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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花:中共對范筑先統戰工作再探討

                        作者: 文章來源:《棗莊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7年06月13日

                        摘要:全面抗戰初期中共在魯西北的發展可以說是除開山西以外,依靠統一戰線獲得發展的另一重要成功案例。中共對魯西北地方領袖范筑先的統戰工作始于19375月彭雪楓的聊城之行。面對強力外敵入侵,秉性正直思想開明具有濃烈愛國情懷的范筑先受身邊中共黨員促動,拒絕韓復榘南撤命令公開堅決抗敵意志,并大量聘任、重用共產黨員,頂住國民黨上級干擾,與中共密切合作抗敵,雙方軍政力量各有發展。中共黨人的英勇堅定抗敵言行,魯西北地方黨靈活的統戰工作策略也是達成并鞏固與范筑先合作關系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抗日;中共;范筑先;統一戰線;魯西北

                         

                        統一戰線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與發展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共在魯西北的發展可以說是除開山西以外,依靠統一戰線獲得發展的另一重要成功案例。魯西北地方領袖范筑先在日軍入侵時,受到中共黨員促動,留在黃河以北堅持與日軍周旋,并聘任、重用共產黨員,抗擊日軍,鞏固其對魯西北的控制。中共也因堅決抗戰得到范的信任,雙方結成了密切的統一戰線。中共在協助范筑先壯大抗日武裝力量的同時,也逐漸在魯西北地區發展了自己的組織和武裝,創建了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已有研究[①]只是簡略考察了中共與范筑先形成并鞏固統一戰線的經過或籠統敘述其特點。本文旨在全面、系統梳理中共對范筑先統戰工作的推進過程,分析雙方達成密切合作關系的促動要因,還原抗戰初期魯西北國共合作抗戰實態。

                         

                         

                        魯西北地區位于津浦路以西,平漢路以東,與河北、河南兩省相鄰,是華北敵后嚴重威脅日軍交通要道和中心據點的戰略基地之一,也是聯系晉冀魯豫四省抗日根據地的重要通道。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里就有了共產黨人的活動,擴大了中共在當地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波及魯西北,中共魯西總支委員會擔負起領導之責。193526日,由趙健民主持,在堂邑縣城內徐運北家中建立了中共魯西特委。19366月,中共山東省委決定成立魯西北特委,統一領導濮縣、范縣、莘縣、朝城、臨清、冠縣、陽谷、東阿各縣與壽張省立八鄉師、聊城省立三師的黨組織。1937年夏初,中共山東省委決定,在莘縣、聊城以北地區組建新的魯西北特委;在陽谷、壽張、范縣、濮縣、觀城、朝城組建魯西特委(也叫魯西南特委)。至此,魯西北中共力量有了很大發展,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宣傳組織民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②]

                         

                        抗戰爆發之時,國民黨山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范筑先即主政魯西北。范筑先,18821230[③]生于山東省館陶縣衛河西岸南彥寺村(今屬河北省)。幼年家貧,1904年衛河泛濫成災,范筑先無以為生,離鄉去天津投于清軍第四鎮充當備補兵。由于表現出色,逐步遞升為副兵正目排長,后被保薦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辛亥革命后,歷任北洋軍閥盧永祥第四師連長、營長、師參謀長、補充團長、第八旅旅長等職。1929年投靠馮玉祥的西北軍,任漢中鎮守使張維璽的參贊。1930年中原大戰時,任張維璽部參謀長,繼任張部第四師師長。張部被蔣軍繳械后,與張維璽一起隱居天津。[④]19315月任山東沂水縣長,19337月調任臨沂縣長,19367月又調沂水縣長,同年11月調升聊城所在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⑤]

                         

                        范筑先生長的魯西北農村,農閑廟會時節常有戲曲、說書等民間曲藝表演,歷史上楊家將、岳飛等抗擊外敵入侵的忠義故事由此廣泛在鄉村傳播,培養了農民樸素的愛國情懷和民族大義意識。范筑先小時常去聽說書,民族情懷植入心底。他因家庭困難失學后,有空就自學,“他喜讀‘四書’,尤其喜讀其中的《論語》、《孟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中的‘忠孝節義’對他影響頗大。”[⑥]成年之后這種愛國思想更加強烈,他還不斷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子女。范樹瑜回憶說:“他常給我們講中國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如岳飛、楊家將等。”[⑦]抗戰一爆發,他就把胡子留起來,決心不把鬼子打跑不剃掉胡子。”[⑧]這種濃烈的愛國情懷,使得范筑先能夠拋開一切黨派成見,把抗擊日本入侵看得高于一切,視為一切行動的根本原則”[⑨]。這是他接受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而與中共合作抗戰的內在根源。

                         

                        1935年華北民族危機日重,12月中共瓦窯堡會議正式確定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政方針。翌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有聯絡韓復榘、傅作義、閻錫山、宋哲元等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共同抗日的計劃,并想通過宋哲元與韓復榘建立聯系。這年814日,毛澤東致信宋哲元:魯韓綏傅晉閻三處,弟等甚愿與之發生關系,共組北方聯合戰線。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設法介紹。”[⑩]之后,在努力爭取早日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中共中央非常關心魯西北的統戰工作。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75月,受周恩來委托,中共中央駐山西太原做統戰工作的代表彭雪楓同志,經北平、濟南來到聊城。他來后對魯西北的政治、軍事等情況作了深入的了解,對如何做國民黨專員范筑先的統戰工作做了很多指示,為開辟和建立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思想基礎。”[?]可見,中共對范筑先的統戰工作始于彭雪楓的聊城之行。

                         

                        關于彭雪楓的聊城之行,張維翰[?]回憶道:“1937年初夏,雪楓同志由太原到了北平。他在幾位老同學那里得知我在山東聊城工作,即寫信約我去北平會晤。我到北平東交民巷一個旅館見到了他,他給我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毛主席如何領導紅軍勝利進行長征的動人事跡,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和鼓舞。我向他介紹了山東省立聊城師范學校進步師生開展驅逐反動校長馮謙光、國民黨CC派山東省政府教育廳長何思源的罷課風潮的情況,還向他介紹了魯西北一帶的地理民情和歷史上多次起義的情況。他聽后非常高興,認為魯西北是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好地方,所以決定隨我到山東一行。”[?]5月中旬,彭雪楓和張維翰一起到了聊城。彭雪楓在聊城共住了7天。他先是與中學時的同學趙伊坪、牛連文見了面,幫助1927年入黨的趙伊坪接上組織關系,并介紹張維翰入黨。這樣就使山東第六區專署內有了共產黨員,為以后對范筑先統戰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基礎。在聊城停留期間,彭雪楓給張維翰、趙伊坪等講了中共中央派他來聊城的任務,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并明確指示:當前我們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團結一切進步力量,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學校斗爭在取得一定勝利的情況下,可以暫停一下,以便集中精力對付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他特別重視對范筑先的統戰工作,認為“范筑先是一個富有愛國思想的人,他為人正直,……他掌握著魯西北的政權,在群眾中有一定威信”,預見到與范筑先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與重要性,離開聊城前,特別囑咐:“倘若中日戰爭打起來,你們一定要爭取范筑先,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魯西北抗戰。”[?]因此,爭取范筑先,建立統一戰線,合作抗日,成了抗戰初期魯西黨組織的中心任務。[?]顯然,彭雪楓的聊城之行,對后來中共魯西北特委與范筑先合作抗日,建立統一戰線、開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派紅軍將領張經武、張震來山東開展統戰聯絡工作,與韓復榘接觸,作為非蔣介石嫡系,極力想保存自己實力和地盤的韓復榘,采納了張經武的意見,為抵制蔣介石派復興社分子到他的部隊設立政訓處,而由韓自己遴選人員組成第三路軍政訓處。中共派趙伊坪等打入其中,并吸收第三路軍中的一批左派分子參加該處工作,從而使政訓處實際上為中共所控制。政訓處共舉辦三期培訓班,民先省隊部和平津流亡同學會動員平津學生中的共產黨員、民先隊員和進步青年500余人考入,中共山東省委動員共產黨員和愛國青年500余人考入,山東鄉農學校軍事人員養成所學員300余人也并入該訓練班。在訓練班中,學員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組織群眾和游擊戰術等短期教育后,于9月中旬陸續派往臨清、德州、惠民、聊城等地從事抗日教亡工作,成為抗日的骨干力量。[?]這些工作為中共對范筑先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人才儲備。

                         

                         

                        為了爭取團結范筑先,張維翰在彭雪楓離開聊城后,即把彭來聊城的情況與中共的統一戰線主張向范作了匯報,“范筑先聽了連連點頭,表示贊成。”得知彭雪楓是中共代表時,范筑先因為沒能見面而表示遺憾,要求張維翰以后把共產黨的主張隨時告訴他。[?]可以看出,范已開始對與中共聯合抗日動心。

                         

                        19378月初,馮玉祥出任津浦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有幾位原西北軍高級將領住在濟南津浦賓館,張維翰和老鄉王化云去看望他們,談起抗戰形勢,大家的認識基本一致。[?]張維翰認為范筑先也是西北軍,可以邀請他來濟南會會老友,通過他們來進一步統一范對抗戰形勢的認識,以便今后更好地做范的爭取團結工作。經中共山東省委同意,張給范打去電話,范很快來濟,一起在賓館里座談抗戰形勢。范筑先和他們都是老相識,又都是正直、愛國的軍人,所以交談十分融洽,對國民黨的不戰而退,日軍的猖狂進攻都十分憤慨,為中國的命運擔憂。他們對張維翰等介紹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都很贊成。范筑先表示:咱們都是魯西北的人,要堅決留在自己的家鄉,和日寇血戰到底。并提出聘請共產黨人來魯西北協同抗戰。趙伊坪請示省委后,決定先派原西北軍高級將領姚以介的兒子姚第鴻到聊城工作,范筑先十分滿意,當即委任他為專署秘書。[?]能主動提出聘用共產黨人,表明范筑先已向中共靠近了一大步。

                         

                        9月下旬,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深入敵后作戰取得一系列勝利,特別是平型關大捷,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情緒。國共兩黨的軍隊在山西北部聯合作戰,影響深廣。在這樣的形勢下,范筑先開始放開手腳,與共產黨合作抗戰。10月初,日軍侵入魯北,范筑先急忙派張維翰再去濟南聘請共產黨員到聊城協同抗敵。山東省委又派12名黨員到范手下任職。張維翰在濟南期間,正值聊城為了適應抗戰體制,將第六區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為山東省第六區抗日游擊司令部,范筑先任司令,王金祥任參謀長。在中共山東省委的幫助下,由國民黨山東省政訓處直接委任張維翰為第六區政訓處主任,新派去的12人為政訓處干事。10月中旬,省委又在韓復榘第三路軍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里挑選了思想進步、以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為骨干的240名學員派往聊城,為政訓處服務員。[?]這樣,第六區政訓處實際在中共控制之下。

                         

                        中共魯西北地方黨對范的統戰工作初步展開后,立即趁熱打鐵,以促使范筑先堅定聯共抗戰決心。10月中旬,日軍從魯西北向濟南方向進犯,范筑先接到韓復榘南撤的命令,抗戰的決心有所動搖,他把全體人員撤到齊河官莊的黃河渡口坐觀形勢。中共魯西北特委立即通過張維翰向范筑先提出決不南撤建議,張并請求愿和42名不愿南撤的青年學生留守聊城,堅持斗爭,準備萬一堅守不利時,進行游擊戰爭。張維翰等人的這一舉動,推動了范對抗戰的決心與進步”[21]。范筑先在齊河官莊召集部屬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決心班師回聊。他說:“大敵當前,我們守土有責,不抵抗就撤走,何顏以對全國父老。我決心留在黃河以北守土抗戰,愿隨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決不勉強”[22]。隨即親自給韓復榘打電話,表示他回聊堅持抗戰的決心。回到聊城以后,范筑先召開會議,他在講話中引證古人岳飛、文天祥等人的事跡,讓大家效法;還以秦檜、賈似道為例鞭撻了可恥的賣國賊,激勵大家抗戰。他個人表示:要誓死守土,抗戰到底,不貪名、不圖利,無黨無派,無論何黨何派,抗戰者我一律歡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戰者,即我親兄弟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戰,大家要共體此義,作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把日寇趕出中國。”[23]由此,范筑先抗戰決心日益堅定,也表明了對一切堅決抗日者的誠懇合作態度。

                         

                        為了加強對魯西北統戰工作的領導,促進與范筑先的統一戰線盡快形成,中共山東省委在范筑先回聊以后,即派省委組織部長張霖之來到聊城,作為省委在魯西北的代表,公開職務為政訓處秘書。之后,紅軍干部洪濤、王幼平、金維國和剛從濟南被營救出獄的原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趙健民等30余人也先后到達聊城,到范筑先的軍政部門擔任要職。張霖之來到聊城以后,和原魯西北地方黨成員一起,建立了新的中共魯西北特委,更加密切了與范的聯系。

                         

                        關于中共魯西北特委與政訓處的關系,曾先后任魯西北特委組織部部長、書記的徐運北回憶道:“在張霖之同志主持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改組了魯西北特委。趙健民同志在濟南出獄后回到魯西北,任特委書記,徐運北為組織部長,邵子言(刁子言——引者注)為宣傳部長。后因趙健民同志集中力量在冠縣搞抗日武裝,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委書記改為徐運北,組織部長邵子言(五月以后為王晉亭),宣傳部長申云浦,軍事部長王幼平,統戰部長趙伊坪。特委機關設在范筑先的政訓處,以政訓處的合法名義進行公開的抗日活動。”[24]魯西區黨委后來在總結報告中談到:“特委本身也是相當不健全的,那時并沒有獨立的領導機關,而是依托在范的政訓處里,當然這也是干部的問題,特委會的負責同志們都在政訓處里做著公開工作,有的是干事,有的是科長,起碼也是一個上尉服務員,當然這也是范的統戰工作的重要,政訓處當時所起的作用,而不得不以堅強的干部來支持,以致當時黨的領導多半是通過政訓處的關系,各方面的掩護也多依賴于政訓處,各種工作未能經過獨立的組織系統,未能建立秘密工作,干部的調動,組織的建立,多以公開工作為轉移。”[25]顯然,范筑先的政訓處可以說是中共魯西北特委的別名,中共在魯西北的活動因此得到了相當便利。中共山東省委也極其珍視范筑先對中共黨員的大量接納,認為“允許我們介紹大批人就是好現象,應與其他縣及專區分別看待”,與“山東其他地方不同,堅決主戰情況下,不要破裂這一聯合”。[26]

                         

                        11月間,當日本占領臨清、高唐、大名等城鎮后,韓復榘第二次命令范筑先南撤。魯西北特委除了在政治上推動范,而且在實際上推動范,激發范。”[27]政訓處在中共領導下,表現了最堅決最英勇的抗戰姿態,誓死不渡黃河。范受了我們的感動與激發,乃終止了動搖,率部到清博一帶活動。范縱然終止了動搖,但范之周圍,仍是極端的動搖。……為了堅定范,推動范,除在宣傳工作下鼓勵外,我們選拔了一部分勇敢的政工同志,組織一個20余人的武裝,政訓隊隨范行動。在梁水鎮和柳林兩次與日軍激戰,政訓處長及政訓隊都參加,尤其是政訓隊成員,表現了他們的英勇,站在最前線與敵搏斗。給了敵人以嚴重打擊,興奮了魯西北的民眾,范的威信由此大大地提高,范從此也就下了最后的決心。因此,盡管這時韓仍令范退黃河南岸固守,而范發表通電,公開拒絕韓命,決心堅持魯西北抗戰。[28]

                         

                        此通電由范的秘書張孟龍起草,1119日晚上,范召開軍政干部會議通過,20日,以范筑先的名義發出,正文內容如下:

                         

                        慨自倭奴入寇,陷我華北,鐵蹄所到,版圖易色。現我大軍南渡,黃河以北,坐待沉淪。哀我民眾,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職忝督是區,守土有責,裂眥北視,決不南渡。誓率我游擊健兒及武裝民眾,以與倭奴相周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亦所不惜。惟望餉項械彈,時與接濟。俾能抗戰到底,全其愚忠。引領南望,不勝翹企。[29]

                         

                        這就是范筑先拒絕韓復榘南撤命令、表明抗戰決心的有名的“皓電”。全國各大報紙也相繼發表了“范筑先通電全國誓死留在魯西北抗戰,堅決不退黃河南”的消息。“皓電”的發表,震動了全國,振奮了魯西北廣大人民的抗戰熱情,在魯西北勇敢地樹起了抗戰的旗幟。

                         

                         

                        范筑先在公開表明抗戰決心后,與中共的合作意愿更加迫切。中共中央和八路軍也積極回應和支持,雙方在抗日前提下的合作關系日益鞏固。19383月,中央軍委豫魯聯絡局書記張友漁先后派張郁光、齊燕銘率第三集團軍教育團的一批進步學員到達聊城,在范屬下工作。范筑先也主動與中共領導人聯絡,表現出進一步合作抗戰的愿望。范筑先寫信給毛澤東和朱德,請求給予政治和干部上的支援。據負責前往延安送信的成潤回憶,3月初,接到通知要去延安向中央匯報魯西北工作情況并送交范筑先寫給毛澤東、朱德的信,行前申請路費20元,范筑先給批了200元,并動用只在接送貴賓時才用的專車送站。[30]足見范對與中共合作關系的重視。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成潤沒有去成延安,信只好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人轉交,但帶回了朱德親自署名給范筑先的回信,朱對范的抗日行為表示欽佩,愿精誠團結,共同抗日,并同意魯西北派干部到延安學習。中共中央還應范的要求,派陜北公學畢業的學生20余人隨成潤到聊城參加抗戰。[31]

                         

                        與此同時,范的第六區督察專員公署還派張郁光、牛連文、劉子榮等人到武漢向周恩來等匯報工作,并請求派干部到魯西北。他們途徑河南省確山縣新四軍駐竹溝留守處,向開啟魯西北統戰工作的彭雪楓匯報了魯西北統戰工作進展情況。據牛連文回憶,彭雪楓希望他們和已經開抵冀魯邊境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就近取得聯系,[32]以加強與范的合作。而后他們到達武漢,向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匯報工作,都受到熱情關懷和支持。張郁光等人返回聊城時,周恩來派紅軍干部袁仲賢、杜壽山、曹洪盛和老共產黨員周紫珊等得力干部隨同赴聊城工作。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還陸續介紹了任仲夷、朱穆之等到聊城。[33]范對這些人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并委以重任。他說:“武有袁仲賢,文有張郁光,寫文章有齊燕銘,再象八路軍那樣工作,發動民眾,我們定能堅持魯西北抗戰。”[34]

                         

                        5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山東工作的郭洪濤等一行干部途徑魯西北,在壽張孫口向魯西北中共負責人張霖之口頭傳達了劉少奇對魯西北統戰工作的重要指示,指示的大意是:“我們和范筑先搞合作,建立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對敵斗爭的好形勢。這個抗戰形式很好,其他地方有條件的也可以這樣辦。”[35]受此鼓舞,為加強對范筑先的統戰工作,魯西北特委成立了由張霖之、袁仲賢、張郁光、齊燕銘、姚第鴻、胡超倫、趙伊坪等人組成的高級統戰小組,具體負責與范的聯絡工作。魯西北的軍政大事等,常由高級統戰小組提出方案,經范同意公布實施。同時,由中共控制的第六區政訓處,吸納了200多名青年學生為政訓服務員,他們朝氣蓬勃,活躍在抗日的第一線,其赤誠的愛國熱情,深深鼓舞感染著范筑先,這也為鞏固與范的統戰關系、開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36]

                         

                        隨著與范合作關系的建立與鞏固,魯西北特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37]的指示,立即派大批骨干深入各地,建立和發展抗日武裝力量。193711月,魯西北特委在堂邑建立了中共領導的魯西北第一支抗日武裝——山東第六區抗日游擊第一大隊,紅軍干部洪濤任隊長,翌年1月,正式組成魯西北抗日游擊隊第十支隊,張維翰任司令員,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隊伍很快發展到2000多人。不久,又先后建立了第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五支隊。魯西北特委領導的這些抗日武裝,成為開辟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武裝力量.

                         

                        范筑先也在魯西北共產黨人的協助下,改編收編一些游雜武裝。據曾任中共魯西北特委委員、軍事部長的王幼平回憶:“范筑先大義凜然,在各種武裝力量中威望很高,具備著統率他們收拾局面的條件。范對收編、改編綠林部隊饒有傳奇性,往往經過關系疏通或親臨勸說,就能使之就范。”[38]這樣,魯西北的游雜武裝紛紛接受改編,加上改編的國民黨地方政府的保安部隊及零散的國民黨部隊,魯西北的抗日武裝迅速壯大。不到半年的時間,抗日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到35個支隊和3路民軍,約6萬人左右,號稱10鐵軍。其中包括中共直接創立的第十支隊,還有在中共影響和協助下組建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隊等。[39]

                         

                        日軍步步逼近魯西北后,國民黨四區、六區的各縣政府官員紛紛攜眷南逃,大部分政權相繼瓦解。魯西北特委遵照毛澤東、洛甫、劉少奇“在范專員丁專員地區仍有原來的政府,應即通過統一戰線的推動,迅速改選與加強政府,使之成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堅決有能力的分子參加進來,洗刷腐化無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隊、人民密切聯系起來”[40]的指示,幫助范對舊政權進行了認真改造。范筑先在中共幫助下,先后建立了20多個抗日縣政府,其中有12個縣由青年共產黨人擔任縣長。

                         

                        1938年春,由于徐州會戰和日軍主力集中南進,使整個華北平原上日軍的兵力部署較為薄弱。此時魯西北農村還未被日軍占領,各縣抗日政權也都為抗日軍民掌握,這正是擴大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時機。

                         

                        為了發展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大好形勢,在范筑先的支持下,51日,中共魯西北特委以政訓處的名義,召開了有300多人參加的政治工作擴大會議,張霖之等作了工作報告。會議總結了魯西北抗戰政治工作的經驗,分折了形勢和任務,并通過決定,建議將山東第六區游擊司令部改為魯西北抗日游擊總司令部;把政訓處改為政治部,并將政治部升格與司令部平級,張維翰任政治部主任,姚第鴻任副主任,趙伊坪任秘書長。趙健民是中共魯西北特委負責人之一,他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他的回憶真切道出了范筑先對中共的信任和為抗日與中共合作的堅定決心。他寫道,范筑先看到會上生氣勃勃的場面,很受鼓舞,在講話中高度贊揚了青年政工人員的愛國熱情和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他十分明朗地說:“你們提的意見很好,就按你們的意見辦,我支持你們!”[41]范筑先根據政治部的建議,分別于19385月中旬和9月選派70多名干部去延安,先后進入中央黨校、抗大、陜北公學等學校學習,范還把自己的長子范樹中、長女范曄清、三女范樹琬送到延安。[42]這表明中共與范筑先的合作進一步密切,中共在魯西北的發展獲得了更有利的條件。

                         

                        政治工作擴大會議后,魯西北特委開展了“紅五月”建黨活動,把黨組織的發展對象從知識分子移向農村民眾。6月,根據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冀魯豫邊區省委[43]決定,以臨清為中心建立魯西北特委,領導臨清、夏津、高唐、武城、邱縣、平原、禹城等7縣;原魯西北特委改稱魯西特委,領導聊城、茌平、博平、東阿、壽張、陽谷、濮縣、范縣、觀城、朝城、冠縣、館陶、堂邑等13縣。[44]由于魯西北黨組織的積極工作,經過紅五月的建黨活動,魯西北廣大農村的黨組織普遍建立,黨員人數大增。紅五月中,黨員人數由抗戰開始的一二百人發展到五、六千人,到78月間發展到約八、九千人,到11月就發展到約1萬人左右。[45]同時,魯西北黨組織在范筑先收編的民團、綠林武裝中也積極慎重地發展黨員,先后在第五、第六、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二支隊和民軍第一路中建立了黨的組織,以加強黨對抗日武裝力量的領導。

                         

                        在與范筑先合作抗戰形勢下,中共在魯西北的群眾動員工作也順利展開。開始自上而下地組織由政治部領導的各種群眾團體。各縣相繼建立了農民互助會、自衛隊、回民抗日救國會、文化教育抗日救國會以及婦女、青年抗日救國組織和戰地服務團、冀魯青年記者團等。51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魯西總隊部成立,下設組織、政治、青年、婦女、兒童5個分部,各縣先后建立起民先分隊,范筑先部的多數支隊中也建立了民先中心隊。同時,為擴大抗日宣傳,魯西北特委以六區政治部的名義,將193712月間在聊城創刊的《抗戰日報》油印版,改為4開的鉛印版。報紙發行到臨清、南宮、菏澤等地,廣泛宣傳抗日。魯西北民先總隊部創辦的《先鋒》,政治部和各抗日團體創辦的《山東人》、《行軍日報》、《戰地文化》、《戰線》等報刊和抗戰歌曲《吼聲集》等,也先后出版發行。華北文化供應社成立后,翻印發行了《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毛澤東著作和其他政治理論書籍等30余種。聊城還成立了抗戰移動劇團,有些支隊和政訓處也成立了劇團,文化宣傳工作十分活躍。根據抗戰形勢的發展和政治工作擴大會議精神,魯西北特委還大力培養軍政干部。本月,范筑先采納中共建議,在聊城建立了第六區政治干部學校,范筑先兼任校長,張郁光任副校長,齊燕銘任教務長,周子明任訓育長,聘用中共干部任教,建立了隨營學校和軍事教育團。軍事教育團由范筑先兼任團長,袁仲賢、胡超倫分別任教育長、訓育長。在抗戰工作的推進中,中共與范筑先的合作更趨緊密。[46]

                         

                        6月,魯西北特委與八路軍一二九師聯系后,由徐向前副師長出面邀請范筑先到威縣會晤,范欣然同意。14日,范筑先由袁仲賢、姚第鴻、牛連文等陪同前往威縣,受到徐向前、劉志堅及當地軍民的熱烈歡迎。徐向前在致詞中熱情稱贊范堅持抗戰的愛國精神,并表示:“今后我們兩個抗日根據地的軍民,要親密地團結,加強聯防,合力打擊共同的敵人。范筑先在答詞中說:“我們過去是孤軍作戰,現在來了八路軍,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軍奮斗了。我們要密切配合,共同作戰,保衛神圣國土。”15日,徐向前與范筑先就冀魯聯防問題進行會談,雙方就建立情報互換制度、八路軍幫助范筑先培訓干部、冀南地區歸八路軍駐防、魯西北地區歸范駐防、兩個地區的民眾起義武裝互不收編等達成協議。徐向前、劉志堅還分別向范介紹了八路軍的殲敵戰例和游擊戰術。[47]

                         

                        為推進合作抗戰,一二九師東進縱隊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于923日在河北省南宮召開冀魯兩省軍政聯席會議,范筑先應邀與會。中共黨政軍領導人徐向前、朱瑞、宋任窮、楊秀峰對范表示真誠的歡迎。北方局代表朱瑞熱情地稱范為抗戰的老英雄。根據朱瑞提議,雙方制定了冀南與魯西北根據地協同抗敵方案,還就加強政治工作、整軍、民眾動員、合理負擔、干部培訓等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范在會上表示,冀魯兩省,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才能取得勝利。兩次冀南之行,使范筑先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尤其是對毛澤東的持久戰略思想,有了深刻理解,增強了抗戰勝利的信心。[48]

                         

                        范筑先回聊城后,接受張郁光、姚第鴻等人建議,于104日至6日,召開魯西北軍政聯席會議。他在開幕式上強調:此次會議乃決定本區的前途。要知道本區的軍政,若不嚴加整頓,便無以自保,更談不到抗戰。而本區的前途,關系于華北戰局者甚大,務望大家虛心討論,如何整軍,如何澄清吏治,得出一切合乎實際的方案,訂出工作綱領、共同遵守,完成抗戰任務。”[49]再次表明堅決抗戰決心。會議通過了《山東第六專區抗日共同行動綱領》、《整軍方案》和《戰時經濟政策》三個文件,《行動綱領》的主要內容[50]在很多方面與中共的抗戰救國綱領意旨相同。尤其是軍隊建設中引入政治工作制度,倡議動員民眾抗戰,顯然是受中共的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實際的戰斗促成的。在抗擊日本的戰斗中,尤其是9月進行的濟南一役中,十支隊起到了模范作用,而其他部隊的紀律不好,到濟南附近為濟南群眾所反對,漢奸活躍,軍隊到處受襲擊,得不到群眾擁護,使范更清楚地認識到軍隊中政治工作及軍民合作的重要性。[51]范筑先在會議閉幕式的訓話中,要求大家應當依據共守,并建立了自我學習自我批評制度,[52]以確保綱領的實施。魯西北軍政聯席會議,在魯西北抗戰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標志著中共與范筑先合作抗戰關系的日益鞏固。

                         

                        中共在魯西北與范筑先的合作,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與支持。10月下旬,黎玉和張經武等率領一批青年干部從延安回山東,途經聊城。黎玉回憶:毛主席對魯西北的工作極為關心,親自寫信給范筑先做統戰工作,并要我把信面交范筑先。毛澤東在信中高度評價了范在山東敵后堅持抗戰的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勉勵范堅持抗戰到底。當黎玉親手把毛澤東的信轉交給范的時候,年近六十歲的老人高興異常,使勁握著黎玉的手,連表感謝。黎玉還把從延安帶來的武漢版的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一書送給范筑先,[53]并應范的要求,介紹從延安帶來的青年干部田兵作范的秘書。[54]

                         

                        由于與范筑先的密切合作,魯西北中共黨組織和抗日武裝都得到迅速發展。黨員人數從抗戰前的200余人發展到1萬多人。由政訓處(政治部)選派共產黨員或進步人士,然后由范筑先任命為縣長的,先后有13個縣。[55]193711月起,魯西北抗日武裝同日軍進行了幾十次大大小小的戰斗,殲滅了不少的日偽軍,其中重要的戰役戰斗有:梁水鎮戰斗、界牌戰斗、南鎮戰役、兩次收復范縣的戰斗、濮縣戰役、東阿和黃莊戰斗、濟南戰役等等,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到1938年春夏之交,抗日軍民基本控制了魯北黃河兩岸,管轄的范圍擴大到30余縣,初步建立起魯西北抗日根據地。秋天,魯西北抗日根據地進入鼎盛時期。[56]

                         

                         

                        中共魯西北地方黨與范筑先在合作抗戰中關系日益密切,但并非一帆風順。因為中共地方干部在統一戰線旗幟下,對如何發展自己的力量等經驗不足,也由于范筑先終歸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的官員,正統思想濃厚,各方面不得不受國民黨方面的掣肘,在與中共合作抗戰中仍顧慮頗多。所以中共與范筑先的統戰關系也經歷了不少曲折,與任何成功的合作一樣,雙方都有各自的原則,也相互作出了一定的妥協和讓步。

                         

                        抗戰初期,中共魯西北黨組織制定的一些抗日救亡政策,一般都是先和范筑先進行協商,然后以政訓處的名義對外發布。有些范筑先暫時不能接受的東西,則實行必要的等待,或者改變一下方式,爭取范筑先的贊同。譬如讓范筑先公開執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并不現實,魯西北地區的黨組織就結合當地實際,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須》,起草了一個15條的《山東第六專區抗日共同行動綱領》,以六區政治部的名義,提交魯西北軍政聯席會議通過實施。該行動綱領的主要內容與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內容是一致的。

                         

                        中共的有些讓步,則是為了求得發展而主動提出的。193711月,共產黨人解彭年、洪濤、李福堯等人在堂邑建立了黨在魯西北最早的一支抗日隊伍——山東第六區抗日游擊第一大隊。抗日游擊第一大隊的成立在當地群眾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也引起國民黨的警覺。范筑先的參謀長王金祥一心想吞并這支隊伍。他趁范筑先到聊城以南諸縣整頓縣政之機,擅自下令改編抗日游擊第一大隊。中共斷然拒絕了王金祥的命令,挫敗了王金祥的陰謀。同時考慮到部隊在堂邑、聊城等地難以進行大的發展,就主動向范筑先提出,把這支部隊從堂邑、聊城一帶撤走,轉移到由共產黨人擔任縣長的陽谷、壽張一帶活動。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讓步,但主要的還是求得發展的有利空間。因為這支隊伍在堂邑、聊城一帶,既在發展上受到限制,又處在王金祥的勢力范圍內。部隊轉移到中共控制的地區后,很快就發展成為具有2000多人的隊伍。不久在冠縣改編為黨領導的第十支隊。這種讓步是必要的,是積極的。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御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聯系于總的革命路線而當作不可缺少的一環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57]

                         

                        中共對范的妥協突出表現在對衛隊營事件的處理上。19386月間,在范筑先的警衛營中發生了重大事變:在范的警衛營中工作的中共黨員,為反對營長壓迫,把警衛營中由中共直接領導發展起來的一個連,從聊城拉往中共領導的第十支隊,發生嘩變。魯西區黨委在工作報告中直言:這引起范對我們的不滿與震怒,及范周圍頑固分子的恐懼與戒備,而乘機進一步地挑撥我們與范的關系。當時范一面是軍紀所關,另方面頑固分子趁機挑撥,以致使我們對范的統戰工作受到莫大的影響。當時特委嚴厲指出十支隊的錯誤,要他們把槍交回。但由于支隊工作同志眼光窄狹,只看到了槍,與范拖延,引范的不滿。以后由黨下命令強制的要他們把槍交回,才息了這場風波。為了范的軍紀,杜絕頑固分子的挑撥,并把政治部主任予以撤職處分。”[58]從中可知,當時范筑先因此事件的氣憤非同尋常,又加之范筑先的參謀長王金祥借此事件攻擊政治部與十支隊,說共產黨背信棄義,不夠朋友共產黨挖墻腳竟挖了范司令的衛隊營等等[59],中共若不作讓步,不嚴厲處置相關人員,與范的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但當時一些同志不了解這個意義,對范也引起了誤解,罵范不進步。對魯西特委的統戰工作,大加指責,認為對范是磕頭的統一戰線,是右傾的。”中共魯西北特委對之“作了深入的解釋工作,并堅決批評與打擊了對范統戰的錯誤認識。”[60]事實證明中共這種妥協對鞏固與范的統一戰線,堅持魯西北抗戰是十分必要的。

                         

                        范筑先是國民黨的一個地方官員,不得不受其上級政府的領導。他能與中共在魯西北合作抗戰,也是不斷排除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干擾,秉持他“抗日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則的結果。他多次拒絕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中共的妥協和讓步。但他畢竟在國民黨政府任職,各方面的牽扯太多,對中共的要求也會有折中或敷衍之舉。

                         

                        抗戰初期,國共關系雖然總體融洽,但國民黨對中共仍有很深的芥蒂。國民黨高層就曾指示:“對范筑先部之處理,以由沈鴻烈就近用釜底抽薪辦法,培植該部穩健派暨非共產分子,逐漸改善,歸納正軌,較為妥而易舉。”[61]因此沈鴻烈在聊城設立山東省政府魯西行轅,讓范筑先兼任主任,派去胡學仁擔任副主任,實則是為監視范筑先。沈鴻烈利用國民黨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和范筑先的正統思想,不斷尋找借口,向范施加壓力,逼范讓出范縣、壽張兩個縣的政權;要求范筑先將抗日游擊總司令部改為保安司令部;讓復興社分子接管政治部;解散共產黨領導的所有支隊,將其改編為保安旅;把政治干校改為按國民黨課程進行教育的舊制學校。這些要求都遭到范的拒絕,沈大為不滿,隨派國民黨山東省政府“魯西行轅”主任兼省民政廳廳長李樹椿,利用舊關系收買范的參謀長王金祥。在李樹椿的支持下,王金祥于193810月中旬陰謀制造了鄄城事件,殺害共產黨員、第十三支隊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

                         

                        “鄄城事件”實際是國共為了濮縣政權之爭而釀成的流血沖突。濮縣是中共在魯西北基礎最好的地方,群眾運動比其他縣份也好些。19384月間日本進占濮縣,國民黨前縣長棄職逃跑。經過中共全力爭取,范筑先同意政治部駐該縣干事張舒禮任縣長,國民黨省府多方發難,最后用省府法令撤去張舒禮的縣長職務,中共方面堅決反對,范筑先無耐,采取了折中辦法,讓張舒禮與觀城(一個最小最窮的縣)縣長姜鴻元對調。姜起初對中共持合作態度,以后卻成了進攻政治部的先鋒。反對政治部,對群眾用武力恐嚇鎮壓,出門時常常是帶兩口鐵鍘,以包公自居,公開說抗戰是軍隊政府之事,不允許群眾有任何組織,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于是反姜的氣氛布滿了濮縣。雖經民眾向范控告,然而范因環境復雜及與姜的私人關系就敷衍下去了。10月間十三支隊駐濮縣,姜在經濟上及給養上多方限制十三支隊,同時頑固分子更唆使姜解決十三支隊,而引起沖突,姜為十三支隊司令冀振國所殺,引起王金祥的仇視,王乃親率部討伐,制造了鄄城事件。[62]中共山東省委駐魯西北代表張霖之向范筑先提出抗議,要求嚴懲兇手王金祥。范一開始接受了中共的要求,命令將王撤職查辦,并驅逐出境。但由于李樹椿多次找范講情,范筑先覺得李樹椿是省里派來的,是自己的上級,有些猶豫了。中共又找范筑先談判,再次提出要對王嚴肅處理。范說“問題很復雜,不那樣簡單,李樹椿一再講情,他是代表國民黨省政府的,如果我們堅決撤換,就會影響我們和政府的關系。”[63]因此,對王金祥的處理遂改為撤職留任,戴罪立功,終于留下了后患,釀成千古之恨。

                         

                        在對“鄄城事件”的處理中,中共經強硬的斗爭,取得范筑先在原則上同意整軍,即把三十五個支隊編為四個縱隊,其中中共領導兩個縱隊,范筑先一個,齊子修一個,這樣中共可以掌握二分之一的武裝。[64]這是范筑先對中共作出的重大讓步。但中共的整軍計劃尚未實施,與范的統戰關系即遭重挫。

                         

                        11月中旬,日軍對魯西北進行第一次全面掃蕩13日上午范筑先召開軍事會議,研究迎擊日軍的作戰方案。政治部姚第鴻、張郁光、張霖之、袁仲賢、趙伊坪等參加了會議,當時提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應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們的部隊應轉移到城外和敵人打游擊。范接受了這個建議,決定堅壁清野,把機關、學校全部轉移到農村,退出城外指揮作戰,采用徐向前副師長介紹的席卷戰術消滅日軍。然而,范筑先在聊城做好迎擊日軍的部署,正準備和催他出城的張郁光、姚第鴻撤退出城時,李樹椿突然乘車而至,將范故意纏住,被日寇圍在城內。這時范筑先的主力部隊多在外線為日偽和黃沙會所阻,王金祥在城外又坐視不救。經過一天一夜激戰,日軍終于在1115日攻陷聊城,范筑先光榮殉國,同時中共黨員、專署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鴻與政干學校校長張郁光以及民先隊員、經濟處長崔樂三一齊殉國,魯西北合作抗戰局面遭到嚴重破壞。[65]

                         

                        沈鴻烈隨后委任的六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王金祥公開反共,陰謀消滅抗日力量。在八路軍主力部隊的配合下,魯西北的共產黨人領導著抗日軍民,采取“遠交近攻”的方針,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猖狂進攻。并以十支隊為核心,把范的部分武裝整編為筑先縱隊。在張維翰等率領下,筑先縱隊會同八路軍一二九師先遣縱隊,繼續堅持魯西北的抗日斗爭。

                         

                         

                        在日本強力入侵面前,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御敵,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政策,并在全國實施,盡可能建立廣泛的抗日同盟。中共山東地方黨在魯西北與范筑先密切合作,即是貫徹統戰政策的直接成果。合作的成功,緣于多種因素促動,以下幾點尤為重要。

                         

                        其一,日軍入侵,魯西北局勢危急,客觀形勢需要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沿津浦路南下迅速侵入山東省境,魯西北局勢岌岌可危,而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不顧國家民族利益,迅速退卻。魯西北第四專區督察專員趙仁泉奉命率部南逃。范筑先主政的第六區失去屏障,六區一些縣長也相繼如鳥獸散。這時共產黨員發動起義,組織抗日武裝。同時,地方民團、土匪武裝、散兵游勇蜂起。他們打著抗日旗號擾亂社會,欺壓百姓。在危難紛亂的戰爭局勢之下,聯合起來抵抗外侮,救亡圖存,成為魯西北各界廣大群眾的普遍迫切要求。這種危難局面,是促成范筑先與中共聯手抗日的客觀條件。

                         

                        其二,范筑先的個人品格,是中共對其統戰成功的重要基礎。范筑先是一位忠誠的愛國者,有著強烈的抗戰要求。他雖在舊軍政界長期任職,卻一直保持著正直廉潔、愛國愛民的優秀品質。僅舉一事為證。1925年他任旅長時,在一次戰斗中,部隊潰散,已領的幾十萬元現洋的撫恤金,正可收入私囊,而他找來幾個軍官組成一個小組,按名冊全部發給了官兵,連自己的那一份也沒要。[66]他把抗日看得高于一切,已抱為抗日不惜一切之決心,一再強調:抗戰的便是我們的朋友,妨害抗戰的便是敵人,但對妨害抗戰的人,須先用和平的方法來說服和爭取,用人格去感動。”[67]他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可以拋開黨派成見,主動邀請中共黨員到他的手下做事,接受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保衛國家民族利益的建議。抗日戰爭時期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贊卡爾遜將軍19387月曾訪問過魯西北地區,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見聞錄《中國的雙星》中,曾這樣評價范筑先:雖然他不是一個共產黨人,但是,他是一個思想開明的人,相信代議制政府,他在他自己的區域內,實行了他所能實行的一切改革,看來人民是同他充分合作的。”[68]卡爾遜的觀察是準確的。范筑先在193810月初召開的軍政聯席會議上,就曾明確表示:“我們對所有一切的事情要開明,為民眾運動要盡量輔助其發展,并須培養大批救亡干部,以應當前之急需。過去的民族是沒知識和無組織的,又以我們領導的不夠,所以民眾不能動員起來,今后我們應注意并加強對民眾動員的領導,才能走上完成抗戰救國的康莊大道。”[69]可見,身為國民黨地方官員的范筑先,在很大程度上接納了中共的抗日主張,他與中共結成鞏固的聯盟,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中共黨人的艱苦奮斗、真誠抗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贏得了范筑先的好感和信任。魯西北是中共在山東建立組織較早、影響較大的地區。農村黨組織的發展及其對抗日救亡運動的推動,為與范筑先合作抗敵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干部儲備。中共中央和山東省委數次派遣大批干部到聊城范部工作,抗戰初期魯西北地方黨的中心任務即是對范的統戰工作。一方面,為“堅定范本人抗戰的信心和決心,批駁他周圍一切荒謬的言論與逃跑的現象,以耐心的教育與勇敢犧牲的精神取得他的信任與同情”;另一方面,為“幫助范收編和整頓大批武裝”,“出生入死地在偽軍里工作,風里雨里辛苦奔波,誠心誠意幫助范的發展,以艱苦奮斗博得范的信任與同情,奠定了以后與范的統戰工作。”[70]真正做到了積極幫助同盟者,仁至義盡站在同盟者的立場,依其覺悟程度,提出適當口號,對于同盟者的態度,坦白、誠懇、忠厚、謙遜、耐心[71]促使范筑先精誠合作,加之青年共產黨人為抗日而付出的勇敢作為,使范筑先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敢于拒絕國民黨省政府的一些命令和要求,對中共黨員委以重任,真誠接納并實施中共的抗日主張和要求,使合作關系得以鞏固。

                         

                        其四,中共靈活的工作策略也是鞏固與范筑先統戰關系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中共魯西北特委根據實際情況,照顧范筑先的處境,適時適度做出一定的妥協和讓步,向范顯示合作抗日的誠意。比如對衛隊營事件的處理,中共魯西北地方黨就頂住了來自黨內的誤解,本著“互相幫助、互相發展”[72]的原則,嚴肅處理相關人員,滿足范的要求,才平息了范的憤怒,保持了與范的統一戰線。

                         

                        在外敵入侵面前,國共捐棄前嫌合作抗敵,但國民黨以執政黨自居,對中共不會平等相待更難容忍中共力量的發展。范筑先與中共在魯西北的密切合作,終究為國民黨上層所不容,他被困聊城得不到救援,并非偶然。歷史的演進表明,范筑先的犧牲,也就意味著魯西北國共合作抗戰大好局面的終結。中共將其直接掌握的范部建制下的第十支隊和其他支隊中部分武裝力量整編為八路軍筑先縱隊等,肩負起堅持魯西北抗戰的重任。

                         

                        注釋:

                         

                        [①]主要有:劉如峰、王其彥《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文史哲》1985年第6期),李冬春《抗戰初期魯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齊魯學刊》1988年第6期),劉如峰、謝玉琳《抗日戰爭初期的魯西北統一戰線與我黨的獨立自主原則》(《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王其彥:《魯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②]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魯西北敵后抗戰斗爭概述(1937.7——1939.1)》,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

                         

                        [③]已有研究對范筑先的生日記載不一,此處采用的是李長寧等根據范樹瑜(范筑先的侄女)保存的范筑先家譜對照《辭海》推算得出的時間。

                         

                        [④]李長寧、王棄:《范筑先將軍和筑先縱隊》,《山東黨史資料》1988年第2期,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印,第53—54頁。

                         

                        [⑤]《沈鴻烈關于范筑先等給國民黨行政院長孔祥熙的電報》,《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60頁。

                         

                        [⑥]石鳳舉:《青少年時代的范筑先》,《聊城文史資料》第5輯,政協山東省聊城市文史資料委員會1988年編印,第43頁。

                         

                        [⑦]范樹瑜:《回憶我的伯父》,《聊城文史資料》第5輯,第30頁。

                         

                        [⑧]范樹琬、范樹珊:《懷念我們的父親》,《聊城文史資料》第5輯,第20頁。

                         

                        [⑨]《范司令官在六區軍政聯席會訓話原文之二》(1938106日閉幕式上),《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5頁。

                         

                        [⑩]《致宋哲元(19368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頁。

                         

                        [?]張維翰:《憶彭雪楓同志到聊城》,聊城地區行政公署出版辦公室編《光岳春秋》,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頁。

                         

                        [?]張維翰是原西北軍十三軍軍長張維璽的胞弟,范筑先曾是張維璽的高級參議,又是同鄉,所以經張維璽介紹,范安排張維翰任第六區督察專員公署專員秘書。參見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19—120頁。

                         

                        [?]張維翰:《憶彭雪楓同志到聊城》,《光岳春秋》,第99—100頁。

                         

                        [?]張維翰:《憶彭雪楓同志到聊城》,《光岳春秋》,第100—101頁。

                         

                        [?]《魯西區黨委關于黨的工作報告》(1939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頁。

                         

                        [?]申春生:《山東抗日根據地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3頁。

                         

                        [?]李長寧、王棄:《范筑先將軍和筑先縱隊》,《山東黨史資料》1988年第2期,第55頁。

                         

                        [?]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3頁;李長寧、王棄:《范筑先將軍和筑先縱隊》,《山東黨史資料》1988年第2期,第55頁。

                         

                        [?]李長寧、王棄:《范筑先將軍和筑先縱隊》,《山東黨史資料》1988年第2期,第56頁。

                         

                        [21]《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32頁。

                         

                        [22]趙健民:《忠誠報國,浩氣長存紀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將軍殉國四十六周年》,《聊城市黨史資料》第3期,中共聊城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辦公室1985年編印,第8頁。

                         

                        [23]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5頁。

                         

                        [24]徐運北:《魯西北黨的建設片段回憶》,《光岳春秋》,第8頁。

                         

                        [25]《魯西區黨委關于黨的工作報告》(1939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13頁。

                         

                        [26]《中共山東省委關于目前形勢與工作方針的報告》(1937117日),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

                         

                        [27]《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82頁。

                         

                        [28]《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82—83頁。

                         

                        [29]《范筑先關于誓守河北決不南渡的通電》,《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13頁。

                         

                        [30]成潤:《關于帶回朱總司令復范筑先信的經過》,《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03—105頁。

                         

                        [31]成潤:《關于帶回朱總司令復范筑先信的經過》,《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05頁。

                         

                        [32]牛連文:《周恩來關懷魯西北敵后斗爭》,《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08頁。

                         

                        [33]謝玉琳主編《魯西北革命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頁。

                         

                        [34]趙健民:《忠誠報國,浩氣長存紀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將軍殉國四十六周年》,《聊城市黨史資料》第3期,第16頁。

                         

                        [35]郭洪濤:《關于傳達劉少奇同志三條指示的經過》,《山東黨史資料》1988年第2期,第93頁。

                         

                        [36]謝玉琳主編《魯西北革命史》,第74頁。

                         

                        [37]《關于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7925日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頁。

                         

                        [38]王幼平:《抗日戰爭初期魯西北抗日武裝的創建和發展》,《光岳春秋》,第205頁。

                         

                        [39]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9頁。

                         

                        [40]《關于平原游擊戰的指示》(1938421日毛澤東、洛浦、劉少奇致朱德、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506頁。

                         

                        [41]趙健民:《忠誠報國浩氣長存——紀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將軍殉國四十六周年》,《聊城市黨史資料》第3期,第12頁。

                         

                        [42]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5頁。

                         

                        [43]19383月,一二九師東進縱隊到冀南后,成立了冀魯豫邊區省委,魯西北特委劃歸冀魯豫邊區省委領導,以前的山東省委代表改為冀魯豫邊區省委代表。參見《魯西區黨委關于黨的工作報告》(1939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13頁;徐運北:《魯西北黨的建設片段回憶》,《光岳春秋》,第7—8頁。

                         

                        [44]《魯西區黨委關于黨的工作報告》(1939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14

                         

                        [45]徐運北:《魯西北黨的建設片段回憶》,《光岳春秋》,第11頁。

                         

                        [46]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魯西北敵后抗戰斗爭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7—8頁。

                         

                        [47]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3—135頁。

                         

                        [48]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魯西北敵后抗戰斗爭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9—10頁。

                         

                        [49]《范司令官在六區軍政聯席會議訓話原文之一》,《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3頁。

                         

                        [50]《第六區抗戰行動綱領》(1938105日通過),《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7頁。

                         

                        [51]《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86頁。

                         

                        [52]《范司令官在六區軍政聯席會議訓話原文之二》,《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5頁。

                         

                        [53]黎玉:《毛主席讓我帶信給范筑先的經過》,《光岳春秋》,第115—116頁。

                         

                        [54]田兵:《曲折的經歷》,《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內部稿)第5號,冀魯豫邊區黨史工作組辦公室1984年編印,第404—405頁。

                         

                        [55]《山東抗日根據地史》,第38—39頁。

                         

                        [56]中共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魯西北敵后抗戰斗爭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1頁。

                         

                        [5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3頁。

                         

                        [58]《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36—37頁。

                         

                        [59]王幼平:《抗日戰爭初期魯西北抗日武裝的創建和發展》,《光岳春秋》,第206頁。

                         

                        [60]《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37頁。

                         

                        [61]《程潛電蔣中正呈具山東軍政人事調整及解決八路軍參政問題意見等文電日報表》,193811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002-080200-00504-059

                         

                        [62]《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90—91頁。

                         

                        [63]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2頁。

                         

                        [64]《魯西區黨委關于統戰、武裝、政權工作的報告》(1939112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86—87頁。

                         

                        [65]參見田兵:《關于聊城失守和范筑先將軍殉國》,《光岳春秋》,第154—165頁。

                         

                        [66]張維翰:《憶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1頁。

                         

                        [67]《范司令官在六區軍政聯席會訓話原文之一》(1938104日開幕式上),《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2頁。

                         

                        [68][]··卡爾遜著李士釗譯《在孔夫子故鄉的戰爭(節選)》,《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345頁。

                         

                        [69]《范司令官在六區軍政聯席會訓話原文之二》(1938106日閉幕式上),《范筑先與魯西北抗戰資料選》,第135頁。

                         

                        [70]《魯西區黨委關于黨的工作報告》(193911月),《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第111—112頁。

                         

                        [71]《目前戰爭形勢及我們的當前任務——郭洪濤同志在蘇魯豫皖邊區縣委書記聯席會上的報告》(1938926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29頁。

                         

                        [72]《目前戰爭形勢及我們的當前任務——郭洪濤同志在蘇魯豫皖邊區縣委書記聯席會上的報告》(1938926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4輯,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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