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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紅巖:從社會性質出發——歷史研究的根本方法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轉自歷史地理研究資訊 更新時間:2018年01月02日

                        摘要:史學方法的核心是思想方法、理論方法,而非技術方法、研究方法。近代以來,具有主導性、占據核心地位的根本性史學方法是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它理論層次最高,具有方法論意義。在這一方法主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構建了完整的史學知識形態。從20世紀70年代起,背離或驅離這一方法在西方國家成為思想與學術主潮,但在實踐層面往往出現漏洞,新清史中國中心觀便是典型樣本,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在這一方法指導下堅持從內外因素結合的全視角考察中國歷史,不僅先期避免了西方漢學界以要素肢解整體的研究缺陷,而且預先包容和回應了西方漢學家內設的問題。真正科學地“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不屬于歷史決定論,而屬于歷史根據論。

                         

                        一、關于史學方法的一般性討論

                         

                        在史學理論話語體系中,“歷史理論”“史學理論”“歷史哲學”處在理論框架的第一層次,“史學方法”與“史學方法論”則處在第二層次。這五個概念關系密切,但理論層次不同,具體指向也不同。

                         

                        談到“史學方法”,首先要澄清是哪個層次的史學方法。評價史學史上的某個史學方法,則首先要回答這個方法在史學方法體系內,處于哪一層次。

                         

                        史家常說:“史無定法。”或者說:“你有你法,我有我法。”這預示了史學方法的多樣性。但是,雖然多樣,但功能、價值以及適用領域、思想意義畢竟不同。大體言之,可將史學方法劃分為宏觀方法、中觀方法、微觀方法三個層次或界域。

                         

                        宏觀方法屬于思想方法與理論方法,具有“方法論”的價值。微觀方法屬于實證方法與技術方法,具有“操作法”的價值。中觀方法介于二者之間,具有“模式論”的價值。西方漢學家喜歡構建“模式”,其所采用的方法,大都屬于中觀方法。

                         

                        例如弗蘭克(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其所運用與蘊含的方法,以及所謂沖擊回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等,即屬于中觀方法范疇。它們具有一定的思想啟發性,但不具有方法論層面的普遍意義,達不到歷史哲學的程度,但又高于微觀方法。當然,“模式”概念同樣適用于歷史哲學層面的宏觀方法,但在史學界,談到模式,其所指與界線往往偏于“中觀”層面,亦即適用于某個時段或區域,但并不指向或涵蓋人類的普遍性與統一性。

                         

                        從中國近代史學的實踐考察,具有理論自覺及在實踐中實際運用過的史學方法,大體可以梳理出二十余種。近二十幾年來,中國史學家比較喜歡討論的一種方法,是所謂“二重證據法”。還有學者喜歡從方法論角度討論顧頡剛先生所倡導的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胡適所倡導的史學方法,傅斯年的史料學主張,乃至乾嘉史學的考據方法等,也得到程度不等的探究與討論。而在理論上探討史學方法,則集中于比較史學方法、心態史學方法、計量史學方法、系統論方法、跨學科方法等。這些探討,均有其價值與意義,但總體上思想與宏觀理論層面的啟發性不大,對具體研究也影響較少。

                         

                        對現代意義上的史學方法的自覺探討,可以追溯到梁啟超。其中1902年是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年份。這一年除梁啟超發表著名的《新史學》之外,還冒出一批新型史學理論文章,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革新氣象。爾后幾年,保持了這種勢頭。陳黻宸、馬敘倫、鄧實、汪榮寶等人,都有近代意義上的史學理論文章發表,被歸入所謂新史學范疇。這時期史學方法性著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受某些日本著作的影響較深,例如鳥居龍藏、重野安繹等人的著作。中國史學史研究者公認,這時候中國人的史學觀念以及編制新式教科書的方法,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③。

                         

                        進入民國之后,史學方法類論著數量不斷增多。何炳松、楊鴻烈等人撰寫的專門著作,搜集起來應該有近二十種。這些著作一般以“史學概論”的樣式出現,非常廣泛地論及不同層次和種類的史學方法。但是,由于缺乏思辨層次上的思想性,筆者以為總體上價值并不大。

                         

                        所以,無論從史學史上羅列,還是從理論上歸納,都可以概括出各種各樣的史學方法。由于史學家們的研究對象、知識結構、情趣愛好等的不同,他們對史法的運用各有偏愛與偏重,但就史學的全體大用而言,各種方法可謂交互為用,并非相互排斥。

                         

                        但是,交互為用不等于價值上完全等同。歷史學是在研究中展開的,但恰恰是運用于研究的具體方法,其思想理論價值反而更小,偏重于思想性的方法則理論價值更高。較具體的研究方法與相對抽象的思想方法,人們往往更欣賞后者。比如二重證據法,雖然一直很受推崇,但是它畢竟屬于較具體的研究方法。對于任何一位史學家來說,如果條件許可,會自然而然地采用二重證據法。倘若不然,那他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史學家。當然,這樣講并不抵消王國維提煉總結二重證據法的貢獻。而是說,二重證據法畢竟是一種經驗總結,很容易與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相契合。即使王國維不提煉出二重證據法,有條件的歷史學家也會自然而然地那樣做。④所以,討論二重證據法的文章雖然不少,但到底給人多少啟發,有多少史學家是看了文章才自覺地采用二重證據法的,大可疑問。

                         

                        因此,講到史學方法,最核心的應是思想方法、理論方法,而非技術方法、研究方法。歷史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由才、學、識、德四大系統建構而成。“學”的支柱為“功力”,“識”的支柱為“思想”。在“學”系統內,評判標準是對某種方法運用的嫻熟程度、取得的成效,而不在其思想深度。王國維的“先公先王考”之所以受推崇,原因在此。但在個別史學家那里,卻似乎發生了思想的錯位。他們看到王國維將二重證據法運用得那么成功,便必欲抽繹出此法的重大方法論價值,結果卻是對繼續運用二重證據法的人沒有什么幫助。顯然,沒有什么人會通過闡述二重證據法的方法論文章去運用此法。二重證據法再高明,也屬于“學”的范疇,屬于技術性方法。技術性方法的流行途徑在于傳授,不在于對其思想內涵的發掘。因此,討論史學方法,雖然不能排除技術性的研究方法,但主干應放在思想方法與理論方法上。缺乏思想性的史學方法討論,盡管很熱鬧,但價值有限,本質上恰恰是思想方法的錯位。畢竟,史學知識形態的全體大用是四大系統,而不僅僅是“學”一個系統。

                         

                        二、從社會性質出發的主導性

                         

                        在史學方法叢林中,有沒有一種最終成為具有主導性、占據了核心地位的根本性方法呢?從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演變的過程考察,顯然,“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就是根本性的方法。

                         

                        這是一種最后勝出的史學方法。盡管它與其他方法并不矛盾,不排斥其他方法,但是,它的理論層次最高,可以包容、統攝或衍生出許多子系統或小方法(例如二重證據法)。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它的地位非常特殊,以至于在演變過程中,不僅成為研究方法,而且還成為思想方法,上升為方法論,形成了非常完整而連貫的理論系統。

                         

                        這種“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與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認識論觀念息息相關。這種認識論觀念,乃基于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省思與把握。它認為,要認識現實,就必須深入到歷史中去。要干預現實,必須先找到歷史根據,之后才能實施干預。歷史不僅與現實具有關聯,而且還是現實發生的奧妙所在。因此,講到現實,中國人想到的往往不是現實本身,而是歷史。

                         

                        這種將歷史與現實貫通起來考察、通過歷史干預現實、站在現實高度觀察歷史的認識方法,早在先秦時期便產生了。最著名的例證,便是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通過史書的書寫,達到使現實向善的目的。二千多年里,中國人一直延續著這種最基本的思維模式。晚清民初的史學家夏曾佑說:“萬國人之性情,即其祖宗所經歷之事之見效,若欲使之為性情本無之事,則必不成就。”⑤他不僅用這一思維方式觀察本國,而且以之去范型“萬國”。他認為,今天之所以開花結果,無不緣于古人播撒的種子。所以,他在著名的歷史教科書的《敘》中又說:“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險夷。”⑥教科書第二冊《讀本期歷史之要旨》則說:“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環而相見,各挾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為上下。其為勝為負,豈盡今人之責哉,各食其古人之報而已矣。”⑦這是典型的中華歷史觀念,亦即認為要看明白今天的事情,必須到民族歷史中去找原因。

                         

                        這種歷史觀念,方向感無疑是正確的,但從今天的認識水平來說,還是不夠深刻的。因為,盡管現實狀況的原因存在于歷史之中,但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是表層還是深層,是在某種關系之中,還是在地理條件之中,從孔子到夏曾佑都無法給出科學的解答。這一方向感正確的認識線路,無疑還需要深化。馬克思說:“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⑧夏曾佑等人觸摸到了“外表”,卻沒有“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所謂“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就是探明社會性質。

                         

                        眾所周知,探明社會性質的工作,是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來承擔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沒有像孔子、夏曾佑那樣僅僅停留于對歷史的高度重視,而是深入到了歷史的“深處”。他們認為,僅僅將現實狀況產生的原因歸結于歷史是不夠的,而是要歸結于“社會生活的深處”,然后在闡明“社會生活深處”的基礎與前提下,才能建構歷史的邏輯秩序。歷史的邏輯秩序一旦建構起來,那呈現于人們面前的,就仿佛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歷史意識,只有經過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改造,才能得到提升和深化。將歷史意識深化到社會性質的層面,使得“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它一方面與中國傳統的歷史意識相契合,另一方面表現為革命性的觀念變革。同時,在理論建構上,它又內在地包涵了從具體上升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歷史與邏輯相統一、考察對象的盡量廣泛性與理論表述的抽樣典型性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本質一致。所謂社會形態理論,就是如此生發出來的。每一種社會形態,雖然在邏輯秩序上仿佛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無一不源于對社會性質的深刻把握。

                         

                        民國以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始終沿著這一線路開展研究工作,始終將社會性質作為核心主題予以鉆研,將其作為統領性的方法論予以展開,既是對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繼承與發展,更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必然選擇。

                         

                        闡明社會性質的目的,依然在于干預現實。但是,以“書寫歷史”來干預現實,不等于把書寫者的主觀意圖強加給歷史。恰恰相反,中國傳統史學所推崇的“良史”,其最重要的學術與道德準則,就是“直書其事”,亦即蘭克(Ranke)所謂如實而知(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中國史家相信,只要把歷史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就是對現實最好的干預,也就是促使現實向善的方向發展。這是對歷史的尊重,但不能概括為純客觀主義。正如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所說,甚至從最純粹的藝術觀點來看,除非歷史學家盡最大努力來保持對事實的忠實,否則歷史就不值得稱贊”⑨。從先秦開始,中國史家就一直在盡最大努力來保持對事實的忠實書寫。他們相信,只有忠實于歷史的真實,才能達致現實世界真善美的統一。所以,尊重歷史不是不要價值,尊重歷史的追求本身,就是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在“從社會性質出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那里,全都得到了繼承與弘揚。

                         

                        在“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主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尋求歷史奧秘、揭示歷史秩序與結構、闡明歷史基因組合序列、對歷史做社會學分析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百年來中國史學的頂級著作,無不循此而來。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之所以受推崇,還僅僅是因為觸及這一主題。由于對社會性質的揭示不同,因此在循此方法以求的歷史學家之間,也會形成爭論。正因為爭論,更加深化了對中國歷史的理解與認識。

                         

                        “從社會性質出發”方法擴展開來的過程,便是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完整知識形態的過程。他們既去探尋古代社會性質,又從古代社會性質出發來觀察現實、解答現實問題、預測未來的歷史走向。由于認定這一路徑是最科學的路徑,所以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以及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幾乎毫無例外地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而展開其思想行程與著述歷程。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既是這一路徑拓展與深化的結果,也是下一步繼續拓展與深化的肇因,是連接20年代與40年代的中間環節,也是最關鍵的高潮期。

                         

                        推動“從社會性質出發”方法成為主流的最強大與現實的力量,來自列寧所創建的共產國際。列寧非常關注中國社會性質。列寧對中國社會性質的關注,既指導也影響了世界范圍內的一大批人。列寧認為近代中國屬于半殖民地,但封建宗法關系占很大優勢。列寧這種敏銳觀察一方面成為理論指導,另一方面成為思想資源,引領了國際范圍內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深入探討,從而形成大規模討論。特別是在1924年至1927年國民革命運動失敗的刺激下,先是對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然后延伸到中國古代史領域,形成一批前所未有的深刻著述。由列寧的論斷,一方面形成從社會性質出發”統領下的不同流派,一方面延展到對馬克思東方社會乃至整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理論的鉆研,合流為壓倒性的學術風氣。魏特夫(Karl A.Wittfogel)、梅洛蒂(Umberto Melotti)以及日本學者長野朗的《中國土地制度研究》、早川二郎的《古代社會史》,乃至森谷克己、伊藤藏平、佐野利一、羽仁五郎、伊豆公夫、平野義太郎、相川春喜、秋澤修二等人的論作,雖然出版年代有先后,卻都是這一學術背景與風氣下的產物。他們的觀點當然不同,但采用的基本思路與方法,都是從社會性質出發

                         

                         近代社會性質古代社會性質研究的起點——先有對前者的研究,后有對后者的研究;先有社會性質論戰,后有社會史論戰。因此,從社會性質出發,貫穿了中國通史研究。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是這一方法迅速上升的關鍵。民國時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客觀上呼應、支持了這一方法地位的提升。

                         

                        只有解決好古代社會性質問題,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確定,才能既有歷史根據,又在邏輯上講得通。所以,圍繞古代社會性質所展開的基本問題,也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的基本框架所在。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演變過程與話語邏輯體系,只有從“社會性質”入手,才能順理成章。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熱烈地討論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奴隸制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問題、井田制問題、郡縣與分封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看似紛紜繁雜,實質只有一點,即確證中國古代的社會性質。“社會性質”在史學方法論體系中話語之源的地位,由此彰顯。

                         

                        從社會性質出發,必然重視闡釋歷史上的生產關系。在考察歷史的時候,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向來把生產關系作為考察的核心對象。因為他們認為,歷史最深層的“質”,主要通過生產關系反映出來。

                         

                        當然,以“社會性質”為核心,不意味著非核心內容不重要,不意味著非核心的內容可以一勞永逸地得到徹底解決。本質不能代替現象,主流不能代替支流,不能以一種傾向去遮蔽另一種傾向。但是,從“社會性質”出發突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特質,這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從社會性質出發,從而使得中國史學在整體樣貌上得到系統性改觀,在思想理論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歷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詞匯、修辭與思維方法、論證與表述方式全部改變了。諸如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等,成為歷史學的基本術語。中國歷史具有了邏輯秩序。

                         

                        由于“從社會性質出發”被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采用為最核心的方法,因而占據了史學方法體系的最高位置。它的理論來源,是歷史唯物論。但是,辛亥前的新史學家,已經具有這樣的思考方向。辛亥后,這一思維路徑與中國人祖先崇拜、敬畏先人的宗法傳統、文化血脈、歷史意識相契合,在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思想潮流及信古、疑古、釋古等方法的激蕩下,揚棄而精進、開新,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愈加強化、固化、系統化,最終成為主流。

                         

                        三、怎樣在中國發現歷史

                         

                        不過,從孔夫子到馬克思主義史家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歷史認識路徑與方法,乃至“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根本方法,正在飽受質疑。2013年,美國學者夏偉(Orville Schell)和魯樂漢(John Delury)在共同出版的《富強:中國通往21世紀的長征》(Wealth and Power: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就表達了這種質疑。同年719日《紐約時報》發表的約瑟夫·卡恩(Joseph Kahn)的書評寫道:就算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沒能愈合1842年的心理創傷;那年,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給英國。這次沖突以后,中國四分五裂,先是被歐洲列強瓜分,然后是更具毀滅性的日本入侵。60多年前,中國軍隊趕走日本人,國家重新統一。但中國決心牢記這些傷害,不讓它們被歷史埋沒。”⑩這段話隱含的意思是說,中國已經很富裕了,沒有必要還念念不忘過去的悲慘歷史。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人不忘歷史的自虐性,反映的是小國心態,而非大國心態。他們不理解,中國人為什么總是把歷史與現實緊緊地聯系起來。

                         

                        這種來自現實社會的疑惑與質疑,其實具有廣闊的思想與學術背景。大體說來,進入20世紀以后,西方思想界一改其構建體系的傳統,轉而進入所謂分析的時代,發生了所謂語言學的轉向。語言學轉向進一步演變的結果,便把詩學推到了思想領域的核心位置。在這一學術大潮主導下,用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的話講,便是所謂系統的哲學不吃香了,轉而吃香的是所謂教化(edification)的哲學。所謂系統的哲學,便包括19世紀的歷史學。其基本特征,是以認識論為中心,追求客觀性與合理性,一般被指稱為基礎主義認識論、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而教化哲學卻以懷疑認識論為出發點,懷疑進步和最新論斷,懷疑系統哲學和普遍公度性,認為“全部真理”這個概念本身就荒謬。因此,他們大都贊賞尼采對康德和黑格爾的抨擊,主張以文藝取代科學作為文化的中心,以詩人取代科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家。詩人和文藝創造開始在“哲學”中得到本體論證,哲學乃至歷史學著作被當作虛構的修詞學構造物來對待。(11)

                         

                        受這種思想主潮影響最深的是文藝理論。其基本走向是在“文本分析”領域,先將社會歷史因素乃至作者要素從“文本”中抽離出去,單純對“文本”作內部要素考察,進而迅速地向文學消費與接受的維度發展,形成接受美學。這種抽離社會歷史因素、抽離作者意圖乃至驅離作者要素的文本分析,被中國學者稱之為“強制闡釋”(12)強制闡釋的立場與主張,與中國知人論世”(孟子)的學術傳統嚴重分離并對立。

                         

                        強制闡釋同樣在歷史研究領域表現出來,代表人物便是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it)。由于他排除了對起源、原因、出處、影響與目的等問題的關注對歷史過程的任何目的論或因果關系的觀點持激烈的敵視態度”(13),因而被稱為反歷史的歷史學家。

                         

                         強制闡釋在歷史理論上的典型代表,是波普爾(Karl R.Popper)。從波普爾的立場看,從社會性質出發無疑屬于他所謂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而且應該是最典型的歷史決定論,或者叫做歷史基礎論、歷史本質論。對此,中國學者已經作了很有力的批評。(14)

                         

                        “強制闡釋”對“從社會性質出發”這一歷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挑戰,大體始于20世紀70年代。從這一時期開始,馬克思主義方法在學術研究中不斷受到排擠,乃至發生了轉型性的變化。以日本為例,從1945年到1960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實際上是日本史學界的主導。只有馬克思主義才具有打破以天皇為中心的皇國史觀的力量。古代史的藤間生大,中世史的石母田正,近代史的井上清、遠山茂樹等人,繼承了戰前的講座派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戰后歷史學。”“戰后歷史學是革命的歷史學,也是民主化的歷史學。它通過批判侵略戰爭、天皇制、封建制,展望了建設近代的和民主的日本,最終將實現社會主義。”不過,從1956年到6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日本學界的影響力逐漸降低。(15)正如日本學者池田知久所說,日中兩國有關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大體上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要基于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方法論而展開,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左右開始,日本對馬克思主義的懷疑之風日益高漲,從而開始導入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各式各樣的方法論。其主要特征,是以法國年鑒學派著作為指標,結合新發現或出土的文書、檔案、簡帛、石刻等來推進實證性研究。(16)日本學者岸本美緒在談到她個人的學術經歷時則說,她求學時開始認識到,與其把“封建制”“資本制”這些外在的觀點強加在中國史身上,不如具體考察一下歷史上的中國人到底是怎么想、怎么做的。(17)池田知久描述了整體現象,岸本美緒提供了個體例證。

                         

                        同樣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的思想史研究開始經歷一次意義深遠的變化。思想史家們開始面對一個獨特的問題,即應該在什么程度上接受當地人的風俗習慣。這就是說,社會史對思想史提出了最大挑戰社會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導向看來已經發生”(18)。這種向社會文化史的轉向,不是轉向馬克思主義學派所主張的社會形態或經濟結構史,尤其不是轉向對社會生產關系的分析,而是轉向對社會生活各種條件的描述。而且,在大的理論前提上,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具有假定或暗示原本具有虛假的或令人反感的性質。所以,所謂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社會史挑戰,實際上就是拋棄歷史整體論,走向歷史要素論,以“要素分析”代替“整體分析”。這樣做的極致,當然是走向碎片化。其基本取向,與“新清史”所表現出來的取向完全一致。岸本美緒所表達的情緒,正是“歷史要素”思想。

                         

                        在從“整體”向“要素”轉向的過程中,一般認為,法國年鑒學派發揮了范式般的引領作用。據悉,在20世紀,年鑒學派研究觀念史的方法已經成為主流。而第一代年鑒學派立場的基本特點,就是使每個個人都必須回歸他的時代。這無疑是正確的。正因如此,一些學者很強調年鑒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的一致性。但是,沃勒斯坦講過這樣一句話:年鑒學派提供的世界觀似乎表達了對盎格魯撒克遜思想霸權和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抵制。”(19)這啟發我們去認識,年鑒學派所謂回歸時代,只是回歸歷史現場與要素,卻不包含社會性質。馬克思主義所主張回歸的時代,實質是所有制關系,而年鑒派所強調的時代是指所謂生態—人口學模式,并以此作為歷史研究的獨創性所在。在年鑒學派大師費弗爾看來,“要把這種獨創性先驗地歸納成一個定義是不可能的”。因此,費弗爾必然反對所謂“從唯意志論觀點推斷出所有社會轉化過程的整個思想史研究的傳統”(20)。看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波普爾關于歷史決定論的那些話語。沃勒斯坦啟發我們看到了年鑒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的本質區別,而非一致性。不將這種本質區別揭示出來,就無法通解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對從社會性質出發方法的驅離,何以總是與年鑒學派掛鉤。

                         

                        但是,對“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的驅離,在學術實踐領域,往往會出現難于自圓的漏洞。“新清史”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正如我國一位學者所指出的:“‘新清史’的史學觀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是西方史學理論發展的一種邏輯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意識形態。”(21)在筆者看來,這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西方意識形態,就方法而言,就是驅離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那么,它的結果怎么樣呢?

                         

                        從驅離“從社會性質出發”的立場看,這種方法實則是將一種外來的因素或模式強加給中國歷史。他們認為,與其將一種外部的模式套在中國歷史身上,不如深入到中國歷史內部,看看中國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這種觀點的典型表述,就是柯文(Paul A.Cohen)所概括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或者叫中國中心觀。這種學風,在歐美以及日本漢學界,已經具有主流性。

                         

                        它看上去似乎很不錯!特別是它還高舉著反西方中心論的旗幟。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實際狀況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妙。

                         

                        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前提,是不作任何理論預設,以一種清零的立場和狀態走進中國歷史本身。這樣的前提,顯然首先就是不成立的。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此。關鍵在于,當學者們這樣去做時,必然會不斷地關注中國歷史的多樣性與復雜性,不斷地深入中國歷史內部,因而不斷地分解、分析中國歷史的要素,將歷史切片予以解剖,結果導致對中國歷史整體性的消解。這與其說是在中國發現歷史,毋寧說是淹沒歷史。當人們在中國所發現的不是歷史整體,而只是一個個歷史地域、時段、斷片或要素的時候,或者竟然把這些歷史要素或斷片當作歷史整體的時候,那么,歷史的活體,就只能成為供解剖用的零碎構件了。這樣的研究路徑,與其說消解掉了“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毋寧說由之而映照出波普爾所謂“零碎工程學”的肢解性。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一個重大批評,即在于他們以某種歷史要素肢解與消解了整體歷史。這不能說是“在中國發現歷史”,只能說是“在中國肢解歷史”。其實,中國歷史從來都是內外要素的合體。所謂“沒有外來因素的單純中國史”的提法,不能成立。

                         

                        將外來要素或模式強加給中國,從來無人贊同。就此而言,對“沖擊—回應”模式的批評有其合理性。但是,“沖擊—回應”模式屬于內外要素結合論,只是主導性方面在“外”而不在“內”而已。

                         

                        對“從社會性質出發”方法的驅離,是在堅守中國本位、反對外部強加的旗幟下展開的。所謂“外部強加”的頂層指向,即“五種生產方式”理論。他們認為,五種生產方式來自西歐,非人類社會所普遍經歷,不適用于中國。其實,五種生產方式理論并非僅僅來自歐洲,原始社會理論即通過摩爾根來自墨西哥。而且,即使是西歐,在整體上也并非完整地經歷過五階段。奴隸制主要集中于雅典與羅馬,封建制主要集中于法國部分地區,早期資本主義主要集中于英國。對此,馬克思當然完全清晰。那么,他為什么還要概括出連西歐都不能徹底涵蓋的五形態(發明權并非屬于斯大林)呢?就因為五形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體,是將實際過程中的歷史樣本邏輯化的結果。借韋伯的概念講,乃是理想類型。韋伯筆下的理想類型不具有普遍意義,而馬克思的理想類型卻具有普遍意義。所謂具有普遍意義,是指它具有尺度的典范性或典型性,并不表明各個地方的歷史都實際如此,不然就不成其為理想類型了。源于歷史的典型化序列一旦呈現出來,馬克思說,那就仿佛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許多人不理解這一點,以歷史的多樣性、具體性去消解五形態,因而與馬克思不在同一思維平臺上。

                         

                        因此,單純地“在中國發現歷史”,抑或將外來因素套在中國歷史身上,都不適當。正確的做法,是將“內”與“外”兩個維度結合。“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恰恰是內外因素的結合,而且是最科學的結合。因為結合得科學,所以很容易發現,無論是注重中國內部要素,還是注重中國外部要素,都可以從它那里發現學術淵源。

                         

                        改革開放后,中國學者了解到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的最新看法,其中最早了解到的看法,便是所謂“在中國發現歷史”。1990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以近代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研討會。會上,劉大年以美國學者柯文所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為引線,點評了美國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四派觀點。其中點評到所謂中國中心觀或中國主線論時,指明他們強調中國是具有自身運動能力的實體,中國的近代是中國這個實體的內部結構產生的各種巨大勢力不斷發生作用,不斷為自己選擇方向、開辟前進的道路所形成的。也就是說,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國內部力量所決定的。無疑地這符合于歷史運動的本質”(22)

                         

                        柯文的著作很自然地讓人們想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尚鉞,因為尚鉞是強調“中國內部力量”的一個代表。甚至可以這樣說,尚鉞是中國主線論的先驅。但是,尚鉞又不是單純的絕對的中國主線論者。他說:“我們不否認中國社會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最后必然要歸結到普遍性,即歸結到人類社會一般發展的法則,這是由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所規定的。”(23)歸根到底,他是中外要素結合論者。他說: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在考慮許多有關歷史事變問題時,首先必須學習運用毛主席的兩點論和外因與內因的相互作用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24)在堅守內外兩點論的基本框架內,尚鉞與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家一樣,牢牢把持著“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亦即與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銜接、對歷史發展普遍性的揭示。強調“普遍性”的結果,是容易被指責為以西方的歷史階段或模式套弄中國歷史。對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批評,即從此出。尚鉞被批判為把中國歷史機械地與西方歷史相比附,也由此而來。其實,“教條”“比附”只是研究過程中的問題。作為“原則”,強調“普遍性”“歷史的法則”,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系統中,乃天經地義。強調普遍性,非但不妨礙“在中國發現歷史”,反而恰恰是真正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前提和保證。

                         

                        尚鉞既是中外要素結合論者又被指為強調“中國內部力量”的代表,二者并不矛盾。前者乃是基于對其整體歷史觀的觀察,后者則立足于對其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

                         

                        從柯文的邏輯出發,不能不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就是“在中國發現歷史”。尚鉞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通過研究資本主義萌芽來突出“中國內部力量”,不是“在中國發現歷史”,又是什么呢?對此,柯文顯然非常敏銳地注意到了。他說:“資本主義萌芽作為中國歷史的內部因素,即使在70年代前的西方漢學界,也被注意到了。但是,柯文的敏銳與其說給自己幫了忙,毋寧說給自己添了麻煩。因為,他要點評美國的中國中心觀,卻悄然發現這個中心觀原本在中國就存在著,這顯然是一個起干擾作用的因素。因此,他顯然有意避開了這一起干擾作用的因素,只選取對自己有利的學者(包括中國學者)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并不能確切說明發生了內部變化,原因有二,首先,未能斷定這種變化完全是內部的;其次,至少有些中國經濟史家認為實際上產生的變化不大(他指的是傅筑夫)。這樣,中國學者關于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是否屬于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學術范疇,柯文在游移和含糊中,便回避掉了,但他的傾向又是明顯的,即暗示由于資本主義萌芽至少在中國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和意義,所以他可以不涉及。(25)但是,柯文卻忘記了,即使他的兩條理由與傾向性是成立的,那也不可否認,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追問本身,乃歸屬在“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學術邏輯之內,是無法剔除的。

                         

                        馬克思主義史家本來就始終致力于“在中國發現歷史”,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以后者去抵消“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根本方法,完全不能成立。

                         

                        關于以所謂“中國中心觀”去抵消“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在柯文批評所謂“帝國主義取向”時,有最典型的反映。他認為,帝國主義取向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假設中國歷史本來有一種自然的或正常的發展道路,可是這種道路受到西方(后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擾”(26)。這句話首先是針對毛澤東的,因為毛澤東說過,中國在1840年以前,早已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影響,中國也能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柯文認為,這屬于極端目的論的歷史觀。但他又說:只有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正確理解帝國主義問題。”(27)顯然,這又借用了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思路。

                         

                        總之,真正科學地“在中國發現歷史”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現歷史”,不是由于拋棄了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恰恰在于他們運用了這一方法。而拋棄從社會性質出發的方法的西方漢學家們,他們雖然標榜在中國發現歷史,其實只是在中國肢解歷史。很顯然,只要是“人”的歷史,無論地域、民族、人種,一定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倘若不然,人類的交往就無從談起,目前時興的所謂“全球史”,也就無從寫起。對此,不能理解為是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國歷史身上,而應理解為是從人類全體的統一性與普遍性出發,看一看中國歷史到底是什么樣子,亦即所謂普遍性與多樣性的統一。這樣的研究方法,不是歷史決定論,而是歷史根據論。

                         

                        注釋:

                         

                        詳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②參看胡逢祥《二十世紀初日本近代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學術月刊》1984年第9期。

                         

                        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4-535頁。

                         

                        ④提出二重證據法的《古史新證》,是一組考據成果的匯集,而非史學方法專論。王國維將《尚書》等紙上材料與得于地下的甲骨金文相互對證,表現出深厚的史學功底,但思想并不深奧。

                         

                        ⑤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4頁。

                         

                        ⑥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1冊《敘》,楊琥編:《夏曾佑集》,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9頁。

                         

                        ⑦夏曾佑:《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楊琥編:《夏曾佑集》,第947-948頁。

                         

                        ⑧馬克思:《馬志尼和拿破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頁。

                         

                        []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歷史作為一種藝術》,見張文杰等編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

                         

                        《尋求國家復興貫穿中國近現代史》,《參考消息》2013722日,第12版。

                         

                        (11)[]理查·羅蒂(Richard Rorty)著,李幼蒸譯:《哲學和自然之鏡》,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21316146181注六、:340370376378400頁。

                         

                        (12)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江教授提出的概念。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13)[]馬丁·杰伊(Martin E.Jay):《思想史應該接受語言學轉向嗎?——對哈貝馬斯與伽達默爾之爭的反思》,載(]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蘭(Steven L.Kaplan)主編,王加豐等譯:《現代歐洲思想史——新評價和新視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1頁。

                         

                        (14)參看何兆武《評波普爾和他的〈貧困〉》,附錄于波普爾(Karl R.Popper)《歷史主義貧困論》中譯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5)[]中村政則著,張英莉譯:《日本戰后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3頁。

                         

                        (16)[]池田知久:《主旨》,《第8回日中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論文集,東京,20165月,第1頁。

                         

                        (17)[]岸本美緒:《怎樣的傳統中國經濟秩序模式化?》,《第8回日中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論文集,第164頁。

                         

                        (18)[]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蘭(Steven L.Kaplan)主編,王加豐等譯:《現代歐洲思想史——新評價和新視角》,《前言》。

                         

                        (19)[]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劉琦巖、葉萌芽譯:《反思社會科學——19世紀范式的局限》,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260頁。

                         

                        (20)[]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蘭(Steven L.Kaplan)主編,王加豐等譯:《現代歐洲思想史——新評估和新視角》,第49頁。

                         

                        (21)劉文鵬:《后記》,劉風云、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30頁。

                         

                        (22)劉大年:《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組織處編:《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國》,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0-11頁。

                         

                        (23)《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尚鉞批判》第1輯,1960年,第83頁。

                         

                        (24)尚鉞:《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二三事》,《尚鉞批判》第1輯,第154頁。美國的中國中心觀的信奉者往往否定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而尚鉞在這一問題上曾經飽受質疑。參看童力《尚鉞怎樣看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77日,第1版。

                         

                        (25)[]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94200頁注釋25190頁注釋34

                         

                        (26)[]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4頁。

                         

                        (27)[]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第116頁。

                         

                        作者介紹:李紅巖,196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研究員。

                         

                        信息來源:《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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