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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海榮:“另面”突破——戊戌變法與張之洞研究的新進境

                        作者: 文章來源:《史林》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6月14日

                        摘要:在戊戌變法史這一研究領域,從來不乏批判性觀點;但在批判性反思之后,發掘新史料(特別是康、梁一派以外的材料)、重建新史實者,洵不易覯。茅海建先生新著《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在此一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本文在介紹該書研究特色及其學術貢獻的同時,重點抓住張之洞的情報網絡,及該書揭橥的晚清中國的人情世故和官場百態,做出引申性補充說明,認為茅先生該書不僅成功揭示了戊戌變法的“另面”,也生動詮釋了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另面”、晚清官場的“另面”,豐富了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內容,提示了晚清史研究的新路徑。

                         

                        關鍵詞:戊戌變法; 張之洞檔案; 康有為;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

                         

                        全文閱讀

                         

                        盡管中國近代史研究最初以晚清政治史打頭,但經過數十年蓬勃發展,目前該領域的研究熱度已明顯下降。這一則是經過前輩學者數十年的精耕細作,在不少學界同仁看來,已少有空白可挖;二則隨著晚清社會史、思想文化史及民國史研究的異軍突起,在相當程度上分流了人們對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興趣。不過,茅海建先生在晚清政治史領域的系列研究成果,往往都能引起近代史學界的矚目。《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以下簡稱《另面》)一書也不例外。

                         

                        相對于傳統戊戌變法史研究,主要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留下的史料為基礎,建立起對這一事件的敘事結構、政治評判以至大眾認識有所不同,《另面》主要是建筑在對張之洞檔案的系統閱讀之上。盡管此前湯志鈞、黃彰健、孔祥吉諸先生都曾相繼揭露康、梁在其著作中的作偽,卻一直苦于缺乏足量的新史料可供其另辟蹊徑。正因為如此,當作者讀到張之洞檔案(以下簡稱張檔)中關于戊戌變法的大批史料時,會一下子就感受到追尋多年的目標突然出現時的那種心跳加速、喜出望外。”[①]

                         

                        一、張之洞檔案揭橥的戊戌史事

                         

                        1998年涉足戊戌變法史研究以來,茅海建先生通過系統發掘海峽兩岸所藏清宮檔案、總理衙門檔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館藏檔案,及康有為《我史》手稿本,在公車上書戊戌政變等學界公認的關鍵性歷史問題上,接連有所斬獲。如今他又通過對張之洞檔案的系統閱讀,成功揭示了戊戌變法中許多鮮為人知的隱情與細節,走到史實重建的前列。

                         

                        作者總結他閱讀張檔最突出的感受是:這批史料給今人提供了研究戊戌變法的新角度。首先,以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為首的兩湖集團是甲午戰后清朝內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為主張改革的團體。當人們從張檔中看到張之洞、陳寶箴及當時一些主要政治人物,對康、梁所持的排斥乃至敵對態度時,似可更加多維地了解變法全過程的諸多面相,并可大體推測康、梁一派的政治前景。其二,張檔的發現,使研究者得以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場看待甲午戰后的中國改革,更易于察覺康、梁一派在戊戌變法中所犯的錯誤。其三,張檔”數量大,內容龐雜,甚至不乏政治高層的核心機密,有助于澄清戊戌前后迷亂的政情與輿情,也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總結戊戌變法的失敗原因。[②]換言之,《另面》既試圖揭示傳統戊戌變法史研究較少觸及的領域,也有助于增進對變法正面的理解,為最終構建完整的戊戌變法影像,邁出具有貢獻性的關鍵一步。

                         

                        為使更多讀者能夠了解,更多研究者能夠利用張檔,作者特別選取了閱讀筆記的寫作形式,并加以詳細注釋,從而賦予《另面》研究性與史料性兼具的雙重特征,也很適合初學者借以揣摩治學的路徑。盡管受資料保存的客觀局限,該書在章節設置上,很難如一般歷史類著作那樣結構勻稱、環環相扣,但其內在理路無不緊扣戊戌變法這一總的研究核心。

                         

                        張之洞、康有為兩派各自的內幕及其對立情形,是《另面》著墨最多之處。這主要包含五幅歷史圖景:一、戊戌前后張之洞圍繞康有為和高層政局進行的系統細致的情報刺探工作,特別是他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情報網,具有快捷、保密性強、準確性較高的特點;二、張在其幕僚協助下拋出《勸學篇》以刺康抵康,在京城內外產生巨大的輿論效應;三、張對《湘學報》及湖南維新運動進行干預,并與陳寶箴聯手奪回科舉改革的發言權,陳還積極保舉張的班底乃至推薦張入京,以鉗制康黨;四、為爭奪重要輿論工具《時務報》,張聯合帝師孫家鼐,與康有為、黃遵憲等展開拉鋸戰;五、“戊戌政變”后,張之洞一派從輿論、政治和外交上全面圍剿“康黨”,并對其外圍人員進行分化打擊。

                         

                        由此,《另面》成功說明:戊戌前后,康有為一派最可怕的敵人,或許并非是他們攻擊為頑固派的榮祿、剛毅、許應骙、徐桐乃至慈禧太后,而是遠遠坐鎮湖北,卻將眼線神不知鬼不覺地安插到康有為眼皮底下的張之洞。當時張對康有為及其康學的厭棄是如此之深,以至并廣東人和公羊學者也一并排斥。這在他給親信的函電中可鮮活反映出來:

                         

                        聞奉直學堂請一教習,系廣東人,速詢明何姓名?系康有為門人否?若系康徒,乃邪教會匪,與廣東逆匪孫文勾通,確有實據,將來恐受累。萬不可請。

                         

                        今既無粵人,甚善,甚慰。

                         

                        聞張君錫恭系講公羊,如此則于書院既不相宜,前電請作罷論。[③]

                         

                        張之洞的幕僚也皆以撰文批康為時尚,他們還經常非議康的人品與學術,換言之,“任何反對康有為的做法都得到了贊許”。[④]

                         

                        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向是戊戌變法史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另面》迎難而上,逐一梳理張之洞與戊戌諸人物錯綜復雜的關聯,除張、康對立是貫穿全書的核心鏈條外,還重點勾勒了張陣營內部的人事結構,特別是張權、張彬、張檢、楊銳、黃紹箕、梁鼎芬的位置與作用,張與陳寶箴的政治盟誼,與黃遵憲、容閎、劉鶚、于蔭霖及譚繼洵、譚嗣同父子的恩怨離合,等等。

                         

                        以張之洞與楊銳的關系為例,《另面》援引張、楊之間的來往函電,證明楊是張的得意門生和多年的心腹。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楊常駐北京,為張提供各類政治情報和辦理各項事務,充當其坐京。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楊還與劉光第聯手,說服大學士徐桐保薦張之洞召京,以制衡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不過由于沙市事件和翁氏的阻撓,張最終未能成行。百日維新期間,楊形跡上接近康黨,實則聽命于張;張也如常向楊下達各類指示,并勸其留京應經濟特科戊戌政變后,楊被捕,張動員各方面的關系積極營救,甚至因楊的遇難,遷怒黃遵憲。康所謂“張之洞本為新黨,自恐不免,乃請殺譚、楊等六人,以求避黨禍”[⑤]的說法,不可信。

                         

                        針對學界廣泛關注的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的關系,《另面》也進行了系統梳理。通過詳細考察光緒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861898)十余年間,張、陳二人的交際,該書成功說明陳是張志同道合的僚屬和政治盟友,且在學術、政治思想上亦大體一致。湖南維新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張因不滿《湘學新報》(后更名《湘學報》)宣揚康學,下手干預,陳也給予了配合。百日維新期間,陳上奏保舉張的班底,并與張聯銜上奏改革科舉,有抵制康學之意。此外,陳還奏請光緒帝下旨,命康將其《孔子改制考》自行毀板,及在變法最關鍵時刻提議召張入京,鉗制“康黨”。由于御史黃均隆的不實彈章,慈禧太后誤以為陳曾保舉康有為而將之革職,張則根據陳的請求,輾轉保全了湖南保衛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書每幅歷史圖景背后,無不穿插著作者嚴謹雅致的細節考據。細節考據,是茅先生戊戌變法研究的一貫特色。他之所以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心力,執著于對戊戌變法細節問題的厘清,正源于他在該領域耕耘多年的心得:

                         

                        毫無疑問,戊戌變法是一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然其時間又極為短暫,跌宕起伏,大升大降;千鈞一發之機,婉轉曲折之密,似又皆藏于細節之中,有待于后來者去感覺與發現。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并非所有的歷史細節都需要考察,歷史的空白常常表現為必須,無需去填滿,方顯其自然;但對戊戌變法來說,若不由歷史細節入手,反復精思縝量,似不能識其大,見其全,以解讀其中的真原因,以感受其中的真意義。[⑥]

                         

                        不過,在進行細節考據的同時,作者心頭始終縈繞著對百日維新歷史命運的深刻關切。以對《時務報》的考察為例,他的著眼點其實是這樣的:從對《時務報》到《昌言報》這一事件的史料集中閱讀,讓我感到,康有為及其一派似在政治上相當孤立,清政府中好像沒有什么人,尤其是高官,會全力支持他們。僅僅只是一個黃遵憲,顯然是不夠的,且黃在政變后還向張特別表明其非為康黨。康有為的敵人,似乎不僅僅是慈禧太后及其極端保守派;在本次事件中多次出場的張之洞、汪康年、孫家鼐、梁鼎芬、錢恂、陳慶年、汪大燮、黃紹箕、陳三立……以及出場次數最少的章太炎,都是主張改革而不是反對改革的,都對康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由此觀察和思考,‘百日維新’的命運還真不太妙。”[⑦]

                         

                        綜上所述,《另面》通過對張檔的系統閱讀與細節考據,澄清了戊戌變法中一些鮮為人知的關鍵內容,拓寬了戊戌變法史的研究視野。該書既沿襲了作者注重歷史細節的一貫風格,又慷慨披露了張檔中發現的諸多新史料,充分展現了歷史研究的豐富性和立體性。不過,誠如作者所言,由于史料保存的客觀原因,張檔也給我們留下些許遺憾:張之洞下達的指令,確屬戊戌變法中的關節點,如能看到張權、張檢、黃紹箕等人的復電,自可解開變法過程中的許多迷點,重建諸多重要史實,甚至有可能直接解開戊戌政變的迷團;可我在張檔中卻找不到他們的復電,這不由得讓我極度失望。”[⑧]

                         

                        二、勘破戊戌前后張之洞的情報網絡

                         

                        對于張之洞情報網絡的悉心勾勒,幾乎貫穿《另面》的各個章節。凡此,既有助于我們深入體察戊戌變法的主要關節點,說明戊戌前后迷亂的政情與輿情,也可前所未有地走進晚清權臣張之洞的內心,洞悉他的政治人脈與為官之道。這是長期以來學界心知肚明,但受資料所限,在傳統政治史研究中往往只能點到即止的領域。

                         

                        戊戌前后是張之洞洋務事業的上升期,也是其仕途發展的關鍵期。受甲午戰敗的沖擊,原先在晚清政壇上長期充任主帥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失勢,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勢力相對放大。尤其張之洞,憑借旗幟鮮明的改革理念和腳踏實地的改革實踐,不僅贏得獨步一方的政治籌碼,也成為許多官紳士子景仰的政治偶像。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張最終未能成功擠入中樞政壇,但其始終身在湖北,心系國運,在各地廣布眼線,著力搜集各類情報,以便隨時掌握輿論動向和政治風向,制定進退應對之方。

                         

                        張之洞的情報網絡,相當程度上即反映了他的政治人脈,包括其親屬、幕僚、師友、門生、屬臣、家臣及其熟識、仰慕者等,既有臨時為其所用者,也有其專門雇傭的情報員(如天津委員巢鳳岡、上海委員曾磐)。其情報網絡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主要通訊手段是電報、信函;尤其電報,以其方便、快捷、可靠的優點,最為張之洞所看重。至于信函,早期或經由驛站傳送,或經由折差稍帶,迨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大清郵政官局正式投入運營后,也每每通過郵局遞送。

                         

                        為確保其情報網絡的準確性、保密性和快捷性,張之洞很是花費了一番心血。先說準確性。情報網絡的準確程度與情報人員的選用直接相關。由張檔可知,張對其坐京、坐津、坐滬三地人選,一向都是精心挑選、層層布置,并且賦予其各自不同的情報定位。當然,其情報人員的水平也有高下軒輊之分。相對而言,楊銳、張權、張檢、張彬、黃紹箕、錢恂、趙鳳昌、盛宣懷等人的情報價值最高,甚至可以攫獲政治高層的核心機密。對此,《另面》已有過詳細解讀、評估,不予贅述。

                         

                        需要重點考察的,是張之洞對其情報網絡保密性的悉心維護。時人來往電報,往往會在電文中注明發電人、收電人。然而戊戌前后,為確保其重要電文的保密性和聯絡雙方的安全,張之洞對于重要情報渠道,皆親自約明來往密電代號。如指示張權:以后此間密電下署字,汝來電署字。指示楊銳轉告沈曾植、張彬,以后來電勿庸書名。發電黃紹箕:以后敝處密電署字,來電下款署何字?并示。或字亦可。發電錢恂:以后敝處密電下署字,來電下署字。”[⑨]等等。戊戌前后,張之洞主要來往密電代號如下表所示:

                         

                        1  戊戌前后張之洞來往密電代號對照表

                         

                        人名

                        密電代號

                        張彬

                        樓、彬

                        張權

                        可、慎、立

                        楊銳

                        錢恂

                        黃紹箕

                        梁鼎芬

                        趙鳳昌

                        惜陰、坦、讀

                        盛宣懷

                        汪康年

                        吳永

                        王之春

                        張之洞

                        洞、壺、鈍、拙、迂、愚、冰

                         

                        除對聯絡雙方的身份以代號形式加密外,有些重要電報,張之洞還會不厭其煩,叮囑對方閱后銷毀。如為避免被康黨抓住其協助汪康年爭奪《時務報》的把柄,張特意叮囑趙鳳昌,轉送汪康年一閱后,索回付丙。又,發電張權:復電以字或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復。鹽。此電即付丙。發電黃紹箕:此電及各處來往電,務即付丙。楊銳被捕后,張之洞除動員各方關系營救外,也非常擔心楊銳家藏文件的外流,曾提醒張權:渠處文字、函電,事前曾預加檢點?即復。而為防止黃紹箕遭到頑固派暗算,張也叮囑黃:各處函電,務宜付丙。必須格外謹慎。”[⑩]

                         

                        反情報偵探,當然也是張之洞非常在意的。甲午戰爭后期,為游說法國出面保衛臺灣,張曾特地發電駐津糧臺胡燏棻:茲有電奏一件,萬分緊要,必須秘密。天津奸細太多,恐漏泄,只可用尊處密電本寄呈。請照錄,專差飛速送呈總署。”[11]戊戌正月,為防止康有為刺探己方情報,張專電叮囑楊銳:康長素與仆有隙,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12]而對于坐津巢鳳岡同時發電張之洞與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做法,張也隨即提出嚴厲批評:此后若非明發事件,凡有關系大局者,只可密電本部堂衙門,斷不宜分電司道各署,免致播揚。切要。即電復。”[13]

                         

                        除保密性外,張之洞對于情報網絡的快捷性也有著強烈訴求。作者在征引張檔時,特意將其來往電報的收發電日期、電報韻目代日等一并抄錄,為我們統計張氏信息網絡的快捷性提供巨大方便。依照張檔的收發電時間差可知:戊戌時期,從京師、天津到武昌的電報,急電當日或隔日到,慢者57日內到;而從上海到武昌的電報,最快4個多小時就能收到!倘若經由驛站馬遞,如折奏、信函之類,一般20多天才能收到。正因為如此,急需緊急情報時,張會特別叮囑對方急電速復。如膠州灣事件發生后,張發電楊銳,命其將電報中相關事宜均速電復。加急字乃速。”當聽聞康有為奉旨督辦《時務報》的消息后,張也叮囑汪康年,復電時“須加急字,不可吝電費。”[14]正因為如此,張氏此期許多電報都被冠以千急萬急急、急急、急、急字樣。

                         

                        2  電報韻目代日表[15]

                         

                        (注:其中韻代日均為陰歷)

                         

                        一日

                        東、先、董、送、屋

                        十七日

                        篠、霰、洽

                        二日

                        冬、蕭、腫、宋、沃

                        十八日

                        巧、嘯

                        三日

                        江、肴、講、降、覺

                        十九日

                        皓、效

                        四日

                        支、豪、紙、寘、質

                        二十日

                        哿、號

                        五日

                        微、歌、尾、未、物

                        二十一日

                        馬、箇

                        六日

                        魚、麻、語、御、月

                        二十二日

                        養、祃

                        七日

                        虞、陽、麌、遇、曷

                        二十三日

                        梗、漾

                        八日

                        齊、庚、薺、霽、黠

                        二十四日

                        迥、敬

                        九日

                        佳、青、蟹、泰、屑

                        二十五日

                        有、徑

                        十日

                        灰、蒸、賄、卦、藥

                        二十六日

                        寢、宥

                        十一日

                        真、尤、軫、隊、陌

                        二十七日

                        感、沁

                        十二日

                        文、侵、吻、震、錫

                        二十八日

                        儉、勘

                        十三日

                        元、覃、阮、問、職

                        二十九日

                        豏、艷

                        十四日

                        寒、鹽、旱、愿、緝

                        三十日

                        十五日

                        刪、咸、潛、翰、合

                        三十一日

                        世、引

                        十六日

                        銑、諫、葉

                         

                         

                         

                        為維護其龐大的信息網絡,張之洞自然花費了不少金錢,尤其是電報費。晚清電報費用極其昂貴,即便朝廷與督撫之間的官電聯絡,也限定字數不能過多。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張之洞還曾因電奏過長,遭到朝廷申斥,要求嗣后如有電奏,非數百字可盡者,即具折以聞。”[16]不過張本人從不在電報費上斤斤計較。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張之洞發電其侄張檢:墊款及電費三百金、秋節五十金,百川已匯。以后如有必需用款,可向百川取。”“百日維新期間,張又通過幕僚叮囑喬樹枏:比來朝政日新月異,閣下信電頗稀,殊深跫望。師帥命即由祥記兌寄百金,以為電資,用完續兌。”“戊戌政變”前夜,張還致電幕僚錢恂:“以后發電宜詳明,萬勿過簡練,易誤解。尤必添加‘急’字。電費可開報。望用急電即復。”[17]即使遠洋電報,一旦有所需求,張也不惜一擲千金。如甲午戰爭期間,為方便與駐俄公使許景澄的電報聯絡,張也發電許:電費過巨,已交德華匯三千金至德使館為軍務電費。”[18]而為方便與美國容閎的聯絡,張一氣匯給容閎托人、車船、電報等項銀1萬兩。[19]換言之,在張之洞的消費單上,電報及其他通訊費用必然是一項巨額開銷。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當時不僅張之洞,各地督撫在京師及重要地區,可能也都派有坐探,盡管他們未必像張這樣,手伸得如此之長。《另面》曾引《巢鳳岡傳稿》,說明巢曾受十一省督撫之聘,為駐津外交情報。”[20]而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曹和濟也曾奉河南巡撫劉樹堂之命,赴天津坐探中日軍情五閱月,并撰成《津門奉使紀聞》。在該書中,曹氏交代,其內容除得自親歷親聞外,還會集江、浙、閩、粵先到之刺探諸君,又采諸輿評撰就。這透露當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也均有坐探駐津。而李鴻章對各省督撫,尤其張之洞,將其情報網絡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情形,也是心知肚明,曾感慨“胡云楣是南洋坐探”云云。[21]“胡云楣,即胡燏棻,時負責督辦駐津糧臺。胡本是李鴻章的親信,卻經常與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暗通款曲,由此也可窺見當時張氏坐大、李氏失勢情形之一斑。

                         

                        三、現實版“官場現形記”

                         

                        不同于李寶嘉以嬉笑怒罵的辛辣手筆勾勒出的晚清《官場現形記》,茅著在披露戊戌變法的另面的同時,也以其特有的穩健平實筆調,描繪出另一幅現實版的,卻更加令人信服的晚清官場現形記。張之洞是這幅系列圖景的當然主角。不過,這里所展現的張之洞,既不同于正史和一般學術論著塑造的那個高居廟堂之上,以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身為大清儒臣忠臣重臣的張之洞,也不同于晚清民國筆記小說中,充斥著各種道聽途說、荒誕不經情節的張之洞故事,而是晚清政壇上實際生活過的張之洞。他通人情,懂事故,明時勢,擅權謀,有理智也有意氣,有媚俗也有堅持,有老謀深算、心狠手辣的一面,也有簡單沖動、直截坦率的一面。或許只有透過這樣的張之洞,我們才能最大程度貼近晚清官場,貼近真實的歷史。

                         

                        以下從四個方面舉例說明。

                         

                        一、公事與私誼

                         

                        戊戌前后,盡管張之洞享有很高的政治聲望,且深受慈禧太后、光緒帝信重,但他與各方的關系并非盡皆融洽。當其因公事不得不與并不熟悉的官員,乃至其政敵打交道時,往往不得不借助私誼輾轉達成目的。

                         

                        《另面》揭示,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期間,張曾利用湖北布政使陳寶箴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及湘系將領的交誼,從江南調來大炮、水雷等重要軍火。翌年,張署理兩江總督,陳調任直隸布政使,張又依托陳與署理直隸總督王文韶的故交,省卻江南方面十余萬兩的軍費供應。《另面》還不憚其煩地描述光緒二十二年(1896)張托請名醫陳秉鈞進京為軍機大臣李鴻藻診病一事,意在說明李是當時張在朝中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和靠山。迨至姐夫鹿傳霖就任軍機大臣之后,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張也往往事先與鹿溝通,以便盡可能地迎合當朝。當迫不得已與政敵翁同龢打交道時,張則往往借助屬僚江西候補道惲祖祁與翁的世交,向后者施加影響。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張致電惲,命其就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游說法國保衛臺灣一事,請翁出面主持時,坦言“鄙人言不足重,閣下電懇常熟主持方有益”。[22]而同年九月張給翁的一封去函,也點明:數月來,每有托惲莘耘觀察處轉達之件,均得領悉尊指。”[23]此外,在蘆漢鐵路承辦案與漢陽鐵廠報銷案中,張也是刻意利用盛宣懷與翁的世交,才成功達其目的。

                         

                        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在晚清官場,事情的最終結果往往取決于事先的私下溝通,而私誼的有無及深厚與否,是一層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二、保舉與人脈

                         

                        正因為私誼的作用如此關鍵,在晚清官場,稍有頭腦的政治人物,無不致力于對其政治人脈的擴展與經營;保舉是一條重要途徑。甲午至戊戌年間,張之洞多次上奏保舉人才。從其開列的一連串保舉名單,我們既能大致了解其政治班底的構成,也能窺知他是如何巧妙地拓展人脈。

                         

                        在張的保舉鏈條中,他最重視的是其幕僚、清流同黨及兩湖的官員,而對于江浙、直隸等地的優秀人才,他也同樣有心拉攏。除因事保獎(如征收錢漕、辦廠、辦堤、籌賑、勸捐、辦學、剿匪出力之類)、職缺升補、甄別密考等常規性保舉不計外,他還遵旨或自行保舉了不少人才。如下表所示:

                         

                        3  甲午至己亥年間(1894—1899年)張之洞專項保舉表[24]

                         

                        上奏日期(光緒)

                        名目

                        員名

                        備注

                        二十年十月初七日

                        送部引見

                        湖北候補道蔡錫勇

                        奉旨:交吏部帶領引見

                        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二日

                        使才

                        川東道黎庶昌、湖南候補道陳允頤

                        奉旨:送部引見

                        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人才

                        前臺灣布政便于蔭霖、前通政使黃體芳、前內閣學士陳寶琛、前陜西布政便李用清、四品卿銜前山西布政使林壽圖、前翰林院編修梁鼎芬、五品卿銜前安徽合肥知縣孫佩蘭、新授安徽按察使趙爾巽、江蘇候補道程儀洛、新授廣東惠潮嘉道陸元鼎、湖北漢黃德道惲祖翼、四川川東道黎庶昌、本任浙江溫處道袁世凱、奏調江南差委廣東候補道王秉恩、安徽安慶知府聯元、江西瑞州知府江毓昌

                        奉旨:留中

                        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遵旨保舉督辦鐵路人員

                        前臺灣布政使于蔭霖、前內閣學士陳寶琛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送部引見

                        江蘇候補道沈瑜慶

                        奉旨:交吏部帶領引見

                        交軍機處存記,請旨簡放

                        前淮揚海道嵩慶

                        奉旨:留中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才

                        湖南按察使俞廉三、安徽徽寧池太廣道袁昶、奏調江南差委分省補用道黃遵憲、奏調江南差委江西候補道惲祖祁、在任候補道江寧知府李廷蕭、江蘇候補道朱之榛、江蘇候補道志鈞、甘肅慶陽府知府徐慶璋、奏調湖北差委分省補用和府錢恂、江蘇候補知縣薛培榕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人才

                        新授奉天府尹、前湖南辰永沅靖道廷杰、署安徽布政使于蔭霖、湖北漢黃德道瞿廷韶、漢陽知府余肇康、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候選內閣中書黃忠浩

                        主要為兩湖官員及在他省為僚屬者

                        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六日

                        送部引見

                        候補道惲祖祁

                        奉旨:交部帶領引見

                        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七日

                        人才

                        湖北試用道趙濱彥、奏調湖北差委廣東候補道王秉恩、湖北候補道陳重慶

                         

                        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使才

                        降調內閣學士陳寶琛、湖南鹽法長寶道黃遵憲、直隸候補道傅云龍、分省補用知府錢恂、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

                         

                        二十四年

                        經濟特科

                        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內閣候補侍讀楊銳、直隸候補道徐建寅、分省候補道前翰林院編修蒯光典、河南候補道易順鼎、分省知府錢恂、分省知府胡惟德、候補直隸州知州華蘅芳、江蘇候補同知鄭孝胥、前安徽青陽縣知縣湯壽潛、進士陳驤、候選知縣鄒代鈞、舉人梁啟超、舉人汪鸞翔、王季楷、附貢生陶保廉、候選從九湯金鑄、太常寺博士銜羅照滄

                         

                        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送部引見

                        降調翰林院編修梁鼎芬

                        奉旨:留中

                         

                        除自行保舉外,在此期間,張也頗得益于陳寶箴的保舉。《另面》一書羅列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陳的保舉名單,不少都是張的親信好友。而同年八月初七日,陳發電總理衙門,保舉張入京,鉗制康黨,更是二人在政治上同氣連枝的最佳說明。[25]

                         

                        三、送禮與進貢

                         

                        盡管張之洞號為廉吏,但其之所以能在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壇長期順風順水,除個人的杰出才能外,也要看到其媚世從俗乃至屈從于政治潛規則的一面;送禮即其一。光緒二十四年張彬來函透露,每屆冬令,張之洞都會向天津同鄉京官致送節敬[26]翌年春,張之洞又命其侄張檢向總理衙門章京、總辦、幫總辦等補送炭敬數百金。這一禮項顯然也是常規性的。[27]此外,對于特別賞識的人才,張也會主動施予恩惠。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冬,翰林院編修徐世昌丁憂,有意在兩湖書院或經心書院謀取教職,雖教席已滿,張仍表示愿每年贈送乾修600兩。對于給事中洪良品,張也同樣派送乾修,予以籠絡。[28]

                         

                        除《另面》外,茅先生《張之洞的別敬、禮物與貢品——晚清上流社會的一個側面》一文,更集中反映了張的送禮情況。由該文可知,親友、同鄉、清流同黨、中樞官員,是張的重點送禮對象。此外,為左右中外輿論,張也主動或應邀送出不少津貼;為辦理外交的需要,他還會向外國政要和重要機構送禮。而為了表達對慈禧太后的效忠,每逢其壽誕或有所需求時,張更是會精心置備貢品,絕不落于人后。正如作者所感慨:張之洞是講理學的人,終生不貪,通過考察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三十一年十余年進貢、送禮的情況,似可推測晚清官場的腐敗速度與程度,誰都無法以清白來處世。”[29]而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的所作所為,更直截揭示了戊戌時期政治核心層的腐敗程度:李玉坡謂,其(按:張蔭桓)自受驚后,破費二百三十萬。三十萬系應酬近侍者。(玉坡言,渠先未知應酬內監,彼等頗有與之為難者,經此事后方知。于是大加津潤,其位遂愈固矣。每召見一次,賞賜千余金)”[30]

                         

                        四、查無實據

                         

                        官官相護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痼疾。依照清朝職官制度,為處理違法失職的高級官員,朝廷往往責成相關部院或督撫大員依照相關彈劾進行調查取證,以便追究其政治或法律責任。然而晚清官場各類彈劾案雖然累累難計,從實際處理情況來看,卻往往都以查無實據含混了之。

                         

                        《另面》擷取的光緒十九年兩江總督劉坤一對湖廣總督張之洞被劾案的處理,無疑是一個典型案例。[31]當時對張之洞派赴兩江的差官周耀崑,劉坤一明白表示:我不派人細查,并非客氣,公事只配如此。前經派人赴鄂走過一次,亦不過公事面子如此。”[32]“公事只配如此亦不過公事面子云云,形象道出了當時官場官官相護的流行心理。誠如作者分析:清代官員被劾受查,大多查無實據,關鍵在于幕后的種種交易,但極少能見到此類交易的確據,正因為如此,此一《問答節略》顯得十分珍貴。劉坤一,中興名臣,做事不會下賤,張之洞以‘公忠體國’自許,更不會自我作賤,兩人之間的交易,也絕不能將之與當時官場政以賄成的舉動相類比。從《問答節略》的內容來看,兩人更多是官官相護、心照不宣。”[33]

                         

                        除以上列舉者外,《另面》中許多看似輕描淡寫的簡短評論背后,其實都滲透著作者對于晚清官場規則的洞察和把握。如其解釋于蔭霖出任湖北巡撫一事,稱:朝中似有人予以特別關照。他們知道張、于關系甚好,本是一條船上的人,相互欣賞,自然可以同舟共濟。”[34]又如,該書分析張之洞之所以未當面揭穿劉鶚申辦蘆漢鐵路時空手套白狼的拙劣手段,稱:在當時的官場中,此類人士神通廣大,也不知背后又藏有何路神仙,張也不想將事情鬧大[35]再如,該書解釋邱菽園公開刊文與康有為斷交的原因稱:若無張之洞的策反工作,邱菽園已與康有為一派交惡,大約也會遵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之古意,不會在《天南新報》及其他報刊上公開指責康有為。”[36]

                         

                        最后,再談一個看似微小卻很值得玩味的問題。在標注晚清人物年齡時,學者們往往時感困惑。因為同一當事人在不同場合對于自己的年齡居然會有截然不同的描述。如《另面》介紹陳寶箴時稱:陳光緒二十一年履歷單,自稱63虛歲,則應生于1833年;而其子陳三立撰《先府君行狀》,范當世作《墓志銘》,皆稱陳享年70虛歲,即應生于1831年。[37]又如胡燏棻光緒二十年履歷單,自稱55虛歲;[38]翌年十二月十六日直隸總督王文韶日記,卻稱當日為胡氏六十壽辰,專誠祝之。[39]新近筆者發現的兩條史料,有助于廓清這一疑團:一為那桐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日記載:“壽康號錫澄,官年廿三歲,都察院候補都事,實年十九歲”;[40]一為鄧華熙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陛見時陳明:臣官冊填六十七,實年七十。”[41]原來時人年齡往往有官年實年之分,為參加科舉和入仕的需要,不少人在向官方上報年齡時,往往刻意抬高或削減幾歲。這也算是晚清官場的又一真實注腳吧。

                         

                         

                         

                        在傳統中國政治社會里,與各色政治人物在公眾面前的堂皇表演相比,他們在幕后的互通聲氣、相互妥協乃至暗布殺招,或許更加關鍵。盡管國人對此心知肚明,但在正史或一般學術論著里,或出于政治上的禁忌,或受制于資料所限,往往很少也很難就此深入展開。茅先生新著《另面》,卻通過系統挖掘張檔,嘗試走進歷史的幕后,揭示戊戌變法的另面,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另面,晚清官場的另面,成為晚清政治史領域的又一創新之作。同時,由于作者在選取史料時別具匠心,筆鋒生動鮮活,并無一般學術書籍那般口吐真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頭,在考證類文章中,亦屬相對輕松的題材。

                         

                        就戊戌前后的政治形勢而言,在各省督撫大員中,惟有張之洞與康有為有過最直接、密切的交往,并且刻意搜集過康黨在此一時段的相關情報。正因為如此,通過張檔解讀戊戌前后諸史事,無疑是再恰當不過的觀察視角。由此既能印證或推翻康、梁等人的許多一面之詞,澄清學界在相關問題上的諸多疑問,也再次證明康黨在當時的巨大政治影響力。除在史料的選取和研究視角的轉換上多有新意外,《另面》還通過逐一考證張之洞來往函電的日期、通訊雙方的身份及其不同版本等,提示了檔案整理工作中的諸多窾要。作者之所以在此問題上不厭其煩,除服從自身的研究需要和方便學界同人共享外,也是為推進對“張檔”的深化整理,喚起各方對“張之洞陣營”相關人員信札電報的重視。用作者的原話講,即:“我一直以為,它們有可能還存世,只是因其無抬頭、無署名、無日期而未被人所識所重,不知道落到了哪個角落里,靜靜地睡覺。”[42]

                         

                        從《戊戌變法史事考》、《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到新近出版的《戊戌變法的另面》,這種種由面到點、由點到面的循環研究過程,茅先生在過去十余年間在戊戌變法史領域留下一連串默默奮斗的足跡。盡管近年來為服從戊戌變法研究的需要,他不得不陷入攻堅戰,糾結于一系列行文艱澀、注釋密集的繁瑣考證,不過其最終目的始終是要重新回到宏觀敘事的陽光大道上來[43]作為茅先生的忠實讀者,我們也同樣祝愿這束光能夠早點照到他的身上。

                         

                        注釋:

                         

                        本文修改過程中,承復旦大學副教授戴海斌、北京大學團委副書記孫明批評指正,謹此致謝。

                         

                        [①]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以下簡稱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4頁。

                         

                        [②]  《另面》前言,第4—5頁。

                         

                        [③]  《另面》,第129349頁。

                         

                        [④]  《另面》,第36頁。

                         

                        [⑤]  《駁后黨逆賊張之洞、于蔭霖誣捏偽示》,190010月,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5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頁。,譚嗣同;“,楊銳。

                         

                        [⑥]   茅海建:《歷史的細節》,《中華讀書報》2012111日。

                         

                        [⑦]  《另面》,第298頁。

                         

                        [⑧]  《另面》,第194頁。

                         

                        [⑨]  《另面》,第191158192207頁。

                         

                        [⑩]  《另面》,第286183192176193頁。

                         

                        [11]  《另面》,第139頁注釋2

                         

                        [12]  《另面》,第158頁。

                         

                        [13]  《另面》,第218注釋1”

                         

                        [14]  《另面》,第157265頁。

                         

                        [15]   轉引自夏東元編著:《盛宣懷年譜長編》下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頁。

                         

                        [16]   總署來電,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4冊,武漢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頁。

                         

                        [17]  《另面》,第122163204頁。

                         

                        [18]   致俄京許欽差,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丑刻發,《張之洞全集》第7冊,第308頁。

                         

                        [19]  《另面》,第439頁。

                         

                        [20]  《另面》,第215頁。

                         

                        [21]   曹和濟:《津門奉使紀聞》,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1冊,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165頁。

                         

                        [22]   致漢口惲道臺,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申刻發,《張之洞全集》第7冊,第312頁。常熟,翁同龢。

                         

                        [23]   致翁叔平尚書,《張之洞全集》第12冊,第68頁。惲莘耘,惲祖祁。

                         

                        [24]   資料來源:《張之洞全集》第34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錄副奏折朱批奏折,《湘報》。又,可參考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的保舉》,《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5]  《另面》,第338—340371—372頁。

                         

                        [26]  《另面》,第120128頁。

                         

                        [27]  《另面》,第161頁。

                         

                        [28]  《另面》,第142頁。

                         

                        [29]  《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2期。

                         

                        [30]  《另面》,第83頁。李玉坡,軍機章京李蔭鑾。

                         

                        [31]  《另面》,第428—434頁。

                         

                        [32]  《另面》,第430頁。

                         

                        [33]  《另面》,第431頁。

                         

                        [34]  《另面》,第400頁。

                         

                        [35]  《另面》,第472頁。

                         

                        [36]  《另面》,第531頁。

                         

                        [37]  《另面》,第301頁。

                         

                        [38]  《胡燏棻光緒二十年履歷單》,秦國經主編、唐益年,葉秀云副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5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749頁。

                         

                        [3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記》下冊,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28頁。

                         

                        [40]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頁。

                         

                        [41]   馬莎整理:《鄧華熙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頁。

                         

                        [42]  《另面》,第185—186頁。

                         

                        [43]   茅海建:《歷史的細節》,《中華讀書報》20121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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