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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曉陽:六十年研究檢視——基督宗教與中國近代教育事業

                        作者: 文章來源:《西部學刊》2017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06月14日

                        摘要教育作為基督宗教三種主要傳教方式之一,其活動在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體制的開啟和完善。基督宗教對于近代教育有極高的參與度,對中國民眾的影響超過了布道和醫學兩種方式。本文從教育事業發展的理論探討、教會教育的社會參與、收回教育權運動三個方面,對大陸學術界對1949年以來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與評述。

                         

                        關鍵詞基督宗教   中國近代教育   醫學傳教   教育發展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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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傳教作為基督宗教在華的三種主要傳教方式之一,曾經覆蓋了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層次、多種學科領域。除學歷教育外,還包括成人教育、職業教育及針對殘障人士的特殊教育。基督宗教機構注重培養公民人格、品行的公民教育,以促進國家的發展,希望在不被大多數中國人認可的情形下,找出相應的對應方式,以期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有一定的道德優勢。此外,傳教機構、傳教士還參與建立了多所培養宗教人員的神學教與機構。這些教會學校促進了中國教育體制的完善、科學研究的發展,對中國普通民眾的潛移默化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講,要大于醫學傳教和宗教布道。近代基督宗教組織對近代中國世俗教育的參與度,遠遠超過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組織,甚至與中國傳統精神信仰的重要支柱——儒教相比,其積極性也要略高一籌。

                         

                        從基督宗教不同派別看,基督教新教各教派、組織的實際參與力度、熱情要高于天主教和東正教。從所有教會創辦的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的經費來源看,大部分來自外國機構,涉及大部分西方國家。近代中國社會處于一種半殖民地狀態,作為出資方的教會機構與其母國政府一樣,都希望能以某種形式施加長期與現實的影響。這種局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到多數中國人的心理感受與情感態度,包括學術界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中所持的觀點。

                         

                        教育屬于廣義的文化范疇。早期進入中國的傳教士,除在澳門地區以外,在大陸及臺灣、澳門等地區,并沒有興辦或參與中國的教育活動,中國傳統教育體系沒有受到影響。1840年以后,中國被迫門戶開放,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傳教士,為加快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開始興辦學校、醫院等,希望盡快改善普通中國民眾對基督宗教的現實感受。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國在政治上的失敗和經濟上的衰落,在中國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種空前的失落感,一些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迫切需要了解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知識,以達到富國強民的目的。在被動與主動的膠著狀態中,一套系統的教會教育體系逐漸在中國建立起來,包括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職業教育和特殊教育等。

                         

                        1949年至1978年期間,中國學術界對于教會教育的研究,在政治上基本處于一種否定態度,教會教育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工具,代表人物成為幫兇。1964年,郭吾真的《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動》一文指出,李提摩太在中國居留了近半個世紀,在帝國主義侵華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山西是其發跡的重要基地。文章用專節列舉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清理教案實行文化侵略時期(1901—1911年)的作為,其中重要的事例就是其在建立山西大學堂過程中所采取的各種手段,對中國國家主權的輕侮與干涉。此外,由于教會大學在辦學方針、方法和辦學目的上明確性,形成了一套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相當差距的、特殊的文化氛圍,在這種氛圍下,身處其中的中國籍師生,自覺與不自覺的受到影響,這種狀況在新中國建立后,造成教會學校員工、學生處于一種政治、道德劣勢狀態。[1]

                         

                        謝昌逵、洛寒的《親美崇美思想怎樣侵蝕了燕京大學》一文認為,燕京大學從成立起就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據點,在其奴化教育下,培養出具有不同思想特點的幾類人,第一種是美帝國主義在華最忠實最可靠的奴才,是實施文化侵略的組織者;第二種大都留過美,羨慕美國的一切,但不是燕大的主要當權者、組織者;第三種是也是在美國受過奴化教育,羨慕美國的一切,崇拜美國的學術,相信美國勝過自己的祖國;第四種是以青年學生居多,本人沒有到過美國,但是受父母、學校、教會和傳教士的影響,崇拜美國;第五種是沒有受過奴化教育,但依賴為給在燕京大學美國人打工為生的人。在這些人的基礎上,產生了抗拒新中國改造的心態。這兩篇文章體現了新中國早期帶有明顯政治烙印的典型研究范式。這種影響直至20世紀80年發表的廉立之《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對近代山東的侵略》一文,仍可看出。[2]

                         

                        1977年以后,有關教會教育的研究,與其他基督宗教研究一樣,逐漸展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某種程度上甚至成為了熱點,像基督宗教其他研究領域一樣,在教會教育方面,有些評價也有罔顧中國近代歷史大背景,進行主觀、非理性評價的問題。一些教會教育機構的后續合并單位,也把部分倡議、參與建校活動的傳教士,列為建校鼻祖,樹碑立傳。

                         

                        有關基督宗教在華教育的研究與評價,伴隨著其進入中國的整個過程。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天,大陸地區學術界有關于此的研究經常處于蹺板式的狀態中。研究者隨著政治、文化、信仰偏好的變化在蹺板兩邊擺動,20世紀5070年代,研究主動或被動向一邊傾斜,20世紀80年代以后,相關研究有開始向另一邊傾斜,角度很大,尚未看到回彈的跡象。研究成果盡管不少,但是在觀點上多為人云亦云,深入細致、客觀公允、以理服人的研究仍然缺乏。

                         

                        一、教育事業的理論探討

                         

                        20世紀80年代前期以前,有關基督宗教在華教育史的研究,許多學者仍然傾向于將其來華進行教育傳教活動視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手段之一,這種觀點基本上持續到90年代。如呂達的《近代中國教會學校述略》和張奇的《教會學校與美國對華文化滲透》的論文即持此觀點,認為其最終目的是在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3]

                         

                        曾鉅生的《西方教會在華辦學問題初探》,揭示了教會辦學的原因,最初是為了吸引傳教的聽眾,發展教徒。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培養中國傳教人員,通過他們去傳福音吸引更多人信教,幫助傳教士開辟新的傳教區,同時為提高中國傳教助手的地位,必須使他們接受教育。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經歷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宗教,特別是和殖民侵略聯系在一起的基督教的排斥反應,體驗了中國社會正發生的變革,從而改變了傳教策略,把“宗教事業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教會學校作為封建舊學的對立物,對中國封建文化構成挑戰,教會學校在引進介紹西方文化和西方新式教育體制方面有啟蒙和示范作用。[4]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也開始從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現代化的角度,盡可能客觀的探討近代基督教教育傳教士在華的作為,對其在華活動予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崔丹、史靜寰和王立新的論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教育傳教士來華的目的、過程,與中國教育的關系,并把其作為放在中國近代史、中美關系史的視野中,肯定其存在的積極意義,指出了在中國近現代教育的產生和轉型方面,近代教會教育起到了很強的推動作用。這三篇論文發表在比較重要的學術期刊上,論證扎實,在學術觀點上有一定的引導作用。[5]

                         

                        美國學者魯珍晞(Jessie G. Lutz)是最早研究中國基督教會大學的外國學者,她的《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一書,對中國教會最早的研究專著,對中國教會大學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開拓意義。[6]

                         

                        徐以驊的專著《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圣約翰大學》,以圣約翰大學為例對教會大學宗教功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該書最早研究教會大學的專著之一,特別之處是在普遍認識到教會大學的社會功能,而忽視了對其宗教功能的考察。[7]

                         

                        胡衛清的專著《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指出,在研究基督教來華傳教史的研究中,傳統意義中的文化侵略論有失偏頗,現代化論也未必符合實際。他從普遍主義——基督教文化信仰的深層實質來進行考察,引用了大量豐富的中英文歷史文獻資料,對晚清到民國年間的基督教教育進行了實證性的考察。[8]

                         

                        史靜寰的《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教育活動的專業化》和胡衛清《美國監理會在華教育事業研究》的文章,從不同角度研究了為使“中國基督教化”,教會機構和傳教士是如何尋找教育工作的內在規律,面對不同的對象,逐步縮小、減少教育傳教與直接布道的內外在差異,寄希達到更好的傳教效果的努力過程。史文首先指出對教育傳教進行“專業化”研究的意義和目的,指出教育傳教是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重要傳教方法和工作領域。由于教育傳教活動一直在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又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緊緊聯系在一起,中西的交往呈現出不平等的特色。因此,這使得教會教育無論從出發點還是結果上來講,無論從內容還是方式上來講,都超出了教育本身的范圍。[9]

                         

                        胡衛清一文以個案形式探討了基督教在華教育傳教的過程和結局。由于中國傳統主流社會對傳教事業的拒絕,監理會早期在華教育主要以社會邊緣人物為對象。自林樂知始,監理會調整教育政策,吸引上層社會子女入學,標榜“中西并重”,企圖從體制上泯滅教會學校與洋務學堂之間的界限。從小學、中學直到大學,完備的三級教育體制說明監理會教育的專業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教育體制、方針和世俗化等問題上與中國新式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它始終只能游離于政府體制之外。監理會在華教育的成功與失敗,深刻地彰顯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體性,實際上也昭示著基督教教育整體的最終命運。[10]

                         

                        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教會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改變,更側重強調教會教育對中國教育的近代轉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美國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積極從事教育活動,教會學校實際成為中國近代化學校教育的模版,為中國培養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美國傳教士對中國學校教育近代化的貢獻是應該充分肯定的。[11]

                         

                        英國和加拿大基督教會在臺灣進行的傳教事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原因與教育的發展關系甚多。基督教會在臺灣創辦了近代教育,設立各類學校,推廣白話字、創辦報紙等。教會教育引進西方先進教育觀念和方式,客觀上對晚清臺灣教育事業起到了促進作用。[12]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義和團運動是基督教在中國命運的一個分水嶺。義和團運動之前,教會學校在中國居邊緣化地位。義和團運動以后,清政府的教育變革改善了教會學校的外部環境,教會學校則借助各種條件拓展自己的空間,充實教學內容,并加快了各校聯合的步伐,以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組合。文章通過三個案例分析了義和團運動與教會學校的發展雖無直接的因果關系,但確有間接的聯系。吳梓明最后指出:義和團運動對中國基普教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外部看,庚子事變后,基督教教育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傳教士教育家逐漸開始在中國的新式教育中發揮到前所未有的作用。從內部看,基督教教育獲得了新的動力,美國學生志愿運動進一步關注中國,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和人力;同時教會學校也加快了聯合協助的步伐,使教育的資源得到了更多的優化組合。[13]

                         

                        二、教會教育的社會參與問題

                         

                        全面、客觀、公正的評價是大陸從事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教育史的研究人員,仍然需要努力的問題。劉衛、徐國利的研究可以為我們今天的研究提供某種借鑒。他們指出,20世紀20年代初中期,胡適主要針對西方在華教會教育的宗教性和非教育性方面進行了批判,主張教會教育要進行符合時代發展和中國利益的變革;從20年代后期開始,他轉而對教會教育作了全面肯定。胡適從科學理性精神和全盤西化觀立場出發對教會教育所作的評價,既有合理、符合歷史事實的方面,也存在非歷史主義和抹殺教會教育殖民侵略性的方面。[14]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近代中國唯一一場取得全面勝利的戰爭,對中國社會、人民產生了重要影響。劉家峰和劉天路合作的專著,運用了大量豐富的歷史資料,系統實證地研究描述了基督教大學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系、教會大學內遷歷程、戰時教會教育發展、戰時社會服務及宗教教育與宣教活動。認為教會大學為艱難抗戰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完成了教會大學的中國化過程。[15]

                         

                        周東華對抗戰對浙江基督教教育歷程進行了考察,認為浙江基督教各級教育機構在戰火中堅持抗日救亡,或嚴于律已抵制敵偽誘惑和后方安逸生活,或在流亡中辛苦堅持辦學,修正了晚清以來基督教教育扮演著“帝國主義走狗”的形象。[16]

                         

                        大多數中國人民主動或被動參與到抗戰活動中,基督教組織也不例外。抗日戰爭期間,像當時絕大多數國立高校一樣,為了避免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保存中國高等教育的命脈,全國近十所教會大學相繼由北部、東部和中部地區遷移到西南大后方。抗戰期間教會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西遷,使我國的高等教育在落后的西南地區得以傳播和生存,對縮小沿海大中城市和內地的文化差距,縮小東部發達地區和西南落后地區文明發達程度的差距,促進這一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均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17]

                         

                        教會學校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也是學者關注的重點。南京國民政府采用公私立學校雙軌并行的教育體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明確制定了較為完備的私立學校政策。這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一次飛躍,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教會學校是舊中國私立學校的大端。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國民黨政府陸續頒布了一批法令,最終形成了以私立中國人控制教育與宗教分離為基本方針。[18]劉家峰認為,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與教會大學之間的管理和關系,比以前更加緊密,教會大學對國家表現出來的忠誠、服務,以及在美國幫助政府進行抗戰宣傳,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因此政府對教會大學的包括宗教教育在內的各項管理都有一定程度的放松,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19]

                         

                        本著宗教的精神,教會學校特別注重學校和學生的社會服務。其創辦原系受西方基督教社會福音理論影響,以通過在社區中提供多種服務,宣傳基督教精神。

                         

                        學者探討了近代中國教會大學進行社會服務的原因,分析其社會服務的形式、特點及成效,以期能為現代大學的社會服務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境遇,教會大學不斷調整自身,通過將社會服務與教學、科研有機結合起來,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職能,贏得了社會的認可。文章從基督教精神的世俗詮釋、中國民族主義的挑戰、中國社會輿論的詰難、中國本土大學的沖擊、西方差會經費資助的減少和美國大學模式的移植五個方面分析了教會大學開展社會服務的原因。指出教會大學從宣揚宗教的初衷出發,強調服務與犧牲的宗旨,注重社會調查和社會問題的研究,通過各種多樣的實踐方法,將科研成果推廣為社會服務。如開辦各類學校和訓練班;設立衛生宣傳隊和診療室;民眾閱覽室和巡回書庫,組織演講和展覽會,發放宣傳冊;建立試驗基地或合作社等。文章歸納出教會大學社會服務的特點是濃厚的宗教色彩;關注農村;多樣化的形式和內容;發揮學科優勢,進行校際合作;關心婦女與兒童。總結出教會大學社會服務的幾點成效。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各類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制約,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的社會服務只可能在狹窄的領域和范圍中扮演角色,難以對社會的整體改革產生作用。[20]

                         

                        學者們還探討了教會大學鄉村服務的特色與社會影響。由滬江大學創辦的滬東公社是滬江大學創辦的一個教學實驗基地,也是中國第一個大學創辦的社會學系實踐基地,也是存在最長時間社會學系實踐基地,從1917年創辦至50年代院系調整結束。在30多年實際開辦過程中,其一系列為社會民眾服務的活動在相當程度上淡化了滬東公社的宗教色彩,凸現了其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功能,由此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認為滬東公社事業的成功緣于中國社會特殊的環境以及社會各方的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具體環境下所發生的變異。[21]

                         

                        教會學校和學生與中共的關系如何?以北美地區最大的、持續40余年的中國留學生團體為對象,探討了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與基督教青年會的特殊關系,以及中共與其組織、成員間的聯系。中國基督宗教組織、人物,特別是男女青年會、教會學校與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進程的關聯,是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研究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與研究的領域,具有重要的歷史與現實價值。[22]

                         

                        近年來有少數學者針對相關機構、人物展開研究,但多是從革命史、政治史、婦女史的角度展開的,從基督教史角度展開的研究,僅見零星研究,且多不系統。

                         

                        公民教育嚴格說不屬于文化、學歷教育范疇,但與教育、基督教組織有重要關聯,特別是基督教青年會是公民教育的積極參與者。多篇文章分別探討了了公民教育的發展與作用,指出在民族危機四伏時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為救治危機開啟了中國公民教育運動之先河,希望通過公民形成的期許,教育民眾達到改造國家的目的,但其公民教育理念不免留有簡單化缺陷,且嚴重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及國民的文化傳統,但在公民教育運動周等相關運作模式踐行下,取得顯著教化效果,啟蒙意義不可低估。[23]

                         

                        三、收回教育權運動

                         

                        整體性沉淪是近代中國的歷程的主基調。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不僅在中國的政治軍事和商業領域擴張,也涉及了教育文化領域。據統計,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大量的教會學校,造成中國教育主權的部分淪喪。外國基督宗教機構在華開辦的各類教育機構有1.5萬余所,學生80萬。1924—1927年,中國社會發生了以反對教會教育、收回教會學校管理權為主旨的收回教育權運動,20世紀20年代所開展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是非基督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楊恒源認為“收回教育權運動”是由民族主義啟發下,由新型知識的人士發動、青年學生積極參與為主要力量的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次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它堅定的反對帝國主義在教會學校里的宗教奴化教育,同時也堅持反對盲目排外,鮮明地體現了“五四”精神。[24]

                         

                        多位學者以個案方式,研究了收回教權運動在不同學校的部門的回應,其中夏、程文是本領域少見的以中學為討論對象的研究文獻。20世紀20年代,在民族主義壓力下,各地教會教育機構開始向當地政府立案,以期獲得社會認可。以位于四川的華西協和大學為例,由于南北政府都頒行了立案法規,鑒于其時四川所處的特殊處境,華西協合大學決定率先得到四川地方當局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華西協合大學在19261927年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滿足立案要求,并于1927年底在省教育廳獲準立案。華西協合大學的立案過程清晰展現了華大在具體的地方處境中對立案這一“國家”規定的地方響應。同時,它也為20年代國家政治地方的運作實踐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25]

                         

                        在這個廣泛性的社會活動中,中國社會幾大政黨均采取了積極參與的態度,如正處于改組之中的國民黨、剛剛興起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雖然因各黨主張的差異和參與方法的不同,各自起到的作用也不盡相同,但政黨介入是今天研究收回教育權運動中,絕對不能忽視和繞開的關鍵方面。[26]

                         

                        傳教士與中國教育事業關系是中國學術界研究比較充分的領域。1978年以前,這類研究文章主要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前提下開展研究。1978年以后,研究文獻大量涌現,對傳教士、傳教機構在近代中國教育發展中的作用與意義,評價也趨于客觀。但是其中也隱約看到另外一種現象,一些研究文章結論過于溢美,有意無意否認教會興辦教育過程中的宗教、政治前提。與針對基督宗教得其他研究領域一樣,在教育傳教方面,部分研究文獻確實存在罔顧中國近代歷史大背景,基于信仰偏好進行主觀、非理性評價的問題。基督宗教與中國近代教育事業關系的研究,分布廣泛,數量較多。除學術期刊所載論文以外,還有專著、譯注、學位論文和學術集刊論文等多種形式,對于這部分研究成果,還有待進行針對性的專門回顧。

                         

                        注釋

                         

                        [1] 郭吾真.李提摩太在山西的侵略活動[J].史學月刊,1964,(4).

                         

                        [2] 謝昌逵,洛寒.親美崇美思想怎樣侵蝕了燕京大學[J].人民教育,1952,(5).廉立之.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對近代山東的侵略[J],齊魯學刊,1980,(2).

                         

                        [3] 呂達.近代中國教會學校述略[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7,(3).張奇.教會學校與美國對華文化滲透[J].學術論壇,1991,(2).

                         

                        [4] 曾鉅生.西方教會在華辦學問題初探[J].杭州大學學報,1987,(12).

                         

                        [5] 崔丹.晚清寓華新教教士與近代教育[J].近代史研究,1990,(3).史靜寰.美國現代派傳教士教育家的形成與中國教會學校的改革[J].美國研究,1991,(3).王立新.晚清在華傳教士教育團體述評[J].近代史研究,1995,(3).

                         

                        [6] 魯珍晞.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7] 徐以驊.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圣約翰大學[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8]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 史靜寰.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教育活動的專業化[J].歷史研究,1998,(6).

                         

                        [10] 胡衛清.美國監理會在華教育事業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9,(2).

                         

                        [11] 仇世林.美國傳教士與中國近代學校教育[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7,(5).

                         

                        [12] 劉凌斌.基督教會與晚清臺灣的教育事業(1860—1895[J].宗教學研究,2008,(2).田正平,教會大學與中國教育現代化[J].文史哲,2007,(3).田正平.教會大學與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中心[J].高等教育研究,2004,(3).

                         

                        [13] 吳梓明.義和團運動前后的教會學校[J].文史哲,2001,(6).

                         

                        [14] 劉衛,徐國利.胡適論西方在華教會教育[J].安徽大學學報,2005,(5).

                         

                        [15] 劉家峰,劉天路.抗日戰爭時期的基督教大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16] 周東華.民國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以身份建構本色之路為視角[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7] 馬敏.抗戰期間教會大學的西遷:以華中大學和湘雅醫學院為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6,(2).余子俠.抗戰時期教會高校的遷變[J].抗日戰爭研究,1998,(2).任祥.抗戰時期私立武昌華中大學在大理的辦學實踐[J].大理學院學報,2004,(2).

                         

                        [18] 楊大春.南京國民政府的教會學校政策述論[J].蘇州大學學報,1999,(2).楊思信.民國政府教會學校管理政策演變述論[J].世界宗教研究,2010,(5).

                         

                        [19] 劉家峰.論抗戰時期基督教大學與國民政府之關系[J].史林,2004,(3).

                         

                        [20] 周谷平,孫秀玲.挑戰與應對: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的社會服務[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4).孫秀玲,程金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走向社會服務的原因分析[J].江南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8,(3).

                         

                        [21] 孫秀玲.近代中國教會大學走向農村的歷史考察: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教會大學社會服務的策略轉移為中心[J].民辦教育研究,2008,(5);馬長林.基督教社會福音思想在中國的實踐和演化:以滬江大學所辦滬東公社為中心[J].學術月刊,2004,(3).

                         

                        [22] 黃嶺峻.1948年關于中國留美學生政治態度的一次問卷調查[J].近代史研究,2010,(4).趙曉陽.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及其與中共的關系[J].近代史研究,2011,(6).

                         

                        [23] 趙曉陽.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與公民教育[A].基督宗教研究》(8)[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黃文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與公民教育運動(1923—1930[J].甘肅社會科學,2010,(6);陳正桂.20世紀20年代余日章領導的成人公民教育運動[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2,(2).

                         

                        [24] 楊恒源.重評二十年代初收回教育權運動”[J].揚州師院學報,1990,(1).

                         

                        [25] 孫邦華.收回教育權運動與中國教會大學的立案問題:以輔仁大學為個案的分析[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9,(1).胡佳虹.在華美國教會教育與20年代收回教育權運動[J].理論界,2010,(7).龍偉.教會大學與地方認知:基于華西協合大學立案的分析[J].宗教學研究,2009,(1).夏泉,程強強.廣州圣三一中學學潮與收回教會教育權運動的發軔[J].民國檔案,2010,(4).

                         

                        [26] 胡衛清.南京國民政府與收回教育權運動[J].聊城師范學院學報,2000,(3).楊思信.國、共、青三黨與收回教育權運動[J].甘肅社會科學,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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