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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大年

                        作者:張海鵬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10年12月01日

                         

                        劉大年: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華容縣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戰爭前家境已經衰落。六歲入小學,大部分時間念私塾。1936年肄業于長沙湖南國學專修學校。1938年從家鄉到長沙八路軍辦事處,受到湖南知識青年尊崇的“徐先生”徐特立、老資格共產黨人王凌波指點,8月間到達陜北,進了陜北抗日軍政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畢業。抗大畢業后他被分配在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據地工作。以后長期生活、斗爭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上。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專區行政干部學校教導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冀南行署宣傳科長、教育科長,冀南抗戰學院、政治學校教員,北方大學工學院副主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擔任研究員,兼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并為科學院黨組成員。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那時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年事已高,經領導機關同意,專心于中國通史的寫作,由劉大年主持所務。“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走資派批判,下放勞動。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2年以后,他離開近代史研究所的實際領導崗位。1964年起,劉大年連續當選為第三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是六、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1980年中國史學會重建,他當選為第二、第三屆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北京理工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

                         從小學至湖南國學專修學校肄業,劉大年大半受的是舊式傳統教育。他把所謂“國學”看作根本學問,一意追求,很少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到陜北以后,讀到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原著是《共產黨宣言》。雖然似懂非懂,卻在自己頭腦里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從此,只要是新書,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的、哲學的、外國歷史的,都如饑似渴地去讀。從湖南到陜北的途中,他還提醒自己:“國學”是我們祖宗立國的根本,不可忘記。讀過那些有限的新書以后,仿佛大夢初醒。盲目崇拜孔學的觀念,不知不覺煙消云散了。他從此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和獻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條道路,最現實的就是到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前線去,從事民族解放的斗爭,經受鍛煉和考驗。這是那時許多有覺悟的青年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各方面事業的干材,很多是這一代經受過抗日戰爭烽火洗禮的青年。
                         在抗日根據地里,他一直從事宣傳教育工作,需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同時又在一些院校、訓練班屢次講授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等課程,更需要讀有關的書,特別是讀歷史書。抗日根據地環境艱苦,談不上多少文化設施,但也不是無書可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蘇聯人、日本人講中國社會歷史的書,在少數人手里仍然能夠找到。他就是在那時讀到上面這些著作,并引起對哲學、歷史學的重視的。抗日戰爭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說是他為以后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做準備的八年。
                            抗戰勝利后,劉大年棄戎從學,開始從事學術工作。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八年,劉大年是作為一名戰士,經歷戰火的洗禮與考驗,關注中國的命運的,那么,這時候,他開始嘗試換一個角度,以學者的身份觀察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的命運。劉大年不是一個只坐在書齋里,鉆進象牙之塔里做學問的學者。他像在前線作戰的戰士總是依據戰線的實際而又迫切的需要,選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樣,依據中國社會現實的急切需要以及從中國與世界關系發展的大局出發,提出課題,展開研究。他具有“國學”的良好根底,又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解剖刀,分析歷史資料,研究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他寫出的一些研究論著,受到新興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者重視。
                         劉大年寫的頭一本書是《美國侵華簡史》。1947年,他生病離開工作修養,開始收集中美關系史資料。那時美國在抗日戰爭后期就確定下來了的扶蔣反共政策正在加緊實施,中國人民與美國統治集團的矛盾一天天激化。中美關系的歷史怎樣,很自然地成了人們關心的問題。在解放區,研究這個題目,苦于缺乏原始資料。北方大學校長、歷史學家范文瀾向他提到可以注意兩部書,一部是李鴻章全集,一部是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美國侵華簡史》的有關部分就大量利用了這兩部書的材料。為了收集資料,他經過當時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介紹,訪問了中共黨內國際問題專家王炳南和柯伯年。文稿最后經過在中宣部工作的哲學家艾思奇審閱,認為可以出版。1949年8月,《美國侵華簡史》由華北大學出版,同時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不久經過修改、補充,于1951、1954年,以《美國侵華史》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一、第二版。蘇聯、朝鮮、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相繼出版譯本。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21卷(中國卷)歷史部分刊有記錄。《美國侵華史》的出版適應當時的需要,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這是從革命根據地走出來的學者在觀察、研究中美關系時寫的第一本書,也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出版的第一本有關中美關系的學術著作。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有關中美關系歷史的研究已經大大前進了,但是人們仍然沒有忘記劉大年這本給新中國獻禮的書。對于作者來說,這是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同時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大年出版了《臺灣歷史概述》(與丁銘楠、余繩武合著)、《中國史稿》第四冊(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等三本書。《臺灣歷史概述》可以說是《美國侵華史》的續篇。1950年美國出兵臺灣,派遣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引起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嚴重抗議。《臺灣歷史概述》就是這種形勢在學術界的反映。這本書簡要通俗,出版后,得到過中國科學院學術獎金,70年代曾印行第二版。
                        《中國史稿》第四冊的編寫與歷史學界的百家爭鳴直接相關。郭沫若與范文瀾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他們對于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期看法不同。以前各講各的,到了北京以后,兩人的著作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誰也沒有基本上改變。1954年中國科學院決定新設立兩個研究所,連同原來的近代史所,稱歷史一、二、三所。郭沫若、陳垣、范文瀾分別擔任所長。目的是加強中國歷史學研究,推進百家爭鳴。經過醞釀,郭沫若準備主編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則繼續寫它的《中國通史簡編》。郭編通史后來定名為《中國史稿》,古代部分由歷史一二所合并后的歷史所承擔,分為一、二、三冊,尹達負責組織編寫;近代、現代史分為第四、第五冊,由劉大年、田家英主持編寫。劉大年主持了《中國史稿》第四冊的全部編寫工作,從提出提綱到最后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學者為這本書的編寫,貢獻了心力。
                         以前講中國近代史的書,包括擁有眾多讀者的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一般帶有記事本末的特點,而且內容偏重于政治史。這在當時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進。《中國史稿》第四冊作了改變。依照劉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國80年的歷史,明顯地表現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的三個不同時期。在那幾個時期里,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系、他們的矛盾斗爭各有特點。其中社會經濟狀況、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是結合在一起的,統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只講政治事件,也要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不只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要講出國內各民族在斗爭中與全國的聯系和相互關系。《中國史稿》第四冊這種寫法,就是總結了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華,給中國近代史搭起了一個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當時它是指定的高等學校教材,印數很多。1982年全國近代史專家在承德舉行學術討論會,有的研究者評論說,60年代最有影響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編、實際上是劉大年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這個評論指出了那本書在一段時間里流行的情形。此后,我國高等學校歷史系編寫或者使用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大體上也參照過這個框架。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是一本論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時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問題》。其中《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和《論康熙》三篇論文,引起過國內外的評論和爭論。1963年12月,劉大年參加中國訪日學術代表團,在日本歷史教育工作者協會大阪支部舉行的歡迎會上演講,事后根據日本《歷史地理教育雜志》刊載的講演紀錄稿寫成《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文章中有關于世界歷史發展中心、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等問題的論述。1965年4月,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認為文中說的世界歷史發展中心應該是世界人民革命斗爭的主要潮流所在的地方,講得很對;但對于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提了一個問題:照這么講,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還是沒有什么作用啰?這說明那時史學論著上對剝削階級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和評價存有簡單化偏向。劉大年的論述不免也蒙受其影響。1965年5月,他應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屆歷史學會,提供的論文叫《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受到與會者歡迎。1965年7月《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報》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載,表明論文提出了許多讀者關心的問題。《論康熙》在《歷史研究》發表后,在國內引起反應是很自然的,那時候史學界存在著“左”的偏向,高喊“史學革命”,主張打倒帝王將相,以為劉大年講帝王將相,是想“反潮流”。事隔不久,又在國外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批判。蘇聯《歷史問題》雜志1963年10月號上發表蘇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等人的文章,說那樣評價康熙,“在劉大年以前,中國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提出過”,并認為它所表現出的錯誤傾向是同中國離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協調一致路線有密切關系的。《歷史問題》開了頭,以后蘇聯報刊多次舉出《論康熙》加以批駁。劉大年在《中國近代史問題》一版、再版后記里也都簡要予以回答。一個學術問題的爭論變成了政治性的爭論,它從一個局部、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歷史的曲折。實際上,《論康熙》這篇文章,使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觀察和分析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的歷史,對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觀的評價,至今仍被史學界看作是歷史研究的一篇范文。我國清史專家戴逸教授最近還指出:“《論康熙》這篇文章,一直是我們研究清史的人經常閱讀的。”[①]
                         “文化大革命”以后,劉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二是研究歷史學理論問題。這以后,出版了《赤門談史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冊,主持編寫)、《劉大年史學論文集》、《抗日戰爭時代》以及《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主編)等幾部著作。
                         《赤門談史錄》主要討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列舉經濟基礎、領導革命的社會力量、同盟會綱領、革命的主力軍等四項根據,說明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敘述中分別評價了國外同類著作上的代表性觀點。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海峽兩岸研究者的評價截然不同。此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彼岸學者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這種討論在80年代初引起過廣泛的注意,至今還在進行,可見分歧之大之深。臺灣學者認為,領導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不是資產階級,中國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即或有,也是大貧、小貧,怎麼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呢!《赤門談史錄》在這次爭論前數年,就對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了翔實的論證,卓有見地。《赤門談史錄》是多次講演的結集,講演的聽眾是日本學者。這是因為,1979年,作者由日本東京大學校長向坊隆聘請為東大研究生院特聘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著重講辛亥革命。《赤門談史錄》就是在那個講稿基礎上寫出的。東京大學的校門為江戶時代加賀藩“大名”前田家舊物,朱漆大門,稱為“赤門”,本書命名的寓意在此。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準備擴充篇幅,重新編寫的任務提上日程。近代史部分仍由劉大年主持編寫。他那時從設在河南農村的“干校”回到了北京,還沒有“解放”。由于預計要寫的字數較多,經郭沫若同意,把近代部分獨立出來出版,定名為《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約集丁銘楠、錢宏、樊百川、張振鵾、龍盛運、劉仁達、金宗英等參加編寫。他根據各位作者提供的初稿,從頭加以改寫、定稿。1978年出版第一冊,1984年出版第二、三冊。第一冊付印時郭沫若去世,書上的署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史稿》第四冊樹立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框架,如有的評論者所說,“有骨頭無肉”,《中國近代史稿》大體上采用了那個框架,加上往后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各章節的內容,使某些主要部分的論證更有說服力,史料則大為充實了。每個時期各有總評,成一家之言。第三冊講完了義和團運動,后面尚待繼續編寫。這三冊書出版后,也被定為高等學校教材,印制數量不少。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出版于1987年,講史學理論的文章排在首位,占的篇幅也較多。劉大年認為中國歷史學傳統悠久,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學各有自己的科學成分,有了它們我們才能夠認識以往的歷史。但是歷史學是否以及怎樣成為一門科學,至今仍是一個爭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給歷史學奠定了科學基礎,它并不能代替歷史學理論。探討歷史研究如何成為科學,就是歷史學理論最后要解決的問題。他講歷史學理論的文章不少,大部分收攏在《論文集》里面。這些文章是:《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歷史上的群眾與領袖問題》、《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歷史學理論的建設問題》等。對于歷史學理論的一些關鍵問題他都講了自己的看法。本書出版以后,它還在繼續思考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是:   
                            (一)關于哲學指導思想問題。劉大年指出:科學,無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都離不開一定的指導思想。就像恩格斯說的那樣,不管自然科學家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于他們是愿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愿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有的歷史研究者在對待指導思想問題上,喜歡標榜“無偏無黨,浩然中立”,其實那不過是表示他拒絕某種思想,而選擇另外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歷史研究要成為科學,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指導。這里是指它的思想體系,不是指個別的詞句與某些哪怕是很重要的論點。馬克思主義已經被人們“駁倒”了一千遍,一萬遍。最新的反駁來自于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崩潰之后,一些預言家們站出來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大失敗”、“總危機”,斷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要想講清楚歷史學的哲學指導思想問題,首先要講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唯物史觀。劉大年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簡單說起來,那就是它以人類社會任何共同生活里的基本事實,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為出發點。第一,它找到了人類社會存在和歷史運動的物質存在、物質基礎。人們依賴一定的生產力并結成相應關系進行解決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資料生產,來開始自己對歷史的創造。其它一切創造都起源于和最終依賴于這個創造的存在和繼續。這是認定歷史運動是獨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觀過程的頭一個也是決定性的根據。這個根據是推不倒的,所以歷史唯物論是推不倒的。第二,它指出了社會生活中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是不可分割的以及他們各自的作用和相互關系。人們的社會關系同時表現為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它是一個統一的社會關系客觀體系。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歷史,但人們不能脫離物質生活環境條件,而必須受物質環境條件的約束從事創造。這就是說,人們以前總是從人的思想活動說明歷史是飄浮無根的,只有從所生活的那個物質環境條件來說明歷史,才能落到實處。第三,人們對于在社會生活中多種多樣的活動,以前似乎是不可能加以任何系統化的,現在則被綜合起來,歸結為完全可以從物質上量化查考的社會經濟結構系統了。這就是歸結為物質生產體系結構中不同利益人群,即不同階級可以量化查考的狀況,以及由此而來的不同地位作用上。一定的質必定表現為一定的量,社會物質生活中不能以某種方式量化的事物,就很難確定其質的地位。
                            (二)關于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劉大年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為何物,一向眾說紛紜。或者認為歷史研究不存在一定的客觀對象,或者認為凡過去的一切全部都是研究對象,或者認為歷史上某些事物、某個領域的狀況是研究的對象。以某些事物、某個領域為對象的,又有“人事”說、社會說、結構說、文化說、綜合說、規律說等各種主張。從它們中間選擇一種,或者對所有各種主張兼收并蓄,綜合成為某種新說,都行不通,必須另尋出路。判別歷史研究的對象,首先要找出它的客觀根據。其根據應當是時間上連續性的事物,全面、集中體現出人創造歷史的和客觀實在的事物。依照這個根據,從社會關系及其運動考查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知道,原始社會、私有制時代和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上,而又各有自己的特點的。私有制社會歷史研究對象的本質,就是社會階級、階級矛盾斗爭,它們相互關系的消長變遷,和以此為扭帶的全部社會關系的客觀體系及其運動。
                            (三)關于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對于什么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同樣存在各種各樣的答案,有過無數的爭論和辯難。在私有制社會,生產力與階級矛盾斗爭,其中只有一個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還是兩個都是?如果只能有一個,它是生產力還是階級矛盾斗爭,如果兩個都是,它們的關系到底怎樣?對此我們需要有統一完整的理解。劉大年認為:生產力是最終起作用的,階級矛盾斗爭是直接起作用的。它們的關系不是一個排斥一個,一個代替一個。它們緊密相聯結,又各立門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發展,決定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在私有制歷史上,這種變化和發展,是通過階級矛盾與對抗,通過階級間的斗爭來實現的。因此,說階級矛盾、斗爭推動歷史前進,是對問題的直接回答。這種觀點不同于“歷史是由個人創造的”那種空洞的觀點,而是指出了個人活動是由一定社會關系、環境決定的,它會使人認識到社會歷史過程,最終也是自然歷史過程。
                         (四)歷史發展規律問題。歷史之所以成為一門科學,最后在于它是有規律可尋的。找不出規律的認識,就不能以科學相矜夸。以前人們有時拿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規律、社會經濟規律來說明歷史運動。它們或者失于寬泛,或者失于狹窄。我們認定了社會階級、它們間相互關系的消長變遷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我們就知道了它們運動演變的規律也就是歷史前進的規律。規律要從事物的重復性表現出來。物質生產過程,產品交換分配,同一經濟形態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不同范圍不同形式的社會階級、階級矛盾斗爭,一種社會制度代替另一種社會制度等等,論現象背后的本質,無不處在重復中。例如中國近代史中的帝國主義、封建階級、人民大眾的狀況,每一次重大事變、社會變動的過程,就是它們間的斗爭、它們的性格、相互關系重復表演與發展的過程。社會歷史中的重復性就是常規性、規律性。與自然界的事物不同,歷史運動規律要通過有思想意志的人的活動、斗爭來實現。歷史運動方向并不隨著權力人物的意志愿望改變,這說明人們的意志只有在與重復性所表現出的客觀規律性相適合才能起作用。寫得比較好的近代史的書,就是寫出了這種運動規律的書。
                         劉大年認為:歷史唯心論與歷史唯物論,面對的社會現象相同。由于立腳點相反,對事物、事件的看法處處分歧對立。唯心主義看到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但無法抓住本質的事務。因此,它的科學成分,只能停留在個體的、現象上的描述、分析,對于整個社會關系內在的聯系,他們的演變,不得不出于臆想和猜測。先天的弱點,使那種研究不能真正成為現代科學。唯心論否認歷史運動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有時也講規律,但并非指對社會關系內在聯系的認識,不過表示研究者的主觀任意性。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確認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社會階級、階級矛盾斗爭以及由此構成的社會關系客觀體系及其運動,事情就截然不同了。它找到了歷史研究如何成為科學的前提。
                        這就是劉大年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述,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的思考。在劉大年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近代社會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存在的產物。資本主義這個人類歷史上的特殊階段沒有走完它的行程,馬克思主義這個偉大的認識科學,就依然是人們認識社會、認識社會歷史走向的科學思想體系。”[②]我們說,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變的,只有變是不變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產物。這個階段正在蛻變中。研究對象的暫時性,決定了科學本身的暫時性。馬克思主義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部分有一天是要過時的,但那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消滅以后。
                         劉大年是在抗日戰爭的洪流中成長起來的。在他的晚年,他又把他的研究興趣同抗日戰爭的歷史研究自然地聯系了起來。
                         1982年,在我們的鄰國日本發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日本文部省規定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公然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教科書的作者家永三郎教授起而抗議,同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打起了官司。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國、東南亞各國以及世界輿論的關注,也引起了劉大年的嚴重關注。這個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戰士不能不把歷史研究的眼光逐漸轉移到抗日戰爭這一段歷史上來。這一年,他第一次發表有關抗日戰爭歷史的文章。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發表《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劉大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就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性質問題上的倒退做了義正詞嚴的發言,曾吸引國內外視聽。日本報紙迅速轉載這個發言,蘇聯、法國、美國報紙、通訊社紛紛發表評論,譴責日本當局的行徑。此后幾年里,劉大年撰寫了好多篇有關抗日戰爭史的論文。1996年,他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題名《抗日戰爭時代》。同時,他還用相當多的精力,組織并主持編寫了《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這本學術著作。該書在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訂再版。
                         抗日戰爭的歷史,國內學術界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劉大年認為,“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整部中國歷史一樣必須成為科學的客觀研究的對象。我們必須把抗日戰爭的研究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提高它的科學性。……對于敘述歷史,我們主張客觀的歷史是怎么樣,寫出來的歷史也必須是怎么樣。”[③] 這就要求,在研究抗日戰爭歷史時,一是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二必須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際上,有的研究者在人物評論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勝過看重客觀事實。有的史實評論中,看局部多,看全局少。顧慮把共產黨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顧慮把國民黨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也有之。問題爭論、討論中不乏停留在表面的,沒有解決的遠遠多余解決了的問題。按照胡喬木的說法,“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還有許多不夠深刻的地方”[④]。這些問題中,有兩個特別重要,這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用問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問題。
                         劉大年認為,弄清這些問題,要認識抗日戰爭時期歷史的特別復雜性。抗日戰爭時期的對日戰爭,首先是民族戰爭,同時也是人民戰爭;其間交叉著錯綜復雜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階級矛盾;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又是一場與國內民主革命相結合、相伴隨的戰爭。既有正面戰場,又有敵后戰場;既有國民黨對正面戰場的領導,又有共產黨對敵后戰場的領導。只有依據歷史事實,看到抗日戰爭歷史的復雜性,具體分析具體問題,才有可能把抗日戰爭歷史研究中認識不夠深刻的地方,進一步弄清楚。由此出發,劉大年對于抗日戰爭歷史,有如下觀點:
                         (一)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手中。抗日戰爭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戰。抗戰期間,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反共,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的角度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同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是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這個基本條件所發生的作用,貫穿在抗戰的全過程里。如果沒有這個基本條件,全民族抗戰是否能實現,或者一時實現了,能否堅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國是否能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就要打一個大問號。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發展這個基本條件的極大重要性,更加應該得到客觀的、全面的理解。因此,抗日戰爭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是國民黨、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爭取得來的。
                         (二)兩個戰場的存在是決定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抗日戰爭的特異之處是蔣介石政權控制的正面戰場與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解放區戰場并存。它們在戰略上互相依托、互相配合,與強大的敵人角勝。兩個戰場是互存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缺了一個,抗日戰爭的勝利都是難以想象的。有正面戰場的堅持,又有敵后戰場的強大存在,才有戰爭勝利的結局。兩個戰場的存在來自于國共合作,來自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戰爭中日軍由勝利推進轉向失敗,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力量朝相反的方向運動這種復雜的過程,是從兩個戰場上開始和完成的。兩個戰場在戰爭中的不同表現,直接影響著全國的政治局勢。因此,兩個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客觀地表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要看輕國民黨的作用,更不要看輕共產黨的作用。
                         (三)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并存。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是由抗戰前兩個敵對政治實體的關系嬗變而來的。說國民黨、蔣政權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掌握著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際國內承認的統一政權,它指揮200萬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它雖然積極反共,在抗日問題上嚴重動搖,但到底把抗日堅持下來了。說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堅持了抗日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擔負著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它們所處的地位不同,能夠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樣,也不表現為某種平衡,而又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抗日戰爭這個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暫時的。雙方這種都是全局性的領導作用,不是由于它們存在某種形式的共同領導或與之相反的分開領導來實現的,它們的領導作用是在又統一、又矛盾斗爭中來實現的。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斗爭的過程中,國共力量的消長發生著變化,總的趨勢,是人民的力量、共產黨的力量逐漸增強,并且歷史性地改變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這是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的最終的說明。
                         (四)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全局勝利。這個勝利,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航向。抗日戰爭中,軍事上和國內政治關系上同時并存著兩個過程、兩種演變:一個是日本的力量由強變弱,由軍事勝利到最后的徹底失敗;另一個是國內兩大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前一個演變關系到中國亡不亡國、民族能否獨立的問題,后一個演變關系今后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中國能否打開通向近代化前途的問題。
                            以上可以看出,這些看法,可以說是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次思想總結,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看法,較之以前一些簡單的說法,顯得具有科學性了,更加實事求是了,更加符合歷史真相了。這是一個八路軍老戰士,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在他晚年的學術生涯中所達到的一個新的境界。
                            劉大年的歷史學研究,有著非常明顯的特點。除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外,他還非常注意歷史研究與現實的關系,非常注意追蹤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進步伐。
                            在歷史學理論的研究中,劉大年曾提出歷史與現實的關系進行討論。他認為,講過去的事,回答現在的問題,瞻望未來,是歷史科學的基本特點,也是它與文學、經濟學研究中結合現實需要所不同的地方。他說: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一誕生,就明白宣告了自己負擔的迥然有異于封建階級、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嶄新使命。它把過去與現在、未來的聯系,完全不是看作外部的偶然的聯系,而是看作內在歷史運動客觀規律的聯系。他認為,從今天來說,從社會主義事業出發,古今中外的歷史都需要研究。今天的現實生活要求歷史解答的問題,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務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從宏觀角度看,現實的研究任務是:第一,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客觀過程,揭示中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長遠前途,仍然是中國歷史科學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務。第二,中國今天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各方面的知識。認識中國全部文明史,就是認識我們的先民是怎樣對待、改造他們所處的環境、改造世界的,從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來服務于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第三,必須通過一個國家的具體歷史的研究,找出與其他國家的共同點與不同點。我們今天需要從全世界歷史的廣度,從發達國家現代化的高度,進一步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把我們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科學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上來。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應當認真開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其間有順利發展,也有重大曲折。順利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唯一合乎“國情”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重大曲折,并沒有證明這個制度不具有強大生命力,只是證明它需要改革。歷史的長河看不到盡頭,社會生活中的改變、革新也就不會有盡頭。總之,劉大年認為,一門中國近現代史,一門歷史學理論,是歷史學里面與現實關系密切的領域。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這兩個門類上。為什么研究歷史,由此可以見出他的志趣所在。
                         劉大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研究課題的選擇上,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的運用上,是開放的、進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故步自封的。在歷史學理論和中國近代史研究上,他經常關注著國內外研究的進展。在他的論文中,經常引證國外某些著名學者的論點,描述國外研究的狀況。他隨時閱讀國外報道,為了論證或者便于自己闡述某種觀點,經常引用國外著名政治家、學者或者重要報章社論的最新見解,以及經濟發展數字。前些年,有的青年學者引用國外的所謂“三論”,來駁斥他的觀點,他也作文回答,用很專業的術語描述國外自然科學最新發展的情景來為自己辯護。在討論中國近代史發展主線的時候,他在《中國史稿》、《中國近代史稿》以及有關論文中,有很鮮明的觀點。但是,他并沒有停止在這種思考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界有人主張用近代化的觀點從新改寫中國近代史。這不失為一種應當思考的主張。1990年,劉大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建所40周年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就中國近代化的道路與世界的關系提出論文,指出:“適應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指出,“近代中國沒有實現西方那樣的近代化,但它憑自己的力量打開了走進近代化世界的大門”[⑤]此后,他又進一步指出:在110年的中國近代史期間,“明顯地多了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少了一個民族獨立;多了一個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封建統治,少了一個社會工業化、近代化。因此,中國近代史上的基本問題是兩個,第一,民族獨立問題,第二,社會工業化、近代化問題。”至于這兩個基本問題之間是什么關系,劉大年認為:“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后,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⑥]民族獨立和近代化問題,兩者的內容雖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
                        劉大年認為: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矛盾現象:在民族遭受壓迫和民族工業出現上存在著雖不相等確是明顯的兩個走向、兩條路線。一條是急劇的下降線,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不斷加深,中國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國的險境。一條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線,上一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近代工業出現,本世紀初短暫地顯現出一個小小的浪潮,直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民族工業也仍多少保持增長傾向。就是伴隨著民族工業的產生,中國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出現了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近代知識分子。其中,工人階級是近代工業的生產勞動者,最富于革命性、創造性,民族資產階級、近代知識分子也各有特色。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各自憑著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最大多數、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才構成了爭取民族獨立的最后支柱。了解了這些新生的社會力量與民族工業直接間接的關聯,了解了中國近代史上民族壓迫與近代工業同時存在的下降與上升兩條線、兩個走向的矛盾運動,也就可以對中國近代歷史有更完整、更豐富、更深刻的認識了。
                        中國的現代化要走什么道路來實現?劉大年把它論述中國近代史的觀點貫穿下來,反復講,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現代化,是歷史的選擇。對于社會主義,它以前受傳統束縛,在討論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他認為現在中國是在社會主義的黎明。他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有兩重意思,一是起點不高,二是前程遠大。這好比從黑夜到白晝,必須經過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兩重意思,一是還處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過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歸結到一點:中國社會主義是在黎明,世界社會主義是在黎明。”[⑦]“黎明”是一種文學形象的說法,它講了眼前,也講了未來,可以認為是有科學性的形象說法。這里也指出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又很長的路要走。
                         新中國誕生后,中國歷史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劉大年在這時與學術界的接觸多起來。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設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中宣部提名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尹達等11人組成。毛澤東批準了那個名單,并指定陳伯達為委員會主任。在委員會里,劉大年比大多數人都年輕,屬于晚輩后學。委員會活動很少,有些工作是通過科學院去做的。劉大年因為擔任中國科學院學術秘書(負責聯系哲學社會科學),又在近代史所工作,有責任協助郭沫若院長,擔負起有關的組織事務性事情。組織科學院研究人員思想改造工作,籌備成立歷史一、二所(如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上海顧頡剛調來歷史二所分別擔任副所長、研究員,都是劉大年經手的。中山大學歷史系陳寅恪教授與中國科學院和《歷史研究》雜志的聯系也經由劉大年之手),籌備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遴選學部委員,制訂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等,他是始終參予者或日常事務的主持者。1958年范文瀾經上面批準,集中時間寫書,劉大年實際主持近代史所的工作。他回憶說,長時期在科學院工作,有很多機會向學術界前輩和同志學習,深受教益。但政治運動、行政工作又往往把做為研究員擔任的科學研究變成了業余,計劃經常不能實現。他的感受是:研究學問和從事革命事業中的任何其他工作一樣,要取得相當成績,環境當然有關,關鍵在人的追求、奮斗。環境影響人,人克服困難,在改造環境中前進。
                         劉大年與我國老一輩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有密切聯系。他與我國史學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有很多工作關系。他經常對后學談到“五老”的風范。當1987年“五老”中的最后一位侯外老去世時,他曾經滿懷感情地回憶并評價“五老”對創建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功績。他說,他們那一代人為推動時代前進,付出了辛勤勞動,他們做完了時代交給的答卷。但那些答卷也只代表過去的時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必須跟上時代步伐,不斷發展前進。以往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表現了巨大生命力,“那么,現在和今后,按照新的條件,堅持這種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就是常青的。”[⑧]劉大年還與我國老一輩的自然科學家有密切聯系。1946年他擔任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工學院首任負責人,組建工學院,接觸一些自然科學家。他以后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同許多自然科學家交往。他與竺可楨、楊鐘健、梁思成、貝時璋、華羅庚、錢三強等自然科學家都有很好的工作關系和個人關系。數學家華羅庚和被稱為“西醫先驅”的北京協和醫院張孝騫老大夫去世后,他都寫過悼念文章。
                         劉大年在對外學術交流中也非常活躍。他從1953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到最近一次(1998年11月)訪問日本,有許多次出國進行學術訪問和政治性訪問的機會,到過許多國家。1983年,在他的推動下,中國史學會加入國際史學會。1985年,他率中國歷史學家代表團出席有4000人參加的第十六屆世界歷史科學大會,并在開幕式上講話,表示中國史學家將與各國同仁一道,為繁榮國際歷史科學而努力。按照慣例,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開幕式除了東道國的賀詞外,就是國際史學會秘書長的工作報告,特別安排劉大年講話,使中國史學家獲得了榮譽。[⑨]大會開幕式后,德國總統魏茨澤克舉辦招待會,邀請三十余位學者出席,中國代表團團長劉大年和代表團顧問季羨林應邀出席。當德國總統與劉大年交談時,蘇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教授主動代為翻譯。齊赫文院士是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家,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四十年來,劉大年與齊赫文之間有過許多的學術交流、爭論,彼此參加過在各自國家召開的各種學術討論會。近代史研究所與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遠東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學術交流關系,與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有很大關系。1992年,齊赫文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我的一生與中國》,記錄了他從30-90年代與中國的交往。書的末尾,一一列舉對他有過幫助的老師、教授的名字,說“是他們培養了我對中國及其勤勞的人民,對中國豐富的文化和悠久歷史懷有深深的敬意”,同時又說:“我還想在本書結束的時候,向我在生活道路上遇到的中國學者郭沫若、侯外廬、曹靖華、吳晗、劉大年、胡繩以及其他許多中國朋友深表謝意,是他們幫助我理解和正確評價我的鄰國—中國的豐富文化遺產,促進了蘇中兩國人民之間相互理解和友誼的發展。”[⑩]
                         劉大年還與德國著名學者、老一代漢學家貝喜發教授、日本著名學者、詩人吉川幸次郎、井上清教授等,建立了學術交流關系。國外這些知名學者都成了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中國十年內亂結束,1978年,吉川寫給劉大年的詩上說:“今聞日月重開朗,蓬矢桑弧興味除”[11],是祝賀,也是贊揚。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井上清研究日本近代史、日本帝國主義史,著作富有科學性,鐵骨錚錚。1960年井上清應劉大年邀請,訪問近代史研究所,從這時候開始,劉大年與井上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此后學術交流、思想交流,從未間斷。1990年,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井上清專程前來祝賀,他對劉大年表示:近代史研究所是他學術活動的第二個“家”。前面提到過的劉大年1979年東京大學的講學,那時的主持者是東京大學田中正俊教授。1986年,已經是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的田中正俊寫了一本小書,題為《戰爭·科學·人》。這本書,以他自己21歲被作為“學徒兵”驅趕上戰場的親身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他在序言里說:“謹以本書獻給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英勇戰士,我們的老師劉大年先生。”[12]短短一句話,不僅表明了作者追求真理的可貴品格,也代表了日本正直學者對中國學者,對劉大年--一位八路軍出身的歷史學家的尊重之情。
                                                                     1998年11月28日草于東廠胡同一號
                                                                                     1999年3月19日定稿
                         
                         
                         
                        劉大年著述目錄
                        一、自撰
                        美國侵華史 華北大學1949年版,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4年再版
                        臺灣歷史概述(與丁名楠、余繩武合著) 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版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 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時改名《中國近代史問題》
                        赤門談史錄—論辛亥革命的性質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戰爭時代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二、主撰
                        中國史稿,第四冊 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版
                        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 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國近代史稿,第二、三冊 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三、主編
                        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孫中山書信手跡選 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中日學者對談錄—盧溝橋事變50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北京出版社1990年
                        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 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7年再版
                         
                        作者小傳:
                        張海鵬,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漢川縣,1964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學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1964年進入近代史所,在劉大年領導下工作。1975年底開始協助劉大年從事《中國近代史稿》的編撰工作。1990年協助劉大年組織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的工作。


                           
                         [①] 戴逸:《劉大年同志與中國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劉大年:《歷史學的變遷》,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③] 劉大年:《照唯物論思考》,《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引自《抗日戰爭時代》,第142頁。
                         [④] 胡喬木:《致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大會的信——代發刊辭》,《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
                         [⑤] 劉大年:《中國近代化與世界的關系》,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組織處編《走向近代世界的 中國》,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13頁。
                         [⑥]劉大年:《抗日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問題》,載《抗日戰爭時代》,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25130頁。
                         [⑦] 劉大年:《鄧小平理論與社會主義黎明》,《人民日報》,19971010
                         [⑧] 劉大年:《侯外廬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歷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⑨] 張椿年:《中國史學界的驕傲》,《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⑩] 齊赫文:《我的一生與中國》,陳之驊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21頁。
                         [11] 引自劉大年:《赤門談史錄》,第135頁。
                         [12] 田中正俊:《戰爭·科學·人》,韓一德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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