的其他單位也行,但戶口不好解決。我想和她對調,但我還是希望在物理所搞磁學(據說王所在單位也有磁學)。因此我又得麻煩你了,假如戶口問題解決了,能不能上你們所?我還是非常希望到華東技術物理所磁學室工作”。“麻煩你又要為我奔波一番……能不能快一些告訴我結果?——王、范他們也很性急,我擔心他們另找對象。(估計雙方對調戶口是不成問題的,而王并不打算要去什么既定的工作單位。)”(宋林松致榮,426日,095。這幾封來信均未署年份。)過了兩個月,他再次來信,我和王某希望對調事,雙方都早已向組織正式提出過,組織上沒有給過什么正式的回答,在非正式場合聽到的可靠消息說,所有這些都要等五反運動結束后才會采取行動。這里的五反運動可能要到八月份才能結束(不大確切)。此處的五反顯然不是指1952五反運動。到8月,他說到其所在單位已同意他調往上海,我們的黨書記(長征就參軍的老革命)對我說,他已和潘先生商量過,同意了我要求調去上海工作的請求,并已向人事處建議為我聯系。我提出建議的兩個單位是華東計算所和冶金所。(宋林松致榮,821日,086)據此,宋林松調到上海的問題最終通過組織渠道而非個人對調解決。

                         

                        雖然迄今為止落戶一線大城市仍然屬于小概率事件,但回首前塵,那個高度封閉的時代畢竟已經遠離了。

                         

                        計劃供應下的采買日常

                         

                        中國曾實行過長達30多年的嚴格的日用消費品計劃供應體制,需要憑票購買的物品種類繁多,事過境遷之后,人們難以記起的反而是什么東西不需要憑票供應。計劃供應下的匱乏舉國皆然,但大同之下畢竟還有小異,各地供應的品種、是否憑票、需票多少、緊俏程度、價格高低等等均會出現今天看來甚為微小的差別,更何況人的需求千變萬化,票證種類再多,也注定無法滿足千姿百態的生活所需。在漫長無涯的饑餓供應狀態下,委托異地親友或出差同事朋友代購物品便成為習慣性行為。章家人分處上海、北京、海南和老家,瑞銓更經常出差,他們的異地采買行為大大豐富了家人的物質生活,緩解了貧乏年代的困窘狀況。他們的來往信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談論各地的物資供應和為家人采購物品情形。現今和后世的人們,也許會認為在那個精神至上的年代,人們的私人生活也是高度精神化的,其實不盡然,而且也許正因為國家大環境重“精神”輕物質,私人領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質”。

                         

                        “手表”這一物品曾在章家通信中反復出現。

                         

                        手表與自行車、縫紉機等屬“大件”,需要“工業券”,供應稀少,非常難得。19606月,父親在給瑞榮信中提到,手表方面,除我們留意外,你也要隨時留意。因為你姊的手表也壞了,銓兒也需要手表,我們急需三只手表,現在一只沒有辦到,所以要大家關心爭取。(父致榮,1960615日,006)當年9月,父親單位曾發過手表、絨線衫、球鞋、套鞋等購買券,但數量均不多,每人只能登記一種。因子女急需手表,父親遂登記了手表。然而,全社400多人,只有5張手表票,登記的倒有60多人,只好由上級黨委發給最需要的同志你父不能得到,心中非常懊惱,但也無法”(父致榮,1960926日,076

                         

                        第二年10月,瑞榮不知通過什么途徑已經買到手表,但質量差。父親認為現在出來的東西,沒有一種質量好的,讓他小心使用,按時開發條,每年拆洗加油一次,這樣可以用的時間多一些。并提及很想為瑞銓買一只,動了許多腦筋動不出,沒有辦法,只好作罷。(父致榮,19611013日,023)大姐的手表需要送到上海修理,父親囑瑞榮托人帶回。看來當年的手表確實質量堪憂。(父致榮,1962327日,062

                         

                        1964年初,瑞銓終于買到了手表。他在杭州購得此表,價格昂貴,因此頗費躊躇,曾想在購買前特意回上虞老家征求父母同意,因天天下雪,只好作罷。他擔心以后會覺得上當。從杭州離開后,瑞銓一路向南回海南島,因剛買了手表,所以對各地手表種類和價格特別留意。他發現湛江市場上舊表很便宜,如全鋼上海牌只賣67.70元一只,有的法國、瑞士表也只30-60元一只,據他推測,可能是因為這里華僑多,一般都有高級表,這種舊表就便宜,但他覺得表的質量估計不可靠。(銓致榮,196431日,092)過海口時,又注意到海口舊表種類很多,價也便宜,如上海牌全鋼防震的只售87元,有的也同湛江一樣只30-40元一只,他又說了一句我看靠不住。這多少是由于我的那只表價可能貴了些,恐怕有點不合算的潛意識作祟。他的表雖然貴,質量并不見得好,我每天早晨七點開一次發條對時,一般走24小時總要快1-2分鐘,大概不好吧(一次開足可走40小時),不知你認為怎樣?(銓至榮,196437日,019)父親信中也提到這只手表,而且提供了它的價錢:130多元,并說瑞銓因買此表及出差多用錢,出現了50元虧空,只好從工資中扣,家用也少寄了。(父致榮,1964422日,072)如果買的是一只新表,價格尚在合理范圍,而瑞銓一路留意舊表,又覺得自己的表價貴不合算且怕上當,則很可能買的是舊表。

                         

                        1965年,瑞安開始工作,他的手表又成為必需。他想讓父親把舊掛表給他,但父親認為不妥,因為這只掛表已陳舊,時走時停,已不適用。父親讓瑞銓出差去北京時為安兒買一只上海牌全鋼手表一只(前一時期每只價一百三十多元,現已削價為一百元),如銓兒不出差,囑他在九月份匯給我們的家用款直接匯給安兒,不足之數,由安兒自己或我們補給,使手表可以早日買到。(父致榮,196591日,094)過不多久,瑞銓果然在北京給瑞安買了手表,是北京牌全鋼防震手表,價110元,據說外表美觀,走時準確。我們認為表價貴,但既然買了,那也好。安兒得到此表,對于工作上有極大便利,很歡喜。”(父致榮,19651120日,130

                         

                        另一種“大件”縫紉機的購買也在信中提及,并展示了當年緊俏物品購買除憑券外的另一渠道——“走后門”。

                         

                        父母回鄉伊始,就托瑞榮在上海購買縫紉機,但聽瑞榮說,購買縫紉機需要的“工業券增加幾倍,無法應付”,只好暫時不買。(父致榮,19624月,108)次年,老家百官中百公司已有縫紉機供應,而且式樣很好,且系鐵腳,價每架約一百三十多元,關鍵是不要購買券,被一搶而光。父親輾轉托人,相信能買到下一批貨:現托慧琴侄媳轉托呂家埠鄰居(在百官公安局工作,認識中百公司工作人員)轉托百官中百公司工作人員,如第二批分配到,請為留起一架。(父致榮,1963325日,097)從章父,到慧琴侄媳,到慧琴的呂家埠鄰居(在公安局工作),到百官中百公司內部人,這四方三折的購買,不會是計劃供應年代最復雜的購買關系,而“公安局”“中百公司”的熟人,一定處在人際關系鏈條的上游。

                         

                        書報是一種特殊商品,在上一世紀中后期的相當一段時期中,其供應呈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情形。一方面,一些特殊的印刷品海量出版,人手不止一冊;另一方面,書報品種和數量寥寥。人的精神需求最為豐富復雜多元,對于有閱讀能力和閱讀習慣的個人來說,精神的匱乏同樣難以忍受。

                         

                        章父出生在清末,其身份應屬“職員”,但從其書信看,完全當得起“知書達理”一詞。他的閱讀需要分兩種,一種是報紙,借以獲取新聞和生活常識;一種是舊小說,以獲得文學性的精神享受。

                         

                        報紙可以訂閱,但外地報紙可能訂不到。章父顯然有閱讀習慣,回到上虞老家后,他訂閱了《浙江日報》《文匯報》和《寧波大眾》。(父致榮,196359日、19651217日,124131)上海的《新民晚報》內容豐富,是晚報中的名牌,但外地難以訂到,瑞榮遂在上海訂購,分批寄回老家。父親怕他寄來寄去麻煩,讓他不再寄(父致榮,196359日,124),但即使在被派到上海郊區進行農村社教宣講期間,瑞榮仍托同事代為郵寄。同事總不及兒子細心,所以中間出現脫漏,父親希望瑞榮去信時順便請他查一查,如未寄,請他下次補寄。因為有‘祝你健康’連續登載,少二份報紙,就要脫節了”。(父致榮,1964422日,072)當今風行的健康類專題,也是章父當年關注的重點。

                         

                        瑞榮想在上海給父親訂《新民晚報》(通過郵政系統直接派送到上虞),但訂不到,父親安慰他:“新民晚報訂不到,勿不過意,待以后有訂時再訂”。(父致榮,196359日,1241965年底,父親終于訂到該報,喜不自勝,新民晚報已向崧廈郵局訂到,661-3月份,你如不需要,可不再訂。本月份寄到31日后,毋須再寄,可以減少你的負擔。(父致榮,19651217日,131

                         

                        除報紙外,信中多次提到借書、買書。19624月,你父現在看《紅樓夢》,就要看完,如有舊式小說(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等舊小說),不妨在包裹內附幾本來,以便消譴(父致榮,19624月,108)。12月,讓瑞榮春節回家時順便向你校圖書館借《孽海花》一冊,宮闈小說(唐、宋、元、明、清都可)一部(父致榮,19621224日,120)。從中可見他的閱讀趣味。

                         

                        “四大名著”尤其是《紅樓夢》《三國演義》深受讀者喜愛,不但是章父的心頭之好,也是一眾年輕人的愛物,但購買之難,不亞于手表、縫紉機。

                         

                        19748月,父親在信中交代,我前在上海時,托屠寶良表侄(南京路新華書店)代買《紅樓夢》和《三國演義》各二部,你出差后,望關照文權(引注:長媳),如他送來,即付他錢,倘他來信通知,可叫文權轉告銓兒去取。(父致榮,197488日,128)這年年底,寶良有了反饋,但即便他是新華書店的職工,買到這兩種書也不容易,迄今上海地區供應仍然十分緊張,未能及早解決,深感歉意!不過他已托北京的一位老同事捎來《三國演義》一套,而目前《紅樓夢》一書新版本尚在印刷中,大概再過個把月再同瑞榮兄聯系,請原諒。197412月,033)父親19754月給瑞銓的信中,對這次購買做了更詳細的說明。當時寶良侄已買到《紅樓夢》一部并寄給瑞榮,這是去年你父在上海,你說要《紅樓夢》和《三國演義》二部書,所以托他代辦。因《三國演義》早已買到,家里也需要,故無其他交代;《紅樓夢》則在此前另由瑞安買到一部,由瑞銓帶回家里,我們已看過,現在借與小梁(引注:二兒媳)弟,以后小梁弟還來,候便帶回,新買到的書就不必寄到鄉下了。父親交代兩兄弟可將新書轉讓給他人,連郵費收回價款。書款本由寶良代墊,讓瑞榮到北京東路(原永康里)79625號屠寶良家里(晚上去最好)親手交給他,或到南京東路新華書店(有的說在四川路新華書店,可問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問屠杰(即寶良)。(父致銓,1975419日,165)一書之買,費盡周折,所以手抄本成為流行讀物。

                         

                        這批書信未提及當年流行度極高的當代小說如《金光大道》《紅旗譜》《艷陽天》等的購買情形,大概因為這些書籍的印刷量極大,不存在購買困難,而父親的閱讀趣味又偏“舊”的緣故。

                         

                        生活日用品的各地價格和采買在這批書信中占了相當高的比例。這家人關系親密,對家人的需要頗為關切,似乎每個人都是采買專家并擅長算計。

                         

                        1960年,家還在北京。大躍進之后的困難時期,物資緊缺,許多商品按戶或按人供應,普遍的問題是難買。父親在信中抱怨,今天廠禮拜,我跑了許多市場,都買不到小菜,甚至連咸鲞也很少……安兒吃不到營養小菜,很影響他在發育時期的身體,我實為他耽慮,但是沒有辦法。(父致榮,196041日,007

                         

                        各地情形大同小異。同年,回鄉照顧女兒月子的母親回來說,遠在上海的長子“由于工作太忙,沒有好好休息,沒吃有營養的食品,以致一個青年人猶如老年人一樣,又瘦又黃,我聽了很為掛念”。(父致榮,196045日,011)中秋前,父親給他寄去兩斤糧票,供其買月餅吃。(父致榮,1960926日,076)但瑞榮在自己吃不飽的情況下,還想給弟弟瑞銓弄糧票。(榮致銓,196043日,001

                         

                        第二年,在北京的一家三口“因為營養不好,每人身體比你來家時都瘦了不少,舊衣服穿得覺長覺大,不合身材了”。這樣的日常描寫,雖不動聲色,足生切膚之感。作為南方人的章家,對于大米供應的減少也很感為難:“四、五月份我們的糧食定量為百分之四十是面粉,百分之三十是大米,百分之三十是粗糧如大麥粉、黃豆粉、高粱粉等。大米一少,面粉和粗糧一天到晚做饅頭、餅,面條等,實在吃不出(引注:即飽腹感差),很容易饑餓。你母一天到晚在糧食上熬粥,做饅頭、餅、面條等,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大家(引注:中缺數字)不飽,營養不足。限于糧食定量,實無辦法可想。”家里養的雞,因為沒有糧食喂養,六七天才生一個蛋,父親說準備把它殺了,“使我們也可以得到一點營養”。這一年北京五一節的副食品供應仍緊張,“鮮肉沒有供應,魚是要憑證,是五月份范圍內買的。此外只供應每戶青梅酒一斤,水果一斤,海蜇頭半斤,粉條半斤,蝦皮一角,臭腐乳二塊,紅腐乳一塊。”(父致榮,196157日,106)看來是庫存有什么就供應什么。下半年,北京的糧食供應增加了白薯,一斤糧票可以買四斤。這種植物在上虞老家很常見,反而比面粉之類親切,父親覺得很甜,很好吃。北京的紅白食糖供應原按戶計算,每戶1斤,從10月起改為每人每月2兩,這個家就少了4兩糖;而由于父親退休,他的食油供應由每月7兩減為4兩。(父致榮,19611013日,023

                         

                        所以1962年父母返鄉,雖出于無奈,實際上倒是件好事。父母在鄉下,既有退休工資,又有自留地(信中幾次提到自留地出產的棉花可調換布票[11]),生產隊分配的糧食雖有不足,魚米之鄉的黑市米總可買到。[12]子女相繼工作,有比較高的工資收入(如1962年瑞銓的月工資是69.30元),足以自立,還可按時給父母寄錢。因此,離開北京后,章家的經濟情況相當不錯,在匱乏經濟下相對富足,家人在異地的采買,更多是為了滿足多樣化的需求,或因存在地域差價。

                         

                        回鄉當年,父親讓瑞榮回老家時再買棉貢呢(要闊幅的,狹幅的鄉間有,不要買)一尺七寸,是做二雙鞋料……麻酥糖如油多價便宜的,不妨買幾包來,價貴不要買。(父致榮,19621224日,1201965年初,父親讓瑞榮購買多種物品:你帶出的布票除買闊幅條子被罩二床(每床一丈三尺共二丈六尺,要買厚實些,薄的不要)外,再如遇到海藍底白花的花布,或文氣好看的花布,可買六尺,為你姊做罩衫。此外多余布票要買什么布,以后再關照(引注:意為告訴)你。(父致榮,1965226日,014)隨后交代:郵包寄來時,望附寄寶塔糖(引注:一種打蛔蟲藥,寶塔形,味甜),可買三角錢,不要多買(因鄉間寶塔糖過了有效期,吃得不靈)。倘郵包不足一公斤,再買水果糧補充,因你母咳嗽要吃,牛奶糖不要買,價貴,我們也不喜歡吃的。”(父致榮,196538日,013)同年父母在鄉下做好了夫妻二人壽材,買不到生漆,望你有時間在上海詢問一下,每斤多少價錢,質量如何,是否用罐頭裝,如有買的話,生漆系危險品,既不能隨身帶,郵局或不能寄,但作特種品寄,郵局是否可寄,你也向郵局詢問清楚。(父致榮,1965319日,01219661月,父親讓瑞榮回老家時“除前信關照你買的各物外,望再買圓寬緊帶(扁的不要)二丈,熱水瓶塞頭兩個,橡皮塞頭(灑瓶醬油瓶上用的)四個。此外糖果、餅干、水果等,因銓兒這次買來不少,你不要再買,以免浪費,為要。”(父致榮,1966113日,045

                         

                        在一封只署1124日未署年份的信(這家人均十分細心,幾乎所有信件均署年月日,這是少有的例外。此時瑞榮已生小偉,估計寫于70年代初)中,父親說,附來糯米樣,粒子細,不像鄉下糯米粗胖,但是去年鄉下晚稻曬死,糯谷也受影響,所以叫你們在上海買的。你們可將這糯米試煮吃吃看,如有糯性,可以多買些,如糯性不好,就少買些。(父致銓,141

                         

                        1971年,第三代的培燕開始織襪,需要鋼針,父親讓正在上海探親的母親購買,并讓她在回家的火車上買幾包一角一包的餅干(父至榮,1971121日,1611972年,父親讓瑞榮留意,駝毛上海如有供應,要買一斤半(半斤預備以后為你們棉襖添補),價在每斤10元左右一種,7元多一斤的質量差,不要買。(父致榮,197233日,029

                         

                        瑞銓在全國各大城市出差,與上海的瑞榮一樣,也成為全家的采購大使。1964年,瑞銓報告三亞供應情況良好,他寫得很細,各類糖和糖果、香煙、收音機、電池、蚊帳等等的價格、是否憑票供應、質量優劣等一一道來,供家人選擇。(銓至榮,196437日,0191968年,北京供應甚差,瑞銓發現肥皂成問題肥皂、香皂、洗衣粉、洗衣劑四種中任選一種,但只兩個月一塊或一包,憑證供應,買了一種不能買其他,所以真夠嗆。他提醒兄長,如上海肥皂供應還未憑證,就趕緊買些肥皂和香皂在家,以防以后也要憑證,因外地都緊張,也必影響上海(北京即為此引起)”。他隨后托便人從武漢給北京的小弟帶去了肥皂。(父致銓,1968816日,174

                         

                        除了家人在各處相互購物外,親友及同學同事之間的代購也很普遍,章家通信中多有記載。

                         

                        “革命”是摧枯拉朽,日常則是柴米油鹽;“革命”是非常時期大敘事,日常則是飲食男女小確幸。計劃供應不能滿足人的多樣化需求,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渠道讓自己盡量生活得好一些,而家庭,是通向這種有限多樣化的最為便捷的路徑。

                         

                        無處安放的婚姻

                         

                        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下,“不婚”迄今難以成為一個選項;在持續數十年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浪潮中,單身也從未作為一種提倡。“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家庭傾盡全力的“大事”。

                         

                        章家姐弟的婚事,除小弟瑞安當時年紀尚小,未留下相關信息外,其余三人的都經歷蹉磨,尤其是二弟瑞銓,“找對象”的過程一波三折,幾乎無處安頓自己的婚姻。他們的婚戀過程,幾乎不帶一絲紅色年代的革命浪漫氣息,“匹配”的仍是各種各樣的“條件”;他們的結婚年齡,即使放在城市婚齡大大提升的現在,也仍然屬于地地道道的晚婚;他們的經歷也顯示,婚姻問題的解決,往往需要全家乃致親戚朋友的共同努力,它絕不僅僅是當事人的“個人問題”;還有一個可見的現象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城市年輕夫妻的生育數量已經大為減少。

                         

                        章家姐弟均受過良好教育,有穩定的工作,父親享受退休工資,按理說不難擇配。但從大姐開始,婚戀之路就頗不平順。

                         

                        不知大姐菊庭何以在這批家信開始之前就在老家上虞教書,按照這家人敬老愛幼、重視家庭的家風,也許是為了就近照顧外婆。也不知大姐的教育背景,但從她的職業(小學教師)可知,她是當時語境中的“知識分子”。她還擁有“居民戶口”,吃“商品糧”。“老師”和“居民戶口”都是當年婚戀場中的強勢要件,更何況她還有在北京的父母和分別在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讀書前途看好的兄弟。但她年過三十才結婚。1958年底,瑞銓致瑞榮的信中提到姊對象之事,說是父親信中告知的(銓致榮,19581227日,052)。1960年上半年,大姐生產,遠在北京的母親特意回鄉伺候月子。父親信中說,“你母這次返鄉,其動機是由于我們顧念到你姊在三十歲以外結婚,遲了一點,對于頭生小孩,很有難產的可能,因此除預先去信囑你姊不斷到醫院檢查外,臨產以前,再叫你母回去。”他們曾準備讓女兒到紹興福康醫院去生產,以策安全,因為該院“設備較好”。從上虞到紹興生產,很可能無法報銷醫藥費用,父親打算自己出錢。菊庭最后選擇在當地生產,于196029日晚11時在百官人民醫院生下一女,產程果然發生風險,在產前經過一段嚴重的危險時刻幸虧你母在產前趕到,雖然當時受到驚嚇,結果母女大小安全,總算不幸中之大幸也。”(父致榮,1960425日,136)嬰兒培燕個子小而且體弱多病,大姐產后長期身體不好,患高血壓、肝病、婦科病等多種疾病。1962年底或1963年初,大姐生下二女培鶯。大姐只此二女。

                         

                        瑞榮本人的婚姻算是比較正常的,但起碼經過一次戀愛失敗(說“戀愛”也許不確切,因此事只在信中出現一次,無法判斷交往的時間長度和交往深度),而且是被“嫌棄”一方。對方提出身體長矮方面不相稱,父親認為未免吹毛求疵,不必遷就。他交代兒子:由于你的年齡已到國家規定年齡,如再不留意解決,倘年齡再大,更難解決。因此,你對工作是首要,對這終身伴侶事應列在次要地位,及早爭取,早日解決,使我們可以放下一筆心事了。(父致榮,1965122日,179

                         

                        瑞榮瑞銓1956年考入大學,如果按當年18歲算,1965年兄弟倆的年齡應為27歲,不但已到國家規定年齡,而且已是實實在在的大齡了,父親的焦慮灼然可見,他開始廣托親友。你們兄弟倆對象事,我曾面托□□甥女留心,我回來后,又去信托她。有無眉目,等她回信再說。(父致榮,196661日,068

                         

                        其實,不知經過何人介紹,此時瑞榮已開始與上海外國語學院附小教師顧文權交往。文權給瑞榮的信中充滿革命豪情和時代語言,其父留存的幾封信件則表明文權的原生家庭矛盾糾紛較多。這兩個家庭顯然存在比較大的文化差異。在這一段戀愛關系中,瑞榮明顯處于優勢,他的問題可能有客觀“條件”的衡量(下文將提及),但更可能是難以在這段關系中找到親密感,因此一直在猶豫拖延中。文權反而比較主動。1966108日,即兩人相識5個月之后,文權在信中明確表示對瑞榮的好感:你是一位好同志,一位好干部,今天我能和你相識,是我的光榮和幸福。同時“感到自己很不足,剛參加工作,沒有工作經驗,也沒社會經驗,思想很幼稚”,而且脾氣不好,請瑞榮原諒。信尾說,“我們是同志,是朋友(你承認這一點嗎?)讓我們珍惜我們的友誼,只要我們精心地去培育這朵友誼之花,她一定能開花結果!”(顧致榮,126)在這封信中,文權實際上已經表明了自己的心跡。

                         

                        但直到第二年3月初,瑞榮仍無回應。文權再次表示我對你沒有意見,并說在上次給你的信中,我曾誠懇地希望你對我提些意見和看法,但你沒有回答我在不影響你工作的前提下,請回答我。(顧致榮,196738日,080)顯然已經比較焦急。僅僅隔了十幾天之后,文權又以父親追問設辭相催。這封信也反映出瑞榮對文權的冷淡,在這一年中,你說工作忙,這件事想得很少,甚至沒有考慮過,我們之間了解還很不夠。這些確是事實,我完全理解,我也完全支持你專心地工作。……我坦白地告訴你,我對你沒有意見,問題在于你身上。(顧致榮,1967321日,147

                         

                        瑞榮對文權頗有保留,但顯然也認為這是一個可能的結婚對象。在他回應文權之前,已向家人介紹并寄照片。196738日,即文權催促瑞榮表態的同一天,二弟瑞銓在信中提到,文權照片以后寄給你吧。我認為不錯,還是從速定下吧。今又寄上一本主席詩詞,可給文權,由你考慮決定。(銓致榮,155)瑞銓對文權從一開始即存好感,成為叔嫂后互動也比較親密。

                         

                        父母親則顯然不甚滿意,但采取不干涉態度。1967616日,父親信中提及這位未來的兒媳婦。他先說“13日來信并附文權照片一張,已于前天收悉,中間隔了兩段,分別敘述瑞銓、瑞安近況,再接著說,附來文權最近照片,你母看了說還不錯,品貌是次要的,主要還是忠誠樸素。你如考慮到另無辦法,這也不錯,你就肯定下來,預備辦理結婚手續。父母親的不滿意其實是明顯的。(父致榮,151

                         

                        1967年年底,瑞榮開始考慮結婚;從父親的回信看,他仍在猶豫中。關于你和文權問題來征求我們意見,經我們和你姊大家討論研究,茲擬定意見如下:一、你和文權雙方如有感情和不愿放棄郵電新村房子的情況下,你可以去辦結婚登記手續。二、文權校小學部有停辦可能,現已不開學,她工作是臨時的,不屬國家編制,今后她的工作安排尚未確定,必須待她工作安排落實后,再作決定,從緩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三、你如對文權沒有共同語言和感情,以后文權安排不到工作,或派到遠地工作,你可據此情況,婉辭拒絕(你如當面難講,可托蕓英姨轉辭)。以上三項意見作你參考,但是主要是要自己考慮決定。你自己決定后,我們決沒有意見。”父親讓瑞榮“當機立斷,再不可拖延誤事,至要至囑”。父母和大姐給出的“即辦、緩辦、不辦”三個選項中,有兩項是不結婚,至少不馬上結婚,只有一項是建議結婚,結婚的理由仍分兩個,一是“感情”,二是“郵局新村房子”,可見這個婚姻中“感情”因素占比之低。此信中也提到,“我們都老了,不要為了我們使你勉強和文權結合”。(父致榮,1967127日,158)那么,實際上是瑞榮本人對這個婚姻有所顧慮。

                         

                        瑞榮結婚之前仍不很愉快和拖延不決從文權的信中也可推測。“我認為我姐姐提出的做衣服、請別人吃糖等,這些都是小事情,如果不這樣做,我也同意的,主要問題在于你。……你對我的家庭和我本人有什么意見,我希望你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講講你的知心話,對于這種事情,請你不要拖。拖時間沒有用,解決問題才是主要的。”(顧致榮,196813日,037)可見即使已開始談婚論嫁,瑞榮也還在猶豫。

                         

                        一直到兩人相識兩年之后的19685月,瑞榮文權方才結婚。在由介紹而結合的婚姻中,兩人談朋友的時間可謂長矣,何況瑞榮此時的年齡應該在30歲左右了。文權第二年產子小偉。這是他們的獨生兒子。

                         

                        但與瑞銓相比,瑞榮婚姻中的這些小周折簡直不在話下。

                         

                        榮銓兩兄弟中學同校同級,大學同級,如果不是雙胞胎的話,年齡也相當接近。

                         

                        無論身處什么年代,擁有“門當戶對”而又“兩情相悅”的姻緣,都需要一點運氣,蕓蕓眾生的婚姻,大多是各種“條件”的“匹配”。財富、地位、外貌、個性、才情、健康等等,是即使身處“革命年代”也需要考慮的因素,只是財富可能轉換為“家庭負擔”,而“戶口”和“家庭出身”則是那個年代獨特而且最具殺傷力的兩個“條件”。

                         

                        瑞銓遲遲未能步入婚姻,問題主要出在“戶口”上。

                         

                        瑞銓是南京大學物理系聲學專業1956級學生。當時大學生的學習期限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不同大學可以各不相同,同一大學可以反復更改,還可能提前畢業參加工作(瑞榮只上了兩年大學即提前畢業,瑞榮中學同學也是瑞銓大學同學的徐天宗也提前從南京大學畢業進入中科院電子所)。南京大學的學制原定四年,1959年改為五年,而且被稱為以學習為主的全日制半工半讀學校。(銓至榮,195932日,054)但在19605月,瑞銓又被宣布提前畢業即抽出來調至教研組,作為預備師資,也就是留校任教。(銓致榮,1960529日,096)不過此事后來又起變化,19618月,瑞銓還在等分配。據他說,他們最向往的地方是杭州,同學們一致認為浙江特別杭州供應最好(據說毛主席常在杭州,就是在研究),自由市場管理得很好,菜等很多,也不很貴,所以現在大家都希望到杭州去,上海當然也是好的,但自覺上海、杭州總不可能。其次為南京,但瑞銓并不怎么喜歡南京。他對回北京似乎也沒有熱情,雖然畢業分配據說北京較多。總體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哪兒都行。(銓致榮,1961827日,02196號分配方案公布,瑞銓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共三人,我大概就在七室,與以前徐天宗完全一樣的工作性質,搞水聲。”“總算照顧搞科研的志愿了。”他還提到,當年南大畢業生中有64人讀研究生,這次研究生很怪,好多功課都不好的,態度、政治質量也不高(也有非團員幾個),主要是社會關系好。(銓致榮,196197日,022

                         

                        瑞銓回到了北京,但中科院電子所聲學研究室分別在青島、上海、海南島建有北、東、南三站進行科學研究和水聲實驗,所內人員到站工作,屬于調動,戶口隨遷。196110月父親在給瑞榮信中提到,銓兒工作尚未安排就緒,據他說,或須調動,海南島、青島、上海等地方。結果,瑞銓于次年調到位于海南島崖縣(行政中心在三亞)的南站。因工作關系(考察、監理造船、匯報工作等),瑞銓在不斷的出差中,常到之處是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青島。他的戶口所在和居無定所,給他的婚姻帶來極大的困擾,無論在何處安家,都有難處,因此,個人和家庭雖百計努力,四面開花,均難結果。

                         

                        1965年,父親說瑞銓信中還提及對于他的婚姻問題,此后會注意,以免我們牽掛。(父致榮,196538日,0131968年瑞榮結婚前后,父母就有病急亂投醫的心態了。當年3月,母親到上海探兒,期間收到女兒菊庭來信,說起村里來了位蘇北姑娘,父親托增榮去問惠明,今天傍晚惠明來我家,說是兆林大娘的外孫女,今年正月來西華的,是姓王,叫阿芬,現年齡26歲,在蘇北,不知什么學校也叫不出,是否中學畢業也不知道,說問她自己也不說,只說在蘇北,現在家里住著。從蘇北到她家要乘輪船的,我催〔猜〕想怕在蘇北支農吧,為什么連校名都不肯說呢?惠明已寫信去蘇州聯系了,但我們同他講明是不一定去的,如果你們去一定要了解清楚。”(女致母,1968326日,061)一個月后,父親信中再提此事,說雖托村人打聽,王阿芬的基本情況仍不清晰,但估計她是農業人口,而且年齡已大,還是農場學校畢業(等于高中畢業),看來也不十分聰明,據我們意見,這事只好作罷。(父至榮,1968426日,180)一位面目不清的外來姑娘,引來全家人大費周章,其實也說明無論擇配如何困難,他們都不會考慮老家的農村姑娘。身份鴻溝是當時最深的鴻溝。

                         

                        王阿芬的事就此作罷。考慮到瑞銓的戶口在海南島,在廣東省內物色比較現實。197012月,父親提到,有位七室阿姨介紹了一位在佛山工作的姑娘,瑞銓已和女方父親會面,且已帶去照片,如對方也有照片寄來,此事或有意思,可以繼續做聯系工作……我們認為對方在佛山工作,今后如銓兒調在廣州工作,那是最方便了。(父致榮,19701224日,035)此信主體即這一段話,表明二兒婚姻已極急迫。瑞銓當時在上海,此信隨附一紙給他,同樣提及此事,關于你個人事,七室阿姨介紹很好,我們認為你以后如調到廣州工作,她在佛山工作比較方便,你已與她父親會面,你的照片已帶去,如她的照片寄來,就可證明她有意思,你應該主動點,以期此事的成功。她如春節探親回來,你暫時(如無緊要事)不要到北京去,可以和她碰面,碰面以后就可直接聯系了。”可知對方原籍上海,在佛山工作。

                         

                        佛山姑娘似乎對瑞銓并不滿意。一個月之后,父親即告瑞榮“對方不同意我們的要求,此事只好作罷。”(父至榮,1971122日,036)但一年之后,他們仍未放棄這個潛在的對象。到底同在一省,瑞銓調往廣州工作比調別的任何地方都容易,如果佛山姑娘也調往廣州,兩人在廣州安家最為理想。19723月,年輕的小弟瑞安也被動員起來在北京托人為二哥介紹對象,并認為很有希望,但他又說,我的意見暫不向他談北京的情況,讓我小哥哥抓緊和廣州佛山方面爭取,否則容易使他三心二意,最后北京廣州都不成功(安致榮,197231日,042)同月,父親給瑞榮的信中也提到,對于他個人事,七室阿姨介紹在佛山的本月六日到廣州,你叫他馬上去聯系,九室老張介紹的一個,信中也可提起(我們也認為年齡太大了),叫他自己考慮決定。(父致榮,197233日,029)對此,瑞銓說佛山方面我于8日去信聯系,但至今尚未來信。……如不來信,則也就算了。的確我自己也感到在廣州也總不是長遠之計。……至于上海方面如能爭取當然最好,但看來也要有一定希望講明確比較好,否則也是扯蛋的,毫無意思。(銓致榮,1972314日,030)這個上海方面的對象是棉織廠的;“講明確”應指“戶口”事。

                         

                        佛山姑娘固然并不熱情,在瑞銓方面,似乎也不起勁。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喜歡廣州。他在寫給兄長的信中說:剛來廣州(其實之前已多次到過),在生活上的確有點不大習慣,吃的菜不僅質量差,且多是菜根而生,在廠里(引注:廣州造船廠)吃飯晚飯430就吃也太早,在外面吃飯則不僅貴且又很不衛生。廣州的蒼蠅蚊子真多,而衛生狀況又真差,還有出外乘汽車擁擠不堪(車子少,又秩序亂,一擁而上搶上去),再有不懂廣州話,真叫人不愿在廣州久留。尤上海人來此更是如此。最近春節期間廣州人也很多,尤還有不少港、澳、華僑,馬路上穿奇裝異服的人很多,這也使人想到廣東真與別地不同。”(銓致榮,1972226日,043)總之,既不喜歡廣州的飲食,也不喜歡廣州的環境,什么都看不慣。父親也認識到,他對于佛山方面,因不愿在廣州工作,雖然我們一再促其成功,他總不感興趣。不過從理性上說,在廣州成家比較現實,所以我們叫他在未有眉目以前,不要放棄,繼續聯系,何況他的工作是否能調離廣州,也無把握。此信中還提到,據瑞安來信,對于銓兒個人事,銓兒也有信給他,說對于佛山方面積極性不大,所以在北京方面趁在暑假期間,多與南之山聯系或另行托人物色。我們認為他本人不在,轉輾相托,希望性總是不大的。”(父致榮,197276日,032)。

                         

                        此時,瑞銓同時在佛山、上海、北京物色對象,其中佛山、上海有具體人選。1971年底,還曾有一位杭州姑娘進入他們的視野。瑞銓甚至想告假和你母同到杭州志根弟家去,但父親認為對方看來沒有誠意,所以不犯著去。(父致銓,1971121日,161

                         

                        直到19728月,瑞銓與佛山姑娘仍舊處在不冷不熱、斷而未斷的關系中。佛山方面,寫去兩次信后,才于86日寫來一信,還同前一樣,沒有談什么。昨日又去一信,想回家之前再去佛山一次面談,看對方態度再說。我們認為佛山方面因不想呆在佛山,而銓兒也不想呆在廣州,雙方都在猶豫之中,看來難于成就。(父致榮,197289日是,160)此時瑞安在北京也一無進展,關于他個人的事,暑假我曾去南之山處,他說尚未有合適的,只有慢慢來。(安致榮,1972824日,159

                         

                        1973年,文權在鳳陽干校寫信給丈夫,說起為小叔子介紹對象事。同事介紹了一位外語學院的中文打字員,但其實他們連這位姑娘的年齡和是否已有男友都不確知。(顧致榮,1973615日,090197376日,085

                         

                        經過全家總動員以及不斷托人介紹,不放棄任何一種成功的可能,到19738月,瑞銓的對象問題終于迎來了轉機。這次老汪介紹的一位上海姑娘,在社會關系方面有個缺點,具體說,是其家有港澳關系,這個政治性的缺點正好與瑞銓戶口不在上海的缺點相互抵沖,形成負面意義的般配。父親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提出我們認為可從這個缺點向她講明戶口問題,如她不在乎戶口問題,真是誠意,那是最好之事。而且,有港澳關系固然是個麻煩,不過現在對于港澳關系比前寬了,何況她們不來往,未見過面。但事情未落實之前,仍應多頭進行,“除老張介紹的一個加緊聯系外,我們另外再可托開,望你們商討考慮,慎重進行。”(父致榮、銓,197389日,129

                         

                        1973年年底,瑞銓的婚事終于落實。關于他個人事,據他4日來信說,對方已表態,已登記房子,暫時沒有問題。但總要等雙方單位領導批準、結婚證明書到手,我們才放心了。如果瑞銓在上海成家,能把工作調到上海當然是上選,所以父親在信中還提到你所需用63年以前大學畢業生,對于銓兒工作問題,可否事前向領導要求或預先登記,以便他結婚后再行正式提出申請,請你考慮進行。(父致榮,1973126日,153

                         

                        .第二年年中,父親在信中說,關于房子問題,迄今尚無消息,未免著急。雖然要等國慶節前有房子分配下來,但也要叫小梁預先托開,以免臨渴掘井,到時落空。因為你們年齡都大了,不要因房子而延誤結婚。(父致銓,1974730日是,127)不知這位小梁姑娘是否就是有港澳關系的那位。到1975年春節,瑞銓應已經與小梁結婚,兩人準備于29日(臘月廿九)回上虞老家過年。(父致銓,1975125日,142)同年4月,小梁已懷孕,而瑞銓不愿再行回站工作,引起單位不滿,甚至扣發4月份工資和糧票。父親準備匯給他50元錢,50斤糧票。(父致銓,1975419日,165)從后來的通信可知,瑞銓有個名叫章穎的女兒。

                         

                        瑞銓的婚事,經過十年努力方始解決。這時的瑞銓,應該已經超過35歲了。他和他的家庭考慮過的對象,包括一位蘇北姑娘,一位佛山姑娘,一位杭州姑娘,數位北京姑娘,數位上海姑娘,最后在上海姑娘中選定了一位。革命年代固然可能產生激情婚戀,計劃體制則增添了個人和家庭難以逾越的若干匹配項。無論婚姻多么困難,瑞銓一家都沒有考慮在老家的農村姑娘中物色一位。戶口身份(居民還是農民)即城鄉鴻溝巨大到對于另一邊的人,在許多情形下其實可能視而不見,約等于不存在。

                         

                        結語

                         

                        世界上沒有兩個家庭會是完全一樣的,這批信件中涉及的長媳顧文權家庭,就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從類型歸納,章家這樣的家庭恐怕也只是少數。然而章家的事例說明,即使在那個顛倒錯亂的瘋狂年代,也依然存在關注重心指向內部且平和理性的家庭,這樣的家庭樣本,無論與傳統還是與后革命時代,其接續都更為明顯。他們當然不能代表那個年代的中國家庭,但無疑提供了一類家庭的樣本。

                         

                        章家無疑是個幸福之家,也是個幸運之家,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后期,中國的政治生態風波險惡,章家子女都是知識分子,處身最易招致政治打擊和人身攻擊的群體,但他們都安然無恙。[13]他們也不參加攻擊他人的行為,保持做人的良知。父親到上海探親時,曾借住兒子的宿舍,同屋一位姓薛的同事文革初期受到沖擊,瑞榮寫信回家詢問當時情形,父親明確表示:他對我沒有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我也不能憑空捏造,終要實事求是的。(父致榮,1966713日,067)幾位寫信人中,只有瑞銓政治熱情較高,動輒數千字甚至上萬字的家信中經常談論國際國內尤其是所在單位的各種情況(他的信件內容豐富,需要另文詳解),父親及菊庭、瑞榮、瑞安的信中一般不涉政治,對瑞銓的政治關懷甚少呼應;他們的家信中極少出現當時彌漫全國的亢奮情緒,少有應景高調。這恐怕與這家人內傾性強、凝聚力大有相當的關系。在“家庭觀念”是一個貶詞的年代,他們保持了非常堅固的家庭觀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彼此提供了最及時、最全面、最知心、最體貼、最強韌的支持--包括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很大程度上消減了客觀環境的侵蝕,也彼此保護了家人的安全。這家人的故事,說明在“家庭”的價值被否定、遭破壞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擁有非常強大的凝聚力,而這種凝聚力,又反過來彰顯了家庭的價值。

                         

                        當然,即使是這樣一個冷靜理性,對政治運動盡量不介入、更不抗拒,在風急浪高的人生行程中抱成一團順流而下的家庭,他們的命運也不由自主。“精簡下放”運動中父母不得不離開北京回到家鄉,而年幼的兒子卻因不能落戶只好獨自留在京城;瑞銓雖屬中國科學院,在計劃供應體制下戶口落在電子所(和獨立后的聲學所)“南站”所在的海南島,這直接導致他的婚姻無處安放;他們長期忍受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乏,在嚴格的票證制和物資供應困局下躲閃騰挪,試圖為自己爭得更大的生活空間。他們在那個時代無疑是幸運的少數,但是,他們并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整體走向。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即使最親密最有能力的家庭,所能騰挪的空間也是極其逼仄的。

                         

                        注釋

                         

                        *本文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當代蘇浙贛黔農村基層檔案資料搜集、整理與出版(項目批準號12&ZD147)的中期成果。

                         

                        [1]如張樂天教授研究農村人民公社史,用外部沖擊村落傳統互動模式詮釋農村生活的實踐邏輯。(《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行龍教授以集體化為切入點和主要內容,解剖從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共轄區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為止的中國(北方)農村歷史。(《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修訂版。)蕭樓教授依循費孝通差序格局理論脈絡,提煉出差序場概念分析東部沿海地區村莊社會的行為特質。(《夏村社會:中國江南農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結構(1976-2006)》,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金大陸教授用正常與非正常框架解釋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生活的兩重性。(《正常與非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張濟順教授分別從勞動人民”“文化人”“小市民三個主體出發,追索在歷史巨變中漸行漸遠的上海大都市身影。(《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2]參見行龍《從社會史角度研究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走向田野與社會》,第205-223頁;田毅鵬、許唱:《單位人研究的反思與進路》,《天津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當然,這只是相對于總體狀況而言。行龍教授《走向田野與社會》中有勞模李順達的個人生活史,張濟順教授書中有大變局中的黃氏兄弟,都是個人生命史研究的力作。閻云祥教授在對黑龍江下岬村的長期追蹤研究中,將研究重點放在個人及其情感生活上希望能夠通過這項研究來開拓理解中國私人生活的新途徑,并以此來彌補以往的研究是過分強調了中國家庭的結構及其集體性之不足”。(閻云祥:《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序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

                         

                        [3]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自序,第8頁。

                         

                        [4]周錫瑞、彭珊珊:《周錫瑞談妻族葉氏:一個中國家庭的百年沉浮》,澎湃·私家歷史,201472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236

                         

                        [5]精簡職工和下放城鎮居民,實際上是一種向下的社會流動。1958大躍進期間,工業和城鎮人口急劇擴張,職工人數從1957年的3101萬猛增到1960年的5969萬,城鎮人口則從1957年的9949萬增加到1960年的13073萬。隨著大躍進的失敗,大批企業倒閉,城鎮人口消費品供應尤其是糧食供應捉襟見肘,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幾無隔宿之糧,大規模疏散城市人口勢在必行。根據有關統計,1961—1963年間,壓縮下放2500萬城鎮人口,精簡職工1833萬人;被精簡的職工中,大部分被下放到農村。見李若建:《困難時期的精簡職工與下放城鎮居民》,《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6期。

                         

                        [6]上虞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屬紹興專區,19522月起屬寧波專區,19649月起回歸紹興專區,19686月起屬紹興地區,19838月起屬紹興市,現為紹興市上虞區。百官1955年后為上虞縣政府所在地,章家當時為一自然村,屬崧廈公社西華大隊,現與西華同為行政村。

                         

                        [7]《父章采堯至子章瑞榮》(1960425日),章瑞榮書信,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藏,書信掃描X13Y017章瑞榮136,以下所引各信出處同,不詳注,僅在文中夾注寄信人和收信人簡稱,寫信日期,以及最后三位數編號。

                         

                        [8]“反右過后,1957年底和1958年初,各地曾大規模地下放過一批干部。北京市于1957年進行精簡機構下放干部。如市勞動局原有121人,第二次精簡方案將人員編制減至60人。下放干部大致到郊區農村,或加入手工業合作社,或成為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未提及到邊遠地區情況。見北京市勞動局人事科:《北京市勞動局的精簡、下放工作》,《勞動》1958年第1期。

                         

                        [9]本段所引文獻分別為:《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195829日)、《國務院關于工人、職員退職處理的暫行規定》(草案,19583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58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5176頁;《國務院關于精減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19626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62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348頁。

                         

                        [10]當地生產隊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大量城市人口的下放加重了生產隊的糧食負擔,并對生產隊的收益分配造成影響。參見曹錦清、張樂天等著《當代浙北鄉村的社會文化變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頁。

                         

                        [11]19651211日信中說:鄉間布票已發,你父和你姊每人二丈零五寸,兩個孩子(居民)各一丈四尺半,你外婆和你母(農民)各一丈零四寸。將來生產隊還要發給我們三人每人七尺五寸,我們的自留地已軋出皮棉白花15斤,每斤可換布票5尺(不久可去掉換,尚有黃花四斤,預備做棉胎),總共約計十八丈多。(父致榮,178)從此信可見,父親的身份后來轉為居民,而外婆和母親為農民,所以家中有自留地。

                         

                        [12]1953年起,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不得自由買賣,但浙江的糧食黑市一直存在。參見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83-118頁。

                         

                        [13]章家曾面臨過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1968—1969年間,因在解放前三四年內出賣過土地,章家差點被重新定成份,如果那樣,四個兒女的命運將發生大逆轉。瑞銓一方面讓父親向上級反映情況、讓瑞安就近走訪中央文革或中央接待站,另一方面堅持應看到相關文件或指示,同時表示,就由領導決定,定了再說。在我思想上總覺不大可能,否則則劃清界限,自覺改造。(銓致榮,1969125日,107)此事后續并未提及,也未見劃清界限或有其他變化,應該平順度過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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