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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訊 | 倪玉平《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

                        作者: 文章來源:科學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09日

                        自序

                         

                        對一些歷史學研究者而言,45歲可能會是一個分水嶺。持續二十余年的研究路數,大約會在此階段遇到瓶頸。能否突破舊的研究框架,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從理論和方法上完成對自己的超越,將成為下一階段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否則,即便此后他還能發表很多的論文,出版很多的專著,他的學術生命也會在事實上宣告結束。

                         

                        最近兩年,我倍受轉型壓力的煎熬。外在的評價固然重要,但可能更為關鍵的還是學者內心對自己的評判。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學術研究幾乎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我還特意跑到國外,放下手頭的研究與日常雜事,進行了長達大半年的“休眠”。當然,在此期間我把陸陸續續發表的文章加以歸納整理,并努力反思這些年來的研究經歷。

                         

                        我的本科是在蘭州大學度過的,那是一個可以靜下心來讀書的地方。在蘭州大學期間,我最受益的舉動可能是系統地把《資治通鑒》瀏覽了一遍,每天一卷,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讀完。正是通過翻看此書,我體會到了優秀歷史作品的魅力。我還喜歡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當時認為這樣的著作才是歷史學家該有的胸懷。畢業論文由樓勁老師指導,寫的是《試論清初議政王大臣會議》,記得原稿被樓老師改得滿篇通紅,而我一直珍藏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坐落在望京的一個偏僻小院。在讀期間,研究生院本身的教學活動并不多,我大多是每周二乘車到建國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坐在研究室的角落里安靜地看各位老師忙碌或者閑聊。導師赫治清先生對我非常寬容,當時他的《天地會起源研究》剛剛出版,但他沒有要求我做清代會黨研究。所里的各位老師也沒有把我們這些學生當學生看,而是很平等地和我們交流。王戎笙先生、何齡修先生、張捷夫先生等人當時都很年輕,高翔老師每周二下午還在研究室單獨給我一人上課。我托同學程朝云從近代史所圖書館借出《清實錄》中嘉慶朝、道光朝的卷冊,一邊翻一邊做筆記。之所以選擇這兩朝,主要是當時朦朧地感覺到,學界關于清入關前史、康雍乾盛世和晚清史的研究已經比較熱鬧,反倒是嘉道朝受到的關注不多。

                         

                        碩士論文的選題則經歷了很有意思的波折。我原來對錢糧等瑣碎之物頗為不屑,覺得只有政治史研究才活色生香。看過嘉道兩朝實錄后,覺得這兩朝皇帝雖然平庸,但親政初期都進行過一些頗有特色的改革,所以我最初打算研究“嘉道初政”,赫老師聽后不置可否。隨著接觸的材料越多,我越覺得題目太大,不得不將題目縮小為“道光初政”,赫老師仍然不置可否。再深入下去接觸材料,發現題目還是太大,最終才決定將題目限定于道光六年(1826年)的漕糧海運改革。雖然研究經濟史,但我還是想從政治史的角度來切題;赫老師也提醒我,要從海洋戰略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碩士畢業后我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剛一入門,導師徐凱教授即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選題。因為在寫碩士論文期間,我接觸過一些清末漕糧海運的資料,覺得李文治、江太新先生的《清代漕運》一書似著墨不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但我的專業方向是中國古代史方向的明清史,如果研究清代的漕糧海運,論文重心就一下子進入了晚清史,而我素來對晚清這一段屈辱的歷史敬而遠之。徐老師聽完我的分析后,鼓勵我大膽嘗試,題目就此確定。此后的工作非常簡單,就是大量搜集史料,主要包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清代史料。

                         

                        論文初稿有近70萬字,主要是史料的堆砌。徐老師一次又一次地幫我修改。等改到第五稿時,論文變成了40萬字。當時北京正是“非典”肆虐之時,因師母主動送“非典”同事去醫院,徐老師也被隔離在家。有一次徐老師戴著厚厚的口罩,拿著改好的論文稿子和我在北京大學東門外“接頭”。這一場景至今仍令我非常感動。我博士論文的預答辯、外審、答辯都非常順利,聶寶璋、龔書鐸、王天有、江太新、郭松義、蕭國亮、郭潤濤等老師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找工作環節則出現了麻煩。此前約定畢業后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做博士后,整理《清實錄》中的經濟史資料。由于“非典”發生后的突發情況,我無法入站報到。當時已是20035月,各單位的進人工作基本完成,而我也沒有做任何找工作的準備。徐老師、赫老師都緊急幫我聯系。我把博士論文和已經發表的論文寄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申請做博士后,同時還把材料寄給近代史所。恰逢近代史所有位同志已經被錄取但臨時反悔,所以空出一個名額。在我寄出材料后的一個星期,我同時得到了近代史所和經濟所的批復,于是我一邊到近代史所工作,一邊在經濟所跟隨史志宏老師從事博士后研究。我的博士后出站報告選擇了清代兩淮鹽政改革。選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在寫清代漕糧海運博士論文的過程中,較多地接觸到了陶澍、包世臣等人的材料,轉換起來比較容易。我又試圖套用經濟學的博弈論,來分析兩淮鹽政改革中的政府、商人與民眾三者之間的利益較量與妥協。

                         

                        200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遇上吳承明先生,改變了此后我十余年的研究。因為工作關系,我和吳先生一起參加許檀教授《典志·商業志》撰寫大綱的討論。在那次會上,吳先生談到清代社會存在著兩次蕭條,第一次是“康熙蕭條”,主要是因為銀根緊縮,屬于財政蕭條;第二次是“道光蕭條”,主要是因為市場疲軟。老實說,我以前對于這種觀點聞所未聞,隨即我找到吳先生的著作—《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認真拜讀,讀完之后,大呼過癮。我當時興奮地在書的扉頁上寫道:“吳承明先生已經做到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了。”當然,吳先生后來出版的《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對我內心的沖擊更大。

                         

                        正是因為吳先生的那次談話,引起了我對“道光蕭條”論的濃厚興趣。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出站報告都已經完成,對于下一步的研究范圍頗有些懷疑。因為按照一般的看法,研究了清代“三大政”(漕、鹽、錢或者漕、鹽、河)中的兩大政,照例會對“三大政”做更為系統的分析,但我已經對這種做法失去了興趣。聽到吳先生的談話,又看了吳先生的著作,頓時感覺“天空豁然開朗”。在這種感覺的指引下,我將研究轉向了嘉道時期的財政和關稅,基本思路是想通過較為翔實的史料,來梳理這一時期是否存在著經濟蕭條。此后,我又將研究范圍擴大到晚清財政轉型和整個清代的關稅。

                         

                        2007年,為解決孩子上學問題,我調到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工作。2014年,我調到清華大學歷史系工作至今。20112012年,我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項目,跟隨哈佛大學經濟系Dwight Perkins教授做了一年的研究。2015年,我到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做客座研究員,與Maarten Duijvendak教授和Martin Uebele教授進行合作研究,并在那里進行課程講授。20172018年,我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跟隨王國斌(R. Bin Wong)教授做訪問學者。在與國內外學者的交流合作中,我很受觸動,有意識地想借鑒他們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全球史研究視角,這一時期發表的成果是這一努力的點滴嘗試。

                         

                        收入本論文集的相關論文,均已在國內外的各種期刊上發表過,我只是按照主題做了簡單分類,具體來說包括漕運、鹽政、關稅、財政、災害、量化經濟史、人物與事件、思想文化和考證。對于收錄的文章,我盡量保持原貌,但按照現在的學術規范對文章注釋做了調整。這些文章大致涵蓋了過去20年里我對于清代經濟史的思考。還有一些文章因已在別處轉載,或受限于篇幅,此次未予收錄。根據李春伶女士的建議,我在每部分文章之前,加上小的引言,解釋寫這些文章的初衷。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試圖通過這些思考,來為解答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提供盡可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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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治史視角研究清代財政,反思中西財政發展道路的異同。視清代財政的發展演變為有機整體,不人為割裂清前中期歷史(古代史)和晚清歷史(近代史)的連續性,進行較長時段的把握,將財政問題放到社會時局的重大變化當中去,對清代財政問題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努力發掘財政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在我看來,清朝國家財政體系的轉型發端于鴉片戰爭之前的嘉道年間,真正的近代轉型發生于咸同時期,體現在中央與地方關系、財政收支結構和財政指導思想等多個層面;推動清代財政近代轉型的動力首先是內生的,既受時局的重大影響,也是嘉道以來財政實踐的自然結果,西方列強的影響反在其次。從這個意義上說,盡管前近代中國的財政體系與歐洲各國差異甚大,但清代財政體系的演進軌跡卻絕非“西方中心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偏離于世界各國近代化轉型的主流道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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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計量史學的視域透視中國歷史時期的GDP,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分流”。最近幾十年,量化清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并與同時期的世界其他經濟體進行比較的“歷史GDP”研究成為海內外清代經濟史研究發展的新趨勢。盡管此前的研究已經取得重大突破,但是在數據資料與分析方法上還存在著較多缺陷。希望通過研究,利用可靠系列數據,來揭示清朝經濟經歷18世紀的高速增長、19世紀上半葉逐漸停滯和19世紀下半葉又恢復增長的周期性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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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定量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清代經濟史,審視傳統中國經濟史數據的有效性。中國傳統文獻中的經濟史數據,具有缺乏系統性與精確性的特點。另外,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清代前中期經濟停滯論”和“晚清經濟衰退論”仍在海內外的清代經濟史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希望通過盡可能全地搜集檔案史料和相關文獻,系統整理關稅、田賦等方面的長期數據鏈,充實清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基礎數據。更進一步,從國家財政制度變革的分析中嘗試厘清清代經濟長期發展背后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揭示中國傳統經濟走向現代化的獨特模式。

                         

                        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對立的,而是彼此關聯的有機體。

                         

                        回想起來,我的求學與工作經歷非常簡單,就是從學校到學校,從研究機構到研究機構。但我又比較幸運,有充裕的時間和足夠的自由度,有較多機會接觸到很多可敬的學者,領會到不同的學術研究傳統與研究方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即便是單純的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盡管都是歷史學的學術背景出身,都研究著基本相同的議題,但他們的研究視角、學風及興趣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有的很重視史料,有的很重視理論,有的很注重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這些年的研究雖然微不足道,卻得到了眾多師長的提攜鼓勵,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和幫助,無以為報,但始終銘記在心。只有努力工作,回報于萬一。

                         

                        學術研究的魅力在于未知。

                         

                        20年前我剛步入學術研究領域時,很難預料此后的重點會集中到晚清時期的經濟史。對于下一個階段的走向,我也充滿好奇。

                         

                        本文摘選自倪玉平著《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一書。

                         

                         

                        《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

                        倪玉平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6

                        ISBN978-7-03-061721-7

                        責任編輯:李春伶 李秉乾

                         

                        《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搜集作者近20年來發表的經濟史學術論文34篇,內容涉及漕運、鹽政、關稅、財政、災害、量化經濟史、人物與事件、思想文化和考證。這些文章從政治史視域研究清代財政,反思中西財政發展道路的異同;從計量史學的視域透視中國歷史時期的GDP,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分流”;從定量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角度研究清代經濟史,審視傳統中國經濟史數據的有效性。本書呈現了作者對于清代經濟史的系統性認識,資料豐富,論證嚴謹,可堪參用。

                         

                        本書適合歷史學和經濟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人員,對清代歷史感興趣的人士也可閱讀使用。

                         

                         

                        倪玉平1975年生于湖北漢川,歷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后。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2007年)、美國哈佛燕京訪問學者(2011-2012年)、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客座研究員(2015年)。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Brill,2016)等著作。目前從事明清史、尤其是經濟史的研究。

                         

                         

                        倪玉平教授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財政史四種》也受到廣大讀者的一致歡迎。《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清朝咸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清朝嘉道關稅研究》(第二版)、《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二版)和《清代關稅:1644-1911年》四卷,集中體現了倪玉平教授多年來研究清代財政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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